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灭后，评其功过，名士汪士铎立论就相当公平。汪说：“贼（指洪杨）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吉礼等类……无卜筮术数，禁烟及惰……此皆胜我（清朝上下）万万也。”汪且强调说：“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见汪著《乙丙日记》）
旧儒奢言道统者，实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通达人士如胡适之先生，也反对洪、杨。胡氏反洪、杨的立场，是从他一贯的“反战争”“反暴力”“反革命”的理论出发的。他认为在社会上使用暴力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得不偿失的。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是社会上何以会发生暴力，则非适之先生这样的白面书生之所知了。
国民党人谈洪、杨，始则是之，如孙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党人（包括早年的蒋介石），终则非之，转而崇拜曾、胡（包括晚年的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何以如此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由“在野”到“在朝”，在太平诸公的“四像”“四不像”的形象中，捉摸不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欠缺深入的了解，凭常识论史，所以往往就驴牛难分了。
洪、杨功过的两家之言
可是治太平天国史，而弄得四像不清，从一而终的，最高史学权威亦不能免。今世治太平史最深入者，莫过于简又文和罗尔纲两先生。两君著述都数百万言！而简君在太平“四像”中则咬定个驴。他认定洪杨革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汉族反满的“民族革命”。为此，简公亦终身颂之。简氏成长于国民革命时代，立论盖与时代精神有关。
罗尔纲先生则走向另一极端。他老人家咬定一头牛，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伟大光辉的“阶级革命”。认定这一伟大目标，虽千万人吾往矣，罗君竟以太平天朝的正统史家自居，而斥曾国藩等为“汉奸”、为“反动派”、为“封建地主”……义正辞严，有时简直目眦尽裂！
罗君广西人，幼曾承教于胡适之先生，著有《师门辱教记》记其在胡家受学之经过，为适之先生所称赏。然其治太平天国史则与师承完全相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治太平史，数十年来在大陆上领袖群伦，已蔚成一代宗师。近数年来由于中国开放，“苏东波”解体改制，青年学者多喜新厌旧，而罗公老骥伏枥，信心弥坚，初不稍让。
余读罗公太平史书数十年，知其包罗宏富，考证精擘，马列史学中之重镇也。近著《太平天国史》精装四巨册（1991年9月北京中华书局第一版）都百余万言。余亦搜购一部，细读之、详批之。颇有所获，亦颇有惊异。试略述之，或亦为海外同行所乐闻，盖该书为太平史学界，最近在大陆出版之重要巨著也。
再者适之先生当年与笔者聊天亦时时提到罗君，颇多念旧之辞。笔者亦尝继续罗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铁花先生之遗稿也。今读罗氏巨著，遥念当年的寒士助理，今日的老辈衰儒，亦不无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罗公，多写两行，也不算是滥用篇幅吧！
“四不像”是转型初期常见的现象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太平天国”何以变成这种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原来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了非牛非马的所谓“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试看19、20世纪中，亚、非、拉三洲之内所存在的列强殖民地（包括我国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你说它洋吧，表面看来，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歌台舞榭、灯红酒绿，真是洋得十分彻底。可是究其实，哪里又能找到什么法治民主、救弱抚孤、守秩序、重公德的西方文化的精髓呢？
反过来看看我们土著的社区，其中烟、赌、娼泛滥无边，帮会盗贼横行，贪赃枉法、贫穷、疾病、肮脏、糟乱都达于极点，哪里又能找到一点点我们自吹自擂的“四维八德”呢？——总之在攻守文明之间，同取其糟粕（今名谓之“污染”），是早期强弱文明对流的必然现象。但是一个被强势文明挑战的弱小（或弱大）民族，如不是一窝颓废的群居动物，双方交流日久，渣滓淘尽，渐取宾主之长，那就是今日世界崭新的文明了。——在那华裔人口占80%的前殖民地新加坡，在这项转变中的表现，就是个很标准的实例。虽然新加坡朝野亦有其并不太光鲜的一面！瞻念前途，吾华裔其勉之戒之。
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
言归正传，我们的洪杨政权，也就是早期中西文明对流中的产儿之一。更确切地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转型的第一阶段，也是中西转型、社会改制最早的尝试。真伪杂糅、善恶难分、用舍不当，才搞出这么个“四不像”的政权来。
