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突然“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政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看得清清楚楚的。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掰掰手指。——袁有精兵7000人，驻于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政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讨武曌（则天）檄》，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卫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世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爱国如救火，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哪里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可是尽管如此，西太后的中心领导地位，一直笃笃定定，未动摇丝毫。她的统治是真正的五族一统。四海之内，莫非后土；率土之滨，莫非后民。她没有党派，不搞特务。在全国臣属之中，量材器使，向不搞“拉一派、打一派”。中央、地方人才鼎盛（所谓中兴名臣），而治下臣工，不论贤愚和族群，对她都鞠躬尽瘁，唯命是听。吾人须知，所谓“湘军”“淮军”，实质皆是地方军阀的胚子。然历西太后40年之统治，未闻割据自雄，称王称霸也。若论私生活，较之前朝的“脏唐臭汉”，西太后算是宫闱中的修女了。——当然慈禧也是个心际狭小，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30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弑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也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若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后来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拳乱中的枢纽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在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1996）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柯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柯林顿的老婆希拉蕊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种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入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浇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做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1500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2500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良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将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呐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作“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作cuttingthechinesemelon），列强对华正做分赃竞赛（battleof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儿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1898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杀得血腥遍地，人头乱滚。——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高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做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铤而走险的饥寒贫民，毓大人把他们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19世纪错当成20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椑橹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但实际上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宣战诏书》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使其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互制，使十一国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ofpower）而免“瓜分”（#bz61"61也。后者则叫cba。cba者，china-bornamericans也。而中山那时的华侨小青年，几乎全是cba而绝少abc。因为那时的旅美华侨，生存在最凶残、最下流无耻的《排华法案》的压榨之下，中国妇女，除少数妓女之外，旅美者可说是绝无仅有也。
而那些小“竹节”，则由于父亲是“美国公民”（母亲不是），取得美籍“出生纸”而旅美也。
所以这些小“竹节”绝大多数都能使用中英“双语”（bilingual）。其天资笨拙或不愿用功的，往往双语皆不通；而禀赋卓越，又肯于用功学习的，则每每两语皆精。孙中山就属于后一类。而孙逸仙这位小“竹节”之取得“美国公民权”，则通过另一管道。孙公于13岁时（光绪五年，1879年）随母就兄，迁居檀香山。那时的夏威夷是个红种人的独立王国。不幸老王于1891年晏驾。兄终妹及，夏威夷乃出了个女王。三年之后，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女王被英美德裔的白种殖民主义者篡了位，夏威夷乃变成个傀儡共和国。1900年（庚子），也就是八国联军侵华的那一年，这个小傀儡共和国就被美国兼并了。
夏威夷既变成了美国殖民地，按美国宪法，则凡是土生的夏威夷人，也通统变成“美国公民”了。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并不是在夏威夷“土生”的，但他却说一口夏威夷腔的英语，因而撒了个谎，自称出生于夏威夷，也就取得了美国公民权，领用美国护照了。可是，当他于1904年在三藩市初持檀岛出生纸入境时，如狼似虎的美国海关检员对他产生了怀疑（另说是保皇党告密），乃把他拘留于“木屋”。所幸年前中山已入洪帮，有“致公堂”堂籍，乃由该堂出美金500元保释候审，并雇请律师向华府申诉。这场官司美国移民局居然打输了，中山乃得以美国公民身分重入国境。这个“美国公民权”对中山其后的革命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的读者们读史至此，可能要批评：我们的“国父”，族之圣贤也，岂可弄虚作假，非法取得美国公民权？读者若做如是想，就昧于史实了。须知在那人类文明中最可耻的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我辈华裔移民在当时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法律”分类中，是比“黑人”与“印第安人”都还要低一等的。印第安红人在那时的美国法律之下，是不算是“人类”的。因此“华人”（chinaman）在当时更是非人类中的非人类了。中山先生为非作假吗？朋友，你能和当时排华杀人的种族主义者这批野兽，谈孔孟之道吗？明乎此，你就了解孙中山先生何以如此做了。再者，中山的做法并不是他发明的。“美籍出生纸”在华侨社会里，是有其公开市场和价格的。
所以，近代中国最早期的革命运动，便是有上述特征的华侨小青年们所推动的。他们都是爱国华侨，寄迹异邦、粗通番语，因此得风气之先，对现代西方的新观念、新事物接触较早——比内地的知青如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大致要早十年。由于这早晚两期的革命骨干的家庭、教育和一般社会背景都截然不同，所以标志出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显明的阶段性：兴中会基本上是个华侨组织，而后来的同盟会就带有浓厚的士大夫气息了。
孙文脱颖而出
