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见过刚剔下来的动物关节吗？大块骨头上能看到一层薄膜，微带一点粉红，就是骨膜。人的骨膜上神经多，受了一点刺激，痛感就会特别强烈。骨髓穿刺，通俗点讲就是在骨头上打针。而我，经常在小朋友的骨头上打针。
从上班起，我的白大褂口袋里就一直放着一个笔记本。从前往后翻，我写了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流程、药物剂量、药物用法等。可最后几页很特殊，倒着往前看，是我记下的一串小朋友的名字。这几页有点像“生死簿”。不过，里面的孩子都经历过死里逃生。每当我觉得失去动力，就会翻开本子，给其中的孩子打电话，其中有个叫圆圆的6岁小女孩，在每个我想要放弃当医生的时刻，都支撑着我继续走下去。
2017年10月，我轮转到了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早上交班的医生跟我说后半夜转来个新病人，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重症肺炎。病人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不到一天，已经从呼吸急促发展到上呼吸机了。我顺便问了下病人的名字，没想到会是圆圆。圆圆是我在儿童血液肿瘤科做住院总医师时认识的孩子。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是圆圆第一次做骨髓穿刺。我告诉圆圆的妈妈骨髓穿刺是怎么回事——选好穿刺点，局部麻醉后把骨穿针从同一个针眼扎进骨头里，回抽像血一样的骨髓。圆圆第一次抽骨髓，需要的标本多，如果因为病情出现干抽，甚至可能扎上一小时却什么都抽不到。
圆圆的妈妈听完很难过，但她没多问，爽快地签了同意书。然后，她突然对我说：“医生，麻烦你等我两分钟，我要跟她解释一下。”
妈妈把圆圆抱上操作床，一改在我面前难过的样子，微笑着对圆圆说：“你看，你不是最喜欢长腿嘛，这个长腿的漂亮阿姨给你做检查哦。你要配合阿姨，脚痛才好得快呢。”
采骨髓的操作室是个小房间，窗前的桌上放着一个利器盒，里面装了废弃针头。桌上摆着一些针筒、玻璃片，都是一些小孩害怕的东西。圆圆得到了妈妈的解释，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她礼貌地向我问好，羞涩地笑了：“阿姨，我最喜欢你这样个子高高的人了。”接着就捂着嘴巴不说话了。
在发达国家，儿童骨髓穿刺都是全麻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医院的麻醉医师也不够用。可病还是要看的，圆圆才4岁，我试着用她能懂的语言跟她解释，期望她能配合。
我让圆圆侧躺着睡下，用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把身子像小虾米一样弯起来。成人能够自己抱住腿，但孩子通常需要束缚起来，他们力气太小，甚至抱不住自己。
我边摸她屁股上方的骨头，边夸张地说：“你现在脚痛，是因为有小虫子在咬你呢！阿姨在这里打个针，把小虫虫抓出来，你就不疼了。”
她妈妈也在一边怜爱地说：“就跟你抽血一样，有一点点疼，我们要勇敢哦。”
我有些意外地看向圆圆的妈妈，她的表现很镇定，这对孩子很重要。在儿童医院，最不缺的就是孩子的哭声和尖叫声。一些情景下，我是赞成孩子哭的。因为哭，可以发泄他们不安的情绪。可有些孩子不听话、不讲理、不配合，很多时候是因为情绪被父母感染了。父母表现得太焦虑，孩子就没有安全感，他们怕痛、怕死，然后就失去了理智。
妈妈离开操作室之前，还捏了捏圆圆的手，说自己就在外面等她。
“你现在有6条虫虫，阿姨今天要把它们全部抓完，等下你帮我一起数。”解释完一切，我让助手扶好圆圆，开始跟她互动。
“阿姨要给你消毒了，凉凉的。”
“嗯，凉凉的，我不怕呢。”
我对每一个动作都做出讲解，希望减少孩子心里的不安。“要打麻药了哦，有点痛的，你忍一下啊！”我迅速用眼神和手势示意助手按住她的手和腿。
这时的圆圆不再回答我的话，她蜷成了一只小虾米，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把牙齿咬出了声。
麻药打完，我给她按摩了一下，从打麻药的针眼里垂直穿进刺针。运气不错，我们抽得还算顺利。医生们一起大声给圆圆数着进度：“一条虫虫。”
“第二条头出来喽，欸，把它身子拽出来，啊噢，尾巴出来了。”我学着少儿频道中卡通人物说话的声音。
圆圆痛哭了，哭得很惨，但她确实全程没有动。6管标本顺利抽完，圆圆的妈妈进来了。见到妈妈，圆圆硬是把眼泪咽了下去，她高兴地说：“妈妈，阿姨帮我抓了6条虫虫呢，我没动，也没哭，阿姨是不是啊？”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笑着点头，给她竖了个大拇指。
在整个过程中，圆圆一直背对着我们躺着。她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只能感受到骨头的疼痛，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抓牢她，速战速决。要减少患病孩子的心理阴影，病治好后他们的路还很长。
可没想到10个月以后，我会在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见到她。
