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亦民亦匪的保国群众运动。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扶清不成，灭洋无功，上演一出纷纷攘攘的人间闹剧。八国联军，各怀鬼胎的国际武装大拼盘，从护卫使馆转为进军北京，奸掳焚杀，人头滚滚，掀起一次世界文明史上的罕见浩劫。虽有李鸿章巧手斡旋，瓜分之祸可免，但丧权辱国难逃……
一、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在中国近代“转型期”的转变过程中，戊戌变法是个重要阶段。变法失败固然是件惨事，而真正可悲可叹，乃至惨不忍言的，却是它的后遗症，那桩几乎引起中国遭“瓜分”（thepartitionofchina）之祸的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戊戌政变的立刻后果。但是这件中国近代史上所谓的“拳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拳乱差不多过去快一百年了。近百年来，中外史学家，尤其近十来年在数次关键性的国际研讨会之后，可说已把这桩惨史的事实弄得相当清楚。就历史事实发生的经过来说，史家已大致没太多争辩的了。但是各派史家对这桩史实的解释，则仍是南辕北辙，各异其趣，有的甚至指着鼻子相互辱骂。
不用说在事变当时的一两年中（1900—1901），大清帝国的宫门之内，就为这是非问题而弄得人头滚滚；一百年来的中外、新旧、左右、前后各派史家，中外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乃至东方和西方的社会科学家、宗教家、政治家等，对这桩历史的解释，也是两极分化，各不相让的。
我们应该承认，作为一个华裔史学工作者，对这件惊天动地而是非难分的历史事件，要想笔端不带感情而据实直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也相信，古今中外，任何惊天动地的历史大事，都应该有其基本的公是公非。戴有色眼镜，作曲笔之言，都是不对的，其记录也是不能传之后世的。
历史家如能压低自己从任何背景所承继来的知识、经验和感情，心平气和地来寻觅这件史实的公是公非，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本篇在落笔之前，笔者就希望先简单扼要地弄清楚这件历史事实之后，在各派史家对此史实都会觉得没太多争辩之时，我们再来做进一步的诠释：是其是、非其非，找出它比较接近真理的“公是公非”，作为定论。
先看曹州教案
比较具体地说，义和团之乱，应该是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阴历十月）所发生的曹州教案开始的。当然教案不始于曹州，义和拳也并非曹州土产。但故事从曹州教案说起，我相信是个比较实际的选择。
曹州教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清末山东曹州府属下的巨野县有个德国天主教堂和属于该教堂的一些教民。一次这批教民和当地人民发生冲突，教堂袒护教民，因而引起群众暴动。在暴动中有非教民30余人冲入教堂，不但把教堂砸了，连教堂内的两位德国传教士能方济（francoisnies）和韩理（richardhenle）也被无辜打死了。这一来闹出人命，尤其是那时享有“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y）的外国人命，就变成列强“强索租借地”（thebattleofconcessions）的导火线了。
曹州府位于山东省西南部，下接江苏省的徐州府，是个出“响马”的地方，民风强悍。《水浒传》里的“梁山泊”，便在曹州境内。唐朝末年“黄巢杀人八百万”，也是从曹州开始的。继洪、杨而起的捻军，也起于这一带。不用说清末乱世了，就是一般太平盛世，当地老百姓之间的械斗也是随时都有的。出了几个武松，打死几个西门庆，本是司空见惯的，不算稀奇。只是这次械斗的一方是教民，教民背后有洋人撑腰，问题就复杂了。
外国教会是中国第二政府
须知那时在中国的洋人，都是不受中国法律管束的太上皇，他们受“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的保护，犯了中国的法，只有他们自己的“领事”，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才能“裁判”他们。
纵使是外国教会传教士设在中国的教堂，也形同中国境内的第二个政府。外国的传教士和中国的官员也是按照对等职分平起平坐的。据当时清朝朝廷的规定：教会中的“主教”是与中国一二品大员的地方官“总督”“巡抚”平行的；“副主教”与“司、道”（省区二级官员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师”与“知府、知县”平行。
在那官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时代，老百姓对亲民之官县太爷，都要叩头跪拜，尊称“老爷”。老爷的妻子才许叫“太太”。哪儿像今天的台胞和华侨，动辄介绍自己的老伴为“我的太太”。今日大陆更不得了，开口闭口“我的夫人”。“夫人”者，在那义和团时代，政府高官、三品以上“大人”的老婆，始可有此尊称也。
相对之下，则洋教会中主教的老婆，就等于中国的“一品夫人”，牧师的老婆都是“太太”。一般“子民”老百姓见之，都是要下跪的。所以那时在中国传教久了的西方传教士，一旦回到他们自己国内做平民，对他们根生土长的社区，都很难适应。因为他们在中国时，都有高官的身分和供使唤的婢仆。高官就难免有“僚气”。有僚气的人，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社区之内，就很难适应了。
西方教会既然在中国境内形成了“第二个政府”（有时甚至是“第一个政府”），则在这另一个政府庇护之下的“教民”，也就不是普通的老百姓了。
[附注]西方教会中的主教原都是有妻子的。有妻子自然就会有儿子。儿子在父亲死后自然就会争遗产。而主教当时都掌握有教会产业，而教会又是大地主大富翁。因此主教一旦死亡，则嫡子嗣子的遗产之争，就闹不完了。这样教廷乃干脆禁止主教们娶妻生子。
教民是怎么回事？
教民又是怎么回事呢？教民现在叫基督徒。那时中国境内极少中国牧师主持的华人教堂，所以中国基督徒都是在外国教会在中国建立的教堂中做礼拜。信徒全是由外国牧师领洗的。中国人久有一盘散沙之喻，而洋教会则善于组织。因此当时分布在山东省各教会中心的中国基督徒（人数在两万至四万之间），实在是一个在外国牧师领导之下，很有组织、极有力量的社团。这个社团的“领导”（恕我借用一个目前通用的名词），每个人都享有治外法权。在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之下，他们既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对接受他们传教的中国教民，也就只按他们的教义来加以保护了。所以这时在山东的教民不是弱者。他们的团体在当时多重中心的中国社会里，其力量不但足与任何黑、白社会的民间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八卦教、义和拳、青洪帮、农会、工会、宗亲会、同乡会等）相抗衡，甚至连当地权力无边的各级衙门也不放在眼里。——清朝政府对当地人民虽享有生杀予夺之权，但是对在洋教会保护之下的教民，就凡事让三分，不愿自找麻烦了。
因此，那平时极少制衡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这时总算碰到一个克星——那个足以与它分庭抗礼，甚或权势犹有过之的外国教会。所以从“抗拒那极权政府鱼肉人民，防止被社会上恶势力欺凌以及引领教民走上比较现代化的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洋教会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里，有时也发生着很多的正面作用。
耶稣会士与文化交流
可是那时的中国教民虽享有如许的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优势，但信教的人还是寥若晨星（约合山东全省人口的千分之一），原因又在哪里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个文化融合的问题了。不同的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同一个社会里同时流行，就要发生社会矛盾，在家庭生活上也要发生严重的代沟。要使这两种生活方式“水乳交融”，要打破这两个泥菩萨，再揉成两个泥菩萨，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所以当时中国老百姓拒绝信仰洋教，便是因为在那时的中国社会里，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不是水和乳的关系，而是水和油的关系。二者是融合不起来的。
须知任何宗教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民族文化中滋生出来的，然后再以此民族文化为基础，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向其他民族文化中渗透传播。基督教原是发源于犹太民族文化之中，是“犹太教”（judaism）中的一个有革命倾向的开明支派。基督本人被钉上十字架时，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基督之死，只是一个开明改革派的“犹太教徒”殉道而已。可是基督死后，那些尊师重道的基督之徒（在中国儒家则叫作“仲尼之徒”），保罗、彼得之辈受不了犹太本族的宗教迫害，乃向欧非两洲的异族之中钻隙发展，历尽异端迫害，终于篡夺了东西罗马的政权，成为独霸欧洲的宗教。在北非，他们也建立了一个黑色基督大国亚比西尼亚（今衣索匹亚）。在欧非两洲分别传播的基督教虽截然有别——在欧洲的教义内，“上帝”是没有形象的；但是在早期非洲基督教会内，“上帝”则有个人形塑像，他和佛道两教寺观之内的雕像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洪秀全在梦中所见到的红脸金须的“天父皇上帝”，原是《圣经·旧约全书》和非洲基督教中的上帝。美国当年的新教传教士罗孝全不承认洪秀全的上帝，实在是他神学史未搞通而少见多怪——但是不论欧非两派是怎样的不同，他们同出于最早期基督使徒之传播则一也。
可是基督教却与中国文明风马牛不相及。在唐朝初年东罗马正教的波斯支派（thenestorians）曾一度循“丝路”东来。但是它除留下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外，历史家找不到它是如何流行的，影响就更谈不到了。迨明末清初，尤其是清初，“耶稣会士”（jesuits）奉教廷之命来华传教。但是清初的康雍二朝实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这时的中国让那些传教士真看得目瞪口呆。这批“耶稣会士”都是些圣洁（holy）而有殉道精神的学者。在当时中西文明互比之下，他们觉得当时的欧洲在政治管理、社会道德、经济成就各方面往往不如中国。因此在所有传教士书简中，对中国真是众口交赞——甚至是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所以他们东来所走的路，不是“单线街道”（one-waystreet）。中国文明之西传，他们也是功不可没的。这些耶稣会士当年所搞的是一种真正的东西文化交流。他们要修正他们自己的教义，来配合中国的儒家道统，截长补短、采精取华地融合共存。不幸在17、18世纪之间，他们的教廷却愈走愈教条化，而中国宫廷之内的政争也把他们无端卷入。因此，这场多彩多姿、平等互惠的中西文明之结合，就无疾而终了。
