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点点头，收拾好书包，走了出去。
友琳和我，像一对奇怪的组合，泡在实验室里。
她在那里做实验，我在那里狂补作业。
有天中午我趁实验室没别的人，用电热杯煮了碗方便面，还加了个蛋。香喷喷的味道，让实验室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居家气息。她在那头说好香噢，我随口问她要不要。我记得好像就是从那天起，我迷上了在实验室煮东西。有一天我甚至学中文系的才子老乡一样，去校门外的菜场买了条鲫鱼，回来煮了杯鱼汤。她走过来尝了一口，说，嗬，不错。
又有一天，我在用电热杯费劲地炒一杯菠菜年糕时，她连声说好香。我说，我再去洗点菠菜，回来再做一杯吧。当我回来时，她正手忙脚乱地用调羹拌着电热杯里的年糕，怕煳了锅。我说我来我来我来。我蹲下身，从她手里拿过调羹，拌起年糕来。
她说，给我再炒个鸡蛋吧。
我笑道，没鸡蛋，你去买。
她说，好吧，就出了门。
过了一会儿，她不仅买来了两个鸡蛋，还买了两只螃蟹。
在孤独的实验室里，友琳和我又有了交往。
那只小小的电热杯，被我们藏在实验台的底下。我和友琳钻在实验室一起迷上了做饭。煮食散发的温馨气息让我们的亲密得到了一些恢复。空气中有了点暖烘烘的感觉。我们用那只小杯用到炉火纯青，我们的厨艺在飞速进步，发展到后来，我们甚至用它炒了碗麻辣田螺。
我们成了厨艺的搭档。我们好似重新走到了一起。但我心里明白，这一次我们不是情侣。至少到目前为止，她只是想以胃里的暖和让心痛趋缓，然后好过一点。
所以，做菜吧。
我们的炒田螺轰动了宿舍，老牛他们说，哇噢，这么好吃还不去食堂门口卖啊。
那时老牛他们已经在食堂门前“经商”了。他们卖方便面，卖报纸，卖二手书，以及代理冲印彩照。他们说这田螺端出去保准把食堂里的大锅菜给盖了。他们拼命煽动我和友琳，玩呗。我发现，原来在我泡实验室的这段日子里，别人已开始卖东西了。“十亿人民九亿商呀，还有一亿待开张。”老牛劝我和友琳赶紧开张，他准备放弃方便面，一起加盟卖田螺。
友琳像多数校园女诗人，趣味文艺，她觉得此事有些搞笑，她说卖田螺的事她可干不了，但可以帮我们策划一下招贴海报。
于是，老牛负责偷电、装电炉，我负责剪田螺屁股，主炒。友琳负责构思海报，在一张白纸上用毛笔写上广告语。她把这事干得像在写诗，她还真的写了一首诗，《田螺之歌》，“让味觉通往家园，通往童年的清清水塘”。
没有铁锅，我们用的是一只脸盆，田螺在脸盆里咣咣直响，整条宿舍走廊被我们炒出了厨房的味道。我听见经过门口的人在打喷嚏说真香。我奋力挥铲，对友琳说，这诗写得不错，我们会红的。
我们把脸盆端出去的那个傍晚，友琳起先站在墙报那儿观望。后来她见我和老牛这边大火，也就激情渐起，过来相助。围观那盆田螺的人越来越多。两毛钱一勺，我飞快地把脸盆兜得哗啦响。一盆卖下来，我们赚了二十块钱。那时候二十块的感觉比现在两百块还多。我们拎着个空脸盆往宿舍走，友琳一直在笑。我和老牛商量着还是先请宿舍的哥们搓一顿。她说，先省省吧，你们得先去买只铁锅。
连着两个周末我们卖田螺玩得热火朝天。友琳像那个时代众多文艺青年一样，只要是能激发出兴奋感的东西，她都能迅速将之升华，从而让自己的庸常行为有了形而上的高度。“炒田螺”同理，那仿佛是另一个浪潮的前奏，借着它，跟住了些许时代的脚步。于是她开始和我争抢着挥舞锅铲，锅铲叮当。
因为她的《田螺之歌》，我就叫她“田螺姑娘”。田螺香飘校园，每次收摊，数着那些小钱，我和她都感觉自己相当弄潮。
因为田螺，生活有了转移的兴奋点。有一天收摊时，我们甚至赚到了五十元。一伙人骚包到不行，非喝庆功酒不可。我们去小卖部买了瓶葡萄酒，我们坐在中央草坪的旗杆下，我费了很大的劲弄开瓶盖，然后轮流对着瓶口喝一口。老牛从口袋里掏出今天赚来的那堆零钱、菜票，一起数啊，晚霞满天，风吹着国旗在头上呼呼地响，远处传来奥运比赛电视直播的声音。那一年中国队在汉城不断失手，而我们胜得无以复加。友琳喝了一口酒就上脸了，她抚着自己通红的脸颊，晚风吹着她的发梢，我闻到了洗发香波的苹果味。夕阳下，她眉目间光彩闪动，遮掩了多日以来的忧愁。她坐在我的身边，我多想这样一直坐到明天天亮。
