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刺了我一下。
祝响亮可能看出了我的情绪，他说：我说话比较直接的，一般头儿不会跟下属把这些说白的，但我说出来了，真是为了你好，我甚至在教你方法了。
我连声说谢谢。我承认他说的有那么几分道理。但一个人是不是得有点受虐心理，才能心平气和地吞下这个道理？
下午三点，祝响亮张罗他分管的项目小组开会。
一屋子人坐下来，祝响亮先表扬了我这一阵子干得不错。
他说：领导要我们总结经验，这个经验其实就是埋头苦干，陈鼎柱之所以做出了一点成绩，他的经验就在这里。
随后他说：陈鼎柱开了个好头，最近部门里不少同志主动请缨，说他们对鼎柱这个项目有参与的热情，这是大好事。所以，这两天我和丁宁等几个副主任在考虑大家的这些建议，准备充实这方面的力量。丁宁，你说是不是？
丁宁向着我，点头。
祝响亮向空中挥了一下手臂，说：充实力量很重要，鼎柱一人做这一块，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连部门里的几个女同志，对这一项目也有出手援助的热情，她们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很感动。
两个“辣嫂”程珊珊、许惠琴在向他点头。
祝响亮说：充实力量这其实体现了虞总的思路，老大说这叫“激活”，一个新来的同事可以激活原来的工作思路，新老同事的联手就能带来整个部门的裂变。鼎柱开了个好头，现在我们得让更多的人介入。
听着他在呱叽，我晕在了那里。可能是我觉悟不够，我怎么听都是人人来插一杠子，还裂变呢，你怎么不说是打土豪分田地呢。
我听见丁宁在说：我们整个部门应该把力量全投在这里，谁都知道这一块现在容易出成果。
祝响亮连连点头，在兴奋的叽喳声中，我在心里说：分吧，分吧。
估计我的脸色不太好，祝响亮突然转过身来问我还有哪些建议。
我说：没想好。
祝响亮轻拍了一下我的手臂，然后搂住我的肩膀，像大哥一样，任命我为该项目小组副组长，丁宁为组长，对他这个常务副主任负责。
我骑着车回家，骑到海洋路口，发现骑岔了道。傍晚时分，满街的人流像一锅稀粥，在一瞬间令我晕乎。
我安慰自己，在办公室里只能平分秋色，不能崭露头角，只能混迹，不能独秀，否则他人会有弱势群体之忧。而“弱势群体”一旦焦虑，就特别容易抱成团，并且特别团结。
我就算他们是弱势群体吧，得给他们留一口粥。
我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往李瑞的办公室跑了，因为祝响亮的敲边鼓，对我构成了暗示。
现在准备去一趟，因为我郁闷了两周，还没消化掉自己的情绪。
于是趁中午时间，我借送一份材料进了李瑞的办公室。
我一边把这两个星期以来遇到的事儿统统倒给他，一边留意着门的动静，生怕祝响亮进来。
我说：李主任，你看这个项目小组都成立两个星期了，有谁在做分类文案？连动静都没有。我真的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人人有份就是人人都没份；人人搅和，结果就是人人都不做事，想做事的人也不想做了，自己不想做事的人让别人也别做了。难道那几个女的真的想出去跑吗？祝响亮叫叫她们看，她们不想出千般理由推却才怪呢。让我去激活大家，好搞笑啊，我凭什么啊，我只知道在激活他们之前，自己已经被稀释了。
李瑞一如既往地温文尔雅，神色安然。他听我说完后，告诉我有些地方我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有些地方是偏激。
他说：你怎么就知道他们参与后就不出去跑了呢？
我说：都两个星期了，哪有什么动静。
他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说：你戴有色眼镜了，你得大气点。
这和我大不大气没关系啊？于是，我绕着圈问他：我是不是不用做了，我以后怎么和他们相处呢？
他反问我：那么，你说我现在把他们叫过来骂一通？骂骂也很简单，但问题可能更加解决不了了。
我想，这说的也是。于是愣在了那里。
我听见他在说：从我这个角度看，与从你个人角度看，很多事是不一样的。对管理而言，有些事，我不想说透，是因为说透了更不好办。现在人与人还有一层底线，至少还能协调得下去，但如果哪天真说透了，人与人扯破脸皮了，那倒真不好办了。所以有时候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管理就是和稀泥，把矛盾弱化，把大事化小，让场面能维持运作。
