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icu护士站就像一座白色的孤岛，没有急救的时候，这里的病区和病区外的走廊常常陷入一种沉寂。这是唯一需要经过层层阻隔才能进入的病房，但每个人的生死都可能会和它有关。
第一道阻隔是一扇自动门，所有人都必须按响门铃和病房内的人通话，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入。第二道阻隔是隔离区的换衣间，家属要按照要求换上隔离衣，才能进入病房大门。第三道阻隔是病房地面上病床区域的黄色标线，上面整齐划一地写着：家属止步。
病人和家属每天见面的时间是以分钟计算的。更多的时候，他们要依靠护士在中间传话。不少病人害怕icu，怕自己“活着进来，躺着出去”。
还有一些情况是重症病人不知道的，一旦迈进了这扇门，命就不属于自己了，而是属于自己的委托人。委托人通常是家属。按照规定，医生的每一次操作、治疗都需要有反馈对象。昏迷、危重的患者无法为自己签字，医院会把患者治疗的权力交给患者家属。
当患者进入icu时，我会拿着一摞文件交给家属签字。签署完毕，我会走进“孤岛”，把一只小黄鸭放到患者手中。小黄鸭是那种一捏就叫的发声玩具，它是我们科室的传统，也是这里表达喜怒哀乐，甚至生死选择的呼叫器。
刚进这家医院的时候，护理部主任就问我：“你想选哪个科室？”我说随便，因为除了儿科，我对其他科室都不太了解。她接着问：“儿科和icu怎么样？”
我没有马上回答她的话。其实，我挺喜欢儿科里的小朋友，但我怕遭打。在儿科实习的时候，我打针的机会很少，大部分是旁观。孩子的血管又小又脆，非常容易破，给他们打针不容易。有次带教护士照例给一个小孩输液，打头皮。刚打进去，娃娃的脑袋上就肿了一个包。小孩的爸爸是个矮胖的年轻人，一巴掌就糊了过来，把打针护士的帽子都拍掉了：“妈卖批！会不会打针哦！娃儿哭得楞个造孽！日妈哟！”他们一家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把我们围起来骂“妈卖批”。带教护士捡起帽子，没有哭，护士长匆匆赶过来先安抚家属，然后亲自给那个孩子打针。因为只是打掉了帽子，他们最后连句道歉也没有。我站在一边，从此就对儿科打针有了心理阴影。
于是，我说想去icu，护理部主任劝我：“icu的要求高……icu的护士长想招农村出来的，因为吃得了苦。”
“我就是农村出来的。”我骄傲地说。
后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晓得，先问“要不要去儿科和icu”是护理部主任的常用套路，因为护士们都不大愿意去这两个科室。
icu压力大，一个小小的失误人就没了。所以这里的护士要对内、外、妇、儿科的知识全面了解，急救知识要丰富，心理承受能力也要强。还有一个基础能力也很重要——得不怕脏。我们要给不能动的病人抠脚、弄屎弄尿，好几个新来的小护士就是受不了才走的。
刚进icu的时候，这里的老护士叫我做好心理准备，“活多钱少”。我不信，觉得是护士长在考验我们。
第一次见到杨霖时，我还在普外科轮转学习。那天下午5点多，我到科室准备换工作服上班，听到病房里嘈杂的声音：“快点准备抢救，36床呼吸困难，通知icu，准备插管和呼吸机！”
我换好衣服出来，就看到医生护士和几个家属推着一张病床往电梯口奔去。病床上躺坐着一个约莫40岁的男人，穿着没系扣子的病号服，张大嘴巴不停喘气。他捂着胸口，靠在枕头上不断地摇脑袋，满脸是汗，看起来像马上就要窒息了。当时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icu的同事们有得忙了。
几天后，我来到了icu。上班第一天，就看到2床有位病人的手被束缚在床栏上，白色的被子搭着，床边放了大大小小5个输液泵，监护仪断续传来“嘟嘟”声。他用上了呼吸机，身上尿管、胃管、深静脉置管一个都不落，胸口还插着四根胸腔闭式引流管。直到夜班护士和我交班时，我才记起这就是前几天被抢救的中年男人。
杨霖被诊断为自发性气胸。因为肺大疱破裂导致胸膜腔里装满了气，压迫到肺，呼吸困难。夜班护士带着一脸倦容跟我交班：“他现在是嗜睡状态，血氧饱和度不是很好，要加强吸痰。血压也不好，注意升压药不能断。胸腔闭式引流管也很多，一定要观察有没有气泡溢出。有时会有点烦躁，想要拔管，要注意约束好……”
在交代完病情和诸多注意事项后，夜班护士放低了声音，对我眨眨眼：“家属要求挺多的，要注意多沟通。”
我心领神会地笑了笑。在icu这种特殊科室里，患者病情危重，家属又不能时刻陪伴。家属们对护士的要求多我早就习以为常。听到同事嘱咐，我还是留了个心眼，想先跟躺在病床上的杨霖搞好关系。
