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利完成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第二天晚上9点多，圆圆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机的参数已经调到最高，血氧饱和度还是不到90%（正常人是95%以上）。同事让我跟主任汇报，看能不能上人工心肺。
圆圆化疗后的血小板数量低，我们给她特别申请了紧急输血，周六早上才终于把她的血小板数输上来。体外循环组的主任评估后认为：以目前的状况，人工心肺不是不能上，但风险很大。如果家长决定上，就要做好人财两空的心理准备。
对于圆圆的情况，我们没有经验，她是这里第一例因为卡氏肺孢菌肺炎要上人工心肺的白血病病人。人工心肺机器的管路非常贵，是一次性的，要5万多。机器准备下来起码要两个小时，如果两个小时内圆圆的病情迅速恶化，撑不到准备好的时候，就浪费了。
这是一个比之前更难做的选择。上人工心肺好起来的概率并不大，但圆圆肯定会多受罪。医生没有明确的倾向，圆圆的父母一时半会儿也决定不了。
圆圆的妈妈六神无主，去找血液科的主任。耐心听完了她的倾诉，主任说：“如果你现在还是判断不了该做怎样的选择，那你就倒过来想吧！如果今天决定不做，将来会不会后悔？”
圆圆的妈妈仔细想了想：“我一定会后悔，我们做！”
从父母决定给孩子上人工心肺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启动了一场生命接力。从家长做完决定到上机成功，我们仅用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场和死神抢孩子的战争，没人耽误一分一秒。只要圆圆跟死神赛跑的时候再努力一点，只要她能赢得宝贵的时间，就可以等到抗生素起效。
这个夜晚，大家都密切关注着她。体外循环组特地留了个医生跟我一起值夜班，有什么特殊情况，主任们会随时远程指挥。在人工心肺的支持下，圆圆的血氧饱和度明显改善，血压也开始稳定了。
前半夜，我抽空跟圆圆的父母聊了几句。我唯一能安慰他们的是，监测已经从半小时一次过渡到一小时一次了。不过上人工心肺的时候，圆圆缺氧的时间有点长，她这次能不能活下来，活下来后大脑的功能会不会受损，大家的心里都没底。
圆圆的妈妈哭了：“王医生，我们知道的，谢谢你们的努力。如果她挺不过来，我们都尽力了，也认命；只要她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就算傻了我们也愿意。”
快12点的时候，护士来办公室叫我，说圆圆的妈妈按对讲系统喊我出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家长大半夜叫我，难道是想放弃？我们的确经常会碰到一些家长，在关键时刻主意变来变去。我想，如果他们现在说要拔管带孩子回家，那就太可惜了。
打开走廊的门，圆圆的妈妈像做贼一样溜了进来，她拎了一大袋东西往我手里塞，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圆圆，你们晚上肯定没觉睡了。吃饱才有力气干活，这些吃的你帮我拿进去给大家吧。”
我松了口气。还好，她不是想放弃。
10天后，圆圆的人工心肺撤了，又过了3天，呼吸机也撤了。病情逐渐平稳，但我们难受地发现，圆圆几乎不会说话了。她不叫痛，也不叫爸爸妈妈，只会叫“阿姨”。护士以为她有什么事要说，过去拉她的手，她把护士甩开，继续沙哑着嗓子叫“阿姨”。护士都以为圆圆傻了。
我去床边拉她的手，摸她的额头，轻声问：“圆圆，你要干吗呀？”她睁开眼，冲我疲惫地笑了一下。我又问她：“你想爸爸妈妈吗？”她没有任何反应。我走开一会儿，她又“阿姨、阿姨、阿姨”叫个不停。这时我才意识到，圆圆可能正处在类似于应激后的情绪休克期。她的记忆还停留在进监护室前，只记得妈妈跟她说的那句：“王阿姨会照顾你的。”
妈妈告诉过她，醒来后就会见到“王阿姨”，但在重症监护室醒来的她，身上插满管子，身边没有一个熟人，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她可能觉得妈妈欺骗了她。现在，她看到了我，就像在大海中漂浮的人突然抓住了一块木板，心里多了一点点安全感。
为了让圆圆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快一些，我尽快安排了她的父母进来探望。可爸爸妈妈第一次跟她说话，她却没有任何回应，像不认识一样。我有点担心，她妈妈却说：“只要她活着，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看到原先那么聪明可爱的孩子，现在的认知能力却停留在这个水平，也许一辈子都要靠父母照顾。我无能为力，觉得很痛苦。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医院，护士就让我赶紧去看圆圆，说她叫了一早上的“阿姨”。我走到她床边，她马上不叫了，闭上眼睛流泪。
圆圆可能面临一些心理问题，她还这么小，就一个人面对了死亡来临的痛苦和恐惧。这种心理状态在发达国家的医院，肯定会请心理医生和艺术治疗师一起参与治疗的。但我们的心理医生太少了，艺术治疗师根本就不存在。
偶尔有时间，我就会陪圆圆，指着病房墙壁上的画给她讲海底的故事。在儿童医院的监护室的墙面上，有一些美术志愿者画的海洋生物，这面墙不仅被观赏，更多时候，还给了患儿们一些心理安慰。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懂，但她对我说的话有反应，有时笑，有时流泪，有时干脆闭着眼睛不搭理人。