他又叹了一口气。
我理解他的心烦。
他让我自己和他们商量。他说：你要多多和祝主任、丁主任他们商量。
这是他的风格，他总是让别人自己去商量。但如果我们自己能商量好，要他这个位子干什么？而情况也确实如此，这样的事如果他这个层面不出手，下面的人越商量就越容易商量出一团乱麻。
唉，我找谁去商量呢？
我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了。
这就像一只染缸，或者一个齿轮，它有它的底子，无法让你以你的节奏置身其间。一旦你融入进去，就没了影子。
我第一次切身感到想要做点什么真的不容易，更遑论想改变点什么了。
好吧，我等着吧，慢慢来。
我等着派活。他们也不来派。
又是两个星期过去了。我想我混着好了，但因为已有了在信息资料室混过的经历，所以转念间我又明白，自暴自弃是没人会来可怜你的，很多人还巴不得你自暴自弃。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要不先观察一下这个部门其他人在做些什么吧。
很多人在忙着。有人忙着开网店，有人忙着兼职，有人忙着炒股，有人忙着下班后打牌，有人忙着找小蜜……
虽然他们都有“向外转”的寄托点，但我发现，谁都不能吃眼前的亏，并且彼此的争执常会被端上桌面来。比如，上星期我亲眼看见“一号辣嫂”程珊珊向副主任丁宁摔本子，说：老娘这个月哪点做少了？
丁宁气冲冲地说：我的姑奶奶，我完全是根据项目业绩计算的，哪点少你了？！
“二号辣嫂”许惠琴则用一根手指点着墙上的业绩表，嗲嗲地说：丁哥啊，你少算啦。喏，这一块你没计算进去。哎，也没几块钱，不算也就算了，丁哥啊。
甚至有一天，我看见程珊珊对丁宁说：老娘做了这么几十年，又没有吃里扒外，又没有在外面兼职，又没有开网店，我一心一意在这里干，怎么连我这个老员工的利益都保障不了？
他们争执不下。我就去看祝响亮的脸色。我发现这个部门里与祝响亮年纪相仿的几个人，不太拿祝当一回事。他们中的某几个还抱成了团，下班后一块打牌，上班时一块跟祝较劲。祝响亮只要能够不理他们，就绝不去理他们，以免牵引出失控场面。我还发现，在这个部门中，比较帮衬祝响亮的是丁宁、卓立等有限的几个人。
所以，祝响亮是不会因为“藏资料”这类事，为我去和丁宁交涉的。
当我因郁闷而灰头土脸的时候，想不到丁宁突然给我送来了温暖。
有一天晚上，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在加班。他大概听到了我无法遏制的一声叹息，突然对我说：喂，不爽吗？
我没理他。
就听见他在那头笑。
他说：你看到了吧，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和你现在一模一样！这些鸟人！你看到了吧，这儿的水有多深！
他说：所以你调过来之后，看着你现在的样子，我感触挺深的。真的，其实我应该高兴你过来，因为我们毕竟来自同一个战壕，都吃过钟雷的苦头。
他站起来，向我这边走过来，他抬起手臂，指着那些空空的格子位，说：他们可以有自己的人，我们为不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人？
我想，尼玛我啥时候成了你的自己人了？估计程珊珊、许惠琴下午跟他吵了一架，让他对这屋子里的人生出了绝望。
他大概看到了我脸上的诧异。有些不好意思地向我笑了一下，说：唉，真傻，我们有什么好争的，我们俩其实是很相似的，那些社会上混过的老油子才是我们的对手……
他脸上有深深的厌倦，他捂着肚子，说这阵子胃老是疼，人一不开心，就胃痛。
我从桌上拿起一块苏打饼干递给他。他一边吃一边对我摇头。他脸上突然有牙痛的表情，他问我：林娜和你没成？
我脸红了，说：哪有这样的事，你够八卦的。
他“切”地笑了一声，说：别装，半幢楼都知道有这事，你们那个黄珍芝说的。
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我支吾：我哪泡得上啊。
他开心地笑了。但他眼睛里分明有着同情。这一刻我相信他这份感受。他拍拍我的背说：就算咱们同病相怜吧，谁都没追上。在这一个点上，我们还真的相似了。
人一孤独、烦躁，其实心里是喜欢别人走近的。
尤其是在一间宛若打牌，牌术横飞的房间里。