来到病床前，我大声叫他：“杨霖，听得见我讲话吗？”
他眼皮动了动，张大嘴巴想回应我，但他嘴里插了管子，没法发声。
“你不用讲话，我问你问题，你点头或者摇头就行。”
他点点头，动了动手指。
“我是你今天的责任护士小徐，现在我们给你翻个身。”
我和同事麻利地给他翻完身，整理好了所有的管道。我拉着绑在他手上的约束带，把床栏上吊着的小黄鸭递到他手里。很多患者都插着管不能讲话，我们就在每个床栏上系个小黄鸭，充当呼叫器。其他科室的护士来我们这儿轮转时，都夸小黄鸭“很科学”。
“你有什么需要，就捏这个小黄鸭叫我，想说什么可以写在这边的写字板上。你身上的管子很重要，怕你不小心拔掉，我们要把你的手套起，你不要害怕哦。”
在icu，患者有的昏迷，有的清醒，其中，杨霖这种浑身插满管子，意识还清醒的患者是最让我们护士头疼的。因为身体上的疼痛和不适会让人的行为不受控制。病人千方百计企图拔管的事并不稀奇。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icu通常的做法是，拿出“尺寸合适”的约束带把患者绑在床上。
杨霖缓缓睁开了眼睛，试探地捏了两下小黄鸭，又努力地想要把双手抬起来，但由于被我拉住了约束带，抬手失败了。他再次挣扎着想要把手抬起来，此时，我已经把约束带绑在了床栏上。
我安抚他：“叔叔，你的手我们还不能给你解开，你要听话哦，不然管子掉了有可能就没命了。”
杨霖摇摇头，整个人都开始扭动起来，想要挣脱约束带的束缚。因为动静太大，心电监护仪也开始“嘟嘟嘟”地报警。想到同事说他家属要求多，他又不配合，我有点生气，大声呵斥他：“你在干啥子嘛，板啥子板，等下命都板脱了。”
他没有听我的，还是在尽最大的力气挣扎着。无奈，我只好解开他的一只手，想看他到底要干吗。谁知道约束带一解开，他就立马抬起手伸向嘴边，准备去扯气管插管。我连忙按住了：“王医生，来看一下2床，现在很烦躁，想要拔管，心率140了。”
王医生匆匆从另一个床赶过来，看了看他身上的管道，又看了看监护仪，大声地说：“杨霖，你不要板！嘴巴里的管子是救命的，没有这个管子你都没法呼吸了。你板起心率又快，你人只会更累，要听招呼撒。”
杨霖好像完全屏蔽了我们的话，依然自顾自地扭动着身体。他力气很大，我双手扯着约束带都感觉有点拉不住了。
“哎，把镇静剂调大一点。”王医生皱起眉头对我说。
镇静药物起了作用，杨霖的力气越来越小，最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手也垂在床上。为了防止他再次烦躁扯管子，我用约束带把他的双手套在床栏上系了个死结。然后才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
icu的病人是送进来救命的，所以，护士们的工作既“高级”又“基础”，琐碎又规律。我们要负责患者从早到晚，从治疗到生活的全部。按时给病人翻身，防止出现压疮；翻完身后要准备配药输液，推着各种仪器依次为他们治疗；每小时甚至每二十分钟要记录患者的生命体征情况，记录每小时的小便量；到了饭点，还要挨个解决他们的饮食。这都是常规的工作，遇到紧急抢救的，我们还要给病人做心肺复苏，做电除颤，要不间断地配置各种药物。在这么多要做的事情面前，除了约束和镇静，我们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来防止患者拔管了。
到了中午探视的时间，我终于见到了同事口中“要求多”的家属。
她是杨霖的妻子，看起来很疲惫，眉头快拧成了一个结。隔离衣我还没给她系好，她就急急忙忙地跑到床边，拉着杨霖的手，严厉地质问我：“为啥子把他的手套得楞个紧？”
“叔叔他太烦躁了，想拔管，没得办法就只有套紧点。”我赶忙解释。
“那他啥子时候能拔管啊？住了这么多天，一点好转都没有！你们是不是在认真地治哦？”他妻子板着一张脸，嗓门更大了。
“你稍等一下，我让主管医生给你说。”作为护士，我其实并没有权力回答她有关病人病情的问题。
“拔管时间我们不能给你保证，他现在还很危重，短时间肯定是不能转出去的。我们在尽全力治疗，他的病不是一两天的事情。”王医生过来回复她。看到医生的表情严肃，杨霖的妻子扭过头去。
我小心翼翼地提醒她：“家属，叔叔的纸巾和护理垫用完了，明天探视的时候带点来哈。”
我的提醒好像是有点不合时宜，但如果这个时候不说，她走了就没机会了。
“又用完了，用得这么快，他躺在床上一天，哪里用得到这么多纸？你们是不是把他的给别人用了哦！”她瞪着眼睛望着我。
这是意料之中的回复，我也没好气地回她：“我们每个病人家属都会买，不会用你家的。”
“你们啥子医院哦，住个院，天天让买这个买那个，好像这些东西不要钱一样。”
