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局发展至此，慈禧显然知道，外御洋人，内安反侧，她已渐渐失控了——这时在天津，聂士成为阻止西摩的联军入侵北京，双方已打得炮火连天，士成后来终于战败殉国。为抢救此一失控局面，她似乎与荣禄有过密议。两人决定了一个最有效的万全之策——急调李鸿章与袁世凯来京共纾国难。
李鸿章原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因受荣禄之排挤。但是荣禄没有应付洋人的本领。现在夷情紧迫，他与慈禧束手无策，只好又策动老太后速调李鸿章回朝了。
至于袁世凯，他本是荣禄的死党。一向对荣感恩戴德、忠贞不贰。如今又手握重兵，诛义和团如杀鸡犬，深为洋人所喜。因此如李、袁两人能联袂返京，则荣禄和慈禧所感棘手的一切内外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这确是最高明的一招。因此6月15日军机处便传旨，令李鸿章与袁世凯迅速来京。——这时由于义和团拔电杆，北京与外界电讯已断。然荣禄与袁世凯之间，则“八百里加急”的传统驿马仍可照跑无讹；而袁与南方三督，尤其是与广州的李鸿章，则电讯日夜不绝。
百年回看如水晶球，当时如李、袁应召返朝，则我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八国联军侵华这项国耻，或可消灭于无形。不幸的是，西太后把召袁之命随即取消，转而重赏义和团，决心攻打使馆，杀尽洋人，并决定与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
她老人家何以一夜之间发起疯来，把原先设计好的万全之策，做了180度的大扭转，而置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呢？这就是出于一个小小的“蒋干偷书”所获得的假情报的刺激了。——历史发展的长河，为一点藐小的个人情绪而变了方向，是史不绝书呢！
“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
就在西太后决定调回李、袁之翌日（6月16日），由于时局紧张，老太婆便召集了一个包括六部九卿、军机、总署和诸王贝勒的大型“御前会议”，以商讨和战大计以及剿抚义和团的决策。这个会显然被端王所领导的激烈分子控制了。会中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偶持邪术不足恃之说，便被端王所呵止。慈禧也认为邪术虽不可用，而人心则可用。可是就在这一天，义和团在大栅栏放火，把前门大街一带数千家商铺烧成灰烬，而大失人心。因此，在会议之后，慈禧还是要方从涿州回京而力言拳民可用的刚毅偕同董福祥“开导[拳民]，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45页。）
谁知这道“勒令解散”的上谕颁下不及24小时，朝命便反其道而行呢！
原来就在当天的午夜，朝中接到一通绝密的情报，说洋公使已决定合力扶植光绪而赶掉慈禧——这是戊戌以后慈禧最怕的一招，如今这最怕的一招就要成为事实，怎能不令老太婆魂飞天外呢？情报的来源是这样的：
原来就在这天午夜，忽有人私叩荣禄之门，说有机密要事告急。荣禄接见后才知是他的心腹、时任江苏粮道的罗嘉杰的儿子，奉乃父之命亲来告密。这情报透露各国公使已联合决定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各国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四、勒令皇太后归政。
荣禄得此情报之后，顿时如五雷轰顶。他知道在戊戌政变中，他当慈禧鹰犬时所做的好事。如今十一国列强勒令太后归政，拥戴光绪复出。一旦光绪复出，荣禄还有脑袋吗？所以荣禄得报，彷徨终夜，绕室而行，知道大祸临头。天方亮他就入宫觐见，把情报递给慈禧。太后览报，自然更是热泪横流，悲愤交集。
这位老泼妇独裁专制40年，她谁也不怕，只怕洋人。如今洋人真来要她的老命了。在眼睁睁就要投缳自尽之前，她哪儿还管得了大清江山，兆民生命？所以，她就放泼和洋人拼命了。
“政治家”退化成“女人家”
西太后显然与荣禄计议之后，便立刻召开第二次“御前会议”。她在会中讲话时首先叫“诸大臣”，在激动之下，她又口称“诸公”。在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中，皇帝与太后向无称群臣为“诸公”者，骄傲跋扈如叶赫那拉氏者，自然更是前所未有，足见其方寸已乱、手足无措之激动情况。当她连哭带说把“四条情报”宣布时，全场惊愕，不知所措。端王以下最激烈的亲贵20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在激动之下，他们咬牙切齿，立誓效忠太后，不惜一切与洋人一拼。太后也说洋人既已决定开战，大清亡在目前。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8—49页。《史事要录》所节诸书亦足参考，见第168—178页。）
这样一哭一闹，老太后也就把前一日的对义和团“勒令解散……严加管束”的上谕一笔勾销。主和派的光绪、立山、联元、袁昶、徐用仪、许景澄，同遭申斥，齐靠边站，朝廷就决议重用义和团对十一国列强不惜一战了，主和五大臣，其后也相继被杀。
因此，6月17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也就变成了中国的御前动员会议。刚毅、载勋、载濂、载漪、载澜乃奉命统率义和团。载勋旋即代替崇礼出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从此九门大开，四郊义和团乃大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见《庚子纪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大沽炮台也于此日被七国联军所攻占。（大沽之战时，美国海军拒绝参加，详见下篇。）
德使克林德溅血街头
北京情势既如此紧张，十一国公使自然也日夜开会商讨对策。他们第一目标当然还是希望中国政府剿匪睦邻。在6月20日清晨集会时，德国公使克林德乃主张与会公使集体行动，联袂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各使不愿偕往，克林德乃单独行动，乘了他那豪华的绿呢大轿，带了一个乘小轿的翻译官柯达士（cordes）前往总署交涉。行至半途他就被载澜麾下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小队长）恩海一枪打死了。轿夫大恐乃摔轿而逃。当时坐在小轿中的柯君也被摔在地上，把屁股摔成重伤。（据《景善日记》所载，克林德的死尸是袁昶收的，而载澜则要载漪下令，把死尸斩首，悬于东安门示众。史家或疑《景善日记》为荣禄伪作。然纵系伪作，书中所言故事亦大多可信。参见《庚子大事记》及摩尔斯前书。）
克林德公使一死，北京的东交民巷，就变成慈禧太后的“珍珠港”了。事已至此，一不做二不休，发疯了的老太后索性取出“内帑”（她老人家的私房钱）数十万两，重赏三军和在京津两地念咒打拳的义和团，要他们在天津攻打租界，在北京围攻使馆，务必把在华洋人赶尽杀绝，以泄心头之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615—616页。）
6月21日（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她老人家乃用儿皇帝之名，写了十二道绝交书，就和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了。（多余的一份则送给当时也被围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一诏战天下，慈禧老太后就变成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最勇敢的女人了。
有40年当国经验的慈禧老太后不是这样的人嘛！她原是一个凡事都留有退路的“政治家”嘛！这一次怎么做得这样绝呢？那时在一旁冷眼观察的费正清的老师摩尔斯，对她的评语最是入木三分。摩说：“太后一向做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theempressdowagerhadlongavoidedcommittingherselftoanypositionfromwhichshecouldnotwithdraw,butnowthestatesmanwaslostinthewoman……见摩著前书，卷三，第219页。）
[附注]慈禧太后在一夜之间，便从个“政治家”，变成个放泼的“女人家”，当时和后世一般的观察家、政论家和历史家，都认为她在这紧急情况之下，歇斯底里地失去了理智。笔者虽基本上同意此说，但亦另有解释。那便是西太后心智十分狡黠，她在这绝望情况之下，以义和团小将为幌子，对十国公使（德公使已死），来个“绑票勒赎”。她的“赎金”或“释放条件”便是十一国改变对华政策，不要她“归政”，否则义和团“绑匪”就要“撕票”，大家同归于尽！西太后不是个糊涂人，相反，她是个最工于心计的女纵横家。笔者作此“大胆假设”，虽难于“小心求证”，但在现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上，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西太后的“珍珠港”
叶赫那拉老太太这一轰炸“珍珠港”的行为，可把我们的国家民族弄惨了。最后闹掉十几万条人命，还赔上北京宫廷和市民千万件无价的珍宝，加上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诸位华裔读者要知道，你和我的祖宗，那时都各赔一两呢！说来难信，慈禧老太这个“珍珠港事变”从头到尾是从“蒋干”先生自作聪明偷来一份假情报搞起的。殊不知当时驻华十一国公使，本来各怀鬼胎，彼此嫉忌，搞个七国联军的集体行动已非易事，不要说提出有关中国内政的四大要求了。这四项要求中如真能实现太后归政、光绪复位这一条，对当时中国政局可能真有起死回生之力呢！但是大清帝国的起死回生，关他们十一个帝国主义屁事？他们才不会提出这项要求呢！等到事后中国方面发现列强并无此项要求时，大家乃怀疑这情报是端王载漪所伪造，来故意刺激太后的。其实端王那一伙哪儿有周瑜之才？他们才造不出这样高明的假情报呢！——这个假情报来源实出自英商在上海所办的英文《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1900年6月19日（清历五月二十三日）的一篇社论。此文复于翌日重载于该报周刊《字林西报》（north-chinadailynews）。这篇社论文稿在刊出之前，可能被报社中华裔职工所获悉，辗转为罗嘉杰粮道所闻。他乃根据情报人员的谎报或误译，也或许是他自己为邀功而改头换面、加油加醋，译成汉文，便向荣中堂告密了。——这位粮道先生对我们开了一个价值四万万五千万两雪花纹银和千万条人命的大玩笑。我们如把一百年前四万万五千万两纹银按那时的市场价值折合成今日的物价，该值目前美金现钞几十万万元？我们“罗蒋干”先生这个乌龙，实在摆得太大了。
在这篇社论里，作者的确提到“太后和她的帮”愚蠢地蓄意与“全部列强开战”，并强调“这个帮如不自动毁灭，就应被赶出北京。我们希望能使光绪皇帝复位。我们应向中国人民确切表示，目前这一战争全为西太后所发动。吾人只是与北京的窃权政府作战，而非与中国为敌也”。
这只是一篇报纸的社论。以光绪复位代替慈禧甚或有违于英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呢！至于代收钱粮、共管军事，全为情报人员所妄加。此时英美两国为防俄德等国搞瓜分勾当，对己不利，但愿使中国这个最无能的政府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庶几利益均沾，维持现状。英国当时掌握了中国外贸70%以上，中国进出口航运近90%；美国斯时在中国无半寸殖民地可向外发展，所以“维持现况”（maintainingstatusquo）——所谓“门户开放政策”（opendoorpolicy）——对英美两国最有利也。
事实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美英二国协力维持首要战犯慈禧太后权力于不坠，其居心与二次大战后，美英联合维持日本首要战犯裕仁天皇的皇位，实如出一辙。老太后为一项假情报弄得方寸大乱，实在是知识不够，朝中无人，有以致之。那时李鸿章如仍居相位，叫他底下的洋员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赫德或丁韪良等到使馆一问，一切不就豁然冰释？哪里要老太后去上吊寻死呢？
