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和友琳搭讪时的情景。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同乡会上，这个笑容干净，有点小布尔乔亚的女孩，和我同学院，不同专业，当时她招惹了许多人的视线。一堆人围着她用名词轰炸，弗洛伊德卡夫卡尼采……我从没见过这么热爱谈吐的女孩。那天不知为什么，她最后把手里的留言卡给了我——“地球是圆的，所以我们相遇”。
几周以后，我与她再次相遇，不过不是在地球的另一端，而是在火热的大街上。
那天我从食堂出来，看见一群人扛着旗吵吵嚷嚷地往校门那边去。我问，你们这是去干啥？他们说食堂涨价了，官倒太多了，生活太假了。我知道他们这是上街。
那天下午全城的人好像都跑到马路边来扯国家大事，闹哄哄的，谁都会以为置身于一个时代的开场戏中，我一眼看见女生友琳也在人堆里。她脖子里绕着一条橘色毛线围巾，小脸儿兴奋得像一朵向阳花。她和她的同学想把一些条幅、纸张往树上挂。友琳拿着一张，大声问，劳驾哪位男生，谁上去？我嚷嚷着“我来爬”，就攀上树去。我在越过一个枝丫时，听见裆下响亮的一声，接着我听到了仰面朝上的“向阳花”友琳夸张地尖叫了一声。然后她和他们咯咯咯笑开了花。
我的裤子就这样在热火朝天的大街上裂了裆。其实那个年代的街头，常有这样年轻的人潮，而那个年代的裤子也普遍粗制滥造。那天是1986年12月14日下午。隔了二十多年我还记得这个日子，除了反官倒，还与这裤子有关。
接下来的春天，校园广播里整天在放一支歌——“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燃烧了我……”我们和全中国青年一样，整个春天都在学习政治。学着学着，众多男女生对上了眼，来了电，向爱情转场，“恋爱风”席卷校园。那时候我还年轻，不懂这个世界的逻辑。我只知道自己在校园里与友琳相遇时就觉得高兴和心跳，不知从哪天起满眼都在寻找她的影子，每一分钟都在想她。
我常在食堂里看见她被四五个男生围着，她嘴里咬着个调羹，额头闪着光泽，笑啊说啊。我坐过去的时候听见他们在说系统论，说社会超稳定结构。他们是今天所谓的文艺青年。这些家伙的一大特点就是爱扎堆。
可惜我扎不进她的堆，我借了弗洛伊德、萨特的书，看到云雾里，还是搭不上他们的话。终于有一天，她明确对我说：“你别再来找我了好吗？人与人能不能混在一起这要看感觉，感觉这东西是很怪的，这可不像你做化学实验，多少剂量放下去就可以起反应，你懂了吗？”
她看着我，像只骄傲的小母鸡。那一年她十八岁，正是趾高气扬的年纪。那一年我十八岁，被她那种浪漫的范儿迷到七荤八素。那时候搞文学，与现在搞上市公司、搞新媒体差不离，都是牛人干的活，所以，想搭她的男生够得上一个加强连的人马。
而我把妒意落在了两个校园诗人身上，据传他们每天向她的信箱里献诗一首。他们是我的情敌。他们几乎让我相信，这辈子如果不会写诗将找不到老婆。我借了《志摩的诗》《海涅诗选》《朦胧诗集》……造啊，从宿舍造到图书馆，再造进通宵教室。20世纪80年代的通宵教室里灯火明亮，许多人都在沙沙地走笔，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这一屋子人其实都在熬夜抒情，诗，信，嘴里全他妈的都在喃喃自语。有一天，我写完一首，热血直涌，就到教室门外透气，走廊上一法律系的家伙向我点头说他刚造了首诗——《失恋》，“就像拔牙/拔掉了/还疼”。他问我怎么样。有一天半夜，不知从哪里混进来一个疯女人，她靠在通宵教室的台阶下唱歌。她说，我给大家唱支歌，《一生何求》。我们哄笑成一片，都跑到外面去看。那女人说，我一个纯情少女，你们为什么笑我？
那些个夜晚，我造完诗就奔向友琳她们楼下的信箱。有一天，我在穿过空旷的校园时，认定自己可能是个疯子，我冲着路灯下飞舞的那些小虫子想，一个人恋爱了，也许不是因为他爱上了谁，而是因为他需要恋爱了。那些个夜晚我喜欢上了在她楼下晃荡。像所有初萌的少年，我描述不清那样的滋味。有一天我在晃悠的时候，有巡逻的保安问我干什么，吓得我拔脚就跑，他在后面追了好一阵，没赶上。也可能是他不想追了，因为校园里有许多人和我一样夜不思归。有一次，我甚至看到校联防队押着一对小情侣兴高采烈地从我们面前走过，一个家伙用树枝挑了只避孕套，向前探着，像举着只小灯笼。我听见他们说，干那事了，干那事了。