我没回她，转过背对着王医生瘪了瘪嘴，走到了另一张病床边。王医生过去跟她讲了几句，她还是板着一张脸，但火气明显没有之前那么大了。没有病人和家属会傻到得罪医生，而护士就常常被拿来撒气。
上主班的护士黎姐拿了几张费用清单过来，递到她面前：“杨霖的家属，这是他昨天一整天的费用情况，你们账上只有几十块钱了，麻烦去缴下费。”
拿着费用清单，杨霖的妻子刚平息一点的怒火又被点燃了：“缴好多嘛，一天哪里来的这么多钱缴哦，你们像是抢钱的样！”
黎姐是老护士，对这种家属，她从来都不客气：“先缴5000嘛，他的费用一项一项都是清楚写在这里的，你有疑问可以来问我，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
杨霖的妻子看了看黎姐，又看了看清单，压低了声音对杨霖说：“住一天这么贵，哪里有这么多钱哦！钱倒是要得多，效果也没看到，你要快点好起来，我们早点出院，在这里哪个受得了哦……”说到后面，她的声音有点哽咽了。杨霖睁开眼睛盯着她，摇了摇头。
我和黎姐都非常吃惊。在icu，一般家属无论家里有没有条件，基本都会跟病人说“钱不是问题”，以此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这个时候在病人面前哭哭啼啼，强调没钱，只会让病人觉得自己躺在icu就是个大累赘。没有人会愿意成为家里的累赘。
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上班都刚好分管到杨霖。他的气管插管换成了气管切开，呼吸机还是没有脱掉，生命体征稍平稳了一些，能很好地用小黄鸭和写字板和我们交流了。
嘴巴里少了气管插管，杨霖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很多。他渐渐地配合我们了，手上的约束带也取掉了。只是每次给他输液或者治疗的时候，他都会问我：“这个要多少钱？”我不想增加他的心理负担，每次都找借口搪塞过去。
杨霖是好相处的人，可他妻子每次来还是会“挑刺”。她说我们：“胡子没给他刮干净”“被子没盖好”“纸巾用得太快”……因为他妻子，主任要求我们对杨霖特别关注。但除此之外，我对他要更关注一些，可能是因为杨霖的年纪——看到他，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我爸爸。
刚开始，他一按小黄鸭我就递给他写字板。看他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写：“胸口闷痛”“水”“呼吸不过来了”等等。在很多次尝试以后，我开始能凭他的一些小动作来理解他的意思。
他指一下胸口，我就知道他胸口痛，然后去查看他胸腔里的管道是否通畅；他指一下嘴巴，我就知道他要喝水；他指一下气管切口管道，我就知道他要吸痰。后来，就连他妻子来的时候，都是我夹在中间当传声筒。
“叔叔的意思是他肚子胀，不想吃东西。”
“叔叔问女儿怎么没来。”
“叔叔说他胸口闷，喘气很累。”
我和杨霖慢慢熟络，我发现这个40多岁的男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他晚上基本不睡觉，也不让我们关灯，一旦睡着，身体会无意识地蜷缩在一起，如果护士消失在他的视线范围内，他会一直用小黄鸭呼叫，直到我们出现。
他也没什么大事，但每次帮他做完这些事，他都会在写字板上一笔一画地写“谢谢”。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看到他写出“讠”的时候，就跟他讲：“不用谢不用谢，不用写了，我知道了。”可杨霖还是要坚持把“谢谢”写完，然后指指写字板，又指指我，再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
杨霖越来越配合我们，可他妻子的耐心不够了。她找王医生谈话，被我无意中听到了。
“还有没有希望康复啊？我们真的已经支持不下去了。”他妻子带着哭腔说。
“这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事情，他现在感染得比较严重，胸腔里面都是脓液，我们已经在调整抗生素了。”
“这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们这里真的太贵了，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啊。”杨霖的妻子吸了吸鼻子。
王医生也很无奈：“能理解你们，但确实没得办法，没有费用的话，我们也拿不到药给他用啊。”
