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时，弹性绷带兜住了刘愿的下巴，对抗骨折之后肌肉不平衡的拉力，使他的牙齿能正确咬在一起。后果就是，绑绷带期间刘愿张嘴会非常困难。
接下来的几天，刘愿表情凝重，又变成原来沉默寡言的模样。我觉得除了张嘴要用很大的力气外，他心里一定特别纠结，是安稳过完所剩无几的人生，还是冒着迅速死亡的风险恢复容貌？这样的选择挺绝望的。
一天傍晚，我正忙着整理病历，刘愿突然找过来：“我还是决定做手术。”因为下巴被绷带兜住，他的话有点含混不清。我帮他把绷带拆开，他又逐字重复了一遍：“我还是决定做手术。”
我告诉他活下来最重要，而且冒险做手术也不可能将容貌完全恢复成以前的样子。
“我活不了多久了，死的时候不想脸都不对称。”刘愿说，“我想走得体面一点。”
“值得吗？”我看着他。
“值得试一试。”他想都没想，立刻回答。
他问我：“假如你知道生命还剩一年，你会选择干什么？”
我有点生气：“咒我吗。”但转念一想，这确实就是他正在面对的难题，“我不知道，可能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吧。”
“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让自己的脸恢复原来的样子。”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陷入了沉默。面对刘愿的情况，我的想法是，既然最多只能活一年，好好活着就可以了。他却认为既然只能活一年，就要死而无憾。
我接触病人有十来年了。一直以来我很少思考与治疗关系不大的事情，更关心对治疗的看法是否传达给了患者。虽然在清理伤口、检查病情、做手术等阶段，我距离他们的脸很近，但在我眼里首先看到的是他们脸上的伤病，而不是表情。
平时工作量很大，根本没工夫关注患者的相貌，甚至可能记不住眼前这个患者是谁，但一说起具体哪个部位有伤病，再看一眼对方的名字，就能想起这个人来。哪怕是工作外接触到的人，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往往都是对方脸上的细节。比如这个人颧骨不对称，可能受过伤；那个人的人中有点印记，应该曾经是兔唇。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习惯了优先排除风险，却很少关注患者真正想得到的是什么。刘愿说出了他的遗愿，也沉默了，凝视着窗外。
那一刻我有点害怕，发现死亡离自己特别近。普通患者做完手术，一两周就能出院；而面前这个人，可能连走出医院的机会都没有。
“明天查房跟主任说吧，这事我做不了主。”实在受不了这凝重的气氛，我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二天查房，刘愿的母亲无奈地跟主任说：“儿子说了，非得把脸弄对称，我也劝不了他。”刘愿坐在床上闷着头，始终回避着我们的目光。
做手术前，我们复查了刘愿的各项免疫指标，勉强接近正常值的下限，但是核磁共振显示，他的头部依旧存在积液。术前的例行谈话，主任再次把各项风险解释了一遍，手术知情同意书上，很多条都以“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结尾。
“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这是最后一次劝说了。
刘愿没有犹豫，签了字。
手术前一晚，我失眠了。国际上有个统计，艾滋病人手术中，大夫发生职业暴露的概率是0.33%。虽然概率不大，经过紧急处理和服药，感染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四，但这是我第一次给艾滋病人做手术。凌晨两点，我还在担心手术会出意外。修复骨骼的手术，被骨头渣划破皮肤是不少大夫都经历过的，我也不例外。
早上，主任开了个小会，提醒我们任何操作都要先看清周围的环境再动手：“保证手术效果，也要保证我们自己的安全。”主任想了一下，补充说，“如果觉得被扎了，或者有什么东西溅到脸上了，赶紧下台，处理好了再干活。”
这一天，9号手术室只安排了刘愿这台手术。所有术中使用的材料都会送走进行特殊处理，手术室要经过消毒、检测，隔天才可以开放使用。手术室门口挂了“感染手术，谢绝参观”的大牌子，避免没做好术前防护的同事误闯进来。护士长安排了经验丰富的护士，她担心年轻护士毛手毛脚：“惹了祸谁都担不起。”
刚进手术室，护士就把我们拦住了，不让我们靠近已经躺在手术台上的刘愿。我们穿好双层手术衣，戴着面罩，脖子用纱布围住，套上厚厚的胶皮鞋，戴着双层加厚手套，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保证面对手术台的皮肤不裸露在外面。同事给我拍了张照片，我看上去就像刚从电影《生化危机》里面跑出来似的。
我们逐一通过消毒区域来到手术台旁。麻醉师也裹得严严实实地坐在一边摆弄着监护仪，给刘愿戴上诱导麻醉的面罩。同样裹得严严实实的护士，站在器械车前默默查点着手术器械。
平时患者躺在手术台上，我们会主动过去聊天，让患者放松，也是等着护士和麻醉师做准备。但这次，手术室里没有人多说一句话。
