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集枪杆与政权、谋略和机运于一身，以区区七千人的“新建陆军”，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呼风唤雨，举足轻重。孙文，得风气之先的华侨青年，立志救国的新知识分子。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倡导革命，引领思潮。两个纵横于体制内外的重要人物，共同终结了晚清的残局……
一、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57岁。生于清咸丰九年（1859年），卒于民国五年（1916年）。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22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1841—1895，胡适的父亲）、康有为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22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朝，迅即脱颖而出。年未30，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7000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1898年）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利用以剪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1900年）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因而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42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1908年11月光绪帝与西太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沣监国，对袁世凯乃力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50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国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的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生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20年中蹿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就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哪里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他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绔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个信念，当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时，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12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诉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种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觉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他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光教授，曾以三个c打头的英文名词：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之所在地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反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al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逾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须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须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q的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啖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瞠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single-career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599年，在位626～649）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只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有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精子则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p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在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大同世界。时间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但分出的各“小房”，实质上还是吃大锅饭的！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等小说的读者知其细节，甚至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骨董了。——不把这些骨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是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不但可以荣宗耀祖，而且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只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乃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清朝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268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他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25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默默无闻。——想不到到了清朝末叶的道光年间（1821—1850），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十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做的世系表复制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录自《袁世凯全传》第五页）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塾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1801—？）、甲三（1806—1863）、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次子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1835，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1811—1872，1838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1823—1901，1847年进士）。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57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
甲三的长子保恒（1826—1878）也是道光三十年（1850）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士晚15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烜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52岁就死了。因为他曾做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清朝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1829—1873，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chineseofthech’ingperiod，1644—ditedbyarthurw；shington：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43—1944.2vol.reprintedbysmcpublishingpei，1991.）中误为1893，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1841—1889）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氏，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在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作：“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子。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57岁。其后保恒52，保龄48，保庆则只活了44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他“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来说，也是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55、56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就怕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做“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作“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这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40）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第79页（biographicaldictionaryofrepublicanditedbyhowardl.boorman&richardrd,in4york&london,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1.vol.4，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雏。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哪儿去呢？