我丢进友琳信箱里的诗，统统石沉大海。有一天，我终于在路上堵住她，追问她我写的那些东西怎么样？
她快步往前走，脸上有奇怪的笑，她说，挺像徐志摩。我还来不及高兴，就听见她接着说，徐志摩的诗估计是全世界最酸的。
那天我翻遍《志摩的诗》，吃惊地发现她说得可真尖刻到位，而之前我却没一丁点酸的感觉。于是我在校园里四处找她想探讨这个问题。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图书馆大门出来。我从走廊那头晃过去，把她惊了一下，她尖声说，你总是跟着我，别人都在看笑话了。我告诉她，我发现了徐志摩的软肋啦，他的情书写得没林徽因好，甚至没陆小曼好，这主要是因为他文字里面有勾引的味道，有做作，而不像女人只要爱了，文字里就有情感。你说的酸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吧。
她的大眼睛在路灯下有惊异欲笑的表情。她果然扑哧笑了。她告诉我这么整天跟着她让她产生荒谬感，她说其实她这会儿和我说话也有荒谬感。她说，真不知该怎么和你们这些理科生谈明白一些事儿，你们太实在了，我实在受不了啦。
她认定我和她这题目解不下去了，无解，别钻牛角尖了，还是做普通朋友，好不好？
我瞥见路灯下我的倔影子在连连点头，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那么我就做你哥哥吧，你就叫我哥哥吧。
她甩开我的手仓皇远去。
我写诗写到那年秋天，爱情还毫无进展。有天中午，我挟着书本去历史楼上公共课，穿过林荫道的时候，一些叶片在扑簌簌地落下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了无生趣。我想，或许真的该歇歇了。
那天下课后，我从教室里出来，天快下雨了，我就赶紧往宿舍方向跑。在我绕近道穿过田径场的时候，我看见友琳正在上体育课，进行八百米测验。跑道上友琳在跑，她落在了最后面。我看了一会儿。她从我边上气喘吁吁地过去。我听到了她的喘息。她右手插在腰里，脸色苍白。她好像快要跑不动了。我就向她招手：“友琳，慢一点。”
接着我发现自己在内场小步跟着她跑，一边挥手喊：“友琳，慢一点，慢一点。”她脸色苍白，转过头来对我说：“别烦我，我在测验，别烦我。”
她们班的女生和体育教师都对我哈哈大笑。友琳突然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给了我一个白眼。
大雨就是在这时从天而降。我抹着脸上的雨水，就像抹着初恋的眼泪。
撒手之后，我在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之间狂补作业，我摆弄着那些瓶子，做“反应热效应的测定”，我的情绪需要来一段冷却。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宿舍里的哥们都去看电影了，我拿起书包正准备去实验室。我听到楼下有人叫我。我一看，是友琳正仰脸看着我们的窗子。
她上楼来，站在门口的走廊上问我晚上是不是空着，她们文学社请了个上海“撒娇派”诗人来辩论，请我去听。
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张表格递给我说，你来参加我们文学社吧，你的诗确实是越写越好了。
走廊上晾晒的衣服在滴水，一些男生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说我已歇笔了，你这么夸我是想让我还有点面子吧。她眼里突然有了点他妈的悲悯。她嘀咕，我可没这么想，我是跟你说真的哪，你写的诗是在进步。
她告诉我，其实她每天早晨从信箱里取出它们时都留意到了这种进步，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像注意到一个人每天都在长高，就像看一个人的作业成了习惯。她说，你来参加我们的文学社吧。
我说，你不是在说你喜欢上了批改我的作业吧？
她咯咯地笑起来，混充老练的样子轻扬了一下头发，告诉我可能是吧，不过嘛，进步是进步，但她还是有种对不上号的感觉，因为她实在想象不出那些书面语句从我嘴里说出来时的样子，所以她无法确认写诗那一刻的我和真正的我是不是同一个人。她说，不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吗？
