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来到医院最角落的三层小楼。这里独门独栋，大门常年紧闭，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几近荒芜。唯一相邻的是个设施崭新的篮球场，但外面的人不愿意靠近这里，即使是盛夏的夜晚，球场也空荡荡的。当时我还是实习护士，分配过来之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里是传染科的所在地“传染大楼”，里面的大多数病人都是“携带者”。
刚来第一天，我跟在带教老师身后巡视病房，走的是大楼正中的医护专用通道。那天我从大门入口处的四人间走到毗邻护士站的单人间，整整30米的通道两边，全是站着的乙肝患者。“越往里走，病情越重。”
每个擦身而过的医生护士身上都散发着快速消毒凝胶特有的味道。每间病房门口都有消毒洗手液。每走几步就有一处水龙头。消毒水的味道强势地在空气里弥漫。一切似乎都在清楚地提醒着进来的人：小心点，把自己保护好了。
我从护士站靠近走廊的窗户挨个病房看过去，终于明白了外界对这里的恐惧——有个病人因为肝功能受损严重，从皮肤到眼结膜都是橘子皮一般明晃晃的黄色；有个男患者的身体瘦成了杆，肚皮却高高隆起，像怀孕七八个月的样子，这是腹水的症状；甚至还有因为吃了江湖郎中的假冒伪劣草药导致铜中毒，从头到脚都泛出青铜色的病人……
“你来这里实习怕吗？”带教老师问我，“我也知道外面是怎么说传染科的。”
当时，医疗水平提高了，传染病容易被确诊，却很难被人理解，人们总是谈“传染”色变。这些外表怪异的人走在街上，不仅会引来侧目和嫌弃，那个铜绿色的病人说不定还会被人围观。所以他们多数都躺在病房里，哪里都不去。偶尔和我对上眼神，眼睛里都是防备和警觉。就是在这群人中，我认识了彭涛，全权负责他的护理工作。
走廊尽头的病房里，彭涛总是静静地坐在床边，面朝有阳光的那扇窗，只留给医护们一个抗拒的背影。如果没有医生护士进去检查，彭涛可以就这样坐一整天。只有一个活动能让他动起来：每天18点整，全病区的患者都会整齐划一地准时听收音机——“老军医研发出肝病克星，祖传秘方，专治乙肝！”这些极有诱惑力的字句在病区里回荡。
除此以外，他不会主动踏出这里一步。这间十多平米的病房好像有强大的磁场，牢牢地吸附着他。明明四周没有铁栏杆，却像一座监牢，将他关在了里面。妻子每次过来送日用品，他也是隔着一道窗户，久久看着对方。
当时我刚进医院，很多前辈都乐于传授经验，比如各个科室的情况，如何帮助棘手的患者，让他们接受治疗等。只是聊到传染科这种特殊情况，多数前辈都是束手无策，他们觉得传染科就是这种氛围。彭涛这种病人，大家都认为难以改变。前辈们已经干了十几年，经验都是准确无比。只是这一次，他们错了。
传染病按“破坏程度”，分甲、乙、丙三类。甲类里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乙肝属于乙类，平时我们会得的流感属于丙类。彭涛所在的一楼是传染科大楼里最凶险的病区：重症肝炎科。随时可能死亡的患者，才会被安排在这一层。病区需要对这里的传染病患者进行严格管理。
某一天，晨间护理的时候，彭涛蜷着身体，五官都拧在一块了，跟我嚎：“护士，我肚子痛一晚上了，这会儿主任应该在上班，你去告诉他。”
我上前摸了摸他的腹部，整个腹肌紧绷绷的，手压下去、松开他都说疼，这架势一看就是腹膜炎的症状。要知道腹膜炎疼起来真的能“要命”，极容易引起感染性休克。彭涛却生生扛了一宿。我多问了一句怎么不早说，没想到他居然说因为昨晚的值班医生太年轻，他信不过。
没一会儿，得知消息的主任骂骂咧咧地走进来，一边给他检查一边嚷嚷：“你到底想不想治？我给你下个出院医嘱，你有本事出院好吧？”彭涛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挨训，一句也不敢反驳。
我给他输上液，彭涛长出了一口气，露出得救的表情。我趁机逗他：“从今儿起，你得配几个保镖，吃饭喝水得人家先试，没毒才可以吃。啥时候登基，好让主任当你的御医，24小时陪着你。”彭涛正皱着眉躺着，听我调侃他，扑哧一声笑了，又疼得嘶了一声，紧紧抿起嘴。
彭涛这人很怪，在治疗上格外多疑，全然不顾这些行为可能会害死自己。其实我能理解，这家伙是惜命才这么干，但不由得在心里替他捏把汗。