笔者在许多篇拙著里，都曾强调过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而这些大小阶段的进化，往往又是以十年为一个单元。“革命”原是我国“现代化”运动的方式之一，因此它也逃不过这个“十年一变”的基本公式。以杨衢云、孙文为首的两个革命小团体，自从1895年1月合并为兴中会以后，至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也正是整整的十年。在这短短的十年之间，革命运动在中国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先翻翻兴中会的老账。看看这个最早的革命团体怎样地从生到死；中山本人却又如何脱颖而出，从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兴中会在革命理论和行动上，都是有欠成熟的。要言之，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形式上是完全抄袭美国。甚至连美国佬做官就职时，捧着《圣经》举手发誓那一套洋皮毛，也照搬无讹。这原是一个“弱势文化”在一个“强势文化”的笼罩之下，反映在青年身上，“东施效颦”的普遍现象。华侨青年如此，侨居欧美的亚非拉各国的青年，亦无不如此。可是19世纪这个华侨青年的小圈圈，实在太小了。因此在那个时代，与他们有“共同语言”（commonlanguage）和“共同信仰”（commonfaith）的海内外华人究竟太少了。他们没有代表性，也就搞不出什么气候来。
再者，他们所采取的革命行动，却又是百分之百的传统的“造反”方式，有时甚至是“恐怖主义”（terrorism）。例如，孙中山在他所策划的“十大起义”中第一次的广州起义（1895年10月26日）中，中山自己的计划，便是在武装攻打督署之外，“四处放火”“施放炸弹、以壮声势”。而他们那时的革命群众则全靠“会党”。会党虽是从反清复明开始的，但发展至清末已经变了质，甚至变成横行“地下”的黑社会，为正当人士所不取，而兴中会诸公却以他们为主力，因此就没有真正的革命群众和“倚靠阶级”了。事隔五年，当清廷为八国联军所困之时，兴中会诸公再来个惠州起义，结果损兵折将，一败涂地。经过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兴中会和它的会党朋友们也就泄气了。——最后兴中会竟消沉到只剩孙逸仙一个独人班了。
可是就在兴中会这个革命气球逐渐泄气之时，孙中山本人的声望、理论、经验和机运却扶摇直上，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革命领袖。
原来杨、孙两人自1895年10月在广州（第一次）起义失败之后，清廷发出通缉，香港英国当局也迫令两人离港，五年之内不许入境。杨衢云乃潜往新加坡，转赴南非避难。孙中山则于11月初旬避往日本。当他于11月12日在神户登陆时，阅报才发现自己已成为支那的“革命党”。经日本报纸这一宣传，不特“孙文”已跻身为国际人物，中国近代史上也多出了“革命党”这一词语。
中山在日本略事勾留，便剪掉辫子、改穿西服，于翌年1月东渡檀香山。这时中山除母兄之外，他的妻子卢氏、长子孙科（五岁）、长女金琰（一岁），均已避难在檀。所以这位年方三十的孙逸仙，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侨青年”。他虽然是个职业医生，却不事家人生产。老婆孩子还要靠一度与他反目的长兄孙眉来养活。他兄弟两人此时如何相处，我们就不能轻信官书上的描述了。
可是孙中山是个最有毅力、最倔强的人。他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之后，便抛妻撇子，跑到美国去了。这时美国的排华运动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中山之所以能安抵大陆，所用的证件，显然就是他的“夏威夷出生纸”。中山游美的目的，自然是想筹款和组织兴中会。但是在这方面他完全失望了。因为此时革命风气未开，而侨社中的主宰团体致公堂又十分“顽锢”（这是中山自己的话）。至于中山在美何以为生？我想他那时也和我们后来的留学生一样：“手舞银盘去复回，老子今朝作企台。”他在餐馆或洗衣店“打工”。——我们已查到中山当年在美国打工的人证。
1896年夏秋之间，孙公在美国待了几个月。9月下旬他就从纽约搭船到英国去了。他去英国的目的，显然是绕道欧洲回远东去。因为他的根据地毕竟还是在香港、日本一带，那儿有他大批的伙伴和同志。他有推翻清朝的坚定的决心。在那儿他可再次组织暴动和起义。可是他绝未想到在伦敦却突然被清廷驻英使馆所绑架。这一出发生在伦敦的历时两周（10月11日至23日）的事变，却帮了中山一个大忙——孙文在国际上原无籍籍之名，可是这次闻名世界的“绑架案”，却使他从一个大清帝国的逋逃犯，一跃而为世界一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自此以后，中国革命阵营中再没有第二个领袖，享有与中山相埒的声誉和地位。
“三民主义”的根源
再者，他环绕地球的不断旅行、观察和阅读书报，也使他对发生在中国的问题，有更广阔、更深入的理解。他掌握了加富尔（cavour，1810—1861）、加里波的（giuseppegaribaldi，1807—1882）和俾斯麦（ottofürstvonbismarck-sch?nhausen，1815—1898）的现代“民族主义”（有别于我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寄居英伦，他也更深地体验了英语民族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代议政府”的运作。更明白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分裂的毛病，而向往于当时正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国民运动”（populistmovement），尤其是这一运动的理论导师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1897）的“单税法”（singletaxsystem）的精髓，特别是对土地的“无劳增值”（unearnedincrement）和“涨价归公”诸要点。好学深思的孙中山先生，在融会贯通之后，把它们有条约理地编纂起来，这就是他后来指导“国民革命”的政治理论“三民主义”了。虽然这三个“主义”，都是当时在西欧北美甚嚣尘上的政治经济理论，没一个是他具有原始性的发明，但是孙公能实际深入西方社会，耳濡目染，采自源泉，然后活学而活用之；较之与他同时或后辈之热衷“西学”、奢谈“主义”，而一知半解的夫子们、领袖们，那就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了。在那些多半是“不知不觉”的青年信徒的眼光中，则“总理”“国父”，就更是“先知先觉”的天生圣哲了。
石不转而江自流的中国知识阶层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之后，应出版界之请，写了一本名利双收的小书，畅销一时，足使他在伦敦住了九个月，不虞匮乏。他于1897年7月初离英赴加拿大。再穿过加拿大至温哥华，搭船于8月中旬抵日本横滨，投宿于老友陈少白寓所。中山于1895年冬路过日本时，只是个薄有微名的中国逋逃犯。两年后“蒙难”归来，他已成为国际知名之士。他的日渐上涨的“知名度”，吸引了日本人的注意。首先慕名来访，嗣后成为中山终身密友的便是宫崎寅藏和平山周两人了。他两人都是当时日本政党政治中的活跃人物。通过宫崎和平山，中山又结识一些头面人物，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尾崎行雄、副岛种臣、久原房之助、山田良政、萱野长知等数十人。日友平山周在无意中为他又取个日本名字曰“中山”。孙公自己在“中山”二字之下加个“樵”字。其后便偶用“中山樵”作为他的日文“化名”。后来在同盟会时代，黄兴、胡汉民等对外界通信，都尊称孙总理为“中山先生”，结果弄假成真，全国上下都叫起“孙中山”来，真的名字反而不用了。其实孙公从发命令到签遗嘱，一直都只用“孙文”二字，他在公文上函札上，向未用过“中山”的诨号，而国民政府的官书和国民党的传记作者，却偏喜叫他“孙中山”，实在是很滑稽的事。
中山此次访日，来结交他的日本人盖有两大类。其一是英雄崇拜、慕名而来，如宫崎寅藏、山田良政等人。另一类则是别有居心的政客和帮会头头了，如犬养毅、大隈重信、头山满等人。在他们的想象之中，孙文是清朝政府的死敌，而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这“朋友”在对清政策中，可能是个有用之材也。
中山的知名度在日本也吸引了一些好奇的中国留学生，像钮永建和马君武等人。一年之后，康、梁所领导的戊戌政变（1898）失败了，梁启超跑到日本。由于同乡的关系（大家都说广东话），孙、梁一时颇为接近。而梁氏的真正意图是，在国内既然搞不下去了，他们这批“保皇”分子，要到海外来打入华侨社团，抢夺孙文的地盘。私人的友谊，实在是无从说起的。
至于在中国真正翘尾巴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对孙文这个帮会头目，这时还是敬鬼神而远之，瞧不起他的。吴敬恒（稚晖）（1865—1953）就是个最好的例子，而章炳麟（太炎）却是个例外。
在八国联军（1900）之后的一两年之间，孙中山和比他长一岁的吴敬恒俱住东瀛。吴那时是中国留日学生中声名赫赫的名“举人”。中山慕吴之名倒颇有意高攀一下，而吴稚晖此时却是个尾巴翘得比天还高的“一举成名”的士大夫、臭老九。他才瞧不起这“绿眉毛、红眼睛”的黑社会头头呢！竟然不要见他。吴举人尚且如此倨傲，中山那时如想谒见比他小两岁的蔡元培进士（1868—1940），恐怕也不能如愿，可是这时已文名满全国的章炳麟（1869—1936）倒颇看重孙文，两人时有往还，斯为中山结交中国士大夫之始，不幸两人后来竟反目成仇。