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耶稣会士绝代后百余年，19世纪中期欧美传教士又接踵而来。时隔百余年，双方环境都完全变了样。这时大清王朝已走入衰世——政府腐化无能，社会贫穷脏乱，公私道德也全部破产，真是人不像人，国不像国。而这时的欧美国家却正如日出东山，朝气勃勃。纵是在他们治下的殖民地如香港，租借地如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各国租界，治理都高明得多。
在这个尖锐的对比之下，19世纪的传教士就没有当年耶稣会士那种虚怀若谷的雅量了。这时的传教士也不像当年的耶稣会士那样是经过教廷选拔而为宗教献身的圣徒。他们很多都是《圣经》之外别无所知的神职人员，有许多更是由乡曲小教堂筹款，把他们送到海外的落后地区传教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就有不可一世的种族和文化的优越感，认为他们传教的对象是一种遍身罪恶、满身传染病而无文化的异端。这种异端蛮族也只有信上帝，全盘基督化，才能“得救”。
所以17世纪与19世纪从西方东来的基督徒传教士的作风，简直是南辕北辙。前者所做的是两个对等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而后者则是一边倒——中国人民如要“得救”，就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他们实在都是“全盘西化论”的先驱。
当然那时中国的宗教信仰（如看相算命、崇信城隍土地）和一般生活方式（如缠足、纳妾、吸毒、盲婚……）都表现得十分落后甚至野蛮。但是中国文明中亦有其可取之处，不可因噎废食、玉石不分。除旧布新，原是任何有文化的社会都应该做的事。斯之谓“现代化”也。中西文明之对比，非中不如西也。只是中国文明“现代化”之起步，晚于西方文明300年而已。
即以医药一项作比。中古时期中国之医药，实远迈欧西；而19世纪与20世纪之时，则“中医”较“西医”之落后就不可以道里计矣。然“中医”（如草药、如气功、如针灸）又为何不可“现代化”“科学化”，以至于“中西医结合”，截长补短，互惠合作呢？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废除中医，全用西医呢？
所以我们谈“中西文化之比较”“中西文化之融合”“东西宗教之对比”等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化上之专题，实千万不能忽略其间的“阶段性”。中西互比，我们只能以古代比古代、中古比中古、近代比近代，而分别论其短长。不可不分层次，不辨古今，囫囵吞枣，而泛论一切！
吾人如自觉近两百年来，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而处于衰势的中国文明，远不如“现代化”较早而至今仍处于盛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就要尽弃传统，“全盘西化”，这原是启蒙时代的幼稚病，启蒙诸子的矫枉过正之言，不值深究。而好汉专提当年勇，不分阶段、囫囵吞枣，硬说精神胜于物质，东风可以压倒西风，当然更是不通时务之论。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不幸的是，在那清末民初之世，中西双方均各走极端。西方神职人员之来华者，认为落后贫穷的中国异端，除信他们的上帝之外，无二话好说。伯驾牧师说得好：“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bendorbreak）。”因此那时纵是最善良、最具好心肠的传教士，对他们母国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胡作非为，也多表支持。有的甚至认为“帝国主义”并不存在。此一“帝国主义不存在论”的心态，其后且蔓延至西方汉学界。连西方汉学泰斗的费正清先生亦终身服膺之。到他写完自传的死前数年，才稍有转变。
这是那时西方人在中国的基本态度。这一态度如不改变，则西方教士传教中国，就永无安宁之日——上至士大夫，下至工农兵，都要一致抗拒了。太平天国之覆灭，就是中国士大夫抗拒基督教之结果；如今义和团之兴起，则是工农兵和基层社会中人抗拒基督教之行为表现也。拳乱之时，除少数满洲贵族乘机附和，企图扶清之外，汉族士大夫几乎完全靠边站，甚至有奋起“剿灭拳匪”者。非汉族士大夫有爱于耶教也，只是他们头脑较为清楚，吃一堑长一智，认为洋人惹不得罢了。
士大夫和工农兵抗拒耶和华
若问中国士大夫和工农兵为什么一定要抗拒基督教呢？为此难题，近年来台湾基督教会在一些杰出领袖如林道亮、阮大年、王永信、周联华、林治平诸先生策划之下，筹有巨款，设立专门计划来加以研究。
据吾友李湜源教授的解答，中国人未尝反对耶教也。只是耶教教义与中国伦理传统互异，二者交流乃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不解决，则中国人就难于接受耶教了。李君亦是虔诚的基督徒，对神学与神学史均有深入的研究。举例以明之，李君就认为曾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出现6千次的“上帝的上帝”耶和华（yahveh）就不是“中国人的神”。下面且抄一段李君对耶和华的讨论：
耶和华是一位很特别的神。第一，他是神人合一。他有手，有指，有脚，有腿，有眼，有耳，有口，有鼻，能说话，有声音，他能够种树，也能够缝衣，他是男性，是父亲，有儿子，他能教训，也能咒诅，他能记忆，也能忘记，他能笑，也能哭，也能喜、怒、哀、乐、爱、恶、欲。他有一定的住所，西乃山是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又时常奔走，“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历代志》上，第17章第6节）第二，他是一个恐怖（terrible）的神。原文“terrible”一字，中文圣经译作“应受敬畏”。“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民数记》第14章第16节）“我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我有浩大的爱；我赦免罪恶和过犯。然而，我一定要因父母的罪而惩罚他们的子孙，甚至到第三、第四代。”（《民数记》第14章第19节）“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与米匋人打仗，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原文作曾与男子性交的）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指小童）凡没有出嫁的（原文作没有与男子性交过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原文作留作你自己使用[奸淫]）。”（《民数记》第31章第7至18节）“耶和华是一位嫉忌的神，他的名字就是嫉忌。”（《出埃及记》第34章第14节）“嫉忌就是我（耶和华）的圣名。”（《以西结》第39章第24节）。在旧圣经我们可以处处看到，耶和华是一位战神，是一位犹太人的神。
湜源认为耶和华是一位犹太人的神，是一位战神。吾人授中东文化史，固知所有发源于中东的宗教，都是战斗的宗教；在中东寄居或过往的民族所崇拜的神，都是“战神”。因为中东地区，自古便是四战之区，人民不好战便不能生存，为战争而激发的宗教所崇奉之神，自然也都是战神了。
战没什么不好。不过这与宣传反战的儒佛两教，是教义不投的。所以中国人很难接受上述的耶和华。
李君又提到“19世纪中国人信教原因[之一]，是因为教会能够赦罪”。但是教义里的可赦之“罪”不是“罪恶”的罪（crime），而是“过错”的罪（sin）。那时中国教民受享有领事裁判权的洋教士的庇护。“中国人犯了罪就参加教会，得到罪的赦免。因此参加教会要付相当的价钱。”当年教会办的刊物，就记载过一则故事：
一位[西方]传教士在渡船里听到两位中国人磋商购买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某个中国城市，中国传道人要定下普通参加教会证书的价钱。（见《教务杂志》1910年3月，第209页。）
李教授也对章力生先生所著的《人文主义批判》，做了些反批判。章君说：
东方是异教的大本营。我们要使基督教会在东方扎根，建立不拔的基础，必须掀动异教的文化结构和哲学系统，向他们积极挑战……
湜源又说：
章先生劝告中国人，大彻大悟，在全能全知的真神之前，去其“骄气与多欲、色态与淫志”；好像“多欲”“淫志”也是中国人反对基督教的原因。（章力生《人文主义批判》，第4页）[见李湜源著《中国人与基督教——商讨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响》，载《文艺复兴月刊》，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1981年10月1日，第126期，第58—62页。]
章力生先生还是生在20世纪的中国人，一位笃信基督的良心教徒。他的言辞之一边倒和他反华卫教态度之决绝尚且如此，庚子年间，那些享有“知府”“知县”地位的西方传教士，其卫教反华的态度，就不言可知矣。明乎此，我们也可了解当年所谓“民教冲突”的因素是多么复杂。
其罪可赦而养儿不能防老
须知当年的中国基督徒原有“良心教徒”（consciencechristians）与“吃教教徒”（ricechristians）之别。良心教徒一旦入基督之门，则终日忏悔有罪，时时在上帝之前思图自赎。
老来笃信基督的张学良将军夫妇，便是一对标准的良心教徒。张将军在其九十寿诞致辞时，劈头一句便说：“我是个罪人！”当时曾使全场大惊。或谓少帅当年在李烈钧庭长之前都没有认罪，这一下被关了50年，反而认罪忏悔起来，亦见军事委员会“管教”之有方也。其实张氏所讲的只是基督教义里的一个术语，他所“认”的只是此罪（sin），而非西安事变时所“犯”的彼罪（crime）也。可惜在国民党的传统之中，党魁之外，教民寥寥。听众之中，通基督教义者，小猫三只四只而已。所以大家就错把冯京作马凉，以为少帅对西安事变这项“罪恶”，忏悔了，认罪了。因此全场大鼓其掌，亦史中趣事之一也。
把少帅之sin当crime来曲解，小事也。最多让后世史家上错一笔账，也使把少帅看成“千古功臣”的中共稍感惶惑罢了。可是对基督其他教义（如“赦罪”）的误解，那关系就大了。根据教义“罪”既可“赦”，则又有何罪不可“犯”呢？——这就对“吃教教徒”为非作歹，大开方便之门了。
抑有进者，纵是那些最善良最虔诚的良心教徒，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有时也可制造出极严重的社会矛盾。举例以明之：当时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以“反孝”甚或“仇孝”作号召的。他们认为人只能向上帝尽孝，不应向父母尽孝。笔者便有一位在中国出生，说得一口京片子国语的传教士好友。她当年在北京对一位搞“晨昏三叩首”形式主义的满族“孝子”，印象太坏了。所以她一辈子坚持她的格言：“孝顺”就是“笑话”。