她绕得像麻花一样的话我当然不懂。我想，她是想说看扁了我呢，还是想特深刻地指明我们做不成朋友但可以做诗友的道理？
总之我不懂。但我还是兴高采烈地跟着她去了那个讲座，也去了以后的几个讲座。
一个月后，她和我混在了一起。她成了我的女友，我们成了1987年“恋爱潮”中无数情侣中的一对。我们的同学都傻了眼。
说真的，我也傻了眼。而她说，是看着我可怜，因为那天我一把一把抹着脸上的雨水就像抹着眼泪，所以看着可怜。
她让我傻眼很正常，因为我跟不上她的节奏。其实，后来我也一直不太找得准她情绪的转换点。这就像那个年代接踵而至的浪潮。
那是青春起潮的日子，她会在夜晚校园的角落里，突然抱着我的脸狠狠地吻我并莫名流泪，也会突然莫名烦躁地踢我几脚说她很烦，但又不知是哪儿烦了；她喜欢我在竹林的砖堆后面，死死地抱紧她，但她也会突然几天不理我，让我找不到北。我承认我跟不上她的节奏。我狠命地跟，沉溺在惊乍和兴奋中。
她眉眼间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动和文学小布尔乔亚的气质。她爱谈人生，爱附庸一切遥远的事。她的脑袋里每天都需要蹦出很多指令，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处于亢奋状态。和她混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们赶一场场讲座的场子，追一部部外语片，关心过遥不可及的东西。
有一天晚上，我坐在阶梯教室后面看友琳他们为学校艺术节排话剧。室友钟向阳进来把我叫到门外。他指着台阶下的一瘦高个儿，说是找我的。
那人留着半长的头发，背着一个人造革大旅行包和一把吉他，正在向我招手。我一下子没认出他是谁。他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嘿，还认识我吗？”
猪鼻头老蒋。
我兴奋地推了他一掌。好多年没见了，我哥中学同学老蒋浑身汗酸味地站到了我的面前。我记得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石家庄一家工厂。他把背上的大包往地上一搁，仰脸向夜空舒了口气，说：“我要去海南啦，今天来你这儿投奔一夜。”
1988年下海南的千军万马把我们学校当作了驿站，老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这些满脸狂热而又心事重重的家伙，挤在沙丁鱼罐头似的车厢里颠簸而至，在我们这儿喘口气，再坐轮船去天涯海角。
友琳走过来，好奇地看着我这老乡和那把吉他。我告诉老蒋这是我女友。老蒋眯着眼对我们笑着，然后伸手拧了一把我的耳朵，说，嘿，搞得很活嘛。
这老蒋曾是我哥中学班里有名的蔫蛋，那时他书包里藏着本《少年维特的烦恼》，他对所有笑话他的男生辩解：“大段大段的抒情，大段大段的抒情哪。”而现在，几年不见他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范儿，不时甩着额前长长的头发，视线飘在你头顶上方，像浪迹而来的独客，心不在焉，而又真情无限。
你在海南找了个什么工作？友琳问他。他说，还没找哪，去了再说呗。
老蒋跟着我去宿舍，他说他坐了两天两夜火车，整个人现在还在飘忽。我问他饿不饿。他说不饿，就是渴。他说，你们可能不知道吧，这一路有多少人在南下，估计美国开发西部那会儿也就这样了……
那天晚上他咕咚咕咚地喝完了一茶缸又一茶缸的水。他把一张草席往宿舍地上一铺，说，我睡啦。他枕着他的旅行包呼呼大睡。半夜他醒过来，端起我桌子上的杯子咕咚咕咚又喝了一杯。他看见我被吵醒了，就凑过来说，你不知道吧，这次我是不辞而别，我们单位那些人没准会以为我失踪了。
第二天一早，老蒋就直奔轮船码头去买船票。他回来的时候居然骑了辆八成新的自行车。我认定他从哪儿偷来的。他对我打了个响指，说，妈拉巴子的，票全卖完了，你不知道队排得有多长，全是去海口的，热岛，绝对热岛。
那天下午，他坐在我们学校中区的草地上，拨弄了一下午的吉他，我和友琳傍晚去图书馆的时候看见他还坐在那里。有几个女生围着他，在看热闹。