举几个小例子来说吧！太平政权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同吃同住同劳动，最进步的平民政权。但是它却保留了“朕即国家”，君贵民轻的最反动的政治哲学。甚至把含义以人口干戈为重的“國”学，硬性改为一王独大的“囯”字，作为国号以教育人民。这就是最矛盾和极反动的了。演变的结果，太平朝中阶级森严。为王为官，可以为所欲为。为农为工的小百姓，则豚犬而已。无限制权力、无限制腐化的政治哲学中的定律，在洪、杨诸公“进城”后的印证，真可说是淋漓尽致。以短节零篇来窥其全豹，盖为不可能；然举一反三，或亦可略知轮廓。
洪、杨在“进城以后”
笔者于前篇曾突出描述洪天王于1853年3月29日在南京所举行的盛大的进城式。其实这一伟大场面，只是个开始。
记得《战国策》里有一则关于秦始皇生父吕不韦的故事说：不韦是个“买贱卖贵”的大商人，家赀百万。但是他还嫌利润太小，因而问他父亲说，务农可获利十倍，经商可获利百倍，如果搞政治“立主定国”，可获利多少倍呢？吕父说，那倍数就数不清了。不韦乃决心搞政治。最后居然搞出个秦始皇来。
在中国历史上搞政治获暴利的名人，洪秀全也可算是一位佼佼者了。1852年春初，他还是个一无所有的贫农头头。一年之后自南京下关“进城”，在十万军民跪迎之下，他就变成“富有四海”，享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的万乘之主了。——老洪，乖乖！这时有88个老婆。你能说这位耶稣的弟弟是牛，是驴，是鹿，还是骆驼？
有这许多老婆，放到哪里去住呢？所以洪天王进城之后，第一桩急事便是大兴土木来建造“天朝宫殿”了。
金陵自古帝王都！南京之为国都，已积3000年之经验。它那儿除掉“万岁爷”和“太监”之外，供奉皇帝的东西要啥有啥——宫娥采女、黄金白银、奇工巧匠、捧场文士、磕头谗臣等一切，无不具备。老兄，你有本事做皇帝，“进城以后”万事齐全，就等你黄袍加身！
遥想那虎踞龙蟠、物华天宝，钟山似金、长江如练，江南三月、草长莺飞，真是天堂之首、帝国之都，何等气势？！有心搞“立主定国”的大富商、小政客们，真有志气，南京才是个去处呢！——这是题外之言。
可怜我们的洪老师从那个最落后的穷乡僻壤“紫荆山”，一下看到那富丽堂皇、五光十色的“紫金山”……这都是陛下我的“江山”吗？！洪老大沉不住气了。真是恨不得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一下淹死算了……
洪秀全是1853年3月29日（阴历二月二十日；天历二月二十五日）进入南京的。进城不过数星期，他就开始划定皇城、修造皇宫了。
这座他所圈定的城中之城的皇城，占地约数十方里，分内外二城。其规模大小似乎不在北京紫禁城之下。其中殿阁巍峨、雕龙画凤是不用说了。在天历四月（阳历5月）兴工，工匠凡男女万人，日夜赶工，半年告成，十分壮丽。不幸初步工程方竣工，便发生大火，烧成灰烬。1854年初春又在原址重建，规模更大。其正殿称为“金龙殿”。高广似不在北京太和殿之下，“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画龙虎狮象，禽鸟花草，设色极工……”（见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第1444页，引吴绍箕《伪王宫》及毛祥麟《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
据目击者言，正殿之后有后殿。后殿之后，左右各有一池，方广数十丈。池中各置石船二艘（其一今日尚存，在当年“国府”，今日江苏政协园内）。池后为内宫，分为左右两区。每区大楼五层，高八九丈，深数丈。这显然就是洪秀全88位老婆住的地方了。
后楼之后为花园，其亭台楼阁，奇花异草之盛，就毋待多费笔墨了。（见同上）
太平天国遗存文献中的《天父诗》里，即保存一首洪天王游后苑的诗。诗曰：
乃[拉]车对面向路行，
有阻回头看兜平。
苑内游行真快活，
百乌[鸟]作乐和车声。
洪秀全这首“诗”虽令人笑掉大牙，但也是他的真情流露。读其诗可想见那洪天王一个大男人，当时带了几百个女人，同游后花园的“快活”神情。真是读其诗，如见其人。洪某虽然考不取秀才，这首诗却不失为宣泄私欲之真品。
天王的性变态
我为何说天王游后苑只“一个大男人”呢？原来洪秀全（像许多cultleaders一样，包括在克林顿治下率徒众数十人集体自杀的那个邪门教主）也是个有“性变态”的教主。他和海狗（furseal，学名callorhinusursinus）一样，是有性独占欲的。——海狗是个古怪的动物。雄海狗虽然占有数以百计的雌海狗，但它那个大男狗主义，还是不允许另一只雄海狗出现。它这个一夫百妻制，因而也导致我们中医把“海狗鞭”当成补肾药。
洪天王显然就有类似的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50万的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旁午的时候，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份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
所以我们可以开个玩笑说：洪天王不但像驴、像牛、像鹿、像骆驼，他也像一头雄海狗呢！读者贤达认为这是笔者倚老卖老，对天王不敬吗？非也。这是佛洛依德学派中的主要的严肃的议题呢！这就叫作“以社会科学法则治史”（socialscienceapproachtothestudyofhistory）。我们写中国近代史，连《推背图》都要容忍三分，对佛君的不朽之作，岂可充耳不闻哉？！
阉割幼童和民间选美
洪秀全既然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有其海狗之癖，他那雄伟的“天王府”，就不许其他任何“雄海狗”擅入了。——除非像北京一样，也来搞一群李莲英、小德张等老幼太监作为奴隶。
前节已言之，南京这个现成的帝王都，对洪天王的服务是“万事俱备”的，只是独缺太监这阵东风。——天王府内尽管多的是来自两广的大脚女兵，但是任重道远，究不若膀大腿粗的男性苦力。天王东王因而也就想在天京制造些太监来，以便与北京的咸丰爷分庭抗礼。
