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你好久没过来和我聊聊天了。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没想到他严肃地说：事实上我分管的这一块是有许多项目的，都是好题材。
他站起来，伸手拍着我的肩膀。由于他个子比我矮，这使他的动作有点僵。他说：我们从前一直都是挺要好的，我希望你鼎柱啊，在生活中还是把我当哥，开开心心的；而在工作中得把我当这个副主任，否则我无法开展工作。
虽然他说得没错，但我还是想吐。
你升职要我表现得有多快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问题是我并没把不情不愿挂在脸上。更何况，这阵子我四处相亲，对单位的事游离，压根儿没想着是否怠慢了丁宁。
我想，人是不是都有点犯贱，张野明显没给他好脸色看，他倒挺迁就他，以显示自己的大气。而我对他没怎样，他反倒要骑上来了。
想到这点，我就有些生气。我想，即使我给他脸色看，又怎么样呢？
他不能怎么样。因为钟主任打心眼里是瞧不上他的。
只是我怕烦，怕当众争执和尴尬，有时候想想，也没太大的了不得，忍一忍，也就算了。
显然，我想错了。
有些人就是具有这样的洞察力，他把踩人的目标对准你，是因为看透了你的好脾气。
隔了几天，丁宁拿着我写的一个文案进门来，向我晃了晃，说：小陈，过来一下，钟主任要我俩把它再梳理梳理。
丁宁告诉我，钟主任这两天手头的事多，所以交代部门里的项目方案先让他帮着把把关。
他就坐在自己的桌前对着文案琢磨起来。一会儿之后，他隔着办公室的那些桌子和同事大声喊我过去，他说：过来，过来，我发现第二点是不对的。
我赶紧过去，和他商量。结果，谁也说不服谁，我就说：你就随便改吧。
隔了一会，他又在那边说：唉，这第五点也有问题。然后向我招手说：你过来过来……
等到他第四次这样叫我过去的时候，我想：妈的，他今天可能想从我身上找他当官的感觉了。
如果办公室里没别人，我估计自己也不会这么不爽，但问题是，想到许多人正在悄悄地打量这一幕，我就很心堵。他可能也一样，觉得在众人面前指挥不动我有些下不了台。
他摇摇头，对我说：对文化产业这一块，你论证得不够。
我可以同意他的想法，但我不同意他的腔调。我笑道：你主题先行了，我查了很多资料，也跑了不少场子……
他气急地打断我的话，说：我平时也在关心这个产业，我很清楚。
他看我生气了，就缓和了口气，说：不是想为难这项目，我给你出主意是为了让它更好一些。
我原来还想争下去，但看到许多电脑后面暗笑的脸，我差点羞愧而死。
我决定当众践踏他的尊严。我说：你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吧，本来你就是领导，你修改还用征求我同意吗？
没想到他挺镇定，他从下向上看了我好几眼，他说：你怎么这样说话，这不是需不需要你同意的问题，而是想给你出点主意，否则要我们这些人把什么关……
回到家，我趴在电脑前，不停地回想着白天的事。我有点不解，他到底想干啥？他才上任，位子还没焐热，为什么就把目标瞄准了我？
是因为他觉得当众贬低我可以显示他有水平呢，还是因为他太在乎别人服不服他？
在qq上，老同学赵果果还没下线，我就对他讲了这事。他说：人当了官以后很容易变成小心眼，那是因为明白自己没有绝对优势，但心里又不认，所以喜欢动不动就当众贬低别人，似乎用了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维护自己的自信了，特可笑的。你也别生气了，洗洗睡啦。
这篇丁宁指挥我改来改去的项目报告，结局有些搞笑——在改了n遍之后，又改回了最初的样子。钟主任对丁宁和我说：不错，这稿子就这样了，这样写很好。
我才高兴了没两天，月底的奖金分配又让我郁闷了一通。写这个报告的奖金，由丁宁占去了三分之二。因为这属于由他带队。
我记得那天下班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晃悠，我再次看见一顶顶小乌纱帽在空中飘起来，我想，难怪人人都爱上了它。
关于奖金分配，我原本想忍一忍。结果，被“愤青”张野一煽动，就又有点吞不下这口气了。
张野说：奶奶的，马善被人骑。得和领导说去，这也是表达一个态度，否则别人觉得你好欺。奶奶的，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决定第二天先找汤丽娟谈谈。我没敢直接找钟雷。其实，找汤丽娟也是为了诉诉苦，我知道未必会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我早早地上班了，因为汤丽娟来得比较早。我一进办公室，就看见她手拿着一个吹风机正在吹头发。
我刚开口说，汤姐，我有事想了一个晚上也没想通……
没想到，她像触电一样回头对我尖声说：别找我，别找我，我已经像一只气球了，一触就要爆炸了，我气昏了，这两天我气昏了……
她握着一只呼呼直喷气的吹风机，头发四溢，真像一只快炸了的气球。我大吃一惊，看样子领导的承受力也未必比我强多少。
我知道这些天汤丽娟正在和新来的蒋志别苗头。作为女性，汤丽娟最近高度敏感于蒋志对她的一言一行。假如我是蒋志，我会觉得自己遇到了一只受惊的刺猬。
我在犹豫了一番之后，还是决定去找钟主任。我想，蒋志才来，和他不太说得清楚来龙去脉，还是直接找钟吧。
