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一场最具关键性的海上战役。孤臣无力可回天，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它的胜负改写了中国历史。戊戌变法，一次注定要夭折的改革运动。小皇帝不敌老太后，维新政府无疾而终，它的结果预示了大清命运。科技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双重挫败，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前途漫漫……
一、甲午战争百年祭
世界第八位海军
在甲午战前，我们的大清帝国也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呢！它拥有装甲14英寸，配备有12英寸巨炮的7000吨主力舰两艘和各式巡洋舰、鱼雷艇数十艘。每次操演起来，摆出“船阵”，也是樯橹如云，旌旗蔽空，气势非凡呢！
这支舰队甲午战前亦曾由清政府派往朝鲜、日本、南洋新加坡一带巡弋示威。堂堂之阵、阵阵之旗，连欧美海军大国的观察家亦均拭目而视呢！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大清帝国这支海上武装，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义七大列强。此时日本亦雇有大批欧美专才，订购船舰，锐意发展海军。然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全部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实远落我后，在世界排名仅为第16位。按资料分析，清日对阵，日海军断非我之敌手也。
[附注]其实所谓世界列强海军排位问题，只是当年海军年鉴等一类书刊编辑，根据各国吨位与武器装备，所做的比较之词，并无绝对标准。甲午战前，我海军实力通常被估计约在第六与第八位之间。日海军则在第11与第16位之间。
谁知海战于7月25日爆发后，不出数周，我舰艇竟一败涂地，全军尽墨。堂堂主力舰，最后为敌方所掳，竟被拖回三岛，充当海边码头上的商用“趸船”，亦辱华之甚矣。回忆1948年夏，笔者赴美留学，路过日本时，随团参观日本之战史馆。曾见有大幅油画，渲染其黄海一役，歼灭我方舰队之战绩，睹之触目惊心。返船之后，同学百余人相约联名上书南京国民政府，请责令日本拆除此画！——那时我们是战胜国嘛！——今日思之，心有余酸也。
以上所述只是海军。至于陆军之一败涂地，更不忍多说。斯时清朝的陆军，尤其是湘淮两军，刚刚打完惨烈无比的对内战争：剿平“粤逆”，消灭“捻匪”，镇压西北“回乱”……在国内真是威无复加，不可一世。在甲午前夕，大清境内的百万貔貅，都是久战之师，气势夺人。
这时日本陆军新建，可用之兵不过十余万人——明治维新时，天皇原无一兵一卒。谁知牙山一声炮响，我军竟瓦解土崩，不可收拾，而敌军则追奔逐北，斩将搴旗。不数月不但占尽边塞，势且逼近京师。清方朝野震动，不得已而腼腆求和。真丢人至极！
在下愧为人师。授课时每至牙山败北，东海丧师……时，在作业里、在试卷上总要问问学生：中日之战，其胜败之结局若此，原因何在呢？！这一标准问题，在课堂上问了数十年，迄无明确答案。惭愧的是，不只学生不知，做老师的自己，翻烂中西史籍，讲义十易其稿，至今仍在云雾中也。愚者千虑，不能说一无所得。只是敝帚自珍，终嫌谫陋，不敢张扬耳。
此次因事赴台，滞留逾月，适值甲午战争100周年。刘绍唐兄因嘱撰文纪念。复承台湾师大历史研究所主任王仲孚教授，以师大近月所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之论文全集见赠。逆旅闲居，因将此704页约60万言之巨著，逐字拜览一过。此集为甲午文献之最新资料，有缘即时捧读，获益良多。因思随群贤之末，就笔者历年教学心得，对甲午战争，从不同角度狗尾续貂，做一综合分析，以就教于群贤。
也曾试撰“中国海军史”
回忆童稚之年，因出生于淮军遗族之家庭，学未启蒙，而耳濡目染，即多为淮勇水陆两师之故事与遗物，且时闻白头老兵操韩语闽语为笑乐者。及长受业于郭量宇（廷以）师，并受当时突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启迪，兼以孩提时即大有兴趣之海战故事的鼓舞，初生之犊，不自揣浅薄，曾试撰《近代中国海军史》，并拟分章发表之于当时后方的《海军整建月刊》[1942年某期起。近阅王仲孚先生所赠之《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第50页，编号1007，唐德纲（笔者原名，刚纲两用）《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载海校校刊，1948年9月。实系拙作第一章之重刊也]。其时曾为某一小节之探讨，与当时亦在煮字疗饥之著名戏剧家田汉先生发生抵触。
田汉先生战时寄居贵阳，研究海军史，参考资料甚少，不若我有“国立中央大学”之图书馆为后盾也（中大图书馆是当时后方最好的图书馆）。结果该刊编者是我而非田汉，使我这一后辈心中不怿者久之。因为我当时十分敬重田汉，对他更万般同情。作为后辈，我绝无心顶撞之也。记得当时田汉曾有诗自伤曰：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为薪；
杀人无力求人懒，
千古伤心文化人。
田汉是诗人才子，散文和剧曲作家，也相当有学问。其时蜗居贵阳，生计艰难，而我目睹重庆街头贪官污吏，征逐酒肉；对田汉之潦倒，敬重与同情之心，不免油然而生。无心顶撞了这位前辈，心中怿怿，实出自至诚也。
我那部可笑的《近代中国海军史》，虽然已积稿甚丰，手钞史料更是满箱满箧。甚至战后还乡，犹试图去丁府（丁汝昌）、吴府（吴长庆）探寻其早年文献。吴府为至戚，丁府则沾亲带故也。我当时没有急于完工，也是觉得海军原是个洋东西，未能充分掌握洋史料，写起来终嫌美中不足也。小子既然年富力强，又有志喝洋墨水，则来日方长嘛！
后来想不到三凑六合，又跑到美国大学里教授起中国近代史来。适乡友包遵彭兄自台湾间关来访。包兄时在海军部门任职，曾阅读我在海军月刊上之旧作，有意约我重作冯妇，合著海军史。然斯时我正忙于他事，期以异日，初未料竟成永诀也。再者笔者当时正在教授近代史，牵涉殊广，海军亦只是一部分而已。
就以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那个毛头小子英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来说吧！在同治初年（1863），清廷委托他购船八条，试办海军之时，这小子时年不过三十，居然想当大清帝国的海军大元帅（admiralissimo）。这个大元帅他当然没当成，而清廷又找不出自己的大元帅。曾国藩想把这八条炮船编入他的水师，满人又怕国藩坐大而不允。国藩的老弟国荃，那时正围攻长毛于南京，也不愿这洋船来分他攻取南京的首功。八条大洋轮终于变成了丧家之犬，最后还得由李泰国把它们退回原主，拍卖了事。——这种买来卖去的折耗和佣金，都是大得不得了也。李泰国小子发了大财不用说了。好歹钱是公家出的（李泰国经管的关税），大清朝中诸大臣对大清帝国的损失，也不痛不痒也。
后来赫德（roberthart，1835—1911）继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固亦有充任大元帅之雄心也。其后终以文人不胜此职，乃改介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william）。琅氏在李鸿章正式编练北洋海军时，自认出任副提督，官职实系“总查”（总教官），然汉文语意不清，英译固为海军上将（admiral）也。琅氏出身英国皇家海军，带职出任中国海军官职。英国海军原为三头马车制，因此琅氏也要在中国海军中实行两头马车制。终于闹出所谓“升旗事件”。琅氏不甘“受辱”，乃一怒而去，中英关系为之搁浅。下节再续论之。
无独有偶。谁知50年后，“酸醋约瑟”史迪威（josephw.stilwell）在重庆也不甘心做“花生米”（“花生米”为蒋委员长在二次大战期间，国际密电码中之代号）的“参谋长”（总查？），硬要出任“中国陆空军总司令”，最后为“花生米”所撤职。史氏一怒而去，也为其后雅尔达会议伏下艰难之一笔，贻患至今未了。
这些历史上的小故事，你说它大，也不太大。你说它小，可也不太小。有关它们的中西史料，是汗牛充栋呢！因此研究这种历史，史料就不是问题了，史料多的是嘛！那么问题所在，便是如何去“解释”这些史料了。根据这些初无异说的历史事实，要用简明而抽象的语言，把它们“解释”得言之成理。这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便叫作“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笔者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纽约各大学兼授中西近代史以还，讲稿十易，非全为新史料之出炉也。实在是想“自圆其说”，讲一点自己可以相信的学理，然后再去课导各族学生，让他们也相信“师说”罢了。
甲午战争过去已100年了。原始史料大致也已发掘殆尽。根据这些史料，来把这次战争做一综合的解释，这就是笔者胆大妄为，在本篇拙文里所致力的了。
甲午战争的阶段性
与洋学理接触既久，每好替土学理打点翻案官司。这大概也是“五四后”（post-may4th）中国文化界应有的现象吧！自五四（甚或更早）以来所谓“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被洋人和新派学人骂惨了。子曰：“再思可矣！”我们在骂人之后，来他个“再思”（secondthought），便时常发现“骂过了头”，甚或“骂错了”，乃至“你自己才该骂呢”！
例如洋人和他们的中国徒弟们，总欢喜说：“倒楣的中国，3000年没进步。”我这个世界通史教师倒发现将中国比异族，3000年来，我们的政治社会制度却最为稳定呢！连个倒楣的小脚，也一裹一千年不放，漫说是“三纲五常”“四维八德”和“三公九卿”了。小脚是混账了，而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三公九卿就一无是处哉？！去其渣滓，汰出有用金属，就不能替所谓“西方现代文明”拾遗补阙哉？！
笔者正撰拙文半截，忽然老友杜维明教授敲门寻访。我初以为维明兄有私事相询，孰知他竟为谈学问而来，真使我受宠若惊。
杜教授近承哈佛大学校方之委任，正组织汉学儒教在该校必修科中之普及工作，列为大学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部分。受业者恒至千人以上，实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前所未有之盛事也。
维明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杜子之言，深得我心。杜教授为今日华裔最突出的“五四后”的学者和思想家。非一般保守的所谓“国学大师”所可同日而语。——这也是“现代化”和“超西化”（post-western），与“僵化”和“基本主义者”（fundamentalists）之别也。
长话短说。我们有个2000年不变的文化定型，但是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维持不下去了。它要“转型”。转型从“变”开始。它从“千年不变”，忽然地弄得“十年一变”，连变二十变。穷则变、变则通。变它200年，变出一个新的“定型”来。然后它又可以千年不变了。
或问：这新的定型是个什么模式呢？曰：吾不能确知也。它将是全民族的智慧、经验和血泪，通过200年的“历史三峡”慢慢熬出来。等它熬出来之后，足下自会恍然大悟也。——如今我们这个历史三峡已快到尽头。诸位少安毋躁。另一“定型”已隐然在望矣。
所以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便是一部中国文明转型史，而这个转型运动是有其显明的“阶段性”的。甲午战争便是一极重要的阶段——它标志着一个阶段的结束和另一阶段的开始。——用一种最新的具体语言来表达，那便是由“四化”进入“五化”。没有“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着重“往往”二字）。这便是甲午战争中国打败仗最基本的原因。至于多开两炮，少打两炮，朋友，那是小事也，不足挂齿也。
原始“四化”，先炮后船
“四化”这个东西，在清末原叫作“办夷务”“办洋务”，叫作“师夷之长技”，叫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民国学人把它加一顶洋帽子，叫“自强运动”，叫“科技现代化”，叫“国防现代化”。
科技现代化最早搞起的，是林则徐所发动的船炮政策。但是林则徐这位科甲出身的士大夫，与他的上司道光皇帝，和上司的儿子咸丰皇帝，以及许多“中兴名臣”，都属于“望洋兴叹族”（且用一个新式台湾语词）。他们只搞“炮”，不搞“船”。在他们看来，在那波涛险恶的大洋之上去与蛮夷搏斗，做个“龙王三太子”，是不可想象的。在中国历史上，上至秦始皇，下至戚继光，都未尝动下海的念头，何况他们。所以早期的船炮政策，在道咸两朝，只搞炮，不搞船。