那时中国的南方督抚都雇有“洋员”，在涉外事件中以备咨询、以供跑腿，所以情报比较灵通，交涉亦能抓着要点。这些洋员如李提摩太等，大都忠心耿耿，为雇主实心办事，在中国官场中极获好评。这种洋员所提供的服务，到民国初年就逐渐被留学归国的“博士帮”所代替了。在民初军阀时代，诸大军头从穿西服、乘汽车、打网球到买军火、订条约都少不了他们。接着而来的国、共两党原多是以归国的留学生为骨干的，涉外事件就少烦外人了，但是在西安事变中，还不是有个端纳跑来跑去？
再者，西太后之决定与十一国宣战，可能也是出于她自作聪明的愚蠢的权谋——她或许想利用义和团去劫持列强公使，以逼迫列强改变强迫其“归政”的政策，不成则以义和团为替罪羔羊。当续论之。
刘坤一与“东南互保”
西太后既假儿皇帝之名向十一个列强同时宣战，她和她的“四人帮”的战时政策，第一便是整编义和团为“八旗”，由端王统一指挥守卫禁城。6月22日以后诏谕亦由端王发布。禁军亦唯端王之命是从。（见《字林西报》6月24日以后各期）端王并通令全国，筹款调兵，勤王抗敌。因此，朝廷一再降旨全国督抚、上下臣工“现在中外业经开战，断无即行议和之势……各将军督抚等，务将‘和’之一字先行扫除于胸中……[务必灭洋到底]……”（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21—222页）。7月14日天津失守，廷谕再次督战，强调“天津失陷，京师戒严，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见同上，第366页）。与此同时他们还通令全国废除洋操、洋服，而恢复用刀弓石的武考呢！
但是，清廷这时有何力量能抵抗八国入侵之联军呢？这分明是螳臂当车。战事一发动，李鸿章即认为各省勤王援军无益。盖不待勤王之兵到达，北京就要沦陷，朝廷就要“西迁”。（见《李鸿章年（日）谱》第413页；引《李文忠公电稿》致袁世凯电。）
李鸿章不是唯一的预言家呢！当时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尤其是铁路大臣盛宣怀等人都洞若观火。这原是常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只是端王把持下的中央政府太愚昧无知罢了。所以东南地区汉族督抚就借口廷谕为“矫诏”，不从“乱命”。他们就与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分别议约搞“东南互保”了。
革命精神很充沛的后世史家，兼有对“东南互保”作非议者，殊不知那时不搞“互保”，则长江中下游地区亦在战火中矣。盖宣战之诏尚未下达之时，英人即向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goodnow）扬言（opentalk）要占领江阴炮台、江南造船厂及整个吴淞地区，以试探美国的反应。刘坤一得报，乃密遣洋员美人福开森（ferguson）与古德纳疏通，密报华府设法制止。另外亦调兵遣将决心武力抵抗，英人才知难而止。（见“美国国家档案局秘藏原档”，古德纳于1900年6月29日对国务院副国务卿之密报。）
在武汉方面，张之洞亦极力维持地方稳定，减少洋人入侵借口（见同上附件）。同时诸方面大员合议，如北京失守、两宫不测，他们就选李鸿章做总统以撑持危局。（这时孙中山也殊途同归，曾提出相同的建议。）鸿章对“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大位，也颇有兴趣。其后慈禧与光绪安全逃到西安，此议遂寝。（见《李鸿章年（日）谱》第423页，引《国闻周报》。）
张、刘、李这几位督抚，老实说，都是熟读圣贤之书的传统政治家啊！可恨国运如斯，形势比人强而长才不展。
悬赏捕杀洋人
西太后宣战后第二个绝招便是悬赏捉拿洋人，把他们斩尽杀绝。
中国历史故事中原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说在蒙古人入侵中原时，每家都住有鞑子特务。某年中秋节民间以月饼为传媒，全国在一天之内同时动手把鞑子杀光。这次中外既然宣战，大学士徐桐等也奏请西太后下诏“无论何省何地，见有洋人在境，径听百姓歼除”（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96页）。步军统领庄亲王载勋等也在北京街头遍贴告示，悬赏捕杀洋人。赏格规定：“洋人杀一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见同书，下册，第842页。）因此当恩海一枪把德使克林德打死之后，他不但对凶行直认不讳，而且还在等着领赏呢！
笔者昔年服务哥大时，前辈老友富路德教授（luthercarringtongoodrich）时常自笑幼年时小命只值30两纹银。因为他在庚子年曾随传教士父母被围于东交民巷之内，那时他才六岁。富家一直是在通州传教的。事发时就近逃入北京使馆，躲掉一劫。其他不幸在山西传教的欧美传教士，就全部罹难了。
当时，山西巡抚毓贤在奉命缉捕传教士和教民时，谎称“集中保护”，把全省的外国传教士男女老幼40余人，或骗或捕，都集中到他的巡抚衙前来。7月9日他把他们全部剥掉上衣，罚跪于衙前广场，一一砍头杀死。有一位长着马克思式白胡子的老主教，起身质问毓贤为何无辜杀人。毓贤抽出佩刀，二话不说便一刀劈去。老主教头面血如喷泉，白胡子顿时变成红胡子。毓贤又补上几刀，便把这位老人杀了。这一天他一共杀了传教士及家属共46人，包括15个男人、20个女人和11个小孩。真是甚于虎狼，残忍至极。[见管鹤著《山西省庚子教难前后纪事》及《李鸿章年（日）谱》第450页，及robertrsyth著《庚子年殉难中国烈士考》（thechinamartyrsof1900）第30页以下。]毓贤在山西省一共杀了多少传教士，众说不一。因为教士来自西方不同国家，统计数字不易齐全也。至于他杀了多少“二毛子”（教民）和与外事有关的人士，那就更无法计算了。
拿“一龙二虎十三羊”开刀立威
在大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同时，那些志在夺政权扶清灭洋的载字辈“四人帮”还要在朝内立威，拿义和团所点名的“一龙二虎十三羊”来开刀祭旗。
在对列强宣战后四日，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已故恭亲王奕次子）四兄弟率义和团大师兄刀斧手60余人直闯瀛台，要去把载湉（光绪帝）干掉。这桩“弑帝”“杀龙”行为，虽为西太后所制止，但是这条“龙”也就生不如死了。他不但在御前会议中时遭端王、庄王的折辱，据说连个年方十四的“大阿哥”（载漪的儿子）也指着他叫“二毛子”。如此，则老太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威人物是谁，就不言可知矣。（见《景善日记》及多种杂著，故事多有可信。）
至于“二虎”——李鸿章和奕劻，李被下放广州，远走低飞，鞭长莫及，“四人帮”对他无可奈何。据说鸿章初闻下放消息时，乐不可支。盖以远离虎口，颇感身心两快也。如今“北事大坏”，收拾残局，“舍我其谁”（鸿章豪语，均见《年（日）谱》），杀不得也。奕劻之罪，只是对洋人“太软”（见《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志》），不足杀也。真正倒楣的便是“十三羊”了。
“十三羊”的名单上究竟是哪些人，说者不一。但是他们和其他类似的什么“十三太保”“十八罗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等等一样，前几名总归是固定的。“十三羊”前五羊应该是那五位因力主剿拳议和而被杀的“五大臣”。前驻德俄等国公使，嗣任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和太常寺卿袁昶，是在7月28日被杀的。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前户部尚书立山，则是8月11日被杀的，所谓旬日之内连杀五大臣（见《史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2页），而时未经旬，北京亦为联军所陷。
慈禧为什么在弃城潜逃的绝望时期，把主和大臣一网杀尽呢？这就是一些大独裁者（不论男女）最狠毒的地方了。所有的独裁暴君对异议者都是睚眦必报的。她这次败亡出走，生死未卜。但她绝不能让自己死于异己者之前，而使异己者有与敌人交通之余地也。她投鼠忌器，行前只杀珍妃不杀光绪。然洋人如真要逼得她非悬梁自尽不可，则太后之悬梁，亦必在皇帝悬梁之后也。朋友，奇怪吗？我们蒋公自大陆败退时，杀杨虎城而保留张学良，还不是一戏两演吗？那时如宝岛不守，蒋公向瑞士逃难，则少帅还能活到今天吗？——此理一也！
《崇陵传信录》的作者恽毓鼎，不谙此理，他把连杀五大臣的黑锅全给端王载漪背去了。恽说：“先是载漪力主外攘，累攻战，不得逞，欲袭桓温枋头故智，多诛戮大臣，以示威而逼上。”
这是一派胡说也。试问载漪这个花花公子的师长，曾经“攻战”过什么呢？不错，他打过东交民巷。笔者年前曾在东交民巷（社科院招待所）住过两星期，在巷内巷外绕了无数圈。细看形势才知道当年董福祥、载漪他们攻打东交民巷，只是一场民间“械斗”而已。这又叫作什么“攻战”呢？至于诛大臣以逼上，与桓温废海西公立简文帝的故事相比，也是不伦不类。试问载漪的“上”是光绪呢，还是西太后？是光绪又何必“逼”？是西太后，他敢？
诛大臣，载漪亦不敢也。大臣是太后诛的，恶名是端王背的罢了。
攻打使馆的闹剧与心机
至于攻使馆，“不得逞”倒是事实。这虽是战将的窝囊，但事实还是太后留有退路也。且听听老太后在逃难之后，回忆起攻打使馆的一段口述历史。老太婆说：
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的。中间一段时间，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是虽没有阻拦[载漪、载勋、载澜]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留有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见《庚子西狩丛谈》）
老佛爷这段话讲的是事实，但在我们搞口述历史的老兵听来，她还是不太够诚实和坦白。——她没有提她受“蒋干偷书”那一段刺激。那时她是决定和洋人一拼，同归于尽了。但是在“同归于尽”和“一拼”之间，这位老狐狸，还是留了一条退路：她叫那表面上手握重兵的大将荣禄、载漪、载勋等人代她去和洋人拼命。如果把洋公使的命都拼掉了，而交涉还有转圜余地，那她就以“妾在深宫哪里得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借口，把责任向诸悍将头上一推。杀凶以谢，她还可继续做她的太后。——事实上，后来结果就是这样的。
谁知荣禄也是个曹操，他不敢不遵太后之命去攻打使馆。但如真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了几位洋公使，将来洋人追查凶犯，太后被迫缉凶，他的脑袋岂不要搬家。所以，他首先装病请假，交出兵权。到后来，当懿旨难违，他非出头不可时，他只有故作积极，三令五申督责董福祥的甘军拼命去打。董福祥是个大老粗，在中堂严令之下，他就认真打起来了。自6月20日起一连四天，甘军每日开炮多至300余发。烟雾弥漫，炮声震天。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区区东交民巷岂不早已夷为平地？各国公使和教士，断无生存之理，因此伦敦各报已刊出英国公使与海关监督等人的报丧“讣闻”（obituaries）。
这时在广州看报观战的李鸿章和荣禄虽是政敌，却英雄识英雄。6月22日，鸿章在广州便向媒体透露，使馆无恙，请各界放心，因为他知彼知己。荣禄既未调用他那有德式装备的武卫中军，光靠董福祥的土匪军是攻不下使馆的，因为“甘军无大炮”。董福祥所使用的全是一些土炮。只听炮声响，不见弹下来也。（见《字林西报》专栏）
李鸿章是说对了。使馆被攻，死伤不少，但并未被攻破。果然6月25日，荣禄便奉太后懿旨停攻使馆，并慰问各国公使。廷谕并向拒奉乱命的东南督抚一再解释不得已宣战之苦衷。（见《义和团档案史料》诸书）在停攻期间，一时西瓜蔬菜等慰问品满车而来，送往使馆，使在一旁观看而口渴如焚的甘军士兵气愤不已。太后懿旨前后矛盾若此，荣禄如真把使馆夷平，那还得了？所以荣禄不但对被围敌人暗通款曲，并且真的“里通外国”，令人假扮走私窃贼，大量接济使馆守军火药子弹，以加强防御。他怕洋人如真的“弹尽粮绝”被董福祥的甘军攻破，则朝廷和老佛爷，尤其是荣禄自己，都不得了也。须知荣禄那时所接济洋人的军火可不是甘军所使用的土火药啊！他走私去的可能都是德制后膛枪的“七九钢弹”（？），锐利无比。所以在6月28日停战期满，甘军又恢复攻击。其后“谈谈打打”，双方又械斗了50余日，使馆始终屹立不动，而围攻的甘军和义和团则死伤千余，均是荣禄里通外国之结果也。