我推开钟主任的门进去，看见他正在拖地，我有点吃惊，他将拖把放下，笑了笑，问：什么事？
他疲惫的样子有点像我生病的伯父。我硬着头皮把自己想不通的事说了一遍。
我说：丁宁这么要感觉，我又不是他的使唤书童，我们只是同事，奖金大家分分其实也没什么，但问题是他花了多少力气？说真的，钟主任，我来找你谈这事，也犹豫了很久，我也真不是为了这点钱，而是想不通。
钟主任好像早知道这事了，眼睛里掠过认同的光泽。他说：我早就想和你谈谈了，我知道你这几天不太愉快，我都清楚的，像丁宁这样子也难怪别人是不服的。但话说回来，天下不是所有的事都得公平的，这就是生活，所以我只能对你要求高点，要你格局再大一点。
被他这样一说，我心里通畅了不少。
我说：这事你也别找丁宁谈了，我说出来了，心里也就没事了。
但是钟雷还是找丁宁谈了。
据说他把我的话全倒给丁宁了。
丁宁当晚就喝醉了。他把酒杯碰落在地上了，他对别人说：我就知道谁恶人先告状了，我就知道是谁告的状。
他说钟主任敲打他，是要他夹紧尾巴做人，说部门里对他有意见的人不少，说他业务上虽有长处但不是绝对领先，所以也难怪别人是不服气的……
丁宁说：我就知道谁去打小报告的！
这消息传到我的耳里，我想：是我告状又怎么样，就算你知道是我告的状，你又能怎么样？
在情绪狂涌中，我也顺便明白了一个逻辑：没准钟雷挺愿意看我们这么较劲，因为我等于是一股斜刺里横过来的力量绊住了丁宁。让丁宁不爽，这是钟主任需要的效果，所以，他有意无意通过让我俩改文案之类的事，使我们缠在一起，然后用我的“群众反映”去打压丁宁，让丁宁弄清楚在这个部门里该拎得清自己的分量。
我不知道该得意钟主任站在我这边呢，还是该心烦他把我当成了冲击丁宁的“革命小将”？
我的情绪有点杂乱。
我是不是不该找钟主任反映这点小破事？钟把我当成了一张牌，不管是好意还是别有用意，我值得搅和进去吗？本来在这里干活也只不过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吃而已。
也许，钟雷看我们这些人是将七情六欲都看进心里去了。我有一种惶恐的感觉。
星期天，蒋志约我去参加商界联谊会。他说：带你去认识几个企业家，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你搞融资项目，需要这些人的思想火花，而不能仅仅从书本到书面概念。
商界联谊会间隙，蒋志突然对我说起了丁宁和单位里的事，他说：你这两天不太愉快，其实我是有数的，丁宁这小伙子就是太要找感觉了。
我一怔，心想他倒是敏感的。
他掸了掸落在桌上的烟灰，劝我：有些事一出单位那个大门，就别往心里去。当然，有时候咱们也得学会“换位思考”。
他的语言和情绪让我生出暖意。而他提到的“换位思考”却仿佛给我提供了方法论——在那天接下来的会议中，我不停地走神想单位里的事，想着想着，我就发现其实我和丁宁是多么可怜和不知所云。
因为借助“换位思考”，丁宁无疑也是无奈的——他刚当上副主任，在办公室里并没太多人把他当一回事，他在众人面前晃悠着，不拿个目标来显显自己的狠劲，日后谁买他的账？他之所以选中了我，是因为我个性不太强，资格不算太老，也没什么背景，不像张野性子倔，嘴巴又厉害。
所以，新官上任的丁宁就跟我上演了一场场“服与不服”的演出。而办公室里那些旁观者含意不同的暗示，更是火上浇油，使我们像斗殴的小公鸡，都钻进了牛角尖……
而现在，当我坐在一群言辞干练的企业家中间，对丁宁进行换位思考的时候，我就发现：作为演出的双方，我和他都显得那么可笑，因为它是失态的、神经质的，便宜了那些旁观者。
“换位思考”肯定是一味中庸的药，它像一个深呼吸，让我从牛角尖里松一口气出来。在此后的许多日子里，我还将发现，中庸会让人忘记痛感和尊严，甚至能让你模糊错与对的界限，所以它的确像一个深呼吸，让人通透一些，无所谓一些。你需要它，因为除此之外，你别无他法。
而时间和权力却有它们的办法，因为它们能钝化人的感觉。
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我发现办公室里的人渐渐对丁宁开始在乎起来了。
这是因为谁都看得出单位老大虞总对丁宁的宠爱，就像张富贵的先见之明，这是潜力股。再说，谁知道丁宁会在虞老大那里怎么议论你呢？
另一方面，丁宁掌握了部门里的奖金计算。这是因为副主任汤丽娟心里有气，对琐事撒手不管了，而常务副主任蒋志不可能亲自计算奖金。于是，奖金的多多少少，机动的那一部分，现在都握在了丁宁手里。
正因为此，到第二年春天，我们慢慢习惯了丁宁的姿态，甚至认可了他的高调。
而到这个时候，我自己也已娴熟掌握了“换位思考”。在频频换位思考中，我甚至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对丁宁真的有点小心眼和嫉妒，只是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人家背后有人，你没有，人家当了小头儿，你没得当，但你还想用以前小兄弟的标准要求他，那怎么可能呢？他在这个位子上，可能是需要摆一些谱，要不也不像啊，而不像的话又怎么去管理这一屋子的人啊？
所以，“换位思考”的结果是使我熄了火。我想，或许要怪的不是他的张扬，而是我自己的敏感。
忍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