“如果出院的话，他是不是肯定没希望了？”女人完全哭了出来。
“他现在连呼吸机都脱不了，出院的话风险肯定很大了。”王医生避开了“死”这个字。
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完了，家属可能要放弃了。在icu，这种看不到头、需要高昂费用的治疗，很多家属会治疗一段时间后选择放弃，避免家里人财两空。我有点不甘心，又有点难过，因为杨霖很想活。
现在，他自己盯着监护仪，一发现有异常值，不舒服，就马上呼叫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多等的样子。他还经常问我外面的天气，表示“想争取回家过年”。可现在，他妻子好像撑不下去了。我再回去看躺在床上的杨霖，就愈发觉得可怜。这个人自己都不知道，生命会在哪一天终止。
某一天的探视，杨霖的妻子依旧对他絮絮叨叨，我在旁边没再吱声。突然，杨霖的心率上升到每分钟150多次，开始满头大汗，喘粗气，胸腔闭式引流瓶里的气泡也没有了。他妻子顿时慌了神，结结巴巴地喊：“快点，快点，医生快来看一下，杨霖啊，你啷个了嘛！”我连忙拉好床帘，把她邀到门口：“家属配合一下，我们马上处理。”
普外科的主任刚好在，他一边检查一边对我们说：“胸腔引流管又堵了，气出不来了，准备胸腔穿刺包吧，换根管子。”
我和同事一边重复着医生下达的医嘱，一边快速冲到治疗室准备用物。医生们缓缓拔出那根胸引管的时候，杨霖“嘶”了一声，咬着牙喘气。
“这老是换管子也不是个办法，要找到他胸腔里面这么多脓性的液体是哪里来的，整干净才行。”
“杨霖，我们要给你重新安个管子，给你把这些脓液都引出来。会有点痛，你忍一忍哈。”王医生一边跟他解释，一边示意我开始用麻醉剂。杨霖点点头，用手捏了捏小黄鸭。
上了镇静剂，他很快就睡着了。医生们开始用负压吸引胸腔里面的液体。可能实在是太痛了，杨霖开始皱起了眉，额头上的汗涌出来，小黄鸭被他的手捏变了形，也不松开。我赶忙按住他的手：“杨霖，你要坚持哈，有点痛，马上就好了。”说完我给他擦了汗，又按医嘱给他加了麻醉剂。
主任们想了一个又一个办法，前前后后差不多弄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把积液引得差不多，又成功地把胸引管安上了。我在一边整理用过的器械，一边想：这一操作估计又得不少钱，他妻子可能真的要放弃了。
第二天，到了探视时间。杨霖的妻子、女儿、女婿都来了，还抱了个小女孩。在我们反复强调小朋友最好不要进入icu之后，他们破天荒地没有纠缠。
杨霖的女儿抱着小朋友在窗户外面不断冲杨霖招手：“外公外公，你好吗？我们来看你啦！”小朋友看起来三四岁的样子，梳着两条马尾辫，圆圆的脸上透着好奇。我走到窗边逗她：“小朋友，给外公说加油哦！”小女孩瞪大眼睛看我，怯怯地把头埋进了她妈妈的颈窝里。杨霖就坐在病房的床上，看着他的外孙女，眼里止不住地笑。
一家子都来齐了，我觉得他们今天肯定是来摊牌的。就在这时候，护士黎姐走过去，把费用清单交给家属。我心想，完了，昨天用了那么多钱，她估计更受不了了。
没想到，杨霖的妻子接过费用清单不仅没有奓毛，还给我们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我和黎姐对视了一眼——这是她第一次跟我们道谢。
杨霖的妻子一边给杨霖按摩手脚，一边说：“这些医生、护士也不容易，昨天你楞个恼火，我看到都害怕，他们处理及时，你今天就好多了。你也要对他们态度好点哈，都不容易，生了病也没得法，要配合他们。”杨霖点点头，他随后在写字板上写了什么，我也没看见。只听到他妻子说：“是是是，我晓得，这些你不担心。娃儿们都好，你顾好你个人。”
“钱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有钱。你放轻松，医生说你现在慢慢地好转，莫担心钱。”
“争取今年回家过年哈，我们都等你回家。”
探视时间到了，杨霖的妻子离开去找王医生谈话。我抑制不住好奇心，也跟在医生身后。她眼睛红红的，像下定了很大的决心：“医生，我们想了哈，不管怎么样都不放弃。昨天看到他这个样子，我就觉得要是他走了，我们这个家也就垮了。”
“钱我会去想办法，实在不行，就是把房子卖了也要医，希望你们多帮帮忙，想想办法让他早点好起来。”
我悬着的一颗心突然就落了下来，他们再谈些什么我也没有再听。我一路小跑跑到杨霖的床前，正准备跟他闲聊几句，突然发现他红着眼圈，拿着纸巾在眼睛上擦来擦去。我心里一阵酸涩，小心地问他：“叔叔，你怎么了？”他对我摆摆手，摇了摇头，把眼睛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