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曾向美商买了一条1080吨的大洋船“剑桥”号（cambridge），并装了34尊英制大炮。但是林钦差并不是要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船对轰。相反地，他把这洋轮横停于珠江口内，作为障碍物，兼做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后来长毛打到上海附近（1854），要与小刀会合流。那位行商出身的上海道吴健彰颇通洋务，他知道洋船是无敌的，所以向洋商买了一条吃水430吨，名叫“孔夫子”（confucius）的大洋轮来“助剿”，并雇了些洋水手来驾驭“孔夫子”。那个后来在清军与长毛之间反反复复的美国瘪三华尔（ward），便是“孔夫子”的一个水手。后来吴健彰不要“孔夫子”了，他把“孔夫子”送给江南大营的向荣。向荣对“孔夫子”也没兴趣，因为“孔夫子”太胖大，不够灵活，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而那些划小舢板的长毛，却躲在小河湾和芦苇之中，“孔夫子”对他们毫无办法。所以向荣也不要“孔夫子”。——这也是上述李泰国所购八条大洋轮被退货的基本原因。
总之早期清廷的“满大人”（mandarin）们，都对洋人的开花大炮有兴趣，而对洋船没兴趣。要搞国防现代化，他们就拼命买大炮、筑炮台。因此上至旅顺口、大沽口，中在吴淞口，下及虎门栅，他们买了无数尊开花大洋炮，建了数十座海防大炮台，等待着“夷人”登陆。朋友们相信吗？后来在“一·二八”（1932）、“八一三”（1937）期间，我们在吴淞口大炮台上，放得震天价响的开花大炮，都还是逊清末叶的曾文正、李文忠装上去的呢！
炮是购自外洋。但是消耗量极大的炮弹、鱼雷、水雷和步枪，总应该自己造造吧！因此，在太平天国快被打平前，曾国藩当了两江总督，左宗棠当了闽浙总督，他二人乃在上海、福州（马尾）、南京三地，分别招洋匠，购洋机，自制洋军火了。殊不知洋人是船炮不分的。能造炮弹，就可造炮；能造炮，就必能造船。我们既能自制大炮，很自然地也就能自制“火轮”了。这便是后来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今日已能制造十万吨以上的远洋大轮，说不定已在设计制造航空母舰了）、“马尾船政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的起源了。等到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这项军火工业便扩展到汉阳、天津和大连了。各地封疆大员也可乘乘自造的火轮了。
既然自己能制造小火轮和小炮艇，则自己的维修技工、驾驶舵手，甚至设计监造的工程师，也就势在必有了。因此那位有远见、有魄力而廉洁奉公的左宗棠，便于1866年（同治五年）在马尾办起了第一所船政学堂来，其中分轮机与驾驶两科——这便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海军的摇篮，虽然它的结局是十分可悲的。那也是单搞“四化”，忽略“五化”的错误酿成的啊！
海军始于抗日
上述这项西化初期的缩头挨打、守株待兔的旱乌龟政策，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盖此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在清方朝野引起了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对日本之蠢蠢欲动，起了严密的戒心。
李氏于1870年（同治九年）继曾国藩出任北洋大臣，驻节天津。下车伊始便碰到日本派专使来华，要求取得与欧美各国相等的“条约权利”（其实是不平等的条约权利）。鸿章为之愕然。盖自往古以来，中国便把区区日本，视同藩属。初不意这蕞尔小邦，今日竟以帝国主义自居，要在中国发展殖民地了。
吾人翻读李鸿章与当时日本使领人员的谈话笔录，李之口气仍以上国大臣自居，然读史者固知其色厉内荏也。在日本大部分得其所偿之后，条约墨沈未干，日军又在台湾琅登陆（1874年4月。除另注外，本篇全用阳历）。在举国惊呼之下，鸿章乃急调时驻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6000人，租轮赶往台湾对抗。
定奎为淮军宿将。当其亲率子弟兵之精华跨海南渡时，心中亦惴惴不安，盖商轮无护航，渠深恐日军半渡腰击也。——唐定奎此时的担心，20年后证明并非过虑。盖“高升”号被日轮击沉时，殉者近千人，尽是江淮子弟也。笔者幼年即尝听祖父的客人，高声谈论此两役的惊险场面而自庆未死。
李鸿章经此刺激，即决心自建海军御侮。他自始至终的假想敌便是日本，知道清日迟早必有一战。盖牡丹社事件之后，1875年9月，日人又在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令朝鲜断绝与大清宗藩关系，并与日本订立条约。
1879年日本再迫琉球绝清而加以并吞。1882年及1884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志在并吞朝鲜，已昭然若揭。——这样一来，李鸿章认为，欧美列强还远在万里外，而新兴的日本则祸在肘腋。建军抗日，刻不容缓，乃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办新式海军。
所幸国内的内战已暂告结束，外战减缓。朝政，尤其省级政权，由开明派掌握，国力迅速恢复。朝中由两位年轻寡妇垂帘，也颇能招贤纳谏。总理衙门由恭亲王和大学士文祥主持，二人久历坫坛，亦熟谙外情。而外国公使长驻京师，酬酢频繁。中外相处，也颇能互信互谅。尤其是美国由惨烈内战（civilwar），转为国内建设（reconstruction），对华无领土经济野心，遇事且可开诚相助。1868年（同治七年）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竟被文祥说动向华盛顿辞去本职，接受清廷委派，为中国出使欧美钦差大臣，颇多建树——笔者曾有专文论之，不再赘。其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rtin），亦应聘为总理衙门之顾问（洋员），并将国际公法译为汉文，使国人耳目一新。丁氏颇通中国古籍，兼擅国语粤语，甚为中国士大夫所重。曾纪泽赠诗恭维他说：“羡君兼擅中西术，双取骊龙颔下珠。”洵非虚誉。
总之，在此所谓“同治中兴”的巅峰，衰老的大清王朝，一时颇有复振气象。此时中国海关在赫德的科学管理之下，贪污敛迹，收入甚丰。总理衙门因策动廷议，以海关收入的40%，约400万两，作为建设新式海军之用。斯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的“国防预算”。
中国海军的结胎年代
清末中国新式海军筹建之初，议者纷纭，然以淮军智囊、曾任驻法公使的薛福成所论最为中肯。薛氏主张中国海军应分成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48船，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则由两广总督负责，保卫东南沿海。——此一三分制，至今未改。
此后李鸿章及总理衙门复参照洋员建议，将新建海军按英制训练，德制统率。英国海军制度系由海军上将三人，分工合作联合指挥。德制则听命于海军总司令一人也。
中国海军指挥既取德制，而海军亦如陆军，听命于省级封疆大员，则中国之“海军上将”（admiralty）亦取省级“提督”制。迨新式海军成立，旧制水师撤销，李鸿章乃调身经百战、守身廉洁笃实之前淮军水师提督丁汝昌，转任海军提督，统率北洋舰队。南洋与闽粤管带最高官阶仅至总兵（海军师长），无提督衔也。说者或讥鸿章以陆军统海军，为战败原因。殊不知击败中国之日本联合舰队指挥官伊东祐亨（1843—1914）亦是由陆转海，与丁汝昌无异也。持此论者，狃于皮相之说也。
此海军规划期中，400万两之预算，原议为南北各分其半。双线延伸，平行发展。斯时南洋大臣两江总督为沈葆桢。沈氏原为福州船政局监督，本系行家。他认为新式战舰，不论自建或外买，所费均属不赀。400万两之预算，为一队购舰造舰未见其多，两队分摊则嫌太少。既然北洋舰队职在拱卫京师，责任最大，他主动建议，全预算划归北洋。迨北洋舰队速建成军之后，再建南洋。
李鸿章对沈之建议，当然求之不得。孰知同治中兴时之清朝，仍只是清朝。南洋谦辞，北洋未必受益。在李鸿章建军期间，北洋舰队所实受，每年不过120万两而已。预算巨款何往？则公款挪用，私囊窃取，都早为官场惯例。李鸿章虽一代能吏，亦是宦途老官僚，不会因公款之失，为一己找其私家之麻烦也。然纵是120万两，在当时已是巨款。在同一时期，英德二国所承造的高等战舰，索价亦不过四五十万两而已。——在同治末年日军侵台以后，鸿章即以此每年百万预算，购舰造船，一支像模像样的世界第八位的海军大舰队，居然也就呱呱坠地了。
[附注]关于上述诸节，中文史料山积，见王仲孚编《甲午战争中文论著索引》，台湾师大1994年6月印行。大陆十年前亦有类似著作。其中有关北洋舰队的资料，应以戚其章教授的《北洋舰队》（1981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最为简明，足资雅俗共赏。简明的英文史料可参阅johnl.rawlinson,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rvarduniversitypress，1967.作者出身教会家庭。其父于1937年沪战期间，我机误炸“大世界”时遭难。本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附有简明西文参考书目。作者与笔者为数十年老友。笔者亦编有较详尽之英文书目以补其不足也。
北洋舰队的虚实
规章既已厘定，经费亦有着落，李鸿章乃于1875年（光绪元年）获拨款45万两，委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专程返英，向英国最先进的“阿摩士庄”（armstrong）船厂，订购舰艇四艘。这便是后来北洋舰队里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一式四船的标准炮艇了。后来李鸿章以其船炮新颖犀利，造价低廉（每艘15万两），因此又加购两条——镇中、镇边。这六艘英制炮艇，所谓“六镇”，也就构成北洋舰队的雏形了。
六舰原是分别建造的。它们的吨位、炮力等，都不可能绝对相同。中西史料记录，亦确有差异，史家亦难复考。但大致说来，它们是属于同一级的，则无可非议也。六舰排水量大致均为440吨级，舰长127英尺，钢壳而无装甲。时速十海里。每舰有22磅（火药）退管炮二至五门。这种阿摩士庄的“艾朴塞隆”（epsilon）型新舰的最大特点是可双向航行，如横渡长江的渡船，回航不用掉头。在重洋之上作战，忽前忽后，神出鬼没，就制敌机先了。这种灵巧炮艇，在当时英国海军里也是先进的。
为避免中国新建海军只受某一国家影响，并由于鸿章对德制军火的喜爱，尤其是克虏伯厂（krupp）出产的大炮——且插句闲话：李鸿章这时所买的炮，后来被赛金花的德国“男友”瓦德西看到了都叹为观止呢！因为德军里也没有几门。蒋公也喜欢德制大炮。连笔者这个小小的“将门之后”，童年时也曾拥有一支德制“三号驳壳”（盒子炮）和100发403号子弹。其青光闪闪，精巧绝伦，至今梦寐思之；儿时最爱的玩具嘛！——因此当鸿章再获巨款时，他就转向德国订货了。
1881年（光绪七年）鸿章再投百万巨资，通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商伏尔铿厂（vulcan）订购7400吨，具14英寸装甲，配备有12英寸（30.5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舰”（battleship）两艘。这便是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ironclad）了。
定远（后为清海军旗舰）、镇远二主力舰，是当时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战舰。此二舰成为我海军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辅助舰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就超过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了。——换言之，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如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只是定远、镇远装甲过重，船长308英尺，用的也是复式螺旋推进机（twinscrew），可以双向航行。它们的时速就只有14.5海里，有时可能只有十海里，就稍嫌其慢。作战时可以坚守，也可以围歼敌船，但是要动如脱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长了。——总之“装甲”是其时海上战略思想的重点，李鸿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价，务必求其兵利甲坚、尽善尽美也。——二舰的造价是620万马克一艘（关两总在200万两以上吧）。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中有个癖性叫作“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甔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不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吓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100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不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arm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场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战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继定远、镇远二舰之后，李鸿章又继续向英德二国订购两三千吨级的轻快巡洋舰五艘——济远、经远、来远（德制）和致远、靖远（英制），再加上稍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以及福州船厂自造的平远、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靖等木制战船和若干鱼雷快艇，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所在了。（共船舰25艘，约45000吨，参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王英男《北洋舰队实力总览》，载上引《论著索引》第300页；或rawlinson前书listofships，1860—1895，p246—259。作者查明甲午之前35年中清海军共有舰艇134艘。资料分列极为详尽。）