我听见他在唱：“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老蒋对我点着头，他的手指没停下来。说真的，好几年没见他了，他如今让我惊到云雾里。那天晚上，我和友琳也坐到了草地上，被他迷到七荤八素，我们没去成图书馆。他狠狠地打击了友琳，他说，怎么你们还在摆弄小酸文啊。他说现在该看的是王朔，该听听摇滚。他指着草坪上空的广播，它正在唱“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他说那是靡靡之音。
在夜色渐浓的草坪上，老蒋的脸庞一会儿晴朗一会儿阴愁，他眯着眼睛似笑非笑，说这儿多好啊，你们走出这个大门就会知道什么叫“苦”，你们这些孩子没受过苦啊。
老蒋连着几天都没买到船票。他在我们宿舍进进出出，才几天工夫，校园里就有女生跑来找他，她们在我们楼下喊：“蒋雨舟，蒋雨舟。”
于是，我忍不住对友琳说，几年不见想不到他成了个钓妞高手。
友琳咯咯地笑道，他好像没故意招惹别人吧。她说，不过我敢肯定，这是个脑子混乱成一团的家伙。
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就有了妒意，我问她有没有觉得他有点装。她说，maybe，不过他有那么多的经历真让人羡慕。
那张千呼万唤的船票还在空中飘忽。我把宿舍钥匙和一刀饭票交给老蒋，我告诉他明天起他就别睡地铺了，睡我的床吧，因为我要去m城化工厂实习三个星期，但愿我回来的时候，他已去成了海南。
老蒋抱了一下我的肩膀，说要为我饯行。他请我和友琳去北校门外的大排档吃消夜。那天他喝多了几杯，舌头就有点大，他凑在我的耳边说，看着大学多美啊，真想哪儿也不去了。那天我觉得老蒋像个话痨，像个超大号的电灯泡。
三个星期比想象的漫长，许多个黄昏我从厂里回到宿舍就给友琳写信。我抱怨她的回信怎么越来越拖。在实习的第三周，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很厚的一叠。我看了一遍没看懂，看第二遍时只觉得心里很躁，看第三遍才彻底明白，原来她和老蒋好上了，所以她来道歉。
“老蒋前天已去海南了。在你不在这儿的这些天里，我常去你宿舍找他聊天，听他弹吉他……我不知该怎么说，原谅我，我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相似的眼神和情绪，我明白了两个人为什么喜欢长时间地聊天，那是因为对事物的定义是那么相同，我想我是真的恋爱了。原谅我这么说。我不知该怎么说清楚这事，只有对你很深的歉疚……
“那天他买到了船票，他扶着自行车站在我楼下说要把车留给我，那一刻我觉得他让我难过，他的即将离去让我难过，他一无所有的狂热劲头让我难受。他告诉我，他不能不走了。我知道他在逃避我，也在逃避自己……但在你回校之前，我得告诉你我对你的抱歉，算我不是一个好女孩吧……”
我拿着那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那时候我还不懂为什么坏男孩上女孩那么轻而易举，但我还是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老蒋这鸟人把我的女友拐走了。我心里只有狂扁他的念头。
我跑到化工厂的厂办拼命地拨电话。电话那头，管女生楼的大妈在喊“友琳友琳”。声音在我手中的话筒里回荡，让我有做梦的感觉。然后大妈告诉我说，“她去上课了”，“她不在”，“她去自修了”，“她们宿舍没人”。
终于，我在第三天的傍晚找到了她。我好像听到她走过来的声音，我听到女生楼走廊上嘈杂的动静。我大声地问她，你是真的还是怎么了？她在那头好像没有声息。于是我冲着话筒大声地说话。我不知自己在说什么。我心里有呕吐的感觉。她在那头好像很冷静，她说，我在信里都说了。接着是无声无息。我问她，你们好上了？她说，是的。我说，你是不想和我好了？她说，是的。我想她是多么不要脸啊。我徒劳地听着那头的沉默，她刚烈的性格好像沿着电线绵延而来，我感觉一百头牛也拉不回来了。我承认自己从来就跟不上她的情绪，也承认她和老蒋确实有那么点儿相似，我意识到了这些天来心里隐约的警觉和妒意，但我还是不甘。我“啪”的一声，办公桌上的一只玻璃杯子被我捏碎了。我说，血，血。她在那头问，怎么了？我说，血，我把杯子弄破了。她突然哭了起来。我搁下电话，我喉咙里有呕吐的声音，我发现厂办的人都在吃惊地看着我。
