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里工作久了，人就会变得不信神佛，但这两年我还是会去寺庙。每次站在宝殿正中我双手合十，就一个简单的心愿：天下无疾，万药生尘。碰见老黄之后，这个愿望在我心里变得尤为强烈。我曾经想，如果佛祖显灵，让我给老黄最好的祝愿，那一定是让我们治好他的胰脏，好好活下去。
老黄是我在外科轮转时遇到的病人，73岁，胰腺癌。胰腺癌是“癌中之王”，致死率和治愈难度在癌症中数一数二。老黄也很困扰，他说这个病太委屈自己，连甜食都不能碰。我答应过老黄，如果他能活到“五周岁生日”，我一定亲手给他做个蛋糕，十寸，千层的。面皮里塞满杧果块，上面铺满草莓粒，红彤彤一片，让他一气吃个够。
老黄不在乎生死的样子实在太反常了。在医院工作了18年，我看到了太多人最后的样子，有人放弃，有人被迫放弃，有人迫切地渴望活，却屈服在病魔的侵害下，有人搏斗到最后一刻……这些反应都没有错，都是人最本能的选择。但偏偏老黄和他们都不同。他从住院开始就脱离了我的掌控，把这里当成了游乐场，干了数不尽的“疯事”。更要命的是，我手底下的一帮小姑娘都在跟他一起疯。总有病人转头找到我：“护士啊，这个老黄家里什么来头啊，他得了这病怎么这么看得开？”
我知道，这个人，我是忘不掉了。
2008年夏末，老黄来医院“报到”的第一天，我一看他的面相就知道跟这人开玩笑绝不会被投诉态度有问题。
北京奥运仍有余热，这个干瘦的老头穿着奥运文化衫晃晃悠悠地进了护士站，“啪”的一声把病历本放在我面前。
“我要住院，要住人少的房间，最好朝南边。”老黄的唾沫星子乱飞，须眉皆白，眉梢和唇角留下花白的两撇，活像七龙珠里面的龟仙人。
我打趣地问他：“住个院干吗挑挑拣拣？还坐北朝南，你当买房子置业呢？”
老黄换上一副惨兮兮的表情，说自己有糖尿病，偷吃东西老婆就要骂：“我老婆很凶的，房间里人少一点，看见我挨骂的人也会少一点。”他说完，突然四处张望，像是怕这话被几十里外家中的老婆听见。
“而且我进大门的时候发现了朝南的窗户正对医院大门，可以看到小食摊，还可以观察我老婆有没有过来。”老黄凑近我，眉飞色舞地打着小算盘。
我带老黄来到符合他要求的房间，指着窗户说：“坐北朝南，非富即贵。大爷你住进来一定长命百岁。”可我发现他选的这个位置不只可以观察到小食摊和老婆，还可以观赏到一群广场舞大妈。
我之所以和老黄打趣，是因为我看见了他的入院诊断：胰腺癌待排。
老黄今年73岁了，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老黄半年内体重下降十来斤，还伴有腹部轻度胀痛，近期血糖又在升高，情况不容乐观。但眼前的老黄非常开心，我觉得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看老黄一副来医院住上几天就可以欢喜回家的模样，我不知道怎么说话才好，生怕不小心戳破了表面的平和，让他的笑脸垮掉。
“那个，老黄啊，你老太婆没来，儿子怎么也没来啊？”我话刚说完，一个大嗓门在门口响起——“我来啦，有什么事不？”
我转过头，乐了。老黄的儿子就是个“加大号的老黄”，手里捻着根棒棒冰迈进了病房。
“有什么事问我也行，问我爸也行，随便。”老黄的儿子边说边递给我一整根棒棒冰，另一根自己和父亲一人一半。
老黄对儿子的分配非常不满意，他盯着我手里的一整根棒棒冰幽怨地说：“我都得了癌症了，不晓得能活几天，你还不让我吃个整的！”
这下轮到我愣住了。一般来说，不管是疑似还是确诊的癌症，我们都会用“ca”或者“mt”来替代“癌症”这个刺眼的词。既是避免病人突然崩溃，又可以替家属打打掩护。我看了看老黄，又看了看他儿子，这爷俩的反应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接。
“老黄，你知道什么是癌症吗？”这样问不行吧……“老黄，癌症是什么，你晓得吧？”这样好像也不合适……我脑子里一时检索不到杀伤力比较低的方式提问。
老黄的儿子一脸轻松，准备收拾父亲的生活用品：“你随便问吧，我爸啥都知道，你啥都不用忌讳。”一旁的老黄一脸不爽，他好像只介意自己的棒棒冰被扭走了一半。
说实话，我并不相信这爷俩的“洒脱”，总觉得他们只是暗暗做最坏的打算，不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罢了。