确实，“经商”成为迎面而至最大的浪漫主义，友琳以她心里潜伏的浪漫劲儿，与我一头扎进了“炒田螺”的游戏里。这似乎让她淡忘了老蒋的失联，淡忘了心痛。
星期天我用赚来的钱，悄悄去北京路给她买了一件橙色蝙蝠衫和一双皮鞋。拿给她时，她又惊又喜。我好久没见她如此透彻的开心眼神了。她好像忘记我们不是情侣了，居然伸手拉过我的脖子，贴了贴我的脸颊。
哪想到那鞋子穿了三天就坏了。她从鞋帮里掏出一团纸板来。
与所有随风飘移的浪潮一样，我们的“麻辣田螺”风光了没有多久，另一个波浪打过来，把他人和我们自己迅速吸引了进去。“香辣田螺”的海报被更多的海报覆盖，《田螺之歌》被更多他人的诗文，甚至是被友琳自己的新诗文淹没。友琳和许多人写啊写啊，食堂门前，新一轮浪潮上场，它淹没个人，让许多琐碎纠结暂成“杯水情感”，无暇顾及，它以大时代的架势呼应了不谙世事者的青春形态，别人的激越心情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友琳的情绪有了转场的空间，我看着友琳迅速回光的脸容，我知道她正在从对老蒋的想念中摆渡出来，天宇下是辽阔风声，于是我开始蠢蠢欲动，在这样恍若大时代的场景里，爱情在不可抗拒地加速分泌，街边巷尾彼此相拥才不孤独，许多人在相拥共鸣，像依偎的鸟雀。我天天去找她，跟着她校内校外跑来跑去。无数次，我想开口问她咱俩是否可以重新开始。这世态与人群都仿佛即将重新开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就是那一年夏天宛若风波的往事。人们的情绪被它牵引，别的平淡如水。
当然，那年夏天很多事到后来都平静如水了。
冬季快来的时候，老蒋背着一个大旅行包又出现在我的宿舍门口。他的头发更长，人更瘦。我没看到上次他带着的那把吉他。
他落魄的样子让我心软了一下，同意让他歇脚。我说，你去哪儿了？你家人找不到你，都托我哥来问我了，问你在不在南方？让我看到你叫你赶紧回家去。
他嘟囔道，我口渴死了，给我一碗水。
他像牛一样，把一大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下去，然后说，回去？我看还是不回去比较好。然后他轻描淡写地说自己犯了点事，被关了几个月，还好，牵涉不太大，刚出来。
我听了没惊着。因为我知道，按他的性格，每一个浪潮他都会冲进去，随后把自己和别人的生活搞成一团乱麻，所以他遇到啥都不奇怪。我问他，那个丁姐呢。他闭了一下眼睛，脸上掠过一丝忧愁，他摇了摇头，没理我。我指了一下他的大包，问，接下来怎么办？他说找找工作看。他笑道，自己刚出来那天，走在马路上，看了一会儿墙上报栏里的报纸，发现好多说法都不一样了。他说，你给我找几张最近的报纸，我得看看，否则一开口，都对不上了，人家都不这么说话了。
我说，你这么说也太夸张了吧。他高深莫测地瞥了我一眼，说，你不知道。
像上次一样，他在我宿舍里打了地铺。白天他出去找工作，晚上回来呼呼大睡，在梦里呼天抢地。几天后，他找到了一家做家电的合资企业，重新做回他最初在技校学的电焊活儿。我在心里发笑，这兜兜转转的荒诞感。他却挺高兴的，说幸亏现在还有什么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放在早十年，自己这辈子可找不到饭碗了，而现在可饿不死了，连海南都去混过了，还怕什么。
我知道他的意思。
我暗示他早点搬出去，因为室友有意见。
几天后，他在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里找到了一个出租屋，说是还算便宜，就扛着他的大包搬过去了。
老蒋他爸知道他在南方后，就让我哥帮他寄了件毛衣过来，说是老蒋妈织的，让我转交给他。