上节所述的吾友富路德教授那时才六岁。他就时常违父母之命，爬上墙头“观战”。50年后他还用他那地道的通州话向我们笑说庚子遗事，真是绘影绘声。
富先生是笔者在哥大25年中所遇最可爱可敬的一位老辈汉学家。他的汉语也比我说的纯正得多。他精通汉籍，也深爱中国，为人处世也简直是传统中国里的一位儒家老辈。他是胡适之先生的挚友，也是胡适在1927年回哥大接受博士学位典礼中的傧相。他佩服胡适佩服了一辈子。因为他没有适之先生那样的精明和调皮。他浑厚得像传统中国农村中的老农夫。富先生是笔者所认识的前辈之中唯一见过义和团的老学者。在退休之前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原名“中日文系”）里的“丁龙讲座教授”。这个讲座是为纪念一位可敬的华侨工人丁龙而设的。笔者对丁龙的故事曾另有记述，不再多赘。然据我所知，坐在这个“讲座”上的“教授”，只富路德一人在道德和学问上受之无愧，继他之人则是个下流不通的痞子。
笔者今乘重治拳乱史的因缘，提一提这位拳乱目击者，也算是对他老前辈一点点私淑的纪念吧！（关于这一段拳乱史，中文档案笔记至夥；西文史料如摩尔斯前著，赫德回忆录，forsyth与smith等人的著作，和汉译bertraml.simpson而化名putnamweale所著《庚子使馆被围记》，均足汗牛不及备载。）
使馆幸存，首都沦陷
慈禧或松或紧，或真或假，把东交民巷围攻了50余日的“行为”，可能还有一层她不愿告人的动机——行为科学上所谓“刺激—生机—反应”是也。她想以生死交关的危机，诱迫十国的“钦差大臣”（此时克林德钦差已死了）保证不要她“归政”，也就是撤销“蒋干”先生偷来的那四条秘密的要求。无奈这四条要求原不存在，而十公使也不是老太后肚子里的蛔虫，不知如何反应。好在他们内有粮草、外有救兵，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死守待援了。
至于老太婆说：“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她说这话确是胸有成竹的，因为她还有德国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没有动用呢！
老太后的德制大炮在哪里呢？原来它配备在荣禄的嫡系部队武卫中军的炮队里。当董福祥猛攻使馆十数日不得下，端王乃以上谕调中军分统（军阶略近旅长）张怀芝派“开花炮”助攻。这位张分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与曹锟同学。这个武备学堂原是李鸿章授命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主办的，是中国第一座新式军校。这时武卫中军所用的德制“开花（弹头爆炸）大炮”连后来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因此张怀芝奉命之初自觉是立功的机会。他乃在城头架好大炮，瞄准使馆区，只要放三五炮下去，各使馆就成为一堆灰烬了。正当他要下令开炮时，这位39岁的军官忽然灵机一动——他知道炮声一响，后果就难以收拾了，又改令缓发。随即自己下城直趋荣禄官邸请示，要他的顶头上司手写一道发炮的命令以为凭据。荣禄不敢亲发命令，也不敢不发命令。双方僵持甚久。这一来，怀芝更不敢离开荣府自作主张，便在荣府赖着不走。最后荣禄缠他不过，乃支吾其词说：“横竖炮声一响，里边（宫里边）是听得见的。”——这是荣中堂在中国近代史上一句不朽的名言，而张怀芝——这位后来官至安徽巡抚，民国时代曾被袁皇帝封为男爵不受，其后又做到山东督军和徐世昌任内的参谋总长的大军阀——也不是个笨人。他闻言大悟，乃匆匆赶回城上，谎说炮位不准，需重测方位，遂把目标定向使馆后之空地。众炮齐发，轰了一昼一夜未停，直至上谕再次停攻始止。使馆虽饱受虚惊，宫中府中均至为欣慰。（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562页，引《春冰室野乘》；富路德老师与其他西文史料，也颇有惊人的叙述；张怀芝故事散见中英文传记，及《民国人物小传》第五册，第280页。）
庚子年围攻使馆的闹剧就这样一松一紧、亦真亦假地闹到8月14日，使馆内被围洋人与中国教民忽闻哈德门外有机枪声，知洋兵已攻破北京，因当时中国军队尚无机枪也。是日下午二时在数百洋人一片欢叫声中，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sikhs，上海人俗呼为“红头阿三”者）一举冲入巷内。50天使馆之围是结束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也就沦陷了。
四、不堪一击的拳民与七国杂牌军
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可恨的惨剧，莫过于一百年中我们的首都竟三度为敌国占领。在占领期间，敌军的奸掳焚杀之残酷，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少见的。
这三次中的第一次便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并把那一座“东方凡尔赛”圆明园烧成灰烬。但是这次国耻对满族统治者的教训不大。那时入侵的洋兵不足两万，而北京的禁城之内，巍峨官阙即有九千余间。加上圆明园、颐和园和东陵、西陵，仅是皇家内务府所管的财产，就足够这些洋强盗搬运的了。那时中国又没有通海口的铁路。而北京天津一带还有高官贵族的王侯宅第和千万家富商大贾的巨铺广厦。万把个小强盗一朝窜入，个个满载而归，累得要死，也搬不了“天朝”的几座金仓银库。
最可叹的还是有些满洲贵族，他们认为英法联军的入侵，会使大清王朝因祸得福。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三千年的帝国专制史上，首都沦陷，不是亡国便是改朝换代，哪儿有像英法联军攻占了京城，最后只签订了几件“文书”便率数退走！——历史上哪儿有这样轻松的事？
再者，签了几件文书，不但夷兵全撤，而且“英夷”还能效忠朝廷，派戈登将军来华训练“常胜军”，助剿“发贼”，消灭叛逆。——天下哪儿有这等便宜事？
朋友，在你我看来，清廷在英法联军之后所签订的那一系列的《北京条约》，是何等丧权辱国？——在这些条约保护之下，英国人打开中国内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大量“公开合法贩卖鸦片”，大发毒财！俄国人也拿走了我们的东海滨省（包括海参崴）和整片外兴安岭以东的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与我们长城以南的18行省的面积几不相上下！
可是这些损失，对那时享福深宫的小懿贵妃和后来“垂帘听政”的东西两个小太后，实在太遥远了，何关痛痒？
所以这第一次首都沦陷，对这些满洲贵族教训不大；他们反掉以轻心，认为北京沦陷的结果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中国近代史中，我首都第三次沦陷，便是我们及身而见的，发生在1937年冬季的南京大屠杀了。日军于是年12月13日攻破我首都南京之后，时未迭月，竟一举屠杀我俘虏军民30余万人。谁知他们血迹未干，汪精卫所率领的一群汉奸，竟然又搞起“还都”和中日亲善来。
防守东交民巷的八国洋兵
庚子（1900）年首都沦陷，是三次中的第二次，所谓八国联军进北京是也。
他们这八个帝国主义对中国这头肥羊的争夺，彼此之间本是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的；而他们这次竟能通力合作，联合出兵攻打北京，实在也是颟顸昏聩的满族亲贵自己惹出来的。语云：“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次国耻便是很标准的国人自伐的结果。我们如何“自伐”，上篇已详论之。本篇再看看我们“被伐”的惨象。
原来在1900年春义和团自山东渐次北移时，北京东交民巷里的列强使馆已开始紧张起来。英美德法日等大国驻华公使纷向各国政府及各该国驻华海军，要求派兵保护。
按当时（乃至今日）的国际惯例，使领馆的安全，原应由驻在国政府负责。聚居北京东交民巷一带的十一国使馆，理应由中国政府派军警保护。但是拳乱一起，外国公使对中国政府失去信心。——我们今日回看，这实在不能厚责于他们。确实是因为我们太落后、太野蛮，外国人对我们才失去信心的。君不见前篇所述日本的杉山彬书记官和德国的克林德公使都是死于街头？
洋公使们既然对清方保护不存希望，他们驻在天津一带的水兵就奉命前去北京担任守卫了。洋水兵开往北京保卫使馆，按国际法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所以中国总理衙门里负责官员徐用仪、联元等人曾亲往各国使馆抗议。（见美国国务院档案）可是徐、联等人后来连自己脑袋也保不住，怎能怪洋人对他们不信任呢？——据说某次英国公使亲往总理衙门交涉，而接见他的两三位大臣之中有一位可能太胖太老了一点，天气又热，他老人家竟在接见当场打起鼾来。英公使曾引为绝大的侮辱。然几经磋商之后，总理衙门终于答应各国公使可自带警卫，惟每国以30人为限。
中国政府既已让步，各国在天津的水兵就准备前往北京了——他们自己之间的协议则是各遣水兵100人。但是各国在津水兵又多不足额，俄人只能派遣79人，乃又相约最高额以水兵79人为限。八国派往北京人数如下：英国79人，俄国79人，法国75人，美国53人，义国39人，日本24人。
以上六国警卫于5月31日乘火车入北京。另有德国水兵51人，奥匈士兵32人，则于6月3日抵京。另加军官19人。所以当使馆被围攻时，各国共有武装警卫451人。其中军官两人率水兵41人被派往守卫西什库教堂。余众则是保卫使馆区的全部武装了。其中英、美、奥、义四队，各携重机枪一挺。——这支拥有“后膛钢枪”400余支，加重机枪4挺的东交民巷卫队的实力，在那时也不算太小。所以董福祥那支土军队屡攻使馆不下，也在李鸿章意料之中了。
这支八国拼凑的小卫队，原来也是各怀鬼胎的——尤其是俄国，其志不在京津，而在东北。它一贯的策略是在北京做和事佬，故示好感，以换取它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所以它这次派来的79人，运来大量火药，却少携枪支，更无机枪；而它那批“俄国造”的大口径弹药，对其他各国的警卫都不适用。狡猾的俄人是摆个姿态给满大人看的，而满大人（如端王）却一无所知也。
日本与俄国原是水火不容的。此次日本水兵只来了24人。书记官杉山彬嫌其太少，6月11日他就是出城去探望援军，在半途碰着甘军，才被无辜妄杀的。
大老粗董福祥和那些糊涂蛋的满族亲贵，哪里知道“老毛子”“大毛子”“天主教”“基督教”也是种类繁多的呢？把所有“毛子”一锅煮，则东交民巷里的毛子居民，大家不分南北，也就一道地同生共死了。
他们这支小卫队总算来得其时。全队抵北京后不及一星期，日本书记官杉山彬就被杀了。再过九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也陈尸街头。克死不足24小时，慈禧就下诏对十一国宣战，董福祥的甘军就围攻使馆了。没有这支小卫队，恐怕十一国公使和他们的馆员，以及在使馆区避难的数千名二毛子和百十个外国传教士，都要惨遭屠杀了。
七拼八凑的联军先遣队
在北京使馆告急之时，原驻天津的各国领事和在大沽口外游弋的各国海军将领也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组织“联军”开往北京增援。几经会商并由各国政府批准，他们八国终于组成一支拟开往北京的增援部队。这支援军包括英军915人，德军540人，俄军312人，法军158人，美军112人，日军54人，义军40人，奥匈军25人，共计2066人。公推英国海军司令西摩统一指挥，并于1900年6月11日搭火车前往北京，保卫使馆。
但是这支浩浩荡荡的两千夷兵声势太大了。天津四郊拳民乃纷起阻遏，并把铁轨拆毁。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也下令聂士成统率的武卫军前往围堵。聂士成原是淮军猛将，他所统率的这支国防军也是配备有重机枪的精锐部队。聂军对义和团原极愤恨，月前奉调镇压义和团时，曾有一次枪杀拳民500人的血腥纪录，而为在北京当政的端王、庄王所嫉视。可是这次奉命阻遏入侵洋军，他更觉义无反顾。——聂军门原是一位烈性汉子，守土有责的国防将领嘛！因此，西摩联军刚出发至天津西郊的杨村时，它就被义和团和聂军包围了。联军要突破包围圈，战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义和团原自夸是“刀枪不入”的，聂军乃把他们调上前线去冲锋。结果在敌军机枪之下，血肉狼藉，掉头逃跑又为聂军所阻。在两面机枪对扫之中，这批可怜的乡民死难之惨，实在笔难尽述。
