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听了彭涛的要求，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用消毒液消毒了双手之后，转身去看下一位病人。但那一刻，这个常规动作就像一根刺，深深扎进了彭涛的心头。他误以为医生也和那些人一样，开始歧视自己了。
这让我想起来传染科之前，自己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流言，比如“传染科周围阴气太重，种不了树”。带教老师和我讲过，住院部原先是想给传染大楼周围种上树的，只是被医生和病人全力抵制了。病人们觉得树荫挡住阳光，楼里阴气会重，兆头不好，也不利于紫外线杀死病菌；医生护士们则认为，整栋楼被隔绝在角落终年不见天日，已经很压抑了，要是连窗外的阳光都不能洒进来，太影响上班的心情。医生和病人一致的态度才让医院放弃了植树的计划。结果在外人口中就变成了传染科阴气太重。
当大家心里有疑惑的时候，也就有了倾向性，原本正常的事也被解读得反常。
也因此，彭涛总是胡乱猜测。他开始暗戳戳地观察医生的举动，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回想病房里的各种防护措施：医护人员频繁地洗手消毒，保洁员一日三遍全副武装地清洁擦拭，每个人身上弥漫着的消毒水气味……所有这些常规行为通通被他想象成了对自己的歧视。
他不再相信那些年轻的医生，不再相信那本薄薄的乙肝宣传册。他更愿意去听那些虚假的广播，毕竟里面的“大师”郑重保证自己能治好乙肝，而且装得和患者贼亲热。在他长达十年的病程中得到最多的是白眼和伤害，这也导致了他对医护人员的不信任。
我想带他出来。
我开诚布公地和彭涛好好聊了聊乙肝，试着让彭涛再次踏进他心目中的禁区。我从乙肝的传播途径讲起，再延伸到1988年由于上海甲肝暴发导致人们对乙肝有了连带的误解和歧视，最后坦然地告诉他，乙肝至今为止还是世界上尚未攻克的难题，而不惧怕它的最好方法，就是熟悉它、面对它。
“你也吃了这么多的苦，被这个病折腾得够呛，咱们从今以后有病治病，行不？”我坐在他的床边诚恳地帮他解答这十年来没人坐下来为他解答的疑惑。最后，我剥了一个橘子和他分着一起吃。他看着我说：“上次有人这样做是十年前了。”
我买了一本日历送给他，在每天的日历背面我会写一条他当天要做到的事：今天主动跟医生护士问好；今天跟儿子一起出门。做到了就帮他打钩。我和彭太太结成了统一战线，接下来的日子合起伙来一点点撬动彭涛。
第一条就是：“逼迫”他出门。
传染病区里的患者最不愿意做的事应该就是出门了。因为病症的原因，他们中有些人的样子怪异，怕被人盯着看，更怕被人看到他们是从传染科的楼里出来的，所以近在咫尺的篮球场总是空荡荡的。
周末的傍晚，彭太太带着孩子们来看彭涛。我觉得时机正好，靠在门口用手扇了扇风，说：“今儿可真热啊，你们要不要出去抱个西瓜回来吃？”
彭太太一听，立刻推说自己不想动弹，麻利地掏出钱塞进彭涛的手里让他去跑个腿。儿子们听见了蹦下床准备穿鞋，彭涛却头也不抬地拒绝了提议。
两个小朋友立马一人一边抱着彭涛撒娇，不停地说着：“爸爸去嘛，爸爸你去嘛……”
这次儿子们的撒娇失灵了。彭涛依旧没松口，连身体都没挪动一下。小儿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大儿子也低下头，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两个孩子一直在哭，彭涛只是死死地看着窗外，良久才说了一句：“我从传染科大门走出去，哪个会卖东西给我哟！”
彭涛和其他传染病房的人内心一样：担心走出病房就会受到伤害。有病友之前自己带碗出去买饭，但因为有黄疸被人看出是肝病病人，对方不卖给他。彭涛也很害怕，他总觉得自己身上也贴满了“传染病”的标签。所以他把这个病房当成自己的保护伞，好像只要不迈出门，就不会被人防备，被人伤害。
我知道“别怕”这个词说出来很苍白，我指了指外面暗下来的天色，安慰彭涛：“晚上没人看得清你是从哪个门走出来的，你没有黄疸，也没有腹水，一点‘辨识度’都没有。买个西瓜又用不着体检！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行了。”
彭太太也在一旁帮忙：“医院这么大，又不是村里，连你是谁都不知道，还能知道你有什么病？”
见彭涛还是犹豫不决，我使出撒手锏“恐吓”彭涛：“你不出门，下周就不让儿子们来看你，不给你交住院费，到时候连手纸都没得用！”
大儿子也在一旁表忠心：“爸爸，村里人说你我都会骂他的，在这里我也可以保护你！”而他的小儿子突然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拿着一根痒痒挠跑到彭涛跟前，护着彭涛说：“爸爸，我保护你，谁也不可以欺负你，谁也不可以嫌你！”
孩子们的话像是戳醒了彭涛，他哆嗦了一下，定定地看着病房的门。忽然，彭涛回过头看我，对我说：“你要不要吃冰棍？我给你带一根。”
