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泰氏在定远舰上向未参加过军事会议。他不够资格嘛！这也是他在书中公开承认的。在他们众舰长必然都参加的军事会议里，原议是否是“纵阵”（lineahead）？纵为“纵阵”，是否一定不能改为“横阵”（lineabreast）？原议详情，后人不知也。泰乐尔当时不够资格过问此事，因此他在当时亦不知也。30多年之后，重要当事人死绝了，他才著书编造，漏洞百出。我辈治史者，能有疑处不疑？！
[附注]其实此一变纵阵为横阵之命令，据戚其章所获原文件，实出自丁汝昌的直接口令。泰氏毫无所知，实是信口胡说。
第二，变换阵形，事关十舰，左右数千码，是何等大事。这种变换，丁汝昌、汉纳根近在督战吊桥之上，林泰曾总兵（师长）近在邻船，居然都未看到，只有他这一无职守的营混子、无事忙发现了，由他来提出警告，三位正副主帅才听他建议来匆忙改正。他是老几？！这分明是一派谰言！
第三，丁汝昌不能实际指挥作战，骑兵出身的汉纳根原是炮台工程师，对海军也是外行。指挥主力舰作战的司令官原是一种最高级的“技术官员”（technocrat），所用专业技术语言，在早期中国，全属英语，日本亦然（此亦泰乐尔自觉神气的主要原因）。所以中日黄海之战时，双方实际指挥官皆为副帅。在我方为副帅刘步蟾，在日方则为副帅东乡平八郎——这两位格林威治的老同学。步蟾恃才傲物，他把个真正的英国海军司令琅威理（上校）且视同无物，怎能把这个营混子、小水手，自称“备役中尉”的泰乐尔放在眼里呢？！泰乐尔吃气在心，所以后来著书，乃一意以骂刘为职志。其含恨之深，诬蔑刘步蟾之刻毒，简直匪夷所思！笔者因限于篇幅，未能多译。须知定远当年是我军旗舰，在这一庄严军营之内，士卒途遇主帅，是要“目迎八步、目送八步”的。泰乐尔在其书内把自己写成一个跳梁小丑，三位主帅都听其指挥，最后竟至厉声辱骂（curse）司令官。自我膨胀，一至于此，真是不要脸至极！
第四，纵阵、横阵之优劣，在当时海军操典上，原是各有其说的。至于阵形之变换，令旗一扯，一个立正向左（右）转，横阵也立刻可以变为纵阵。其他如由单行变双行，由方阵变圆阵，双向行驶，忽前忽后，忽快忽慢，在重洋之上，指挥作战，依敌情变化而判断之，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斯皆主帅之责，偏末小卒，何能了解呢？泰乐尔这个“洋营混子”，纵在晚年著书，对此仍一无所知也。他小学未尝卒业，常识不足故也。但是这洋瘪三信口编造成篇，居然骗了我国并不知兵的史学界至数十年之久，亦可惊矣。
我舰一字排开，敌船锥形突击
当然上述主帅作业，要能得心应手，如臂使指，就一定要将士训练有素，船械设备新颖，才能制敌机先——那时我军船械过时、炮上晒裤，一时颇难做到，可是日本人却做到了。
当敌我于17日中午12时50分接仗时，我十舰排成一字横阵，定、镇居中。定远之左列各舰以次为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四舰。镇远之右则为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也。十舰以六海里时速，排列前进。然两翼尖端船小，速度较慢，以致“一”字渐成弧形。
迎头而来之日舰12艘，则分为前后两队，以“吉野”号等四舰居首为游击队，以松岛旗舰为首，余八舰分两行跟进，是为本队，以十海里时速，向我扑来。
当敌我距离接近八千码时，我方首发巨炮，因炮震桥断，丁提督被摔落于地，身受重伤，口吐黄水，足折不能行。船员乃抬其入舱包扎，丁坚拒不许，遂坐于甲板上过道之侧，督战到底。彼可目睹合船将士操作，船面将士亦可时见主帅所在。
此时日舰距我既近，乃以巨炮还击，并由吉野率领前锋突击队，加快速度至14海里，随即直穿我右翼而过。速射炮数十尊，左右开弓，一时俱发，弹下如雨。我镇、定二主力，直接中弹百十发，死伤枕藉。甲板上之樯桅、瞭望台、帅旗、令旗，以及悬旗绳索，悉被敌方之密集速射炮火轰毁殆尽。所幸由于装甲坚厚，敌十英寸巨弹，亦只能穿甲五英寸，以致两舰始终有伤无险，并逼近敌舰，发炮还击。唯我右翼之小船，尤其是超勇、扬威两舰，不胜负荷。船身中弹数十发，引起大火。我将士虽舍命扑救，终难控制。扬威原在右翼尖端，被迫外驶避炮，不幸受伤过重，火势蔓延，全船尽毁。挣扎愈时，终致无救。全军弃船时，管带林履中蹈海自杀。海上存者65人，卒为我一赶来应援之鱼雷艇救起，驶出战场。
敌方前锋突击队，既以疾驶速射，穿我右翼而过之后，乃再向右急驰，绕过我镇、定二主力之尾部，拟再右旋冲折我左翼，与随后而来之本队八舰，形成包围圈，围攻我定、镇二舰为首之主力，作歼灭战。
然正当吉野二度右转拟自后方冲我左翼时，我平远舰适自大东沟之北部，率鱼雷艇四艘赶来参战。吉野见状，乃舍我左翼，改道扑我平远。我平远管带早知平远非吉野之敌，乃掉头并饬雷艇四散避之。吉野无所获，遂又奔向我舰，拟与其随后绕我而来之敌舰本队围攻我主力、轰沉我辅舰。
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此时敌我鏖战激烈，大东沟上烟雾弥天，风云变色。
当敌舰本队随其突击队冲向我右翼，拟绕我主力做大包围时，我右翼诸舰拼死抗拒，亦发炮如雷。唯此时我超勇炮舰，已受重伤，大火不熄，船身倾斜，敌本队乃以快艇快炮轮番攻之，超勇卒被击沉。管带黄建勋随众落水。当时有人抛长绳系救生圈救之，黄推绳不就，遂随超勇自沉殉国。
我军左翼自吉野折返后，战况亦至激烈。我致远舰拼死抗战，中弹累累，船身已受重伤。致远管带邓世昌见敌船纵横驰骋，率领诸舰进攻，对我舰为害最大者，厥为敌舰“吉野”号。若去此酋，则我军颓势或可稍转。乃伺机取好角度以全速向吉野撞去，拟以重伤我船与敌舰同归于尽。当两船迫近，同沉势在不免时，敌我船员均大惊大哗。孰知致远半途竟被敌方鱼雷击中要害，锅炉爆裂，壮举成空——而该鱼雷原定目标本是定远旗舰，中途误中致远，救了吉野。也是天意。
当致远沉没时，管带邓世昌与合船战士250人同时坠海（后只七人生还）。其时僚属有以救生木给世昌者。世昌推木不就。当年海军将士生活西化，世昌在舰上本蓄有二犬，如今该犬亦随主人同时坠海。此二犬希图搭救世昌，乃衔其臂不令沉没。世昌推去之。此犬竟游回再衔其发以图拯救，世昌终于抱犬同沉。
这一幕重洋之上，活生生的“义犬救主记”，真令人感叹。将来如有朝一日，我黄海血战殉国将士含冤得雪，立碑平反，则此两头义犬，也应该勒石纪念啊！
窃念我人，生逢末世，道德陵夷。数十年友情往往为私心所蔽，为芥末之微的小名小利之惑而竟不惜投井下石，捐之一旦。比诸此犬，真是人不如狗，思之慨然。
世昌死前之激愤，或言与省籍情结亦不无关系。世昌粤人，而当时海军将士多为闽人。临危相救，世昌或嫌闽人对粤人略有轩轾云。（以上故事多采自rawlinson著前书；吴相湘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一辑第六册，《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前引戚其章书与其他若干中西史料。）
济远和广甲的疑案
致远既沉，我舰队左翼顿折。敌舰乃以优势火力与优势速率，轮番围攻我经远。经远不支，终于下午4点40分为日舰击沉，管带林永升阵亡。合船死难者凡272人，生还者只16人。（见同上）
我致远、经远相继沉没之后，所余之济远、广甲二船，如不及时逃出战场，必被击沉无疑。广甲原为我福州自制之木壳铁质千吨小船，本不堪一战。只是广甲撤退时，因管带吴敬荣判断错误而触礁不起。全体船员（包括黎元洪）撤出之后，翌日始被巡弋日舰所毁。
至于济远疑案，则至今不能解。济远在黄海之战时，战争未终，即全舰而返。济远归来如系“临阵脱逃”，则其管带方伯谦其后之被“正法”（砍头），实罪有应得。然该舰如系“力竭撤退”，则在那军中通讯被割，请命无由的情况之下，全舰而归，理应嘉奖呢！
总之，方管带之死，军中哀之，洋员亦不服。敌军主帅亦感惊异，盖伯谦在丰岛之役，以一船敌三舰，表现至为优异也。大东沟之战，济远发炮过多，炮盘为之熔化，而方氏终遭“军前正法”者，显似李老总或小皇帝一怒使然。伯谦之死，是军中无法，未经过“公平审判”（fairtrial）也。人主红笔一勾，小臣人头落地，中古干法也。以中古帝王办法，打现代国际战争，宜其全军尽墨也。在下落笔万言，未开一枪，私衷所欲阐明者，旨在斯乎？！
刘步蟾战绩辉煌
前节已言之，黄海一役，实际指挥作战之主帅为刘步蟾也。步蟾接仗之初，麾下原有十舰。经四小时血战之后，我方有六舰或沉或毁或逃已如上述（另二舰平远、广丙未参战），然此六舰之损失实为器械窳劣所致，非主帅指挥错误有以致之也。以超勇、扬威、广甲各蚊船，置之两翼，置之排尾，其结果不会两样，则纵阵、横阵云乎哉？
四个半小时之后，步蟾只剩四船——定远、镇远、来远、靖远也。其时来远全船着火，梁柱皆曲，已不成船形，犹与敌舰炮战未已。
定远、镇远二舰连续血战四小时有半。二舰共中重炮弹3700余发，遍体如麻。据日人统计，定远一舰独中轻重炮弹即不下2000发。盖血战自始至终，日方即以我二主力舰为攻击重心。二舰被摧，则我势必全军尽墨，毋待三月后之刘公岛也。
定、镇二舰各长300英尺，于四小时内，各中敌炮千弹以上。如此则船内官兵承受如何，不难想象也。泰乐尔即两耳鼓被震破，终身重听。丁汝昌、刘步蟾耳鼓如何，吾人不知也。
我两舰共有12英寸巨炮八尊。四小时中共发12英寸弹197枚，有十弹直接命中。不幸我舰无战场经验，每炮只有“爆炸弹”15枚。其中一枚直接击中敌松岛旗舰，死敌80余人，器械尽毁。伊东祐亨被迫另换旗舰。此12英寸爆炸弹威力可知。
爆炸弹之外，我舰多的是“穿甲弹”，而敌舰无重甲。穿甲弹攻力虽猛，过猛反而无用。我有两穿甲弹直接击中敌舰西京丸。然两弹皆穿船而过，把西京丸凿了四孔，而全船无恙。
我各舰小炮共发482弹，有58弹直接击中敌船。敌舰“比叡”号被我围攻，独中22弹，几被击沉。我一鱼雷亦尝直射敌船，不意此雷迫近敌舰时，竟潜入船底之下，穿船而过。敌人全船大惊，然卒有惊无伤，亦我国运不济，战神捣鬼也。
综计全战局，日人炮多而快，命中率至15%。我舰炮少而慢，然命中率，亦达10%。
敌舰快捷如鲨鱼，要来便来，要走便走，要打便打；不打，我亦不能追击。
然我主力舰则沉重如大海龟，任你捶打，也不会下沉，鲨鱼亦奈何不得。
双方厮杀，难解难分。至下午5时半，我12英寸巨弹只剩下三枚，而伊东深恐天黑，我鱼雷艇逞凶，乃收队而逃。刘步蟾鼓浪追之数海里，速度不及，愈追愈远，乃收队而归。——结束了这场黄海血战。
读者贤达，您读毕上列诸节的真实故事，该知刘步蟾、丁汝昌并非饭桶。大清不亡，我军不败，实无天理，然非战之罪也。我辈臧否先烈先贤，可不慎哉？愿与贤明读者共勉之。
【1994年9月30日脱稿于北美洲】
四、一百年后回看戊戌变法
在一百多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承担了无数次大小“革命”，也有变法。粗浅地说来，“革命”易而“变法”难也。盖革命者，革他人之命也。革他人之命则敌我分明、对象显著，而手段单纯。变法者，变自己之法也。变自己之法则对象不明、敌我难分，而手段千变万化也。毛泽东不言乎：“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别也。敌我矛盾可以一枪了事，人民内部矛盾则抽刀断水，沾涟不尽矣。“变法”者亦“人民内部的矛盾”之一种也。
君不见戊戌之变时有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母子之争，甚至婆媳之争。帝党中有后党，后党中亦有帝党。开衙门、关衙门，纠缠不尽！
苏东坡不也说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苏子这话，并未说透。谈时政、评当朝，当局者固迷，旁观者亦未必清也。不信，到报摊上去翻翻，有几位大家名笔不在自说自话，甚至瞎说胡扯？
但是天下真有天不知、地不知的变法？非也。时间因素不够嘛！等它一百年，再回头看看，自会透明如水晶球。
今且谈谈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
“社会转型”需时数百年
有人或嫌我们“转型”（也可说是“现代化”吧）太慢了一点。君不见日本转型，只需三五十年便可完工吗？其实日本转型是个例外（容后节细论之），其他民族社会转型，均需三两百年始见肤功也。
我国古代的商鞅变法自公元前356年变起，至前221年始皇统一凡130余年，始搞出“秦政法”（毛泽东语）来。但是秦皇“任刑太过”（顾炎武语），再继续向前“转”进。又实验了100余年，至汉武帝以后才慢慢地搞出个“霸王道杂之”（汉宣帝刘询的话）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和重农轻商的大帝国的“定型”来。这一汉家制度的“定型”，一“定”便是2000余年，基本上没有原则性的改变。在始皇前、武帝后这两个定型之间，“转型期”延长至300余年！
