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由得提醒他，别人对他可能不是真心的赞美和关注。高明却反问我：“那总比没有要好吧？”
我终于可以确定，高明女性化的打扮根本不是异装恋。他只是想寻求别人的关注和肯定，他太害怕孤独了。而他在病室里乱管闲事，也是希望能为病友们做些事情，最好能被大家夸上一句“这孩子是有用的”。然而他现在得罪了所有的病友，又跌回到不被人关注的生活里，这让他难受极了。
他说两年前也有过类似孤单的感受：“当时心情特别不好，整天躺在床上，脑子像生锈了一样。”自己甚至想过去死，但是没有去实施，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年左右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
我不由得心疼起了高明，知道他这是经历了一个抑郁发作的自然病程，就是有些人产生了抑郁症状，但是没有去治疗，慢慢自愈了，这个过程一般会用时半年。但这个过程很痛苦，有些人熬不过去，可能就会自杀。然而高明的父母带他来诊断时，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他们只说孩子突然就变得不乖了。我觉得高明很可能是独自熬过那半年的。
后来我回到病室，跟老郭说出了真相，老郭这才明白，原来高明是担心他血糖升高，才用这种错误的方法阻止他添饭。而老郭也慢慢了解了高明的过去：这孩子因为没被好好爱过，所以不知道怎么去爱。
结果，我竟然在这个中年丧子、身患抑郁症的男人的眼里看到了一点泪光。
没几天，我发现老郭居然和高明和好了，而且这两个人的关系可以称得上“如胶似漆”。
高明曾颤抖着声音问过我：“我爸妈什么时候来看我？我零花钱快花完了，我想吃火腿肠，他们有零食也不分我，抽烟也没我的份。”那时候，高明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家人确实没有过来看望过一次。而病友们的零食都是家属来探视的时候带的，关系不错的病友间会互相分着吃，偶尔也会有人带进病房一包烟，但这些统统没有高明的份。
结果第二天高明就两眼闪着光问我：“是不是住到三个月就可以出院了？”
我告诉他一般情况下是这样，不过我有些疑惑，他是怎么知道的。高明说是老郭告诉他的，而且还保证一定会好好配合：“老郭说好好配合就可以很快出院。”
这是我第一次从高明身上看到孩子般单纯的喜悦，而不是那种躁动的狂喜。我试探着问高明怎么和老郭和好了，高明没有回答，却说老郭知道病人该怎么表现才能早出院。
这是个好现象。病区的患者每天待在一起，接触多了彼此会有认同感，这份认同感有时候比医生的话还能起作用。
“我跟你妈妈通过电话了，她很快就会来看你，帮你带些零食。”我说。
“好的，老郭昨天给了我些零食，我一口气吃了四个沙琪玛，还喝了一包奶。”高明一脸期待的样子。
这以后，老郭的身边总有高明的身影。曾经当过兵的老郭，现在就像一个长官，身后跟着高明这个大头兵。老郭帮护士测病人体重的时候，高明就在一旁报数。他最后一个测体重，摸着自己凸起来的小肚子笑呵呵地说自己吃胖了。
老郭每天早起都会把被子叠成四四方方、棱角分明的“豆腐块”，这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高明看到了，就要老郭教他叠被子。他出了一头汗，把自己的被子叠成了“豆腐渣”，但还是比之前有进步。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高明似乎在用新的方式去对别人好。
有一次一个新病人呕吐了，高明弓着腰，拿着卫生纸给病人擦嘴和衣服，胃液很快浸湿卫生纸渗到了高明手上，但高明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嫌弃和不耐烦。
那个瞬间我在高明身上看到了一些变化。他身上的某些东西，很像老郭讲起小儿子时提到的那些美好品质：能干、懂事、吃苦耐劳。
有一天，我和高明聊起老郭，他自言自语地说：“老郭说了，男子汉要有担当，要乐于助人，团结病友，互助互爱。”
他之所以愿意成为老郭的跟班，并且干那么多累活，是因为看到了老郭在病房里的地位——被人尊重，大家就连买东西都愿意相信他。而高明也想成为老郭那样的人。
高明边说边抠着自己的指甲，那些颜色妖艳的指甲油快要掉光了，最后显露出来的是一个正常男孩的健康甲色。
老郭的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刚来的时候情绪很低落，跟我聊起自杀去世的小儿子时，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他最在意的是小儿子出意外时自己在外地，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过去是我一直找他聊天，讲起自杀的儿子，他总觉得这是“家事”，不是很愿意和我说，直到和高明相处了个把月，他第一次跟我主动提起，自己出院要到小儿子自杀的地方看一看。
虽然说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嘴唇都在颤抖，但我理解老郭，理解他以这样的形式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人要让心里的大火烧尽，等最后一簇火苗熄灭，那些梦魇才不会死灰复燃。我想，或许是高明的出现，让他在当下的生活里看到了小儿子的影子。他总算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好好消化这件事。
当我们聊起高明时，他反而劝我要更有耐心。因为高明是第一次住院，什么都不懂，还因为脾气被大家排斥，实际上只要对这孩子好一点，他都会知恩图报。