表面上看来，李鸿章这支大舰队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亲自参加这场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士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海里的4000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但是“四化”没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啰！举朝只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人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著史者，执笔至此，岂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话。
以一校一级而战一国
以上所述的是清末北洋舰队的船炮等物质条件（hardware）。船炮总得要有人使用嘛！为着掌握这支即将到来的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海军，李鸿章于1881年（光绪七年）在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千船易买，一将难求，远水不救近火也。谁知他因祸得福：1879年那位也是船政专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1884年秋中法战争扩大，法帝海军偷袭我马尾舰队，七舰皆毁。沈葆桢生前苦心孤诣所建设的南洋舰队，至此半遭摧毁。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1836—1896）率淮军旧部再援台湾，同时收拾中法战争这个烂摊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舰队里的精华干部，悉数调入北洋舰队服务。宝剑赠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这才解决了他的人才（personnel）问题。
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的英雄，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
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12艘。我方的12舰共有舰长（管带）14人（镇远、致远二舰均一死一继）。这14名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14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这14名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冤而死。——真是惨烈之至！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同样地，那空前绝后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
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闽浙总督时，于1866年（同治五年）在福州马尾创办的，隶属“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giquel）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驾驶人才的训练。
是年左宗棠奉调远去新疆，对付正在挑衅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荐科甲正途出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承其事了。——抗战后那位受辱于美军皮尔逊，而引起全国学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桢的曾孙女，林文忠公（则徐）的外玄孙（见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电报）。
沈葆桢是个有见识有度量的干才，他把这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从这“艺局”二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对这所新式的“海军官校”的认识了。艺局所培养出来的当然只是些学徒技工啊！技工艺人在清朝以前的传统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与倡优同列的“无籍”或“乐籍”“贱民”呢！为缙绅之家的子弟所不屑为。所以沈氏当时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为贪图食宿公费和每月一两的饷银而来。然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
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60人，于1867年2月（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
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1881）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
严复、刘步蟾和黎元洪
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
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1854—1921），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龢、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人们，就受其影响了。
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再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
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1864—1928）。小黎在甲午前二年（1892年）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他如被分发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
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职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呱呱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的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1867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1874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做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20岁左右（严复刚20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的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止一次。1881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1885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清朝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清朝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的镇远管带林泰曾、致远管带邓世昌、来远管带邱宝仁、济远管带方伯谦、威远管带林颖启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30人。这30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顺理成章的事嘛！
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也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1890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二、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曾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armrace）。
我们应当了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到二次大战结束（1945），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是个“土匪世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
在19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他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
1870年（同治九年）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就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就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做主的政治力量——李鸿章和周恩来就不同了。
李鸿章也是近代中国搞以夷制夷的祖师爷，但也成绩欠佳。李氏未搞好的道理，是他的“铁甲”被日本打沉了。搞以夷制夷而无“铁甲”为后盾，那就变成买空卖空了。“夷”也不是傻瓜嘛！专搞买空卖空，哪里行得通呢？！所以甲午之前，李鸿章立志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
老实说，在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期（1870—1895）的大清帝国，要参加世界军备竞赛，是绰有余裕的。大清帝国毕竟是个大帝国嘛！甲午之前漫说像上述的日本“吉野”号那样的巡洋舰，就是再买它三五条“定远”“镇远”那一级的主力舰，也是轻而易举的。
君不见一项《马关条约》（1895）我们就赔了两万万六千万两。六年之后的《辛丑条约》（1901），我们不又赔了四万万两？合计，七年之内一下便赔掉六万万六千万两！——我们有这么多钱去付“赔款”，没钱买船？！
