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人介意起自己在一间办公室里的处境、得失时，她会变得越来越不服气，她就有可能从“旁逸梅枝”变成职场先锋“杜拉拉”。
有一天早晨，我奔进办公室的时候，看见副主任汤丽娟拿着一把剪子和一把花，正站在办公桌前插花。
已经有好些时日了，这个女人似乎迷恋上了带着一把鲜花来上班。
她手拿剪刀，“扑簌簌”，剪下的枝叶落在桌面上。她说：我骑车过来，在大桥下看见有人在卖花，忍不住，就买了一把，装饰办公室啊。
她发现我在看她，就咯咯笑起来。她告诉我，按一天算下来，我们在办公室里待的时间比家里还长，所以，把办公室弄得漂亮点，要坐一天呢。
接着，我好像听到她心里正在说：人这一辈子在单位待的时间真是太长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好关系，因为它决定我们的心情。
丁宁在那一头好像听见了汤丽娟心里的声音，他说：汤姐，这么讲来，我每天和你待在一起的时间，比你和老公还长哪……
如果是八年前，我会对她的话不屑一顾，而在今天，我只有感慨。
八年的时间快得仿佛一眨眼，我都已和他们厮守了八年！对此，我或许不该有太多抱怨。因为当你厌倦了别人的时候，没准别人也看烦了你的老脸。
所以，如果你没有离开的能力，就闭嘴提升你的耐力吧。当然，即使你有离开的能力，即使你如今在外面漂，也未必就活得比我们自在。
汤丽娟就评论过那些离开这幢楼的人，她说：别总觉得大世界小世界有多大区别。一个人一辈子混得好不好，不在于他在哪里，而在于他处理同周围几个人的关系的能力。处理好了，就全解决了。
就像不是所有的人都天生擅长打牌，我承认，对于办公室政治，我不是一个有悟性的人。在这幢楼里，我与他们厮守了八年才开始懂得了一些事理。而当一个人懂得事理的时候，他就开始了不爽，一点一滴，像液体一样悄然渗透，直至厌倦填满了心里。
而别人是怎么懂得事理的呢？
现在，我瞥见林娜坐在角落里撕碎了自己的工资单。
她的脸色带着怨气，似乎在对那些散在桌上的碎纸片说：去去去，就这几个钱。
她发现我在看她，就不好意思地冲我笑了一下。她好像在说：这个月奖金我又垫底了，我是做得少了，但问题是也没人布置给我做什么啊。
我对她笑笑。在虚空中，我似乎听到隔壁钟雷主任的声音在嗡嗡地响：你自己不是那么忙吗，我们怎么好意思来麻烦你啊？你不做没关系的，有的是人抢着做呢，门外想进这幢大楼的大学生都快挤破头了。你对这个部门心不在焉，那么我让你去游离好了！你游离啊。
美女林娜在整理自己的抽屉，我好像听见她对着抽屉在说话：我又入不了你们的眼，那么我只有移情外面了，要不我又能怎么样？我在这里转来转去，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就只知道自己不顺你的眼……
这些声音在我耳边嗡嗡响，其中前因后果的难缠指数，估计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有得一拼，于是我对他们都深表理解。
林娜少下去的那些钱，都到了我的工资单上。
这个月我做得多了点，奖金就高上去了。钱多自然让我高兴，而她的不爽眼神则让我有些惶恐。
我被钟主任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这个月，你的奖金是最高的，这说明你最近做得不错。
他含笑的眼睛好像看到了我的心窝，我就知道他喊我过来不只是为了表扬。
果然，他告诉我虽然这个月我文案写得多，但只是量多，真正有创意、有分量的不多，对于我这个年纪，这不够。
他说得没错，我不住地点头。我很想像丁宁那样，坐下来和他好好唠唠嗑，但这不是我的强项。在他面前，我总是放松不下来，不知怎么回事。他这番敲边鼓，是为我好，我知道；他像办公室里的家长一样对我的动态了如指掌，是为了我好，我知道；他脸上总是习惯带着一丝不耐烦指正我，也是为了我好，这我也知道。我是想和他套点近乎，但看他犀利的眼神和劳碌的样子，我就有敬而远之的冲动，因为我不想让他烦心——这年头你让别人烦心，会觉得欠了他很多。
我从办公室出来，就趴在桌上开始写一篇有分量的稿子，写着写着，窗外的天都黑了，别人都回家去了。
丁宁茫然地从钟主任的办公室出来，他一屁股坐到电脑前，开始敲打起键盘来。我注意到，从今天下午起，他进出老大办公室已有数十个来回了。他的文章一定没有过关。
到晚上九点，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我走过丁宁的桌边，他抬头瞥了我一眼，一脸的焦灼。我问了一声，你快了吧？没想到他的眼泪突然就爆发了，他喃喃自语：我改不好了，改不好了……
我吓了一大跳。在惨白的日光灯下，他像个小孩一样对着我哭泣的模样，让我手足无措。他用一双大手擦着眼睛，让我想起我小时候背不出课文放学后被留校的情景。我连忙劝他：别急，别急。
我知道他是被急的，钟主任一遍遍地推翻他的文稿，让他改，钟主任今天耐心得很，在隔壁等着他过关，才会下班走人。
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我不知如何安慰他。我心里对他说：今天会过的，只是在过关之前，得让你改得趴下。
我骑着自行车回家，我像所有的俗人在晚风中想这个问题：是不是丁宁这两天哪里惹老大不快了？
周五部门开例会，钟雷主任对分工进行了一些调整。
钟主任说：从现在开始，我们部门将进入一个市场调研的攻关阶段。考虑到对各市场区块应该有一个日常的热线电话反馈网，我们决定专门布置一个同志做这项工作。
钟主任当场把这活派给了林娜，他说：这个工作很细碎，需要一心一意地接听各种市场意见。
我注意到林娜的脸色一瞬间变了。她坐在我们中间，咬着嘴唇一声不吭。我好像听到她心里在抱怨：我从一个复旦毕业生变成了一个接热线的临时工。
我对美女林娜没有太多同情，因为她平时对工作确实不太经心。
我猜测她可能要辞职了，因为她在外面搞得挺活，好像很有路子的样子。
但林娜没有走。
现在她每天郁闷地守着热线电话和电脑，接听五花八门的意见，不能跑开，郁闷地非得熬到下班时间才能回家。
副主任汤丽娟在私下里议论林娜是不会走的，她说：她哪舍得放下这里的安稳、这里的便宜？她利用单位资源业余和人家七搭八搭搞搞可以，但如果真去外面折腾，她哪有这样的本事？她能干什么，搭搭那些花花男人可能还行……
汤丽娟的话往我耳朵里灌。我听见她又在念叨：人在一起干活是缘分，只有把办公室搞得像一个大家庭，氛围才会好，氛围好太重要了。
我想，奶奶个熊，不知道她有没有真在大家庭里待过，如果没有，那她有没有读过巴金的小说，她知不知道大家庭里的小辈可能是最郁闷的人？
大家庭里的小辈可能是最郁闷的，而大家庭的长辈肯定是劳心的。因为我常常听见钟主任在隔壁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