清末在中国传教最有成绩也最有见识的美国传教士，后来又做到中国“同文馆”乃至“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rtin，1827—1916），也坚持相同的意见。他认为人对上帝的孝顺，不应被人对父母的孝顺所阻隔。
基督教这种上帝独大的“反孝”立场，因此便与当时“百善孝为先”的中国伦理针锋相对了。我们如把19世纪末年来华的传教士与16、17世纪来华的耶稣会士相对比，则后来者就显得武断专横多矣。
笔者不学，亦尝读布道诸子之书，对他们处理如“孝道”这类的社会问题之轻率自信，就时感骇然。姑不论其道德价值如何，“孝”的本身却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asocio-economicinstitution）。在那个缺乏“社会立法”（sociallegislation）、社会保险，没有退休金、养老金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养儿防老”，岂止“道德”而已哉？社会经济之必需也！
设有男子，受了上帝影响，或经济和老婆的压力而置父母饥寒于不顾，这一“不孝子”，不但道德有亏，为亲友乡党所不齿，他在《大清律例》之中也是个“刑事犯”，要被捉将官里去的。
假若这个刑事犯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甚或只是个“吃教”的骗子。但是这个官家捉人的消息一旦由他家人妻子哭诉到教堂里去，那些笃信教条、诚实而又偏心的外国牧师，可能便要向官方施压索人。那时畏洋人如虎的清朝官吏，为自保禄位、息事宁人，多半也就遵命开释。
那位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并曾在说京粤语的华人之间充当方言翻译的丁韪良，在他的自传里就曾自炫他替某些“不孝父母的上帝信徒”开脱过罪名。这些中国伦理范畴内的“不孝子”，在洋人的庇护之下，逃脱了中国法律的制裁，但他却逃不掉社会舆论的指摘。一旦他那年迈无依的二老，把家事闹上街头，则“梁山”下来的英雄，“大刀会”里的好汉，内外兼修、精通“义和拳”的气功师，就要仗义、行侠、锄奸（不孝子）、除暴（洋教堂）了。为锄奸除暴而砸了教堂、打死了洋牧师，问题就大了。打死人的李逵、武松等“义士”，可以上梁山一逃了事，但是这命案变成了国际事件，则本地县太爷、太守、刺史乃至中央的总理衙门就无处躲藏了。中西读者们，且设身处地地想想，你如是那时处理这件公事的中国县太爷，你应该怎么办？
以上所举只是当年千百个教案之一例。其中是非曲直，从何说起呢？不幸的是当年的教会中人都是跟随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闯入中国内地的，对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社会经济结构都只是一知半解，而对他们自己教义的坚持则半寸不让，因此对中国官府民间动辄颐指气使。中国政府对教会过分忍让，则失信于民；民间组织自行抗拒，在洋人压力之下，官又指民为匪，妄肆诛戮。如此恶性循环，治丝益棼。最后官方威德两用，剿抚兼施，难免又良莠难分，养痈成患，为无知昏聩者所利用，则义和团之形成也就无可避免了。
一根油条大小的国际交涉
再如咸丰年间影响中美关系极巨的小教案，则起源于美国牧师以发放铜钱，鼓励市民于礼拜天入教堂做礼拜。一个铜板对富有的美国牧师，只是九牛一毛，但它对流落街头的广州贫民，则至少是一根油条的价值。为控制这根油条的布施，礼拜天的教堂门前就要发生（如今日在美国亚裔社区内所习见的）“帮派斗争”（gangfight）了。青龙白虎两帮为抢地盘，大打出手，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美国教堂也被砸了。
这桩砸教堂打教民的街头武剧，被洋牧师闹入衙门，就变成国际事件了。等因奉此，那位出身牧师，后来变成美国驻华使馆的翻译，递升代办，终成公使的外交官伯驾乃行文要求清政府赔偿损失。那时畏伯驾如狼，讨好美国公使更唯恐不及的清廷钦差大臣，非敢不赔也；可他老人家怕的是，此恶例一开便不得了也，就只好拖延。但是那时的美国佬也不是好惹的，伯驾岂是等闲之辈？他坚持清方非赔不可，案件一拖十年，竟成为咸丰朝（1851—1861）中美外交中最大的疙瘩。最后还是清朝大臣打躬作揖，赔款了事。
这个由于传教失策引起街头帮派打架，再由帮派打架殃及教堂，递升为国际外交症结的小故事，笔者笨拙，不惜囚头垢面，自美国档卷中穷索之，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一类事件，在一些有既定成见而又不愿深入研究的史家的笔下，都变成华人排外反教的实例。
其实，朋友！他们为上帝的一根油条打架是真，排外反教的帽子就未免太大了。
儒徒、佛徒比较阿q
在这百十件教案中，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为排外而排外，为反教而反教的实例，“排外族”“反异教”，各民族之间只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没有有无的例外。
但是在世界各大民族及主要的宗教文化之间，还算是儒佛两教较为缺少“排他性”。凡耶教、回教所不能忍者，儒徒佛徒多能身受之。余读教士书，知彼辈来华之初，多乏托身之所。初期天主堂与基督教堂多借地设于佛寺、道观之内。其神父、牧师讲道往往便置十字架于佛前香案上。宣道至高潮时，往往便挥杖直指神坛上泥塑木雕之佛像，斥之为糊涂偶像，有罪而无灵……基督教原为排他性极强之宗教，对异教之“敌我矛盾”，界限分明。诋辱异端之言辞，均极严峻，而传教士笃信本教真理，亦从不讳言之。有时在其辱骂异端至激烈之际，四周围听之僧侣与群众不但不以为忤，每每且为之欢笑助兴……余读书至此，辄掩卷窃笑，想我民族何阿q若此？然亦中国文明宽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正是圣贤之道也。
试思此一情况如主客易位。设有东方黄人，于坐满爱尔兰码头工人（irishlongshoremen）的纽约天主堂内，挥杖直指怀抱婴儿之圣母玛利亚（virginmary）为无知村妇，玛利亚之子为顽劣牧童，岂不头破血流，天下大乱哉？
华民非不反异教也，然华族固为一无宗教之民族，群众百姓一般均安于土宗教（folkreligion），随地拜拜，神佛处处，再加几个耶稣、上帝，不以为多也。“有教无类”，故对入侵异教，颇能阿q之。斯为独崇一教之中东及西方诸民族所难能者。所以若论反异教，则我民族较之西人，较之犹族，宽容十倍矣。
为虚无的超自然而相杀，我民族史中，除洪杨一役之外，未尝有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杀生人而事鬼神，科学耶？民主耶？终须等到中西文明现代化扯平之时，始可言其是非也。
德人强占胶州湾
可是在那义和团时代，最可叹的还不是这些宗教上和哲学上的是非问题，而是德国恺撒以此为借口而强占了中国胶州湾的政治问题。德人既占胶州湾，其他帝国主义之列强乃发生连锁反应。中国沿海港口上自旅顺、大连、威海卫，下至九龙、广州湾，一时均为列强所霸占——99年之强租与霸占何异？由港口之霸占，乃有列强对中国内地“势力范围”之划分。若非由于诸帝国主义之势力相持不下，则大清帝国早就变成波兰了。
此一瓜分局势之形成，实德意志帝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而始作俑者。义和团就是国人对这次国难愚蠢的反应。
德国原为近代世界政治史上扩张主义之后进。所谓德意志联盟本来只是日耳曼民族之间一个松散的城邦组织。1870年（清同治九年）普鲁士一举击败法国之后，普王威廉一世在名相俾斯麦策划之下，一跃而为诸邦之首，德意志始粗告统一。其后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至1890年威廉二世即位后，俾斯麦罢相时，德国后来居上，俨然已发展成为当时一主要的中欧强国，搞合纵连横，不可一世，而威廉对向外扩张尤迫不及待。不幸此时亚非拉诸落后地区，已为诸先进列强所瓜分，空隙极小。至1895年中国为日本所败，割地赔款。这对欧洲后进的帝国主义德义两国却是个极大的鼓励。（义大利之统一、复兴及扩张，几与德意志同一时间，同一模式）两个迟来晚到的小强梁，当义大利在浙东三门湾一带伺隙而进之时，德皇的先遣密探已在胶州海面打主意了。1896年12月14日（阴历十一月十日）德国驻华公使海靖（edmundvonheyking）乃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租借胶州湾50年之要求。
总理衙门在它的创办人恭亲王奕的主持之下（奕是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胞叔），爱护胶州事小，怕列强援例事大，乃加以婉拒，交涉经年，没有结果。但是德皇威廉二世和他派驻北京的海靖公使，这时气焰正盛。威廉已派实力可观的远东舰队游弋于胶州湾内外，虎视眈眈。这是当时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特权，而中国北洋海军则于甲午战败后一舰无存，无丝毫抵抗能力。
就在这德国已准备动武而没个借口之时，正好发生了曹州教案。这时中国的山东巡抚是李秉衡。李氏本于教案（1897年11月1日）发生前一月已调升四川总督，遗职由张汝梅接替。不幸他官运欠佳，正办交代而尚未离任时，曹州就出了事。李氏自知大事不好，乃倾全力“破案”。11月9日竟将曹州杀人犯全部缉获，向德使请罪。但是这时德人已决定借机强占胶州湾，并囊括山东为“势力范围”，请罪有啥用呢？
德皇于11月9日始得曹州教案之电讯，经三数日外交试探之后，德国远东舰队乃奉命于11月14日轰击中国炮台，陆战队随之登陆，占领了胶州湾，并拘禁奉命不抵抗之中国驻军总兵章高元，再向邻近即墨等属县进袭，一时难民如潮，血流遍地，时局就不可收拾了。
与此同时，德国公使向北京总署，亦提出六项要求：
一、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李氏尚未到任的四川总督也就被革了。）
二、赔三座教堂建筑费各六万六千两，教堂失物费三千两。（这笔款子在那时是大得惊人的。）
三、巨野等七县建教士住屋，建费两万四千两。
四、中国道歉，并保证永不再犯。
五、中德合资建全省铁路，开发矿藏。
六、赔偿德军侵胶澳军费约数百万两。
（引自摩尔斯著《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第107页。）
此六条墨沈未干时，德使又补提若干条，在落实上述路矿要求之外，更提出租借青岛及胶州湾99年之详细条款。
这时清廷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之下，焦头烂额，在君臣对泣一番之后，也就全部承认了。经四个月之磋商，这项《胶澳租借条约》就在翌年3月6日（阴历二月十四日），正式签字了。今日我们仍然很欣赏的青岛啤酒，也就是那时德国商人在青岛开始酿造的。
“不可战而战”与“可战而不战”
那时的所谓教案是怎么回事？而列强利用教案为借口，以侵蚀中国领土主权，又是怎么回事？笔者已不厌其详，缕述如上。这些都是历史上扳摇不动的事实。我不相信任何中外史家可以否认。若说教案完全起于中国老百姓的排外行为，这分明与事实不符。若说帝国主义在中国并不存在，那就更是强词夺理的胡说。上述胶澳租借史，你说不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为的标准记录？
当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欧美帝国主义为什么不侵日本呢？胡适老师说得好，帝国主义为何不侵“五鬼不入”之国呢？帝国主义之侵我，也是我们自己窝囊的结果嘛！哪儿能专怪人家呢？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窝囊呢？