朋友，制造太监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体呢！我们儒家道统，集3000年之经验才把阉割太监做得个干净利落，有伤无死。施阉割之术需有高度消毒防毒、去腐生肌、蜡条通便、温（蚕）室护理等尖端医学。还要长短大小分厘不爽，手快眼明、钢刀锋利等高级手术和器材。为避免被阉者精神异化、发疯寻死，它还需要有诸种“复身”“娶妻”“纳妾”等阿q制度来加以慰藉。这都是极高深的心理学……如此这般，才能制造出大批“公公”，来保证万岁爷做雄海狗的特权！——这些都是我汉家文化极卓越的“成就”，始克臻此！
读者贤达，您知道制造太监，哪儿能像我们东王的干法——到民间去捉些幼童来，把他们的“小鸡”割掉，就可变成公公呢？！据可靠的证据，洪、杨等人确实杀掉幼童无数人，而一个太监也没有制造出来啊！
我们写历史的人，落笔至此，想到天下父母心，不禁抆泪一问：教授先生，您还要说洪杨政权是“阶级革命”，为人民服务？！
太监既然制造不出来，那么偌大的天王府和东王府就全靠女人来服务了。所幸来自广西的女兵（尤其是客家妇女），都是世界上极少见的劳动妇女。笔者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曾有极详细的叙述，可供参考（见该书第二章）。长毛军中的女兵，是空前绝后的。太平军在东征战役中打下扬州、死守镇江，女兵都是主力之一部。迨天京事变时，洪、杨同室操戈，为天王守卫宫廷的，也全是女兵。这不但是国史上之所无，世界史上亦所未见。
可是劳动损朱颜，花木兰、穆桂英都不可能还是窈窕淑女。贵易交、富易妻，所以洪、杨诸公，进城以后，看到多情湘女，软语吴侬，他们就心慌意乱了。据资料显示，1852年冬季，太平军攻占武昌，为时虽短，东王已迫不及待地学着古封建帝王的恶行，在民间开始选美了。
东王有令要全城13岁至16岁少女，通统向官府报到，以备选入后宫，违令者罪及父母。在那个“杀头之外无他法”的革命政权的淫威之下，谁敢违令？为父母者只好污秽其面，把美女扮成丑婆，报到应差。谁知在报到处即有满盆清水以待，责令报到少女，先洗面，后参选。一下便选了美女60人，挟之而去。
朋友，我们要记着，所有搞独裁专制的独夫政权，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这些英雄好汉大都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本来嘛！中国资源有限，少数人要腐化、要享受，则多数人就要被压迫、被奴役——不管这些新的统治者打的是什么旗帜，叫的是什么口号啊！
东王的声色之好
以上所说是壮丽的天王府和后宫。现在再看看被许多历史家捧上天的东王杨秀清的排场。杨秀清（1823—1856）原是广西桂平县里一个不识字的烧炭工。但是此人有军事天才。当太平军永安突围时，秀清才28岁，已经是实际的革命军总司令了。奠都南京时，洪秀全（40岁）原是虚君；秀清（不足30岁）已是全朝大权独揽的宰相。
但是秀清究竟是个不识字的老粗，“有雄才而无大略”（引张学良评张作霖语）。一朝得志，便发起烧来。进城以后，他至少有老婆（她们叫“东王娘”）60余人。
[附注]东王在1856年为北王所杀。同时被戮，在后宫殉夫而死的有美人54人。至少还有几个幸存者嘛！所以笔者估计，他老婆至少有60人。北王杀东殿后宫，着重在斩草除根（有孕者必杀）。少数无孕者可能被掳或潜逃，见下节。
纵使是沙乌地贵族、印度酋长，有60个老婆也应该满足了。可是我们的东王却偏偏看中了天王后宫的四位佳丽：朱九妹（姊妹二人）、石汀兰（石达开的姊妹）和杨长妹（他自己的姊妹）。为争夺这四位美女，在1853年冬季，距他们“进城”才不过半年时光，他便弄出个“天父下凡”（附在秀清身上），要打天王屁股四十大板的怪事。——这一丑行，在佛洛依德和金赛博士的书里，都可找到正确的解答的。
个人的性心理影响到团体的政治行为，而终于祸延国族，只是个顺理成章的逻辑发展。秀清三年后弄得身死族灭，与这些个人行为上的“细行”，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以上是“进城以后”才几个月之中，东王杨秀清这个烧炭儿，沉溺于色的小例子。再看看他在发烧中摆排场，又是什么个气派？下面且抄一段罗尔纲先生根据清朝官书《贼情汇纂》，对他的描述。东王爷有轿夫48人……
东王每出必盛陈仪仗，开路用龙灯一条，计三十六节，鸣钲打鼓跟随。其次绿边黄心金字衔牌[注：牌上写明他的各项官衔]二十对。其次铜钲（大锣）十六对，用人肩挑，后飘几尺黄旗墨写“金锣”二字。其次绿边黄心绣龙长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正方旗二十对；其次同上色绣蜈蚣旗二十对。高照、提灯各二十对，虽白天也一样地用。其次画龙黄遮阳二十对，提炉二十对，黄龙伞（大伞）二十柄。参护背令旗[注：像京戏舞台上武将所背的]，骑对马约数十对。最后执械护卫数十人，绣龙黄盖一柄，黄轿二乘，东王有时坐在前面，有时坐在后面，这是仿古代副车的制度，以防意外，轿后黄纛千余杆，骑马执大刀的数十人，更用鼓吹音乐数班，与仪从相间。轿后也用龙灯钲鼓。凡执事人都穿上黄下绿号衣。至于执盖执旗的多用东王府中属官，都穿公服。每一出府，役使千数百人，摆出十足的威风。（见罗史第1214页，引《贼情汇纂》卷六《伪礼制伪仪卫舆马》。）
俗语说：“一双象牙筷配穷人家。”牡丹虽好，怎能没有绿叶扶枝？东王“出府”如此，那么“住府”的规模，岂不更阔哉！事实上太平天朝，政出东王。东王府的排场不在天王府之下，实权则犹有过之。
知识分子的杯葛
忆幼年读《古文观止》，背诵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至今不忘。王安石批评那位专搞渣滓普罗的孟尝君的话，实在极有道理。王说：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洪、杨二君在基本上是次于刘邦和朱元璋的草莽英雄。他们需要张良、陈平、刘基、房、杜等知识分子为他们来出谋策划。不幸他们却为清末中国知识分子所彻底杯葛。然考其实，非知识分子杯葛洪、杨也，洪、杨“反知”（anti-intellectualism）而自食其果也。诸位就看看东王爷那两套大龙灯吧！哪个有修养、有学问、有taste的知识分子，张良、陈平、诸葛亮、容闳……吃得消那一套呢？！
纵谈那头有反清复明意义的“长毛”吧！长毛非洪、杨故意“蓄发”以对抗“剃发”也，那也是由于深山区少数民族贫穷落后，尚未进步到经常理发修面之现代文明呢！英人密迪乐访南京（见上篇）时就遇到很多“小苗子”。他们十分骄傲地说他们的头有“原始长毛”。换言之，也就是他们自十几二十多年前出生之后，一辈子未理过发。