当然四万万两是分期付的。付多了蒙债主们退款，还要让我的老师胡适之，我的朋友杨振宁、何炳棣……去放洋留学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老太后当年赔的款，一小部分被退回，我们到现在还没用完呢！——甲午战前我们没钱买船？！我们再买五条（定远级主力舰）、十条（吉野级巡洋舰），也游刃有余呢！
有钱为什么不买船，要等到打了败仗再去“赔款”呢？！
朋友，这便是上篇拙文所说的：专搞“四化”，不搞“五化”，则“四化”往往是徒劳——此地着重“往往”二字。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搞社会科学的人，不应该把话说得太“绝”。
须知，四化者，科技现代化也。五化者，政治现代化也。政治现代化不一定要搞什么鸟“民主墙”嘛！但你至少也该搞个干净而有效率的现代化政府——至少也得像当时德国和日本那样。像我们慈禧老太后治下的那摊烂狗屎，总归是不够资格参加世界军备竞赛的——帝国主义虽然都是“土匪”“强盗”，但是盗亦有道也。
现在且看看我们李中堂，如何在这场世界军备竞赛中先败下阵来，然后才打败仗，才赔款。
海军衙门是个大“肥缺”
在北洋舰队成军之初，李鸿章便极力主张三洋一统、分建合操。中央政府应有个研讨战略、统一指挥，以及筹划预算、部署后勤的总机关。这本是顺理成章之事，任何现代国家都是少不了的，只是名称不同罢了。例如英国的海军部（admiralty）、德国和日本的“大本营”和“参谋本部”，今日美国的“五角大厦”（pentagon）一类的机构……在清末，就叫作“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或“海军衙门”了。
李鸿章本是个好权而又有责任心的干才。在海军衙门的酝酿期间，他本来就当仁不让的，可是这次却由不得他了。在大清国海军成立之初，那些自视为统治阶级的满族亲贵，早已虎视眈眈。本来湘淮军之崛起，他们已感到切身威胁。海军再起，他们就不能再让汉人掌握了。不幸的是，两百多年的荣华富贵和游手好闲的生活，早把这个高踞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腐烂得无可救药了。上文已述之，海军是多么技术化的现代兵种。这种腐烂的满族亲贵，如何能插手其间呢？
但是，现在这个“海军衙门”可就不同了。它是个高高在上，设于皇城之内，外表上似乎只是个专门管人事、管钱包的大“衙门”！而这衙门所管的海防经费，动辄百万。在他们的眼里，这衙门是比大清朝廷之内的六部九卿，朝廷之外的督抚司道，任何一个衙门都更要有银子的新衙门。总之，在大清官场中，海军衙门是一个最“肥”的大“肥缺”。亲贵们是绝不能放过的！
大清王朝发展至此，也可说是“气数已尽”吧！就在这紧要关头，那个比较贤良而识大体的慈安太后，忽于1881年（光绪七年）离奇病死。慈安是慈禧所最为敬畏的正宫娘娘。慈安一死，这个姨太太出身，个性又泼辣狠毒的慈禧皇太后大权独揽，渐渐地便原形毕露了。
三年之后（1884年），她就把恭亲王奕赶出总理衙门。奕是总理衙门（中国第一个外交部）的创办人。20多年与洋人折冲樽俎，使他颇谙外情，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开明政治家，同治中兴的名臣之首——没有他，慈禧也做不了皇太后。所以他也一直是慈禧所敬畏而嫉妒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慈安）。恭亲王一去，慈禧在朝中便肆无忌惮了。
在这种政潮中居心叵测而推波助澜的，还有个举足轻重的洋官僚赫德。赫德是英帝安插在中国官僚体系（chinesebureaucracy）之中的一个公开的间谍。他掌握了中国的关税。中国政府向外国购买船炮，支票要由赫德签名。他不是袁世凯的古德纳，更不是蒋中正的端纳。他在中国官僚体制中，是有其一言九鼎之权威的。加以他在中国官场厮混数十年，早变成中国政治的老油条。吹牛拍马，纵横捭阖，无一不会。一个白色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中的代理人，再熟谙中国官僚的那一套，这位洋大人也真是“双取骊龙颔下珠”，为中外少有的枭雄。
前文已略言之，在中国海军成立之初，他就设法排斥其他列强（美、德、法）在中国的影响力，要把中国海军变成大英海军的附庸。他的这项阴谋，慈禧和她的近支“懿亲”像醇亲王（慈禧的妹婿、光绪的生父）等人哪里知道呢！可是，李鸿章和恭亲王奕就洞若观火了。不幸恭亲王早就是自身难保，也就顾不得什么海军了。而李鸿章却是慈禧的“总理”，是个少不了的人物。他一要效忠大清，二要自己抓权。他对赫德的阴谋就要加意防范了。
李、赫交恶突出醇亲王
为防止赫德搞鬼，鸿章乃拿出他那套以夷制夷的看家本领，密遣原任马尾造船厂总教习法裔洋员日意格和原任天津海关监督的德裔洋员德璀琳（gustavdetring）暗中加以监视，要他们向他告密。日、德二人得令，那真是忠于职守。因此，来自柏林和巴黎的小报告，把赫德的诡计一一揭了底。
不特此也。那时奉华府之命，前来中国协商开放朝鲜的美国海军司令舒菲特（robertw.shufeldt），日久也变成李鸿章的情报员。舒氏原是直接去朝鲜办交涉的，但朝鲜王口口声声自称“本朝为大清之属国”，外交未便做主云云。舒氏只好到天津去找李鸿章。李鸿章对付洋人是有其魅力的，加以美国人当时对中国十分同情，因此，舒氏也变成鸿章对付赫德的顾问。
但是赫德又岂是省油灯？你搞以夷制夷，他也会搞以华制华，尤其是以满制汉。他知道太后要以满人掌海军；他也知道和“小六子”恭亲王争权的“七老爷”醇亲王奕，早就对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垂涎欲滴；他更知道他自己的话对那无知、擅权和恐洋的慈禧，有一言九鼎之力。他如发动使醇亲王出掌海军，那么他的政敌李鸿章也要举双手赞成。因此，他就公开建议以醇亲王出任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此议一出，连哑子吃黄连的李鸿章也得抢先保举。1885年（光绪十一年）醇亲王奕就正式受命为“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了。外行而颟顸的醇亲王当了海军大臣，李鸿章就要靠边站，那手握钱包的赫德也就挤向前排了。
醇亲王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皇帝和恭亲王的胞弟，同治皇帝的胞叔，光绪皇帝的生父，宣统皇帝的祖父，后来当上摄政王载沣的爸爸。
但是这些血统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他的婚姻：他老婆是慈禧皇太后的妹妹。就因为这一条不平凡的裙带关系，他才当上了皇帝的爸和皇帝的爷；而最糟糕的，是他凭这条关系挤走了奕，当上了海军衙门的总理大臣，做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自此大清政局就是清一色后党的天下了。
醇亲王这个大清帝国中的首席大贵族、头号纨绔子，懂得啥海军呢？因此，海军衙门抓在他手里，就不成其什么“参谋本部”“神经中枢”和“五角大厦”了……可是反过来说，这个“大肥缺”对他的服务，那可就说不尽了。
奕当时是北京城中生活最豪华、最糜烂的亲王，真是所谓把银子当水一样去花掉。但是除掉他爸爸和哥哥所给的有限的赏赐之外，他哪儿有那么多的银子，去维持他那奢靡的生活呢？那就靠以不同的方式去贪污了。因此，所谓“醇邸”是其时中外咸知的最大的一个贪官污吏。但是当贪官污吏，也总得有个地盘。所以海军衙门一旦落入这一个大贪官之手，那就不堪想象了。
不特此也。醇邸既然掌握了这样一个大“肥缺”，满族亲贵中的饿鬼，也跟着一哄而来。更不只此也。那时开支浩繁的皇族账房内务府也在闹穷。那生活日趋奢靡的半老的太后，却舍不得花私房钱。醇亲王等为着奉承太后，把她许多大小的费用也都开销在海军项目之中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醇邸既然抓到海军衙门这个大肥缺，亲贵无不欢喜——老太后也觉心满意足。
李鸿章原也是“后党”中的一个干将，对老太后奉承之不暇，何敢“忤旨”？！如此上下交征利，军备竞争管他娘，中国海军的发展就不可复问矣！
清皇室房地产巡礼
读者如不惮烦，我们不妨再把这个腐烂的帝后生活清查清查。看看他们究竟拥有多少房地产，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财产，再及其他。
暂且把“故宫老档”放在一边，权以游客身分来看看他们留下的皇家房地产。且从故宫开始：
在紫禁城内，他们拥有9999间雕梁画栋的宫阙。这些都是木结构的建筑。三年不维修，就难免坍塌。余游故宫，遇一洋老太婆惊奇地告诉我：“theyarerunningdown！”（这些房屋都在倒塌呢！）我安慰她说：10000间只少一间嘛！要全部维修，你们的布希总统也花不起这笔钱呢！
禁城宫殿之外，还有数不尽楼台亭阁的“三海”（中海、南海、北海）。今日除那由李连杰当“保镖”的“中南海”之外，其他也都runningdown了。这儿让我们查一查档案：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李鸿章为着购买快速巡洋舰，向海军大臣醇亲王奕签请拨款。醇亲王不但未拨款，反而批复说：“三海”快runningdown了，老太后无处乘凉，还要请李中堂自海军购舰项下，稍助微款，以表对圣母皇太后之忠荩。李鸿章果然是忠臣，就拨了30万两，“助修三海”。
“三海”之外，还有个人间天上的颐和园。关于颐和园的故事就说不完了。留待后叙。
颐和园之外，北京东西郊区，还各有纵深百里的东西皇陵各一座。甲午前后，慈禧正在东陵建造她自己的陵墓“普陀塔”——这便是后来孙殿英盗墓的地方。孙氏不但把它炸破，还拖出了老太后尚未腐烂的尸体。并有迷信而兼性变态的士兵，要对她的遗体进行“尸奸”。真是不堪想象。
余与何炳棣兄一次同访普陀塔，见其“享堂”斑驳不堪。询之故老，才知这享堂梁柱和天篷原由黄金数千两涂饰而成。其后涂金为军阀士兵“刮”去，故显其残破也。
再搭“游十二号”火车（车票不足十美元）去承德，一览“避暑山庄”和它的“外八庙”。山庄之内的塞外江南，固无论矣。单是外八庙中某一屋顶的金饰，便用掉黄金15000两！——不睹帝后之居，焉知帝后之奢靡。光翻“老档”，隔靴搔痒也。至于奉天之陵寝，江南之行宫，毋须多赘矣。
以上那大宗房地产（恕我大不敬用个市场经济的名词来形容皇帝），都属于皇帝一人。请注意“一人”二字。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皇帝只许有一个。谁当上皇帝，这财产就属于他一人。他的父子、叔伯、兄弟、姊妹全无份——雍正爷当了皇帝，他的亲兄弟阿其那、塞思黑等人，只能做做奴才，和奴才的奴才。在这大宗房地产中，他们半片瓦也分不到。虽分不到足够的皇产，但他们都无钱而有势，就都变成吸血吮髓的无所不为的亲贵饿鬼了。至于和皇帝一齐来的荣耀、权威和美女，那就不必多谈了。所以四海之内的华裔同胞谁不想“做皇帝”？为着做皇帝，英雄好汉们不惜弑父杀兄，不惜一切手段而达其目的。做上皇帝的人，最怕的则是别人也想做皇帝。谁再想做皇帝，那就是十恶之首，大逆不道，被抓到了就要“寸磔”，就要“凌迟处死”。
读者贤达，这就是在下不厌其烦，所说的“转型”的问题了。皇帝是我国历史上，2000余年未变的一个“定型”。这个定型在鸦片战后搞不下去了，它就开始“转型”。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辛亥之后，又已“转”了半个世纪，继起者如有历史眼光，像蒋经国那样，顺水推舟，另一个百世可知、千年不变的新“定型”，可能很快就会出现了。笔者这项乐观的推测，自以政治制度为限。至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另一定型，如何出现，机运如何，自当别论。得机再细研之。
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
现在言归正传，把时间再推回一百年，看看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宫廷的生活实况。
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因为你既然有一项奢侈品，你得拿另一些奢侈品去“配”呀！这样连环“配”下去，就没个止境了。皇室正是如此。你已有九千间华丽的宫殿，还得有对等的金玉珠宝、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宫娥采女和千万个大小太监去“配”呀！这也就没个止境了！
康熙皇帝曾说过，他宫廷一年的用度，还抵不上明朝皇宫一日之费也。他老人家所说的只是他自己啊！他如从棺材里爬出来，看看他那五世孙媳叶赫那拉氏的排场，他就不能夸口了。据李莲英的接班人，清朝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的回忆：慈禧皇太后当年一天的生活费，大致是纹银40000两！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试把它折成实物就知道了。那就是宫廷半月之费，就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
再反过来说，为维持这位老太婆的奢靡生活，一年之中我们每半个月要卖掉一条巡洋舰，一年要卖掉一支海军，才可马虎应付！