义和团这群乌合之众被屠杀殆尽，敌我两方的正规部队就短兵相接了。事实上西摩这支联军也是个七拼八凑的混合武装。西摩自己又是位海军将领，怯于陆战，而聂士成却是个视死如归的战将，强将之下无弱兵。因此，在双方一番鏖战之后，西摩便陷入重围，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进退维谷，只好就地苦守待援。
一场国际轮盘赌
西摩之挫，惊动了八国政府，其时在大沽口外待命的列强海军也慌了手脚。在6月10日以后，他们与北京使馆的电讯已失联络；14日以后西摩亦不知存亡；16日以后，他们与天津租界领事馆也信息全断。各国海军将领会商之后，就自作主张了。
从纯军事的观点出发，这批洋司令很自然会想到他们应该组织个联合舰队，先占领大沽炮台，从而进军天津，以解西摩之围。西摩之围既解，他们更应组织强大联军，推向北京，庶可拯救命在旦夕的各国公使。事实上其后八国联军的动向便是循着这条逻辑发展的。只是当事各国互相猜忌，想浑水摸鱼，又不敢冒进。他们要搞个统一组织，亦殊不易。
我们贵国原是苏秦、张仪的老家。那时我们如有个把得力的苏、张之子孙，虚虚实实，来把他们挑挑拨拨，合纵连横一下，毛子们的“联军”也就很难实现了。无奈斯时京中当国的老太婆，事急了只会哭哭闹闹，要不就拼命“念咒”——慈禧和李莲英据说一天要念能够千里杀人的灵咒70遍，希望把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皇、德国的威廉大帝……通统咒死。而围绕老太后的那批亲贵“四人帮”，又是一批鲁莽灭裂、毫无现代常识，只知在国际赌场耍赖的糊涂蛋。
可叹的是庚子年间，那些围绕在西太后周围的一群以端王为首的亲贵小赌棍。他们霸占了总理衙门，挤入国际轮盘大赌场，却不知如何赌法。——既无赌术，又无赌品，更无赌本，只知乱下赌注，瞎赌一场。
那时我国驻外公使，例如驻美的伍廷芳、驻俄的杨儒、驻英的罗丰禄、驻德的吕海寰等等，都是第一流外交官。可是端王霸占下的总理事务衙门（外交部），对他们却一无指示。在北京当权的那一伙只知督促董福祥向使馆放炮开枪，在外交上，他们简直是一群白痴。因此，我驻外使节向政府请训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外交部，而是地方上的三位总督：广州的李鸿章、武昌的张之洞和南京的刘坤一，而这三位总督大人的意见也各是其是。李鸿章看重俄罗斯，刘、张则倾向英、日。外交上既不能统一指挥，使领人员纵有苏、张之才，也是枉然。
聂士成、裕禄相继殉国
现在再看看围绕赌台边的八大洋赌客，是如何下注的。
前节已言之，他们防卫使馆、攻打大沽、占领天津、进军北京，都是要采取联合阵线的。但是诸夷猾夏，他们彼此的利害是永远冲突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无法联合的。他们此次之所以能密切合作者，端王、庄王为渊驱鱼，导之使然也。
当大沽炮台于6月17日被联军攻占之后，我津沽藩篱尽撤、海道大开，列强援军遂源源而来。在陆上重行组合之后，联军就首解西摩之围（6月23日），再与各国租界取得联络，就进逼天津城郊了。拳民鸟兽散，直隶总督裕禄乃饬提督聂士成指挥武卫前军奋力抗拒。
士成于此役之前，曾受朝臣歧视，被“革职留任”。在7月9日拂晚，当敌军以强烈炮火向其天津南门外八里台阵地猛扑时，弹下如雨。士成两腿均受枪伤，犹督兵不许稍退。营官宋占标劝其稍避而士成“奋不可遏”，仍复持刀督战。直至两腮均被敌弹洞穿，颈侧、脑门等处均受重伤，直至脐下寸许亦被炮弹炸穿，“肠出数寸”，终于壮烈殉国！营官宋占标亦随同殉难。（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77页。）真是惨烈无比。
但是将士的英勇并不能弥补朝臣的误国。天津城终于7月14日沦陷。入侵联军纵兵大掠，死人如麻。直隶总督裕禄则率领一些残兵败将，退往北仓。迨入侵联军再度发动攻势时，裕禄遂在军前自杀。
裕禄虽然也是当时政府中的一个腐化的官僚，然自知守土有责，兵败之后愤恨自杀。自古艰难唯一死。裕禄的殉国，较之36年之后，弃城潜逃，置数十万军民于不顾的唐生智，则可敬多矣。——此是后话。
面对“人民战争”的威胁
入侵联军既占天津，他们乃于租界之外，另成立一个傀儡政府来征税征夫。这个组织的中国名字叫作“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天津都统衙门”），英文名字叫tientsinprovisionalgovernment（简称，原意为“天津临时政府”）。天津原有英法德日四国租界，而此一临时政府的组合只有英日俄三国委员。美国的缺席显然是基于它的一贯政策：中美既非“交战国”，美国即不应参加占领军政府。德国之自外，盖别有打算。因德皇正在向各国要求，以德人为联军总司令也。法国可能亦另有主意而不愿参加。总之当时的联军当轴是同床异梦，各不相下的。在他们联合打下天津之后，对如何进兵北京，也是各有打算。只是其时义和团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不堪一击，但它究竟是个群众运动，华北遍地都是。入侵八国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他们才始终抱住“联军”的组织不放，盖其时没有一国，乃至两国或三国联军能具有直捣北京之信心也。——“义和团”被洋人呼曰boxers（拳师），是有他们的群众基础的。这一群众基础，不但使老太后认为“民心可用”，也颇能吓唬洋人的。
当八国联军的头头在天津会商如何进军北京时，他们面对这个浩荡无边的群众大海洋，也确实有过绝大的顾虑：万一这个广大无边的群众组织，真要对他们来个“人海战术”，他们区区这小撮洋兵，也确是无能为力的。加以时值盛暑，我们那群久已习惯与苍蝇、蚊虫、臭虫、跳蚤、老鼠同居的义和团广大群众，免疫能力又都是天下无敌；而那些以现代化卫生清洁自炫的洋兵洋将，一旦碰到我们这些小动物同盟军，无不上吐下泻、头昏目眩，甚至醉卧沙场，永不西归……
因此，在天津举行的攻打北京的参谋会议里，入侵联军的将领一致认为，进军北京若无十万八万之众，任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战而不胜，那他们被困在北京的千百个人质的性命，就定然不保了。（见摩尔斯著前书卷三，第264—268页，所引各国原档。）但是，哪里又能凑出偌大的兵力呢？摸摸底子，他们原来也是一群纸老虎嘛！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尤其是当时主意最多、顾虑最大的帝国主义大领班的英国，遇到的困难也是入侵诸国之最。英国这时为着抢夺南非金矿，正在该区与荷兰移民所建立的两个殖民地小国大打其“波尔战争”（boerwar）。波战发动于1899年冬，历时两年多，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一次大战之前，所卷入的最大的一场国际战争。1900年春夏之交，极其野蛮的英国征波之战颇不得手。那时年方25岁的邱吉尔亦在南非军中，竟为波尔所俘（“波尔”荷兰文意为“农民”），几遭不测。而这时的西摩又为东方的“波尔”所困，其后进军北京，更有几百万波尔在等着他们。因此英国这时侵华也是眼大于腹，手忙脚乱。它除掉勉强调出作为正规军的四连炮兵来华之外，再无兵可调。侵华武力就全靠它在印度殖民地所训练的“红头阿三”（锡克兵），和它在威海卫所训练的少数中国雇佣兵（伪军）了。
美国原无作战之心。美军之最后入伙，实在是康格公使喊救命喊来的，而美国亦无多兵可调。这时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结束，麦金莱总统无意中竟然搞来一块烫手的山芋菲律宾，也正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处理呢！在中国方面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但是康格被困北京，命在旦夕，又怎能坐视不救呢？——美国对入侵北京之战，原是勉强加入的。
前段已言之，德、义两国原是19世纪帝国主义的后起之秀。尤其是德国，野心无限、手腕毒辣，然究竟是个新手，夹于众老牌之间，想后来居上，亦殊不易。这次在天津，它的主意是率领强大兵力，居诸寇之首，否则就干脆不参加，以待强大后援。——它不愿像义大利那样：无兵可出，仅派几十名小卒，扛了一面大旗，追随诸强之后，狐假虎威，以表示自己的存在。——德国既不想学义国，则庚子年攻破北京的实际上只是个“七国联军”。
联军的统帅瓦德西（waldersee），只是在七国联军攻破北京（8月14日）之后的两个月零三天（10月17日），才率领7000德军匆匆赶来北京，直入禁城，住入慈禧的仪鸾殿来耀武扬威的。这时七国联军在北京奸掳焚杀的高潮已过。——哪儿轮到当时在北京当妓女的“状元夫人”赛金花姑娘来表功呢？这自然是题外之言。
狡猾而贪婪的法俄日三国也深知，打下北京，他们除能分点金银财宝之外，其他别无好处。他们真正的油水，是在他们各自的“势力范围”之内——俄在东北西北；法在西南（滇桂黔川四省）；日在闽南，尤其是厦门。要在这些地区浑水摸鱼，则中国这潭水就愈浑愈好。如果这支“联军”把北京打下，再由以英美为首的十一国列强组织一个远东联合国，来把这潭浑水滤清，共同监管这个“次殖民地”，那就扒手止步了——事实上，这时英美两国的外交水鸟，就正在向这一方向滑行。是所谓以“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利益均沾”为原则的“门户开放”政策也。——门户开放者，非要中国开放其门户也。大清帝国那时还有资格“关门”？门户开放者，是英国这个既得利益的老流氓，利用一个拳大膀粗而头脑简单的美国“牧童”（cowboy）喝令其他新强盗小扒手，不许他们在中国乱划“势力范围”之谓也。——下篇再详论之。
总之，他们八国这次在天津开会，商讨进军北京的计划时，英美德法义均感兵力不足，能无限制出兵者唯日俄二国，而此时日俄的援军已源源开来。这一形势，在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看来，等到日俄增兵十万，联合占领了北京，其情况岂不比义和团更糟哉？所以他们就决定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等日俄和德国的大批援军入境，便冒险向北京进攻了。
这支小小的“七国联军”原是个纸老虎嘛！可恨的是我们既有的数十万“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却只是个包着火的纸灯笼。——这样则“七国联军”便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了。
一万六千名杂种杂牌军
上述“七国联军”在他们占领天津之后，很快地便组织起来了。总人数约18800百人。各国分配人数和司令官姓名如下：
日军司令官山口率官兵8000人；
俄军司令官林涅维区（linievitch）官兵4800人；
英军司令官葛司利（gaselee）官兵3000人；
美军司令官侠飞（chaffee）官兵2100人；
法军司令官费蕾（frey）官兵800人；
奥国掌旗官兵50人；
义国掌旗官兵53人。
上列各国入侵官兵人数原只根据各国司令官之自报，与实数相差甚大。而英军3000人中只有四连人是来自三岛的英国官兵，其余则系以印度锡克兵为主的殖民地杂牌军。法军的主体则为征发于安南（今越老柬三国）的雇佣兵（annamesetirailleurs）。七国之师总人数盖不过16000人。（此七国联军总人数，史家各有异说。拙篇则根据摩尔斯前书，卷三，第10章，第260—288页中所引诸史料。相对之下觉摩氏所采较笃实也。）
在这个国际武装大拼盘里，谁也不服谁，所以他们没个总指挥。大家开会打仗。各军首于运河两岸占好位置，向北对清军防地分进合击。8月5日清晨一声炮响，这个各自为战的入侵联军就开始进攻了。
这时中国方面唯一的战将聂士成已死。武卫军由马玉昆、宋庆所统率。马、宋均是清军中腐化的旧式军官，甲午战争时的败将，畏日军如虎。何况这次8000日军之后，还有上万的红毛军、黄毛军呢！所以双方一经接触，清军便阵脚大乱，一溃不可收拾。溃军与拳民并趁机大掠。入侵联军虽非劲旅，但是防军太差，两相比较，他们就追奔逐北，大显神威了。清方马、宋两将逃之夭夭。自觉守土有责的裕禄便在乱军之中自杀了。时未数日，入侵联军便进占通州。沿途奸掳焚杀之惨，固无待多述矣。
为李秉衡平反
