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盛夏，小希靠着病房的床头坐着，条纹病号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瘦弱的身体把脑袋衬得很大。1.65米的个子，体重只有30公斤，肋骨被皮肤紧紧包裹着，一根根清晰可见，如同一具骷髅。他的头发很长，前面遮住了眼睛，看不清样貌，后面的头发更是支棱了起来，神似《七龙珠》里的孙悟空。
同事向他介绍我，说我是管病房的医生，小希一动没动，也没有说一句话，我只是隐约地感觉到他的眼睛透过头发的缝隙向我快速地瞟了一下。
我接过小希的病历资料，翻开后整个人都愣住了。当时，我心里想的不是他该怎么活下去，而是他到现在居然还能活着！因为他的病因几乎无解。他们一家辗转数家医院求医，却始终没有一家医院诊断清楚病因，小希只能靠一直服用大量的抗结核药，甚至是激素来减缓病情。一年以来，他经历了几次暴瘦，已经快20岁的青年，第一眼看上去就像个得了佝偻病的少儿，而且最近一个月又开始高热不退，这显然不是个好兆头。
看到小希的肺部ct片时，我彻底绝望了：他的左右两片肺叶布满了小结节，这些病变在一点点啃噬着他的肺，撕咬出密密麻麻的孔洞。尤其是左肺，几乎被掏空了三分之一，好似一张血盆大口，正在冲着我狞笑。
我只看了一眼，就想起南方暴雨过后挤挤挨挨重叠在一起，在地板上铺满了的水蚁。
这究竟是什么病？
跟呼吸科有关的疾病，肺肯定都有一些问题，大部分病症我都知道原因，哪怕暂时不了解，只要病情比较温和，也可以慢慢查。小希病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正在急速恶化，我们却查不清楚原因。
我只能用“邪恶”这种字眼来形容他的病症。
我尴尬地站在病床前，就像刑警面对一个惨烈的犯罪现场，却不知道凶手是谁，甚至隐约感觉到凶手就在附近，可就是不知该如何追凶。实在没有头绪，我只能拿起随身携带的记录本，在小希的名字前面画了一个五角星。
希望这个不清不楚的病症，不要成为我新的噩梦。
因为病情过于棘手，我打算先和小希的父母聊一聊。
病房里静悄悄的，只有小希一家三口人，没有人说话。早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小桌子上摆着一人份的晚饭，很丰盛，但几乎没动过，看起来已经凉透了。小希靠在床头，父母坐在床尾的凳子上，看到我进来后赶忙站了起来。
小希一声不吭，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决定吓唬他一下：“要是你不吃饭，就只能下胃管了，从鼻子插进去，一直插到胃里，每天灌营养液。”
母亲心疼地小声说：“娃总说喉咙疼，吃不下。”
我一听觉得不对劲，连忙打开手机的电筒探照小希的喉咙，即使没有压舌板，也能看到他的嗓子已经烂得血肉模糊了。病菌先是啃噬肺部，现在又腐蚀了喉咙。
“疼吗？”我问。他点点头，没能说出话来。
我招呼小希的父母来到办公室，表示情况非常不乐观，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打算。小希的母亲已经开始掉眼泪了：“孩子还这么年轻，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他！”相比之下，父亲显得很平静，显然，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个医生跟他说过这番话了。他表示费用不是问题，即便不够也可以再借，并且很准确地提出了关键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我告诉他们，目前父母能做的就是让小希先吃得下饭，实在不行也得喝营养粉，其他的交给医生来负责。
其实，医生这边的情况也不乐观。外院给小希做了所有能做的检查，最大的嫌疑就是结核病，而小希正在服用的五种药物全都是抗结核药，病情却依然没有半点好转。
如果不对症，药就变成了毒。抗结核药的副作用很大，尤其影响食欲，再加上喉咙溃烂，所以小希现在进食已经成了问题。无奈的是我这边也毫无头绪，无论怎么翻看病历，也找不到一点线索，看来我必须找人帮忙了。
我拿着他那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ct片，到处给同科室的同事看，请他们给点看法。结果大家看见ct片上那两片被啃噬的肺叶，全都倒吸一口凉气。医生群里本来还有人在分享不常见的ct，探讨病情，可当小希的ct一亮出来，所有人都沉默了。
求助无望，我只好扩大求助的圈子，把目光投射到了本科室以外的地方，这时候我想起了医院里的一个“特种部门”——检验科。
作为一名呼吸科的医生，检验科是我最常打交道的科室，里面有个专攻病菌的“微生物组”，该组医生的一张报告单往往就能给予病人活下来的希望。
