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并不总是一声不吭，他偶尔会和爸爸说两句话，问的都是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毛毛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只是敷衍地告诉儿子：妈妈出去打工筹钱了。
毛毛的疑问变成了毛毛的爸爸的催促。每次见我们来查房，毛毛的爸爸总要问上几遍“什么时候手术？”，而毛毛就坐在床上，低着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们的对话。
手术前几天，毛毛住在四楼，毛毛的妈妈住在三楼。毛毛的爸爸主要陪护儿子，偶尔找个借口溜下楼照顾妻子。我们和毛毛的爸爸艰难地守着秘密，面对毛毛探寻的眼神，我不知道毛毛的爸爸还能在这样的内外焦灼中坚持多久。
终于扛到了手术前一天，我走进病房通知他们父子。毛毛闻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偏头看了看爸爸。这是这个“小木偶”这些天来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情绪。
我又下楼给毛毛的妈妈做术前谈话。她满脸不在乎，一如既往扯着大嗓门，总是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我，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她儿子：最近毛毛的病情有没有变化，术后排斥反应发生概率有多高……
毛毛的妈妈总是不认真听我的医嘱。我多次劝她多吃点有营养的，她的术前检查显示是贫血，血压还有点高，可她大大咧咧地说自己身体好得很。我说得紧了，他们夫妻俩就煮一份白菜，算是“补营养”。
我叹了口气，将风险及注意事项讲完，最后问他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夫妻两人对视一眼，毛毛的妈妈缓缓开口：“医生，明天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让毛毛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心事重重地和我说话。
手术当天下着小雨。早上查房时，毛毛的妈妈已经去二楼准备手术了。我望了望这个女人的病床，被褥被整齐叠好放在床头，床旁的柜子上，属于她的物品只有一个杯子，一只暖瓶，还有床下仅有的一双她来时穿的旧布鞋。
到了麻醉间，毛毛的妈妈已经躺在手术推车上。她双手拢在胸前，身体看着有些僵硬，凌乱的发梢露在手术帽外面。她收起了大嗓门，罕见地安静，眼睛不时瞥向手术室的大门。我看出了她的紧张，安慰她：“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毛毛就在旁边。”
听到毛毛，她的眼神一瞬从望向冰冷的天花板转向我，像是突然对上了焦点，然后生涩地冲我挤出一个笑：“好嘞，好嘞，医生，我不害怕，不害怕……”我能感觉到，她大大咧咧的语气里有一丝颤抖。
仅一墙之隔，毛毛就坐在儿童麻醉诱导间的角落里。泡沫地垫上摆满了玩具，投影电视上放着动画片，空气中也弥漫着草莓味的香氛。这个房间以前的来客大多是几个月到几岁的小朋友，毛毛是这里来过的最大的孩子。为了毛毛的妈妈昨天的要求，主任特意拜托了麻醉师将这对母子分开。
我走过去轻轻打了声招呼，进行术前核对。他眨着大眼睛听我说话，反应比妈妈要平静得多。要进手术室了，毛毛向爸爸告别，主动伸出手，拉住了我。我这才发现，他的小手特别凉。脱下肥大的病号服，我第一次看到毛毛瘦小干枯的身体，皮肤紧紧地贴着骨头，每一道肋骨都清晰可辨。贫血使他看起来灰青灰青的。
手术台对这个瘦小的男孩来说有点高。“你自己爬上去还是哥哥抱你上去？”我低下头询问他的意见。
“我自己上。”毛毛的声音很小，但吐字清楚。
我找来小板凳，让毛毛踩着上了手术台。头顶的无影灯或是床头的麻醉机引起了他的不安，他的双手紧紧抓着被单。毛毛太瘦小了，躺在手术台上只占了中间窄窄的一条。
此时手术室里只有心电监护仪的嘀嘀声和麻醉机工作的声响，头顶的无影灯洒着惨白的光。面罩中七氟醚的味道有些刺鼻，麻醉师提示我准备静脉给药了。
我趴在毛毛耳边说：“从一数到十，再醒来时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他颤巍巍地开始数：“一、二、三……”看着毛毛慢慢合上眼，我不禁在想，如果他知道了真相会是什么反应。
“主刀医生陈述手术名称。”巡回护士的声音响起。“同种异体肾移植术。”主刀医生随即回答。
“切口部位……”“预计手术时间……”“麻醉关注点……”作为手术第一助手的我，思绪有些不合时宜地飘忽。透过手术室门上的玻璃，我向走廊外望了一眼。主刀医生轻碰了我一下，有点责怪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目镜后的眼神也同样复杂。
一个小时前，毛毛的妈妈的手术已经开始了。很快，一个装满保护液的金属盆从隔壁送了过来，里面装的是毛毛的妈妈的肾。这颗新鲜的肾脏呈暗红色，圆润厚实，已经精心处理过，多余的脂肪被裁掉，血管修剪齐整，便于进行下一步的血管吻合。
毛毛自己的肾脏已经萎缩成小小的一只，很薄，像一个干瘪的苹果。术后毛毛体内会有三个肾脏，两个自己的，一个母亲的。第三颗肾脏，将负担起延续生命的重任。
我配合着主刀医生划开毛毛的皮肤，把毛毛的妈妈肾脏上的动、静脉与毛毛的连通。放开血管夹的那一刻，这颗肾立刻充盈了起来，鲜活的红色在肾脏内鼓动。慢慢地，清亮的尿液从移植肾的输尿管残端流出，毛毛的妈妈的肾脏开始在毛毛体内工作了。