在这场为时不及两周的抵抗“七国联军”的战斗中，清廷上下可说是窝囊至极。在这群窝囊货色中，值得一提的，反而是当年在山东的始作俑者，企图组织义和团的李秉衡。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奉天（今辽宁）海城人，是张作霖的小同乡。早年在清朝地方政府做小官。但此人十分廉洁耿直而勇于任事。曾为清议所嘉许。1885年中法之战时，他署理广西巡抚，与冯子材合作，曾打出个“谅山之捷”的小胜仗，颇为舆论所颂。1897年曹州教案之前，李是山东巡抚，升任四川总督，就因教案为德国反对而去“督练长江水师”的。前文已有交代。
据毓贤说，义和团之起实是他和“鉴帅”搞起来的。——从历史家绝对公正的立场持论，一位地方官为他治下的地方人民的幸福，把当时四处皆是的民间自卫会党、团队，加以官方约束，纳入正轨，有什么不对呢？试看20世纪中期，孙中山是洪帮，陈英士、蒋介石是青帮，张作霖是胡匪……历史家也不应对他们乱作人身的讥评。
义和拳是一个有最大群众基础，而烧香迷信、杂乱无章的民间会党。“鉴帅”要把他们有条有理地组织起来，有何不好？不幸的是时代未到，那个腐烂的朝廷不具备组织群众的条件，更无学理足资遵循，群运就出轨了。李秉衡的悲剧是时代未到，他做了时代的牺牲品罢了。
庚子之夏，天津既陷。西太后大慌，乃向东南各省檄调勤王之师。这时东南三督认为老太婆咎由自取，袖手不管。可是，此时在“长江督练水师”的李秉衡这位耿直的东北佬忍不住了。他认为他要“勤王”，勤王不成，就应死节！
秉衡原是在长江流域参加东南互保的，在此最后关头，大可安居华南，自保身家。可是这时他不顾自身安危，便只身北上了。当此兵临城下，朝中无主谋，太后亲贵乱成一团之时，秉衡之戛然出现，真是黑暗中一盏明灯。其后中外史家都把李秉衡看成个死硬主战派。其实李氏并不像端王、庄王那样糊涂。他知道中国断难对抗八国之师，但是权衡当时双方的作战能力，他在7月26日觐见太后时，认为“能战始能和”。他主张“以兵法部勒”义和团群众，堵住洋兵入京，始能言和。（见《庚子国变记》诸书）——这一点李秉衡是过分自信了。但是秉衡言之有理，兵法听之可信。老太后闻言大喜，乃把京郊几支没用的武卫军拨交秉衡统率，赶往天津堵遏联军。谁知他以卵击石，溃不成军。直至兵败通州，他目睹清军不战自乱的情况，气愤至极，就决定一死了之。
秉衡于8月11日在通州张家湾自杀之前，曾留有遗书说：“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他自觉“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心人矣”。（见《义和团史料》下册，第646页。）
李秉衡是当时抗战清军的主帅。兵败通州，他原可退保北京；北京不守，他仍可护驾西行，但是他是条汉子，战局如斯，他没脸皮来忍辱偷生，甘做败将。他选择了主帅在阵前自杀的行为，至少还为我们中国男儿留点骨头！
李秉衡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大敌当前而临难不苟免的极少数民族英雄之一。“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秉衡应该是名垂青史的！——洋人后来把他列为“战犯”，我们历史家应该承认他是民族英雄。
徐家十八位女眷集体自杀
秉衡按体制、按官阶，都是当时前线清军的主帅、抗战将士的灵魂。主帅一死，灵魂全失。兵败如山倒，雄伟的千年古都，就再度陷敌了。
前节已言之，“七国联军”攻北京，是靠开会打仗的。他们在天津开过第一次战略会议。第二次会议按第一次的议决案，是在通州举行的。他们于8月12日攻破通州奸掳焚杀了一天，也开了一个会。决议分配了各军分进合击的部位，和攻入北京后各侵略军在北京内外的占领区。——可是子女玉帛当前，先入关者为王。13日夜半曾闹出诸将争功的丑剧。尤其是俄军想抢先入城。谁知他们低估了北京城墙的高度，屡爬不上，却被随后赶来的英军从水门爬入而占了“首功”。（见同上）
庚子年8月14日（阴历七月二十日）“七国联军”攻破北京，这对北京市民尤其是妇女，是一场血腥的浩劫。最可恨的是当入侵联军迫近京畿时，那些土军阀的满族亲贵载漪、载勋等人，竟把九门紧闭，使城内居民无法向四郊逃难和疏散。一旦洋兵进城，首蒙其难的就是北京城内的妇女了。在那“失节事大”的宗法时代，妇女为贼所污，则生不如死。所以洋兵一旦入城，发现每一口井内都有几具女尸。至于悬梁服毒者，更是无户无之。其中，大学士徐桐的灭门之祸，虽只一例，然亦可见其余。
徐桐大学士原是一位力主扶清灭洋的老进士。洋人攻入北京时，他自知不免就自杀了。他儿子刑部左侍郎徐承煜，则是西太后杀主和五大臣的监斩官。北京陷敌时，他逃避不及为日军所捕，移交清方处死。（俱见《清史稿》本传及时人笔记。）
徐氏父子之死可说是犯了政治错误的结果。可是当洋兵入城时，他们徐家竟有妇女18人集体自杀。——上自80多岁的老祖母，下及几岁的女童，全家女眷，无一幸免。其中稚龄女童，年幼无知，怎会“自杀”呢？她们分明都是被长辈迫杀的。这些幼女何罪？——笔者握管至此，停笔者再。——遥想90年前他们徐家遭难的现场情况，真不忍卒书。
我国历代当国者误国所作的孽，实在太大了。夫复何言？
“赔款”而不“割地”也是奇迹
联军既占北京，分区而治。杀得人头滚滚，其后又意欲何为呢？
义和团之起，原是激于列强的“瓜分之祸”。如今闯下了滔天大祸——八国联军占领了首都，中国已成为八国共有的一块大饼。大切八块，各分其一，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呢！
谁知大谬不然。老太后对十一国公开宣战绝交，一仗之下，被打得大败亏输，逃之夭夭。谁知又一次因祸得福。首都沦陷之后，瓜分之祸竟随之消失。她闯下如此滔天大祸之后，竟然寸土未失。最后只赔了银子了事，不能不说是外交上的一个奇迹！
至于这项奇迹究竟是怎样造成的，那就说来话长了。
历来我国治拳乱史者，甚少涉及外交；而专攻外交史者，亦不愿钻研拳乱。殊不知拳乱始于瓜分（所谓“势力范围”也）之祸，而瓜分之祸亦终于拳乱。岂不怪哉？拙篇原非外交史，本想一笔带过，然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波及内政，治政治史少掉这一外事专章，政治史就不是全貌了。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把这场国际“沙蟹”分析一番，以就教于高明。
五、“门户开放”取代“列国瓜分”
“门户开放”这个名词对于每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都是耳熟能详的。它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连续发生了两次。两次都在中国这位老人家病入膏肓、九死一生之时，抢救了老人家的性命。
第一次门户开放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三年（1899—1901）之中，正巧也就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大乱之时。它是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和那位接着康格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自称“大美国驻华钦差大臣柔（大人）”的柔克义（williamwoodvillerockhill，1854—1914）两人全力推动的。
海、柔两人所全力推动的这次门户开放，粗浅地说来有个四句偈的要义，那就是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这条要义的推行，海、柔二公是为着100%的美国的利益，美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家的利益，也是大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构想的。他们并没有对“支那蛮”的利益想过半分钟。相反地，在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上，这三年也正是美国“扩张主义”的最高潮。“门户开放”和它原先搞“门户关闭”的所谓“门罗主义”一样，都是“扩张主义”的一部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形式”，正是他对这段世界史深入的观察。事实上，就在这个“门户开放”年代，我们数十万的旅美先侨，也正在最野蛮的所谓《排华法案》（thechineseexclusionacts）的压迫之下，被整得家破人亡，夫妻儿女数十年不能团聚。我们的驻美公使伍廷芳是条汉子，为着护侨，他不惜攘臂力争。正因为他是个第一流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就对他做最横蛮的杯葛和孤立，使他数年不能约见国务卿一次。1905年，在中国国内也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美和抵制美货的群众运动。
所以那时横蛮到绝顶的美国统治阶层，何爱于与禽兽同列的“异端支那蛮”（这是当年加州的《排华法案》上对中国移民的定义）。可是此次他们所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却抢救了衰迈的大清帝国一条老命，使它维持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没这个“门户开放”，我们这个古老的“东亚病夫”，可能就要和无用的“欧洲病夫”（thesickmenofeurope）的鄂图曼大帝国（ottomanempire）一样，被各帝国主义大卸八块地瓜分了。
老美救了我们一命的伟大友谊，我们就应该泣血稽颡，感恩图报哉？朋友，国际间哪儿有真正的道义之交？大清帝国只是在各国的“利益均沾”的前提之下，与老美有点利害相同，也就无意中沾了点光罢了。当然，那时主持我们外交活动的东南三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也是功不可没的。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在八国占领中北京的情况，和我们三位外交领导是怎样撑持危局的。
公理会的牧师也占领王府
前文已略言之，在1900年8月中旬，当七国侵华的杂牌联军16000人攻入北京时，他们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各占一区，留一区给他们的德国总司令和后至的7000德国兵来占领。
读者试想，那时我们的大清帝国是何等窝囊，竟让一队两万左右的杂牌洋兵，占了北京，横行华北？这些洋兵在北京奸杀掳掠，横行无忌。那时军纪最坏的是俄国兵——坏军纪是俄国兵的传统。
庚子10月始赶到北京的德军，其军纪之坏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和二次大战时的日军一样，为向被征服者显示威风，杀人强奸掳掠都是不犯军法的。可是庚子年攻入北京的日军，倒颇为不同。那时的日本刚做了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初尝滋味、乍得甜头，他们要自我表现，力争上游，因此作战争先，掳掠落后，一时颇为他们入侵的友军和本地华民另眼相看。
入侵敌军的为非作恶，是可以想象的。可是，原在东交民巷避难的上帝使徒，一旦重获自由，居然也加入为非行列，那就出人想象之外了。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大教堂被解围之后，数千教民在数十位外国传教士率领之下，乃一哄而出，他们对北京城内情况最熟，在“七国联军”于大街小巷盲目掳掠之际，择肥而噬，做起有系统的掠夺了。就以那时原在北京传教的公理会中青年牧师都立华（sbury）来说吧！在联军入城之后，他居然也强占了一座王府。这座王府的主人可能是个“世袭罔替”的亲王，他府内有各组建筑50余座，大得吓坏人。这位小亲王（根据史料不难查出）其时不过九岁，不可能与义和团有什么关系，更谈不上是什么“毁教灭洋”的战犯。但不论怎样，那位仅有县长资格的都牧师，就把这座显赫的大王府（在今王府井大街一带？）鹊巢鸠占了。真是羡煞洋兵，妒煞同伙。
在都牧师搬入王府之前，此处已遭洋兵数度洗劫。但是王府太大，数度洗劫之后，都牧师还找到白银3000多两（那时与美金比值，大致每两值0.74美元）。单单这3000两白银就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后来都氏又在卢沟桥一带为公理会购地兴建一座郊区别墅，所费不过1500两而已。
再者这50座府内建筑之内的家具陈设，各类名瓷和苏绣湘绣的桌帏、椅搭、帐幔等物，所余亦多。都氏竟异想天开地摆起美国式的“跳蚤市场”，加以拍卖，大发其财。他的美籍友好，有的难免摇头非议，而都牧师却笑说是“上帝恩赐”。（见marilynblattyoung,therhetoricofempire：americanchinapolicy，1895—rvarduniversitypress，1968.p191—193.所引当时之第一手史料。此外本书作者所未及见的公私文件和国务院秘档中亦触手即是。）