可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进度是快速的，为时不过三数年，河东就变成河西了。盖庚子拳变之后，尤其是日俄战争（1904—1905）前后，清政府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追随上述华侨青年之后，体会到传统的老一套搞不下去了，非兴“西学”，搞革命或维新无以自强。西学西语一时顿成显学，老辈不再歧视，小辈则趋之若鹜。因此，留日留欧的公自费留学生乃成群出国，势如潮涌。日俄战争期间，东京一地的中国留学生，便多到两万人。欧美两洲亦各有百数十人。
这时吴稚晖举人亦以《苏报》案牵连，做了政治犯，逋逃伦敦。比中山晚出十余年，他也“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语见中山先生于1896年“伦敦蒙难”后之自述）。再看所居之地，物品之盛，习俗之醇，“不图三代之治，见于今日”（这是清廷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对英伦的印象）。吴举人傻眼了。以他那四十之年，无锡之腔，霜晨月夕，还在大啃其初级英语abc拼音，稚老真要跳楼了。这样也才开始认识孙文并不是“绿眉毛、红眼睛”的江洋大盗；相反地，孙文是个眉清目秀、温文儒雅，语通英汉、学贯中西的大博士、洋翰林，世界一级的政治家和革命领袖。以一个无锡的土举人和孙公相比，真是丘陵之与泰山也。所以，吴稚晖就要把所有“线装书都丢到茅坑里去”，尽弃所学而学焉。因此，他在伦敦第一次见到中山之后，傲气全消，搞了一阵无政府主义之后，终于做了个诚恳的孙文主义信徒而50年不渝也。
40岁的吴举人尚且如此，二十上下的革命小青年和留学生，就不用说了。“江流石不转”，孙中山未变也，可是潮流变了，中国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阶段。孙公的历史任务也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个同盟会的阶段了。
五、同盟会是个革命大拼盘
可是就在同盟会成立前两年（1903），中山在日本还只是个灰溜溜的会党头目。他显然自觉在日本久住无聊，乃于是年9月底离日赴檀香山。但是斯时中山潦倒到资斧全无，由侨商黄宗仰慨赠银洋200元，始能成行。
中山此次一别八年重返檀岛，再转美洲大陆的道理，显然是他在远东两次“起义”（1895与1900）之后，一筹莫展，想回到美洲另觅机缘。中山先生这个人的长处是信仰坚定、百折不挠，必要时破釜沉舟，为着远大目标，不择手段，亦在所不惜——这就是不拘小节的英雄本色。写历史的人如把他老人家看成个循规蹈矩的圣贤或迂夫子，就大错特错了。他此次回檀岛，发现他早年的小团体早已风流云散。檀香山已成了保皇党的天下。他的家这时还在檀香山，但是家人对他的态度，可能也是“妻不下织，嫂不为炊”了——这位满口大话，不事家人生产的“老二”，他们怎能相信他后来竟佩“六国相印”呢？一不做、二不休，中山乃于1904年年初加入洪帮（致公堂）当了“洪棍”。洪门的义气居然帮助他穿过美国移民局的拘留所，而二次进入美国。
中山于1904年3月底抵美，在美一直住到是年冬季才应中国旅欧学生之约去欧洲。他在美国由西岸到东岸，跑了大半年。其目的无非是组织兴中会，并筹募革命经费。显然他是一文未筹到。正式加盟愿意和他一道革命的，据最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冯自由著《革命逸史》所载，也只找到邝华泰一人。两个人革什么命呢？真是可叹。因此在1904年风雪交加的严冬，中山形单影只地住在纽约市贫民窟中的一间单人房（roominghouse），真是四壁萧然。虽然他个性倔强，永远不认输！
可是就在中山命运的最低潮，“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忽然收到中国旅欧学生汇来一笔巨款，据说有八千佛郎（亦译“法郎”）之多，并约他即时赴欧，共商救国大计。这一下峰回路转，中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又进入一个新纪元。
大清帝国“墙倒众人推”
旅欧中国学生何以忽然心血来潮，汇款邀请中山呢？原来就在中山这段不得意的时期，革命意识和时机却在中国大陆迅速上涨。在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于1895年4月签订之后，全国上下还寄望于康有为、梁启超所发动的强学会和变法维新。孰知1898年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失败之余，大清帝国也就在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几乎遭了瓜分之祸。笔者曾另有专篇记其大略。别的不谈了，就说香港吧！九龙就是在这一年被英国强迫“租借”了99年。——时至1997，租约期满，女皇陛下就要按期归还了。也就是这一年，德国强占了胶州湾，它的老搭档帝俄也“租借”了旅顺、大连。为阻止此二强垄断中国东海岸，英国又加租了威海卫。法国不甘后人，一下也就霸占了广州湾。大小帝国主义这时在中国都大搞其“势力范围”，要不是列强的野心为“均势”（balanceofpower）所阻，他们早就把这个“东亚病夫”大清帝国瓜分了——那个不幸的“欧洲病夫”鄂图曼大帝国就是被他们这样啃掉的。时至今日那个不自量力的伊拉克小独裁海珊，还想“收复失地”——并吞同文同种的科威特，哪里由得他呢？
在1898年大清帝国已危如累卵，瓜分之祸迫在眉睫，可是我们那个昏聩糊涂的慈禧老太后，竟然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来“扶清灭洋”，那就荒唐透顶了。作者落笔至此，何敢冒犯那品质高贵、大义凛然的贫下中农所组织的义和拳？我所可惜的只是他们气功未练好，惹起了八国联军，又抵挡不了洋人的刀枪直入，在《辛丑条约》中累得我们四万万无辜老百姓，每人各赔纹银一两罢了。——那时我祖父家中，男女老幼也有十多口，所以我家大致也赔了十多两银子。因此在下写这段历史，也大有可抱怨的权利。
拳变刚了，又爆发了两大强邻的日俄战争（1904—1905）。这两个混账的帝国主义竟然为抢夺我中国的土地财宝，在我国境之内开起火来。而更混账颟顸的，却是我们的清朝政府。它无力阻止两个强邻在我国土上作战，竟然公开地把辽河以东的土地划为“战区”，而自己在辽河西岸宣布“中立”。
朋友，这时的中国哪里还配称为“国家”呢？我们连殖民地都不如。一般的殖民地都还有个殖民国来保护它。我们这个“次殖民地”（中山警语）就只好做俎上之肉，任人宰割了。但是有时有若干知识分子对大清政府发点牢骚和警告，而那批满族统治者竟能把脸一抹说，大清政权维持不下去时，则“宁赠友邦，不畀家奴”。这种话哪儿是人类嘴里说出的呢？
贤明的读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时的中国人，做何感想呢？
所以，中国的内忧外患发展到日俄战争前后，已变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码知识水平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燃眉之急。认识它的严重性，已不限于“得风气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华侨了。因此就在这一两年之内，国内救亡团体组织乃风起云涌。少数爱国者甚至不惜采取牺牲个人的行动，以暗杀清朝当道。1905年9月24日，吴樾烈士（1878—1905）在北京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惨烈殉难，便是个突出的例子。这种恐怖主义虽无补于大局，但是它既表示出民愤之深，也炸得清吏胆寒。辛亥革命时，我们安徽第一大码头芜湖，就是被两颗“咸鸭蛋”光复的。老乡吴樾导夫先路之功也。
这时长江流域的革命小团体之建立亦如雨后春笋。一般性的民变和小规模的组织撇开不谈，那两个最有影响的华兴会和光复会也就是在这两年成立的。华兴会是黄兴、刘揆一、宋教仁、吴禄贞、张继等于光绪二十九年除夕（1904年2月15日，一说1903年11月4日）在长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为主体。光复会则是1904年秋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当选会长，成员有徐锡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苏浙皖三省青年为主体。与两会同时，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陆军之内，组织了一个“科学补习所”（1904年5月成立）。社员中有曹亚伯、张难先等，后来也都是革命阵营中的骨干。一眼看来这些革命小团体，似乎是各地区青年分别组织的。其实不然。他们彼此之间乃至他们与“留日”“留欧”“留美”等学生团体的“海外关系”不但声气相通，会员之间更有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往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们的宗旨、目标和方法，实在是完全一致的。至于武昌起义的前夕，更有一些新的小团体出现，如“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等等，其实都是上述这些小组织的骈枝机构。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性。君不见纽约市爱好“国剧”的“票友”们，他们唱的都是些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类的戏目，却组织了五六家不同的“票房”，结果没一家可以单独“上台”唱戏。要“宣扬国粹”，还得彼此“挖角”和“借角”。人们或问：诸公诸婆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呢？朋友，要能联合起来，岂不变成德国人和日本人了？那还是什么中国人呢？