15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己是科甲出身，乃鼓励其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闱，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纨绔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胆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18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未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小钦差，大监国，抗日反帝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己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40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的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18岁的胡传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澂（1835—1902）；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1834—1884），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袁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12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1882）兵变”
1882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23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1884）之乱”
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其练军4000人以自卫，并为其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12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1885年10月），出任商务委员，做驻朝“小钦差”，撑持危局
此时世凯不过26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朝鲜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1928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的。——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朝鲜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使其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吴长庆最后才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15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朝鲜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身为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员，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澂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1859—1916）的紫（黄）袍加身》（jeromech’en,yuanshih-k’ai，1859—1916：brutusassumesthepurple.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善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袁世凯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刺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
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朝“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拼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拼法，就可思过半矣。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朝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朝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朝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作“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朝“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朝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做“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要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朝鲜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人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朝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地唯“利”是图。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马基维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自马氏哲学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词”（moral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yourowninterest），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朝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朝鲜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都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在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积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朝侨民为华裔的12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未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未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1883—1885）中，丢了安南，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做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地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觎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因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著。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朝则不欲打破中朝“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虽然驻朝英使厄士顿（ston）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harrys.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者摩伦道夫（dorf），去朝鲜协助袁世凯整理朝鲜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朝鲜朝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5000亲军，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注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公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之为“天降大任”（manifest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朝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朝公使孚特（lucius）向不承认中朝之间有什么鸟“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算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朝关系态度的基本要素。