这位老都立华牧师的儿子小都立华牧师（gardnertewksbury）笔者亦曾有缘识荆。他是一位极可尊敬而热爱中华的宗教老人，说得一口很标准的京片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不知替多少对华裔新婚夫妇用汉语证婚。所引《礼记》《诗经》也可信手拈来。他老人家衰迈时，有次深夜为黑匪殴劫，爬行回家。我们闻讯都赶去慰问。
都老和我们之间，教会内外的共同朋友极多。有的好友如看到上段拙文，可能觉得我应为尊者讳。我自己则觉得无此必要。盖人类原是“社会生物”（socialbeing），任何个体的社会行为是摆脱不掉他自己生存的社会的。拳乱时代在华的传教士，他们目睹当时贪婪暴戾的满族亲贵的胡作非为，目睹义和团小将的残酷杀人。都牧师那时仅是位美国青年，在死里逃生之后，对迫害他们的中国贪官污吏产生报复心理，原是不难理解的。再者，他们的行为虽然也是掳掠，但与当时横行街头肆意奸杀的洋兵相比，究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这些小故事都早经哈佛大学师生采为博士论文之素材，而名垂世界文坛的大作家马克·吐温（marktwain，1835—1910，原名samuellanghornclemens），在其文集之内对此也有长篇大论的专著。既然是举世皆知的史实，我们就更不必为华文读者特意回避了。
马克·吐温仗义执言
上述这些故事除掉见货心喜的人之本性之外，他们也有些不患无辞的理论根据，那就是：他们既是拳乱的受害人，不特中国政府要对他们负责赔偿，中国民间也有负责赔偿的义务。他们不特要向政府索赔，也要向民间索赔。因此，一旦入侵的联军大获全胜之后，义和团销声匿迹，教士教民一哄而出，整个华北城乡就是他们的天下了。不用说城乡各地原先被毁的教堂教产要勒令所在地区乡绅士民集资重建，而所建所修者往往都超出原有的规模。如有动产被掠被毁，则本地绅民不特要折价赔偿，而所折之价，一般都超出原值甚多。被迫集资的华民敢怒而不敢言，只有遵命照赔，谁敢说半个不字呢？可是美国毕竟是个民主国家，上有七嘴八舌的议员，下有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更多的是专门揭人阴私、挖掘内幕的“扒粪作家”（muckrakers）。这些神职人员在中国胡来，很快就变成北美各报章杂志的专栏。事为大作家马克·吐温所知。他为之气愤不已，乃摇动大笔，在美国主要报刊上指名挞伐。教会不甘示弱，也组织了写作班子，与马氏对阵。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何况他们的文笔又怎配与马克·吐温交锋呢？藏拙还好，抖出更糟。英语所谓“洗涤脏被单于大庭广众之下”（washdirtylineninpublic）。也可说是声名狼藉，乌烟瘴气吧！
最可笑的还有各不同教会之间的相互嫉忌与竞争。此种情况不特发生在华北，华中、华南亦不能免。尤其是“天主教”与“基督教”更是为着争地盘、争教民、争教产而吵闹不已。他们彼此之间又都各自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某次有位天主教“神父”绑架了一位基督教“牧师”，闹入中国官府，而中国政府既无权也不敢稍加干预，只是当他们之间吵得不得开交时，始试做和事佬，在双方对立之间两面磕头。
新旧教之间也势成水火
在安徽宿松县那时也发生一桩更可笑的偷窃小事，并闹入了巡抚衙门里去。原来宿松一座基督教堂失窃，除财物之外，连教堂大门也被小偷拆去了。当地绅民谁有这吃老虎胆量来收购这些赃物呢？尤其是教堂大门，谁敢要？谁知道小偷有外交天才，他搞以夷制夷，乃把这副门卖给一个天主堂了。当宿松县知事奉美国牧师之命追赃捕获了小偷，却发现赃物落在一位神父之手，这位中国县太爷傻眼了，回报无能为力。牧师不服，乃亲向神父索取。而该神父则要他“备价赎回”。教堂岂可一日无门呢？牧师先生情急乃备款来赎，谁知神父认为奇货可居，又提高叫价，比他原付小偷的赃款要高出一半。牧师不甘勒索，不愿多付。不付则教堂无门，两人乃大吵。可是天主教比基督教组织更严密，势力更大。牧师纵有再大法理，若不付钱也只能开门传教。
他两人吵得不可开交，那在一旁观吵的宿松县太爷两头作揖，也解决不了。因为他两人都有更高秩位，宿松县七品小官，怎敢乱作主张？他本可以我们安徽人民的血汗代赎了事，但此例不能开也。
新教牧师吵不过旧教神父，乃具状万言，报向上海美国驻华总领事，总领事越洋报入华府国务院，为一副木板门，官司打了半个地球！向本国政府寻求公理之不足，牧师先生又具状告向安徽巡抚。巡抚大人对华民固有生杀之权，对洋人的一扇木板门，他却束手无策。——此事庄王、端王乃至西太后都不敢碰，你小小安徽巡抚算个鸟？
至于这副木板门最后主权谁属，读者贤达如有兴趣，不妨去一搜盈篇累牍的美国国务院老档，自可找它个水落石出。笔者不学，然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时间，究比一副老板门值钱，所以就不想打破砂锅去问到底了。但还是噜噜苏苏说了一大堆者，也是因为见微知著，让中外读者们看看，我们那时做次殖民地的遭遇是多么辛苦罢了。（见美国《国务院原档》，1900年4月28日及以后，总领事古德纳致华府国务卿报告书及附件。）
德军肆虐，传教士收保护费
以上所述各国神职人员趁火打劫已属过分，更可恶的则是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还师法当时横行中国东北的“胡匪”和今日美国的（华裔越裔）帮派恶少，把华北村镇划为“保护区”，向居民征收“保护费”。因为当时八国侵华的占领军，尤其是迟到了两个月之久的德军正向京津四郊，铁路沿线，南及保定府，北至张家口，西去紫荆关，窜扰不停。对大小村镇，稍不如意，便冠以义和团残匪罪名恣意烧杀。当10月19日部分南侵联军（美军未参加，俄军主力已撤离北京）奉瓦德西之命进占保定时，当地中国地方文武官员由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率领，奉李鸿章之命，持白旗备厚礼，全体出城郊迎。（此时李鸿章已在北京。李于10月11日抵京；瓦德西则于10月17日抵北京。李较瓦早到一星期。）谁知联军甫入城便将廷雍逮捕。旋即自组一军事法庭，以中国式的“三堂会审”的派头，使罪犯袒跪庭前供认罪行，然后将廷雍及保定守尉奎恒、驻军统领王占魁等三人当众砍头。道台谭文焕则被捕解天津，由洋人自组的都统衙门斩首示众六日。其他小官小吏甚至无辜百姓被捕杀猎杀者，更无法统计。其后数月联军更四出窜扰数十次。（以德军为主，法、义军次之，英、美军未多动；俄军在直隶亦未动，在东北则攻占未停；日军在直隶未动，在南方则图窃据厦门。俱见下节。）华北州县骚然。
德军四出，也给传教士提供了发财良机。这就是所谓“保护费”或“保险费”了。他们四出由口头或书面向乡镇勒索，出资者可保证不受洋兵骚扰。为着妻孥的安全，为着生命财产的保障，偷生于白色恐怖之下的战栗华民，谁敢不罄其所有？！
以上都是铁案如山的事实。笔者信手拈来若干节，只是冰山之一角耳。然纵是一鳞半爪，亦可聊概其余。笔者试选一二之目的，只是想说明，历史里面的悲剧与善恶，都不是绝对的。一个手掌打不响，两方面各有善恶。拳乱时代，我们大清王朝内的贪官污吏的昏聩糊涂，和义和团的画符念咒，其劣迹固罄竹难书。但是侵凌我们的东西帝国主义，也万般混账。不特他们的军阀政客、毒贩奸商罪无可逭，连他们专程来华劝人为善的上帝使徒，亦不无可议。如此则坚持“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中西学者，又从何说起呢？
历史就是历史，故笔者直书之。知我罪我，则由读者公断之也。
瓜分中国事小，瓜分英国市场事大
可是就当大清帝国首都沦陷，列强串谋，瓜分就在旦夕之际，所幸美国立场坚定，极力淡化此一国际战争，把它说成“拳匪叛变”（boxerrebellion），洋兵来华，只是助剿拳匪，从而使大清帝国保全了“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对各国只赔点银子了事。
美国何以心血来潮，搞起“门户开放”这宗新花样来呢？那就说来话长了。须知“门户开放”这个东西原是英国货。只是英国卖起来有些尴尬，乃假手美国推销，从而坐收其利。而美国认为有利可图，乃大推特推，结果变成个烫手山芋，欲丢不能，致使若干美国外交史家竟把它看为“铸成大错”（agreatblunder，见samuelflaggbemis著《美国外交史》第27章）。
英国为什么要搞个“门户开放”呢？本篇不能捞过了界来大谈外交史。因此，只想以最简短的词句略事交代：在鸦片战争（1839—1842）时代，英国对中国的企图是要把大清帝国造成“第二印度”。可是为时已晚。在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时，英国所搞的是政治与列强合作，经济则大英独占。这一点英国搞得十分成功。从中日甲午战争期间（1894—1895）直至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前夕，中国内河、沿海和对外航运的90%及中国进出口贸易的70%都操纵在英商之手，而商品价值中60%以上，又系英商经营和运载的鸦片毒品。
这种“毒品贸易”（drugtrade）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利润最高的贸易了，今日还是如此。鸦片是一种“黑色黄金”（乌金），只要有货，不怕没买主。吸毒者纵倾家荡产、鬻妻卖子、盗窃杀人，都是要全力搜购的。瘾君子不可一日无此君也。庚子之前，中国对外开放贸易者共有35个港口之多。几乎无一港口不是以英商为主，也无一埠非烟毒弥漫之区也。鸦片一项已足说明一切，其他商品就不必多提了。
可是这种以英商独大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到1897年就受到严重的挑战了。前些篇已言之，自德人占了胶澳，俄人占了旅大，法人占了广州湾，英人自己也补占了九龙与威海卫，与这些港口邻接的中国腹地，渐次就沦为列强的“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在这些“范围”之内，各列强始则强迫中国不许在各自范围内，让第三国插手租借土地或筑路开矿；次一步则各“范围”就要逐渐被各列强划为“保护地”（protectorate）；第三步则各列强就要各自建立其海关体制、关税税率和行政系统。如此一来，大清帝国就变成鄂图曼帝国和波兰第二，要被列强正式“瓜分”（#bz50"50财团有多少黄金美钞？哈里曼筑路需要钢铁；而钢铁则掌握在卡内基（andrewcarnegie，1835—1919）和毛根财团之手。老毛根（jrgan，1813—1890）搞银行发了大财之后，儿子大毛根（jrgan，1837—1913）花钞票为企业建立“美钢”（uss，且看今日大陆上的“首钢”“宝钢”“鞍钢”）、“美电”（美国电话电报，at&t）、“奇异”（ge）等等，使这个王子变成王中之王。到王子之子，老王之孙小毛根（jrgan,jr.，1867—1943）崛起时，他点铁成金，加以收藏，一下把全世界黄金总储量的80%装入私人荷包！
朋友们知道吗？全世界黄金总量并没有多少吨呢！我们如把全世界的黄金（包括你的金戒指和你夫人的金项链），通统放入矗立于美京华盛顿的纪念塔之内，也装不到顶呢！但是小毛根一人便拥有80%的纯金的华盛顿纪念塔，那也就够吓唬人的了！
试问小毛根搞这么多黄金干吗呢？——吃喝嫖赌，讨姨太？曰：非也。小毛哈佛大学毕业，做了一辈子文学艺术的大护法，私生活相当高级而严肃。加以“日理万金”忙得不可开交，哪里有工夫作狎邪游？或问：那么做个大资本家，搞这么多黄金美钞，做何用场呢？
资姓好汉会说：“男子汉宁可千日无权，不可一日无钱”“有钱便有一切，愈多愈好”！
“三毛”是生在一个“社会强于国家”的传统里，所以他们只许资本家搞钱，而不让政客揽权。——“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的政府”（thebestgovernmentgovernstheleast）嘛！政府不管事，因此就弄得盗匪横行，娼妓满街了。
可是在20世纪初的庚子年代，美国是姓资的当家，麦金莱总统只是他们的马前卒——他们只要全中国门户大开做他们的市场；他们对自己的小班超在中国沿海搞小型帝国主义，认为是违反国策的；对俄德法日想瓜分中国，也是反对到底的。——他们所要的只是这个完整的中国大西瓜。光绪爷是否应该复政，在他们看来，也大可不必！他们看中的只是西太后乱政统治下的那个腐烂的大帝国；大清臣民只要每人多穿一条洋布裤子，就可保证他们纺织工人一辈子不会失业。你们小班超要占领一两个弹丸之地的“三沙”，徒具恶名，有个屁用！
段数高超的唐宁街外交手腕