我国近百余年的动乱，是一种历史上社会“转型”的现象。文化不论中西，都是要从落后的“中古形态”，转入“现代形态”。西洋文明从文艺复兴开始，至此已“转”了600年。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才150年，按理我们还应该有一段苦日子好过呢！分阶段“转型”是慢慢来的，急不得也。笔者于“转型”之说，谬论已多，这儿就不再噜苏了。
总之在戊戌和庚子那个阶段，自曾、左、李、张（之洞）而下的汉族士大夫和器重他们的皇帝爷——义和团同志们尊之为“一龙二虎”者，他们吃一堑、长一智，知道洋大人是碰不得的。他们知道“外事棘手”“教案难办”，不可轻率从事。
记得“九一八”时代，笔者当小学生时，曾读过陈布雷先生的大著《国民政府告学生书》，曰：“……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其实这也是“九一八”之前30年中国士大夫的心境。可是这种士大夫情怀就不是当时工农兵——李逵、武松、花和尚和济公法师一流人的想法了。
在这批英雄好汉、江湖豪杰眼光里，他们所见到的只是洋人的横蛮、教民的仗势和政府的畏葸。尤其是在德军占领胶澳，向内陆进袭之时，官军狗走鸡飞，总兵（今师长）被俘，在如潮的难民的儿啼女叫声中，那群受到洋教士保护的教民，尤其是“吃教的教民”，自然无逃难的必要。道左傍观，可能且有幸免和得意之色，不肖者更可趁火打劫，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相形之下，不但强弱分明，甚至忠奸立辨。
这样一来，不但民教双方阵线分明，地方各种教门、拳会、会党，也会认为政府过分孱弱——“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则江湖豪杰，乃至当地武生士绅，也都要揭竿而起，以保乡卫国、仇洋灭教为己任了。
山东本是民风强悍的地方，如今人民既同仇敌忾若此，则一向对人民只知诛戮镇压而畏洋让教的清朝地方官，对他们的传统政策，也就有重行考虑之必要了。
“农民起义”的另一面
我们要知道，在清朝末年的中国政府里和社会上的动乱，基本上是与秦汉隋唐宋元明诸朝代末年的大同小异。这时的国家机器彻底锈烂，政府纪纲、社会秩序同时解体，人祸天灾（天灾往往是人祸的延续）一时俱来。衣食不足，安知礼义。公私道德，也彻底崩溃。人心惶惶，莫知所适，邪教邪门、恶僧妖道也就乘虚而入。饥民索食，难免打家劫舍，为盗为匪。强梁狡黠者以及劣绅土豪，就更要结团结练（练亦为捻，便是捻军的起源），斗争称霸。强凌弱、大吃小，逐渐形成大小军阀，来糜烂一方。一般良民百姓，不论从善从恶，但求自保，亦势必卷入洪流，不能幸免。这种盗贼横行，饥民遍野的社会情况，在我们安徽淮军发源地的江北淮南，俚语便叫作“遍地黄花开”。这种遍地黄花中，如能有个中心力量来加以统率，头目分等、旗号划一，他们就变成所谓“农民起义”了，捻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这一自然形成的中心力量，如为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他们就要横行天下、赤地千里，做历史上有名的“流寇”。这种中心力量如为朱元璋、洪秀全所领导，他们就可以重建国家机器来改朝换代了。
但是对这种农民起义，一个衰世朝廷如剿抚有术，他们也未必就造反到底。国有大故，他们往往也可受抚立功，外御强寇，内除反侧。这一事例在汉末唐初两宋乃至民国时代都屡见不鲜。当年东北的“胡子”、抗战初期淮河流域的“马虎”（红枪会）都是入侵敌军所敬畏的爱国游击队。后者且为笔者所亲见亲闻。但是他们只能做做“敌停我扰”的辅助力量。招抚不得其当，他们就抗敌不足而扰民有余了。庚子年间那些糊涂的满族统治者，竟然想利用他们做“扶清灭洋”的主力，终于使其失去控制，闯下了滔天大祸，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义也。
庚子（1900）之前在直隶（今河北）山东一带，农民运动的中心力量显然是义和拳。义和拳本是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拳术。我国拳术本有内外两派，所谓“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义和拳亦名义合拳，可能是内外兼修的。
义和拳那一套事实也就是一种气功。中国古代自春秋战国以降，对气功的记载是史不绝书的。所以气功之为术，在我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半世纪来余读“义和拳源流论”，不下数十篇，大半都是浪费精力的以偏概全之作也。
“毓”字帅旗下的“义和团”
当年的满洲贵族被洋人欺够了，乃想组织他们来驱洋除教。这样便出了个巡抚毓贤。他要把他们的“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打起“毓”字大旗，由官方认可为保家卫乡的正式“民团”。然后又把全省良莠不齐的牛鬼蛇神——什么大刀会、红灯照、八卦教（尤其是有较多群众的“乾卦”“离卦”两派）、红枪会等凡数十种，义而和之成为一单一团体，由他来统一指挥，联合“灭洋”。官方既有此辅助和认可的政策，“义和团运动”立刻就如火之燎原，一发不可收拾了。
毓贤原是一个汉裔旗人（汉军旗），监生出身。捐官在山东，于光绪十六年（1890）署理曹州知府。毓贤本是个很干练而狠毒的屠夫。他上任不及三个月便杀掉1500人。杀得那强盗如毛的曹州府（也像今天的纽约市吧），“民怀吏畏”，秩序大定。因此毓贤也颇有能吏之名而为上级所嘉许，以致官运亨通。当1897年冬曹州教案发生时，他已官拜山东按察使，为全省最高执法官吏，俗称臬台。所以在巡抚李秉衡为怕洋人借口生事而严令彻查此案时，毓贤在数天之内便把这案子破了。他破案之时，德国政府还不知教案的发生呢！亦可见毓贤的干练了。
毓贤虽然杀人如麻、草菅民命，但毕竟是个洞察民情的亲民之官。他知道这些教案的详细情况。所以当德军借口入侵，山东全省鼎沸而北京朝廷又一再为洋人所迫，严令“剿匪”以安“教民”之时，毓贤和他的顶头上司李秉衡及李的继任人张汝梅，都有了心理矛盾。他们明知在“民教冲突”的两造之间，“教方”（尤其是“吃教”者）仗入侵洋人之势，并非皆是善类；而“民方”亦非打家劫舍的真正盗匪，如诬以盗匪之名妄加诛戮，非但有欠公允，尤恐激民成变，不可收拾——因为那时纵曹州一地即有大刀会众十余万人；冠县一县的义和拳拳会群众即有“十八团”；茌平县治下有860余庄，习拳者遍布800余处。将如此广大的群众诬蔑为匪，妄加诛戮，官逼民反，不得了也。因此纵是屠夫鹰犬般的毓贤，面对此一实际情况，亦有“与教民为难者即系良民”之叹。（此“即系”二字是否为“原系”二字之抄误，尚有待另考。）
根据他们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三人都主张分清善恶，剿抚兼施。当毓贤于1899年继任山东巡抚时，他就公开宣布“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三大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结社颁予“毓”字大旗，改组成为政府正式认可的义和团了。其实大刀会当时的声势亦不在义和拳之下。毓贤之所以舍大刀而取义和，是因为“义和团”较“大刀团”雅顺多矣。毓贤虽喜欢大刀，但是他毕竟是个监生嘛！
这一来义和团在中国历史上也就褒贬难分了。
二、列强刺激·太后玩火·端王窃政·群运出轨
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
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年，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实在是与当时山东巡抚毓贤的三原则分不开的。前文已偶及之，毓贤的三原则是：“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老实说这三个原则本没有错，错的是他在把抽象的原则具体运用时不得其当，这就要出毛病了。
就以“民可用”这一条来说吧！当年列强对中国所做的赤裸裸的侵略——尤其德国人在山东，俄国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已激起中国全民的公愤。德国人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已极，而德皇为皇弟海因利盍亲王（admiralprinceheinrich）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之送行训辞，说什么“shouldanyoneessaytodetractfromourjustrightsortoinjureus,thenupandathimwithyourmailedfist”[原文英译载1897年12月26日《伦敦观察报》（londonspectator）]。那时我方奔走交涉的大员之一翁同龢，在其日记上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这一“挥拳”演说，那时是腾笑欧美的。世人固对德皇之横蛮嗤之以鼻，而对我华人之不争气也是怜而鄙之。此事当时对我国我民之刺激，亦至深且痛。斯时在巴黎冷眼旁观之法国史家柯利厄（henricordier），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加于华民之刺激“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见柯著《中西关系史》，卷三，第365页。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第111页。）
至于德军当时在山东之横行，更是笔难尽述。当地百姓如对若辈稍事抵抗，动辄全村被焚，老幼难逃。某次在鲁东日照县，有一极小的民教冲突，在当地士绅出面试行调解之时，五位在场士绅竟被德军强掳而去，送至青岛拘留所，勒令执行极无理之要求。似此绑票勒赎之行为，使在一旁观察之美国外交官亦为之忿忿不平而报请华府留意。（见美国驻华公使康格（edwinr）致国务卿海约翰的报告书。载美国国务院“外交档”，1899年4月17日。）
俄国在中国东北所犯的罪恶，就更是罄竹难书了。1899年3月某日，俄人自旅顺港违反条约，侵入中国境内征收地税。当地农民召集群众大会并缮具申请书，请求免征，态度极为和平恭顺，而俄军竟突然对群众开枪，当场便打死农民和老弱妇孺94人，伤123人。（据西文《北华捷报》记者的专栏报道。）
1900年7月15日，当俄军于黑龙江畔的海兰泡（俄名“布拉戈维申斯克”）开始越境时，华军稍事抵抗，俄军便一举将两岸华民男女老幼5000余人悉数屠杀，弃尸江中，江为之塞。此一屠杀，中国政府虽未敢深究，欧美媒体却向莫斯科提出抗议，而沙皇政府竟声言是边远驻军擅杀，俄皇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搪塞了事。[见arthurh.smith著《震撼中之中国》（chinainconvulsion），1901年英国爱丁堡出版，第二册，第607页。]其后俄人在江东六十四屯一带和其他城市中的烧杀，据各方报道，死伤华人20余万，本篇也就无法详加叙述了。（见李文海等编《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86年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第297页。）