星期六晚上，我拿着毛衣去火车站附近的三店巷找他。火车站广场人潮涌动，在明亮如昼的灯下，无数刚下火车的乡下男孩女孩被串成了一排排人龙。我知道他们将被转往三角洲那些乡镇工厂。我穿过行色匆匆的人们，绕开那些不知为了什么事想与我搭讪的人，找到了三店巷。巷口站着一个女孩，她向我点头笑着。就在我朝她看这一眼时，她对我说，要过性生活吗？我遏制想笑的冲动，我在1989年岁末的巷子里疾走，我想我终于遇上了传说中的鸡。
后来我坐在老蒋凌乱不堪的房间里说起这事时，还在乐不可支。他眯起眼睛，说，要看这样的笑话这巷子里每天都有。他指着窗外这条夜色中潮气汹涌的巷子，说，什么样的角色都住在这里，这也是生活，你啊，没看过吧。他显然看到了我皱眉，他好像故意恶心我，告诉我虽然乱七八糟，但他觉得还不坏，如果换在从前，像他这样的，还真的没路可走，但现在不一样了，饿不死他了，他想赖在哪儿都行。他再次指了指窗外告诉我，人家也在过日子呀，也在忍也在梦想啊，你刚才遇到的那个女孩，估计是那个“大饼”吧，我听他们这么叫她的，补鞋妹，温州来的，晚上就干这个。他笑起来，那鸡你不看脸的话，还算性感，这巷子里的不少人都和她睡过。他说，谁同情谁啊，没准她比你还有钱，过几十年她就成了你的老板。他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请我去外面大排档吃饭。他视线飘到了我的头顶上方，“切”地笑了一声说，工人说他们要上班，农民说他们要种田，就好像我们是想多了的多余的人，也可能真是想多了，管好自己吧，天塌下来，照理有比我们高的人顶着呢，走吃饭。
这一晚，我原本以为他会问我友琳的情况，他没提。我离开那儿的时候，忍不住说，我以为你会问起友琳。
他伸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他对我摇了摇脑袋，说，我跑来跑去，停不下来，来不及想很多以前的事，也来不及难过。
然后，他用洞悉我心思的眼神，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这眼神让我不舒服。果然他说，怎么，你对她还有心思？放不下？是哥不好。好，哥帮你。
他说，有空的时候，你带她来，看看这儿，她就什么伤心都没有了，跑都来不及了，真的，我是说真的。
那一段时间，其实友琳、我和许多同学一样，已开始为求职奔忙了，因为我们快毕业了。那年冬季，求职之路变得有些难走。我们拿着求职简历跑遍了g城的大街。
因为想着半年后就将毕业，也因为想着日益迫近的别离，我的焦虑感在劝我别再迟疑了，问问友琳可不可以重新开始吧。如果可以，那么就得为日后在一起努力。有一天在实验楼，我把一碗方便面递给在外面找了一天单位，两手空空回来的她时，就问出了口。
她同情地看着我，摇头又点头，她说，怎么说呢？不好意思，怎么说呢？
我说，是因为那个老蒋？
她嘟囔，好像是也好像不是。
那是什么呢？
她说，不清楚，说不清楚，好像很难回到重来的状态，也可能那个人介入过我们中间，我们都不是以前的状态了，而新的状态还没有找到一个点。她突然泪水纵横，她说自己知道我对她好，不好意思。
我告诉她老蒋早回来了。老蒋现在就在这座城市里。他与你想象的未必是一个人。这是他让我告诉你的，也是我想告诉你的。
她抬起头静静地听着。我说，要不我们去看看他，这也是他的主意，当然也是我的建议。
我心想，如果那个情敌其实已经不存在了，那么就让她自己去确认，否则我怎么争得过幻影。
第二天下午，我和友琳坐公交车去了火车站，我们到三店巷的时候，早了点，是傍晚四点半。我以为他还没下班，就不抱希望地敲了敲门，没想到里面有人的动静，我叫了一声“老蒋”。没声音。我又叫了一声。他在里面应了，说，等等。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他才开了一条门缝，从里面挤出来，反手把门拉上。他眯着眼睛冲着我笑。他横立门前的身体语言，告诉我这一刻他没想让我们进去。
他看见了我身后的友琳，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说，友琳啊，你还好吗？