近代欧洲社会的转型，实始于14世纪初年（1300）的文艺复兴。一转也是300余年，直至17世纪（1600）之末，才逐渐“定型”；变成以自由个体为社会基础，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财富来源的“资本主义”（capitalistic）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代议政府”（representativegovernment或parliamentarygovernment）来。这一现代西方的“定型”已维持了400余年。可是在1991年年底苏联解体，原苏联各邦同意再组邦联。西欧各国与此同时也正在大搞其“币同型”（commoncurrency），一个新的西方政治社会的“转型期”又已显其端倪矣。——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尚前途漫漫，而当代西方社会又已开始转型，这大概是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必然后果吧！
在近代世界社会转型史中，日本转得最快。1868年明治维新后，不出一代，日本便已跻身世界先进强权之列。这可能是由于维新前，日本的封建制度与中古欧洲封建制的基本形态甚为接近，因此日本一旦实行“欧化”（欧洲式的现代化），则社会发展程序若合符契，所以就一鸣惊人了；另一点则是岛居小邦的关系。西方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起飞”，都是从“小邦”（smallstate）开始实行的[而现在又逐渐走向大型的经济邦联（economiccommonwealth）]；美国独立之初不也是13个小邦的邦联吗？现在亚洲的“四条小龙”还不是四个“小邦”？
我们中国是个有特殊历史和“亚洲式社会”（asiaticsociety）背景的大国，一旦搞起“西式”的“现代化”（简称“西化”）来，凿枘不投，就没有日本搞“西化”，一拍即合那么轻松了。我们搞“西化”，尤其是搞脱胎换骨的“全盘西化”，那就要迂回曲折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慢慢向前爬行了。——康梁变法便是这次爬行中的一小段，搞“全盘西化”的胡适则是另一小段的领袖。
固有文化的“现代”处理
“全盘西化”这个口号多吓人！胡适原来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可是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咒骂之下，这位调和性极重的启蒙大师乃改口说什么“充分西化”和“充分世界化”。其实“充分世界化”这口号大有语病，甚至欠通。“全盘西化”这口号听来虽吓人，但是我们今天如把中小学教科书翻开来看看，其中除掉我们继续用筷子吃饭一些小事物之外，还剩下多少“固有文化”呢？近百年来在教育上，在日常生活上，朋友，我们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是真的“全盘西化”了。
可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就真的一无可取哉？——怎能如此说呢？“中国的固有文化”至少可以和“西方固有文化”分庭抗礼，甚或占“世界固有文化”之一半。怎能说一无可取？只是“文化”加“固有”二字，便属于前一形态或中古形态的文化了。它要经过一个痛苦的西式“现代化”（二次大战前只叫“西化”）的洗刷，才能属于转型期以后的次一形态或现代形态。
我国固有文明里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孔孟之道、四维八德……无一不需“现代化”（包括“科学化”“民主化”）的处理始能适应于次一形态的社会，无一不经现代化处理而能公之于全人类（世界化）的。因此所谓“西方文明”，非本质优于我“东方文明”也。近300年来西风之所以能压倒东风者——包括西方小说之能够压倒东方小说者——“固有”与“现代”之别也。近百年来吾人所见之所谓“西方文明”者，“现代文明”也。他们通过这个“现代化程序”，早于我们300年；而吾人口口声声所说之“东方文明”者，仍停滞在“现代化”前期之“固有文明”也。“固有文明”比诸“现代文明”就相形见绌了。等到东西两个“固有文明”都完成了各自现代化的程序，到那时两个“现代文明”截长补短，才能言其高下。
但是我们如果要把全部“中国固有文明”都加以现代化处理，那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它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分段前进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便是这“分段前进”的“现代化运动”中的一小段——集中于“政治现代化”的一小段。
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
但是康、梁所领导的这“一小段”又是整个的“现代化运动”中的哪一段？
曰：从2000年的中国通史来看，它是第二个“转型期”中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政治改革阶段”。“政治改革”在清末原有“急进”“缓进”二派。急进派以孙文为首。他们搞的是“驱除鞑虏、建立民国”，暴力革命，以美为师。缓进派则以康有为为首。他们主张“变法维新、君主立宪”，和平演变，排除暴力，以英国制为鹄的。——这两派之同时兴起、殊途同归，都是受了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挫败，清廷丧权辱国的影响。在此之前，这两派原都寄望于“同治中兴”（1862—1874）期间及至甲午战前，中兴名臣所推动的以科技为主，以船、炮、路、矿为内涵的新政，也就是所谓“洋务运动”。
这种早期的“新政”，事实上便是我国“现代化运动”中的“第一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再用个最新的名词，那就叫作“四个现代化”吧。
其实搞这四个现代化的老祖宗还不是李鸿章等“中兴名臣”呢！它的两位老祖宗是林则徐（1785—1850）和徐继畲（1795—1873）两位总督大人，尤其是前者。他的幕僚魏源（1794—1857）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开始呼吁改制，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见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版《海国图志》序）。魏之所谓“夷之长技”者，用目前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也就是“科技现代化”，即“四个现代化”。——140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科技现代化经林、徐二公首倡之后，至同治中兴，竟成显学。一时新政云涌，人才辈出，中兴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陈宝箴、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把四个现代化实在搞得有声有色。虽然我们历史家一直在咒骂昏聩淫佚的慈禧太后，把建海军、修铁路（天津到沈阳）之款数千万两，拿去修治颐和园。纵使如此，我们的海军那时在规模上，还是超过日本的，路矿的资源就更不必谈了。自鸦片战败（1842）之后，我们苦苦地搞“四化”，搞了52年之久，纵自“同治中兴”算起也有32年，谁知至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之役，那些坛坛罐罐，被东洋鬼几炮就打掉了。
我们甲午战败（1895），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我们的“祖制”，也就是属于前一形态的老制度。搞“坚船利炮”搞了数十年，至此朝野上下始如大梦初醒。原来没有个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远在80多年前，这也是清末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他们那时所坚持的“变法改制”这个大方向，正和大陆今天的改革开放一样，是历史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时代精神。除了最无知、守旧和自私的少数冬烘之外，基本上是无人反对的（包括慈禧老太后在内）。因此清末在甲午、戊戌（1894—1898）之间，主张变法改制的时论和奏章，真如狂风暴雨，雪片飞来。在当时这类文献里，我们读得最沉痛的，莫过于日本的战胜者，对我国战败者的“劝降书”了。
一封沉痛的日本“劝降书”
在中日甲午之战的后期，我国当时最现代化的北洋舰队，被日方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之时，剩下的几艘残舰，于1895年2月由海军提督（海军总司令）丁汝昌率领退守威海卫，被日舰重重包围，走投无路。当丁提督与他的高级僚属海军总兵张文宣正预备自杀殉国之时，他收到一封敌军主将的劝降书。这封劝降书值得一读。以明国耻，以志其恸，今且节录若干段原文于后：
大日本海军总司令官中将伊东祐亨，致书与大清国北洋水师提督丁军门汝昌麾下：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傍观者审。……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能行于今日乎？[上句或有抄脱之字，否则可能是译者文字欠通顺所致，因此函原稿为英文。]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亡]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原函汉译全文见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
伊东此函作于1895年阳历1月23日。十天之后（2月12日），丁汝昌就自杀了。
伊东这封“劝降书”虽算不得是我国清末变法改制的重要文献，然此书出自把我海陆两军都打得全军覆没的敌军主将之手，它对麻痹已久的中国朝野，简直是一记“震击治疗”（shocktherapy），使战败国人民觉悟到“政治改革”实远比“科技改革”更为重要。因为在此之前，倡导变法改制的虽亦大有人在——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吁请改制，便在甲午战争的六年之前。康之前还有冯桂芬、容闳等人——但是言者谆谆而听者藐藐。同情者固不乏人，认真的就寥若晨星。可是这一次为日本小弟所战败，情况就不同了。再加上伊东这封连劝带讽的劝降书，一朝传出，对古老的大清帝国，真是一极大的震撼。自此以后“变法改制”的呼号乃如狂风暴雨，不可抗拒。康、梁师徒，风云际会，也就一马当先了。康、梁师徒何以会有这样的机运？下篇且把老康解剖一番，自见分晓。
五、解剖康有为
前篇已言之。清末首倡除旧布新，做“缓进派非暴力的政治改革”，康有为并非第一人。在他之前有深入的观察、成熟的理论和悲痛的心情，而主张变法改制者有如冯桂芬（1809—1874）和容闳（1828—1912）等人。甚至在位的李鸿章（1823—1901）也早已有此认识。但是在传统士大夫阵营之内，首先以中西理论相结合，并化理论为行动，不眠不休地以推动变法为职志，结果祸延家国、名扬天下，终以变法专家载记史册的，那就只有一个康有为了。——他是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这场长程“接力赛”中，第一个“接棒”跑其“第二段”的短跑健将。他跑完第二段，才由另一个广东佬孙中山，来接棒跑其“第三段”——那个“急进派政治改革”（用暴力推翻专制政权）的阶段。孙中山“建立民国”以后，问题仍是一箩筐，无法解决，才由胡适来接棒，跑其“第四段”——那个“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文化革命阶段。此是后话。续篇中自另有交代。
可是话说回头。在清末搞“缓进派”政治现代化——其实是“政治西化”（更正确一点地说，则是仿效“英国模式”的“君主立宪”），为什么轮到康、梁师徒来执其牛耳呢？道理很简单，康、梁都是广东人嘛！在清末搞英美式的变法改制，广东佬是得风气之先的。那时候我们内地人把英美诸“夷”还看成只会制造杀人武器的野蛮民族呢！而当时的广东佬耳闻目睹之余，才开始承认野蛮民族的文化和政治社会制度，也远远超越我们呢！康、梁师徒便是当时在南方知识分子集团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