这一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特当时窃政中枢的满族亲贵端王、庄王等一无所知，连康有为、梁启超、刘坤一、张之洞也一知半解。他们只知道英美对华政策比较温和开明，不像德俄那样穷凶极恶，就误认为英美是礼仪之邦。他们也就变成亲英美派的主力。英美对华何以满口仁义道德，他们就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了。余读康子论英美文，固知圣人尚为一老学究也。
可是天下事每每是“一物降一物”，若论19、20世纪之间的国际关系，则美国牧童就远非伦敦唐宁街政客的敌手了。伦敦政客知道有关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为英国利益之必需，然英国一国绝不能对抗俄德法日等瓜分派的联合阻力，所以唐宁街非拉美国下海不可。但是他们也知道美国朝野亲英分子（如海约翰这一类今日所谓wasps：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固多，反英分子（如德裔、爱尔兰裔及天主教徒等）亦复不少。怎样使前者突出，后者缄默，这是一宗外交上的大艺术。
再者，门户开放政策对英国固有“大利”，然亦有“小弊”。——门户开放了，则香港九龙、威海卫、西藏和缅甸，开不开放呢？为大英帝国的最大利益着想，如果能“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那就十全十美了。
朋友，大英帝国的外交政策，这时就向这个十全十美的方向前进。这就是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所谓“门户开放照会之拟订”（writingoftheopendoornote）这一章的主要内容了。
门户开放观念之出现，实始于当时已掌握中国海关40余年的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和他的助手黑卜斯莱（alfredppisley）。英人于英法联军（1856—1860）期间强夺了中国海关，原是一种破坏“条约体制”（treatysystem）的非法行为，曾为当时美国驻华公使马歇尔（humphreymarshall）所强烈反对。但是到1897年，当德俄等国在中国强占租借地，搞非法的“势力范围”时，英国人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乃倒打一耙，反说他们破坏“条约体制”；英国因而要联合美国，替中国主持公道，甚至为中国助练新军，来维护这个“条约体制”。——门户开放的原始基础，便是这个“维护条约体制”的观念。
长话短说。英国为促使美国支持英国的政策，首先是在亲英的美国社团和政客中“造势”。1899年2月，因有英国财界议绅贝思福（charlesberesford）在美国鼓吹门户开放、英美合作的巡行演说。真是天如人愿，当他们正在造势的中途，便发生了上述的“美西战争”，把全美政客和媒体的注意力都吸向了远东。美国既占有菲律宾、关岛、夏威夷，英美一旦携手，则三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三海（黄海、南中国海和地中海）便是他们两国的天下了。
美西战后，美国的扩张主义者气焰熏天，他们也主动拉拢英国。英美携手，则列强在远东的均势，就变成一边倒。纵使俄德法日对中国仍有瓜分的企图，英美二国只要消极地示意不参加，他们就得赶快住手：坚决说“否”，其他列强也就赶快表态——公开声明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这就使门户开放政策从“维护条约体制”，升级成为英美保险公司，担保中国“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甚至担保胡作非为的慈禧老太后也不必向儿子“归政”了。
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英国是最重实际利益，最有远见，其手腕也是最能屈能伸，恰到好处的。吾读英国外交史，真未见其有严重“败笔”也。——纵使是后来的“慕尼黑”，那也是对一个有心理病态的独裁者的错误估计，而非正常外交政策的失败。
英国人搞外交之所以有如此高超的段数，我想是因为它全民族政治的成熟。他们搞国际政治发育最早，成熟也早。整个外交政策之逐步落实，是全民族智慧的产品。不像美国专靠几个锋头人物，或我们中国专靠几个独夫独妇“一句闲话”也。
深沉的英国人都知道，肤浅的美国人都是有自大狂的。对中国搞门户开放，是不能采取英国主动、美国追随的anglo-american方式的；相反，他们要搞个american-british的顺序，使美国领先，英国追随，则美国牧童就一马当先，勇往直前了。
英国这一出“低姿态”玩得十分巧妙。果然在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海约翰就浪得虚名，变成“门户开放先生”了。当海氏于1899年9月电送《门户开放照会》至英伦时，唐宁街政客还半推半就地来个“有条件的接受”（conditionalacceptance）呢！“条件”者何？说穿了就是“只开放人家，不开放自己”。一般美国佬（包括若干历史家！）都以为英国支援了美国政策而大乐，约翰黄牛亦以十全十美的收场而心满意足。
朋友，和英国佬办外交，要读书呢！光和肥彭大人出粗气、拍桌子，有个屁用！
李鸿章段数也不低
现在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苏秦、张仪。
庚子年间，在我们这个腐烂的大清帝国中，真能在国际间纵横捭阖，为列强注目而加意防范者，还是那位老谋深算的李鸿章。
不才读中国近代史数十年，深感在近代中国堪称“外交家”者，只李鸿章、周恩来两人。
李鸿章在一个腐烂而瘫痪了的帝国体制之内，“与妇人孺子共事”（此语为鸿章与俾斯麦对话时的感叹之言，笔者幼年闻之于曾为李氏幕友的乡前辈），受制太多而难展所长，终以悲剧收场。
至于笔者曾为之作传的外交长才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technocrat），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鸿章在甲午战争时“以一人而战一国”（梁启超语），兵败，全国诟怨竟集矢于李氏一人。拳变前夕，李被下放，避祸于广州。拳乱既作，举朝上下（包括鸿章自己），又皆知折冲樽俎，和戎却敌，仍非李不可。因此自6月15日起，匝月之间，懿旨圣旨诏书十下，促鸿章回京，撑持大局。这时长江二督张之洞、刘坤一也深知才有不敌。为撑持此危局，必要时他两人宁愿拥戴李鸿章出任民国大总统。事详前篇。
鸿章此时一身系国族安危。他在广州奉诏时，华南震动。两广臣民和香港英督均深恐鸿章一去，华南将不免动乱，因而群起挽留。李氏自己当然也知道，此时朝中西太后与满族亲贵“四人帮”沆瀣一气。他这个“二虎”之首，一直被他们公开辱骂为“汉”奸的“李二先生”，何能与这群无知而有权的“妇人孺子共事”？所以他在广州迟迟其行。但是中国将来与八国媾和，鸿章势必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因此，他在广州对内对外都要大搞其“水鸟外交”（duckdiplomacy——水上不动，水下快划）了。
[附注]义和团所要杀的“二虎”共有三人，李鸿章、奕劻和荣禄。李实居首。奕、荣两人则互补第二名。
首先，他要知道当时中国驻列强使节是听朝中当权的“四人帮”的话，还是听自己的话。幸好这些使臣如杨儒、罗丰禄、伍廷芳……都是他的老班底，没有做跟风派，更没有变节，他可以如臂使指，对列国政情了如指掌。为争取外援，他甚至不惜假传圣旨。
[附注]笔者在美国原档内发现，7月20日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向麦金莱总统亲递由光绪具名的《国书》一件。情辞恳切。大意说大清时局失控，举世交责，至属不幸。他恳请望重全球的麦金莱总统能做一臂之援，号召各国恢复旧好云云。（见美国务院公布1901年《对外关系》原档）这件《国书》显然是李鸿章伪作的。盖北京此时不可能颁此国书，而国书日期为7月19日缮发，翌日便抵华府更无此可能。而且清档中亦无此件。
第二，他要摸清自己朝中的老底子，看“四人帮”的控制究竟深入到何种程度。幸好这群小亲贵原只是一群浮而不实的高干子弟，乱政则有之，控制则未必。他们对那些老谋深算的老干部的水鸟政策，是莫名其妙的。因此，鸿章很快地就与奕劻、荣禄甚至慈禧建立起秘密管道来。奕劻、荣禄原都是李的政敌，但此时救命要紧，他两人暗中对李鸿章是言听计从的；两人对西太后的私语，其影响力亦不在载漪、载勋之下。
这时北京对外的电讯已断，但北京与济南之间的传统驿马最快的“八百里加急”，仍可照跑。往返一趟需时六日，而济南在袁世凯治下，则与各省会各商埠电讯畅通。所以华南各地与北京往返讯息需时8天（见李鸿章与驻沪美国总领事古德纳谈话记录，载美国《国务院原档》1900年8月2日古氏对国务院之密电）。鸿章并派遣儿子经述长驻济南，观察京津并监管电讯。因此，李氏对国内外讯息的掌握，都相当正确而完备，可说是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7月16日鸿章自袁世凯电报中得知慈禧已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7月17日遂力疾北上，22日抵上海，就正式进入外交前线了。
棋高一着，缚手缚脚
笔者在前节已交代过，庚子年间列国对华外交是各有其既定政策的，他们彼此之间是互争短长，永不罢休的。可是，他们对中国朝野的反应则一向是当作耳边风，绝不买账的。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收点渔翁之利。所幸的是他们之间的鹬蚌之争是永不休止的，而我们的李鸿章却正是个以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
所以当李氏于7月22日在上海登陆时，那些做贼心虚的列强外交官总领事，怕他挑拨离间，几乎对他一致杯葛。虽然海约翰对老李不无兴趣，一再训令古德纳与李鸿章接触，而古氏这个小班超却大不以为然。他一再向上级顶嘴说：你们在华盛顿认为李鸿章是个政治家，我们（指列强在沪的外交圈）在此地都知道他是个老奸巨猾、专搞挑拨离间的大骗子呢！（见上引“原档”，1900年7月17日古德纳致海约翰之密电。）
对老李挑拨离间的伎俩，最感恼火的莫过于那位急于要把中国瓜分的法国殖民部长了。他后来曾特撰长文，警告法国朝野，千万要提防李鸿章的挑拨离间，并大声疾呼说：
李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已著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鸿章指导下，破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把入侵列强挑拨离间得七零八落]（见前引《李鸿章年（日）谱》第424页，转引自echodechine及《字林西报》1900年9月12日。）
我们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在这儿是被那位一心要瓜分中国的法国殖民部长说对了。但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李为扶清保国，除掉老奸巨猾、挑拨离间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这位法国殖民主义的大总管对老李这一套也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地看他去“挑拨离间”。老合肥倚老卖老，阴阳怪气，也从不讳言。各色洋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哭笑不得！朋友，搞外交、搞国际政治，原来就是赌博，就是下棋嘛！——棋高一着，缚手缚脚。你下不过老头子，你对老头子就哭笑不得。
弱国未必无外交
古德纳这个小班超对老李原有极深的成见，也对他处处设防。但是这个手扶大美伯理玺天德敬赠的拐杖，脑后拖个猪尾巴，呵呵大笑着蹒跚而来的中国老头子，可不把这个小洋人看在眼里呢！他出言不逊，口口声声“你们的康格和康格的老婆……”怎样怎样。
略通汉语的古德纳认为这老头太不懂外交礼貌，那位中国翻译也颇感尴尬，乃改译为“康格公使夫人”如何如何。可是也略通英语的李老头子却大声改正他说“瓦壶、瓦壶”（wife,wife），弄得古德纳啼笑皆非，奈何他不得。（笔者幼年即尝闻这一则“李鸿章轶事”，原以为是好事者所编造。谁知后来在美国档案中发现，竟实有此事。见上引“原档”，1900年7月24日古德纳致国务院密电。）