他双手一拍，好像有多高兴的样子。而他堵在门前的姿态，分明是没想好到底是该邀请我们去别的地方坐坐，还是等会儿把我们迎进屋去。我听到了里面的动静，屋里还有人。
友琳的目光全凝视在老蒋的脸上，她的脸色涨得通红，在这条阴暗的巷子里，她像站错了重逢的场景，她问他，这两年去哪儿了？
老蒋说，谋生呗。
友琳说，我以为你还在海南。
老蒋叹了一口气，说，有些事太磨难，不讲给别人听，是心疼别人知道了难过。
友琳说，真正的朋友，每天都从最难的底线上牵挂对方，没有哪一种难受比牵挂更难受。
老蒋看了我一眼，脸红了，说，不好意思，友琳，是我不好意思，我混得灰头土脸的，没有心情和你们联系。
友琳说，还能混成怎么样？我想的都是你混得如何不堪，哪想过人模狗样啊。
老蒋苦笑道，不堪？那是你们没经历过真正的不堪，谢谢友琳，怎么说呢，我没法看着你这样的单纯，离得远一点，我自己还好过一点，轻松一点。
友琳看着他，脸色开始发白，她摇摇头，像无法明白他在说什么。而他就推开了自己身后的门，说，大饼，你出来吧，我朋友来了。
于是我们看见那个叫“大饼”的女孩从门里出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茄克，头发略微蓬乱，她瞅了我们一眼，笑了一下，就走开了。
友琳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老蒋向我苦笑着摇头，说，你等会儿告诉友琳，她是谁啊。然后他突然放声笑起来，好像故意的。他嘟囔着，又怎么了，我的力比多，也需要释放呀，这又怎么了？
一只猫从我们脚边蹿过，消失在三店巷潮湿的墙角。这巷子实在是他妈的贱。
在回来的路上，友琳泣不成声。她嘟囔其实刚才看到他第一眼就明白了，是自己做了一个超笨的梦。她说自己知道他在想什么。她说自己其实很平静，面对他比想象的更平静，要说难过也是在难过这过去的一年里的自己。她伸手抚了抚我的手背，说，还有你。她说人生真的不可思议，彼时彼地为什么会喜爱，为什么会消散，为什么会强烈，为什么会淡漠？这么说吧，彼时彼地，是靠不住的，得不到的才是好的，而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好……情境也会变的，你会永远对我那么好吗？
心烦意乱中的她说话比平时更加文艺，在很多地方绕着弯，所以我无法清晰了悟她杂乱的思绪。但我知道，当老蒋这个情敌消解之后，她和我又可以开始了。
是的，我们在重新开始。情感的再度趋热，还与我们一起为毕业找工作奔走有关。整个十二月，我们对着电话号码本，跑遍了城市的许多角落。我们从一家家单位被婉拒出来，站在冬天的公交站台上，常常不知接下来该去哪儿。
像多数不知世事深浅的男孩，对于未来，我虽希望跟她在一起，但对于具体工作生活的地点，我没有太多固执意念。但文艺女孩友琳不同，她忧心在这座城市找不到工作单位就会被打回原籍，而她不想回去。她说，她喜欢这里，这里的大城市有她需要的感觉。
那一年求职真的很难。她原本是文艺女孩，在找工作的这些日子里，她的言语与眼泪在日益增多。而她消瘦倔强的身影常让我涌生爱怜和徒劳之感。有天早晨，我费了很大的劲挣扎着起床，想着将去郊外的化工厂继续闯关，一种徒劳的恶心涌上心头。我看见友琳早等在楼下了，她背着个小包，在向我张望。她说，你咋就这么慢吞吞呢。我说，昨天跑累了，实在起不了床。她似乎对我有些埋怨，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每天这样催你跑东跑西有点烦了？我点头。她眼圈红了，她说，其实，我也不想这么累啊。我说，这么瞎跑真有用吗？她说，不跑肯定是没用的，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发急呢。