长话短说，时至20世纪初年，大清帝国害了癌症，气数已尽，非垮不可了。“墙倒众人推”！众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罢了——这便是清朝末年，中国革命运动的形势和性质。
驱逐满人，建立民国，以美国为模范
再问一句：这些革命团体和革命单干户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里呢？要言之，则以1903年出版的畅销书，邹容烈士所写的《革命军》最有代表性。我们这位死年才20岁的“邹大将军”主张：“推倒满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蛮政府”，“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华共和国”——这个“共和国”还要以美国为模范。如此而已。——这几条简单的口号实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国之内，从朝到野、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农村到都市、从国内青年到留日欧美的学生，乃至绝大多数华侨一致的呼声。他们的方法则是组织革命团体，活动新军，联合会党……“他们的精神，干干干；他们的武器，手枪炸弹……”
可是把这个全国统一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简单地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还不是孙文那两句老口号“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这个口号，孙文和杨衢云在十年前不早就叫过了？那时无人理睬，现在却变成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这一下不得了，孙文就变成全国共同意志的发言人、将来中国的形象和意蒂牢结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学生就要请他出来现身说法，甚至实际领导了。这样一来，就使得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从美洲的灰溜溜，变成欧洲的香饽饽了。
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
首先汇了8000佛郎把中山请到欧洲去的，是湖北籍的留欧学生朱和中、贺之才、胡秉珂、魏宸组等人。朱、贺等湖北青年原来也是武昌城内满口新政、革命、排满的小捣乱，声势颇大。湖北早期地方当局的张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对这些小把戏一面羁縻、一面“充军”，乃拨资把他们送到海外留学，以免他们在国内鼓动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则送往遥远的欧洲，较和平者，则送往东邻日本。所以，他们都变成留欧、留日的“官费生”。
那时的“官费”和后来的“庚款”一样，是十分充裕的，因此每一个“官费生”都是个小富翁。而且他们又都是富裕家庭出身的小少爷，轻财仗义。既到“花都”等大城市，才发现自己原是些土包子，而孙文却是满口流利英语的留学生老前辈。敬佩之心，不觉油然而生。乃通过与中山有旧的鄂籍旅美学生刘成禺，邀请中山先生赴欧一晤。
这时待在纽约的孙中山，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相信他那时在纽约以“打工”为生。50年后的不才，也是纽约市内的一个穷光蛋，也以打工为生，深知这批打工仔当中藏龙卧虎，而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便是我们打工仔前辈中最大的一条“龙虎”。只是在1904年冬季，忽然8000佛郎凌空而降，他不啻中了“乐透”头奖。因此一下把“银盘”扔掉，一溜烟就跑到欧洲去了。——在欧洲，中山先生是有崇高声望的，因为他是当年震惊世界的伦敦事变的主角。
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在布鲁塞尔和柏林，中山与那百十个汉族留学生真是一拍即合。他是个名震国际、革命经验丰富、英语流利，又博览群书，满肚皮哲学，而又有正式m.d.学位的老留学生。（其实孙文并无m.d.学位，但是那时的留学生都以为他有，孙公亦未尝自谦。）那批斗志昂扬，却两头不通气的小竹节，哪里能和他比？很快地，中山就搬出他那“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老套套，把他们组织起来了。——这个新组织是没有名字的。中山怕引起留学生的反感，没有把他那个早已死掉的“兴中会”搬出来复活。（事实上年前他尚在檀香山时，已不愿再用这老名字，而改用“中华革命军”了。）
这时中山自觉已经是个世界级的革命领袖，与英法政府当局都有往还，实在不能再住roominghouse了，他要搬入一级观光大旅馆。这意见一经提出，信徒们从无异言。据朱和中回忆，大家“争相捐助”，佛郎、马克如“雪片飞来”。中山既得巨资，在巴黎、伦敦大活动一阵，尚余“万余佛郎”，乃乘高级邮轮，直奔远东去者。
[附注]那时留法公费生每月学杂费为400佛郎。
中山在巴黎时虽然还有些不愉快的小事，如汤芗铭等四个“反骨仔”，偷他的文件向清吏告密，殊不知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已早存戒心，不敢妄动，还是把法国公文直接退还孙博士，并恭送中山离境了事。
“老孙”“小黄”合作的开始
中山先生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7月19日抵日本横滨，当即由日友宫崎寅藏介绍认识了黄兴（1874—1916）。“老孙”（1866—1925）与“小黄”这两位华裔革命家的约会，为什么要通过一个日本人来安排呢？朋友，你如久居海外就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事务的热心，往往有甚于中国人自己。
孙、黄两人晤面之后，真是一见如故。黄兴这时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实力派、中坚人物。他有个生气蓬勃的华兴会。会中围绕着他这个30岁的青年领袖的，是一群干劲冲天的小“湖南骡子”。他们勾结了长江中上游最有势力的会党哥老会，在中国内部十八行省中心的两湖地区已搞过数次造反行动，死了不少英雄豪杰。如今这群小头头逃到日本，个个都在摩拳擦掌，要得机渗透回国，重新来过。他们留在两湖地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小革命，分散在“新军”之内，附托在教堂边缘（清吏最怕教堂），寄身于新政、学堂、巡警等不同的机构里。他们个个都“新”得要死，和“旧”的、“老”的，尤其是老太后、老官僚、老风俗、老习惯过不去。他们有他们的小组织，但是那些逃亡于日本的黄克强（兴）、赵伯先（声）、宋渔父（教仁）等却是他们的小鬼大王、精神领袖。他们勒缰以待，静候驱策。——另外华兴会还在日本办了个机关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风行一时。
在华兴会带头之下，光复会中的人马也围拢了过来。这光、华两会，在宗旨上，在社会成分上，并没太大分别。只是光复会出自文人荟萃之区，多了一些进士、举人和国故大师如蔡元培、章炳麟这样的人。他们也有一批组织家和死士像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在基层为他们披坚执锐的，也有个骇人听闻的青帮。
总之，这两个团体的靠拢，已把长江流域的革命精英笼络过半矣。其实那时留东学生两万人，人数较多的省份大致都有学生会的组织。这些地方性组织虽非革命团体，然类多倾向革命。一经号召，都是革命的后备军。所以孙、黄接触之后，他们就想组织起一个全国性的大同盟了。
但是这些革命社团，却都有其先天性的缺点。就谈打倒专制、建立民国吧！他们之中几乎没一个人知道，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换言之，他们都是一批未见过世面的土包子。不会讲大话、谈学理，只能动手、不能动口。他们也没有海外关系。同文同种的中国和日本之外，也不知欧美华侨社会是什么个样子，对欧美国家去协商、去折冲樽俎，是如何个协商法、折冲法，这一点他们就得听孙中山的了。
我们的国父中山先生原是个见多识广，能说会吹（学术名字叫作“宣传”吧）的，有名的“大炮”。他说兴中会单在南洋即有会员十万人。美洲更有的是金山、银山。千万华侨是如何地富庶多财、慷慨好义，为革命之母。三合会、致公堂是如何地凶狠，清吏无不闻声落胆。他与欧美朝野两界的过往，又是如何地得心应手……总之，这些小革命团体之所无，正是这位孙逸仙大革命家之所有。——大家携手合作，截长补短，何愁清社之不屋乎？
现说现卖，1905年8月13日，星期一，日本的中国留学界，在曲町区富士见楼开群众大会欢迎孙逸仙先生。先生着笔挺的白哔叽西装、戴通草帽，按时出现于讲演台上。中山是第一次以现代政治家姿态，向广大而热情的政治群众发表了政治讲演。他使尽他讲演的天赋，使尽了浑身解数，一炮而红，风靡了当时在场的一千数百位听众；通过这些听众，他也风靡了在东京的两万名中国留学生；通过中国留学生，他也风靡了数以千万计的黄海彼岸的祖国同胞。——孙文在中国革命中的不移地位，也从此确立了。