或问：这个老太婆哪儿能用掉这许多钱呢？曰：她老人家场面大嘛！不信且从那9000间大宫殿再算一下。40000两一天也不算多嘛！再者，办事的官员还要贪污中饱呢！——溥仪不是说过，他五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810斤猪肉和240只鸡鸭吗？（见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他的鸡鸭可比我们吃的昂贵得多呢！
据康有为的调查，清官中一切的用费都是三七开。那就是报销十成之中，三成是实际用费，七成是层层经手人的分润，这是例规。至于那三成是否是真的用费，还要待考。例如，西太后在颐和园赏王公大臣看戏，怕露天有阴雨要搭个“凉棚”。这凉棚搭掉30万两。三七开，则凉棚实际用费是九万两。一个凉棚要九万两银子？那就天晓得了。
总之，那时宫廷中的贪污是没命的，也不是按常理可以推测的。例如左宗棠在新疆立了大功，返京两宫召见。太监们要左氏出陛见关节费3000两。左宗棠不出。可是李鸿章为顾全大局，就代他出了。后来左宗棠将军奏对称旨，慈安太后大为感动，乃赐以先帝（咸丰）墨晶眼镜一副，以奖有功。谁知太监公公捧旨颁赐时，按例又要索礼金数千两。可是这位左大将军一气之下，“先帝眼镜”也就不要了。又是我们和稀泥的“李总理”，为顾全大局，替大将军出了半价买下了事。（见《李鸿章年（日）谱》）
朋友，人总归是人。人类的武器已从石斧、弓箭进化到原子弹，但是人类的“社会行为”（socialbehavior）则变化不多也。余读《史记》《汉书》，余亦读近代、现代、当代中国史也。标点符号打起来，今文古文之雷同，不可胜数也。岂小子性好以古比今哉？
李鸿章做了20多年的终身“国务总理”。没个李宰相，八国联军期间，大清帝国没那个好下场啊！不佞曾慨乎言之，并曾蒙老友徐乃力教授，同情过奖也。（见上引《论著索引》第29、33页）俾斯麦曾暗喻李鸿章只会打内战，鸿章向老铁血喟然叹曰：“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见同上。只辞句稍有不同，然余亦闻之于更可靠的淮军耆旧之口述历史也。）历史家臧否“古大臣”，可不慎哉？！
老太后不如小阿巴桑
以上所述虽只是一窝小故事，但一叶知秋，以小见大，我们也就知道这个太后主政的王朝是个什么东西！它纵在帝王时代的传统中国里，也是个“亡国现象”。这种中世纪的烂王朝配不配在“现代”世界上与列强争雄？！
至此我们不妨再看看我们的敌人是怎么回事。前已言之，明治天皇登基时原无一兵一卒。日本那时是个农业小国，落后不堪，没几两银子好筹也。然维新之后，面向大陆，全国处心积虑，举朝卧薪尝胆，立志要夺我大清的锦绣江山。购买“吉野”的银子不够，明治皇娘把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她这个小阿巴桑，哪儿能跟老太后比，没几件首饰呢！
其后我们一赔就是两万万两。这小日本婆子，一本万万利，岂偶然哉？岂偶然哉？至于天皇陛下那几位大败我军的海军将领，伊东祐亨（itosukeyuki，亦读sukenari）和东乡平八郎（togoheihachiro，1848—1934）都是自视超人的“藩士”（原“武士”）出身——我们蒋公最佩服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士。东乡也是个小格林威治。在英国海校与海军中搞了七年之久，与严复、刘步蟾等同学。下段有空档，再补叙之。
总之，敌我相比，清日战争的前途如何，那时如有电脑，一揿电钮，何待蓍龟？！孙子说：善战者要“不战而屈人之兵”。殊不知善败者，未待交锋也早就一败涂地了，何待枪响？！
抑有进者，清廷腐化，慈禧老太后不过是冰山的尖子罢了。太后之下，还有近支亲贵、远支宗室，乃至整个满族构成的吃粮不当兵的统治阶层，和汉人也有份的庞大无能、昏聩颟顸的整个官僚体系！
先看所谓旗人。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满军八旗加汉军旗和蒙旗全民皆兵，男女老幼（今日所谓军眷）盖有30余万人。且用个大陆的名词，他们的军需给养是实行一种“供给制”。
那时既然所有的旗人都是兵，所以所有的旗人都“吃粮”。后来再经居心不良的汉奸代为策划，旗人纵不当兵也照样吃粮。因而有幸生为旗人，呱呱坠地时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一领领了200多年，终于把一个劝劳尚武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半变成了通都大邑里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懒满”（不是懒汉）。但是，这些“懒满”的生活费是哪里来的呢？那就靠原是八旗大军后勤总司令部的内务府了。
所以清朝的内务府所管的钱包，一般都比户部（国家财政部）所管的要扎实得多。对上它是皇帝和后妃的账房、私府，管皇室衣食住行和玩乐；对下面那些满族（和旗人）的无业游民来说，它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且看我们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晚年便是个靠内务府过活的无业旗人。（曹霑和内务府的关系，红学家还大有文章可做呢。）
户部自有来自各项税捐的“国库收入”，可内务府的钱又是哪里来的呢？这原是清史里还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可是简言之，在清军于1644年入关之前，它原是八旗的军需署嘛！入关以后场面大起来，清承明制，在财政上，内务府几乎与户部平分天下。丁银（人头税）、地银（钱粮）统归户部，但内务府有时也有一份！特殊税收如粤海关、浒墅关，部分盐茶丝瓷等税收有的就直接划归内务府了。此外满人入关后直接承继了明朝的皇庄土地，还无限地圈地（圈无主与有主的土地）为皇帝的私产。因此大清皇帝也是大清帝国之内的第一号大地主。但是再大的地主的地租也养活不了一个皇帝，所以皇帝另一项更大的收入，便是“升官发财”了。皇帝是一国最大的“官”，他也就发最大的“财”。
公开的卖官鬻爵
在清朝做官（纵使是清官），也有“陋规”可使你发财。赃官就不得了也。他们看“缺”，缺愈“肥”则钱愈多。
做皇帝也有陋规。纵是再好的皇帝，像唐太宗、康熙，陋规（如地方官之进贡）也可使你富甲天下。“赃”皇帝那也就不得了也。他可卖官鬻爵。官论“缺”，“缺”愈“肥”则价愈高也。俗语说：“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任“赃知府”，那可能就能赚几十万乃至百万了。皇帝或太后要把这个百万“肥缺”的“官”，“卖”给有志做“赃知府”的人，那索价该在数万两吧！
清末卖官鬻爵是大小不分的，它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原则，公开贸易，自由竞争的。上述严复，在水师学堂干不下去了，一怒便去“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乡试，考举人。“捐”者，“捐款救国”也，“捐助军费”也。严复大致“捐”几千两银子或几百篓茶叶（叫“茶捐”）吧！咱们敝国中央政府，干这项买卖，是从汉朝就开始的，为打那个混账的匈奴嘛！笔者幼年也曾慷慨地“捐款救国、献机祝寿”，“捐”过五块袁大头，买飞机去打那混账的倭奴。虽然我并不是为着一张小学文凭（监生）而捐的，其捐则一也。捐可捐给国家，也可捐入私囊。
以上是明盘，另外还有暗盘。
“刘六麻子（铭传）打台湾”，建了大功。死后官颁谥法，礼部主持部门乃暗问死者家属，如肯多花万把银子，便可让死去的功臣“戴一顶‘草帽子’”。刘家认为这顶帽子太贵不肯出，因此刘铭传就变成“刘壮肃公”；肯花钱，他就会变成“刘庄肃公”。“壮肃”“庄肃”之别在哪里，年轻读者如不知其妙处，去问问古汉语老师就明白了。
在那帝王专制时代，所谓“谥法”，便是对死去功臣补发的一种“勋章”。连个死人的勋章都要按等级卖钱，则孟子所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也就发展到最大限度了。
亲贵“执政党”是腐化的核心
总之，大清王朝发展至此，是真正的“气数已尽”。它的国家机器已完全锈烂成一堆废铁，而在这废铁堆中还在操纵把持的，便是爱新觉罗皇室和那窠满族亲贵了。
须知满人入关之时，为羁縻汉人曾有不成文规定，全国高官厚禄满汉各分其半。但是汉满人口的比率，则至少是2000万比30万啊！以中国之大，高官厚禄职位之多，只有30万人口的满人竟占其半，则满人中之有知识有能力者，也就无人不官了。因此，吾人如果把这个享有特权的满族整个一“族”，看成个一党专政的执政党，则每一个“满人”和附属于他们的汉人“包衣下贱”及若干蒙人所谓“旗下人”，不论贤愚，都是享有特权的“党员”。只是他们“党员”“入党做官”的资格是天赋的，毋须搞“表现”，更不要走后门罢了。
可是事到如今，大清帝国这个执政党专政了200多年，现在是彻底地腐烂了——在国家急需现代化，尤其是“国防现代化”的紧要关头，他们就变成最大的反动势力了。这个反动势力最主要的根据地，便是这“最大的肥缺”，为醇亲王所盘据的海军衙门了。
不过话说回头，搞同治中兴、搞自强运动，那些科甲正统出身的清末名臣，自林文忠公以下的曾、左、李、胡（林翼）、沈、张（之洞）、文（祥）、陈（宝琛）、刘（坤一）等人，都不失为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高官，有几个能和这一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文字辈是指他们谥法中嵌入个“文”字的高干，如林“文”忠、曾“文”正、左“文”襄、张“文”襄、李“文”忠等等。
须知这批文字辈人物，都是在我们华夏文明的范畴之内，优良的文官制度那一个“定型”中所培训出来的拔尖的精英。他们的不幸和失败是上帝安排的，是时代变迁的结果——他们那个“定型”是个有待“报废”的形态。加以“君为臣纲”，王纲解纽，他们纵有天大的本领和至高的公私德行，但是形势比人强，一切努力也是徒然。
至于我们的高官呢？！他们多半都是“历史三峡”里某一二阶段中过渡性的官僚，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定型”，也没个“定型”好属。他们之中有的还是满口孔孟的。但是他们的孔孟也缺少个“定型”。既不属于上述文字辈那类形态；也不属于杜维明式的“后西方”（post-western）那一类，而是属于未定的“过渡形态”（transitionalpattern）。他们之中也有满口民主的，其实他们只是向往民主，向往于英美传统（anglo-americantradition）的民主。属于自己的民主形态还未出现呢！
在“昆明湖”里办“海军学堂”
现在还是谈谈老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据说在同治初年两宫垂帘之时，二十来岁的青年寡妇，可能由于禁城之内深宫太闷，她们曾往劫后的圆明园废墟凭吊一番。西太后睹物伤情，曾对之垂泪，并有意加以修复。事为恭亲王所阻。盖内战方殷，外患未已，哪儿有闲钱来重建花园呢！
迨同治崩殂（1875年），慈安亦逝（1881年），恭亲王见黜（1884年），50岁的西太后大权独揽，在新任海军大臣醇亲王奕以次的王公大臣的一片阿谀声中，她就坤纲独断，决定重修名园为郊外游憩之所了。
西太后原意是重建圆明园。但是圆明园为洋兵烧成荒坍一片，从头建起，盖需款三万万两才可恢复原貌。既然一切需从头建起，那又何必拘泥于圆明园故址呢？西太后经臣工聚议，转而注意于虽为洋兵烧毁，然尚有若干孑遗的清漪园了。反正都是从头来起，清漪园的条件且较圆明园为佳。西太后乃决定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就加工扩大改建了。改建的初期预算是白银一万万两！
这个预算令人感叹的则是，它可用以增建十支北洋舰队而有余。但是“北洋”对一位无知而泼辣的老寡妇，未免太遥远了。建个园子解解孀居禁宫之闷，那才是当务之急呢！
颐和园工程是1884年正式开始的。这时光绪帝载湉已13岁。西太后的打算显然是，五年之后园工可完成，而光绪18岁亲政，她就可以第二次（第一次在1873年同治亲政之时）结束垂帘。把日常朝政交儿子去管，她自己就可以长期住园，对军国大事遥控之外，平时就颐养安和了。换言之，建这个园子的目的，是为她“离休”后的生活打算的。西太后生性奢靡。她原是那豪华的圆明园内一位得宠的姨太太。现在做了太后，身为大清女主，与大英帝国的女王维多利亚（queenvictoria）东西遥相呼应。生活自不能较当年的懿贵妃为差，所以她要倾全国之力，来为她造颐和之园！
慈禧本是个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19世纪的60年代垂帘之初，她就卖官鬻爵，累积私房钱。俗语说：“富不了光棍，穷不了寡妇。”这寡妇当然只是指“富孀”而言。叶赫那拉氏当时是全中国的第一富孀。经过20多年（1861—1884）或明或暗地没命搞钱，据说在光绪初年她已积有私房钱两万万两——这是当时在华的高层洋人的估计。须知此时洋人（如赫德、李提摩太、丁韪良等“中国通”）的消息，往往比局外的中国人更为灵通。因为洋人的交际圈可直达恭亲王、文祥、翁同龢那一阶层。一般中国文士，尚攀不到那么高也。加以白话文尚未出炉，中国社会中尚无大众媒体这个东西，而洋人在华已早有之。（参见archiebill，“i’lltakethose50milliondollars，”inladieshomejournal,feb.1919.p15，82andcarrollbrownmalone,historyofthepekingsummerpalaceunderthech’ingdynasty.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lastchapter.）