广东、广西两省在我国数千年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上，原是落后地区。盖汉族文化发展，原是自北而南的。广东地居南陲，所以在文化上就落伍了。梁启超说：“吾粤之在中国为边徼地。五岭障之。文化常后于中原。故黄河流域、扬子江流域之地，开化既久，人物屡起，而吾粤无闻焉。数千年无论学术事功，皆未曾有一人出……”（见梁著《康有为传》）。
可是三千年风水轮流转。时至现代，汉家文化萎缩，西学东渐，则搞信奉洋教、变法维新、革命排满的先进分子如洪秀全、容闳、孙文、康有为、梁启超……那就是清一色的老广了。让我们先把这位“康圣人”解剖一下。
解剖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长孙中山八岁。他出生之日正值英法联军入侵（1856—1860）之年。他生后六年，他的小同乡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就亡国了。在他的青少年期，我们那个百足之虫的清朝大帝国，在咸丰皇帝北狩承德“龙驭宾天”，幼主登基、“两宫垂帘”，太平军与捻军相继覆灭之后，居然又搞出个“同治中兴”（从1862年开始）的小康局面来。在一系列“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的通力合作之下，表面看来，这个腐烂的王朝，倒颇有点“中兴气象”——至少政局还算安定。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甲午前夕。
[附注]1883年的中法之战，对国内政局和人民的信心，影响不大。刘铭传在台湾、冯子材在安南，毕竟还打了两个小胜仗，足使当时朝野还保存点幻想。
笔者走笔至此，又要搁笔叹息两声：在同治中兴时期的那一批“科甲出身”的“中兴名臣”，被后来国、共两党的理论家、宣传家，真骂得狗屁不值。可是我们一百年后，再回头看看——那批狗屁不值的翰林、进士、举人（早一点的林则徐、徐继畲、阮元等不提了）如曾、左、李、胡、张（之洞）、翁（同龢）、陈（宝箴）、沈（葆桢）、刘（坤一）等，在后来能找到几位？朋友，你能小视我们的“固有文化”和“科举制度”？不幸的是他们都生在“转型期”中，而属于前一期的形态，不能应付后一形态的发展罢了。——民国以后的洋奴大班、党棍政客，是不能同他们比的啊！——这也是康有为青少年期的文化环境。因此这位“大材槃槃、胜臣百倍”（翁同龢评语）的小康祖诒（有为学名），在乳臭未干之时，就有澄清天下之大志，而自封为“康圣人”了。
享有特权的小神童
他们南海康家，据有为自述，原是岭南的书香之家，世代官宦。他的高祖康辉是嘉庆举人，曾任广西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官，兼管一省民财两政）；曾祖康健昌曾任福建按察使（俗称“臬台”，三品官，为一省最高司法长官）；祖父康赞修是道光朝举人，曾任连州训导（州内管秀才的学官），升用广州府教授（府学内的候补教育长官）。他父亲康达初学历虽低，也在江西做过知县，不幸早死。因此有为早年教育的责任便全由祖父承担了。以上是康有为的直系亲属。其他近支有官至巡抚、知府的。所以有为说他康家，为士人已十三世。“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至有为终成进士。（以上均据《康南海自编年谱》）
因此青少年期的康有为，在教育上是享有特权的。那时的农村里既无学校，更没有图书馆。少数儿童能有私塾可读已是凤毛麟角。纵有幸能进入私塾，而所读的也只是些《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之书。能读毕四书五经，那也就到此为止，其后的前途，就要看“一命二运三风水”的科举考试了。为着参加考试，一般士子所能继续用功的，也只是一些“帖括”之学。“帖括”者，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考试指南”、“托福捷径”一类的书。因此大半青年考生（包括青年期的梁启超），都是“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梁启超语）。——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11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读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16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19岁时（1876年），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1879年）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1882），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为了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是把“老童生赶科场”，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进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精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揽（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时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ladderof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著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心，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24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21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1885年（光绪十一年乙酉），康祖诒28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计自1876年（光绪二年）至此（1889·光绪十五年），13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欲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36岁时（1893年），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拼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20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12岁“进学”成秀才，17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士、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油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除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不停赴考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书”。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1876年（光绪二年）19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1882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他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1873—1929）。这一“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12岁“进学”，17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梁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一朝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1888年）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了。
梁之谒康是在他“己丑中举”（康于同科落第）后一年，公元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时康有为33岁，启超18岁（虚龄）。据梁启超回忆说，他自己那时是“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见梁氏《三十自述》）可是词章训诂康氏则斥之为“数百年无用旧学”。他师徒初见时自辰（上午八时）至戌（下午七时）一日之谈，启超觉得简直是“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直至“竟夕不能寐”。从此梁举人就尽弃所学，去向康秀才从头学起了。
行文至此，笔者亦不禁想起一件往事：在50年代中期某夕，余随侍先师胡适之先生谈训诂学终宵，亦曾弄到竟夕不能寐的程度。乃起而作小诗数首，有句曰：“著书为探生民术，忍共胡郎辨尔吾。”适之师作《吾我篇》与《尔汝篇》时，才19岁。余发此感叹时已三十中年。历经寇患内争，家破人亡，自觉“数百年无用旧学”，不忍再为之肝脑涂地矣。初不知三十中年的康圣人，亦尝发此感慨也。悲夫！
康秀才自得此高徒，不觉信心大增。翌年（1891·光绪十七年辛卯），康氏在诸高足簇拥之下，乃移居广州“长兴里”，正式挂牌讲学，这就是后来哄传海内的“万木草堂”了。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厘清的必要。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清朝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衔）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己卯22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康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做“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人每叹今日之中国，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天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儿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的。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就让位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不值得多费笔墨，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邓小平了。康子这两部大著，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做导论，也为一般读者做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先师”和“素王”