一个星期之后，1905年8月20日，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划时代作用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一家市民住宅里便呱呱坠地了。（为免日本政府干涉，会名中删除“革命”二字。）
“同盟会”这个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名字本身就说明得很清楚。它是许多小革命团体（加上许多革命单干户）所联合组织的一个革命大同盟或革命大拼盘。
同盟会最早的团体盟员计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军国民教育会、科学补习所等。按道理，这些小团体一经入盟，小团体本身就不应该继续存在了。但这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干法。咱中国人知识分子是欢喜搞小圈圈的，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也。原是无党无派之人，一经卷入“党派”，还要再制造小派系，何况原先已有党派了呢！这样一来，许多盟员就要发生“双重忠诚”（doubleallegiance）的问题。一旦这双重忠诚发生抵触，盟内党内就要闹分裂了。
事实上，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当选“总理”（也就是党魁）的孙中山先生本人就是个“跨会分子”。他原是兴中会的党魁，但此时兴中会已不复存在。原兴中会员加入同盟会者，也只有中山本人及梁慕光、冯自由三人而已，而中山却念念不忘他的兴中会。所以等到同盟会需要有个“会旗”时，中山就坚持非用原兴中会的“青天白日”会旗不可。党魁示人不广，这一下就和他的副党魁黄兴几乎闹翻了。——这点小芥蒂，在这两位可敬的民族领袖心中，是死掉也要带进棺材里去的。
华兴会当时是同盟会团体盟员中，最具实力的一个。华兴会员在第一次入盟时即有九人之多，另还有个《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杂志和社址。这刊物旋即易名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黄兴既坐了同盟会的第二把交椅，他倒能舍弃“第二种忠诚”而和中山合作无间，但是华兴会在精神上却并未消失。那些后来不愿或无意与同盟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小团体，像共进会、日知会和文学社等，实际上都与华兴会有最密切的关系。
至于光复会，它在一开头便是同盟会中意兴不大的盟员。会员中最初加盟的，也只有一个人。同盟会早期的重要位置，他们也未分到一席。一直到章太炎因“苏报案”在上海坐牢期满，于1906年夏季，东渡日本，接编《民报》之后，光复会的会员在同盟会内才稍形活跃。《民报》也以太炎接编而声价十倍，畅销一时。与保皇派的《新民丛报》之笔战，尤其脍炙人口，誉满神州。
孰知好景不长，《民报》发刊未及两年，日政府在清廷压力之下，赠中山巨款15000元，礼逐中山出境。孙公未与众议，乃收下巨款（留两千给《民报》），便于1907年3月4日率尔离去。这一下不得了，几乎触怒了留在东京的全部盟员。他们在章太炎、张继等的带领之下，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驱孙怒潮——同盟会分裂了。光复会也恢复了它自由的组织，和同盟会分头革命了。是年夏季，徐锡麟、秋瑾等起义失败就义，后来国民党党史上都认他们是同盟会的死难先烈，其实他两人都不是同盟会会员。后来那位被蒋志清（介石原名）亲手刺杀的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原来倒是同盟会会员，并做过《民报》总编辑。陶氏之死，算是叛徒或烈士，连治党史的也难下笔了。
同盟会这次虽然分裂，但是并没有把这一大拼盘闹垮。第一是因为这时革命的浪潮已如日中天，而且是全国性的。在千万革命志士、无数革命集团各自为战、群龙无首的状态之下，“同盟会”和“孙逸仙”却正好具备这个“首”的资格。引一句洪秀全告诉李秀成的话：“朕的江山，你不保，有人保。”
第二是同盟会的团体盟员此时已不发生决定性作用，因为绝大多数（数以千计）的新盟员，原都是一些革命的单干户。他们在入盟之前并没有个小组织，因此也没有“第二种忠诚”——他们就一心一意，生死以之，为同盟会的理想奋斗到底。这种单干户最标准的代表，便是汪精卫（1883—1944）和胡汉民（1879—1936）了。汪是广州秀才中的“案首”（即第一名，也是“三元及第”中的第一“元”），胡则是“举人”丛中“每发必中”的名“枪手”或“捉刀人”，在科举中为人“代考”。1902年胡为某兄弟捉刀皆中举，曾获报酬银洋6000饼。（见汪、胡两人自传）那时的6000元银洋是一宗吓坏人的财产。
所以汪、胡两人都是清末第一流的才士。他两人入盟之后，立刻就变成《民报》的台柱。再与章太炎等相配合，真是云从龙、风从虎，几管毛笔横扫天下。而他们对手方的康、梁也是海内第一流。因此在清末他们的文坛对阵，其光辉灿烂，真照耀古今。那时还是个中学生的胡适，也为之目迷五色，赞叹不已。所以，同盟会自然也就成为中国革命独一无二的发言人了。
但是汪、胡在加盟之前都没有参加过小组织。因为广东佬那时不论是革命或保皇，都站在最前排。搞革命要做“会党”，汪、胡不为也；搞保皇要抬举“载湉小丑”（章太炎办《苏报》所用的詈辞，章也为此坐牢），汪、胡亦不为也。所以，他两人就变成排满革命的单干户。一旦入盟，也就只有第一种忠诚，追随中山，做其肱股，而终身不渝了。中山也幸亏有了这哼哈二将。
但是那时保持同盟会不致分裂的最大功臣，应该还是黄兴。黄兴是同盟会中的实力派，也是孙公之下的法定接班人。他已是众望所归。黄兴这个人虽也是个跨会分子，却有点儒家气质——也可说是“固有文化”的涵养吧——他识大体、有气度，拒绝了赵匡胤的那件黄袍，并且苦口婆心、任劳任怨地维持了同盟会的团结，这才有后来的中华民国。
不幸后来有一些史家，按传统治史的方法，把缔造民国的功勋，全部派给了国父孙中山先生，而对黄克强的贡献，显然是只给了些低调的认可。这可把他的小女婿薛君度教授气坏了。君度不知吹断了多少根胡子。他为这位民国的cofounder老泰山明冤白谤，真忙了大半辈子。最近我的朋友汪荣祖教授著书研究章太炎（1991年6月20日台湾初版），也颇为克强不平。其实历史书为英雄做不公平的定位，是自古而然。杨衢云烈士还不是因为少了个女婿，而至今无人替他平反？再者，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联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黄公不幸，没等到历史进入另一阶段，他就短命死了，夫复何言？
六、鞑虏易驱，民国难建
还有许多历史家，尤其是若干美国汉学家，像已故的哈佛学派健将玛丽·瑞德教授（maryc.right）。她把狭义的辛亥革命追根究底，竟发现武昌起义是文学社、共进会搞起来的，同盟会几乎没有实际参预。
我们治革命史的，如果只从“组织”这一个角度来看它，这话原没有错。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时，同盟会和那些首义团体，的确没有直接的组织关系。但是“革命”原是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之下，“一时俱发的群众运动”（aspontaneousmassmovement）。在爆发之前，更重要的则是有一个“全国一致信服的意志”（nationalconsensus）。此一意志，虽革命群众人人皆有，然其中总有一两个，甚或只有一个团体，为“众星所拱”，为兄弟团体所信服，“马首是瞻”的老大。中国革命如此，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都是一样的。老实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群众所一致笃信不移的共同意志，只有八个字：“驱除鞑虏，建立民国。”（须知袁世凯就是抓住上四字而掠夺了革命果实，身正大位的；他也是背叛后四字而身败名裂、遗臭青史的。）而同盟会却正是这个“共同意志”的发源地和推动者。它也是化这一意志为革命行动的“马首”。它更提供了“以美国为模范”的运作方式、抽象理论和领袖人才。——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之外，其他的小革命团体，都只是一些“娃娃队”造反有余，建立民国就不是他们办得了的事了。所以治辛亥革命史而忽略了同盟会领导的重要性，正如治黑奴解放史而低贬了林肯一样，都是二次大战后，美国繁琐史学泛滥的结果，不足取也。
可是同盟会当时这八字灵符，宣传起来虽有其摧枯拉朽之力，而实行起来却有其难易之分。那时，“驱除鞑虏”是最有效率的口号。它扩大了统战范围，缩小了打击目标。把大清帝国的一切罪恶，腐烂社会的一切不平，帝国主义的各项侵略，这些大黑锅都让“鞑虏”大哥一肩背了过去。把“鞑虏”一下“驱”掉了，一个灿烂光辉的中华上国，立刻就可“恢复”了。——好不痛快哉？！
驱除鞑虏岂难事哉？非也！现在纽约市大执鞭，当年是“正黄旗”贵族的吾友黄庚教授，便时常指着他自己的鼻子向我说：“你们（汉人）那时要驱除的鞑虏，就是我！”“我们（汉人）”那时为什么要“驱除”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小鞑虏黄庚呢？我拍拍黄教授说：“我们不但不驱除你，还把汉家姑娘嫁给你呢！”
所以孙中山那时要“驱除鞑虏”，只是驱除几个可怜又可嫌的满族寡妇孤儿和十来位昏聩糊涂，连半句“满语”也不会说的满族老头子罢了。其后袁世凯歪歪嘴，不就把他们“驱除”了？——干净利落。
可是那八字灵符的后四字“建立民国”，就不那么简单了。中山与同盟会诸公，首先即以他们自己新组织的同盟会为示范，来试验那个“三权分立”“权力制衡”和“司法独立”的美国式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model）。