我想起之前在传染科看到过的一次错误示范：单人病房里乌烟瘴气，烟雾报警器疯狂闪烁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女扮成萨满法师，在病房正中围着火盆子念念有词，手舞足蹈。病人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被扒掉了病号服，光溜溜的身体上擦满了不明液体，看上去凶多吉少。家属在旁边跪了一地。
当时我被这阵仗吓得够呛，后来保卫科赶到，把病房里挤得满满当当的家属和“大仙”一并请了出来。大仙也没怎么反抗，有说有笑地等在门口，等家属办完出院手续，就跟着垂死的病人一起走了。
站在传染科的大楼门口，带教老师告诉我：“你看，等下家里人还要上大仙的车呢，回了家继续跳，一直跳到人没了。”原来这个肝昏迷的病人已经救治无望，要回家等死，家属就请了个跳大神的队伍给病人驱驱邪，别把“不干净的东西”带进家里。
那些年，传染病人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发生的怪事多了。“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更让人着急的是因为病房比较封闭，这些错误的治疗手段会在患者中“传染”。每天18点，彭涛会和大家一起收听一档兜售药品的“养生”节目。他坚信，自己能和大家一起找到“自愈”的方法。而就在他身边，常有病人会当着医生护士的面拨打热线电话寻医问药。
我看过彭涛的病历，他患乙肝十年，病情已经从乙肝进展到肝硬化了，情况不容乐观。如果被错误的治疗手段误导，很快会耽误成肝癌。他的病已经不允许他继续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声不吭，以为熬一熬就能过去了。我不想让彭涛成为“下一个”。
彭涛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来看他的时候，我一度燃起了希望。因为多数传染科病人最大的心理支撑就是家人。孩子们倚在门口，带着许久没见爸爸的喜悦，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问爸爸什么时候回家，说高兴了就要扑进彭涛怀里撒娇。
可高度戒备的反而是彭涛，他手疾眼快，将两个儿子死死拦在病房外面。他像个哨兵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孩子们，只要孩子们的脚一踏进门口那条线，他就着急地用方言说着什么，边说边比画。两个小朋友像门神似的站在病房门口，看着不让自己靠近的爸爸，渐渐瘪了嘴，小的那个眼圈红了起来。
我目睹了彭涛那充满父爱却不得当的防范措施，上前纠正他：“你又不是接触性传染病，我们天天给你打针发药的，也没见谁躲着你啊！你把两个孩子丢在走廊干什么？”彭涛被我说得一时语塞，讷讷地说：“可是也没人告诉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
他说自己真的很害怕，因为这个传染病，已经给妻子和孩子招惹了不少麻烦。听了他的讲述我才明白，这家人差点就要垮了。
彭涛一家人的生活发生巨变是从他收到那张写着“乙肝病毒携带”的体检报告单开始的。他不晓得这个词的意思，却从旁人的眼光中明白：只要自己带着这个病，就没有人再敢接近他，甚至是他的亲友。他不仅被马上辞退，更可怕的是，村里已经容不下这户人家。他的一举一动被村里人牢牢地盯着、防着，“别人家的小孩都不愿意跟我的孩子玩，女人们一块去赶集，唯独不喊我老婆”。
为了不连累妻儿，他躲起来不跟家里人接触，坚决不和老婆孩子用一个水龙头，上厕所都会跑去离家几百米外的公厕。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乡亲们依旧躲得远远的，仿佛朝他家多看一眼都会被感染。最过分的时候，连他家的菜地旁都被邻居挖出一条深深的沟壑。一家四口生活在村子里，就像被人为地关了“禁闭”。所以到现在彭涛都不敢接触自己的家人，他担心万一真的传染给妻儿，整个家在村里就完蛋了。
我在病房里就纳闷了，乙肝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种：血液、体液、母婴传播。既不会通过消化道也不会通过呼吸道，很多家属最忌讳的握手、拥抱、吃饭、打喷嚏，甚至接吻，只要口腔里没有伤口，都不会传染。