我国汉代的今古文之争，今文家猖獗了四百年，到头来反被古文家占了上风。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了。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东汉王朝的毛病就是把学术和政治分了家。搞“意蒂牢结”的都只是一些不学有术之士。
古文经学既被赶出了政治圈，和利禄绝了缘，三百余年的演变，终于使它变成一项“纯学术”的研究，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们，一个接一个“穷”下去，乃开创了我国古典学术里的注疏笺证、训诂考据的主流学问来。是则是之，非则非之；“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这种“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竟能把目空一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和“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之，后来都网罗到“古文家”的队伍里去。而清初的“朴学家”，乾嘉的“汉学家”，自然更是古文家的嫡传了。他们自己实事求是，一丝不苟。酸则有之，马虎则绝不许也。他们自己如此，从而认定他们的开山老师，那位删诗书、定礼乐的圣人孔丘，也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古文家”的学派里，孔子就被尊奉为纯学者的“先师”了。今文家就不是这样了。
今文家搞治国、平天下（那时的“天下”就是中国本部）有三大阶段，曰：“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是也。所以在他们看来，做学问、写历史，都不应该是“为学问而学问”。它们应该是“有所为而为之”。因此什么“训诂辞章、考据注疏”，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都是些“数百年无用之学”（康有为语）。所以治经书、读历史、搞文艺重在明了“义理”。义理既明，写历史就应该“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至于历史事实，纵写它个“七真三假”，又何伤哉？孟子不也说过“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吗？
今文家们本身既有此意志，他们心目中的祖师爷孔子，也就是这样的救世济民、学以致用的政治家，而不是搞“纯学术”的“先师”了。在今文家的认知中，孔子不只是“删”诗书、“定”五经的大编辑。他老人家是六经的作者。“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孔子本人的“选集”和“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孔子是要根据这套蓝图去变法改制，去重振那“王纲解纽”了的东周衰世。但是他的孙子不是说他的爷爷“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见《中庸》）？他自己不也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论语·为政》），所有文物制度都是前后“因袭”的吗？“和平演变”的嘛！什么鸟变法改制呢？今文大师说：孔子布衣也。布衣欲改王制，谈何容易。所以他怕他同时的人不相信他那一套新制度，所以他才伪“托”“古”圣先生，来“改”变“制”度啊！夫子是“圣之时者也”。我们怎能以“伪托”小节，来拘泥局限伟大的政治家呢？
所以今文家认为孔子不是搞“无用之学”的迂夫子和“先师”什么的。他是一位活生生的救国救民，终日栖栖遑遑搞行动的政治家。可惜他不在位，但是正是如后人所说的，他是一位“素王”！“无冕之王”（新闻记者）！
“我们安徽”的“乾嘉之学”
可是这种只着重哲学的“义理”，而藐视史学“真伪”的“今文学”，两汉以后就失势了，因为它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隋唐之际，以诗文为时尚，经学浸衰。今文学就尤其显得灰溜溜的了。可是今文学本身的学术性，还是有其客观的价值。宋明之际它那重义理、薄史实的精神内涵，又被宋儒承袭了。只是两宋的“道学”是受印度思想的影响所形成的。“由佛返儒”的“道学先生”们，特别推崇《大学》《中庸》（《礼记》中的两个短篇），着重在个体的“修身养性”和“明心见性”。对“今文家”的“尊素王、张三世”那一套，心既非之而口亦不是。他们对孔子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古文家”“至圣先师”的主张呢！明代的王（阳明）学虽继陆（九渊）而非朱（熹），然在中国哲学大宗派上说，程朱、陆王基本上是属于“理学”这个大范畴的。
时代发展至清初，由于异族入主，文纲孳严，清初诸儒，再也不敢乱碰什么华夷之别、君臣之分的义理上的大道理。加以三代以下无斯盛，历朝“诸夏之君”却远不如目前的“夷狄今上”，所以他们对满族的统治也颇能相安。继续搞其《明夷待访录》（清初明遗老黄宗羲所著）一类的学问，冒砍头之险也大可不必。思想搞通了，清初诸儒乃摒弃“理学”，而一头栽入故纸堆，大搞其“汉学”（他们叫作“朴学”）。此风至乾隆（1736—1795）、嘉庆（1796—1820）之间而大盛，人才辈出，学风鼎盛。迨婺源江永（1681—1762）和休宁戴震（1724—1777）同领风骚之时，盛极一时的“乾嘉之学”，简直就变成“我们安徽”（胡适口头语）的“徽学”了。受了老乡戴震的绝大影响，那位“三分洋货、七分传统”的青年古文家胡适（1891—1962），在五四时代就要以戴震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了。
胡老师也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界就显得“臭烘烘”和“臭名昭彰”了——这是他的大弟子，也是当今执社会主义经济学牛耳的千家驹教授对他的评语。最主要便是胡适钻入古文家的字纸篓，做了“新思想”（也是现代的今文家吧）“逃将”的缘故。
在20世纪40年代，亿万人民为之家破人亡。大部分读书人则不知何择何从。他们把固有道德、固有文化，已丢得干净，而在有关国族存亡的“新思想”里，也找不到答案。但是在此同时却发现他们所仰望的“启蒙大师”，搞新思想义理的一世祖，却在大钻其《水经注》。而他老人家对“民主法治和人权自由”等等的理解，与其说是“科学的认知”，倒不如说是“宗教的信仰”。——《水经注》何物哉？“数百年无用之学也”，也值得如此大搞特搞？这种心情也帮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何以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康有为的信徒。它也帮助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国故学中的“今文经学”，在僵死2000年之后，在清末忽然又复活起来。
现代今文学的宗师
在清末今文经学之复振，实始于刘逢禄（1776—1829）、龚自珍（1792—1841）和魏源（1794—1857）诸大家。龚、魏都曾亲历鸦片战争之痛。定盦（自珍号）强调“自古及今、法无不改”。魏源则认为“知”出于“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学理，都是康有为思想的背景。康原是治“理学”的。他由理学转治《公羊》，则是受一位四川佬廖平（1852—1932）的直接影响，而廖平又是曾国藩幕僚湘潭王闿运（1833—1916）的学生。廖氏无行，学凡六变。但是他的《知圣》、《辟刘》诸篇，则是康有为的两大理论著作之所本。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者也。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见梁著《清代学术概论》）
本来嘛！任何学说思想，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相袭相承，由前后思想家慢慢地发展出来的。有为思想的来源虽出自廖平，但是他学问比廖大，悟解力也超过廖平，甚至龚、魏诸氏。其影响力亦远大于上述诸子。因此我们如要肯定一位清末民初也就是现代今文学的宗师，那就非南海莫属了。——这是康有为在现代中国学术界的地位。
“长”于“素”王，“超回”“驾孟”
今文经学既然是指导康有为搞维新变法的意蒂牢结，因此我们在列举有为变法的实际行动之前，最好把为幼稚西学所渗透的康氏今文学的要义，再约略提纲挈领一下。梁启超说得好：“戊戌维新，虽时日极短，现效极少，而实20世纪新中国史开宗明义第一章也。”（语见《康有为传》，载于《饮冰室文集》）真的，我们如不把“开宗明义”的“戊戌变法”的意蒂牢结先搞明白，以后接着而来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联俄联共”“法西斯运动”等，都不容易说清楚。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条“三峡”里，只是各自有其不同的阶段罢了。——我们要把“三峡”看成一个整体的地理单位。各阶段的连锁反应，（让我套一句时髦名词）也就是一种分不开的“辩证发展”而已。
康氏今文经的第一要义盖为他自吹的为往圣继绝学。康氏认为东方文明的正统是儒教，儒教的正统是今文学，而今文学自东汉以后，2000年来都为“伪经”所篡夺。所幸天不亡中国，如今又出了个康圣人来恢复圣教真义，来以夷制夷。康氏对他这种继绝学的自信心，已发展到入魔的程度。在万木草堂时代，有为竟自号“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孔圣人哪儿能比得上“康圣人”呢？
康有为不但自封为今日的素王，他的五位及门弟子也各有逾越孔门“十哲”的名号。试列如后：
陈子秋号“超回”——超越颜回也。
梁启超号“轶赐”——“轶”意为超车。启超超过子贡也。
麦孟华号“驾孟”——骑在孟子头上也。
曹泰号“越伋”——孔伋（子思）何能与曹某相比也。
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子当马骑也。
这个康门五哲之名（见冯自由《革命逸史》）如果真是康圣人自己取的，他的自大狂也可想见了。所以梁启超说康“先生最富于自信力之人也。其所执主义，无论何人不能动摇之。于学术亦然；于治事亦然。不肯迁就主义以徇事物，而每镕取事物以佐其主义。常有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之概”（见同上）。
知识分子的通病
乍闻之下，我们会觉得康有为害了自大狂。其实非也。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通病。传统儒生治学有了自信心，往往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大心理——一种舍我其谁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是个人英雄的“单干户”和“个体户”。他们真要“在位”，中了头奖，当了“总统”“大元帅”“最高领导”等等，未有不是“独夫”的。得不了奖，赍志以殁的，也不甘心与草木同朽。他们还是要以“帝王师”自诩。大家都有“舍我其谁”的抱负，谁也不会想到“以天下为‘公’任”。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文说“天下为公”……事实上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弟子，也确有其“治国平天下”之才，只是时代不同了。他们乃至那些“最高领导”如早生200年，都不失为明君贤相。因为在那个时期，当明君、做贤相，自有其固定的框框可循。这框框是数千年亿万劳碌子民和数不清的明君贤相的智慧与经验，慢慢累积起来的。明君贤相们，只要笃守框框，按理出牌，再读他“半部《论语》”，也就可以马马虎虎地治国平天下了。不幸他们却生在我辈这个受西方“文化侵略”（中山语）和“文化污染”的时代，要来搞个张文襄公的“五知”（见《劝学篇》），可就不那么简单了。“五知”者为：
一、知耻，耻不如日本……
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