洪、杨二公生于19世纪西风东渐下之中国，却要保留这个落后的习俗以为革命象征。在一个经常不理发、不修面的生活条件之下，试问读者诸公和在下，吃得消否也？！所以在长江流域被卷入长毛区的汉族男士，一旦脱离长毛，第一桩事便是剃头修面。安全考虑固属第一，另一则是卫生上的要求。理发之后，无不有“还我头颅”之感。——吾人读过十数家清人类似的笔记，纵使是亲洪、杨者，亦有相同描述也。
至于洪、杨诸公所炮制的那些天父天兄“下凡”的“诏书”，其荒诞固无待言，其鄙俚之辞，亦酸入骨髓——哪个张良、陈平、王安石……吃得消呢？真是“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
没有知识分子来为二公出谋划策，而二公又不愿依样画明清两朝之老葫芦，那他们的政治设施就愈来愈走样，愈没章法了。
第一，洪、杨没个中央政府。洪塾师熟读四书五经。根据《周礼》，他搞了一套王国官制来。官分爵职而以爵为大。“爵”自天王以下有诸“王”（最尊者有东、西、南、北、翼五王，世袭罔替）。王之下为侯。其后王、侯之间又加义、安、福、燕、豫五等勋爵，以赏有功。
官职则文武不分，最高者为丞相。其下有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排长）。丞相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各有正副，共12级。其他官位亦各有正副，乃至“职同”（如国民党军中文职什么同上校、同中校等所谓“军简一阶”“军荐二阶”等名目）。其后官爵混淆，又弄出些什么“义上王下”的天将、朝将、神将来。
其实天朝是没个可行的制度的。“天王”这个国家元首，似乎是个虚君制。按《周礼》称“王”，不称“帝”。看起来又像伦敦的英王。但他有个六官丞相的中央政府，却没个首相，因而六官丞相皆有位无权。
真正在中央大权独揽的是东王，而东王则与中央内阁无关。他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一般称之为“东殿”，“东殿”之内自有六官丞相分掌国政。“东殿”甚至可以单独举行“科举”，名曰“东试”。1853年东试秋闱的题目叫“四海之内有东王”。
洪、杨合作时期的太平天国一直是军事第一的。所以天朝行政一直也是军政不分的。因此，太平政制第二要项值得一述的，是它没有个地方政府的制度。南京事实上只是个堡垒、军营。扎在孝陵卫的清军江南大营距朝阳门（今中山门）只数里之遥——笔者在南京当中学生时，乘公共汽车，两站路也。所以洪、杨的天京日夕皆可听到炮声。只是清军十分窝囊，连朝阳门一块城砖也打不掉。
太平军在苏浙皖赣鄂诸省所占领的其他城镇，很少占领过三年以上的。所以它没有多少“地方”需要治理，因此也就没个“地方政府”了。中外史家历来所讴歌的所谓“天朝田亩制度”，事实上这宗社会主义的土改方案，只是个无名氏的纸上作业，和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一样，一天也没有施行过。至于在解放区暂行的征税办法，太平军所实行的，还是最简单的老办法——“照旧完粮纳税”。
可是太平军打仗，动辄十万八万人，军饷从哪里来的呢？有关太平天国的财政问题，上引史学权威郭、简、罗诸前辈都未能说服我。
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次我和适之先生谈到“红学”上有关江宁织造的问题。胡先生说，江宁织造曹寅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爷的特务，在江南打统战。余不谓然也。
我认为明清两代的江宁织造，是和汉代的盐官、铁官，唐宋明的丝官、瓷官、茶官，及民国时代的烟酒专卖一样，是一种替朝廷捞银子，与民争利搞“国有企业”的商务官。谁知这一“大胆假设”，一经“小心求证”，竟不出所料。它不但为“红学”“曹学”开了个新渠道，为治太平史者也提供了新的“烟丝披里纯”。
洪、杨割据东南，内战打了十余年，丝茶功不可没也。——太平天国实在是中国内战史上，第一个靠工商业打仗的小朝廷啊！这也是“转型”期中特殊的历史现象之一吧！
经营丝茶，禁绝鸦片
若论丝茶贸易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专书也，博士论文也，岂可轻碰？然既已提及，则不妨三言两语为读者略陈之。
盖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我国对外贸易一直是巨额出超的。欧美原先运来者只是整船整船的白银，而我们出口的则是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可是这一出超贸易至鸦片战前突然逆转，因为英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和土耳其发现了鸦片。他们可以无限制供应，我们也可以无限制内销。因此我国顺差外贸，顿成逆差。迨两次鸦片战后，西人可公开对华贩毒，这一来黄河决口，烟毒泛滥，我们就不成个国家了。
可是我国财富集中在东南长江三角洲，外贸的死结则全在鸦片。一旦能把鸦片根绝，则外贸便顿成顺差，黄金白银自会滚滚而来。以我东南人才之鼎盛，资源之丰硕，“四小龙”何足道哉？果然1853年，天王定鼎金陵，彻底禁烟。据祁寯藻著《贼情访问记》所载：“贼（太平军）禁食旱烟、水烟、潮烟。有吸鸦片者立杀。”长毛杀人，可不是讲着玩的啊！所以东南烟毒，一时皆绝。
鸦片既绝，而丝茶出口如常。时不旋踵，我长江下游外贸，顿成出超。斯时湘淮军尚未出现，洋人务利，也正在观望，为向交战双方发战争财，且帮同维持秩序以增加贸易。黄金白银漫天飞来，也大大地刺激了丝茶的生产与出口。一时生意兴隆，长江下游竟成后来“四小龙”之鼻祖，出口陡增。
前文已言之，洪、杨入南京之后，把百工技艺按性质编入“百工衙”和“诸匠营”。“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废除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以手工业国营的形式，代替手工业工人个体生产……”（见罗著前书第839页）。在这些百工衙、诸匠营中，洪、杨搞得规模最大、最成功的便是制丝绸的“织营”和“机匠馆”了。