以上所记只是根据西方官员和记者零星的报道，并非受害华人的夸大。当时如做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则入侵者之残暴，就更是罄竹难书了。笔者不学，曾就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做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如曹州教案中有德国传教士两人被杀，德人借口入侵时被杀之华人，加上中国官府在洋人要挟之下所杀戮之华民，以及民教冲突所造成的死伤，即不下数千人。——假如鬼神之说真有可信，数千枉死冤魂在耶稣之侧、上帝之前，与在曹州殉道的两位神父的幽灵同时出现，互控冤情，在此情况之下，上帝和耶稣又何择何从呢？
不幸的是，在类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史达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是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拼命的，这就叫作“民愤”。当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拼，这就叫作“民气”。这股民气，笔者这一辈在八年抗战的日子里，都是亲身卷入、亲身体验的。老实说，八年抗战就是当年全国人民以血肉之躯，与不可一世的入侵强寇死命纠缠，拼过来的。
朋友，在那庚子年间，八国交侵的时候，全国同胞国亡无日的感觉，实数倍于抗战前夕的一寇独来，尤其是在情况最紧迫的山东和东北。所以这两地区民气最激昂，义和团也滋长得最快。毓贤这个好杀成性的地方官，也深深地体验到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愤，而感觉“民可用”。他觉得与其杀民媚洋，何如“用”民来除教灭洋呢？毓贤这一心态，事实上是与当时西太后以下，那一批在戊戌以后突然掌权而又颟顸无知的满人小贵族的心态如出一辙。他们但知民气可用，要“用”它来“扶清”。他们怎知甲午、戊戌之后的腐烂朝廷，已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以它来“灭洋”，则洋又岂是气功师徒“刀枪不入”所能“灭”掉的？
对民气但知有而不知其用，激起了民气，又没个安全塞可保安全，那就非爆炸不可了。义和团运动也就是近代中国，无数次锅炉大爆炸中的一次。
只能造反，不能保皇
再者，毓贤究竟是个非科甲出身而习于杀人的莽汉。下棋不看第二步，为政不作三思，因此他的“团应抚，匪必剿”的原则，应用起来也漏洞百出。
山东那时是处于王朝末季的黄巾、赤眉时代，饥民遍地、盗匪如毛、邪门盈野。毓贤最初的办法是以杀止乱。但是他纵是个嗜杀的屠夫——他有一个月杀500人，一任杀5000人的纪录——也杀不胜杀，最后改杀为抚。他抚的办法是化零为整、招匪入团（民团）。他纵容，甚或授意，乃至干脆鼓励和认可，并发下“毓”字大旗，由徒弟众多、能呼风唤雨的大邪门，并吞那些只有低级气功，组织能力欠缺，而良莠不齐的小邪门，划一名号，整齐服色，统名之曰“义和团”，以示这些组织是由他巡抚衙门认可的私办民团。
这种以大吃小、化零为整，组织并统一指挥起义农民的办法，原不是毓贤所发明的——那是我们的国宝。试翻我国历代农民起义的历史，且看陈胜、吴广、赤眉、黄巾、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李自成乃至洪、杨的成长和扩大，都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毓贤所搞的与上述情况有个根本上的不同。上述诸大家都是搞革命、造反，以“打天下”为号召的。毓贤统一组织他们的目的却是“招安”，为大清王朝“保天下”。这样就变成抱薪救火了。
第一，毓贤无法真正把“义和团”化为“民团”。农民起义的造反大军，裹胁起来是愈大愈好，可官办民团的容量就有限了。再者造反、打天下、搞革命，是泄民愤、主正义的义士之行，士气极高；而保卫腐烂王朝，助纣为虐，那就义士却步，智者不为了。所以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它不是个正正堂堂的群众爱国运动，而是以烧香念咒或间有“特异功能”的气功师为主导，终于走火入魔的工农兵运动。——它缺少个“伟大、光荣、正确”而成熟的革命党从中指导和策划，因此它搞起“扶清灭洋”“烧教堂、杀教士”，就变成打砸抢，乱来一通了。义和团没个最高指示，在军警也都相率入团之后，连“老佛爷”也对其失去控制，使它真的变成了“拳匪作乱”。发展至此，连老太后也只好丢掉“盆底鞋”，梳上“粑粑头”，化装成农妇逃之夭夭。“拳匪造反”（boxerrebellion）就只有靠洋兵来“助剿”了。——“拳匪造反”原是李鸿章替慈禧推卸战犯责任的外交辞令（见下篇）。
所以毓贤的“匪必剿”的原则也出了大毛病。他不知道“匪”是饥民的化身。饥民在被“剿”得走投无路之时，便入“团”受“抚”，受抚之后还是没饭吃，那就继续为匪，终于良莠难分、团匪并存。而毓巡抚对教民有成见，又没有办外事的经验，不知洋人之可怕，而教民教士与洋公使又恃强欺人。民教冲突中，不论大小事，往往都要劳动位同总督巡抚的“主教”甚至更高的“公使”（在对华文书上自称“本大臣”），来向中国朝廷和地方加油加醋，甚或无中生有、抗议恐吓，弄得中国官方不胜其烦。巡抚衙门仅为教案一项便案卷如山（原档至今仍满筐满篓），忙得不可开交。毓贤一怒乃干脆告其属下府县官吏，把教民控告、教士抗议当成“耳边风”，“当成废纸”。（见李宏生著《毓贤与山东义和团》等多不胜载的第一、二手史料。）
但是毓贤并没有忽视他自己标准中的“团”“匪”之别。义和团中如有不良分子对教民杀人绑票，他也绳之以法，大量诛戮。事实上义和团中在山东早期最有名的大师兄朱红灯和遍身气功的本明和尚，就是因为枉杀教民、窃取财货，被毓贤捕杀的。——有些后世史家对事实未加深究，竟把朱红灯与本明之死划在袁世凯账上，实为误人。然毓贤既有“耳边风”“当成废纸”一类的指示，则抢匪多劫教民，下级官吏时予纵容，也是事实。这样就要引起洋人严重的抗议了。果然在1899年冬季美国公使康格乃向北京总理衙门连续抗议，要求中国政府把毓贤撤职。总理衙门不敢开罪康格，乃于是年12月5日奏请太后把毓贤“开缺”，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并率其新建陆军11000人入鲁镇抚。毓去袁来，义和团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从山东转入直隶（今河北省）和京津地区了。
毓贤和袁世凯的正反两面
毓贤原是慈禧的宠臣，他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是太后所嘉许的，如今受洋人胁迫去职，慈禧亦为之不平。所以毓贤奉旨回京觐见时，太后竟颁赏亲书“福”字以为鼓励，并随即调任山西巡抚。毓贤既受此洋人鸟气，又蒙太后赏识，他一到山西对除教灭洋真的就毫无顾忌，大干起来了，甚至不惜亲自操刀去砍掉洋人的脑袋。可是，这时在山东接任毓贤遗缺的袁世凯，其作风却正与毓贤的相反。
袁世凯是一位比毓贤更为老辣而干练的官僚。甲午战前他在朝鲜即有十年以上办外事的经验。如今虽手握重兵，但他知道洋人还是得罪不得的，为着传教等皮毛小事而开罪洋人，更是得不偿失，亦无此必要。再者义和拳民也不只是反教闹教了事，他们是逢洋必反的短视群众。袁氏所统率的新建陆军是当时中国唯一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在时人的眼里也是一支洋部队——穿洋服、上洋操、吹洋号、用洋枪、抽洋烟、用洋油、点洋灯……无一不洋。如今扶清学洋之不暇，怎能逢洋必灭呢？可是那时山东省内的工农兵群众在洋人和教民的刺激之下，及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位巡抚的暗地鼓励之中，不但反对筑铁路、开煤矿、办学堂、开报馆，并且要砸海关、拔电杆、封邮局……所以袁世凯一来就要扭转这种落后反动的群众行为了。袁氏尤其认为义和拳民的画符念咒、刀枪不入的迷信是邪教惑众，断难扶清灭洋。因此他对“义和拳匪”就主张全面镇压。这时在他军中以候补知府衔实任“营官”的胞兄袁世敦，其剿灭“拳匪”的意志似比乃弟更为积极。所以在他兄弟于1899年冬领兵入鲁时，世敦衔老弟之命，对义和团民大开杀戒，认真剿办。其后不久，山东的义和团就被袁世凯肃清了。
慈禧太后也有个“四人帮”
可是袁氏兄弟在山东的行为却有反于当时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这时清廷的最高决策权掌握在西太后包庇之下的一小撮满族王公贵人之手。尤其是皇族近支和宗室的“载”字辈四兄弟：载濂、载漪、载澜、载勋，以及他们的近亲密友们，更是这权力圈的重心之所在。他们依附于那权力无边的西太后的裙带之上，把持了朝政。以最无知的头脑，最下流的手段，为着最自私的目的，利用一个最乐于暴动的社会基层群众组织义和团来“扶清灭洋”，夺取政权。
载濂、载漪、载澜三兄弟原是惇亲王奕的儿子。奕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子，比他异母兄咸丰皇帝奕只小六天。1889年奕死后，载濂袭爵为惇郡王；而载漪由于过继给一位早死无后的叔叔瑞亲王奕志，也于1894年慈禧六十寿诞时袭爵成为“瑞郡王”。不意“瑞”字被书胥在圣旨上误写为“端”字，将错就错，他就变成庚子年间权倾一时的“端王”了。
[附注]载漪承继的瑞王是奕国还是奕志，《清史稿》和英文《清代名人传》有不同记载，容续考之。
端王的权势还不止于承袭爸爸和叔叔，他还另有西太后的“裙带关系”，并兼任禁卫军虎神营的总兵（师长）——他老婆是西太后弟弟桂祥的女儿，所以她也就是光绪皇帝载湉的姑表妹。——光绪是西太后的妹妹所生。因此在戊戌政变之后，西太后想把光绪“废”掉，再“立”一个新皇帝时，她最后就选中近亲内侄女的儿子，也是载漪的儿子溥俊，时年九岁。溥俊终被册封为“大阿哥”（详见下节）。作为大阿哥的爸爸，则端王载漪的权力，就更上层楼了。
据说为着增强载漪为首的载字辈四兄弟的权力，老太后竟颁赐“尚方宝剑”一把，交载濂、载漪二兄弟执掌，使他两人在朝中有“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这一“尚方宝剑”的故事，当时曾传遍海内外。英文《字林西报》（1898年10月31日）亦有绘影绘声的记载。但其实情如何，笔者因未能细查清宫秘档，只好暂时存疑，以待高明补正。
以上是“四人帮”中老大老二的故事。老三载澜那时也官拜“辅国公”。在那“公、侯、伯、子、男”五等勋爵里，功高不赏的曾国藩不过封“侯”，李鸿章生前只是个“伯爵”，刘铭传只是个“一等男”，都已显贵非凡。“四人帮”身为“王”“公”，其权力地位，岂在话下？何况他们又手握兵权，于拳民入京时载澜亦出任禁军的右翼总兵。
至于载勋，他虽非皇族“近支”，却是一个尊贵无比世袭罔替的“庄亲王”。庄亲王是清初康熙年间八大近支勋臣，世袭罔替的亲王之一。这时的载勋已是第九代的庄亲王。他的门第在北京城内已烜赫了两百余年。载勋此刻则总统禁军，掌握了步兵衙门，与上述他的三位族兄弟沆瀣一气，硬是权倾朝野。
总的说来，这批载字辈的亲贵子弟，都是一批娇生惯养、志大气粗、教育低劣、不谙世情，并无军政经验的纨绔子。这种贵族纨绔子那时在北京是随处皆有的，他们这小小的“四人帮”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而已。但是他们却是围绕在太后四周，所形成的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核心。他们不但是决策人物，同时也是政策的执行者——是现职军官、大臣和参预实际外交的官吏。为了解他们在政府中所发生的作用，且让我把当时清朝政府的权力结构，择要表解一番。
拳乱时期清政府的权力结构
一、极权巅峰的“两宫”：
慈禧皇太后
光绪皇帝载湉