读者或许要问：西太后垂帘二十来年，哪儿能贪到那么多钱？可是我们只要看看有高跟鞋三千双的菲律宾寡妇伊美黛，大致就不会惊奇了。伊婆的私房钱大概十倍于慈禧吧！而菲律宾怎能与大清帝国相比呢？！况伊婆并未当政。
按理西太后本可自建其园，但是愈有钱的寡妇，愈不肯花自己的钱。何况醇亲王新得肥缺，正在力图报效呢！从醇邸来说，趁报效的机会，也正可自捞一笔嘛！就这样，醇亲王就开始挪用海军经费为太后造园了。这时为国宣劳、日理万机的老太后，也一天天地老起来。1884甲申是太后半百万寿，再过十年1894甲午便是太后的花甲（60）万寿了。花甲是那时富贵人家，尤其是皇室最大的庆典。如何庆祝花甲，康熙爷、乾隆爷史有先例。老太后要循例照办。拍马屁的王公大臣，就更要锦上添花了。
为着“万寿”、为着“造园”，奕挪用了多少海军经费言人人殊，谁也不知其详。至少是1000万，多至3000万也不算意外。至于利用“海军”这个“衙门”和“海军”这个名义去另外捞钱，那就没法估计了。
一般说来，百官为效忠太后“捐俸”四分之一，这是当时醇府对下面的倡导。至于用海军的名义来“建军祝寿”（和我们的“献机祝寿”一样），挖昆明湖来“办海军学堂”，捐了多少钱，那就天也不知道了。
笔者幼年成长于老淮军和新（皖系）军阀的“眷村”之中（王揖唐原先便是我家的塾师，由先祖资助他三考及第，留学日本，返国后享有洋土两重“进士”身份，终于坐上皖系二号交椅而最后沦为大汉奸），当年对“昆明湖海军学堂”这个掌故是耳熟能详的。我一直把它当成真实的故事，直至在沙坪坝课堂中，听了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才知道是一大骗局！愤恨无已。
我家当年想必都捐过很大的款子去“建军救国”。老祖宗们可能也都不知底蕴。因为当醇亲王发动这场骗局，连李鸿章也不敢拆穿。至于醇亲王为着这个昆明湖中的海军，强募恶化，究竟捞了多少钱，那就只有上帝知道了。今日尚有若干可以考据出来的，单是李鸿章和曾国荃往来的零星书信中可查出的便有：来自江苏、江宁、两淮的捐献70万两，江西十万两，直隶、四川各20万两，两广（时两广总督为鸿章之兄李瀚章）100万两，招商局十万两等，即在200万两以上。……至于直接献给海军衙门和其他管道的全国性捐款究有多少？从1000万两到3000万两，总归都不算太离谱吧？！
五分钟打一炮，一分钟打五炮
就在这造园、祝寿，并大办其“昆明湖海军学堂”之时，以侵华为第一目标的日本帝国主义，却正在疯狂地扩军备战。在甲午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新式舰艇21艘。其中九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英德制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十英寸左右速射炮数十尊。前节所述那条世界最快的巡洋舰（时速23海里）“吉野”号便是一个有决定性的生力军。当时世界军备竞争激烈，日本海军之迅速发展，足令欧美震惊！它从世界的末位迅速蹿升至第11位，黄海炮响时，它的战斗力已早越我军之上矣。
在这一国际军备发展之下，我方当时的反应又如何呢？第一敏感的当然是身当其冲的海军将领了。丁汝昌不是如后来人想象的颟顸官僚。他是一位立志以身许国的战将和“死士”。他虽是旧式水师出身（如日本的伊东祐亨一样），但是在重洋之上，16年不断的磨练，使他对国际形势和新的海军战略，也了如指掌（丁汝昌曾数度去欧洲和日本、南洋等地访问考察）。何况他手下的各舰管带和大副等人，都是经过严格训练，而精通外语的第一流世界级的海军将领。外加数不清的“洋员”随舰服务。
他们眼看假想敌日本海军咄咄逼人，一天天地超过自己，诸将生非木石，首当其冲，怎能不忧心如焚？他们都是职业军人，知道在大洋之上作战，以时速15海里的慢船，对抗时速23海里的快艇，那自己只有挨打的份儿。打败了，无法逃避。纵使打胜了，也无法追击！克敌制胜，贵在知己知彼，李鸿章在其奏折上，也一再转述之。
他们更知道，在海上炮战中，五分钟打一炮和一分钟打五炮的区别。敌人以快艇快炮，飙忽而来。一瞬之间，敌弹如疾风暴雨，临空而下。再一转瞬，敌舰又已逃得无影无踪。你以15海里的时速，五分钟一炮的慢劲，真是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乌龟对鲨鱼，如何克敌制胜？！
不幸的是他们所具有的拔尖的“四化”专业，在那个颟顸无知、贪污腐化的官僚垃圾堆里，完全被孤立了——在下者是急烂肝肠，居上者却无动于衷。
丁汝昌和他的将领们，无专折奏事之权。他们只有向李鸿章呼吁、陈情，请求“转奏”。李鸿章对国际局势的认识，难道还不如丁汝昌、刘步蟾？面对这种昏后暴君，他们知道“忤旨”“强谏”不但无济于事，后果有时且不堪设想。但是和稀泥和久了，以时间换空间，事情有时或可有转变的机会。所以他们就和稀泥了！
李宰相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何况各自的朝廷也各有个“四人帮”（西太后的“四人帮”，笔者曾另有专文详述之）。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虽然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但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1888年（光绪十四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之际，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1892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两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嘛！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做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做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做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已。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详见下节）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录（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词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争先恐后。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的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园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亲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做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著索引》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翰詹科道的反应》，第167—194页，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龢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楣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作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指的就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龢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懦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通，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是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楣的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映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由于处于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也不是好东西。他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1994年8月27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三、为黄海血战平反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地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作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诸葛孔明，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已，又把小叔子恭亲王奕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亲王也病死了。奕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亲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龢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thechinese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先生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1898）回看“甲午”（1894），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炮上晒裤，太监阅军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飞去，俯瞰江流山势，就一目了然了。——笔者前些年游美西“大峡谷”（grandcanyon），乘了一架小飞机，穿峡而行，即有此切身经验。我国的三峡，至今还没有穿峡飞行的设备。笔者亦尝乘轮而过。在船上摇头四顾，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仰看神女，坐井观天，哪知历史三峡的全貌是个什么样子呢？
笔者不学，尝一再强调我国现代化运动的“阶段性”。我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一阶段”便是洋务阶段，也就是科技现代化的阶段，甚至也可牵强地叫作“四化阶段”，而在这一阶段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便是李鸿章（1823—1901）。李鸿章搞“四化”最大的表现和成绩，便是他的宝贝北洋舰队——从无到有，老李在20年中把古老落后的中国，在军事科技上提高到世界“八强之一”。成绩不差呢！
40年前我的老学长窦宗一（仪）教授，开始撰《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1968年出版），我就随他学习，巨细靡遗，兴趣盎然。自此此书便成我的“三上读品”（枕上、厕上、车上）。30年来把宗一赠书翻成一团纸球，读犹未辍。
近年我母省安徽且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李鸿章，并正编撰出版“全集”。余亦忝为“顾问”，尾随学习，并拜读不少前所未见之秘籍。年来复蒙中国驻联合国（现驻美）大使李道豫（鹤章的玄孙）伉俪不时召宴，浸成好友。——这位头戴三眼花翎、头品顶戴的现任钦差大臣，在今日国际坫坛，以立场开明颇享盛誉，大有文忠遗风！——所以，李鸿章对我们搞中国近代史的人，还不算太遥远，其影响犹一触可得。但是，李鸿章毕竟是个悲剧人物。在他于1901年11月7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积劳而死之时，可说一生事业全付东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不幸生为这个“第一阶段”的“总设计师”。在这个阶段性极重的历史发展上，第一阶段是不可能“成功”的。
俗语说：“倒楣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在那个病愈害愈重的“病头”期间，你当医生若不能“着手成春”，就“倒楣”了。当那位病人已日渐痊愈，在这“病尾”期间，你一碗药下，他立刻下床跑步，那你就是华佗了。