南京在历史上原是“海上丝路”的起点。在洪、杨入城之时，城内有织机五万架，几乎有半城居民靠其为生。长毛现在把它集体化，全城成为一大国有工厂。厂内工匠数万人都加以军事管理，分编为五军，官长俱以本地人充之。因为这是纯技术性的工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也。（见谢炳《金陵癸甲摭谈》）
据说这个伟大的工厂从构想、设计到执行，实是由一位汉口绸缎商吴复诚一手搞起的。城破时他在金陵，乃通过一个有免死特权（长毛北窜长江时有“两广人不杀”的默契）的粤人叶秉权，说动丞相钟芳礼来主持实行的。这所伟大的国有工厂既然是太平朝国库的主要收入，则朝廷对本厂的两万机匠，免兵役、减税捐，也特别优待。因此该厂亦成为本城富商士绅的避难所，故颇为人知也。（见简著前书，第508—509页及所引杂书）
所以当年湘淮军中都知道长毛有钱而缺粮。试看天王东王的大兴土木、讨姨太、摆场面，在在皆是暴发户的作风，钱哪儿来的呢？原来他们也有个绸缎大王吴复诚，在替他们打算盘！他们搞工商业和外贸，搞出了兴趣和经验来，其后虎踞苏州的忠王，坐镇常州的侍王，都大搞经济、大兴土木，而黄金白银硬是挥之不去。——笔者闻诸深知淮军的老辈乡人说：当淮军打下苏州，进入忠王府时，只见府内后花园中竟堆了几座银山，“高与屋齐”。李鸿章也曾亲自进入忠王府视察，惊叹其华丽，直如仙境。至于这几座银山后来哪儿去了，他就三缄其口了。
禁鸦片是与虎谋皮
长毛有钱是事实，但长毛的军纪也有足多者。全军不烟不酒，不淫妇女，不奸小弟，动不动就斩首不留，给老百姓的印象，是“杀以外无他法”（其实亦有“他法”，只是不如砍头那样干净利落罢了）。加上上下笃信宗教，确守“天条”（仿诸《圣经·旧约全书》中的摩西“十诫”）。“早请示、晚汇报”，最初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一批军事天才领导之下——包括晚期的忠王李秀成和英王“四眼狗”陈玉成——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们与松散窝囊、军纪废弛、斗志毫无的政府军——八旗军和绿营兵相比，实在是判若天壤。
[附注]旗军为清朝政府驻防各地、以旗民世袭为主的职业性国防军。绿营则为各省征募的省防军。
由于太平军十分精锐，洪、杨在南京“进城以后”，派兵东取镇江、扬州，西征安庆、九江、武汉，无不得心应手，足使千里长江（上达武汉下及吴淞），终成为天朝内河。
其北伐兵在李开芳、林凤祥两将率领之下，北上皖豫，最初也势如破竹。
当然纪律森严的太平军，亦有其意想不到的君子之失——他们严禁鸦片，谁又知这项爱国行为，竟成为天朝覆灭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呢？前已言之，鸦片原是19世纪列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之关键商品。而当时所谓国际贸易者，对英贸易也——英商占中国对外贸易额的70%以上，航运则90%以上也。中国对外贸易从逆差转至顺差，则首受其殃者何人不言而喻也。所以，英国绝不能容忍中国变成个禁烟国家，而洪、杨诸公偏要禁之，则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将军及其常胜军之出现，又岂是历史上之偶然哉？！
天真的罗尔纲教授在其大著上时时惋惜，太平军未能配合刘丽川的小刀会打下上海，赶走帝国主义。（见罗书《忠王李秀成传》等篇）帝国主义是那样容易被赶走的吗？一代贤豪林文忠公都丢盔卸甲，老塾师洪秀全有啥除洋的神通？！洪、杨欲觅外援，就得与清朝竞抽大烟。洪、杨如禁烟到底，则英帝就要把你剿灭到底。英国是老虎，鸦片是虎皮。与虎谋皮，哪儿有不被老虎吃掉的呢？
果然英国在1860年烧掉圆明园，打赢了第二次鸦片战争（thesecondopiumwar，也叫theanglo-frenchchinesewar，英法联军之役，1856—1860），签订了《北京条约》，取得了对华一切特权，包括对鸦片毒品的公开合法贩卖。逼死了咸丰爷之后，它就要调转枪头来对付那个糊涂虫洪天王了。
垄断海外汉学界对清季外交研究的哈佛学派，一直高唱“鸦片战争不是为着鸦片打的”（theopiumwarisnotforopium）。如今费正清先生虽已作古，我还想正告费公的门徒们一下，不但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为着鸦片打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为着鸦片打的呢！（参见拙著unitedstatesdiplomacyinchina.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press，1964.p.232.）不信你再查查中国海关账目，研究研究常胜军的来龙去脉。只是这些事只能为知者言，洪天王那批乡下哥儿们哪里知道呢？
称王太早，圣灵乱封
太平天国在洪、杨领导之下的军事和工商业经济，搞得都还不错，所以他们“进城之后”还能搞出个像孙权那样的东吴割据之局——其后石达开领兵去四川，也是想去做刘备的。
可是洪、杨所领导下的政治再夹杂着一个二百五的洋教邪门，那就一塌糊涂了。
朱元璋当初造反时，颇能礼贤下士。所以还有个举人朱升给他一点忠告，叫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洪秀全在政治上犯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便是“称王太早”。他还不过只有喽罗两三千人的时候，在永安就称起王来了。他不但自称天王号万岁，他底下五个王——东、西、南、北、翼，也分别成了九千岁、八千岁、七千岁、六千岁和五千岁。
这一来不得了，不但他自己不能再有心理上的满足，他底下那个连环套也不能再升了。设若那个文武双全的五千岁翼王石达开，忽然建了个三箭定天山的不世之功，要升官了，他的上级跟着升。别人犹可，东王就不能再升，一升升到“万岁”，搞成天有二日、民有二主，那还得了？！
再者，在他们的宗教里面，可能是由于洪氏对耶教神学之无知，他把杨秀清封至高于自己一级。杨在教里的头衔是：“禾乃师、赎病主、圣神风、劝慰师……”其中尤其是“圣神风”这个神位在耶教“三位一体”（trinity）的教义中，是和上帝与耶稣同列的。