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时，其组织形式即分“执行”、“评议”（立法）、“司法”三部。中山由全体一致推选出任“执行部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等于副总理。汪精卫则当选为“评议部议长”，邓家彦为“司法部判事长”。每部各有分属。全会干部30余人，三权分立，煞有介事。然据曾任执行部书记的田桐回忆：“当时以秘密结社，最忌手续繁复。稽考时日，司法、评议二部，尤难实行。同人提议开三部联合会。遇有重要之事，将三部人员结合，一次议决实行。自此制行后，司法、评议二部未曾独立行使职权矣。”（见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革命文献》第二辑）事实上，当1907年3月4日孙总理接受日人馈金离日时，如此重大事件，他们显然连会也没有开过。于此一纠纷，我们就可看出这个革命司令部内，平时会务操作的程序了。其后由“同盟会”进而改组为“国民党”而“中华革命党”而“中国国民党”。连“总理”“总裁”二职称都变成孙、蒋二公专用的“谥法”，再没有第二个“总理”，第二个“总裁”了。三权分立云乎哉？有人或许要问：既然如此，革命不就不彻底了吗？朋友，革命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它是分阶段前进的。每一阶段都有些进步，搞了七八上十个阶段，“革命”就会“成功”了。用不着做急色鬼。所以当时以一个首倡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神圣政党、国父完人以身作则，尚且如此，欲以之托诸军阀及“八百罗汉”（民初国会议员的集体诨名），而期其有成，岂非缘木求鱼哉？
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精通“国父思想”“孙文主义”的专家们，可能认为笔者所说的“八字”灵符，太简单化了。国父还有“五权”宪法呢！你只提了三权。国父还有“三民”主义呢！你只碰到“二民”。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你就不谈了耶？
限于篇幅，应另有专篇始能详答。简而言之，我们要知道，国父也是逊清遗老，去古未远。他老人家看中了祖宗遗教中最最可取的两大制度：考试制度和御史制度。他要把它们延续下来。于三权之外，另设“考试权”和“监察权”。殊不知这对难兄难弟，都只是在“农业社会”和“中央集权”前提下的天才发明。可是在工商业发达，现代化的“多重中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society）里，他兄弟就无能为力了。因为在一个多重中心的现代化社会里，要“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就以这超级工业化的美国来说吧！凡是沾上要领取执照的职业，几乎无一不要考（虽然“考试”这个怪物原是中国人发明的）。且看律师、医师、建筑师、会计师、社会服务员（socialworker）、警察、邮务员、飞行师、领航员，甚至尝酒师（winetaster）、水喉工、地产经纪、货车驾驶员、计程车驾驶员、电器工、电梯操纵员、私家车驾驶员……盖不下百数十种，再加上各大公司行会，亦各有其专业考试，下及垃圾佚等等无不有其考试。一个“考试院”哪儿考得了那许多？所以中山所特别强调者，只是“文官考试”（高普考），专为入朝当官而参加之考试也。试问今日台港有志青年，有几个要做官？他们要在工商界当大老板呢！考试院派啥用场？
至于监察权就更不值一提了。我国传统上的“御史”也、“言官”也、“参劾”也，都是专制政体中的看家狗（watchdog）罢了。在一个现代化的政府之中，发生监察作用的，不是御史大夫也，反对党也！所以在一个现代化了的政体之内，防贪防腐，三权已足。政治民主化不了，搞五权、十权亦无济于事也。设个专打苍蝇的监察院有屁用？
再看无劳增值、涨价归公
再看看国父的“平均地权”。他的重点是亨利·乔治的“单税法”中“无劳增值、涨价归公”那一套——说浅显一点，中山先生反对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炒地皮”。伦敦地价在19世纪涨了3000倍，不知出了多少地皮客、大富翁。其后美国和澳大利亚也急起直追（读者也可看看今日的香港、台北甚至厦门）。亨利·乔治老兄在纽约点出了这一点。1896年中山在伦敦待了八个月，也证实了这一点。孙中山是个好学深思的人，一辈子都在中西典籍（尤其是西书）中探索学理。读到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之后，恍然大悟，非反对炒地皮不可。
中山和乔治这一套，都是相当深奥的。它不是青年留学生如薛仙洲和八股文专家胡展堂，或“一夜就学会了日文”的梁启超所能轻易了解的。所以他们都曾和中山“激烈争辩”，甚至反对到底。这一套对同盟会、共进会里面的那些革命小将来说，那就更是一头雾水了。因此共进会后来颁布的会章，一切都以同盟会的会章为蓝本，只是把“平均地权”一条改为“平均人权”。胡汉民在《民报》上谈“六大主义”，其中之一竟然是“土地国有”。
中山那时所搞的如果只是简单的“分田”“土改”，那他老人家晚年才想起的“耕者有其田”，一句话就够了。提倡“耕者有其田”，则“十代务农”的梁启超和早年贫无立锥的胡汉民，是都不会反对的。殊不知早年中山所搞的却是亨利·乔治那一套的洋东西，对胡、梁等一些土老儿说来就有对牛弹琴之感了。
其实亨利·乔治和马克思（1818—1883）一样，都是19世纪的理论家。乔治第一本谈“土地政策”的书是1871年出版的，那时资本主义的诸“大王”，都还潜龙在田，蓄势未发，只有炒地皮才一马当先。所以，乔治先生以为用“单税法”解决了土地问题，其他一切社会经济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这是他老先生一厢情愿的想法。其实“经济起飞”了，哪一项利润不是unearnedincrement（无劳增值）呢？要“涨价归公”，为什么只跟地皮客过不去呢？这就是“民生主义”的涨价归公的办法，直到今天的台湾也实行不了的缘故。现在我们在纽约的“小台北”法拉盛，一度有华裔“地产经纪”三百家，这两年来地皮跌价，据说都纷纷改行了——这就叫作“市场经济”“自动调节”嘛！中山早年的操心，是值得理解的，却是个不必要的杞人忧天。
挖掘了民族良心的“黄花冈”
孙中山先生实在是十分伟大的。他不但在辛亥革命时代是个最前进的思想家。搞历史的人一百年后回头看，孙公仍然是我民族最高层领袖中，近百年来极少有、甚至唯一的“现代人”。
中山先生是个现代人。他在辛亥革命时的思想，是“新”得过了头，也可说是“躐等”吧！其实他那“八字”真言，就足够领导一个“辛亥革命”了。其他都是多余的。
为着“驱除鞑虏”，同盟会一成立，他们就想到要联合会党，搞武装暴动。在辛亥之前，孙中山所亲身领导的所谓“十大起义”，有八次都是同盟会在它短命的六年（1906—1911）之内发动的。1907年一年之内就“起义”了四次，计有“潮州黄冈起义”（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起义”（9月）和“镇南关起义”（12月）；外加同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的“安庆起义”。1908年则有“钦、廉上思起义”（3月），云南“河口起义”（4月）；1910年则有“广州新军起义”（2月）；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则有最惨烈的黄花冈（一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广州黄花冈起义”（4月27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
同盟会诸公为什么要不断地搞这些准备并不充分的小起义呢？而这些小起义为什么没一个能维持若干时日呢？这就因为孙黄诸公都坚信清朝政权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末日。墙倒众人推，只要他们能以有限的力量，在中国南部沿海占领一两个城市，全国各地就会一致响应，然后群策群力，就会把大清皇帝拉下马。——他们的这一构想，并没有错。辛亥武昌起义之后，各省响应之热烈，不正是如此？可惜的是清末革命党人搞了十余次大小起义，竟然没一次能占领一个城池至一个星期以上的，所以连锁反应就无从发生了。
再者，孙、黄二公都是运动秘密会党起家的，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会党的战斗能力了。其实会党只是些乌合之众，而革命党领袖如孙黄等人，筹了些极其有限的“军饷”，买了些陈旧枪炮，便驱策这些乌合之众上前线作战卖命。而孙、黄两人又都是文人。孙逸仙是个学贯中西的洋翰林，黄克强则是个“文似东坡，字工北魏”的名秀才。两人基本上都不知兵，至少没有临阵经验。那些桀骜不驯的会党分子，也不一定听他们的指挥。率领他们去“起义”，正如古人所说：“驱市人为战。”清军虽说不上是什么劲旅，但至少是职业性的正规军。两相砍杀，则胜败之数，就毋待蓍龟了。所以同盟会诸子，在罗掘俱穷，运动会党发动七次起义，都一无斩获的沮丧心情之下，最后不顾一切，干脆舍弃会党，就自己赤膊上阵了。
最先丢掉笔杆，拿起手枪炸弹，去和满族王公拼命的高级干部，便是有美男子之称的才子汪精卫了。汪精卫其时年方二十七，由于《民报》的深入朝野，已才名满天下，连北京的深宫内院继慈禧、光绪（1908年死亡）执政的后妃，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汪原在南洋一带随孙、黄二公办杂务，然自觉同盟会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非自己舍身做烈士别无他策，乃留下血书不辞而别，由倾慕他的女友陈璧君向乃母逼出8000元（此为陈璧君自报，实数犹待考），乃偕璧君及同志喻培伦、黄复生等数人辗转潜入北京，诈开“守真照相馆”，谋刺摄政王载沣。小才子怎能做职业刺客呢？事机不密，汪、黄两人就被破获逮捕了。