我们有些拌嘴，往校门口走。大清早，一只喇叭在空中播报“柏林墙被推倒了”。坐上通往郊区的公交车时，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和友琳专业相近，这样结伴进人家单位找工作，谁会要这样的一对。我对友琳说：要不，以后你进去找，我在外面等吧，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从那天起，我在许多单位的门外等她，或者是她在外面等我。我们迎接的是彼此失望的脸色。
但有一天，她却一脸笑意地下来。她说那个人事处长对她印象不错，约她下星期再来。
她是那么高兴，她对我回味那处长说的每一句话。那人对她的简历好像挺感兴趣，对她的字也喜欢，还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你的字，挺漂亮。我说那人事处长怎么样。她说长得胖胖的，挺和蔼。
我们是那么高兴，这么乱跑，没想到还真跑出了点结果。
可惜我们没高兴得太久。我们第二次去那儿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她一脸慌张地下来，她说，快走快走。
我问她怎么了。她出了大门后才说遇到流氓了。她说，那处长让她坐在沙发上，自己一屁股也挨着坐下，谈了一会儿文秘工作、宣传工作、老干部工作等后，就拍着她的裙子说你的裙子真漂亮，一只胖手就提起她的裙角凑到眼前，好像对那裙子上的格子很有兴趣，接着，那只手拎着裙子，居然一点点提起来。她拔腿就跑。
这事对我的震动极大，以至于接下来的日子，我等候在那些单位的门外时，都有点胡思乱想。而友琳在受惊吓之后，却突然变得爱打扮起来。不知是受了刺激还是洞悉了玄奥，反正她变得爱打扮了，甚至还涂眼影了，她说宿舍里的那些女孩都这么干，“化妆是对别人的尊重”，她告诉我毛毛为了上门自荐，早上四点半就起床化妆了。她问我好不好看。我说，你不怕招惹色狼啦？她瞅着我笑，说，嘿，难怪毛毛说男生总是反对自己的女朋友化妆。
初涉世事的那年秋冬，一直很晴朗，我们在街上奔波，风吹见长，在中国，成长是速成的事。转眼就快到新年了，工作还八字没一撇。1989年12月31日那天，一个已经工作了两年的老乡李小波请我去他宿舍吃火锅，迎接20世纪90年代。那天晚上我们闹到十二点，窗外一片鞭炮声。
小波问我们还回不回学校，“不回校也行，你们住这儿，我到隔壁和别的同事挤一下”，他向我挤了一下眼睛，笑着去了隔壁。
于是，这间脏乱的宿舍陷入安静。留下我和友琳站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大街上的车声从远处传来，友琳扭头看着床，有点不好意思。我抱着她的肩头，心在兴奋地跳着，好像预感那件想了很久的事涌动到鼻子面前。我们倚窗拥吻，怕对楼的人看见就熄了灯。黑夜中20世纪90年代正在来临。我感受着自己汹涌难耐的欲望。我摸着她滚烫的脸，说着“20世纪90年代给我们一个好运吧”，想把她往床上拉。她笑着躲闪。她不干。我说，那你就这么站着吧，站到天亮。黑暗中我听见她笑了一声。她亲了下我的脸，搂着我的脖子坐到床沿上。我们在狭小的床上抱着。我听见时间走动的声息。后来她开始呢喃“抱紧点抱紧点”。她浑身很烫，像发热了一样。她亲着我的脸要我对她好。她说，你可不能把我丢了。我们的双手沉浸在摸索中，是那么鲁莽热切。我们都像被一个意念苦苦折磨，却不敢动弹。空中，20世纪90年代正在来临。肌肤在黑暗中躁动，想试，很想试着推开这20世纪90年代的初夜。但又被什么线索纠结。那个叫命运的东西，此刻一定在角落里注视着它被欲望苦着的孩子们。我听到了窗外的车声和我们交织的心跳。那个时代的男生女生往往徘徊，被意念纠结，在20世纪90年代到来的夜晚，苦着自己，也被自己感动，让欲望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吧。我睡在床沿上。我们笨拙而困难地抱着，等待着黎明的来临。
第二天早晨，我们脸色疲惫地走进校园。在女生楼的回廊边，站着一个背人造革挎包的女人。那是友琳的妈妈。
你们去了哪儿？她一脸焦虑，说自己刚从老家过来，坐了一夜的火车。她说，你们去了哪儿，这么一大早的？