李鸿章这次到上海，原是有备而来。至于怎样对付这批小帝国主义，他是胸有成竹的。他知道海约翰曾于7月3日向各国送致“备忘录”。重申美国在此次事变中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立场，并突出保证中国之“领土完整、主权独立”。此一文件以“循环照会”（circularnote）方式通知各国，各国毋须复文。按国际法规，受文国如不适时提出异议，则被视为默许，此备忘录即有“临时协定”（modusvivendi）之约束力。（参见美国务院公布之1901年“对外关系”档。）海约翰此一modusvivendi之提出是得到英国全力支持的，而美国此时在老麦克阿瑟将军（道格拉斯之父）指挥之下的驻菲美军亦有75000人之多。故海氏提出之照会，俄德法日义均不愿说半个不字也。
根据此项重要的外交情报，李鸿章也就制订了应变的腹案。为着贯彻他自己的策略，他首先要折折这批小洋人的骄气。在拳变期间，华人对洋人的态度是走两个极端的：义和团和“四人帮”对洋人是悬赏缉拿，斩尽杀绝；互保区臣民和二毛子，对洋人则奴颜婢膝，一恭三揖，一个小小的美国总领事也是不把个中国宰相放在眼里的。所以老李要折其骄气，使他服服帖帖为自己传话。说也奇怪，自此以后，古德纳纵是在他的密电里，对老李的态度也大为改变。
李鸿章当时应变的腹案大致有如下数端：
第一，他要在国际公法里把中国由交战国转变成受害国。拳匪是叛逆，两宫被劫持（有荣禄密电为证），宣战诏书是“矫诏”，入侵洋兵是来华助剿叛逆。按此逻辑，则入侵之洋司令官，包括瓦德西在内都要变成李中堂的“戈登将军”了。因此，中国对来华助剿的洋兵固有赔偿军费的义务，但是助剿各国却没有对华要求割地的借口。如此“赔款”而不“割地”，大清帝国就可幸免于瓜分了。
李鸿章这套“拳匪叛乱”的逻辑，当时亦竟为入侵列强所默认。其实老李哪儿有这力量来左右帝国主义呢？他搞的只是100%的“狐假虎威”罢了。在鸿章于7月底通过古德纳与华府接触之后，海约翰要求与困守东交民巷的康格用“密码通讯”（ciphertelegram），鸿章未加考虑便答应下来了。自此美国驻华使馆与华府国务院之间密电频频，都是由总理衙门和袁世凯以“八百里加急”代转的。其他列强闻讯也纷提同样要求，都为李氏老气横秋的花言巧语所搪塞了。——至于海、李之间在搞些什么样的勾搭呢？那就让善疑者自己去幻想吧！
鸿章抵上海后的第二项腹案，便是想解散各地的义和团，并把困在东交民巷之内的各国公使送往天津，以消除联军进攻北京的借口；然后再恳请美国，根据门户开放的原则出面阻止。此时的麦金莱和海约翰已早有此意。可是，这一点李鸿章却彻底失败了。——是所谓外交受制于内交吧！
那时的北京是主战派的天下。连荣禄也还在假装指挥攻打使馆呢，哪儿有可靠的部队可以护送各国公使及外国传教士（总数约一千人）离开北京呢？外国人走了，剩下了数千名二毛子又如何处理呢？更何况死守在东交民巷之内的洋人，衣丰食足，军火充裕，并未尝感觉有生命危险。日常以枪打义和团为狩猎消遣，他（她）们才不要冒险迁居呢！
[附注]那时有一对叫的夫妇，两人都是打活靶的老手。因此夫妻两人在被围的55天之内，共射杀义和拳民约700人。chamot先生有一日射杀54人的最高纪录！chamot太太亦有日杀17人的可惊夸口！见young著前书，引自《纽约太阳报》（thenewyorksun）1901年1月2日“访问录”。那时来复枪的有效射程是2000米。在前后左右4000米的街道上，居民行人都在他们的射程之内。说被射杀的全是拳民，吾不信也。
时不我与，李鸿章与北京办内交，要八天才能通讯一次。他们通讯未及三两次，北京就沦陷了。首都既失，两宫西狩，鸿章在上海也不能再待下去，就于9月10日搭招商轮，摒挡北上了。
使馆解围，联军解体，瓜分结束
鸿章轮于19日抵大沽。他的“老奸巨猾、挑拨离间”的恶名再度引起当地洋官的联合杯葛。德军司令官竟不许他上岸。正是由于挑拨有道吧！其后终由俄军保护登陆，进驻天津。10月11日复由俄兵护送，迁往北京，与奕劻会晤共筹和局。
其实，此次北返的李鸿章，对整个入侵的联军来说，只是中国向八国占领军投降的一位代理人而已，他要一切听命于联军，自己做不得多少主也。虽然俄国要强迫他做占领中国东北的代罪羔羊。但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他不失为一个恢复安定的象征。
前篇已言之，组成联军的八国，彼此之间矛盾太多，本不能联合也。它们是愚昧的满族亲贵攻打使馆打出来的。一旦使馆解围，便是它们联合的结束。
大致说来这时入侵的八国盖可分为三大阵营。最穷凶极恶者为沙俄。它志在并吞东北，不达目的不已也。因此，它要尽量示好中国，不特首先自京津撤兵为各国示范，并协助鸿章抗拒列国。然李鸿章亦终为它逼死，留为后话。
另一阵营则为德法日义等瓜分派。他们对领土的野心远大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无奈浑水摸鱼的局势已成过去。如今一致行动，并向英美“门户开放原则”（opendoordoctrine）一再表态。因此，各国想再次做零星殖民地之抢夺，心虽不甘，行动上已不可能矣。
再一组便是英美二国了。两国对华的基本原则，前节已不厌其详缕述之矣。因此，庚子之后，英美二国竟成大清帝国的看门犬。其后英国为着联日抗俄，美国为着防日守菲，两国都背弃门户开放之原则，取媚日本，牺牲朝鲜；而中国之免于瓜分，则不能不说是受惠于海约翰之门户开放也。——前节所言，拳乱起于瓜分的威胁，而瓜分的威胁亦以拳乱的结束而告终，此之谓也。国际政治之奥妙，有如此者！
每个中国公民各赔美元七毛四
所以，庚子年李鸿章在北京所办结束八国联军的交涉，除后来对付不要脸的沙俄那一段之外，实较戊戌前（1897）恭亲王、翁同龢等应付列强强租殖民地那一阵，反要轻松。且看庚子年冬八国要求、十四国受惠的十二条：（条文从简）
一、向德皇谢罪、为死难公使立碑。
二、惩凶。
[附注]李刘张三督，似乎比洋人更有兴趣。《史事要录》第458页，引英国《蓝皮书》，在洋人要求的死刑名单中把“怡亲王、溥静”误为两人，其实是一人。共11人。三位总督恨不得全部答应呢！
三、为殉难日本书记官做追思。
四、为被毁洋人坟墓立碑。
五、暂禁武器入口。
六、赔款。（包括各国政府和民间及雇佣华民之损失。）
七、各使馆自设卫兵。
八、毁大沽炮台。
九、维持北京大沽之间的交通安全。
十、禁止排外团体。
十一、修正通商航海条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及外交礼节。
【节自美“国务院原档”中之汉文原件。】
在这十二条要求中，比较难解决的只是第六条：赔款。究竟洋人在中国损失有多大，他们就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了。就以教会损失来说吧！当时美公使馆就通知各教堂“自报”。其实他们早已私自解决（如上文所述），捞回已不止十倍八倍了，最后美国各教会还是分到两百多万。这还是美国当局柔克义等有意限制的结果。
柔克义这位门户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者，在使馆未解围时，即由海约翰推荐来华为“特使”，曾致力于战争地方化，不让德军把战局扩大；在赔款方面，他的计算也比较温和合理，因与力主强硬报复的康格发生龃龉，终代康氏为驻华公使。俄人为示好中国，英美代表为让中国不致破产，曾主张把赔款问题移交“海牙国际法庭”（thehaguetribunal）仲裁，按实核算，未果行。最后，各国乃随意定个天文数字四万万五千万两了事。这个数字之决定据说是出于列强公意，认为此次战祸是目无上帝的异端四万万五千万支那蛮共同犯的罪恶，每人应罚银一两（按时价每两值美金0.74元），就这样决定了——这数目大致是在各国实际“损失”的10倍到20倍之间吧！但是只“赔款”而不“割地”，已是不幸之大幸了。
总之，八国联军这场纠纷，我们终能逢凶化吉者，盖有两端：其要者为英美合力的门户开放政策之适时提出，另一点则是我们李刘张三督在分明的国际战争中为中国化除了交战国的身分。既非交战国，则辛丑之会就没什么“和会”“和约”一类的名词出现。所以，我们的《辛丑条约》就不成为一种“和约”（peacetreaty），而是对某种国际事件诸国共同商讨的“议定书”（protocol）。因此我们《辛丑条约》在国际法上的正式名字应该叫austria-hungary,belgium,france,germany,greatbritain,italy,japan,netherland,russia,spain,unitedstatesandchina-finalprotocolforthesettlementofthedisturbancesof1900（中国为1900年的动乱事件与十一国最后议定书），原件以法文为准。既然是“议定书”，中国就不是战败国。割地一条也就可名正言顺地省去了。
当奕、李两人把洋人这些要求，于辛丑电奏西安时，慈禧得报实在是凤颜大悦。第一，洋人竟然没有要求她最怕的“归政”。真是大“清”有“水德”，与“洋”人并不相“冲”。第二，她老人家闯下了如此大祸，竟然寸土未失。实在是李鸿章搞“洋务”本事通天。这个“肃毅伯”不待翘辫子，也是功应封侯的。——老太后对儿子也就不再忌嫉而决定胜利“回銮”了。
李鸿章之死
西太后老人家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李鸿章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俄国现在决定要并吞中国东北，并且要在李鸿章名下并吞之。
前章已言之，拳乱骤起时，俄国要浑水摸鱼，乃于庚子春夏之交急调大兵20余万人，北自海兰泡，南自旅大，分进夹击，侵入满洲（今东三省）。
庚子8月，在“七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俄军故作姿态自北京撤兵（8月28日）。而在东北，两路入侵的俄军却正在加紧进攻，自北南下攻占了黑龙江省城（8月30日），再陷吉林省城（9月21日）；自南北上则攻占了营口（8月5日）、沈阳（10月2日）；南北两路会师（10月6日），就把中国东北全部占领了。俄皇得报乃向俄皇太后上寿，说是“托天之佑”（见上引《李鸿章年（日）谱》转引苏俄“红档”）。
此时中国疆臣黑龙江将军兵败自杀（寿山自己躺入棺材，命令儿子开枪把他打死）。盛京将军增祺则被俄军所迫与占领军司令阿莱克息夫（viceadmiralevgeniseev）于11月9日签订了一项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增阿暂章）九条，允许俄人驻军、筑路（哈尔滨至旅顺）、助理军政要务、占领营口，而中方则解散军队，交出军火炮台等，其内容与后来日本人所要求的“二十一条”极为相似。其后俄人即据此要求李鸿章于“辛丑议定书”之外，单独再签此项中俄密约，以为撤兵条件。中方如依议签约，则白山黑水就要全部沦为俄国的“保护地”（protectorate）。如此则所谓“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便全属空话。中国如拒不签约，则俄人便拒不撤兵，把满洲永远占领，中国连宗主权也不能保存。何择何从，遂在奉旨“便宜行事”的李“全权”的一念之间。
这时李鸿章已七十九高龄，尽瘁国事，内外交煎。辛丑年冬季，鸿章生命已至末日，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正在此油尽灯枯之际，而俄人连番催逼，从不稍懈，直至鸿章死而后已。
李鸿章死于1901年辛丑，11月7日。死前数小时，俄使仍伫立床前，迫其画押，为鸿章所拒。俄使去后，鸿章遂命儿子经述草遗折劝自强，并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临终切齿痛恨毓贤误国而卒。（见《庚子国变记》）
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之乱确实始终是“毓贤误国”。迨李鸿章痛恨“毓贤误国”而死，拳乱痛史也就正式结束了。遭殃的是四亿五千万人民，而身为祸首的叶赫那拉老太婆，却因祸得福。——江山无恙，归政免谈。当她乘着当时世界上最豪华的专列火车，自保定直驶京郊马家堡时，袁宰相率文武百官和中国第一支军乐队，排班恭迎。太后下车，乐声大作。可惜当时武卫军的乐队，还不会吹奏后来的《风流寡妇》和《美丽的亚美利加》等名曲，他们乃大吹法国国歌《马赛曲》，恭迎大清太后回銮，乐声亦确实雄壮无比。
两宫所乘的这辆豪华专列，原是新任的北洋大臣，为太后乘火车的处女航而特制的。但有谁知道十年之后，它却变成叛逆乱党孙文的专车？更有谁知道，再过16年，它驶过皇姑屯时，竟被日本军阀炸得稀烂！
车犹如此，人何以堪？读史者能不慨然？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62卷第4期及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