老蒋把我的女朋友拐跑了。我要痛扁这两个叛徒。
回校后，我立马去女生楼找友琳，但从楼上下来的是陈春妮。她面色沉静，但我感觉她好像在憋着笑。她告诉我友琳前天去了海南，有封信留给我。
我拿着信往外跑，信上只有两句话——“你的手好了没有，我真的抱歉，但我无法勉强自己。我去海南几天，回来的时候，相信你已好过了一些”。
我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海安。我打算先到那里，再坐渡船，过琼州海峡，去海南找他们。
车子一路飞奔，车上塞满了行李，满车都是下海南的人。那个季节天气已经很热了，窗外是一片片蕉林，风呼呼地扑到脸上，我觉得眼睛里好像有水快要流下来。身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不停地和我搭话。估计我一路心事的样子让他同情，他安慰我：“别急啊，你们年轻，到那儿找个工作，肯定没问题的。”
我揉着眼睛，说，那倒是，我有很多朋友已经去了那边，一个是去办广告公司，一个是去搞纪实杂志，还有一个，他爸有关系，能倒到汽车，哦，另外还有一个我的老师，下海了，去那边办佛教协会，我呢，学的是高分子，先找个工作，以后有机会和同学合开个科技公司吧……我瞎扯着，努力让自己亢奋起来，我怕停下来眼睛里就有水掉下来。我看着他风尘仆仆的脸，我问他：怎么，你也去那边找机会吗？是的。他看着我突然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我能年轻十岁，像你这样读过大学，用什么换都愿意。
我发现和他扯，能让我暂时不去想他们。但越扯他好像对自己越没信心。到湛江的时候，他说下去放松放松。他站在汽车边，突然对我说：“我不去了。”
他说，看着你和满车的年轻人，我对自己没信心了。我连忙劝他，到都快到了。他抬头看了一下南方的蓝天说，我不去了，主意定了。
他好像抱歉地从车上拎下自己的旅行包，没看我一眼，掉头回家。这个江西人。看着他灰心透了的背影，我莫名其妙地突然想哭。我知道此刻他和我是一样地伤心。
我到海安的时候已是夜晚，从汽车站出来，我看见满街都是不知该去哪儿的人，他们吵吵嚷嚷的，热闹非凡。我往黑压压的人群走去，想打听过海的情况。路上的人都在说两三天内不一定过得去，因为全是要过海的人。站在陌生的夜色中，我决定先找个旅馆。走了一圈，别说旅馆，不少老百姓家里都住满了人。街上的人越来越多，我路过一家粮站的招待所，还没张口问，一个胖嫂就给了我一张草席，说，你自己到走廊上找地方睡吧。她收了我五块钱。我在走廊上躺下，突然旁边有一个老头坐了起来，冲着我大叫一声：“嘿，小海，你怎么也在这里！”
我瞅了他半天，不认识。他说，你不是我家的邻居小海吗。我说，我不是小海，你认错人了。他抱歉地冲着我笑，他说他老了，认不清人了。他说，你是过海捞机会的吧。我说，是的，你总不会也去那边找工作吧？他说，我找儿子，他从家里溜了……他唠叨着，我则昏昏沉沉地睡去，蒙眬中看到屋檐上空的星星很亮，我想我怎么会在这里。
夜半的时候那老头好像坐起来几次，好像把一条毛巾毯盖在了我的身上。
我早上醒来，发现周围的人都在飞速地起身往码头赶。那老头已走了。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摸口袋想在街边买个包子，但钱包没了。我的钱包没了。钱包怎么没了？我脑袋嗡了一下。我在旅馆的走廊上来来回回地找，没找到。我猜是那老头干的。
我站在街边想着怎么办。我的背包里还有六七块零票，那是我昨天在汽车站买面包找回来的零钱，当时胡乱地塞进了背包。这点钱，别说过海去找他们，就是转身回学校也要想想办法了。我漫无目的地往码头方向走。空中是炙热的潮味，满眼都是急着过海找机会的人。而我，是去找被人拐跑了的友琳。我把手伸进空空荡荡的裤袋，发现自己是多么可笑啊。站在码头边我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海水拍打着岸，海南的方向，那里云层辽阔。1988年的海南，是我的情敌。
货运站的一位司机大叔看在我是大学生的分上，同意让我搭车。车在南方的晴空下巅簸。阳光暴烈。车过半程，我感觉头痛欲裂。我看见友琳在脑子里飞快地跑着，越来越快，我抱着脑袋，心想自己一定是发烧了。