几天后，圆圆转回了血液科病房，我依然每次下班前都去看望她。她的语言能力还停留在“阿姨”这两个字上，不过因为妈妈每天都陪着她，她叫的次数慢慢减少了。圆圆生病后，她妈妈就没有上班，家里就靠爸爸在外地工作赚钱。
一个周六，我下班前去看圆圆，一进病房，她居然说：“王阿姨，你又来看我了？”
我的下巴都快惊掉了，惊喜地问：“你什么时候会说这么多话了？”她调皮地回答：“我就是会说这么多啊，我什么都会说呀！”
圆圆的妈妈告诉我，爸爸这个周末为了陪圆圆，连夜赶回医院。他到病房的时候都快十一点半了。圆圆也不肯睡，一直坐着等。
爸爸到病房的时候，她居然开口了：“爸爸，你这么晚才回来啊，吃晚饭了吗？”
一家三口顿时哭成一团。哭了好久，妈妈问她：“你什么时候又认识爸爸的？”
圆圆开始抽抽搭搭地回忆，她确实对妈妈说“王阿姨会照顾她”的那段记忆最深刻。
“我醒了，坐车换到画满鱼和海豚的病房的时候，我看到王阿姨了。可你们一会儿就走了，我以为你们不要我了。现在你们不会再不要我了吧？”圆圆说，“我其实什么都记得，就是怕爸爸妈妈不要我了，才不理你们的。”
孩子最怕的就是被父母遗弃。
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大大小小的磨难，圆圆似乎在童年就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经历了。肺炎好了，我们又发现她的心脏有血栓，这是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的炸弹。但我想，她的父母会很好地陪她走下去。
圆圆恢复正常说话后，我送了她一盒星星，当作对她的奖励。她很喜欢，经常会倒出来数，再一个个装回去。
圣诞节的时候圆圆来找我，送了我一大块巧克力：“阿姨，谢谢你照顾我。我不能吃巧克力，但是我希望你喜欢吃。”她妈妈帮她写了张感谢卡，圆圆想签名，却不会写字，就在卡片上画了两个圈圈，当作“圆圆”，代表这个可爱的圆脸女孩。
2018年2月，圆圆又来找我，送了我一条毛巾。我打开一看，发现是儿童款。圆圆的妈妈解释说，买毛巾的时候，圆圆要求也给王阿姨买一条，是她自己挑的图案。我恍然，原来我已经被这个小姑娘当作闺密了。
我确实喜欢跟病房里的小朋友们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我是你的好朋友了吧！”我喜欢孩子，但也有其他的考虑：如果我和孩子成了朋友，在做骨髓和腰椎穿刺的时候，他们就没那么害怕了。恐惧少一些，痛苦就要少一些。与之不同，孩子们的感情其实很纯粹。
每次新认识朋友，对方一听说我的工作，总是满脸同情：“你平时看到那么多病很重又治不好的孩子，会很压抑吧？”
我想说，这里大多数时候不仅不压抑，反而很欢乐。常有外向的孩子来跟我们求抱抱。我跟小朋友们聊天，如果他们站地上，我就蹲下来说话。医生护士们也不会用“几床几床”来喊孩子们，在正式的场合我们叫全名，私底下，我们就喊小名。我记得大部分孩子的小名。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态度，表达对孩子支撑的方式。
我也会鼓励圆圆参加医院组织的活动，她上过半年的幼儿园，因为生病不能再去了。我跟她说：“病房是要抓虫虫的小朋友上的幼儿园。”等虫虫抓完了，她就可以毕业了。
2019年7月，圆圆来医院上最后一次强化疗。在我们科室，大家都习惯把孩子化疗结束的那一天称为“毕业”。我送给圆圆的毕业礼物是一支国外买的彩色铅笔，还写了张卡片：“祝福过去，毕业快乐，拥抱未来。”
这个六岁半的小姑娘曾经跟我分享过悄悄话，说她长大了想去外地读大学，“想出去看看”。我和圆圆的父母都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去沟通。圆圆的心智也挺成熟，这源于父母给她的尊重，而不是压力。
“毕业”的这天，圆圆还特地要求妈妈一定要穿裙子，涂口红，要跟她没抓虫虫之前一样。圆圆会像个大人一样说话：“妈，你这两年照顾我辛苦了。家里为我抓虫虫也花了很多钱。”她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大人之间的谈话。
出院第二天，我收到了一条圆圆穿的手链，她妈妈借用孩子的口气，给我回了张卡片：王阿姨，谢谢你给我爱的治愈，在我“独自面对”的岁月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陪伴我，温暖我。
这次的签名和日期都是圆圆自己写的，字写得真不错，不再是两个圈了。末尾，她还画了张笑脸。
下半年，圆圆就要上小学了。那时的圆圆应该还是光头，因为不时吃激素，她的脸依然会有些肿。上人工心肺留下的疤痕，还清晰地爬在她的脖子上。
我有过担心，但圆圆的妈妈提前给她做了心理建设。她们母女之间会模拟问答：
“你同学问你为什么光头，你怎么说呀？”
“我就告诉他们，我生病上化疗才这样的，以后会长好的。”圆圆自信地回答。
“如果他们嘲笑你，你怕不怕？”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实话实说呗；如果他们欺负我，我告诉老师呀；如果他们实在太讨厌了，我就不理这些傻瓜。”
这个6岁的小女孩，在面对重返校园可能遭受的异样眼光时，已经能够表现得独立而勇敢了。对于讨厌的人，她决定不去理傻瓜；对于喜欢的人，她知道自己不会被抛弃。
最后，圆圆挠了挠她的光头，又补了一句：“我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