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四、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张之洞这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高论，用句目前的新名词来说，便叫作“文化融汇”（acculturation）——也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截长补短。可是铁镜公主说得好：“驸马爷，您要我怎么‘长’？怎么‘短’呀？”要“知道”中西文化之间的“长短”，不但驸马爷不够格，康有为、张之洞也不具备“知道”的条件。连个“中西之学俱粹”的胡适，纵粗知其长短，亦不知如何去“融汇”，因为acculturation不单是“智慧”（wisdom）的问题，它还牵涉到“实验”（experimentation）、“时机”（timing）甚至“机运”（chances）等多种条件的汇合。这是整个社会长期的运作。佛语所谓“福慧双修”，不可一蹴而就的。所以少说大话，搞点“黑猫白猫”，从头来起，也未始非解决之道。
如此说来，则康有为所搞的不但不是acculturation，反而是一种culturalpision（文化割裂）。他把那些原不成问题的学术问题，所谓“今古文”的教条（dogmatism），搬出来和人吵架，使它成为变法维新的绊脚石，就是本末倒置了。
历史不会重演，而覆车则可以为鉴。当康有为在1895年搞其“公车上书”和“强学会”之时，全国风从，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都甘附骥尾，是何等声势？！其不旋踵而灭者，亦是空谈主义，以短取败。读者如不惮烦，下篇再结论之。
七、公车上书和保国保种
“圣人”要“国父”拜师
甲午战后在中国兴起的政治改革热潮，上篇已略有所述，原有急进、缓进两派的。康有为所发动的缓进派，比杨衢云、孙逸仙所搞的急进派还要早两年——孙中山于1893年在广州行医时，原来也是个缓进派。他为仰慕康氏，曾托友好转致结交之意。谁知康氏自高自大竟然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拒不见孙。中山原也是个“舍我其谁”的人，何能拜康有为做老师呢？二人因此就缘悭一面了（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翌年孙上书李鸿章时，又碰到一位更自高自大的老官僚，抹了他一鼻子灰。中山一怒之下，才舍缓就急，遂转往夏威夷自组其兴中会，并结交了杨衢云来联合造反。谁知杨衢云又是个唯我独尊的人。（见谢缵泰回忆录）一槽容不了二驴，中山其后竟变成急进派的单干户。
康有为原来也是个求政治改革的单干户。当他在传统的科举制度里屡考屡挫，心情沮丧的情况下，他就想到科举制度，甚至所有传统官制和社会习俗之没有道理。再加上在香港、上海、天津一带租界里的所见所闻，益发增强了他要求改革开放的信心。1888年（光绪十四年）秋，那时年已31岁，在北京参加乡试，再度落第的老秀才康有为，感身世之落泊，思国事之蜩螗，内心实在忍不住了，乃认定时在朝中当权得势而颇负时誉的三位高官翁同龢、潘祖荫、徐桐为目标，投书论国是。主张变法维新——这是他搞变法改制实际行动的开始。
以一介“布衣”向朝中当权的公卿写公开信，论国事、评时政，并自述身世学养，发怀才不遇的牢骚，原是我国古代穷知识分子的老传统。在那个既无报章杂志能让你投稿，又没有地方能让你贴“大字报”的专制时代，这本是穷知识分子发表政见和在人才市场标售自己唯一的办法。“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们那位“文起八代之衰”，而以四条腿“千里马”自况的韩文公韩愈，便用这种方法在人才市场里亮过相。同样的，我们那位“斗酒诗百篇”、古今第一大诗仙李白，也在这一自由市场中标价出售过自己。篇前所言，我们的孙国父，不也上过书？
那些“买主”（buyers）如上述朝中那三位权贵，为着“爱才”、为着“颇受感动”，或许只是为着“沽名钓誉”搞“野无遗贤”的玩意，往往也“礼贤下士”一番。如此劳资两利，相互宣传，足使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也得以扬名天下，光宗耀祖。就在这个传统之下，康有为在向三位权贵上书之后，竟颇受青睐。三人之中尤其是翁同龢对他最为器重。
透过皇帝的老师上书
翁同龢那时是个不折不扣的“帝王之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个小皇帝的老师，出入宫禁30余年。在百日维新之前，他每天都要到毓庆宫去替光绪讲书的。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时人揶揄他二人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其权势亦可想见一斑。加以同龢又是“状元及第”，系出所谓“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翁氏名门，真是天下无双的士林泰斗。
有了这样一条好“关系”和大“后门”的援引，康布衣在北京文化界和官场中的知名度也就日渐高涨。台阁之中既不乏纡尊降贵的高官时加捧场，翰苑中的文士更以交结为荣。这样一来，康君一不做二不休，就要向皇帝直接写信了。
老百姓，尤其是自命不凡的时贤名士，为着国家大事向皇帝直接写信，也是我国的老传统。自周武王时代的伯夷、叔齐开始，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如法炮制。可是搞“上皇帝书”是有重大冒险性的。上得好，固然天恩有加；上得不好，惹起龙颜大怒，往往也被“下廷尉”、“下蚕室”，弄到杀头抄家的下场。
康有为搞第一次“上皇帝书”是在1888年（光绪十四年），也就是他见重于翁同龢的那一年。这时刚好在皇帝祖坟附近发生了“山崩千余丈”的灾难。这在传统的迷信上，叫作国有大故，天意示警。康氏乃夸大这个天意，上书请皇帝“变法维新”，并责难朝廷“不复登用人才”，但是皇帝是没有通讯处的，他得找翁同龢代递。孰知翁氏览书胆怯，就打了回票。
康之上皇帝书虽然上不去，可毕竟是轰动朝野的大事。该书自然也是一篇今文大儒的呕心沥血之作，一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章，遍传海内。水涨船高，有为也就随之文名大噪。因此他落第还乡，办起万木草堂来，不特新科举人梁启超慕名而来，那位潜龙在田的孙中山也想结交他一下。中山于1894年向李鸿章上书的灵感，可能就得自康有为。
“公车上书”始末
有为在草堂中教了三年书，想不到时来运转，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36岁的老童生居然在广州乡试中了举人。有了举人的资格，康圣人也就可以与比他小15岁的天才学生梁启超，联袂去北京参加会试，争取进士的学位，做“天子门生”了。
康、梁师徒于1894（甲午）及1895（乙未）年两度入京。这时中日甲午之战方酣。我海陆两军，兵败如山倒，全国震动、人心惶惶。朝臣或主迁都抗战，或主订约媾和，莫衷一是。当时年轻的光绪皇帝和他那并不知兵的老师翁同龢，原属主战派；而比较知彼知己、老谋深算的李鸿章集团，则说动年老怕洋的西太后，实行议约谋和，因此就发生一连串的“广岛拒使”“马关议约”的国耻大事。——朝中也隐隐地形成帝后二党，暗中对立。
就在这国族岌岌可危的年头，北京却是个热闹非凡的城市。第一，1894这一年慈禧太后（1835—1908）虚龄60岁。这位有权而无知，当国30余年性喜奢华的女独裁者，挪用了海军经费和京奉路款，加上内府外省的各种奉献，共花去白银数千万两，大修其颐和园及东陵的坟墓。奇技淫巧，工匠艺人，麇集北京，极一时之盛。第二，是年又是科举制度中的会试之年。各省举人数千人，各倾家当，齐集北京参加会试。
谁知就在这场熙熙攘攘的假繁荣里，忽然渔阳鼙鼓动地来，王师溃败，噩耗频传。1895年初春当乙未科进士正企待发榜之时，《马关条约》中对台湾与辽东之割地及两万万两赔款之噩耗，亦适时而至。一时群情鼎沸。举人数千人乃发动学潮，伏阙上书，誓死抗日。其中尤以台湾籍青年举人之痛哭流涕，最是感人。在此群情激昂之时，康氏原有他“上皇帝书”的老底子，梁则是一位“笔端常带感情”的煽动性作家。所以学潮一起，他师徒就领袖群伦了。
在1895年4月22日（阴历三月二十八日），康、梁师徒经一昼两夜之力，写成上皇帝“万言书”三章，呼吁“拒和”“迁都”“变法”。18省在京举人集会响应。一时连署者多至1200余人。5月2日（阴历四月初八）乃由康、梁师徒领队，率18省举人及市民数千人，齐集“都察院”门前，递请代奏。这就是那桩名垂史册的“公车上书”了。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康梁这次上书是连一部“黄包车”也没有的。所谓“公车”者，在一百年前无人不知，一百年后就无有人知了。原来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政府官吏很多都是地方举荐的。这些被举之人抵达京师，照例都由朝廷派“公车”接送。乘“公车”是多么光鲜的事。自此以后“公车”和“举人”就分不开了。公车就是举人，举人就是公车。
所以康、梁这次所领导的上书，实在是一个“举人造反”的团体行动。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举人造反就等而下之了。就在这造反未成之时，朝廷的威胁利诱一时俱来。它一面声明要严办聚众滋事，一面又贴出了黄榜，学潮总指挥康有为，高中第八名进士。这一下“金榜挂名”，数十年灰溜溜鸟气全消。马上脱青衫、着红袍，保和殿面圣去也，还闹啥“学潮”呢？那些名落孙山的榜外公车，也只有打点还乡，还债、赖债、打秋风去了。台湾割给日本，让唐景崧和胡适的爸爸去善后受罪吧！他们在痛哭流涕一番之后，也暂时管不着了。大家鸟兽散。
康、梁师徒为着变法改制，虽然后来都变成在逃的死囚犯，但是历史毕竟是公正的。最近的舆论不是心血来潮，对康、梁和王安石等人，又补做了至高的评介？
人民问政的开始
公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未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赔。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胆、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做统计，自甲午（1894）至辛亥（1911）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160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也。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幸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高干子弟”（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著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高干子弟”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受的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嫖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