刘愿可能是太紧张，高压升到了170，监护仪发出尖锐的报警声。麻醉师加大了诱导麻醉的通气量，引导他深呼吸，主任也在一旁安抚。刘愿渐渐平静下来，睡着了。
“确认手术切口，右面部。”护士开始核对手术位置。
“右面部没错。”主任回答。
动刀前主任再次提醒：“患者感染艾滋病，大家注意职业暴露。”
按照设计好的切口，主任用手术刀切开了刘愿的皮肤和肌肉。因为脸上的淤血还没完全吸收，半凝固的血块一下就冒了出来。我下意识地向后躲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这些都不是新鲜血液，感染的概率微乎其微。我拿着吸引器开始清理血块和切口渗出的鲜血，看着它们顺着透明的导管一点点流入了瓶子。
骨折的地方暴露出来了，开始将断裂、错位的骨骼按照正确的位置摆好。分离骨折断端时，我们都不敢用太大的力气，担心骨头尖利的地方会划伤自己，也为了防止血液溅出来。
复位骨折断端多用了些时间。因为戴着加厚的手套，手上的敏感度比平时下降不少。而且带着面罩和口罩后视野会有点变形，对距离和位置的判断产生了偏差，我们反复触摸了很久才确定复位成功。
手术进行了一段时间，我的面罩里弥漫着呼吸产生的雾气，要等雾气散去才能继续进行操作。为了保证手术的连贯，我不得不降低呼吸频率。之后我们在骨折线的两边打孔，用固定材料把骨折处固定。这是很常规的手术，但是由于刘愿的特殊情况，手术变得复杂了很多。
这台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最大程度避免风险的同时，与时间赛跑。手术时间越长，组织暴露的时间越长，刘愿术后感染的风险就越高。
平时做手术，如果进展顺利，主任都会和我们聊天，缓解一下疲劳。但做这台手术，手术室只能听见器械碰撞的声响，大家都保持着沉默，不说一句和手术无关的话，以防分散注意力，拖慢进程。
最后一个环节是固定牙弓夹板。同事用钢丝从刘愿的牙齿之间穿过，把一块金属夹板固定在牙龈外侧。不知是精神高度紧张，还是裹得太严实导致缺氧，我感觉头晕眼花，硬撑着缝好了伤口。
手术结束了。我迫不及待地把面罩、口罩都摘掉。口罩已经被汗水打湿，几乎粘在脸上。闷了这么久，面罩里面的空气相当混浊，感觉自己好像一直在反复呼吸二氧化碳。我的后背也湿透了，一次性的手术衣完全贴在身上，一阵刺痒，刚才竟一点都没发觉。
这台手术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比平时稍微慢了一些，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出现意外。考虑到需要兼顾这么多环节，这个成绩还不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手术室里的气氛回归了正常，我们聊着天等刘愿醒来。
停了麻醉药物，麻醉师拔掉刘愿的鼻咽通气管，我们给他包扎好伤口。他的眼睛半睁半闭，嘴里不停嘟囔着什么，我只能听见他叫“主任”，后面的话都听不清楚。
“手术做完了，很成功，漂亮多了！”主任大声告诉刘愿。
刘愿听到之后，一下睁开了眼睛，嘴角动了动，算是微笑，说了句“谢谢主任”。
过了几天，刘愿脸上的绷带拆掉了，右脸稍微有点肿，但轮廓对称多了。每天早晨查房，他都要拉着主任的手感谢好久。他不再独自坐在床上照镜子了，而是边照着镜子边问我们“是不是比手术前漂亮不少”。我也挺高兴，成功给艾滋病患者做了台手术，挺有成就感的。
手术过后，已经是九月下旬，没几天就要到十一假期了，情况比较稳定的患者基本都会在假期前出院。刘愿情况特殊，需要多观察几天。他独自留在医院输液，就算病区空空荡荡也不觉得寂寞。输完液他就在走廊溜达，心情特别好。
十一假期，我正在家里睡懒觉，突然手机响了，是医院的电话。这种时候，要么有急诊，要么就是患者出事了。我希望是前者，因为我们组只有刘愿还在住院，我不希望他出事。我家离医院不远，平时坐公交或骑自行车上班。那天我着急，打了一辆车赶过去。
进入病房，刘愿躺在床上，胳膊插着消炎药点滴。几日不见，感觉他蔫了不少。
情况不乐观，他已经发烧两天了，今天开始高烧，超过38.5摄氏度。他的脸像刚住院时一样又肿得像个皮球似的，而且身体开始间歇性抽搐，像被冻着了一样，四肢不停地抖，肩膀尤其剧烈。刘愿的神志已经不清楚了，一直在说胡话，应该是出现了幻觉。
主任也赶来了，找感染科的熟人来会诊。感染科的大夫说：“赶紧转院，只有传染病医院才能处理得了。”
我们把刘愿转移到担架，护送到楼下。望着远去的救护车，我听到感染科的大夫感慨：“这一关他够呛。”
再听到刘愿的消息已经是半个月后。我们组的主治大夫去传染病医院给他拆牙弓夹板。刘愿经常昏迷，下了好几次病危通知。清醒的时候，他会抱着母亲聊天，依然用那个手掌大的化妆镜看自己的脸。传染病医院的大夫说，他全身多器官衰竭，脑部积液很多，随时都有可能去世。
大约一个月后，刘愿的母亲突然来找我们。她看起来瘦了很多，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睛红红的，但我感觉她的神情轻松了不少。
她是来复印病历，处理后事的。她告诉我，刘愿拆完牙弓夹板后，没两天就走了，“临走的时候，儿子说他不后悔做手术，能漂漂亮亮地离开，很开心。”说完这些，刘愿的母亲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