医人医国，李鸿章便是倒楣的前者。因此，李鸿章主持这个专搞科技的“第一阶段”，而缺少个即将到来的“第二阶段”的“政改”（“五化”吧）相配合，科技是必然没有出路的。——一叶知秋，那个有名的“炮上晒裤”的小故事，就可说明老李搞“四化”的极限。故事是这样的：
1891年（光绪十七年）7月9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注目。其后汝昌率六舰管带刘步蟾等在驻日公使李经方陪同之下，晋谒日皇，备受礼遇。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岂在话下。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祐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官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其实东乡所见还是皮毛呢！八郎有所不知，中国海军于1886年第一次在黄海之上“大操”时，检阅台上，直立于两位海军大臣奕和李鸿章之间的，最重要的检阅官竟是太监李莲英！海军是当时大清帝国最新的护国武装，中华现代化的灵魂，而其最主要的检阅官，竟是一位上无胡须，下无生殖器官的刑余阉宦，也就不太成话了。
能把个无知腐烂的太监放在海军检阅台上做检阅官，那么在主力舰大炮上晒几条裤子，也就微不足道了。
总之，长话短说。建立现代海军，参加列强的军备竞赛，不是单纯的科技问题。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只搞科技现代化，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基本上还停滞在“中世纪”的落后状态，要科技先生独挑大梁来救国救民，是救不起来的。中山曰：“破坏难于建设！”但是不破不立。我们不把中世纪落后的遗传从身上甩掉，现代化的衣履是穿不上去的。老实说，日本人之胜于我者，便是他们善于模仿，把中世纪的东方习俗彻底丢掉，全盘西化，所以他们与西方科技也就一拍即合了。
“大炮上晒裤子”是个笑柄吗？君不见时至今日，我们的唐人街、中国城、华埠，哪一个不属于各该都市中最脏最乱的（可不是最穷的）ghettoarea呢？！今日仍然如此，何况当年。只是西人暗笑，我们自己不笑就是了。
其实裤子只是一件形而下的小东西，至于形而上的落后遗传就说不尽了。我国海军当年便被“省籍情结”这个“区域主义”的魔鬼牢牢缠住而不能自拔。前文已言之，当年海军将校几乎是清一色的福佬。那位“浮游于诸闽之上”的总司令安徽佬丁汝昌，有时就号令不行，一筹莫展。那位饮誉至今不衰的邓大人邓世昌，却是个浮游于诸闽之中的老广。他的英勇殉国的悲剧（见下节），据说与畛域观念也有直接关系。畛域观念是中世纪中国享有专利的坏传统。它的幽灵至今不灭，今后还有大祸好闯呢！朋友，这也就是我国甲午战败之前的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背景啊！
东事三策
即当日本正处心积虑侵朝，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之时，中国总理衙门当轴曾有解决朝鲜的东事三策的构想。第一，他们曾提出“郡县化”的方案。企图把朝鲜属国改成中国郡县，把李氏朝王内迁。仿孔子子孙旧例（如今日的孔德成），设立“衍圣公”一类的机构，优待朝王，世袭罔替。此一设计，在清朝康雍乾盛世或不难实行，然值清朝衰世，列强环伺，那就是梦想了。
第二，干脆把朝鲜全部开放，造成列强机会均等、利益均沾之局。庶几利用国际势力平衡，保持朝鲜独立，以防止日俄等帝国主义一强之独吞。此策未始不可执行，然清室颟顸而自大，亦不能斩钉截铁，加以实施，而朝鲜朝廷孱弱亦不具备独立条件。宗邦一旦撒手，日本会立即取而代之。
第三，任其局势自然发展，相机行事。此为下策。然清廷无能，只得听任此下策之自然发展矣。
迨朝局日坏。1894年夏6月，清廷应朝王之请，始派总兵聂士成，续派提督叶志超率兵1500名援朝，助平东学党之乱。日本得讯随即否认朝鲜为大清属国，并同时出兵8000人赴仁川，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自此，日政府便不听清方及任何第三国之调处，自组其大本营，成立战时体制，不断对朝增兵至三万有奇。借口“改革朝政”，实则志在驱除清方势力，终结清日宗藩关系而兼并朝鲜。
面对日方此一咄咄逼人之势，中国朝野哗然，庙谟清议几乎一致主战。是年7月中旬，率千余清军孤悬牙山的守将叶志超，亦急电鸿章以“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见《李鸿章年（日）谱》第261页，引李文忠公电稿）。然鸿章自知其陆海军之无能，始终欲以“以夷制夷”的外交方式牵制日本，乃转电总理衙门建议接受叶电之“中策”。李氏此电对当时激烈之主战派简直是火上浇油。“汉奸李二先生”顿时变成众矢之的。而在此全国主战声中，则以生长深宫，只能听近臣之言，做宸纲独断的23岁小皇帝光绪尤为激烈。——他的主战情绪，其后竟发展到“赐翁同龢、李鸿藻、恭亲王‘尚方（宝）剑’，命对言和者先斩后奏”的坚决程度。（见同上，第289页，注502，引《清实录》第352页，及《字林西报》1894年11月23日电讯）如此一来，连慈禧太后也不愿支持鸿章，轻言和议了。——这时他们母子之间的感情尚笃，而恭亲王犹在靠边站也。
笔者昔年曾细查鸦片战争（1839—1842）时道光皇帝之上谕，及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时咸丰皇帝之上谕，其后再看甲午战争（1894—1895）时光绪皇帝之上谕，发现他们祖孙三人，应付此三次严重之外战的心态发展，简直如出一辙：
在开战之初，这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思葸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最后对侵略者的要求又百依百顺，恨不得青衣行酒。不惜答应一切丧权辱国的条件，但求帝国主义者高抬贵手、刀下留情。（见拙著英文《中美外交史》序言）
因此，在甲午开战之初，那位71岁的李老头，便被那23岁的小上司不断辱骂，骂得狗血喷头。翁同龢、李鸿藻等主战派因乘势鼓噪，要小皇帝撤换老李，甚或要向太庙请出专杀宰相的青龙刀，把老李正法。对日抗战，由小万岁御驾亲征。
可是那时的大清帝国，一无策划战守、运筹帷幄的大本营或参谋本部，二无调度补给的后勤体制。帝国对抗日战争，可说是无丝毫准备。他们之所以不断“主战”者，无非要手握兵权的李老头赤膊上阵，率领他那批贫下中农组成的过气淮军和那炮慢船缓的落后舰艇，去和东洋小鬼厮杀一番。——胜则大清之福，败则老李砍头，此梁启超所谓李鸿章“以一人而战一国”也！
[附注]李鸿章当年派往朝鲜的淮军将领从吴长庆、叶志超开始，一大半都不识字。他们几乎全是我乡（当年合肥县）的贫下中农。乱世投军，砍得一身“刀疤”，大难不死。此时都是五六十岁之间，吃得胖嘟嘟的“一品大员”。可是，虽是高官，他们却不失其视死如归的英雄好汉本色。且看聂士成，在八国联军期间，他以革了职的一品大官在前线指挥抗战，腹为洋炮所穿，肠流尺许，他还在挥刀冲杀，惨烈可知。至于叶大呆子（志超），个性之火烈、上阵之勇敢，笔者在孩提时代，便能叙其故事，仰慕不已——他家与我家为近邻。只是这种瓦岗寨上的英雄，能否打现代化的国际战争，那就是另一问题了。——志超后来落了个“斩监候”的下场。
李鸿章久涉洋务，对此岂有不知之理。所以他虽奉谕不断把这些土军队送往朝鲜，他真正的顾虑却在海军。北洋舰队那几条铁船才是他的宝贝，他的baby呢！——迨中日战争已箭在弦上时，他还要连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设法购速率在23海里以上之最新式大军舰”，同时并抢购“智利铁甲舰二只”以壮大我军。（见同上，第262及268页）真是临渴掘井。
另一面鸿章则冒全国辱骂之大不韪，严令丁汝昌保舰避战，不得冒险游弋大同江。在李氏看来只要海军不败，则陆军虽挫，华北仍可无虞，京津安全终能确保也——他还是相信他的宝贝海军，“攻虽不足，守则有余也”。
谁知他还是过估了他北洋舰队的实力。打现代化的海战，不能攻，便不能守也。结果大东沟一声号炮，中国海军便再也无法防守了。
丰岛是珍珠港前身
中日甲午之战的第一炮发自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接着才是陆军的牙山之战、平壤之战和海军在大东沟的黄海血战……然后才一连串打下去的。本文限于篇幅，且略去陆战而专谈海战，看看这场海战真相究竟何似。
先谈发生在1894年7月25日（阴历六月二十三日）中日海军的“丰岛之战”。
丰岛之战事实上始于日军向我军的“偷袭”。其偷袭性质与47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并无两样。因为此时中日两国关系虽甚紧张，然双方仍在交涉，并未进入战争状态，日本就罔顾国际法，突然偷袭起来，一举击沉我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我军700余人。——其后食髓知味，在珍珠港他就如法炮制了。美军在珍珠港被偷袭，遭射杀与沉溺而死伤者约3700人。两次偷袭，倭人均甚得手，然结果相反，也是日本侵略者多行不义的因果报应吧！
丰岛之战的经过是这样的：
1894年7月下旬，李鸿章奉谕向朝鲜增兵备战。7月22日济远舰管带方伯谦乃奉命率济远巡洋舰（重2300吨、炮20尊、时速15海里）及威远（1268吨、铁骨木壳、炮12尊、时速12海里）、广乙（千吨、铁骨木壳、炮3尊、时速14海里）两船，护送运兵及辎重给养去朝鲜牙山增援。
抵埗后，方管带以时局紧张，乃令威远夤夜先归（旅顺）。方氏自己则率济远，待广乙人口拖驳事毕，于7月25日黎明，始启碇返防。二船刚出汉江口，即见日本钢质巡洋舰三艘取势而来。这三艘日舰分别是：
吉野（重4150吨、2英寸装甲、6英寸速射炮4尊、4.7英寸速射炮8尊、鱼雷发射管5条、时速23海里）
浪速（重3650吨、不同口径速射炮8尊、鱼雷发射管4条、时速18.6海里）
秋津洲（重3150吨、不同口径速射炮13尊、鱼雷管4条、时速19海里）
按国际惯例，在非战争时期两国舰艇在公海相遇，礼应相对鸣炮或鸣笛“互敬”（exchangesalute）。然此次日舰取势而来，方管带立见其来意非善，即下令备战。果然日舰驶近万码时，吉野突发号炮一响，三舰乃直扑济远，速射炮弹如雨下。我舰仓促应战，然优劣势殊，众寡不敌，胜负立见。
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迸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13人，伤者40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拼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40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
在此一小时拼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促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逃出沉没之厄运。（见下节有关方之评论）
当济远向西南疾驶时，适遇我增援赴朝之运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轮“高升”号，正运盛军淮勇950人驶向牙山。济远乃以旗语通知，嘱其立即转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轮，时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终为敌舰追及，迫令下锚停驶。随高升而来之我炮艇“操江”号（重640吨）遂为敌舰所掳。
高升被迫停轮之后，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长随日舰驶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华军为俘虏。英船长被迫听命，而舰上我军不从，盖中日并未开战，日本岂可于公海之上窃轮索赎呢！我船上将士则强迫船长驶返大沽。在双方僵持期间，日舰忽升红旗，通知“高升”号上之西人“离船”。旋即对高升发炮，我军亦据船以步枪还击。然时不旋踵，“高升”号即倾斜沉没。我将士遍浮海上，泅遁无所，日舰竟以机枪向浮沉之人群扫射。枪声轧轧之下，白浪皆赤，浮尸蔽海。日舰乃挟我操江掉头不顾而去。
斯役也，敌人系以间谍探得我军运兵情报，蓄意“偷袭”而来，志在必得。盖其时日军主帅伊东祐亨、副帅东乡平八郎，皆在军中，见其决策之坚定也。
此役亦系敌我两国，新建现代海军之处女战。初试锋镝，双方之优劣毕露，而敌人之残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杀而后始为世人所知。
李鸿章论敌我优劣