二、朝廷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中的“军机大臣”：
礼亲王世铎（温和而无太多主见的满洲老贵族）
荣禄（戊戌政变时最保守的官僚派的领袖；庚子拳变时却为开明派幕后首领的满族强人）
刚毅（干练而不通时务的保守派，力主重用义和团的满族老官僚）
王文韶（十分衰迈而比较通达的汉族大学士）
启秀（干练而不通时务外情的满族宠臣）
赵舒翘（不通时务外情，保守派的汉族老官僚）
端郡王载漪（西太后最宠信的满族亲贵，“大阿哥”之父，纵在西狩途中，仍被擢升的保守派领袖）
鹿传霖（没太多主见的汉族大臣）
【参见《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与《列传》。】
三、畿辅与北洋军权所在地：
（一）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
步兵营统领庄亲王载勋兼任（掌京师九门管钥，统帅八旗步兵，肃靖京邑，总兵佐之）
虎神营总兵端郡王载漪兼任（掌辖本营官兵以备扈从，车驾蒐狩列前驱）
神机营总兵辅国公载澜兼任（职掌同上）
（二）北洋国防军系统：
武卫五军总节制军机大臣荣禄
武卫中军总统荣禄兼（德式训练的精锐部队，驻京师南郊）
武卫前军聂士成（日式精锐，驻天津）
武卫后军董福祥（原旧式甘肃地方军改编，驻北京城内）
武卫左军宋庆（原旧式毅军改编，驻山海关一带）
武卫右军袁世凯（德式新军驻小站，后入鲁）
【参见英文《清代名人传》《清史稿·兵志》《义和团档案史料》（正续编）、英文《字林西报》及各将领本传。】
四、总揽外交系统行政大权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中的“事务大臣”：
端郡王载漪（1900年6月10日出任总管大臣）
庆亲王奕劻（与荣禄争权而粗通外情的满族元老）
启秀（见军机处表，6月10日随端王入总署）
溥兴（满族宗室，随端王来总署，不通外情）
那桐（原官诸部侍郎，随端王入总署，满族，不通外情）
桂春（三品京堂总署行走，满族）
裕庚（原太仆寺少卿，满族）
崇礼（官协办大学士，满族）
廖寿恒（原礼部侍郎，军机处行走，汉族备位大臣）
赵舒翘（见上节军机处表）
吴廷芬（官户部右侍郎，汉族）
联元（内阁学士，满族，奏保皇帝，被杀）
袁昶（光禄寺卿，满族，反宣战，主剿义和团，被杀）
徐用仪（兵部尚书，汉族，反战、主剿，被杀）
许景澄（原驻俄德等国公使，反战、主剿，被杀）
【参阅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附表，暨《清史稿》诸臣本传。】
五、南北洋大臣暨南北主要督抚将军：
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裕禄（满族，亲贵出身，少年得志，晚年观望承旨，对义和团先主剿，后主抚，兵败自杀）
山西巡抚毓贤（旗籍，抚团、灭洋、仇教，不通外情，兵败伏诛）
陕西巡抚端方（满族，西狩期间护驾有功）
黑龙江将军寿山（满族，抗俄兵败自戮）
盛京将军增祺（满族，驻奉天，即今沈阳，曾招安张作霖）
山东巡抚袁世凯（汉族，力剿义和团，驱拳民自鲁入直）
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汉族，驻南京，力主剿灭义和团，反宣战，与列强签约，东南互保）
湖广总督张之洞（汉族，驻武昌，剿团、反战、东南互保）
两广总督李鸿章（汉族，驻广州，力主先安内，后议和）
闽浙总督许应骙（汉族，驻福州，主东南互保）
安徽巡抚王之春（汉族，驻安庆，主东南互保）
浙江巡抚余联沅（署理，汉族，驻杭州，主东南互保）
江苏巡抚松寿（满族，驻苏州，随刘坤一主东南互保）
【参阅《清史稿·疆臣表》及《列传》。】
志在夺权的“四人帮”，另有暗盘的老太后
读者如稍一浏览上列五表，立刻便可看出庚子年间清朝政治的特点：第一便是那时中央地方、保守开明、北满南汉，分治而不对立的政治形势。
中央最高的决策与否决大权独操于慈禧一人之手。她在朝中所掌握的生杀之权，远超过后来的蒋中正。但是当时在她手掌中的光绪皇帝，其命运虽不如张少帅，但是他这个政治幽灵却为在康、梁影响之下的海外华侨、位高权重的南方汉族疆臣和辇毂之下各国驻华公使同情甚或崇拜。所以戊戌以后的光绪是慈禧的背上之芒、眼中之刺。她不把这个儿皇帝废掉，是食不甘味、睡不安枕的。因此“他（指光绪）要谋害我”这句话，在戊戌之后简直变成她的口头禅，而这个恐怖感也使她害了心理上的“偏执狂”（paranoia）。所以她那时在政治上的第一要务便是“废立问题”。
清制只有皇太后可以“听政”，而太皇太后则无此特权。所以她原是以庆亲王14岁的长子载振来代替30岁的光绪皇帝载湉。此一试探消息一出，不但刘坤一等汉族督抚反对，满族军机大臣荣禄亦表示异议（庆亲王是荣的政敌），连庆亲王父子本人也不愿伺候，而最重要的则是英国公使也公开表示不支持，终使此阴谋泡汤。
再经过一年的准备，西太后退则求其次，就不搞废立了。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于1900年1月24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册封为“大阿哥”（皇太子），以承继穆宗皇帝（同治）。如各方阻力不大，她显然还是要把光绪废掉的。这一次她果然获得满族亲贵（包括荣禄）的一致支持，汉族之中除上海少数绅商（如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之外，各疆臣亦多沉默。但是美中不足的，则是如此“册封皇太子”的大事，各国驻华公使却拒不入贺。西太后此时最怕的不是康、梁领导的海外华侨或汉族督抚，当然更不是革命党领袖孙文，而是列强的驻华公使。她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有此力量来强迫她“归政”，强迫她“退休”，乃至搞阴谋诡计，暗助光绪搞“苦挞打”（像谭嗣同所策划的），把她幽禁，甚或把她砍头。
在这一“偏执”心理的支配之下，老太后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便是如何解除这项最可怕的洋人（尤其是列强驻华公使）对她所构成的威胁。同样的心理状态，也促使她的行为走向另一极端（恕我试以行为科学来解释历史）——她开始相信，只有与她有血缘近亲关系的小圈圈对她最为忠诚。只有生活在这一小圈圈之内，她才有安全感，每晚才能睡得着觉，不致发生梦魇。
朋友，你说叶赫那拉老太太生了精神病吗？非也。那是所有孤单的独裁者所共有的精神状态！不信，你去分析一下诸领袖的行为，你就知道科学论证之不我欺也。至于理论所自出的西方领袖们大同小异的行为，就不必说了。
晚年的慈禧就是掉入这个心理学上的陷阱而不能自拔。她不但对所有的洋人显得paranoia，连替她老人家做了一辈子最忠实的鹰犬的李鸿章和荣禄都不信任了。她把李鸿章下放到广州去“署理”两广总督；在北京，她也另外扶植一个由小亲贵组成的“四人帮”来夺荣禄的权，把荣禄挤得靠边站。同时她对荣禄所掌握的精锐部队武卫中军也不信任，而把荣禄也掌握不了的杂牌军——董福祥的“甘军”调入京城，来和载勋、载漪、载澜所统率的禁卫军协同保卫畿辅，并牵制荣禄的嫡系部队。必要时老太太自己也可直接指挥各军，来搞一番扶清灭洋。
至于载字辈“四人帮”的迅速崛起，自然更是老太后的杰作。不用说职司京师卫戍的数万八旗军都掌握在他们手里——据英文《字林西报》获自曾侯（曾纪泽，文正公之子）府内的消息，当时载漪所直接指挥的虎神营即有枪兵一万人。属庆亲王奕劻指挥的则有五万人之多。庆亲王当时是众所周知的荣禄的政敌。他所节制的武力可能包括载勋的九门提督和甘军全部。连专掌财权的刚毅也可掌握有12000名枪兵。（见该报1900年5月16日专栏。）
这项卫戍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属于首都卫戍司令。谁掌握了这项武力，谁在首都就有生杀之权。所以西太后和她的“四人帮”，后来在一怒之下便可把出言忤旨的五大臣牵往菜市口斩首。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eler）也是在街上被载漪的虎神营章京恩海打死的（详见下篇）。至于在庄王府前广场被砍头的千百个“教民”（包括妇孺），那就不必谈了。
既有军权，枪杆就可出政权。从暗到明，挟天子以令诸侯，最高决策机关军机处也一直掌握在他们手里——原先最有权力的军机大臣荣禄，一直在“病假”之中，居家养晦。（见《荣禄致四川总督奎俊书》，《要录》有节录，第13页。）
1900年（庚子）6月10日，端王载漪并被派入总理衙门为总管事务大臣，连庆亲王也得靠边站。（见1900年6月10日《上谕》，载《史料续编》（上），第596页。）
军、政、财务、外交大权都集中到以西太后为首的一小撮满族亲贵之手，剩下的如何掌握义和团运动这个政策，别人就更无法置喙了。
“命大”的西太后
慈禧太后是统治大清帝国48年之久的女主。在过去两千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里，除掉她本朝的康熙、乾隆和西汉的武帝之外，也没个男主比她统治得更长。所以，她深通统治的艺术。但是她有个缺点——她不懂外交，内交内行，外交外行。这不能怪她，因为她所主持的中央政府，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外交部”的中央政府。早期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英法联军烧掉圆明园（1860）以后才建立的。辛丑条约（1901）以后改称“外务部”，在洋人胁迫下成为“内阁第一部”。这个第一部的荣衔一直到国民政府成立，才让位给“内政部”（清朝叫“吏部”）。
我们这位女家长早年把《三国演义》背得烂熟——可能都是习自京戏的剧目。据说当年多尔衮入关时，他的政治学教科书也是一部翻译成“清文”的《三国演义》。但是在《三国演义》里学不到19世纪的国际外交。所以，慈禧对早期外交的决策全靠她的小叔子恭亲王奕，晚期则靠北洋大臣李鸿章。——奕和李鸿章两人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但他两人都不失为19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奕于1898年老死之后，鸿章就变成西太后在外交上的第一位谋主。在庚子年初拳乱刚起之时，老太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听信亲贵谗言把鸿章下放到广州去。
慈禧以极高明的政治手法来“安内”，却以最愚蠢的外交头脑来“攘外”。她不但对国际局势懵然无知，甚至连最起码的讯息也无法掌握。最后竟然被一记假情报惊破了胆（见下篇），连下十二道金牌到广州去找李鸿章，而李又迟迟不归。老太婆在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之下，以王婆骂鸡的村妇放泼行为，伙同“四人帮”，放纵义和团来和洋人一拼……要悬赏杀尽中国境内所有的洋人，并对十一国同时宣战……如此胡来，她老人家最后还能全尸，也算是“命大”了。此是后话。
太后阳剿阴抚，总督后抚先剿
前节已言之，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到直隶（今河北省）去的。在义和团北上蔓延之初，西太后对处理拳民的政策原是举棋不定的。她一面听信毓贤的“民可用、团应抚”的忠告，想利用拳民来驱逐洋人；另一面又怕洋人干涉，不敢公开庇护拳民，因此朝廷政策就弄成个阳剿阴抚的局面。在一连串的上谕里，朝廷都不断告诫疆臣说拳会有“良莠之分”。对“不逞之徒”固应剿办，但是一般“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所以官方剿匪，只能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见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二月十一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6页。）这一来，朝廷便公开表示民间组团是合法的了。