清末除高干子弟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张謇（1853—1926）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孙家鼐，都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高干子弟之父就更不必提了。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1895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高干子弟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师傅宰相对他折节若此。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做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宋庆，亦各捐数千元。其他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除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2000元，加入做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一个气焰太高的人是要四面受敌和自我孤立的，何况在那红顶如潮、花翎似海而保守成习的首都北京。康氏锋芒太露，大学士徐桐和御史潘庆澜就扬言要点名参劾了。康氏是个具有殉道者精神、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烈士型人物，怕什么“参劾”呢？但是他的同伙却劝他暂时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另开局面——上海本来也是他们计划中的重心所在。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1895年10月29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20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1896年1月12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21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1837—1909）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地支持和诚恳地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与黄仲弢梁星海议[强学会]章程，出上海刻之，而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来嘱勿办，则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告，乃开会赁屋于张园旁。远近响应，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掣肘，即无杨崇伊[御史]之劾，亦必散矣。（同上）
在这段记述里，康有为认为强学会之失败是由于张之洞的“背盟”。但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分明是他自己拒人于千里之外，哪里是张之洞背盟呢？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清朝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儿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1836—1903）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勿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1894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20世纪50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
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1896年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对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1897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1897年11月1日，有两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还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1896年4月30日至6月13日，共44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儿会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partitionofchina）掉，哪儿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1897年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若论内容，这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之高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幸光绪曾看过他公车上书期间的奏章而极为重视，此次知康来京即思召见而为老叔父恭亲王奕所劝阻，乃明谕总理衙门中诸大臣先期约见，谈个底子，然后再由皇帝亲自召见。
1898年（戊戌）1月24日（阴历正月初三）康有为乃应约至总理衙门，与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廖寿恒（刑部尚书）、张荫桓（户部左侍郎）等五大臣，先来一套舌战公卿。旋奉谕作书面条陈，以待皇帝召见。在书面条陈里，康的主要建议是先设立“制度局”，来从事研究设计如何更改全部旧法与官制。康甚至主张“六部尽撤”“则例尽弃”，而代之以“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各省则设“民政局”，实行“地方自治”。
只保中国，不保大清？
康有为这一制度的构想，显然为光绪皇帝所看中。这位有心为治的年轻皇帝就预备召见康氏面询变法了。这是1898年的初春。也正是四夷交迫、国政如麻之时。光绪一面要应付列强（尤其是俄国）租地的要求，急如燃眉；一面又要在新旧派群臣之间，折冲抉择，更要抽空研究康氏新进呈的泰西新学。最重要的，他还要应付那个泰山压顶的慈禧老太后——光绪的任何决定，都要以西太后一言为准。她是享有大清皇朝一切政策的最后决定权的。
这个春天可说更是康有为一生政治生涯中最春风得意的一季。这时他独承天眷，终日忙于草折著书。另外，在举朝瞩目和各省名流的簇拥之下，他更要恢复他那一度风行天下的强学会的组织。
前文已交代过，当强学会在1896年初季被强迫解散之后，结社集会已成一时的风气，如火之燎原、水之就下，不可遏阻。强学会被禁，全国虽失去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而散居各省的地方性组织，如湖南的“湘学会”、广东的“粤学会”、湖北的“质学会”、广西的“圣学会”、浙江的“保浙会”、云南的“保滇会”、上海的“蒙学会”“农学会”等等则如雨后春笋，一时俱起。但是这些组织者之中，知名度最高的自然还是康梁师徒。康氏如今东山再起，他就想再来个统一组织、统一领导了。
以他们原有的粤学会为基础，康、梁师徒乃于1898年（戊戌）4月于北京的“粤东馆”创立了“保国会”。这个保国会虽比不上当年强学会的声势，然也网罗了一些豪杰。后来为变法维新而杀身成仁的“六君子”——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谭嗣同等几乎全部都是保国会的发起人或赞助人。
这个会言明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以“讲求变法、研究外交、谋求经济实效”为方法。它一开始就以显明的政治面貌出现，并且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所以有些政治史家竟认为它是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次出现，而康有为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政党的党魁。
可惜的是这个党魁的格局太褊狭了。那时强有力的所谓东南三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后任两广总督），都还算是开明的。而这三督和一般开明派，都不在康、梁“保国”的圈圈之内。少了这批开明而成熟的实力派（西太后也让它三分的实力派），则康、梁等保国分子，就只是“儿皇帝”之下的一群孤臣了。孤臣能夺掉谁的权呢？所以保国会一成立，吏部主事洪嘉与、御史潘庆澜便交章弹劾，老顽固派刚毅、荣禄等更在老太后前制造谎言，说“保国会”“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老妇人耳朵软，受不得播弄。一怒之下，加以杯葛，则帝后异途，冲突就不能免了。但是醉心改革的年轻皇帝，认为他既然有了这一群年轻有为的班底，他不能做“亡国之君”——朋友，1898年的大清帝国的确已到了被列强瓜分的边缘——他就要不顾一切地去变法改制了。
可敬可悲的光绪皇帝
我们治中国近代史的人，每谈到戊戌变法，总是过分地突出康有为，光绪皇帝似乎只是个次要角色。这个印象是与历史事实不符合的。
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和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现在且让我们搜搜根，看看光绪皇帝是怎样搞起维新变法的：
光绪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原是道光皇帝的孙子、咸丰皇帝奕的胞侄、同治皇帝载淳的堂弟、醇亲王奕和西太后妹妹的儿子。慈禧是他的亲姨妈。当同治皇帝于1875年驾崩之时，西太后已当政十余年，权势已立。她不想为自己的儿子载淳立后，因清法太皇太后不能听政，所以她就选择了既是胞侄也是姨侄的载湉来承继咸丰。如此，她就又可以继续去“垂帘听政”了。
载湉四岁即位。自此便受教于深宫之中，成长于妇人之手。慈禧原是一位干练而无知的满族老妇，个性又泼辣凶狠，残酷无情。她不是个好妈妈。所以光绪帝自孩提时代起，就畏之如虎。偶遭斥责，便跪地颤抖，齿牙撞击作声，至年长亲政时，亦不能改。但载湉是个聪明俊秀，有见识有良心而爱国的佳子弟。在一个状元老师的教导之下，熟读儒家礼教的诗书。知识渐开，自知为一国之主，也颇想做个明皇圣主，至少不能做“亡国之君”。
1887年2月光绪帝17岁行“亲政”礼，实习做皇帝。1889年1月“大婚”。册立一后（叶赫那拉氏）二妃——瑾妃15岁、珍妃13岁。二妃为亲姊妹（他他拉氏）。载湉不喜皇后而爱二妃，尤其是聪明美丽的珍妃。但在那太后独裁、宗法礼教下的皇家，他哪里能享有爱情的自由呢！同年3月，太后依法“归政”，迁往新近完工的颐和园去颐养晚年。按法理，载湉这时就是真正的皇帝了。但是在任何专制政体之内，哪儿有不死就退休的独裁者呢？不管他是男是女。所以西太后也坦白承认她身在园中、心在宫内。日常政务，不妨由儿皇帝去管；军政大权，她是一寸不放的。这时的王公大臣、军头疆吏，原都是她当政40年一手栽培的。他们被她管得俯首贴耳，也视为当然。
在这种母后专政的压制之下做儿皇帝，最好的方式便是做个鞠躬尽瘁的诸葛亮。要有野心，则做个日积月累，奉命操劳，慢慢培植自己肱股的蒋经国，以待天降大任。接班人富于春秋，水到渠成，是急不得的。最下策则是做个荒淫酒色的昏君，也可避祸。
所幸光绪亲政之后，国无大故，而李鸿章等所主持的侧重路矿、海军的所谓“洋务”“新政”（也可说是“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吧），表面看来，实颇有可观。至少不在日本之下，而北洋海军在吨位和炮力上说，且超过日本。——事实上中国这时也真是个海军大国，所以西太后才看上了海军。她之所以不顾国情民意，挪用海军经费数百万两去修造颐和园，可能就是出自她自觉当家数十年，历尽艰辛，如今国家承平，海军强大，她自己退休了、“归政”了，理应造个好的花园来享享清福的“老姨太”心情。
“东事三策”中的“下策”