三位者，圣父（上帝，father）、圣子（son，耶稣）、圣灵（holyspiritorholyghost）也。而“圣灵”在《圣经》的早期译本中被译为“圣神风”。秀全不识西文，只对中译的“风”字望文生义，误以为“圣神风”只是个资深传教士或“风师”“雷公”一类的东西。因此把这个神位颁给杨秀清了。其实在教义中，“圣神风”是上帝一神三体中之一体，非比寻常传教士。正如佛教中的“千手观音”“千眼观音”之化“身”，不能与一般尼姑同列也。
其后，当洪教主与西方传教士争辩教义时，他还是坚持他自己的解释，并举例说：他也曾封翼王石达开做个“圣神电”（雷公？）呢！至于圣神电在耶教的神学里算个什么东西，他就不管了。——他认为他是可以修改《圣经》的。
可是杨秀清既有此头衔，自认为“圣灵”，并可以代上帝天父传语，一切都在天王之上，他就要取代天王为教主了。
在政治实力上和宗教理论上，杨秀清都觉得是篡位的时候了，果然这出滑稽剧，便在他们“进城”后的第三年1856年的夏秋之交上演了。
我做万岁，你做万万岁
1856年是太平天国14年的历史上比较光辉的一年。是年6月，在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和李秀成通力合作之下，太平军一举攻入向荣的江南大营，解了历时三年的天京之围。向荣未几即羞愤而死。
东征的太平军据守扬州镇江亦固若金汤。西上的太平军此时也打下汉口和汉阳，武昌亦在围攻之中。南下略地的太平军，深入江西，也不无战绩。这时他们的北伐军虽然已被打得全军覆没，但是对这群在小天堂享福的太平王和高干，那是太遥远了。不但对他们个人享受无关痛痒，对他们东吴这个割据小王国也没有威胁。——国无外患，内忧就应时发生了。
关于“太平时，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当时中外人士都有很多大同小异的记载。做个综合报道，故事大致如下：
在向荣死于8月9日的消息传入南京之后，东王极为骄傲，认为是他一人的功勋，便心存篡窃之异志。乃借口西线紧急，遂悉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要员，赶赴前线督师。天京后方就只剩天王和他自己了。一日东王诡称“天父下凡”，召天王至东府，由天父对天王说：“你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东王的儿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据说天王既答应东王称万岁之后，却反问一句：“四弟……万岁之称，久宜顺天应人，顾将何以处我？”东王说：“二哥当称万万岁。”洪佯喜。二人乃决定在下月秀清生日时（1853年9月23日），正式晋封。
洪氏还宫后，一面调动宫内女兵防守皇城，以防东王偷袭；一面送密诏致在长江上游督师的北、翼二王，令其迅速返京，勤王护驾。翼王较远，归来需时，而北王较近，乃率锐卒三千，星夜乘船赶回南京，9月1日夜遂舍舟登陆，潜入城内。他是否曾入天王府与洪密议，不可考。但知他当夜便伙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其情况可能像西安事变，于半夜中出其不意也。
有人记载说秦日纲直扑东王卧室，见到东王没二话便当胸一刀，“刃出于背”。东王既死，他们乃杀尽东王府男女数千人，其中包括东王娘及妾侍54人。天明后，他们更用软硬功夫遍捕“东党”。一日一夜被屠杀者两万余人，其中着红衣黄袍的高干不计其数。全朝掌政之干部精英，一时俱尽！
东王死后，北王一不做、二不休，乃大开杀戒。以搜查东党为借口，大捕异己。南京城内被杀得鬼哭神号。
结果东王之篡窃未遂，而北王之叛乱反成事实。东王死后十余日，翼王始自武昌前线赶回南京。他晤北王之后，大感恐怖，夤夜缒城逃去。北王捕之不及，乃索性正式叛变，攻打天王府。所幸此时忠于天王的干部和将士仍多，他们乃伙同东王余众向北王反攻。北王不敌，终死于乱军之中，结束了这一场“王杀王”的“天京事变”。
东王、北王皆死之后，当年首义老干部，唯翼王仅存。秀全乃召石达开回朝辅政。可是太平天国经此“浩劫”之后，人事全非。洪氏兄弟开始当政揽权。石达开惧诛，乃再度缒城逃命。
翼王一去，太平朝中除天王之外，首义领袖就无一孑遗了。
五、两次“长征”，两番“寸磔”
发生在1856年9月的长毛“王杀王”的“天京事变”——北王杀东王、天王杀北王；天王又要杀翼王，翼王缒城逃走，太平天国分裂——是杀得够惨了，但这在3000年国史上，并不算什么例外。君不见刘邦杀韩信、彭越，李世民杀哥哥弟弟，朱元璋杀尽功臣，康熙爷平三藩？
可是在3000年“杀功臣”的公式中，表演得最下流、最无知的还是长毛这一窝起义的农民领袖呢！他们进城以后才三年嘛！就等不及，互相砍杀起来，把个极有希望的革命政权砍得稀巴烂，而同归于尽。
由主动割据到被动围剿
前文已言之，太平军在兴起的前三年（1851—1853），原是一股流寇。这股流寇如学学闯王李自成，倾巢而出，不顾一切，一鼓作气，便把北京打下，坐上金銮殿，再号令全国，传檄以定，那时他们是做得到的。——这是所有太平史家，包括笔者自己，都一致公认的。不幸这群来自两广的贫苦工农和三家村教书先生，误认为“北方沙漠苦寒”，直隶（今河北省和北京市）是“罪隶之省”，太遥远、太苦了，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远在金田、永安时梦幻中的“小天堂”，便是六朝金粉的金陵南京。三月江南的真天堂、大天堂之迷人，是出乎这些贫农领袖之想象的。一旦到了天堂，他们就沉不住气了——“得此已足”，其外还要什么呢？遥望那沙漠苦寒之地，就放它一马，由它去吧！
“北伐燕都”呢，就骗骗人家，骗骗自己，派两员偏将李开芳、林凤祥带几千人马北上，试试他两人的运气吧！万岁爷（洪）和九千岁（杨）乃至六千岁（韦）、五千岁（石），也不用亲自去辛苦“长征”了。
读者们知道吗？在洪、杨奠都南京之后，他两人派出攻打北京的“北伐军”的基本部队，人数只略多于洪、杨在南京“每次出巡”的仪仗队呢！——岂非开玩笑哉？
没有闯王的志气也就罢了，他们之好色，却不下于李自成和吴三桂。李、吴两人为着个苏州小婊子（“吴中名妓”）陈圆圆，弄得清兵入关，颠覆了汉家社稷。洪、杨两人也为着几个小美女，弄出九千岁要打万岁爷屁股的闹剧，最后闹出个“天京事变”来。