手术结束，我把还在昏睡中的毛毛推进了复苏室，毛毛的妈妈已经先在那里。复苏室不大，两张床并排挨着，母子俩仿佛躺在一张床上。毛毛不知道，毛毛的妈妈也不知道，母子俩都还没清醒过来。我也算是遵守了和毛毛的妈妈的约定，没让他们见面。
为了观察麻醉后病人的意识，我拍了拍毛毛的妈妈的肩膀，喊了声她的名字，告诉她毛毛就在旁边。“嗯……嗯……”毛毛的妈妈口齿含糊地应了我一声。此时，毛毛还在沉沉地睡着。这次短暂的“见面”只有不到10分钟，毛毛的妈妈得离开了，在毛毛苏醒之前。
毛毛在术后恢复得不错，原来那个沉默寡言心思沉重的小木偶变得明亮了起来。手术后，毛毛的爸爸在四楼和三楼的病房之间来回跑，但多数时候他都守在毛毛这边。
毛毛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毛毛的妈妈的情况却愈发严重起来。一天晚上，毛毛的妈妈自己去卫生间时突然晕倒在里面。同病房的病友听到声响赶来，毛毛的妈妈已经没有心跳了，血压很低。毛毛的妈妈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多次下发病危通知。毛毛的爸爸知道，他得随时做好准备。
我明显感到毛毛的爸爸唉声叹气的次数愈发多了起来。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力气，眼神黯淡了不少。这个家庭快熬不下去了，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快熬不下去了。之前是这对夫妻一起来保守秘密，现在只剩毛毛的爸爸一个人来扛了。
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我走出办公室想透透气，隔着安全通道的门玻璃，又看到台阶上毛毛的爸爸佝偻的身影。他把头埋得很低，一只手攥着那包总是被他称为“给别人抽的”皱巴巴的烟，身旁已经零星散落了两三个烟头。我想上前询问一下，却突然没了勇气，从门把手上收回了手。
就在毛毛出院的两天前，毛毛的爸爸在毛毛的妈妈的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了字。他哭了。这是我接触这个家庭以来，第一次见到眼泪。
毛毛的妈妈走了。对毛毛的爸爸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也圆不上的谎言。
我潜意识里有点躲着毛毛，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妈妈为什么还没回来看他。
临出院时毛毛流露出少有的小脾气，他已经两个星期没看到妈妈了。毛毛的爸爸之前承诺，做完手术毛毛的妈妈就会回来。算一算，该见面的日子都过去好几天了。
“爸爸说话不算数”，毛毛小声嘟囔着，也只是嘟囔着，怎么抱怨也不见妈妈回来。毛毛变得和手术前一样，沉默不语，总是坐在病床上发呆，翻看那几本书。此时此刻，毛毛的妈妈留给毛毛的那颗肾脏就埋藏在他的下腹壁靠近大腿根的地方。新的肾脏在那里隆起成一个小包。
给毛毛换药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刀口看。我嘱咐毛毛，以后这颗肾都会在这个位置，睡觉的时候不要压到。伤口恢复拆掉纱布以后，他只要低下头很容易就能看到、摸到那里。毛毛依然很安静，神情谨慎地答应着。
我将出院材料交给毛毛的爸爸时，没忍住问出了口：“以后如何向毛毛解释？”刚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这个中年男人，眼圈隐隐地红了起来。
毛毛的爸爸沉默了非常非常久，久到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轻轻告诉我：“可能会先告诉他因为家里债太多，他妈跟人跑了，之后的事再说吧。”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我能理解这位父亲。世上如果有什么比生死更可怕，大概愧疚算是一个吧。
出院那天，毛毛脱下宽大的病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一个人坐在床边。从他的表情里，我看不到一点即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和兴奋。
我想起这一家三口入院那天，毛毛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她来给儿子做手术。她身形壮实，穿着一件的确良的花衬衫，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拉着瘦小的毛毛，笑容洋溢在脸上。毛毛的爸爸则带着点木讷，在一旁老实地点点头，应和几声。他的皮肤黝黑粗糙，微微佝偻着身子，背上扛着花布包袱，里面捆着衣服、被褥，手里还拎着暖壶、拖鞋、脸盆、饭缸，像是把家里过日子的东西都搬来了。
现在，毛毛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收拾东西，忙着把暖壶、饭缸、拖鞋、脸盆一件件收起来，将铺盖卷包进花布包袱里。要带走的东西和一家人入院时差不多，只是毛毛妈那双破旧的布鞋此刻还放在她的病床下，和被褥衣服一起，摆放得整整齐齐。毛毛妈的东西不用带走了。
那个夏天，我们所有人共同保守的秘密，现在就藏在了毛毛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