可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亦在向西方帝国主义急起直追。到1894年它居然插足朝鲜，抢夺中国主权，做个后来居上的东方帝国主义。为对付日本，那时的朝中老臣如久涉洋务的恭亲王奕和一手创造北洋海军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均知国际战争不可轻易发动。透过总理衙门，他们条陈“东事三策”：上策是“郡县化”，把属国朝鲜变成一省；中策“国际化”，开放朝鲜，制造国际均势，以夷制夷；下策“用兵”，以武力驱逐日寇。
当时李恭诸老成分子均主采上中二策，而缺乏实际主政经验但是清望颇高的翁同龢，那些清议制造者的各省名士和“公车”，以及许多李鸿章的政敌御史等人，则力主用兵。其时亲政未几而求胜心切的青年皇帝，在心理上原来就是个主战派。再加上个有“独对”（可以单独向皇帝说话）特权的状元老师之不断怂恿，也就主张用兵。至于那个有最后否决权的西太后，她老人家原是个村妇出身的姨太太，她恐“洋”，但不一定恐“日”。所以在多数朝臣谏诤之下，她也就批准了儿子的要求，“下诏宣战”。一战至全军尽墨，举国惶惶之时，他们又把这战败责任，一古脑放在李鸿章头上，把李氏骂成“汉奸”——“汉奸”一词后来之流通全国，就是从骂李鸿章开始的——使鸿章百口莫辩。
老实说，大清帝国之亡国，并非亡于辛亥革命，而是亡于甲午战争。甲午之败把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历时50年，尤其是其后期的25年（所谓“同治中兴”之后）的“科技现代化”的总成绩，给冤枉地报废了。甲午之败也拆穿了大清帝国50年科技建设的纸老虎，而使新（德日）旧（英法俄）帝国主义加紧进逼，从而形成1898年的瓜分危机。甲午之败也使那个有见识有权力，集中兴名臣于一朝的官僚集团，胆战心寒而全部自动或被迫地靠边站，对变法图强丧失了信心。这一集团的隔岸观火，乃导致上述朝政之走向“两极分化”。皇帝与太后既然不能靠边站，乃各趋极端，一分为二。林肯说：“一个分裂的房屋，是不能站立的。”大清皇朝这座“房屋”哪儿能例外呢？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在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做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太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亲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亲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地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明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11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他便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的《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着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6月16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已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很多读者和作者对仁寿殿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的：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口与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的。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得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个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绣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的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叠。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前面，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06页。原载1898年10月7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的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厘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成为一个举朝注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经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份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此一艺术仍为蒋公所承继。
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但这哪里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以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紫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6月11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明定国是诏》之时起，到9月21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103天，光绪帝去了12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恳求的改革，太后不同意，致其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则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借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不但把光绪所有的诏命都当作耳边风，而且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做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儿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竟能派啥用场呢？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儿能只凭一纸上谕、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还俗结婚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光绪爷要在100天之内就可以改旧换新，搞出个奇迹，岂不是痴人说梦？
总之，长话短说，我民族的历史走进那清末戊戌年代，已积重难返。我们的国家机器已全部锈烂，无法修复。我们的社会亦已至癌症末期，病入膏肓，医药罔效。所以在许多激烈的志士看来，其彻底解决之道，那就是人死病断根，怜悯杀人，枪毙了事。孙中山先生说“破坏难于建设”，正是此意。可惜他老人家破坏未竟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老佛爷的手掌心
且看与此同时，那位在颐和园内纳凉避暑的慈禧老太后，又在干些什么？她老人家没有闲着。身在园中，心在宫内，她特务密布、眼线满朝，小报告日夜飞来，满族顸吏、汉族谄臣，求恩乞怜，亦时时跪满四周。光绪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但是她也是个精明强悍，老谋深算而善于纵横捭阖、恩威兼施的女主。她对情敌政敌（包括她的两个儿子），都会不动声色地设下陷阱而伺机捕杀。这种复杂的个性，是舞台艺人扮演不出的。她没有银幕上的刘晓庆那么可爱。
远在戊戌之前，她对那逐渐长大而颇有个性和脾气的嗣子载湉，已早存废立之意。这是从单纯嫉妒心出发的——一种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的、很通常的精神病现象。但是她一怕洋人干预，二怕疆臣不服，三怕小叔（恭亲王）不依。同时她所看中的对象也不敢承受，所以她才隐忍未发。
迨戊戌暮春，当载湉要求授权变法时，她当然更不能容忍。但慈禧是一只老狐狸。她纵想结束退休，还宫训政，也要布置出一个适当的局面和时机。第一要孙行者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第二还要有面子。——她之复出是循臣工百姓之请（在美国政治上叫作draft，即拉夫），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在戊戌春夏之间，她就做了几项重要的安排：
首先她就把翁同龢罢官，赶出政治圈。翁是享有“独对”之权的光绪帝智囊。他这位享有清望的状元老臣，也是朝中开明派的班首，更是康、梁等激进派的家长与护法。翁氏一旦被黜，光绪就失去了一个首席谋臣、一个中间桥梁和一个翼护新党的家长。一箭三雕，翁同龢就在6月15日被“开缺回籍”。儿皇帝也就被完全孤立了。
其次她要保持京津和华北地区在内争上的绝对安全。为此，在翁同龢被革的同日，西太后即擢升后党总头目荣禄署理直隶总督，旋即真除领北洋大臣。统辖董福祥（甘军）、宋庆（毅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陆军）及京畿旗军数万人，拱卫京师及各交通要隘。有此项军事部署，虽不足以御外寇，然（如满族王公所说）在防备“家贼”方面，京津一带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至于太后所居的颐和园，更是警卫森严。入觐的命妇女眷都要搜身。相形之下，光绪除掉少数扈从太监之外，安全措施实在是俯仰由人，他自己一无所有。
记得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当年被指派出任“代总统”。他不服，吵着要当“正总统”。在吵闹之间，吴忠信提醒他说：“你的卫兵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吵什么‘代总统’‘正总统’呢？！”李氏闻言大悟，就决定不吵了。
光绪爷当年在类似情况之下，向西太后哭哭诉诉要她授权变法。他和他的青年谋臣们就没有想到，他们的卫兵也“都是蒋先生的人”，他们的安全也得不到半点保护，而他们的“变法改制”或“幼稚胡闹”，总归会有人反对的——多则几百万人，少则是顽固派里面的几十个满汉人马。这批反对派在忧心忡忡之时，乃结伴东去天津“督署”乞援搬兵，西去颐和园哭跪，吁请太后回朝训政。西太后这个老狐狸，最初笑而不言。更有涕泣固请者，西太后就笑而骂之，说：“你们为什么要管这些闲事？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如你们？”那时也有人到督署诉苦。荣禄说：“让他去胡闹几个月嘛！闹到天下共愤，恶贯满盈，不就好了嘛！”
所以西太后的对策是不动声色地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这时恭亲王已死，干涉无人。等到“天下共愤”，太后振振有辞之时，只要她脸色一变，则跪在地下颤抖得面无人色的万岁爷，自然就知道“朕位不保”了。哪儿还要等到（如当时盛传的）秋季去天津阅兵，才搞废立呢？
果然事态发展至9月中旬，当光绪帝还忙着要开懋勤殿，以鼓励臣民向朝廷直接荐贤进言时，西太后脸色突变。光绪便立刻感觉到大祸临头、皇位难保了。为着保位保命，他才临时抱佛脚，于9月13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一说9月14日）密诏康有为及四章京“妥速密筹，设法相救”；一面又另谕康有为“督办官报……迅速出外，不可延迟”。可笑的是当时这位康圣人竟毫无警觉，他还以为皇上是真的要他到上海去办报呢！乃大模大样地搭车去塘沽，乘轮南下。他那时要不是以亲英出名，而使情报灵通的英国人派专轮赶往吴淞口外抢救他脱险，老康纵长着十个脑袋，也都搬家了。