丁宁和我渐渐走近了。我能感觉到这一阵子他对我的真诚。他开始和我谈心，他甚至说自己以前如何幼稚，如何不懂人情世故。他的坦然让我相信情感可能产生于郁闷时刻彼此交流的需要，人在郁闷中需要情绪的出口，这个时候原本横眉冷对的人都可能因此交上朋友。
在乱哄哄的综合部，很多时候我会忍不住把这部门与原先钟雷那个部门相比较。
如果说在钟雷那间屋里有些压抑，那么这里就有些失控。人一旦失控，人性中很多东西就会不加掩饰地直奔出来。从表面看，这里没人来管你，更宽松，更随意，但实际上更凌乱累心。
原先我以为这里宽松随意，但没想到它也让人不爽。
虽然我对李瑞印象不错，但我明白这种“失控”与他有关，他对许多事儿打心里厌倦，甚至本能地不想多管，但其实，他越不管，这间办公室里的烦心事就越多。他觉得权力下放，让下面的人自己去处理就可以耳根清静了，但其实，下面的人由于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非但永远处理不清，而且会处理出更多的麻烦。
当我忍不住将这两个头儿、这两个部门相比较时，我发现，钟雷那儿虽也有纷争角力，但因为有钟的强势压着，它们处于可控状态，因而总的来说还比较好管理；但李瑞这边几乎处于无序状态，很多人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在这些言语面前，性格较蔫的祝响亮和温文尔雅的李瑞在场面上就有些吃亏。他们时而想迁就，时而想理顺，时而想大事化小，时而又想什么都不管，因为觉得自己犯不着为上班这点事这么累心。于是，他们越这么想，就越理不顺，就越不被买账。
我想，人是不是都有点犯贱，非得被强势者压着才理得顺？
有一天，我甚至想，这个综合部如果来个钟雷就好了。
这念头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我不正是因为他的强势，才从他那儿出来的吗，怎么到这里后却开始想念他了？
难道在这屋子里，对于众人，只有当管理被放大成权力的强势手腕，以及令人不适的打压以及亲疏把戏时，管理才会生效，才被人认可？
难道通往钟雷主任，是一条必然的归宿？而站在李瑞这边想念钟雷，也是必然？
但我从情感上依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管理逻辑。
因为它让人在劳作中不爽且失去尊严。
我相信，李瑞也肯定不认同这样的逻辑。当然，他的角度和我不一样，见多了职场风雨的他，心态可能会是：为了单位里的一点事，把自己变成一只好斗的公鸡，烦不烦啊？我为什么要让自己每天这么不开心呢？
如果我是他们俩，我不知该做钟雷还是李瑞。
因为他们各自付出的代价，一目了然。
钟雷主任放大了手里的那点权力，宣泄了自己每天焦虑的情绪，换来了下属的敬畏和称心的秩序，但他也为强势付出了代价——上上下下树了不少敌，以及自己身心的紧张。
而李瑞的淡然是“绵”，必然每天遭遇那些难缠者的“针戳”，但他在隐忍中，也收获了好人的口碑和与人为善的评价。他在一地鸡毛中养成了淡然超脱的能力，让身心平静。
在这屋子里，如果不想让自己像钟雷那样以攻为守、整天焦虑弄权，那么，漠然和对许多事装作没看见，就是保护自己心情的办法。
看着屋子里一盏盏不省油的灯，我也会遏制不住地假设：如果李瑞想管好这里，如果他不想将自己变成钟雷，他还有别的招可使吗？
没有。如果你凑近一盏盏不省油的灯，它们各有各不省油的道理，这就像难缠官司的双方辩护，听着听着就有些迷糊。那闪闪烁烁的灯光，掩映着千姿百态的焦虑，那么大面积，让我心里冒出一团怜悯和厌倦的火苗。
我真弄不懂了：到底是怎样的群众塑造了怎样的头儿呢，还是怎样的头儿创造了怎样的群众？到底是有怎样的群众注定了怎样的管理，还是怎样的管理培育了怎样的群众？
老同学石峰打电话来，问我最近怎么样，说他自己最近在单位遇到了极品。作为口才绝佳的主持人，他的描述像生动的电影片段。说着说着，我差点以为我们遇到的是同一班人马，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我说：我现在突然知道体制是什么东西了。
是什么东西？他问。
我告诉他体制就是文化基因，它早已渗透到了每个人的血液里，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文化就决定了什么样的体制。我说：我们别抱怨它了，因为你很难改变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