——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的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23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竟弄成支撑朝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26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1885年二度去朝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朝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謇状元；有从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1845—1900）……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澂（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察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26岁，又没“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5500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朝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朝鲜朝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竟根据咱中朝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朝鲜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15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袁家骝教授也，其夫人则为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朝鲜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朝鲜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只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朝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叠叠，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做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朝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也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乃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1996年4月6日脱稿于北美洲】
二、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一生的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漫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通，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灭门之祸（一家女眷18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竟也糊涂到对11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通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就成了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鲜为朝王练了一支5500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朝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朝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儿来这么大的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1644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24旗，最高额亦不足15万。那时中国本部18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15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护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使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民政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100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作“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66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1673—1681）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形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就是不但汉族再无藩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做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1716—1798）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做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呱呱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之役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1807—1859）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的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才华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还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忽迟眠……”（真是依依不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伤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的秀才了，其后21岁中举，24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在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作“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如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甜心呀，侬要]最要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练兵官和带兵官。
清廷搞“重文轻武”，就是因为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让他们带兵，他们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20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吊子部队。——刘铭传在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传年谱初稿》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起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是淮军对捻军作战时的后方的非正规兵站。曾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250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也有少数火器——三千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不粉身碎骨，所谓“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无如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任柱的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的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而言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但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第49页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海军之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荫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练的自然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里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会做出一定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1894年胡燏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700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不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材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1895年12月8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曰：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service）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再回头说说袁世凯的“温处道”。
小站练兵处在当时的文官系统中，原是个地方军制中无定制、无定额、无定期的临时建制。这时中央的“督办军务处”派袁前往，是以袁的老资格“道员”出任的——他的前任胡燏棻的资格是“按察使司”，比袁高一级。——“道员”是有定额、定制、定俸、定期任免，分隶各省的地方官。（“候补道”当时是可花钱买的。关节搞得好，也可以“遇‘缺’即补”。但这种“捐”来的官衔，是为科甲士林所不齿的。刘铭传的儿子，就因私下捐了个候补道，受了爸爸严厉的体罚而羞愤自杀。见上引《年谱初稿》。）所以袁世凯的“温处道”，原是浙江省的地方官，辖温、处二州。但在中央吏部档案中，显示有“缺”（要是现在就用电脑了）。此“缺”可能是前任道员“开缺”（离职），或根本建而未置，或置而后撤，既缺则这一名额就移作他用了。因此所谓未实授者，就有语病了。——清制中的“总兵”（师长）也是地方武官，有定额也有地方头衔。但是有些总兵，竟不知他那头衔的“镇”（地名）在何处呢！
再者，袁之练兵小站，实是众望攸归的结果。袁那时颇享有知兵之名，更有治事的才名。他之任职小站是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龢和后来有名的“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众口交赞，一致掬诚推荐的。而且这些大臣之中像李鸿章和翁同龢，像恭亲王和庆亲王等，彼此之间矛盾极深，甚至是终生的政敌。要他们一致赞誉，一致推荐袁老四这位小小的前驻朝商务委员，直隶总督的一个小下属，他本身没两手，是不成的呢！——所以，我们执简作史的人，因为对“袁世凯”三个字有成见，便硬说他得以出任要职是由于个人吹牛拍马、攀援权贵，是有欠公平的呢！