北京捕获的革命党刺客，竟然是文名满天下的汪精卫。消息传出，一城皆惊！汪黄大狱由肃亲王善耆亲自主审，而善耆竟是个惜才之士，他首先便被汪氏的文名、仪表、供词和风采所慑服。当他把汪、黄两犯“隔离审讯”时，两人皆坚称是“个人谋反，累及无辜朋友”，叩请庭上将本犯千刀万剐而将无辜者释放。据说善耆闻供大为感动，竟放下朱笔，再三叹息，口称“义士、义士”不绝。就这样他才说服摄政王载沣，把这两个罪至凌迟处死、九族同诛的“大逆犯”，轻判为“永远监禁”的。
作者落笔至此，倒觉得载沣、善耆这些“鞑虏”贵族，颟顸误国，固罪无可逭，然较诸后来诛锄异己、残害无辜者之凶狠毒辣，实有足多者。治史者记录善恶，可不慎哉？！
汪精卫那时年轻冲动，激于义愤，不惜一死，曾引起全国同情，把排满革命带向另一高潮。其实汪氏只是因其多彩多姿，而暴得大名。当时革命党人，痛恨清室误国，沮丧之余，人人皆有必死之心。其中无名烈士，其死难之惨烈，更足铭人肺腑。即以喻培伦烈士而言，喻君原为三位刺客中的漏网之鱼，原可不死，但是最后还是自求一死，做了黄花冈上的烈士。今日世人但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又有谁知道，真正引刀成一快的小四川佬喻培伦烈士呢？！
辛亥“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最后丛葬于黄花冈的“七十二烈士”（实数是86人），他们当时是人人自求一死的。这群烈士都是当时中华民族中热血沸腾的青年，他们眼见国家危亡就在旦夕之间，而人民愚昧、清吏颟顸。他们原想借华侨之钱，凭会党之勇，以推翻清朝恶政。可是起义十余次之后，才知借华侨之钱匪易，凭会党之勇尤难。绝望之余，乃决心以一己血肉之躯，做孤注之一掷。这就是七十二烈士死难前的孤愤心情。
他们死得太惨烈了。80多人原是同盟会的骨干，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将相之才，却被当作冲锋陷阵的小卒牺牲了。一旦集体牺牲，则同盟会之精英斫丧殆尽，但是他们之死也挖掘了我们民族的良心。——全国暴动已蓄势待发，清廷恶政也被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共进会、文学社是怎样的团体？
果然距七十二烈士之死，为时未及半年，便发生了10月10日（阴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从狭义的观点立论，这就是“辛亥革命”了。所以所谓“辛亥革命”者，便是近代中国为“驱除鞑虏、建立民国”而发动的革命运动之最后一次的“起义”。通过这次起义，则“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两大目标，便完全达到了。——因此吾人如认为“中国现代化运动”是有其阶段性的，则“辛亥革命”应是第一阶段，而且是完全成功的第一阶段。不过，其后还有三五个乃至七八个阶段，有待突破罢了。
可是我们如果是“一次革命论者”，认为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国共两党的理论家，都是一次革命论者，就难怪孙中山先生要慨叹“革命尚未成功了”。
让我再看看这武昌起义是怎样搞起来的。
长话短说。直接推动武昌起义的，有两个重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另一个团体日知会则作用不大。它只是个被革命人士用为盾牌的圣公会读书室的名字。那且也早在辛亥前就解散了。
共进会于1907年成立于东京。原动议人为同盟会内黄兴以后最末一任的“庶务”刘揆一。揆一为什么于同盟会之外，再组织个共进会呢？其原因是同盟会闹分裂。光复会退盟，孙中山与汪、胡等人在南洋另组同盟会“总部”，因此原同盟会分子之留日者，不愿再隶属于老同盟会。刘揆一是倾向于中山的，所以他想另组一个与同盟会性质相同的团体以为弥缝。
据共进会成立宣言：“共”者“共同”也，“进”者“有进无退”也。所以它也是许多小革命团体的“共同”组织。宗旨与同盟会完全一致。只是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至于会旗，他们就不用孙中山坚持的“青天白日”了，改用“锥角交错”的十八星旗。中国那时有十八行省，每省一颗星，显然亦以美国星条旗为模范也。新会既立，一时颇得人心。各省英雄纷纷加入，如川人张百祥（百祥与哥老会有渊源，故被选为第一任总理）、熊克武、喻培伦，鄂人居正、孙武，湘人焦达峰、覃振，浙人傅亦增、陶成章……均是一时之选。东京之会既立，旋即移师武汉，俨然是长江中上游的革命重心。虽然共进会与同盟会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然“共进会亦戴同盟会总理为总理，以示不与同盟会分别门户，独成系统也”。（见蔡济民、吴醒亚合著《辛亥武汉首义实录》）如果此言可信，则本篇前引美国史家玛丽·瑞德之言，就不攻自破了。
武昌首义时，第二个主要团体文学社，则是个青年军人的组合，原名“振武学社”。盖清末行新政，练“新军”，在袁世凯的“北洋六镇”之外，以湖北张之洞所练的“鄂军”最有成绩。袁世凯狡猾而专横，他的六镇之内不用有革命倾向的留日学生。张之洞则较开明，他不但大批保送优秀青年留日，并且重用留日归国学生以扩展新政、新军。不幸的是，在任何腐败的独裁政权之内从事改革开放，都是自掘坟墓。因为有旧政权的克制，改革开放便不可能顺利开展。一旦改革不能尽如人意，则改革运动中的大批“新”人，就必然要走向叛逆之途。——这就是辛亥年间，新建鄂军之内，其所以革命党成百成千的道理，而文学社则是他们的秘密组织。文学社成立于辛亥之初，社员遍布鄂军诸标（即现今之“团”）及工程营、辎重营、炮兵队等单位。所以他们一旦搞起“起义”来，就同孙、黄在华南所策动的不一样了。在南方他们多半是以“乌合之众”对抗“正规军”；在湖北他们要“起义”，那就是“正规军叛变”了。搞军队叛变的效率，较之搞会党暴动，自然就事半功倍。
不过文学社里的小革命家，却有个美中不足之处——他们之间，有兵无将（这和同盟会内有将无兵的情况，恰相反）。文学社的首任社长蒋翊武（湖南澧县人），也不过是鄂军混成协第四十三标三营里的一个小士兵。后升正副目（正副班长）。其他列名史册的辛亥功臣熊秉坤等人也都是小兵。所以他们一旦造起反来，局面搞大了，就有有兵无将之苦——后来情急智生，竟强迫一个反革命的旅长（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来领导革命。辛亥之夏，四川“路案”骤起，清廷要调鄂军入川弹压，而众兵丁不愿离鄂。文学社与共进会乃暗通声气，终于联合造反。10月10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268年的大清帝国就摇摇欲坠了。
武昌起义的经纬
辛亥革命，尤其是武昌起义的故事，史家所记盖不下千百万言。笔者个人在海峡两岸的近代史研究所暨老友章开沅、谢文孙诸教授鼎助之下，所收中西日文书目便有数千种之多，允为“民国史”中各专题之最。按题翻阅起来，岂一人一辈子所能了？
可是武昌起义的实际情形，亦不妨以三数百言一笔带过：武昌起义是清末革命党人所发动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武装暴动，而能占领城池至一星期以上者。它也是如孙黄诸公所逆料的，一旦站稳脚根，则全国各地便会做连锁的响应（chainreaction）。从湖南、陕西、江西（10月22、23日）开始，时未逾月，全国便有13省宣布独立，而策动独立的主要分子往往不是革命党，而是各该省内，由立宪（保皇）党所掌握的民意机关——谘议局。这样一来，那些无用的满族王公应付不了，清廷乃召回已被摈斥的袁世凯来撑持危局，而袁氏则养寇自重——一面“进剿”，一面又与革命党人私通款曲。他向武汉三镇反攻，也只取二城，留个武昌给黎元洪、黄兴这一架两头马车去慢慢拖延。
原来当黎元洪被拖出做革命军的“都督”之后不久，黄兴亦赶到武昌（10月28日），并被推举为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如此令出两府，便隐约引起黄黎、湘鄂两派的分歧。黄兴苦战经月，终致两汉皆失，武昌垂危，黄氏终为鄂派孙武（民间误传为孙文之弟）等所排斥，悄然解职遁返上海（11月27日）。然克强虽去，全国革命形势已如火燎原。越日南京光复（12月2日），各省遣沪代表复举黄兴为革命军大元帅，以黎元洪副之，拟组临时政府奠都南京，而鄂方拥黎者则坚主黎正黄副。相持不下，俨然成为十余年后“宁汉分立”之前奏。而此时革命军的旗帜，鄂方所用者为共进会的“十八星·锥角旗”；宁方所用者，则为自制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而广东光复时（11月9日）所用者又为“青天白日旗”。一军三旗，亦见革命党人错综复杂之组织关系也。然斯时民国未建、鞑虏犹存，黎、黄双方为自解计，竟分电袁世凯。袁如倒戈反清，当公举之为民国大总统。斯时归国途中的孙中山亦有相同的表示——遂奠定清末民初，安定中国“非袁不可”之局（“非袁不可”四字为新出狱的汪精卫所发明）。
但是在袁氏遵约倒戈之前，总得有一番和谈，以终止此南北对峙之局。这样一来，则南方这个支离破碎、一军三旗的纷乱场面也得有个整体的规划和一个总负责人。黎黄二公既相持不下，则声望原在二公之上的孙文，就呼之欲出了。时局发展至此，袁氏亦觉时机成熟，由前敌将领段祺瑞等42人一封联衔通电（民元1月25日），六岁的宣统皇帝就遵命退位了。
孙文的革命外交举隅
当国内革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之时，孙中山先生在做什么呢？香港那时不许他入境，日本亦做有礼貌的挡驾。中山活动的地区，只限于南洋。后来南洋荷属、法属、英属诸殖民地，为着向清廷讨价，对他亦不表欢迎，弄得中山无处存身。以致在民国前二三年间（1910—1911），他连绕地球二匝。全部时间都用在旅途之上了。
中山旅行之目的何在呢？他是在寻觅有钱有势之欧美人士，同时也想加强他在美加一带的同盟会的基层组织，为计划中的“起义”而筹饷。