我就这么看着连拖鞋都没顾上换的彭涛，被两个雀跃的孩子拽出了病房。孩子们在彭涛身前跑着，拉着爸爸的手紧紧的，就像拽着一个不能放手的风筝。彭涛嘴里叮嘱着“慢点，慢点”，脚步却飞快，拖鞋“啪嗒啪嗒”忙不迭地打在地砖上，走廊里传来一路说笑的声音。
不知怎的，那一刻，我竟然有点想哭。
那个“出走”的夜晚过后，彭涛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他发现自己出去并不会引起别人的特别关注。
那阵子彭涛突然就闲不住了。他会在其他病房里来回溜达，还“忽悠”其他病友组团一起出去：“我今儿看见外面的西瓜挺好的，就是一个太大了，买回来吃不完，咱们一起去买吧，让他给我们切好，我们几个分分。”
“今天对面超市洗洁精搞活动，买一瓶大的送一瓶小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
最离谱的一次我听见他说：“街上有人吵架了，这会儿估计还没吵完，我们去看看吧！”
起初彭涛的邀请会被人拒绝。他会用一种“你没去，你亏了”的表情自顾自地出去，再用一种登上月球表面的骄傲带着他买的东西回来。
时间一长，彭涛开始有组队的小伙伴了。他们从外面带来更多有趣的消息，连那些辨识度很高的黄疸病人和腹水病人也蠢蠢欲动，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都想出去转转：“管他黄的、绿的！”
这些蜗居在感染科大楼里不轻易出门的病人将活动范围不断向外扩展。总有那么几个，喜欢在傍晚时分扛着桌椅板凳占据空旷的篮球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下象棋，或打着扑克高声说笑。这当中绝对少不了彭涛。好几次，我看见彭涛甩着牌，咧着嘴笑，脸上糊满了纸片，被夜风吹得扑簌簌飞舞。
关于自己的这十年，彭涛已经有了答案。现在，他正努力把自己的答案告诉更多人。他会毫不避讳地调侃自己，用自己曾经交过的智商税告诫那些听虚假广告的病友。每当这时，那个铜中毒的病人就会站出来挺他，用自己还没有完全好转的绿色模样现身说法，告诉其他人：“不要乱吃偏方！”
彭涛的收音机里现在播放的是评书。好几次为了方便我这个评书迷一起听，他大中午把收音机放在靠近护士站走廊的窗台上。他的扰民行为不仅没有被其他病人投诉，旁边病房的病友也弄来一只收音机追起了评书。那段时间谁再听乙肝阳转阴的广告是要被其他病友嘲笑的。
平时护士们人手一管护手霜，查房的时候看到哪个病人手太干燥了，就会随手给病人挤一点抹上。病区里的医生们虽然工作起来依然表情严肃，却愿意在新病人入院时将科室特殊的构造，以及烦琐的消毒过程细细地讲解一遍，以打消病人的疑虑。还会劝病人多出去走走。我甚至听见过同事把病人当跑腿：“五块钱一包的糖，我给你十块，回来咱俩一人一包。”
大楼中间的走廊依旧禁止病人行走，两边病房的门也从外面锁住，走廊上有无处不在的水龙头和消毒液，臭氧机早晚按时工作。只是，之前这些在病人眼中将他们和正常世界隔绝开的东西，每一样都成了为他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安心所在。
彭涛不再质疑年轻医生，而是夸他们年轻有为。当他第一次笑着对医生说谢谢时，曾经被他冷脸相待的医生们都快感动哭了。
彭涛像一股暖流，把冷冰冰的科室解了冻。
转眼时间到了9月，我实习期满，可以出科了。我向还没有出院的彭涛告别，和以往总是白吃白喝他的东西不同，我花了当时够我两顿午饭的钱给他买了一块蛋糕，衷心希望他能早日从二人间搬进四人间。病房人越多，通常说明病情越稳定。
后来我又去到不同的科室实习，彭涛总能找到我。有时他淡定地告诉我没钱了，回去攒一段时间再来治病。他信誓旦旦地说：“我一定会保重自己，陪老婆、孩子五十年。”有时他眉飞色舞地向我报喜，自己又学了一门手艺，赚了不少钱，可以继续治疗，医生说他现在的情况控制得很好。那些异样的眼光依然存在，但他已经可以无视周围人的误解，安安心心地在家里住下来，陪陪家人，干点累不着的活，“像个正常人一样”。
这个曾经只肯把自己关在病房里的男人，已经学会了珍惜身边的一切。彭涛说他活一天就珍惜一天，好日子总会出现，他等着。
彭涛的话真的很灵验。
三年后，第一例乙肝歧视案上了法庭，又过了两年，国家人事部也消除了对乙肝携带者的限制，让大家正常工作。到了2006年，我们每个人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刘德华出任乙肝防治宣传大使，当众宣布自己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从那以后的很多年，乙肝依然存在，但是人们已经不再恐慌。不管是患病的人，还是那些患者身边的人。
活得像个正常人，彭涛曾经的愿望已经实现。
每个新年，我都会接到彭涛的电话，他总是用爽朗的笑声告诉我：“嘿，是我啊，我还活着，活得好着呢！”背景音里很多人在说着、笑着、庆祝着，招呼他快点过去。
我感到无比安心，因为那些声音离得很近，就在他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