“高升”号沉没的消息传入北京之后，举朝大哗。众议均以我海军亦有铁甲多艘，运兵增援，为何不派充足舰艇护送，致有此失？损兵折将，实因我海军将领，尤其是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之所致。光绪帝盛怒之下，其后竟将丁汝昌“革职留任”，要他“戴罪图功”。主战廷臣翁同龢、李鸿藻与庆亲王奕劻等，甚至奏请连李鸿章亦一道撤职，东事由朝廷直接指挥。不幸的是李鸿章那时却是大清朝廷中一个无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虽是全朝公敌，实际责任还非由他一人担任不可，尤其是日军在朝，此时正得寸进尺，攻占牙山（7月29日）之后，已进窥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8月1日与日本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进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倭舰决战。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亦迭向鸿章陈情：不顾生死，出海与倭人一拼。然鸿章老谋深算，知彼知己，终不忍将数十年抚育的宠物，负气一掷。他一面仍严令汝昌，不许轻易出海觅战；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陈海军不应轻掷之道。这篇有血有肉、情辞恳切的密奏，光绪读之，亦为之动容。笔者不学，窃思我们读者作者，亦有细读的价值，谨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海里。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胜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1889）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1888）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逐年增置，臣前于豫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设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叠著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借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员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见《奏稿》78，第53页；《清实录》345；《年（日）谱》，第271页）
李鸿章这件密奏缮发于1894年8月29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绝没有想到，半个月之后，中日黄海大战爆发，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血战，他苦心孤诣扶植起来的心头肉、掌上珠，还是被“一举轻掷”了。
劣等洋员的谰言不可信
公元1894年9月17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
这一战，在双方都是破题第一遭。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现代武器、现代组织、现代法则所打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除此之外，连台儿庄之役乃至印缅战场，都只能说是一窝“烂仗”。
这场战争是怎样打的呢？百年来史家著述甚丰。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黄海之战抹黑，把我们海军里大批的殉国英雄说成狗熊。首倡其说的原是一些当年海军里自高自大的洋员，尤其是那位英国浪人瘪三泰乐尔（williamferdinandtyler）。泰氏曾亲历黄海之战。且在他的回忆录里（pullingstringsindon：constable&co.，1929）写了一些亲历记。后来史家就根据他的故事，人云亦云地讲了几十年以迄于今。
笔者在当学生时，也对他的故事笃信不疑。后来教书海外，把他的回忆录指定做参考书而细读之，便怀疑起来了。等到在洋社会住了数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险家到殖民地国家打天下的丑恶底子，我对他的故事就彻底否定了。
泰乐尔1865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未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在英国海军受连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训练一年。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r.）的资格。1888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在这儿他一干五年，1895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
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co-comm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啥子呢？
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giffi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comm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堪，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身不和。
这儿的问题便是：李鸿章为什么要找这些烂仔在海军里鬼混呢？这大概是因为在他处理内政和外交上，“洋员”（尤其英国人）都是个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实学者。有真才实学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权。在海军里抓权，则海军里就要再出个赫德了。中国有一个赫德已嫌太多，再来个赫德，中国岂不要亡国？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威理怎能建设中国海军呢？充其量把中国海军建成个印度海军罢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所以麦格禄、泰乐尔者，老李麾下一些虾兵蟹将、小棋子而已，什么鸟“洋将”“洋员”哉？但是，把这些烂仔混入军中，军中将士对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崇洋时代，一般将士，包括丁汝昌，对他们都会崇而敬之。但是，对那些自己也洋过了头的人，像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方伯谦等，就不会把这些一无所长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
因此，泰乐尔跻身定远之内，对一般兵将他可七拼八撞，但在刘管带面前，那就是小鬼见阎王了。甚至连英语会话、作文，刘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筹——泰乐尔的英文风格十分低下。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嘛！怎能写出好文章呢？
因而泰乐尔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要不惜一切丑化刘步蟾。情见乎辞，以泄其咬牙切齿之积恨。他这种书，历史家恶可据为信史呢？不幸，在张荫麟（1905—1942）教授以后，我国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数十年，此笔者不揣浅薄，希望据实稍为扭转之也。
大东沟血战真相
前节已略言之。在丰岛一役之后，敌我优劣毕露。鸿章深知，鏖战于大洋之上我舰队断非日舰之对手，因而避战之心愈切。我舰游弋，只许自威海卫、旅顺至鸭绿江口之一线，不许越境御敌。然李氏退避之策，终难执行。盖海军避战，陆军屡败，最后必至避无可避之绝境。再者，清廷已对日宣战，海道向朝鲜增兵，舰艇护航有责，又从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紧，清廷续调刘盛休部铭军4000人于9月16日自大沽出发，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去朝，增援平壤。日舰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12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伺我舰返航时加以邀击。我舰避无可避。两军遭遇于大东沟上，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在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正式爆发了。
这次黄海之战，百年来史籍滋多。史家亦时有异辞。然去其传言妄语，根据史实，择要简述之，真相大致如后。
我方护航舰艇，于9月17日抵达大东沟者，计有18艘。其中镇中、镇南两炮舰（均重440吨），率鱼雷艇四艘护兵入港。平远、广丙两舰则在口外下锚。余十舰为北洋主力，则下锚于口外12海里之海面。十舰中计有：
定远（旗舰）、镇远二主力舰，各重7000吨，各有14英寸装甲，12英寸巨炮各4尊，时速均为14.5海里；
致远、济远、靖远、来远、经远钢质巡洋舰5艘，各重两三千吨不等，各种口径钢炮十余尊，时速大致15至18海里之间；
超勇、扬威、广甲三炮艇，各重1300吨，各有炮十余尊，时速15海里。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1888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12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12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12舰中，计有：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1888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19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18海里以上，吉野则23海里也。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叡外，其他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朋友，现代化海空战，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时新一年，技高一筹，就逼手逼脚。人海战术、血气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战中期，日机在我成都机场着陆，取走中山先生遗像，留下战书向我空军挑战。我健儿不理他。但是我最高当局忍无可忍，拍桌严令应战。结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领队两位大队长开了枪。其他健儿尚未及扳机开火，便纷纷坠毁如秋风落叶。从此，我们在后方就只有抱头挨炸之份了。——此事余闻之于当年参战英雄，想我空军旧档中，应有案可稽也。——甲午黄海之战，正是如此。
且说9月17日中午，大东沟上我海军将士正吃完午餐，警报东南海面发现敌船。我舰乃起锚，列阵，迎了上去。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纳根均未发觉，只有他泰乐尔看出了。然大错已成，无法改回，他乃向丁、汉二主帅建议，将错就错，令全队右转迎敌。丁氏称善。泰氏自称，他乃跃回司令塔要刘步蟾改变航向，右转四度。刘佯从而阴违，口嘱司舵曰“舵向左”（port），即改定远航向向右也。然旋又低声嘱舵手“且慢、且慢”（steady,steady），结果舰止不动。泰乐尔说，他见刘步蟾抗命乃大愤，厉声向刘辱骂，并跃上司令塔顶，攀上吊桥向丁报告。此时汉纳根已因指挥旗尉他去，只丁汝昌一人在吊桥上，他二人言语不通，未能即时纠正刘步蟾之错误。即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刘步蟾忽下令开炮。四炮齐发，竟将吊桥震断。丁汝昌坠地受伤，他自己也摔得双目失明，不省人事……自此中国船阵大乱，终致不可收拾云云。（见上引泰乐尔自传，第50页）
上面这段泰乐尔所描述的故事，以后竟被张荫麟、郭廷以诸教授，乃至其后无数著述家引证为海战信史，并对刘步蟾随意诋辱。吾友rawlinson后来在哈佛大学撰写博士论文（导师为费正清教授），亦持此说，信而不疑。（见上引rawlinson之china’sstrugglefornavaldevelopment，1839—1895，p.175，179—180.）
读者贤达，您相信泰乐尔在事后30多年才写出的这段故事吗？——我个人是始信而终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