中山对欧美当局寄存希望最大的原是法国。他在1905年夏应中国留欧学生之请路过巴黎时，被汤芗铭等所窃走的文件之中，便有一封法国当局把他介绍给安南总督的信件。法国驻安南的殖民地官员，当时窥伺中国之不暇，何厚于孙文？显然这些帝国主义者是想利用孙文，而孙文饥不择食也想利用他们。
后来同盟会成立了，中山席不暇暖，便于是年10月自日本专程经过西贡，赶往马赛、巴黎。舟过吴淞口，并与专程来访的法国在华驻屯军参谋长做最机密的往还（简直是一种“合符将兵”的方式）。其后中山并派专精英语人员，偕同法国军官，前后凡三人，前往与法国殖民地安南接壤的广西、贵州、四川三省，做实地调查。法人此举用意何在，就发人深思了。后来密件泄露，清廷据以抗议。法国驻华公使亦为之吃惊，乃行文向巴黎问询。法政府居然要其驻华公使，不必管闲事。中国政府亦无如之何。（有关此事件的中国资料散见政府档案及私人杂著，包括《国父年谱》，法文原始史料亦不难查证也。）
1909年5月，中山做“第四次环球之行”时，亦自新加坡径赴马赛转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多月。他到巴黎的目的，据说是“竭力运动一法国资本家，借款千万”。其主要牵线人则为前任法国安南总督。据说是“将有成议；不意法政潮忽起，法阁遽改组……此人[资本家]迟疑。因其非得政府之许可，断不肯在国外投巨资，事遂不谐”。（《国父年谱》卷上，第265页；亦见中山于1909年10月29日发自伦敦的《将赴美洲致各同志函》，载《国父全书》第419页。）
据吾友吴相湘、蒋永敬诸先生之考据，辛亥之前中山在世界各地所得捐款，总数尚不及50万。何来此法国千万富商？所以此一“资本家”很可能便是法国政府自己，而法国政府投此“巨资”，意欲何为？而中山要吸引法国投此巨资，“条件”又为何？均史无明文。盖同盟会当年与西方诸帝国主义所办的秘密“外交”，均由中山独任之。黄兴、汪、胡等人因不通西语，亦不谙西情，均不知仔细也。
从“企台”到“总统”
中山先生此时虽病急乱求医，四处筹款，但所得则极其有限。东西帝国主义都想利用他，但是又不信任他。中山当时在美洲华侨界的最大靠山厥为“洪山致公堂”，而致公堂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口惠而实不至。据中山先生于1910年3月1日（宣统二年庚戌正月二十日）《致美洲同志赵公璧函》，他的第九次起义之失败，实因缺款5000，而“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5000，所寄不过1900余元。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所以在近代史书如邓泽如所著《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迹》中所罗列的十万八万之数，都是“认捐”的数目，或事后夸大之辞，不是实际的收入。这实在不是致公堂诸公悭吝，而是中山的革命原是个无底洞，钞票是填不满的。加以当年华侨社区之中，既无“王安”，亦无“包玉刚”。大家都是打工仔，在美国《排华法案》欺压之下，做点洗衣店、餐馆的苦力劳动，终年所得，勉却饥寒。在一身难保之下，支持革命，已尽其所能了。过分捐献，大多力不从心。因此，中山先生在辛亥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后，他实在已罗掘俱穷，甚至自身也衣食难周。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中山时年46，正值壮年。据党史所载，他那时正在北美“致公总堂”支持之下，组织个“筹饷局”，到处巡回讲演革命，筹募军饷。但据一些私人记述，中山此时日常生活都很难维持。武昌起义期间，他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denver，亦译但维尔或敦复）一家卢姓唐餐馆中打工，当“企台”（粤语茶房）。他原先对“武昌暴动”的消息，并未有太强烈的反应。因为同样的起义他已领导过十次了，何况这次的发动者和他并无直接关系呢！可是一天他正手捧餐盘自厨房出来为客人上茶时，忽然有一同事向他大叫一声说：“老孙，你有份电报。”说着，那同事便把那份来电丢到“老孙”的餐盘中去。中山拆阅来电，不禁喜出望外。原来那电报（显然是黄兴打来的）是要他立刻束装回国。因为革命情势发展迅速，“中华民国”可能即将成立；一旦成立了，则首任“大总统”，实非君莫属也。——果然，两个多月以后，企台老孙就真的做起中华民国的首任“临时大总统”了。
科州卢家的故事
笔者写出上段孙中山先生的轶事，朋友们骤读之下，可能认为是稗官野史。其实这故事的真实性相当高。因为把这份电报丢到中山餐盘内的那位“企台”，和这家餐馆的主人卢瑞连君，据说在二次大战期间都还健在美国。卢君的长子卢琪新君曾任国民党中央社“驻美京特派员”，与笔者老友、名记者龚选舞君曾长期同事并为好友。卢的次子卢琪沃君，曾任“青年归主教会”的牧师，也是交游广阔之士。他们卢家与孙公为世交好友和同乡同志，可能还是至戚。中山先生当年在他们餐馆中帮忙做企台，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那清末民初劳工并不神圣的中国社会，如传说孙总统曾在美国当茶房，恐怕会引起国内守旧分子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孙公讳言之。卢家父子为亲者讳，除向至亲好友，作为革命掌故笑谈之外，亦未多为外人道。
笔者在80年后的今天，写出中山先生当年这段小轶事，正是要宣扬一代圣贤的伟大之处。不才在美求学期间亦尝打工有年。今日中国在美的清寒留学生，有几个没打过工？——在美打工，何损于孙国父的日月之明？相反，孙公的打工正可说明先贤缔造民国的艰难，足为后世子孙追念耳。
中山于1911年10月中旬离开科州回国，便道访华府、伦敦、巴黎，想举点外债，以度艰难，却分文无着。可是中山是当时革命党人中，唯一可以结交异国贤豪、华侨巨富的最高领袖。一旦自海外归来，中外各报皆盛传他携有巨款回国来主持革命。当他于1911年12月25日偕胡汉民抵上海时，各界皆以巨款相期相问。中山答曰：“我没有一文钱。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的精神！”——我们后辈打工仔固知我们靠打工维生的前辈，一文不名也。至于“革命精神”之充沛，也倒是一样的。
一个“开始的结束”
中山这次自海外归来，可说是“适得其时”（perfecttiming）。他是12月25日在上海上岸，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在南京开“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每省一票），他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在南京就职。改元、易服，使用阳历。中国历史上3000年的帝王专制和最后268年的满族入主，同时结束。中华民国也就正式诞生了。
辛亥革命如今整整80年了。80年回头看去，辛亥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大任务：驱除鞑虏，建立民国，前者是没什么可说的，重点是在后者。
什么是“建立民国”呢？简单地说，就是“把君权换成民权”。君权是“中古”的制度，民权是“现代”的制度。在政治上把“中古的制度”换成“现代的制度”，用个抽象的名词，便叫作“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不是任何国家所独有的，它是世界历史上的共同现象。而各国又因为历史和社会等条件的不同，其政治现代化的程序，亦有长短、缓急、迟早、逆流、顺流……之不同。
具体说来，把“君权”换成“民权”，以美国为最早——美国摆脱英皇于1776年，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国”（republic）。但是美国建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们“英语民族”自有其特殊的“英美政治传统”（theanglo-americanpoliticaltradition）。大体说来英语民族成功地约束王权，盖始于“光荣革命”（1688）。自光荣革命到美国革命，他们大致挣扎了80余年，才“建立”了一个说英语的“民国”。
法兰西民族从君权完全转换成民权，自法国大革命（1789）到第三共和之确立（1875），大致也挣扎了80余年。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历经军阀起伏专政，直到1945年战败，也挣扎了80余年，始搞出点民治的雏形来。
比诸世界先进的民治国家，老实说，咱们中国人向现代民权政治进展，也不算太坏。我们自辛亥革命搞起，至今也已80年了。80年中我们出了一个只在位83天的袁皇帝。1917年宣统爷也回来搞了几天。但是我国近代史上，从君权到民权的转型浪潮，正如今夏（1991）百年一遇的洪水……朋友，对付这场洪水，君不见官家只能“炸堤”，哪儿能“筑堤”呢？——“社会科学”还是应该多学点才好！
我们搞“炸堤泄洪”大致也要搞它八九十年。这时限是民主先进国家一致遵守的通例嘛！——所以我们的成绩，不算太坏！
那么，“辛亥革命”在我们这“从君主到民主”的百年“转型期”中，算个什么呢？
曰：广义的“辛亥革命”（1890—1912），是我国历史上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期的“开始”。
狭义的“辛亥革命”（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1月1日），则是这个“开始的结束”（theendofabeginning）。如此而已。请读者诸位指教。
【1991年9月1日脱稿于北美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