胰腺癌有多可怕，我曾亲眼见过。这种癌太难被发现，大多人查验出来时就是晚期，昨天还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今天突然就要准备后事。巨变之下，人的精神就会崩溃。我见过病人听到这个病名时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愤怒，有的错愕，有的忙不迭地否认，有的“扑通”一声跪倒，开始求神拜佛。总之，从表面到内心一定不会平静。像老黄和他儿子这样明明白白又浑不在意的我从没见过。
我后来才知道老黄来住院前做了很多“攻略”，关于什么是胰腺癌、治疗方式，他都一清二楚。这都是老黄的孙子，医科大学在读生“小黄”直截了当、一字一句讲解给自己爷爷听的：“癌症之王，不好治，生存期大多在一年左右……”
老黄住进来之后的检查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所有结果都一步步向着胰腺癌这个诊断靠拢，慢慢重合，尘埃落定——他确实得了胰腺癌。
主任亲自找老黄和他儿子谈话，我很好奇这爷俩的反应，尾随其后。主任拉着老黄的儿子轻声细语，小心说着最终诊断，征求他的意见。这时老黄突然凑过来，一副中了六合彩的模样说：“看来我孙子没白学医，至少能看出我得了什么病！”
我看看主任，主任看看我，我俩又一齐看向老黄。主任愣了一会儿，询问起父子俩接下来的打算：“你们准备在本院继续治疗还是转上级医院？”
这是一个基本的征询流程。通常来说，病人一旦确诊，立刻头也不回地奔赴上级医院，连给我们的背影都透着嫌弃。
可老黄看着“宣判”他的主任，依旧乐呵呵，还把干瘦的胸脯子拍得啪啪作响：“主任，我哪儿都不去，就在这里治病，你拿个你认为最妥的方案，我相信你！绝对支持你！”这个像龟仙人一样的瘦小老头，用一种身高二米八的气场放出话来。
我和主任都有点感动，像老黄这种信任的态度是对医生最大的尊重。我俩暗下决定，要用对待“团宠”的方式好好待老黄，控制好血糖，才能进行手术。
我没想到照顾一个病人还要斗智斗勇。我从没见过这么害怕测血糖的老头。一天四次的血糖监测，他到处东躲西藏，让我在病房找了整整八圈。
“小妹啊，十指连心知道不？”老黄不止一次跟我抱怨。
我望着手中的采血针，顿时觉得自己像是阴狠的容嬷嬷，还有点罪恶感。我就用采血针试着戳自己的手指头，半晌，指着老黄说：“好你个老黄，随便编派我！一点都不疼，你少来装可怜！”
老黄用舌头舔了舔拇指和食指，然后对搓，一副要数钞票的架势，再摸着耳朵嘿嘿地笑。这是他的标志性动作。
为了让这个老爷子配合测血糖，我想尽一切办法：除了用自己的手指“示范”，还会在他吃第一口饭时给他看戏曲节目，一两个唱段下来刚好够测血糖的时间。就连老黄的儿子都夸我们“服务周到，感动中国”。
但老黄仍“不领情”。有一次，小护士去测血糖，回来之后说老黄要她转唱一首歌给我们听。我和主任翘首以待，小姑娘张嘴就唱：“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主任笑出了眼泪：“这个老黄，把我们科室当‘渣滓洞’了。”
这绝不能忍。我冲进老黄的病房，用自己那五音不全的嗓子对了一曲：“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总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我被老黄这个男版“江姐”活生生逼成了女版“刁德一”。
那年夏天为了对付老黄，科室里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上到科室主任，下到保洁、护工，每人都能对着老黄唱几句革命歌曲。
对歌败下阵来，老黄又转而想收买我手底下的小姑娘。九月底老黄给我们摘桂花去了。隔天人手一枝，老黄边发边点头哈腰地提条件：能不能不要测血糖……
护士站里到处荡漾着桂花的甜香。很多单身的小姑娘都是第一次收到鲜花，个个笑逐颜开，拥着“爷爷”老黄走进病房：“你乖一点嘛，不偷吃东西血糖就下来了，只要血糖正常了，我们保证少测几次。”
我作为他的护士，第一要务就是“管住他的嘴”。老黄的妻子也和我们一条心，加入对丈夫偷吃零嘴的严防死守中。她是个爱说爱笑的老太太，生得又高又大，站起来能将老黄笼罩在她的阴影里。老黄已经被妻子“统治”了四十多年。
黄太太每天戴个遮阳帽，把电瓶车骑得跟风火轮一般，突突突地来科室给老黄送饭。先从篮子里拿出新鲜的香瓜或葡萄，笑眯眯地招呼我们吃，再从篮子的一角拎出老黄的口粮。
一个小饭盒，一半是小米饭，一半放着蔬菜和几片瘦肉，偶尔有一块红烧鱼，但是，怎么看都觉得不够老黄塞牙缝。老黄一副贫下中农的模样端过饭盒小声嘀咕：“这么一点根本吃不饱。”他盯着我们的水果，敢怒不敢言。