袁世凯告密
就在戊戌9月中旬，康圣人悠闲离京南下之时，那留在朝中的谭嗣同等四章京可就紧张了。他们与光绪之间可能有过密议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唯一可以挽救危局、扭转乾坤的办法，就是说动袁世凯兴兵勤王。袁如能效忠皇上，则大事或有可为。
袁世凯那时所统率的新建陆军7000余人，兵力为诸军之冠，的确是个实力派。他的作风与思想也表明他是个新派人物。但是他的正式官衔则只是“直隶按察使”，是荣禄下面的一个“正三品”的省区中级官吏，俗称“臬台”。袁之有此地位多得力于荣禄的“知遇”，当然他与荣禄勾结得很紧，而荣禄又是太后的心腹，他自己也就前途无限。如今光绪要他脱离荣禄、撇开太后而转投毫无实力的空头帝党，这对袁世凯的仕宦前途，甚至身家性命，都是个极大的赌博。——在这场帝后冲突之中，他只要按兵不动，则帝党就必然会杀头坐牢，全军覆没。他如贸然加入帝党，兴兵勤王，他那7000子弟也未必救得了皇帝，而自己脑袋反可能搬家。袁世凯是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利害之间，他是洞若观火的。
就从是非之辨来说吧！袁老四如真具赤子之心，像那位冲动的小六子“张少帅”，他或可不计利害和后果，来搞他个爱国的“苦挞打”（coupd’etat）。不幸袁氏却是个比老狐狸更老狐狸的老狐狸，他就不会上那群爱国君臣的大当。——对这一政治秀，在当时稍具政治头脑的观察家都可了如指掌，何待乎一百年后的历史家来放其马后炮呢？
可是那时的帝党中的首脑分子，已面临不测之祸，精神上也已被逼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只好死马当活马医，顾不得许多了。9月14日（阴历七月二十八日）袁世凯乃奉召入京，16日在颐和园面圣，光绪对他慰勉有加。袁氏旋奉朱谕，“按察使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并随时具奏应办事宜。这一下袁世凯便从一个“正三品”的中级地方官，升调成为一个“正二品”的中央大吏。清制“侍郎”与各部“尚书”通称“堂官”，几乎是平等办事的。袁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不像康有为那样木讷），他知道他的擢升有个中原因，尤其是在“谢恩”时，皇帝面谕，要他与荣禄“各办各事”。
这时荣禄已获得情报，他一面调兵布防，以备不测；一面制造英俄开战的假消息，并派专差急催袁世凯回津。当袁氏正在进退两难之时，便发生了谭“军机”深夜密访的敏感事件。据袁死后才泄露的《戊戌日记》所载：9月18日（阴历八月初三）谭嗣同夤夜来访，并开门见山地告诉他，西太后与荣禄有弑君和废立的阴谋。皇上希望袁氏保驾，率兵诛除荣禄并包围颐和园。袁问如何处置西太后呢？谭说他已雇有好汉数十人，“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云云。袁在其日记中说他闻言“魂飞天外”，但是嗣同此时已“类似疯狂”，又系“天子近臣”，他不敢不敷衍。好不容易才把谭送走。
上节已交代过，袁世凯是绝不会接受谭嗣同之密谋的。两天之后他回到天津，乃把谭的计划向荣禄全盘泄漏。其实谭氏这一秘密计划，西太后与荣禄早已知道，也早已采取行动了——慈禧已于19日（阴历八月四日）自园还宫，21日正式临朝“训政”，并下令京师戒严，火车停驶。随即幽禁皇帝、缉捕新党，尽废新政、恢复旧法。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了。——西太后发一阵雌威，新党新政也就从此烟消云散，皇帝也被关入瀛台。
戊戌党人碑
在政变骤起时，第一个关城搜捕的要犯，自然就是康有为了。谁知康竟能于前一日，大摇大摆地走出城去。康氏第一名大弟子梁启超，幸好平时也有亲日言行。这时乃由日友保护躲入使馆，化装逃去。其他与新政新党有关，未及逃走或不愿逃走而被捕者凡数十人。其中首要分子就是所谓“六君子”——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这六人未经审讯就于中秋前二日阳历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由顽固派的大头头刚毅“监斩”。刚毅（1834—1900）就是讲那句有名的混账话，什么“宁赠友邦，不畀家奴”的满族协办大学士——一个浑球。
就义的六人之中，最有殉道精神的要算谭嗣同（1865—1898）了。他本可逃走。但是他觉得他是新政前锋，新政失败他有殉难的义务。嗣同告诉劝他逃走的朋友说，变法就必然会流血，要流血，就应该从他开始。所以他就从容就义了。嗣同是一位无私的爱国者，一位真君子，中华民族的好男儿。
杨深秀（1849—1898）也是一位守正不阿、轻生重义的豪杰御史。他虽然也是维新派，但是在政变已成事实，西太后正式“训政”，皇帝被幽，举朝战栗之时，他本可闭口免死。但他偏要挺身而出，诘问光绪被黜之故，并抗疏坚请慈禧归政，以致被捕就义。我们试查明、清两朝千百个御史和后来专打苍蝇、穷拍马屁的所谓监察官员中，有几个杨深秀呢？孙中山就是看重像杨御史这种言官，才坚持要搞“五权”宪法呢！
六君子之中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31岁的康广仁（1867—1898）。广仁没有做官，也没有在维新运动中当过重要干部。所以变法失败之后，他无心避祸，也没有逃难。因为他实在没有被杀的罪状。但是他最终陈尸菜市口，只因为一条资格——他是“康有为的弟弟”。所以他在被杀之前，在狱中以头撞墙，悲痛呼号，实在也是很够惨烈的。
诸烈士既死，新党中坚或逃匿，或拘囚，或流放，一时俱尽。那些原与他们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开明朝臣，或被黜（如翁同龢），或被阻（如张之洞），或缄口自保、靠边站（如李鸿章、刘坤一、孙家鼐）……朝中无人，大清帝国的内政外交决策大权，便掌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一群老朽昏庸、顽劣无知的自私官僚之手。如此则其后朝政每况愈下，终于引起义和拳和八国联军之祸，那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必然之中有偶然
戊戌变法是我国3000年历史中，在商鞅（约公元前390—前338）、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王安石（1021—1086）之后，几个惊人的变法运动之一。
商鞅“作法自毙”终遭“车裂”（四五部马车或牛车把他拉裂成几条肉块），死得最惨；王莽食古不化，搞教条主义，结果也被砍头；王安石以旧瓶装新酒，用已锈烂的国家机器，来改造积重难返的大病态社会，他能保全了首级，也算是“命大”。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如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做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誊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
首章已言之，长逾150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和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地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
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正是因为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而且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如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地与以张之洞、翁同龢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禀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19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缞经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逾。”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形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关”，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得知。“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国明、清两代旧俗，考生进学或中举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主考官对他才华和学问的赏识。可是康氏骄傲成性。他要孙中山拜他为师，他自己则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最后应朋友之劝，康氏总算拜他的乡试主考官许应骙（后任礼部尚书）为房师。但他们师生的关系却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维新期间，对康氏痛心疾首，而参劾最厉的也正是许氏。许氏之劾康，与其说是由于意蒂牢结，倒不如说是感情用事。据说康亦怂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个火上加油的笔墨官司。光绪袒康革许，斯为光绪亲政之后，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后帝后两党之水火，就更无法收拾了。
据说康有为于6月16日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地方）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有为愤然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我们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时的荣禄有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以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总之，戊戌变法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中，继“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来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可说是清末的“第五个现代化”吧），但是这个运动不但未能领导我们的政治体制前进一步，反而倒退了数十年。胡为乎而然呢？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皇帝。若以《春秋》的标准作“诛心之论”，要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经验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应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像蒋经国那样——然后才能试行变法。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2000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