检验科微生物组是官方全称，我们自己人都称呼那里为“细菌室”。如果把病菌比喻成致人死亡的罪犯，把医生比喻成追凶的刑警，那么细菌室的医生则像是勾勒嫌疑人体貌特征的画像师：根据病状的蛛丝马迹，“描摹”出致命病菌的真面目。
但我知道，找到检验科只是第一步，能否与其中的一位医生取得联系还很难说，而那位医生或许能把小希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
早在我入职那年，医院就流传着一句话：“细菌室找王澎。”我想找的那位医生正是王澎老师。她既不是科室主任，也不是大牌教授，只是细菌室的一位普通的主管技师，但在这家高手云集的医院，她却拥有属于自己的称号——“微生物神探”。
以前我只是在各种传说里听到过王澎老师的事迹，除此之外她的名字还经常出现在成捆的化验报告单上。这次刚从小希身上提取到肺泡灌洗液，我就连忙让人送去检验科，请他们务必交给王澎老师。
本想亲自去请教一下，结果那天太忙，等我想起来这件事的时候早就过了下班时间。我打算离开，但转念一想，还是抱着一丝侥幸，万一还有人呢？
我来到门诊楼，坐急诊电梯上到七层，走向最里面的房间。检验科设置在不被注意的偏僻角落，门口一片昏暗，只有屋子里面的远处还亮着灯。我惊喜地发现这里还没有锁门。
我敲了敲玻璃门，灯光下一个圆脸、皮肤白净，看着就很亲切的女老师抬起了头。运气好到难以置信，我认出她就是王澎老师，于是赶快迎上去说明来意。
王老师放开显微镜，起身抱来一大盒玻片，那是小希的标本涂片。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说的第一句话竟是：“这个病人，非常有意思。”
她怀疑小希得了一种很罕见的感染病，但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需要问我一些关于小希的问题，我使劲点了点头。
“小伙子有艾滋病吗？”
“没有。”
“确定吗？这个很重要。”
我很有把握地说：“非常确定，一入院就查过了，除非处在窗口期，不然肯定能检测出来。以防万一，我可以给他复查一下。”
王老师紧接着又问了很多问题，比如病人在哪里生活，平时的工作、生活习惯如何，免疫功能正常与否，皮肤有无破溃，等等。
我很满意自己能够对答如流，但接下来的问题一下子把我问蒙了：“病人吃过竹鼠吗？”
我连什么是竹鼠都不知道，更搞不清楚吃竹鼠和感染有什么关系，但王澎老师告诉我，必须搞清楚这一点。
我表示回去马上确认，又想到小希现在紧迫的情况，决定向王老师“卖惨”。我说：“这个小伙子太年轻了，病情又重，已经快要被药物的副作用拖垮了，需要尽快得出结论。”
王老师给了我一个令人心安的笑容：“放心吧，很快的。”
往回走的路上我禁不住思考艾滋病、吃竹鼠究竟会是什么特殊的感染源。
第二天查完房，我给王澎老师带去了结果：小希虽然在以“敢吃”闻名的省份打工，却从没吃过竹鼠。王老师说自己要查阅一下文献，再做个花费不菲的二代测序。我抓住了这句话里的重点，问什么时候检验科也开展二代测序了，王老师表示并没有：“我是准备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来做，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突然有些不好意思，检验科的医生大概是医院里最不被关注的一群人，经费有限，而且王老师并不是什么大牌专家，经费应该也不宽裕，这次竟然还拿出一部分来给小希额外做检验，我心里十分过意不去。但小希不断恶化的情况也同样让我不安，如果再得不到检验结果，他只怕真的要扛不住了。
后来我知道，王老师这边已经对小希的病症有所猜测，只是她猜想的结果太罕见，不能第一时间下结论，直到我第三次来到检验科，王老师总算交了一些底：“如果是那种病，没有艾滋病的病人里，小希就是第九个病患，之前的八个几乎都是我诊断的。”
她细细跟我讲解之前的病例，可我听得越多，越是毛骨悚然。她曾经诊断的那八个人里面有多达五个人的骨头被啃噬，两个人皮肤上“长毛”，最严重的一个人甚至大脑里都开始“发霉”。
被显微镜、玻片、材料所包围的王老师，脸上带着一种探索奥秘时的痴迷神情，掰着手指头如数家珍，一一念出了当年那八个人的名字，并叮嘱我：“记下这些名字，你可以去查一下病历资料。”
后来我调出档案，看到了一个名叫“悠悠”的女孩的资料。她和小希的情况最相似，同样年轻，同样在被不断吞噬的命运里挣扎。
看完悠悠的资料我彻底清醒了，这种神秘的病症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
虽然已经时隔八年，但仅凭着病案室保留的文字资料，我就能想象得到多年前发生在悠悠身上的那场残酷的战役。
当年，这个病情怪异的小女孩惊动了整个医院的顶尖力量。她总共住过七次院，且数次都享受到了全院顶级专家的关心和会诊，没有人不对她的病症感到好奇。