我惊慌失措，双手抱肩，生怕她嗅出我们通宵未归的味道。
我们去找工作了。友琳说。她妈微皱着眉对我笑了一下。哪有这么大清早找工作的？她笑得犀利。接着她用方言跟女儿飞快地说着什么。她察觉到我在一旁直愣愣地看着她们，就对我没头没脑地说，在学校里还是以学业为重吧。
我以为她是在责问我们通宵未归。我脸孔发热，赶紧借口有事告辞了。
那天中午，我买了一把香蕉去女生楼看友琳和她妈。友琳从楼上下来说她妈已经回去了。我说，这么匆匆忙忙干吗？她说她妈总是这样，有时候坐一夜火车赶过来，就为了叮嘱几句她认为很重要的话。
我看着手里的香蕉，问她，你妈没追问我们昨晚去了哪儿？友琳脸上有点别扭，说她妈做了一辈子中学老师，说话冲，但心好。友琳说，别觉得她在泼冷水，她是怕我们现在太投入了，以后毕业分开了会难过，她不希望我难过。
友琳脸上就有想哭的意思，她说，我想着她现在一个人正坐在回去的火车上，在为我操心，我真的很难过。
友琳给我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韦倩玉”和一个地址。友琳说这是她妈中学时代的一个老同学。她妈打听到这老同学在g城，那人的老公在设计局，所以她妈让她这些天联络一下，没准那人有什么关系，可以帮助找工作。
友琳说她妈让她今年春节别回家了，留在这里找工作，“妈让我一定要留在省城，千万别像她当年那样”。
我想着她妈那张焦虑的脸，就说，你妈好像不太看得上我，她可能嫌我帮不了你什么忙吧。
友琳携起我的胳膊，说：“要怎么帮忙呢？我对我妈说了，女儿一个人在外求职，有这么个男孩陪着跑了这么多地方，已经是很大的帮助了。”
我陪友琳去绿杨小区找那个韦阿姨。我们找到了那个单元。我在楼下等。她上去了。我坐在花坛边等了很久，直到暮色降临。我望着那家的窗子，心想，她可能在他们家吃饭了吧。
后面，友琳终于出现在单元的门口，把她送下来的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和一个拿着头盔的青年人。我听见那韦阿姨非要让那青年把友琳送回校，友琳推了半天，后来她还是坐上了那辆惹眼的“雅马哈”，摩托车突突响着，飞速地从花坛边掠过。我看见友琳飞快地向我挥了一下手，示意她先走了。
等我回到学校，看见友琳在校门边的路灯下等我。她说，那个韦阿姨太热情了，但我看要让她帮上我们还有点难。
她说韦阿姨的儿子是高岗街的服装个体户，哪天我们去他那儿买衣服吧。
我们还没去高岗街，那青年就把衣服给友琳送来了。友琳一件件展示给我看，她兴奋地比试着。那时已快放寒假了。
友琳一下子成了女生楼里衣着最时髦的女孩。那些超级新款的衣服给她带来的快乐，冲淡了求职碰壁的沮丧。
因为我哥春节结婚，我得回家过年。临走前，我去女生楼找友琳吃午饭，在女生楼下我看见那个摩托青年又来了，他倚着那辆“雅马哈”，站在那儿吹着口哨。
友琳从楼上下来，她看着我们。那摩托青年把一个保温瓶递过去，说这是他妈煲的汤，让她尝尝。友琳告诉我他叫伟亮。摩托青年一扬眉，对我笑笑说，哪天去我店里逛逛。
他摆弄着“雅马哈”的把手，告诉友琳，他妈约她去他家过年。
这摩托青年的阳光神色让我有吃醋的感觉。
后来我坐在回老家的火车上还在想他。车厢里，人山人海，空气浑浊。那时打工潮在中国的南方正如火如荼。我和一群回家过年的大学生挤在打工仔的人潮中。那些漂泊的面孔让人有一个念头：说不准到哪天，我们也无所谓户口了。
1990年的列车广播里在播放一支刚刚走红的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苍劲的嗓音穿透了烟雾缭绕的车厢。
春节后回校，友琳给我看一件火红的毛衣。
给你的。她说。
我比试了一下，说，男的能穿吗？
她说，伟亮说这就是给男孩穿的，很洋气的，现在香港男孩流行穿大红。
我说，多少钱？
她说，这是伟亮送的。
送给我的？
她点点头。我看着她的眼睛，她知道我不相信。于是她笑了一下，说，其实是我骗他说我想送给我弟的。
我突然就有些赌气，我发现我那丝隐约的醋意和猜疑其实贯穿了一个春节，我说我不要。我说他在追你吧。