但是在1900年6月之前，那两位首当其冲的地方官：山东巡抚袁世凯和直隶总督裕禄，都是一意主剿的。两人之中以袁世凯尤为坚决。朝廷当权派对袁不敢轻动。为着杀鸡儆猴，乃把世凯之兄袁世敦加个“纵勇扰民”的罪名革职，并驱逐回籍。
但是袁世凯并没有被朝廷吓阻。他抗疏力辩说拳会“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毁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他认为莠民习练邪术，不论是会是团，必酿巨患。私团官练（如毓贤所条陈的办法），断不可行。所以，他主张彻底剿办。（见前书第95页）
袁世凯有何胆量敢如此忤旨抗命？盖义和团当时已闹到十一国驻华公使联合抗议的程度。死掉两个德国传教士已弄到胶澳不保，举国惶惶。1899年除夕，又有一个英国传教士卜克斯（revbrooks）在山东为拳民所杀，岂不是火上浇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对义和团全面镇压。而且，他手握重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还是他与力主剿匪的华南三督声气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当然在剿拳行动中，他也给予朝中当权派足够的面子，说他所剿者均是盗匪冒充的“伪义和团”，非真正爱国反教的“真义和团”也。
在袁的督饬之下，他的部将张勋、曹锟等则日以诛戮为能事。张勋那位在民国初年曾拥溥仪复辟的“辫帅”，即有在一日之内杀掉“黄巾红兜”的“拳匪”500余人而受袁巡抚重赏的记录。（见《阳信县令禀》，载《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第659—661页。）
山东的义和团是被袁世凯赶尽杀绝了。可是拳众北窜进入直隶，直隶总督裕禄却慌了手脚。裕禄原与袁氏约好对“拳匪”南北夹击。庚子春初，他的确也曾命令驻津的聂士成的“前军”出剿，杀掉不少“拳匪”。可是渐渐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帮”崛起、太后护团转趋积极、他的老靠山荣禄已逐渐靠边站的形势，他的“剿匪”政策也就开始动摇了——由剿办到纵容，再到包庇，最后他就干脆投靠了。既靠之后，他的总督衙门就变成义和团的招待站。两位草莽出身的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亦啸聚徒众三万人建起“天下第一坛”，祭起关公、周仓、诸葛孔明，烧香念咒，表演刀枪不入。裕禄为讨好朝廷，竟拨饷银20万两（其后西太后亦加赏10万两），敦请众师兄率团来津，扶清灭洋。张、曹二酋竟亦由裕禄保荐，挂一品衔，分乘一品高官的“绿呢大轿”，堂哉皇哉地直入节署，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欢，分庭抗礼。裕禄并打开军械库，一任此乌合之众自新式器械中自择所喜。在张、曹二师兄祐护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设坛，头裹黄巾，腰系红带，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悬挂红灯，奉迎仙姑下凡，诛教灭洋。烧教堂、杀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时俱来。
裕禄这一转变乃导致山东拳民大量涌入直隶。东入天津，西据涿州，南占保定。焚香念咒，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乃至搞“均粮”“吃大户”，乱成一片。山东之团既来，直隶之团亦起。入团群众除工农兵之外，绅商官吏亦均相率参加——其中尤以十来岁的青少年最为积极。各州各县、各村各镇，均纷起组团，设坛练技。义和团小将们更是四处串连，“闹教”“打教”了。
义和团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区和保定涿州一带已闹成红旗一片之时，那些住在北京使馆区东交民巷（义和团后来把它改名为“割鸡巷”）之内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悬赏捉拿的“洋人”，当然也紧张起来。他们十一国之间的使领侨民和教士当然更是函电交驰。协商会议，调兵遣将，忙成一片。他们既要自保，也想浑水摸鱼，则“八国联军”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细论之。
在此混乱期间，身居“相位”的荣禄，虽在开刀养病（据说是足疾，由西医开刀），当然对太后意旨、朝中空气，更看得清楚。因此当义和团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带蔓延，北京城内的响应者亦正蠢蠢欲动之时，他也将原在各该地驻防的武卫中军的主力，以保护铁路为名一一调开，以免与拳民冲突。
当时的各路清军（包括董福祥的“甘军”），由于历史性的对立与职业性的嫉忌，与义和团、大刀会等教门都是势不两立的。如今防军主力一撤，团教乃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少数防军剩余部队反而成为他们追杀的对象了。5月24日武卫中军的一位分统（旅长）杨福同率步骑兵百余人往涞水县一带巡逻，义和团师兄满立和尚乃率众千人设伏围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众乱枪刺死，“脏腑皆出”。（见《史事要录》第110页，引抄本《闻见录》及《畿南济变纪略》。）于此亦可见当时拳民猖獗的情况了。
在杨分统被杀的同时，另一支拳民万余人则侵入保定。这时“卢汉铁路”（自卢沟桥至汉口，亦即今日京广铁路的北段）正在施工。当地有外籍专家和传教士暨家属数十人。义和团一旦串连到此，官方不加阻遏，当地青少年乃群起响应。一时黄巾红带满天飞，秩序大乱。这批洋专家和妇孺闻风落胆。中国地方官不愿也无力保护，原遣的护送兵丁又半途加入义和团倒戈相向。他们走投无路，四散逃命。这群洋专家连家属妇孺原有41人。最后逃入天津租界幸存者9人，轻重伤23人，余9人则终无下落。据幸存者追忆，其逃难之惨状，有不忍卒述者。（见《字林西报》1900年6月6日暨13日专栏报道。）
官方对拳运既失去控制，拳民的群众行为也就越轨了。5月27日拳民三万人乃冲入涿州府。知府衙门被霸占之后，涿州知府龚荫培守城无力、弃城不敢、殉城不甘，因而他想出个聪明的办法——绝食对抗。在那个专制时代，地方官守土有责。城池失守，不论陷敌陷匪，守土者都例当殉职。失土而不死节，其结果也是正法砍头。如今朝廷政策既剿抚不明，殉城而死或正法而死都嫌冤枉。龚大人来他个半死不活、可死可活的绝食抗议，对朝廷、对拳匪，都不失为装蒜自保之道也。——做官搞政治，要有点鬼聪明啰！
涿州是当时京师的门户。乾隆爷下江南时曾许为“天下第一州”。上溯往古，它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乡；下及民国，它也是傅作义将军死守、张学良少帅猛攻的历史名城。此时也是足与北京城共存亡的咽喉要塞。如今既被三万黄巾所窃据，官军旅长被杀，守土之官也在绝食待命。事实上他们现在都在向朝廷的当权派摊牌：你大清王朝对洋人，究竟要和要战？对扶清灭洋的义民，究竟要剿要抚？总得有个抉择，有个交代！朝廷年来的浑水政策，总得有个句号！
和战必须决定，剿抚不可再拖
其实事到如今，关于和战、抚剿的抉择，地方与中央、满族与汉族之间，早已泾渭分明。南方的汉族督抚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朝中有嘴无权的汉族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主祭祀宴饷之官）袁昶、吏部侍郎（前驻俄德公使）许景澄——后三人均兼总理衙门事务大臣——皆坚决反战主剿。后来此三大臣也均为主战派所杀。
此时朝中满族亲贵（除荣禄称病不愿表态之外）在载字辈“四人帮”，尤其是端王载漪和协办大学士刚毅的领导之下，连82岁高龄的大学士徐桐（汉军旗）与其子皆坚决主张抚团开战。其中尤以少年亲贵贝勒者流，呼嚣抚团灭洋，已至疯狂程度。
笔者此处所言汉满、和战之分，并不是说主战派中无汉人。李秉衡、赵舒翘皆汉族大臣也。主和派中亦有满人。主和被杀之五大臣中，内阁学士联元即是进士出身的镶红（汉军）旗人。在和战争论中，联元坚持“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又说“甲午之役，一日本且不能胜，况八强国乎”？遂为端王所杀。另一主和派户部尚书立山（蒙族），因在太后之前驳载漪“民可用”之论，说“拳民虽无他，然其术多不验”，也以言祸被杀。（以上均见《清史稿》本传。）这些都是多数中无权的少数，其言行无足重轻也。
因此，在涿州知府龚大人的绝食待命期间，对和战两策还在踟蹰之间者，唯慈禧老太后一人而已。她个人的一念，立刻便可决定这架和战天平两端的轻重。
慈禧不是个笨人，在理智上，她未尝没有想到联元的名言。一国且不能敌，况八国乎。事实上南华四督的电报和被诛三臣生前的忠谏，说得都比联元之言更彻底、更可怕。但是她毕竟是个知识有限的老女人。她怕洋的理性，始终敌不过她恨洋的感性。加之她始终对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存有幻想。在涿州被拳众所据时，她就派军机大臣赵舒翘、顺天府尹（今北京市长）何乃莹与刚毅于6月初相继去涿州视察，一探究竟。赵到底是个进士出身的高知，他因此与何市长都对众师兄能否“灭洋”存疑。可是继至的刚毅则对刀枪不入的气功表演大为折服，认为是神术可用。（见《清史稿·刚毅传》，及其他杂著。）
刚毅是太后的红人，也曾是舒翘的恩人，赵氏回朝怎敢顶撞刚相？聪明的何市长自然更会顺风驶舵。太后一旦对调查所得的结果，如说“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如予以“上等军械，好为操演”，就可以化为劲旅抗御洋兵一类的报告，稍加默认色许，义和团运动就进入北京了。
义和团进北京
北京城内发现义和团是庚子4月（非另有注，本篇都用阳历）的事。但那是城内居民响应外界的组织。间亦有少数来自外府州县入京串连者，然为数有限。城防军警亦曾奉命严缉。可是自刚毅于6月中旬回朝复命之后，京外州县的义和团就大举入京了。一般都认为团众之来是朝廷导之。义和团本身也认为是“奉旨”入京“闹教”的。因太后颁发奖金，他们要进京领奖！
义和团开始大举进入北京的日期大致是1900年6月10日（阴历五月十四日）。这个日期很不平凡。此日端郡王载漪也奉旨出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的死党启秀、溥兴、那桐也同时受委。（见是日《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596页。）这就说明了“四人帮”夺权已完全占领了大清帝国的外交部。主和派在外交政策上，已无转圜余地。（详见下篇）
驻天津各国领事和海军将领也组织了一支拥有2066人的“联军”——这是后来八国联军的先头部队，由英国海军陆战队队长西摩（edwardh.seymour，或译薛慕尔）率领，也在这天自天津乘火车开往北京，声言加强东交民巷的防卫，保护十一国公使。他们车行至杨村，由于铁路为义和团所破坏，进退不得，乃被奉命前往阻遏的聂士成军连同当地团民所包围。这是中外第一次武装接触。这一冲突不论何方胜败，皆无退路可走。清兵若败，则联军便长驱直入北京，就不得了也；洋兵若败，则援军必至，就更不得了也。事实上最后便是这个更不得了的结局（见摩尔斯前书，卷三，第213—214页），下篇再慢慢交代。在北京方面，四郊的义和团，便是在这一天大队涌入北京的。