回校后，我昏睡了几天。我听见室友们问我要不要喝水，要不要吃饭。后来我好像听见他们在相互告诫，瞧啊，爱上别人是会伤身的。
我昏睡到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友琳来敲我的房门。当时别人都去上课了，楼道里静悄悄的。她捧着个椰子，瞅着打开房门的我，面容尴尬，她说，我回来了。
我看了她一眼就要把门关上。她用手肘顶住门板说，不要这样。然后她脸上是想哭泣的表情。我不知道她来找我干吗。我听见她在说她是昨晚回校的，把他一个人留在了那儿。她脸上有忧愁，说，可是，那里到处是“赶海”的人，看那样子他哪找得到工作啊？
我想，她告诉我这个干吗？
她说她自己这一个星期花尽了身上所带的钱，算了一下，到明天他口袋里也该没钱了。她问我能不能借她一百块钱，给他寄过去，否则就怕他没吃的了。
她不好意思地看着我。她不知道她此刻的忧心让我郁闷吗？我硬下心肠，一边用力把门合上，一边说，他呀，哪会搞不到钱？我没钱。我生病了。
那一阵我爱上了逃课，也爱上了被窝。有天上午我听见室友钟向阳在嗡声嗡气地说话，起来吧，和我们一起去练气功。
我说，你是在对我说话吗？
是的。
我把头探出被子，看见他正在对面的床上打坐。那一阵子气功热方兴未艾，他不知凭了什么成了我们学校的大师。他此刻看着我眉宇宁静。我恍悟，在我陷入狂爱的这段时间里，他也变了一个人。
他说，起来吧，打坐会让你静下来。
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甚至能听到从火车站那边传来的声音。
他说，只要你愿意你甚至能感觉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山间谷地里一步步爬上来。
他说，你得信这个。
当天晚上八点，他把我带到了西区漆黑的排球场。他指着球场那头，那里竟鸦雀无声地站满了一队队练气功的人马。
我练了三天，还是无力。这时专业课老师让人捎了口信过来，让我去实验楼补作业，否则这门课不给分了。
我确实拖欠了一大堆作业。我不知道这学期结束前还能否把它们做完。我走在实验楼空空荡荡的过道上。因为是周末，这里很安静。
我走进实验室。这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女孩坐在烧瓶和试管后面，正望着门这边出神，是友琳。我愣了一下。
我和友琳同一学院，虽不同系和专业，但有些课程使用同一个大实验室。今天我没想到她也在这里，我有些尴尬地说，周末你还在这儿啊。
她瞅了我一眼，泪水夺眶而出。我装作没看见。我来到了自己的桌台。我想，不会是老蒋还没找到工作吧？
后来我看见她把头埋在了桌上，一直没抬起来。
怎么啦？你怎么啦？
你别管。
她趴在桌上，肩膀颤动，似在抽啜。
我隔了好一会儿，问，是老蒋没有来信？
她嘟囔，没有。她说，他一直没寄信过来，大概把她给忘了。
我说，那你寄过信给他吗？
她说，往那个旅馆寄了好几封，但没一个回音。
我说，也可能他搬走了。
她说，也许，他本来就快没钱了。
她呢喃而语：如果联系不上，那就搞丢了彼此，那里人山人海，就永远找不到了。
我心想，他可以找到你的呀，他知道你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
我没说出这点。我知道她自然明白，所以她心里在难过着。
她在难过，因为她还沉浸在她自己的思维和情绪中，她呢喃，在岛上她陪着他在人山人海中找工作，马路上什么人都有，唱歌的，摆摊的，说梦想的，就是没有钱。自己口袋里的钱越来越少了，她得先回来上课了，在她走的前一天，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商场，先帮助卖西红柿。他对她说，先从这里起步吧。她泪水纵横，说，不行的话，就赶紧回去吧。他扣了一下吉他的弦，说，不回去，这里虽然没钱，但你闻一闻，这空气都是燃烧的，都是年轻人的味道，好玩，我觉得好玩。第二天，他把她送到码头。她哀求他先回去，不要等船开，否则就有分手的感觉。他笑，那好，记住这一刻，就永远不会有离愁了，因为心里记住了，它就在心里了，ok，再见吧。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估计他也不太清楚，因为她迷糊难过的样子需要这样的腔调来安慰。她喜欢这样的调调。他转身走了。她看着他一无所有的背影心碎无比。