她说，这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
我说，怎么不可能？！他和他那个妈一定看上你了。
她脸一下子红了，说，你怎么瞎说。
我说，怎么瞎说了？没准她和她那个体户儿子做梦都想娶个大学生。
我把那件毛衣掷回给她。我的话刺伤了她。她说我怎么说得这么难听。她说整整一个寒假都在想象我穿这件红毛衣的样子。她抱着那毛衣生气地转身走了。我看着她难过的背影，又后悔又痛快。想不到回校的第一天，我们就彼此生气。更想不到的是，这还只是那个春天我们斗气的开端。
那个体户真成了我的对手。
现在我常看见他倚着摩托车，站在女生楼下吹着口哨。他对友琳嘘寒问暖，小恩小惠。他看到我总是点头笑着。他的模样很惹眼，那锃亮的“雅马哈”和帅气头盔让他十分有型。
现在，友琳已不再否认我的嘲讽。她对我抱怨，那人真烦，怎么可能呢。她攥着我的胳膊，轻抚着我的臂膀，像在安慰。她说，当然他也没把话挑明，我只能反复暗示他不可能，我告诉他你是我的男友，可是他真是太黏人了，我不知该对他再说啥了，她妈和我妈是同学啊。
那摩托青年骚包笃定的样子让我愤然。有一天我终于忍耐不住了，对他挑明说，伟亮，你别来了，友琳不喜欢你，她很烦你了，你离她远一点好不好？
他却亲热地搂住我的肩，对我耳语，小弟，我们也是朋友，我其实挺喜欢你的，我们都挺喜欢她的对不对，我们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吧。
他沉得住气的社会青年模样，让我无法发作。我想，不就是个体户有几个钱吗，不就是g城人有户口吗？
我咬着牙对自己说，妈的，我一定要在g城找到工作。我找工作的动力驱使我甚至跑遍了郊县。
那年春天南方雨季漫长，雨丝在空中飘飞，衣服在身上越来越潮。有一天系里公布了留g城的名额。这让友琳无比受挫。她说，毛毛居然拿到了名额，凭什么啊？
潮湿的天气，友琳的头发总是微微卷曲，就像她委屈的情绪。我为她深感不平。友琳成绩全年级排名第二，而那个毛毛除了花枝招展，算老几？
友琳鼓足勇气去找辅导员老黑理论。老黑说，衡量一个人，不只看成绩，毛毛热心为班级做事……
友琳不是口齿伶俐的人，她脸色苍白地回来。那天活该我倒霉，我去女生楼原本想安慰她一下，但看见了那摩托青年正在雨丝中一骑远去的背影，我问友琳的第一句话竟是：“他来干吗？”她把对老黑的愤怒、对毛毛的怨恨，以及对我嫉妒的不满，全撒到了我身上。她说，他说他能养我的。
她对我讥讽的模样，让我陌生想吐。我说，那你就让他养好了。我摔门而去。
伟亮的“户口”和“万元户”让我深感压迫，我第一次掂到身份的重量。其实我也知道友琳的无辜。自卑让我深陷敏感。工作还没着落，那一阵子我和友琳总是拌嘴、赌气。我讨厌她穿着伟亮送的漂亮衣裳，我讨厌她对我的哭泣。我发现她也越来越想惹我生气。在我的责怪中，她言不达意，嘤嘤嗡嗡地哭泣。似乎只有这样，彼此才能在不知所措中好过一点。也可能谁都意识到了待在一起渺茫的未来，和已变得越来越不轻松的现在。一代代校园小两口，都了解这种宿命迫近时的焦躁。
我厌烦了她的哭泣，也恶心了自己找碴儿吵架的冲动。那一年我太傻太傻。我无法遏制自己。那时我做梦都在想着户口问题，甚至有一天我还梦到了她妈严峻的面孔。
每次和她争吵、冷战之后，我总是加紧了找工作的步伐。我跑遍了珠江三角洲的许多县级市，我想让自己留下来。
于是我去了珠海，想再碰碰运气。三天后我空手而归。在校门口我看见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我瞥见友琳坐在后座搂着伟亮的腰从我身边掠过，在黄昏中远去。
她肯定没看见我。站在人来人往的校门口，我发现自己居然怒气全消。我以为冥冥中迫近的结局这一刻终于来了。
在我想着她会不会来找我求和的日子里，其实我知道她也在等着我去找她。但我没去。除了自傲或者自卑，还因为我不知该如何给她一个有前景的安慰。言语在1990年是那么无力。有时候我甚至怀疑，我们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货真价实的争吵，因为它能让我们对彼此失望，从而让自己更轻松一些。
