康熙表面上虽说自己心闲气定，其实这次再废太子依旧是“心思用尽，容颜清减”，他的麻烦不是因为胤礽被废，而是胤礽被废后留下的储位真空，又让各皇子们彼此争夺不休，使得他在晚年时，不得不耗费大量的精力去处理这个他最终未能完成的任务。
胤礽刚废几个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便提出立太子乃是国本，请求从阿哥里面册立一个。康熙对此早已是筋疲力尽，他敷衍说：“建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康熙的意思是，立太子要慎重，没有合适的人，立了反而不好，就像胤礽两立两废，最后让人失望之极。何况，现在皇子们都已分封，立了太子，其他皇子不服，反会引起争端。
康熙又说，本朝原本没有立储的惯例，即使不立太子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还举例说：“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也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者，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
康熙不想很快再立太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要是立了八阿哥胤禩以外的人，大臣们不会服气，而康熙对胤禩并不认同。由此，康熙晚年打定主意，仿照先祖不再立太子。
但是，储位虚悬，就像鱼悬梁上，众多的猫咪怎能不动心？就拿胤礽来说，虽然他已成了政治僵尸，但还不甘心，仍旧试图东山再起。就连康熙，似乎也有悔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会试时出题为“放太甲于桐宫”，“太甲”者，商朝之太子，因为无道而被伊尹放置于桐宫，三年改过后迎还复立。当时很多人揣测，康熙是不是要让胤礽再次复立了？
估计胤礽也动了心。康熙五十四年（1815年），准噶尔部众骚扰哈密，朝廷将派兵征讨。胤礽得知后，便想利用这个机会逃离圈禁。他趁医生来给自己福晋看病的机会，用矾水写信（矾水要放在水里才能看出字迹）给正红旗的都统，让他想办法保奏自己为大将军出征。不料医生出去时被查出，这就是所谓的“矾书案”。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翰林院有个叫朱天保的检讨上了道奏折，请求复立太子胤礽。朱天保在奏折里说：“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罢尽奸佞，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看后，冷笑一声，让人把朱天保叫来，劈头就问：“二阿哥仁孝，你怎么知道？”朱天保一愣，支支吾吾地说不上来，不得已，只好说是自己父亲刑部侍郎朱都讷和岳父戴保指使。康熙冷笑道：“问你两句就答不上来，谅你这个无知稚子也没那本事。”
随后，康熙便下令逮捕朱都讷和戴保。一个月后，此案审结，康熙颁旨说：“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抗奏，又出卖其父亲、岳父，可谓是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
政治就是赌博，就是杀人，朱天保这次倒了血霉，不但自己完蛋，还把自己家的全部家当都输光了。据说，在朱天保处死时，康熙特命朱都讷前往观刑。由此看来，康熙在废太子后，也开始变得残忍，而且残忍得有点中邪之像。
康熙六十年（1719年），是康熙登基一甲子的大庆之年，大学士王掞等人乘机向康熙密陈设立太子的重要性，但遭到康熙的严厉斥责。王掞的先祖王锡爵曾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首辅，当年反对册立神宗宠妃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并力奏册立神宗的长子朱常洛而获得很高的声誉，王掞对此也一直引以为荣。这次，王掞出马，意在效法祖先力争“国本”（立太子乃是国本），没想被康熙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尔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不过借此邀荣，凶顽愚昧，一无所知，不顾身命宗族，干犯叛逆之罪而行。王掞以其祖王锡爵在明神宗时力奏建储之事为荣，常夸耀于人，实在不知羞耻！王锡爵请明神宗立泰昌为太子，泰昌在位未及两月而亡，致天启即位，魏忠贤擅权，天下大乱，而明遂亡。亡国之贼，王锡爵不能辞其罪！王锡爵已灭明朝，王掞以朕为神宗，意欲摇动清朝。如此奸贼，朕隐而不发可乎？朕并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也没有办法！朕御极六十年，庆贺典礼不是没有理由举行，因深知此等事，所以坚辞不受。朕衰老，心中愤懑，你们虚情假意请行庆典，朕难道会买你们的账吗？”
康熙最后冷笑道：“既然你们一口一声地说自己为国为君，好，现在西北用兵，正是用人之际，你们就去那里效力吧！”结果王掞等人功没建成，反被康熙发往军前效力。幸好当时是大庆之年，康熙不想杀人，免得冲了喜气。王掞此时已经七十七岁了，待罪于宫门之外，在石阶上铺纸写检讨书。当时正处早春时节，天气寒冷，王掞只能用唾液研墨书写。康熙最后看他可怜，命他的儿子代往，其他十二人均被罚往军营效力。
被大臣们逼急了，康熙也只好承认，“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以往”，但他又辩解道：“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后来，康熙还信誓旦旦地对大臣们保证，说：“朕百年之后，必定会选一个坚固可托的人，与你们作主，必令你们心悦诚服，断不至于令你们赔累。”
康熙的大概意思是，储位之事，我心里已经有数，你们不要再聒噪了！
老皇帝都这么说了，大臣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