洪、杨之奠都南京，虽然是失去了他们改朝换代的天赐良机，但是他们虎踞金陵，掌握了物阜民丰的长江下游，犹不失为一种地方军阀之“割据”的局面——缓图“二期北伐”，仍然未始不可为。可是内部“打屁股”“王杀王”，石达开再搞个“宁汉分立”，所谓太平天国就“割据”不成了。割据不成就变成清军“围剿”、太平军“反围剿”的形势。这一反主动为被动的形势之形成，太平天国之消灭，就成为历史上的必然了。盖一次围剿失败，还有二次嘛！二次不成，还有三次、五次嘛！韩文公在潮州围剿“鳄鱼”，对鳄鱼说：“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你鳄鱼可得小心，天下哪儿有攻不破的堡垒？太平军在经历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之后，终于不敌，天京就被曾九帅攻破了。
二十八岁的北伐军统帅
太平军之反围剿，固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清军之围剿，当然也吃尽苦头。但最倒楣的自然还是老百姓。
拙作前篇已一再言之，太平天国的政教实无足言，而长毛的武装斗争却颇有足多者。让我们再回头看看，李开芳和林凤祥所领导的孤军北伐，那一段可泣可歌的故事。
太平军北伐燕都之失败，实在是出发之前就已决定了——因为中央统帅部对北伐一事，简直是以“敷衍公事”态度出之。洪、杨那时正忙于在南京整理和享受其暴得大利的成果。对北伐一事，似乎只是俯顺急于立功的军心而敷衍敷衍的。
先看看他们北伐军的人数：
郭廷以、简又文二史家都认为太平北伐军有数万人乃至十万人之众，这是误估了。太平军自武昌东下时，实力不过75000人（号称50万）。1853年三四月间打下南京、镇江、扬州时，兵分三路，主力在南京由东王、北王直接指挥，面对向荣的江南大营。镇、扬二地的太平军则由“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和“殿前左五检点”吴如孝所统率，面对清军由琦善、胜保所建的江北大营。而洪、杨于1853年5月仓促组成的“北伐军”，则是从扬州前线抽调下来的，其人数不可能有“数万人”。
据清朝官书，太平军“自扬州逸出”的不过千人。其后附义、裹胁的加起来不过万人。据罗尔纲教授的估计则为22500人。罗的估计似乎是较为接近事实的数字。
让我们再看看太平北伐军的统帅们：
罗氏认为北伐军的统帅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凤祥这时才28岁。十年前他还是广西桂平县山区里的一个不识字的小放牛（读者可参阅“凤阳花鼓戏”里那位善于唱歌的“小放牛”）。永安突围之后，这位小放牛勇敢善战，几乎每月一升。至是官拜“天官副丞相”。再升一级成为“天官正丞相”，就是“王、侯”之下的“极品”了，但是还不是王侯。——太平军占领南京之后，把整个南京城改建成中央首长的住宅区。其中“王府”处处，“侯宅”不太突出，“丞相第”就较嫌寒碜了。（关于太平朝天京王府的分布位置，可参阅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1988年北京地图出版社出版，第59—62页）官拜丞相自然都是急于立功的。
可是清朝官书和简著太平史，则认为太平北伐军的统帅是“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开芳为避翼王石达开的“开”字讳，又叫李来芳。他是广西郁林人。在打下南京之前，已官拜“地官‘正’丞相”。这个位置较诸“‘天’官副丞相”哪个大呢？我看长毛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历史家就要争辩了。
其实这可能是东王的诡计，故意搞他个“两头大”，以便分而治之。洪、杨那伙草莽英雄在得意之时，都把革命胜利看得太容易了。在李、林二将率军北伐时，太平朝上下都是充满自信的。他们认为一旦真的把北京打下，那么“先入关者”一人为王，就不如“两将争功”之容易驾驭了。这可能就是李、林两头大的基本设计的初衷。至于李、林以下，其后与两人同时封侯的吉文元、朱锡锟、黄益芸的故事，限于篇幅，就不再噜苏了。
“过河卒子”的北伐之战
现在再让我们检讨一下，他们北伐的战略和战术：
简言之，太平军这次北伐所用的战略和战术，还是他们年前自永安突围，北窜武汉的老套路——流寇式的钻隙前进。没有后方，没有补给；就地裹胁，沿途征发；得城不守，顺民不杀；坚城必围，不破则舍，攻破必屠。“过河卒子，拼命向前”，义无反顾……拖死追兵。
为避免与江北大营及传闻中南下的清军正面突破，李、林北伐军是于1853年5月初旬，绕道浦口，军分三路，先后北上的。对手方的清军这时也按他们的既定公式，由江北大营派兵堵截，江南大营派兵尾追。——一时前进者，豕突狼奔；尾追者，更是奸掳焚杀。可怜身在战区的黎民百姓，就惨遭浩劫了。
那年代是清朝末季。江淮一带，久遭天灾人祸，早已民不聊生，盗贼横行，人心思变。而这时太平军江南新胜，锐气正盛，美誉方隆。一旦北上，当地灾黎，真有久盼王师之感。因此，失业工农参军如潮。尤其是原已潜藏民间，早有组织的“捻（练）党”及“白莲教”残余，更是英雄豪杰闻风而起，附义如云。一时军威大振。——此时太平首义“五王”如有一人前来领导，这把野火一阵风便可吹覆北京。不幸这批长毛领袖贪恋“六朝金粉”，不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坐失良机，足令读史者为之扼腕也。
太平北伐军原可自苏北、皖北循今日之津浦线直扑山东直隶（今河北），然终以主力太薄，无力亦无胆做正面突破，乃迂回自安徽滁州、凤阳、蒙城、亳州而窜入河南陷归德。北伐军本拟自归德之刘家口渡黄河北上，无奈时值盛夏，河水暴涨，民船为清军烧毁，北渡受阻。李、林大军乃舍归德，西向围开封掠郑州，进陷荥阳、汜水、巩县。在巩、汜河边，太平军掳获少数运煤船，乃于6月底挥军北渡。孰知全军方半渡，河南清军的追兵已至，半渡太平军乃被截成两段。
已北渡的太平军乃继续前进，陷温县，进围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县）。累攻不克，与清军胶着至三月之久，始舍怀庆，钻隙自太行山侧羊肠小径，西窜入山西，陷垣曲，克绛县、曲沃、平阳，进陷洪洞（京戏里“苏三起解”的地方）。自洪洞分两路再转向，钻隙东进，乃直入直隶，威胁保定，震动北京了。
当时北渡不成之太平军，则自许昌、郾城，自东边绕过信阳，再东南转黄安，循大别山西麓，经麻城、宋埠，返入皖境与在皖之太平军合流，亦疲惫不堪，所余无几了。