我拿来一包糖，直接将两个小孩拉进了病房，剥开糖块，一人嘴里喂了一颗。彭涛瞪着眼看我，那样子是在谴责我把他儿子带进了病房。看得出来，他还想一脚把我踹出去。但他没有，因为他不敢靠近自己的小孩。
我向彭涛详细解释了乙肝的传染途径，而且说医院也允许探视。彭涛一时语塞，讷讷地说：“真的可以那么近吗？”
我趁热打铁：“你左右走走看看，别的病房里的家属、陪护多了去了，大家都是肝病，就你的传播途径不一样？”彭涛的表情渐渐松懈下来。
我有点兴奋，话说得差不多了，我起身走人，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这一家四口。隔了半小时我又远远地偷窥，发现父子三人正盘腿坐在床上，抓着一把扑克玩得很欢乐。
那以后，彭涛说出了自己这十年的经历。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从来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可以触碰两个孩子。
刚确诊的那几年，在村里待不下去的彭涛第一次忐忑地走进了“传染科”。看了他的化验结果，医生给他发了一本乙肝相关的资料，一片药都没开，并告诉他注意休息、按时复查就可以正常地生活、工作。末了医生还特地拍了拍彭涛的肩膀：“你瞧，这样是不会传染的，别怕。”
当时彭涛只是乙肝病毒的携带者，只是携带了病毒而已，只要按时检查，根本不会伤及身体。医生那风轻云淡的样子卸下了彭涛心里沉甸甸的石头。他拿着医生给的乙肝小册子，逮着乡亲就一字一句念上半天，努力向大家解释自己的病。可越念大家越害怕，越念大家离他越远。他本以为医生的诊断是一道护身符，没想到，却成了坐实自己得了传染病的审判书。
村里人的反应让彭涛心里发虚，他开始怀疑医生当时跟他说的话。如果医生没有骗他，为什么大家都要躲着他？
那是个传染病被严重误解的年代。而这当中，乙肝被误解得尤为严重。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暴发了甲肝，由于当时医学界未能对甲肝、乙肝进行严格区分，乙肝被误认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
当时国际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一亿乙肝病毒携带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里属于“高感染区”。“十人一乙肝”带来了恐慌：乙肝成了就业的一项硬性规定。甚至有患者得了乙肝，要专门雇人去代体检。
彭涛作为家里的顶梁柱只能隐瞒自己的病情，在不需要体检的“黑工地”做工。为了更像一个“正常人”，彭涛干重体力活，和大家一块抽烟喝酒、熬夜赶工。医生叮嘱的“注意休息，按时复查，戒烟戒酒”统统被他抛诸脑后。只是这样的伪装，代价是自己的身体健康。
乙肝病毒携带变成了肝硬化，彭涛不得不向工头请长假。工头腰背笔挺地坐在那儿，赏赐一般把工钱甩到桌子的一角，宣告劳动关系永久终结，手边还准备了一沓卫生纸。平时和彭涛勾肩搭背的工友们，此刻都站得远远的。“这不是害人吗？有乙肝还在这里上班？”身后有人大声谴责起来，声音又尖又刺耳。这次经历让彭涛彻底死心了。
如今他在医院已经不再问得了病该怎么办了。他脑海里反反复复的只剩自怨自艾：为什么得病的是我？
我看得出是外界的眼光误导了彭涛的判断。他不再相信医生的话，反而觉得自己身上有恶性绝症，所以才把自己封闭在病房里。这些误导就像一条条死胡同，把他困在了迷宫里。如果没有人为他澄清这些误导，他可能永远没办法走出这间病房。
儿子们的到来总算让彭涛和外界有所接触，但一个人的时候，他还是会自己听收音机，期盼着能从那些“大师”的嘴里听到“乙肝阳转阴”的药方。
乙肝病毒非常狡猾，它会把自己的dna连接在肝细胞dna的尾巴上。这就意味着，一旦病毒进入肝脏，乙肝病毒将和肝细胞共存亡。因此，虽然乙肝可防、可控、可治，却很难被彻底清除。
“乙肝阳转阴”几乎是所有乙肝病人的执念。在彭涛的眼里，更是自己能做回“正常人”的标志。近两年彭涛到医院打听过乙肝阳转阴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