她把头埋在桌面上，我看着她难过的背影，再次心想，他知道你在这个学校这个专业，他干吗不来联系？
我相信她也知道，所以情之所起，只是因为无措和自怜。用那时的言语说，就是“受了打击”。
我想着老蒋似笑非笑的眼睛，心不在焉的面容，好似流浪的身影。我仿佛看到了这不靠谱的家伙此刻在某个角落里弹着吉他，对别的女孩说着对这世界的梦想、忧郁。
友琳坐在前排，依然把头埋在桌面上。
我心里交错着鄙视、快意、烦恼、嫉妒等情绪。
整整一个夏季，她和我都置身失恋，我们近在彼此，各自失各自的恋。我遏制自己，是怕心痛再次袭来。
有一天傍晚，我去研究生楼一个老乡那儿，参加一个小型的饭局。
这老乡是中文系的才子，却还喜欢烹调，能用电炉在宿舍里做出辣子鸡丁、蒜香小排等小菜，所以时常约我吃饭。
我从校门口买了一串香蕉，拎了过去。一进门，没想到看见了老蒋。
我吃了一惊。他回来了？他怎么在这里啊？我怎么不知道啊？友琳知道吗？
我的血往头上冲。如果中文系才子和其他老乡不在，我可能已经一拳揍在他的脸上了。
而这鸟人竟然像无事一样，对我“嘿”了一声，还向我招手，然后伸开手臂，过来拥抱了我，他哈哈大笑，说，哈，你也来了。
我借机狠狠地拧了一把他的背。他放开手臂，看着我，点了点头，那意思是他知道了。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向他人介绍我：老朋友。
中文系才子正蹲在地上，在炒电炉上的青蒜腊肉，满屋都是诱人的香味，才子也吃了一惊，说，你们认识啊？
我看着老蒋，脑子里还处于半空白状态。老蒋说，他是我同学的弟弟，我看着他长大的。
才子说，老蒋是我的小学同学，嘿，没想到你们也认识。
老蒋笑道，世界真小，谁和谁都扯得上边。
我瞟着老蒋，问，你这阵子藏哪儿去了？
他眯着眼睛，看着我，说，我不就在这城市吗？
我心里再次刹那空蒙，问，怎么回事，你不是在海南吗？
这鸟人居然在笑，他说，我前个月就回来了，在这里发展。他指了一下坐在床沿上的一位女士，说，跟丁姐在做信息研究。
我这才注意到那戴眼镜的女士，她向我微笑点头。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但看得出她比我们大，容貌秀丽，眼神沉静。
老蒋面容平静，温和地看着我。他真像是忘记了几个月前他还在这校园里混迹，把我的女朋友骗跑了。现在他居然有脸装作惊喜的样子，对我说，嘿，想不到在这儿遇上了。
我心想，你这有什么想不到的？你压根儿没想让我们知道。
我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地看报纸。才子继续对着电炉炒菜。我听见老蒋说，我下楼去买几瓶啤酒吧。
他走过来摇摇我的肩膀，说，你和我一起去吧。
这厮知道我憋闷着的情绪，所以想了这么一个活儿，让我跟他下楼，想跟我说说什么吧。也可能是怕我待会儿忍不住，当着老乡的面，尤其是那个丁姐的面说出来。
他和我一起下楼，走过楼梯拐角的时候，他回头，看着我，脸上竟有腼腆的哀愁。他往后贴墙，说，你揍我几拳吧。
我一声不吭，一手按着他的脖子，拎起拳头，就往他肚子上狠揍了几拳，然后给了他一个不算太重的耳光。他嘟囔，打吧打吧打吧。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我们赶紧分开，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一起往楼下走，去小卖部买了啤酒。
一路无语，回到才子宿舍。才子说，吃吧吃吧，菜要冷了。我们就围着几张书桌拼成的桌台开吃起来。他们聊天，我在一旁听着听着，就听明白了，这丁姐是国家某部委下属的一家研究机构的，单位让她在海南成立了一个文化信息研究部门，负责信息整合与资源整合。她笑道，其实是我自己想出来干，透口气，做点实事。她言语闪烁，闪烁处是似有似无的深背景，像许多来自北京的高干子弟一样。老蒋的脖子上还有我刚才按出来的红印，他在说丁姐人好，自己走投无路时，她收留了自己，公司里还收留了好些像自己一样的人。丁姐笑道，哪里哪里，像你们这样的孩子，为梦想而来，兴冲冲地，看不得你们受苦，也就给碗饭而已，让你们自己去闯。