我们曾经目睹过老黄因为偷吃了洽洽瓜子被抓，被黄太太叉着腰关在病房里，挨了好几个小时的训。
当然，黄太太也有温柔的时候。我会在下班的路上，看到加起来快150岁的这对老夫妻，蹲在糖画转盘跟前，为转到一只“大凤凰”而绞尽脑汁。那时候谁都觉得这样的婚姻和晚年生活特别让人向往。
在我们360°无死角的监控之下，老黄的血糖调节到了正常水平。他通过了麻醉师、呼吸师以及上级专家的审核，喜提手术一次。明明是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老黄的步伐是如此轻快。面对胰腺癌这个预后极其不好的病症，这一家子没有谁脸上流露过悲伤凄怨的神色，似乎永远都神采奕奕，永远用尽全力活好每一天。
老黄手术的日子选在了9月16日8点整，主任跟神棍似的说，这个日子特别好，九九归一，六六大顺，大吉大利。
那天下夜班前我替老黄换好了手术衣裤，陪同老黄一路到手术室。老黄握了握我的手说：“付护士，等你休息回来，记得唱歌给我听啊！”我一口答应，和老黄拉了拉钩。
交接完手术的准备工作，我没急着下班，想了想，又返回病房，将寺庙里请来的平安符掖在老黄的枕头下面，又在他的床头柜上摆了个苹果。我告诉黄太太，这是对老黄的祝福：平安归来。
回家之后我怎么也睡不着，直到看到qq群里当班的小护士更新状态：活宝老黄满血回归。心上的石头终于松了，我这才安心地合上眼睛。
上班后我直奔病房，看见老黄抱着我给的苹果躺在床上，气色很好，只是身上多出的管子和旁边的心电监护仪，提醒着这个老人刚刚经历过一场大手术。
我看着老黄打趣道：“哟，大清早的抱着个苹果做啥，许愿呢？”黄太太忙不迭塞了只大桃子在我手上，告诉我，老黄禁食馋得慌，就抱个苹果闻味呢。
我检查了每一根导管，又协助老黄翻了个身。术后情况很稳定，然而手术毕竟只是打出的第一枪，老黄要面对的难关还在后头。等待他的将是一场持久且惨烈的战役——化疗。
化疗会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一并杀灭许多正常的细胞。虽然有效，但也看病人的身体素质。我们都不知道，刚做完大手术的老黄能不能熬过这一关。我不是个特别愿意走进病人的喜怒哀乐的人，但此时此刻，我特别想钻到老黄的心里。
老黄的第一次化疗我们都很重视，生怕各种副作用让老爷子吃不消。但老祖宗说过：天公疼憨人。这话在老黄的身上应验了。
开始化疗之后，老黄异常勇猛，几乎看不见任何副作用：不恶心，不脱发，该吃吃，该喝喝，白细胞也不往下掉一分一毫，跟个没事人似的。但凡有点空闲就坐上科室楼梯间的平车，一条腿屈在车面上，另一条腿晃里晃荡，笑眯眯地看着人来人往，一副上了自家炕的悠闲模样。
我们看见了就会逗老黄：“老黄，吃了没？”每当这时，老黄就会按照“国际惯例”，数钱似的舔舔他的拇指和食指，再搓搓耳垂响亮地答一句：“没！”
这成了我们之间的默契，仿佛和老黄打过这么一个招呼，才算新的一天开始了。
化疗的老黄有了大把的时间，别人这时可能就忙着交代后事了，他反而在忙着给自己找新乐子。有一天我发现他和儿子拿着一根竹竿，居然在科室外的大树底下粘知了。等到一只比老黄还笨的知了落网了，他就喜滋滋地把知了拿进护士站，科室里那群姑娘纷纷围上去，和老黄凑成一圈，争论如何烹饪这只知了。
“红烧吧，加点五花肉。”
“不，清蒸，清蒸最美味。”
“吃刺身最好啦，配上我的小芥末。”
可怜的知了成了哑巴。
很快，小姑娘们把老黄的病房改名“粘杆处”，那是古代皇宫专门负责捉知了的地方，而我也成了掌事宫女“付嬷嬷”。
出院前几天，我老远就看见老黄的儿子胳肢窝下夹着一卷锦旗，大红色，黄色的流苏荡来荡去。他大大咧咧地经过护士站，让所有人都看见了，才把锦旗带进了父亲的病房。接下来的日子里，老黄为了藏这面锦旗操碎了心。他每天晚上把锦旗放进柜子，大清早又藏进被子里，以为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出院当天，我们到老黄的病房门口时，只见老黄正盘坐在床上打量锦旗。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立马从床上蹦下来，把锦旗塞进被子，整个人又盘坐在上面装作若无其事。我们目睹了老黄“掩护锦旗撤退”的全过程，等他都准备好了才走进去，无奈锦旗的流苏落在床沿上，晃里晃荡实在抢眼。主任好半天移不开眼神，一屋子人都没憋住笑。
小姑娘们热烈欢送，一遍又一遍地和老黄约定：“爷爷，下一轮化疗你一定要来啊，我们提前把粘杆处给你收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