我发现我已准备认了。而我的老乡毛豆、小波不干，他们猛拍我的肩膀，说，妈的，去，我们去把那摩托小子狂扁一顿吧。
我说算了算了。我钻进被窝，想蒙头大睡。那些天我不知道友琳的心里在经历怎样的波动。“人无着落的时候总得先救自己吧”，我理解她，也理解自己。我想我是输给了户口、输给了个体户、输给了指标，输给了好生活。
我在心里对友琳说了“再见”。
我对找工作也立马失去了兴趣。
现在我沉浸在图书馆写我的毕业论文，因为我不想听外面的事，不想听谁谁找到工作了，谁谁谁托到关系了。
但是，那些消息，还是顽强地钻进了我的耳朵。我听说毛毛原来是和副校长的亲戚火线搞上了。而室友阿牛说，错。他说他看见毛毛晚上在凉亭那边和一个中年人搂搂抱抱，“你猜谁？不说了。你会说出去的。”
其实，那一阵子飞短流长纷纷扬扬，比如有传说在校门边的林荫道上、舞厅里，有些焦灼的女孩在钓觊觑她们的人：“你能帮我吗？”
有一天，我在北区门口看到友琳和伟亮抱着一把花，从外面回来。
友琳看见我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让我难受。分手后的这几个月来，她在飞快地陌生起来。她一定知道我在回头打量他们，所以她步态有点不协调，有点笨拙。冲着她这样子，我滋味百般。我劝自己，她是对的，和伟亮好，能在这座城市里留下来，留下来，一个女诗人首先需要留下来，回到小镇去就啥也没有了。
那年毕业的时候，友琳留在了g城，据说由伟亮一家使力，去了一个区的区政府。
我不知道友琳高不高兴，我只知道我没太多不高兴，再说也没谁在意我是否高兴。
那一阵子，我们男生沉浸在“意大利90”中，通宵达旦地看世界杯足球比赛，由此暂时忘了即将来临的分手。我不想回老家。我被分到珠三角一个县级市的政府办公室。
我有些懒洋洋，不知为什么提不起整理行囊的兴趣。在临走前的那几天，除了看球赛，我突然爱上了去图书馆。在离校前的最后一天，我甚至在图书馆泡了一整天，我发现原来这里是这么安宁惬意啊，可惜四年了，到快滚蛋的时候才恍悟这一点。那天晚上，我从图书馆出来，我背着我的帆布书包走在校道上，在路过图书馆后面的那棵大香樟树的时候，我突然决定爬上去。我把书包挂在了高高的树杈上。我从树上跳下来的时候，有个路过的男孩吓了一跳，我拍拍手里的树皮碎屑，对他说，明天毕业了，就留个纪念吧。
我回到宿舍，看见友琳正在帮我收拾东西。宿舍里空空荡荡，不少同学已提前走了。看见她，我愣了。她说，你还不收拾啊，明天是最后的离校日啊。
我笑了笑，说，反正也没东西，反正有些东西也不要了。
她在理我的书。我说，那些书我也不想带去了，你要你拿去吧。
我不知她来想和我说什么。好在她没说什么。她帮我把那只要托运的皮箱用床单包好，然后用针把床单缝起来。
坐在灯下，她安静的样子让我觉得眼熟。我转身出去，说去隔壁宿舍要一段绳子。
我拿着绳子回来的时候，看见她的眼泪正落在箱子上。
我装没看见，我在宿舍里忙得团团转。她后来咬断了线头。她说她得先回去了。走到门口，她指着我穿的“意大利90”的彩色沙滩裤说，你总不能穿着这个去单位报到吧。
她就走了。我的小布尔乔亚诗人，越来越像一个懂事的女人。我抹起了眼泪。
三个月后，我听说她和伟亮结了婚。那时我正站在珠三角一个乡镇的街边电话亭，听老同学老牛在线的那头说这事。
我对着电话筒有些支吾。我对着g城的方向，想着第一次在同乡会上见到她时的模样。
我看见许多人围在她的身边。一些名词像蜜蜂一样旋转在她的上空。那些名词变幻着，似阵阵浪潮，闪烁着光芒，它们对她构成了场景和引力，诗歌、流浪、自由、海南、商海、时局……一波波起潮，她向它们展现自己的欢颜和犹豫，它们与我争夺她的视线，她的定义和她的坐标，我常常感到自己措手不及时的虚弱，就像我们追逐这时代的每一波潮涌，几个名词，就将青春打发过去。它们是我最深切的情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