我看了圆圆的呼吸机护理记录、血气和胸片。只见胸片上的两肺基本都白了，药物也用到了顶级。这可能是卡氏肺孢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病菌平时就寄生在肺泡里，普通人不受影响，但免疫力低下的人容易被感染。它发病急，非常凶险。
差不多在一个月前，我们医院有个5岁多的患白血病的小男孩，就是因为这个病呼吸衰竭了。孩子从上呼吸机到去世，一天的时间都不到。被抢救时，小男孩的身边没有父母，只有小姨，因为就在那天，小男孩的妈妈生下的二胎还不满一周。
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们的选择也不一样。有的会延迟要二胎的计划，把主要精力放在患病的孩子身上。还有一些，会再生一个。其实跟成人比起来，儿童患白血病的治疗成功率更高。孩子的生命力比大人强，只要闯过治疗的关，之后会恢复得非常好。但很多时候，家长放弃得过早了。
现在，圆圆的病情比小男孩刚上呼吸机的时候严重多了。她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嘴唇发白，嘴里还插着一根气管插管，几条胶布贴在她苍白的脸颊上，固定住那根管道。同样被“固定”的还有她小小的身体：她的手腕、脚踝全被约束带绑住，连在床的铁围栏上。
“你有什么想法？”查完房，主任问我。
情况紧急，我建议请呼吸科来给她做个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这项检查需要暂时脱开呼吸机。
主任有些担忧：“万一过程中要抢救又没抢救回来，家长可能接受不了。”他想了一会儿，“不过，如果做得顺利，应该能帮她撑得久一点，争取药物起效的时间。”
想起之前那个5岁小男孩给我们留下的遗憾，我们决定去说服呼吸科医生。给患白血病的孩子做这项检查，呼吸科医生会冒很大风险，白血病患儿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做完就会有明显改善，操作过程中还很容易出血，变成大麻烦。
我们向呼吸科医生提出请求，这个医生挺爽快，就问了一句：“有没有跟家长说过，家长什么意见？”
“孩子是我们的老病人，家长很好沟通，能够理解也愿意承担风险。不做的话估计熬不过去了。”我说。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站和家属等候区之间连接着一套对讲系统。视频页面模糊，我朝着对讲系统喊：“圆圆的家长在不在？”
圆圆的妈妈扑过来，激动地答：“王医生，我们在！我们在！”我心里一酸。她大概把我当成“救命稻草”了，我可能是她在重症监护室里唯一熟识的医生。
介绍了病情进展，我有些遗憾：“圆圆目前肺里的情况很差，估计不会一下子好起来。”
听到女儿的病又重了，孩子的爸爸的眼睛先红了。他们夫妻俩在大学谈的恋爱，8年后才结婚。双方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婚后，妻子故意等了两三年才要小孩。生圆圆的时候，她30岁了。
选择摆在了圆圆的爸妈面前。我让他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做纤维支气管镜。他们俩静静地听着，中途一次都没打断我的话。
脱开呼吸机，谁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圆圆的爸爸含着泪，硬忍着不流出来，他握着的两只手在颤抖，哽咽又坚定地说：“我们做！既然你来问我们，肯定是觉得好处比风险大。”妈妈在一边点头：“医生跟我们家长一样，都希望治好她。”说完这些，他俩对医生、对治疗方式就一点盘问也没有了。
医院一直都是个检验人性的地方，儿童医院也不例外。一次我在急诊室，边准备开住院证，边跟一个女婴的爸爸说：“宝宝有黄疸的原因，目前的考虑是新生儿败血症，细菌感染，需要住院治疗。”
男人问我住院要多少钱，我告诉他具体花多少钱要看病情，先预交5000块，多退少补。
“交了5000一定能治好吗？”他回我。
我耐心地跟他解释，具体花多少钱我不能预算，但绝大部分宝宝治疗后会好起来，对以后没有影响。
这个爸爸马上来一句：“什么破医院，花钱买东西还有质量保证呢，你们居然说花5000块钱住院不一定能治好，那我们不住院了。”他抓起病例就要把女婴抱走。
“人命不是东西！”那是我唯一一次在诊室里朝家长大吼。
医疗服务并不是消费，有钱也买不来人命。
我还碰到过一个小男孩，发烧半个多月家长才送来检查。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不是把口服的化疗药偷偷少给孩子吃一点，就是想少上化疗药，少做腰穿。小男孩原本是低危组，被他爸硬生生地拖进了复发的高危组。
在儿童医院，孩子的生死，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决定的。
我让圆圆的爸爸在病情谈话单上签个字。这个高瘦的男人，手一直在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很慢。
圆圆的妈妈在一旁看，伤心又激动地对我说：“王医生，昨天转过来前我还跟圆圆说，‘虽然爸爸妈妈不能在这里陪你，但你最喜欢的王阿姨会照顾你的。’她接受了，没哭也没闹。”
我告诉圆圆的妈妈，其实圆圆并没有看到我。她进监护室不久就上了呼吸机，睡着了。
“但我希望她醒来别觉得我骗她。”妈妈说。她真心在意自己给孩子许下的每一个口头承诺，即使这个孩子只有四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