老郭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家人一次也没来看过他，这孩子其实挺懂事的。”老郭的意思很清楚，他觉得高明的家人做得不够好，而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和高明父亲第一次见面时，他曾这样说：“初中的时候开始调皮捣蛋，打一顿只能管三天，现在比那时候更不像话，打一顿一分钟都管不了。”这话我一直记得。高明后来才模棱两可地告诉我，他爸其实是“混社会”的，谁见了都怕的那种。
但高明现在越来越听话了。我想可能是因为老郭，比他自己的父亲更像一位父亲。
病房里的病人也开始接纳高明了，甚至还带他一起抽烟。有一次查房，我在他身上闻到了烟味，高明不好意思地承认了这件事。我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让他把烟都存起来，存满一个薄荷糖盒子时，我就让他给家人打电话。当然，如果他不这么做我也会让他打电话的，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没有再从他身上闻到过烟味，二十多天后他居然真的给了我满满一盒烟。
高明住院一个多月后，母亲终于来探视了。我建议她少拿一些零食，多带些水果和牛奶，但她还是带了一箱火腿肠过来。一箱四十多根火腿肠，三天就被高明吃光了。一开始他还笑嘻嘻说吃得过瘾，然后就开始上吐下泻。
高明住院期间，他母亲一共过来探视过三次，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激素药”。她发现高明状态变好了太多，甚至长胖了，于是怀疑我们在给他吃激素。我解释说，高明现在口服的一种抗精神病药物有增加食欲的副作用，但她仍然半信半疑。我就问她，是否觉得高明精神头好些了，她回答是，但紧接着又把话题转移到了高明的药里是否有激素这件事上。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家属。她可能不会相信，生病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科学管理生活习惯，被人关爱，健康状态必然会慢慢变好，哪怕这里是精神病区。
我一再跟她解释，这里每天的饭菜营养合理，护士和其他病友经常怕他吃不好，问他要不要加菜。住院之前高明每天上网不回家，整天没人管饭，那时候营养肯定是跟不上的。
但我的解释没能说服她，直到出院的时候，她还在固执地问我：“你是不是用激素药了？”
而高明的父亲从没有来看过高明。我偶尔会问高明，爸爸对他怎么样，管得严不严。高明回答得结结巴巴的，说爸爸对自己挺好的，但是具体哪里好，他也答不上来。
高明的情况越来越好，住院时光慢慢临近尾声。我减少了高明口服药的用量，准备再观察几天就安排他出院。
有一天查房的时候，我发现高明把自己的黄头发剪掉了，剃了个圆寸。我突然想起很早以前我曾劝过他剪头发，当时他拒绝的理由是电视上那些帅的人都留他这样的头发，所以之后他仍然留着那一头“非主流”的黄发。
“你不是和护士长说要扎小辫子吗，怎么把头发剃了？”我一时之间还有些难以适应。
“老郭说了，真正的帅不仅仅是看外表，还要看一个人的内心，我觉得我剃圆寸也很帅。”高明揉搓着自己的脑袋，看上去很满意的样子。
我也摸了摸他手感不错的新发型：“现在‘三观’很正确啊。”
高明疑惑地看着我，问我什么是“三观”。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我解释道。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明重复了一遍，说自己记住了。
我问高明还着不着急出院，他说不着急了，这里什么都好，我就故意逗他，让他再住一个月。
“不不不，我还是很想他们，想早点回家。”高明紧张地往后退了两步。
我问他出院后的打算，高明告诉我，他出院之后想学汽修：“老郭是修大轮船的，咱们这儿也没有船，那我就学修汽车吧。”
我从高明的眼神里看到了17岁孩子该有的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尽管还不是那么明朗。
高明出院那天，是他妈妈一个人来接的他。高明换上妈妈带来的衬衣。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像他来的时候那样把他往病房门口引去，只不过这一次是反方向的。
离开病区前，高明去活动室找老郭告别。“老郭，我要回家了，我妈来接我了！”高明站在活动室门口喊道。
老郭从板凳上慢悠悠地站起来，往活动室门口走来：“快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别再回来了。”
高明帮助过的病友，也在窗边默默看着他。高明跟大家道别，还说以后上班挣钱了，要买好多零食回来看大家。老郭一个劲地摆手示意让高明快点走。
我打开病区大门，叮嘱高明要记得保持联系。其实精神科疾病的复发率很高，我特别担心他回到家，种种原因又会导致病情恶化。
高明慢慢走远了，但他又回头瞥了一眼玻璃门内的病区，看到老郭仍然站在走廊上。
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和这个男孩接触了三个月了，他第一次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正值盛夏，当时刺眼的阳光，现在已经变得很柔和了。
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放宽了心。因为一个人只要经历过美好的日子，即便接下来的旅程充满艰难，他自己也会慢慢变成一个散发着光和热的小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