义和团好汉是何等样人？我们不妨伫立街头，看看热闹。《庚子记事》的作者仲芳氏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抄与读者共赏如下：
……团民自外来者，一日数十起，或二三十人一群，四五十人一群，未及岁童子尤多，俱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均以大红粗布包头，正中掖藏关帝神马。大红粗衣兜肚，穿于汗衫之外。黄裹腿、红布腿带，手执大刀长矛、腰刀宝剑等械不一，各随所用，装束却都一般……
其实仲芳先生所看到的只是武清团、永清团、香河团……的一支。这一支是红巾红旗的“坎字拳”。那支被张辫帅杀掉的黄巾黄兜的是“乾字拳”，另外还有黑的白的，他还未见到呢！（参阅《拳匪纪事》）仲芳先生也笑他们是粗衣粗布粗笨之人。
6月初有义和团万人整队入城。九门提督着了慌，闭门不纳。双方正相持不下时，忽有差官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开门，守城者不敢违，拳众乃一拥而入。自此九门大开。拳众自四方涌入北京，日夜不绝。经旬而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家家念咒，处处设坛。最后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参阅《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06页，及《要录》第144页。）
此时端王庄王都有大师兄随侍，随时表演特异功能。据说李莲英曾引拳师去颐和园表演，并于6月9日护驾还宫。太后对拳艺大为折服，并亲自习画“灵符”云云。（散见阿英编《义和团文艺选辑》中，诗文随笔等杂著。）奉太后懿旨，所有入城的十万义和团，都由庄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统一指挥，由载漪、载澜等三兄弟从中协助。义和团入城第一步便是去庄王府中“报到”“挂号”。关于战防的地点和时间，要听候上级“转牌调遣”。（见《庚子纪事》）当时“坎字拳”大师兄便住在庄王府内，上听庄王调遣指挥，下对徒众发号施令。（见“军机处杂件”坎字老团大师兄德，6月25日《通知》，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618页。）那时众师兄用以杀人的那种形状奇特的“大刀”，其图案后来被洋人摆成abc字母，用为污辱华人的象征。谁知用久了竟变成一种“东方艺术字”，在今日海外华人社区的招牌上、广告上、名片上，仍随处可见，然使用者已不知其历史根源矣。
杀人放火的收场
试问义和团小将十万人，如今摩拳擦掌挤在北京城内，意欲何为呢？曰：他们来此为的是“闹教”，为的是“扶清灭洋”。
义和团把他们镇压的对象，据说分为“十毛”。老毛子、大毛子是遍体黄毛的洋人，杀无赦；二毛子是教民，教民允许退教，不退教亦杀无赦；三毛以下则是用洋货，行洋礼，崇洋、让洋……等而推之。
义和团要杀掉他们的“一龙二虎”。一龙者光绪爷也，二虎者搞洋务的李鸿章、奕劻也。所以，迅速窃政的端王就要自己掌握外交系统，使奕劻老叔靠边站了。据传闻则庄王载勋的阴谋更大，他计划率领众师兄入宫去把一龙干掉。
这还是比较文明的上层。那些设坛长街，十万人摩肩接踵，歹徒再乘间闹事，一呼百应，群众兽性大发，烧杀奸掳，一时俱来，北京城就秩序大乱了。
义和团在北京之烧也，始则逢“洋”必烧。6月16日拳众在大栅栏焚烧“老德记”西药房。一时火焰冲天失去控制，左右前后，烈火延烧三日不灭，把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一带，千余家（一说四千家）巨商大铺，焚成废墟。正阳门楼亦被烧塌。京师24家铸银炉厂亦全被焚毁，北京市所有钱庄银行因之被迫歇业。通货既不流通，市场交易全停，一夕之间，北京就不是北京了。（见6月18日《稳定行市事上谕》，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604页。）
义和团在北京之杀也，是从杀教民开始的，他们集体残杀教民的屠场，便是庄亲王府前的大院。在这空阔的广场之上，他们一杀千人。真是人头滚滚、尸积如丘、血流成渠啊。（见《义和团史料》上册，第50页。）
迨教民为之赶尽杀绝，幸存者则逃入使馆区和西什库大教堂，依附洋人，筑垒自保。教民既绝迹，义和团便捕斩私仇，滥杀无辜。市民被他们以“白莲教”三字狱砍头者，为拳民趁火打劫而烧死戮死者，军团相斗、军军相杀、团团武斗而暴尸街头者，尤不计其数。天热尸腐，臭气冲天，全城鬼哭狼嚎。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儿童曾仿制“断头机”（guillotine）为玩具——真正的“以杀人为儿戏”。庚子夏天的北京城，尤其是庄王府前的广场，天天杀人，虽妇女儿童亦所不免，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类屠宰场啊！与北京这个屠宰场相比，巴黎瞠乎后矣。
至于庚子夏天发生于北京的奸和掳，则禁军、甘军也是首恶啊！妇女被奸被杀的无法统计。而商户被抢被劫的，则1992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洛杉矶暴动，相形之下，也是小巫见大巫啊！我们的义民和军人，在洗劫北京商民之后，摆出兴隆的“跳蚤市场”，把赃物公开拍卖呢！（见《要录》第190页，引《史料丛编》及《档案史料》上，第20页。）
抢掉商户不算，像吏部尚书孙家鼐和大学士徐桐那样的深院大宅也不能幸免。徐桐固为义和团保母之一也。他在被抢之时，义和团小将还把这位“老道”（徐的诨名）拖出公审。80岁的老进士只得跪地哀求，才幸免殴辱。
总之义和团运动发展至此，是完全出轨了，出轨到“四人帮”自己亦惴惴不安，他们自己的亲友也性命难保。7月初，清军副都统（一“旗”中的第二位高官）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13口，竟为义和团寻仇全部杀害。庆恒是二品高官，又是满族，且系载勋、载漪的好友，而一家被杀，两位王爷皆不敢深究。终以凶手为“伪义和团”而销案，可见义和团此时的声势了。若非清军打败仗，八国联军入京“助剿”，任义和团如此发展下去，则老太后“四人帮”本身是否控制得了，犹在不可定之天也。
义和团和各路清军在北京抢够了，杀够了，再分头攻打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来助兴。他们已把一半北京夷为平地，另一半则有待于八国联军之接班，而继续其奸掳焚杀之余孽矣。呜呼哀哉！我们写历史的人，拿着原子笔空着急。眼看历史一幕幕地重演，又从何说起呢？
三、慈禧太后向十一国宣战始末
1900年庚子，6月中旬，当北京城被十万义和团小将和他们的主使人庄王、端王烧得烈焰蔽天，杀得血肉满地之时，慈禧老太后对义和团的抚剿政策还是模棱两可，没个明确的抉择。她对那日夜逼她在和战之间表态的西方列强，更不知如何是好。老太后并不是个糊涂人，她知道义和团那套魔术既不能扶清，更不能灭洋，虽然她自己也在日夜“念咒”。
至于洋人的凶狠，她在做姨太太时就已领教过了。1860年（咸丰十年）秋9月，那时年方25岁的懿贵妃就被英法联军赶出圆明园。据当年西方的传说，她逃得如此惊恐和仓促，连她最爱的一窠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
此一故事或为西方媒体的渲染。但是狮子狗这个可爱的小宠物（现在纽约市价至少每只500美元）和许多东方的珍禽异兽，后为西人所宠爱者，每多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未被烧死的“烈士遗族”。笔者早年留美，在纽约动物园中，就见过源出圆明园的四不像。
那时娇贵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夫秋狝北狩。青年丈夫一气殉国。读者们看过大陆演员刘晓庆扮演的美丽的小寡妇吗？她多么可怜。夫仇国恨未报，守节抚孤40年，到如今还要受老仇人的鸟气，老太后其恨可知，但是其内心的畏葸，也就不难想象了。不幸的是她现在已堕入自己一手培植起来的亲贵“四人帮”的包围圈中而谋主无人。更不幸的则是正当她在歇斯底里、方寸已乱的情况之下，忽然晴空霹雳，收到一封“蒋干”偷来的绝密情报，说洋人要逼她“归政”，痛哭之余，老太后自觉反正是死，就不如干脆“拼”掉算了——这是一出《三国演义》上“蒋干偷书”的假戏真演，才使老太后决心攻打使馆区，杀尽在中国所有的洋人。欲知其详，还得从她于6月9日自颐和园还宫说起。
甘军惨杀日本书记
慈禧在颐和园长住时期，她本人原有一支数百人的贴身卫队。他们使用的也是当时最新式的后膛钢枪。但是这几百个青年士兵既然在美女如云的后宫和御园之内担任警卫，他们如是生理无亏的健壮青年，那就太危险了。所以这支卫队是由太监组成的。太监怎能持枪作战呢？因此慈禧一旦还宫，她就把董福祥的甘军调入北京内城，作为她内城的宫廷警卫。
这时担任北京九门城防的禁卫军和在街头日夜巡逻的义和团大刀队，均在端王、庄王的掌握之中。纵是太后想制止“拳匪”在北京一带烧杀抢劫，已渐觉力不从心。——虽然“拳匪”一词，仍随时见于《上谕》（用皇帝名义）和《懿旨》（用太后名义）。
甘军是有实地战场经验和赫赫战功的劲旅，非义和团和九门禁军所能望其项背。所以太后曾一再召见董福祥，慰勉有加。董福祥亦向太后保证，他既能“杀外人”，也能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不用说，甘军就是慈禧的一张王牌了。谁知甘军入城的第一天就错杀了（东）洋人而使太后无能为力。原来董福祥的甘军也是西北一支纪律最差的土匪军，视杀人放火如儿戏。如今拱卫京师，独承天眷，那就更肆无忌惮了。因此当甘军于6月11日（阴历五月十五日）奉命开入永定门时，适值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乘车出门公干。双方相遇于途。董军营官乃喝问：“何人？”杉山彬自觉是外交官乃据实以报。谁知他碰到的却是一支无知的土匪军。未待他说完，这营官便抽刀向前，直刺其腹，就把杉山彬一下杀掉了。残酷的士兵一拥上前，不但把杉山彬尸体支解，并剖腹去其脏腑而实以马矢，弃之道旁。（见柴萼《庚辛纪事》）
杉山彬之死立刻成了国际新闻。驻北京各国使馆人员和各教堂内的传教士人心惶惶、个个自危。中国教民一向被拳民呼为“二毛子”，其罪仅次于“老毛子”（黄发洋人），当然更自知大祸临头。而一些仇洋反教的群众则颇为积忿得泄而鼓掌称快。
李鸿章、袁世凯是关键人物
杉山彬之死不用说在五大洲都引起震动，在世界名都各大报刊的报道中，不是头条也是花边。这消息也引起中国皇宫内廷的不安。很显明地，如今《马关条约》墨沈未干，李鸿章在日本被刺的枪疤犹在，怎能再杀个日本外交官呢？
老太后慌了手脚，她除专派荣禄和启秀向日本使馆道歉之外，并召见董福祥与载漪加以申斥。可是福祥的面奏和载漪的帮腔，终使慈禧内外交煎也处置不了。福祥说他一人如受罚是罪有应得，但如因此把他麾下的甘军激成兵变，则京城治安就大有可虑了。——聪明的慈禧当然体会到，这时的京师是抓在他两人的手中啊！他两人如联手不听“老佛爷”的话，则释迦牟尼也无计可施啊！为杉山彬之死而惩凶的谕旨也只好不了了之。
据说福祥与载漪从陛见退出时，载漪拍福祥之背，并跷起大拇指，大夸福祥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见《清史稿·董福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