说着说着，我就发现丁姐是一个激烈的人，关注政治和时局，能讲“西马”和新儒学。她说“中国人精神不在家”，她环视我们，指着窗户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时代，就像海南，就像一棵树，每一个枝头都在绽出芽来，何去何从，其实都与底层公众的精神状况有关，与相信什么有关。
我没被她震晕，因为我想着离这研究生宿舍楼五百米远的实验室里，友琳正在沉思默想，为她的爱情伤感，为老蒋牵肠。我瞥了一眼老蒋，他看着丁姐，像注视偶像，脸上的服帖一目了然。
我问老蒋，你们信息研究具体是干什么的？
他见我跟他说话了，就笑了一下，说，就是把各种与市场有关的信息整合起来，给需要它们的人。
他说了也等于没说，我没明白。他说的另一个事我倒明白，他告诉我，他最近在发货。发货，知道吗？就是把北京路上销售的衣服，批到北京、上海，尤其是黑龙江去，差价超大，因为款式好。所以最近他在批发衣服，生意好到不可想象。
我问，你们公司是做这个的？他“切”地笑道，不，我自己有空就做点这个，她不做这个，她哪能做这个呀，是我试一下水，她同意我了解了解市场。嗬，“十亿人民九亿商呀，还有一亿待开张”。他仰脸笑，瞅着我说，折腾呗。
那种热腾腾的、新机遇的气息，就拂到了我的脸上。如今我回想那样的夜晚，依然可以感觉到彼时思维这般的跳跃和紊乱仿佛并不分裂，相反，还古怪地搭调。那时好多不相关的事，似乎都有共依的逻辑，救世、玩世与疼自己混成了一团激情的热气，比如上一分钟在讲中国社会结构，这一分钟在讲股份制，而下一分钟就跳到了是不是要从广州捎点外烟到南京去。老蒋让我过年回家时，也捎一点东西回去，彩电如果背得动，带一台，一年生活全有了，这也是发货。丁姐听到了我们的这话，冲着他笑，说，小子，当个体户可不是你的目标。
这一个晚上老蒋坐在我的身边，压根没提友琳。那好像是一片飞移过去的云朵，在他的天空中已经淡去。他哪知道友琳就坐在楼下不远处的实验室里，在对他朝思暮想。
我说我要去做作业了，提前告辞。我把老蒋拉到门外，说，刚才只顾着揍你几拳，没时间跟你说话，你知道友琳在等你回信吗？
他一愣。他看着我，说，对不起。他摇摇头，把嘴凑近我耳边，说，我对不起你。
然后他拼命地摇头，像要摇去脑袋里的云朵。
我说，你对不起的是她，你让她天天在等。
他瞅着我，然后闭了一下眼睛，脸上竟有腼腆的哀愁，说，你能告诉她吗，我也一直记得她，告诉她别那么在意，人与人就是过客，不管如何相依，情境过去了，难免成为过客，谁也承担不了别人，最难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就是天大的责任，我这么说，你们不懂，是因为没吃过苦，以后会懂，我感谢她对我好，帮我告诉她吧，好不好，她想象的我也一定不是我。
我走下楼。我心想这鸟人在说什么呀，也可能他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还说得这么有腔有调，仿佛在说人生悖论和这世界的痛点，而不关他本人的薄情。
老蒋告诉我他会去北京。在幽暗的楼道里，他好像知道我心里的低沉，他以呵呵的笑声想宽松一下气氛，他说，因为丁姐想回去，那里有一批她的志同道合者，北京的平台才是大平台。
友琳不知道老蒋已经从海南回来了。
她也不知道老蒋有些晚上甚至来到了我们校园里，跟丁姐一起，找专家学者谈天说事。
友琳依然像前一段时间那样，把实验室当成了家。她早来晚归地待在这里，摆弄着试管烧杯，或一声不吭地趴在桌上写东西，我知道她在写诗。只是她不会像以前那样给我看了。
有一天，我在做实验的时候，回头看见她正看着我。她说，你为什么一声声地叹气？我说，我在叹气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在叹气。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如果你心情不好是因为我，那我真的对不起，很对不起。
我觉得自己的眼睛里涌起了雾气。我抗拒着自己的软弱。我扭头说，没事没事，你自己不要不开心就好。
她看着我，也叹了一口气，然后又叹了一口气。
我说，干吗呢，想到你在不高兴，其实我也会不高兴，所以你该高兴起来，我说的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