悠悠和小希一样，19岁那年开始发热，原本以为不是什么大病，没想到却严重了起来，最后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家乡。父母带着她辗转各处求医，直到五年后来到我们医院时仍然没有诊断清楚，只怀疑是肺结核。
她的病症和小希的相似：发热，肺被撕咬出洞。但她比小希更不幸，病变还啃噬了她的皮肤，以及全身多处的骨头。五年时间里，她用了很多抗结核药、激素，却始终无法阻挡疾病的脚步。暴瘦了30多斤的悠悠怀着最后一线希望，比小希早八年住进了我们医院的普通内科。
诊疗过程异常艰难，医生提取了她的肺、皮肤、淋巴结的样本，甚至腰椎的一块骨头，却仍然没有诊断出结果。最终，我们只能安排“内科大查房”——全院专家集体会诊。
这是我们医院的悠久传统，只要有需要，各个科室的专家都会聚到一起出谋划策。每个主治医生管病房的半年期间，只有一次内科大查房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非常宝贵，通常只留给最棘手的病人。
悠悠就享受到了这种顶级待遇。普通内科、放射科、感染科、呼吸科、骨科、血液科、皮肤科、病理科、免疫科的专家齐聚一堂，讨论了很久，最终却仍然没有明确的结论。因为悠悠之前吃过两年多的抗结核药，有一定效果，大部分专家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结核不除外。
关于结核有个笑话：会议上教授们在讨论一个疑难病例，有人在角落里偷偷打瞌睡，突然间被点名叫起来发言时，哪怕对病情一无所知，只要气定神闲地说一句“结核不能除外”，就没有专家敢反驳——结核很难被查出来，更难被排除。
来到全国最好的医院，却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悠悠和父母非常沮丧，只能再次开始抗结核治疗，但这次却比以往的效果都好，不发热了，肺里的空洞也缩小了，悠悠高兴地出了院。
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疾病以更加凌厉的方式卷土重来。悠悠不仅再次开始发高热，而且后腰上长出来一个肿包，还越来越鼓。她再次回来住院时，肿包已经长到了半个手掌大小，摸上去还有波动，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想要从皮肤里面涌出来。
然而，从鼓包里抽出来的脓液却让所有人陷入困惑：这么多脓液真的是结核菌吗？还是其他更可怕的病菌呢？而且通过检查发现，悠悠不仅后腰上鼓起了脓包，臀部甚至脊柱旁边，也都蓄积着脓液。
管病房的主治医生越发疑惑，全身这么多脓，举全院专家之力查证，怎么就找不到病菌呢？
这次来帮忙的专家里又多了一个身影，那就是检验科微生物组的王澎。她把悠悠一年前的标本全部重新看了一遍，确实没有找到任何病菌，但她坚信这个女孩确实感染上了某种“狡猾”的病菌，只是因为这种病菌太罕见，所以迟迟没有什么线索。
王老师认为，以往采样完毕，要依靠外勤送到检验科，待整理好一批标本后，再接种到培养基上，在这个一环又一环的复杂过程中，有些病菌可能就提前死去了，导致无法检测到。
所以那一天她亲自来到病床旁边，对悠悠皮肤上的大脓包进行采样后，立刻进行了接种，不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这样找到病菌的概率会高很多。
幸运的是，这一次病菌果然没能逃脱。它们在悠悠的身体里猖狂肆虐了六年之久，如今终于被牢牢囚禁在了培养皿里。病菌神秘的面纱已经被揭下了，王老师发现，这竟然是一种罕见的真菌——马尔尼菲蓝状菌。
可能每个人对真菌都不陌生。梅雨季节墙角的霉斑、饭菜腐烂后长出的绿毛，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真菌。但正是因为它如此贴近我们的生活，当它出现在身体里时，才会显得异常恐怖。
马尔尼菲蓝状菌很特殊，大部分被感染的人都是自身抵抗力极差的艾滋病患者。它平时隐藏在土壤里，还有竹鼠身上，伺机进入人体，随后在血肉里蔓延，逐渐侵蚀全身，皮肤、内脏、大脑、骨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食物。
第二次内科大查房，主治医生又把宝贵的机会留给了悠悠。这一次王澎老师也参加了，当时大家多有争执，但她一直坚定地认为悠悠的病情和马尔尼菲蓝状菌脱不了关系。
专家们反复斟酌，为悠悠制定了最快速且安全有效的救命方案：骨科医生进行手术清创，先把肉眼可见的敌人消灭掉，接着减少抗结核药的使用剂量，主要使用抗真菌的药物。
王澎老师还特意叮嘱临床医生：“这种真菌实在太狡猾，它最大的法宝就是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