汉末政论家许劭（子将）评曹操说：“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大笑，认为评得对。（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异同杂语》）据说袁得势时，时人亦以项城比曹操，袁不但不以为忤，且大为得意，认为比得对。所以近世治民国史者，对袁公为“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大致是没有二话的。其实袁氏又何尝不是“治世之能臣”呢？——民国时代甚多知名之士，包括劝他做皇帝的“六君子”和后来在台湾被处决的陈仪，对袁之干才都是诚心诚意倾慕的。读者知否，论人品论学识，“六君子”（如刘师培、杨度等）都不能算是坏人呢！陈公洽虽在台湾出了纰漏，但他也是国民党高干中极少有的“廉吏”呢！吾人“秉笔直书”，都不应以人废言。
鲍尔、包尔达、袁世凯
有的朋友或许要问：袁世凯连个秀才也未考取过，更未进过军事学校，只做了十多年的小外交官，有啥军事知识，能独当一面去训练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支现代化的陆军呢？
曰：袁君起自行伍。军事知识得自实际经验呢！
再问曰：现代化陆军是一种科技专业，行伍老兵，焉能胜任？！
答曰：可以。不但在当年中国可也，在目前美国犹可也——君不见刚离职不久的美国陆海空三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四星上将（华盛顿只有三星），在越战和波斯湾之役均战功赫赫、将来还要问鼎白宫的黑人大将之鲍尔（lutherpowell）将军哉？鲍尔非西点产也；与孙立人母校之维吉尼亚亦无缘也。此公行伍也。忆20世纪50年代中，笔者在纽约市立大学教夜校糊口时，鲍尔即在敝校上学，系一成绩劣等之学生也。彼亦从不讳言其在母校为“全c生”（straight“c”student）。余近读畅销之《鲍尔回忆录》，讶其40年来作文并无大进步。设回母校重读，仍难免为“全c”也。鲍君时在纽约市大（y.，cy.）参加学生“备役训练”（r）。毕业后入伍为伍长，初不意40年中累迁，竟位至三公。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混账的《纽约时报》，瞧不起鲍君，暗笑他为黑人幸进。——但是黑青年在陆军中可以幸进，白儿童就不能在更为科技化的海军中，行伍幸进哉？！两周前由于误挂越战勋章而被媒体揭露，竟至愧恨自杀的海军上将包尔达（adm.jeremym.boorda），即另一“行伍出身”之美国海军中最高级之军令部长也。包尔达少年时为一顽童，不容于父母。17岁时（1956年）乃诳报年龄入海军为水兵。40年中竟累迁至今日上将军令部长，为美国海军中之第一人，麾下节制将士凡47万人，战船千艘。初不意以误佩两枚“v”字勋标，竟至自裁也。
以上所记鲍、包二君，均为今日美国行伍出身的陆海两军之最高级将领也。我国陆军于一百年之前，出一行伍出身之训练总监袁世凯，又何足大惊小怪哉？！
早年留日的文武学生
世凯在1895年年底接掌小站，乃易原“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兵员亦增至7000人，步骑炮工辎俱全。原有洋员教习之外，并于荫昌的武备学堂之教练学员中，择优借调。其著者则有王士珍、段祺瑞（1865—1936）、冯国璋、梁华殿等人。梁后来因意外早死，而王、段、冯皆一时俊杰，成为后来北洋系之重心，所谓龙、虎、狗也。
此后中国南北诸省分练新军成一时风气，青年学子被派往日德诸国学习陆军，亦络绎出国，返国成为新军中坚者，亦多不胜数，而袁之小站，虽是群龙之首，却不随流俗。盖当时各省督抚（其尤著者如湖广总督张之洞）筹练新军，类多筹其款，掌其权，而实际训练则委诸专业军人执掌之。主政者高高在上，袍套朝珠不离身，诗文不离口。武场操练细节，则向不与闻也。因此，各省“新军”几为留日陆军学生所包办。然留日学生龙蛇混杂。泰半学生均未尝涉足日军训练下级军官的“士官学校”，一般都只就学于日本为赚取华生学费而特设的预备学校，所谓“振武”也，“成城”也。按例他们在这种预备学校中要先进行点“稍息、立正”的初步训练，并学点“请坐、吃茶”的口头日语，然后加入日军联队当兵。成绩佳者，再遴入“士官”做入伍生。——“士官学校”那时在日本亦系初办，一年卒业。稍息、立正之外，亦所习无多。纵如此，那时华生留日，能幸入“士官”者如蒋方震、蔡锷、阎锡山、吴禄贞……亦凤毛麟角也。笔者曾自日本士官档案中查出历届华生全部名册。后来做黄埔军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之蒋公中正（原名志清），未尝涉足“士官”也。他老人家在日本的学籍到联队学兵为止。何应钦、张群则真是士官毕业生。岳公是个认真求学的好学生，学业因辛亥革命而中断，二次革命后流亡东瀛时，始续学毕业。蒋公的把兄黄郛则真正毕业于日军测量学校，一工兵专才也。
但那时在日本花天酒地的中国留学生，不论入学“士官”与否，一旦归国都制服鲜明，马靴、马刺耀眼争光（但多半不会骑马），再加上指挥长刀着地，行路铿锵有声，俨然“将军”也。
[附注]那时日圆比中国银元便宜。去日的公自费留学生，生活比在国内上学更为节省。加以留东不要签证，来去自由，而当时日本经济刚起飞，都市中声色犬马，样样比中国新鲜；连下女和阿巴桑都颇有文化。加以当时日本无种族歧视，而日俗男尊女卑远甚于中国。公共浴塘中有时且男女同浴，使中国留学生大开眼界。身入宝山花丛，还念啥鸟书呢！——笔者的父执辈（包括一位亲舅舅），当年留日者不计其数。我长大后曾习日语三年，才发现他们一句日语都不会说。总借口说“忘了，忘了”，其实很多连假名亦不会发音。但他们之中却不乏中山信徒、革命志士呢。所以，当时各省“新军”都是革命温床。胡适之先生也曾告诉过我说，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了不起，因为他们是留日学生中“极少数”能念日文、说日语，“还能用日文写信”的。胡汉民、汪精卫、吴稚晖等“党国元老”，也算是留日学生，却一句日语都不会说。女人比较有语言天才，据说居正夫人就说得一口流利日语，所以居院长留日时私生活“很规矩”（老友居浩然兄告诉我的）。——以上所说的还是文科学生，武科学生就更不必谈了。但是，不论他们学的是怎样的二百五，一旦回国搞起“新军”来，那可就神气了。文人上司（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奉天将军增祺等）哪知底蕴？下面的学员就更被吓得一悔一悔的了。那时尚在读“陆军小学”的李宗仁就是其中之一。（见《李宗仁回忆录》）
不容“颠覆政府”
拙文原是谈袁皇帝的，何以一下扯上这些时下英雄好汉呢？无他。笔者觉得洪宪之可哀者，是袁世凯处身在那一“转型”阶段，他是既无改制的“机会”，更无改制的“智慧”，所以败得百身莫赎。而今日这批领袖，是既有此机会，也有此智慧（智慧是累积的）的。若再惨败下去，那就太可惜了，更是国家民族之不幸。我们搞比较史学、比较传记的人，以古证今，骨鲠在喉，顺便提一下罢了。
现在再回头谈谈老袁。
袁氏既入小站接任练兵大臣，枪杆在手，乃一心一意要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德式新军。不用说，袁世凯是精明强干，对洋员华员，皆驾驭有方，知人善任。文员则扳请总角老友、翰林徐世昌（1855—1939）屈尊做“参谋营务处总办”，庶务军需一把抓；武员则重用段祺瑞等德国留学生，配合洋员，以德国模式严格训练。袁本人亦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日则观操、夜则巡营。军令如山，纪律严明。小站中严禁吸毒。某夜，袁巡营见一军人偷吸鸦片，乃以佩刀就地手刃之，全营肃然。
袁军中无日本留学生。其原因盖有两端。日本军制原袭自德国。袁军亦采德制，延有德国教习，购用克虏伯军火，军中干部如段祺瑞等均系德国留学生。既然直接取经德国，又何须做日本的再传弟子呢？再者，日本留学生原为革命党之渊薮，为防止革命党人渗透北洋新军，干脆不用留日学生，则革命党不就不禁自禁了？——从闹革命的立场看来，袁世凯实为民国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也。不幸所有的革命党都有其“不断革命论”的主张。既然“不断革命”，就必然有“不断反革命”。——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百余年来，革命与反革命大家轮流做，这叫我们笨拙的历史执笔者，如何下笔呢？所幸中国近代政治转型史，已近尾声。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乃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借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太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做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的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太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注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裨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1996年6月1日脱稿于北美洲】
三、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之后，还苟延残喘了16年（1896—1912）。在这16年中，他老人家又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戊戌变法（1898）、庚子拳乱（1900—1901）、辛亥革命（1911—1912）。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1902—1911）。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地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瞰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都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
不才估计，至少还要40年，不生意外，到2040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150年才可略见端倪。光绪爷“载湉小丑”（章太炎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不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他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尔汝篇》《吾我篇》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莫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有为误尽苍生则有余，其他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太后即将回官，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太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的。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清朝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造反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凌迟处死。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9月16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是会“魂飞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