至于6月底渡河被截之两路太平军，究有多少人马，说者异辞。北渡太平军有说为8万余人（见《盾鼻随闻录》），显为夸大之辞。实数盖在两三万之间。南归之太平军人数，清朝官书记载不过数百人。实数盖为三两千人，而史家亦有记为两三万人者。传闻异辞，终难知确数也。
从天堂打入地狱
太平军此次北伐，在战略战术上都犯有极大的错误。
第一，以流寇方式钻隙流窜，得城不守，不要后方，就地裹胁，这一传统办法，自永安打向南京，是十分灵验的。因为那是从地狱打向天堂——倒吃甘蔗，愈吃愈甜。军心愈打愈振，裹胁也愈来愈多。终于攻入天堂。
从南京向北打就不一样了。古语说：“宁愿向南走一千，不愿向北走一天。”我国的自然环境是南富北贫。从东南经皖北豫南打入山西，朋友，那就是自天堂向地狱迈进了。
如果北伐军是以东南为后方，挟东南财富，步步为营，得城必守，有计划地扩大占领区，次第北上，自当别论。以流寇方式，向北方钻隙窜扰，那就是自取灭亡了。
君不见，国民党北伐期间，冯玉祥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东下，不是不逾月便占领西安、出潼关、据洛阳、夺郑州？何等顺利。可是四年之后，冯在中原大战中败北。他又要带他的“西北军”回西北去，大家就不干了。韩复榘、石友三首先就拿了银子向南京输诚，其他将领也蜂拥而去，40万西北大军就解体了。
所以1853年6月底，太平军在汜水北渡黄河时，大队半渡，小队忽然回旆南下。他们是真的半渡被截，还是借口溜掉，这至今还是历史上一段公案呢！——想想看，那些留在天堂之内的两广弟兄、天兵天将，这时锦衣玉食，多么享福？再看看北渡黄河吃的是难以下咽的窝窝头，以两条腿去和北妖四条腿的马队竞赛，拼其老命。两相比较，揆诸情理，岂可谓平？——矫情毕竟只能维持短时期，天长地久，还得顺从人情之常也。因此，太平军北渡黄河之后，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迅速改变了。
太平军第二大错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太轻敌了：不知彼、不知己，不知天时、不知地理，在敌人的腹心重地打无根的游击，不灭何待？
老实说，这时清廷的君臣，于能于德，且在太平之上。
咸丰皇帝奕（1831—1861）这时才二十来岁，精明强干，勤于政务。他虽生长深宫，但对国家大政的掌握和文武大臣的驾驭，均能深得其要。余读咸丰朝政书，深觉这位（与石达开同年的）小皇帝，并非昏君。他量才器使，观察朝政，实远非洪秀全这位迷信教主所能及。虽然他两人之不通“夷务”，却在伯仲之间。
在咸丰初年奕所专任的武将向荣、胜保、僧格林沁，均可算是将才。洪杨革命初年在军事上，每受掣肘，不能为所欲为者，这几位满蒙军人之强力对抗，亦是主因之一也。无奈清室统治200余年，机器已经锈烂，少数干才（包括皇帝自己）终难复振。
以华南步卒对蒙古骑兵
放下主题，讲两句闲话。记得我的老师，那位高大的民族主义者缪凤林先生，讲历史最欢喜提的便是“汉唐明”三字。他认为这三朝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骄傲的三个阶段。其实这三个朝代论文治、论武功，哪一个比得上那个由边疆少数民族统治的清朝？——只是在晚清时代，由于统治机器腐烂，转型无能，才被许多现代史家，评成一无可取。现在满族大皇帝恩怨已断，公正的历史家，实在应替我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平平反才对。
就以那些统治者的个人才能德行来说吧！清朝的“九代十皇帝”都不能算是窝囊货呢！甚至连溥仪，都不能算是“昏君”——他是时代和历史的牺牲者嘛！与“个人”何有？
再看看我们民国时代的总统们，哪一位又比那十个皇帝高明多少呢？相反地看来，可能还差得远呢！朋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嘛！
所以咸丰爷当时所擢用的文武大员，都不算太“鲁”，他管得也相当严格。因此李开芳、林凤祥二将在围攻怀庆不克，窜入山西时，在胜保等包围之下，已成强弩之末。再东窜就变成被围挨打的局面了。
李、林大军于1853年9月中旬舍洪洞东入直隶时，华北天气已转寒。风沙日厉，自然环境对这些南国英雄，已构成严重威胁。这时咸丰革去直隶总督和山西巡抚等失职官员，而提胜保为“钦差大臣”，专责追剿。双方打转，两路太平军终于迫近深州与保定。两地皆为防守北京的咽喉，因此北京为之戒严，咸丰乃急调蒙裔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入关“助剿”。
“蒙古骑兵”可能是世界骑兵的巅峰。古匈奴曾以骑兵横行欧亚，威胁罗马。13世纪忽必烈亦以之征服亚欧大陆，建立了空前的大元帝国。如今咸丰不得已亦冒险调蒙骑入关，太平军步卒渐渐地就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了。
其实李、林二将进入直隶地区时，实力已大不如前。但是叛军迫近，京师戒严，可是国内外的大新闻啊！对在南京过腐化生活，却正在暗斗的洪、杨来说，李、林北伐军虽早已变成断了线的风筝，可是捷报传来（可能得自上海西人报章，盖陆路早已不通也），天王、东王还是要遥加封赏，因有五侯同封的盛事——李开芳封定胡侯，林凤祥封靖胡侯，吉文元封平胡侯，朱锡锟封剿胡侯，黄益芸封灭胡侯。（其实吉、朱二人这时已是生死不明了。黄则于北伐中掉队，嗣参加北伐援军，战败被俘而死；但也另有异说。）
权威的太平史家和许多热情的读者一样，以为太平北伐军已迫近京畿，全国震动，该是何等大事。太平军之终于失败，足使许多读史者顿足叹息，认为是功亏一篑。——其实李、林孤军拖曳至此，陷入风沙，已到死亡的边缘。
朋友，在那个传统农业大帝国面临改朝换代的末季，民不聊生，饿殍遍地。你如能统率三五千亡命死党，就可以横行天下。茫茫大地、山林原野，青纱帐里、烟雾丛中，何处不可存身，不可流窜？官军究非长城，人数有限，堵不胜堵，何况他们心照不宣的剿匪策略，一向都是只追不堵的呢！——你有死士三千，尽可钻隙前进，直迫保定、涿州，但是区区数千南国健儿，两广步卒，在强大的敌方劲骑追围之下，逃生不及，还想打下北京，那就是过分的梦想了。因此李、林孤军在打下正定、深州之后，乃掉头东进，攻陷沧州。攻沧之役，太平军受到当地民团的强烈抵抗，大愤。城破时乃将合城军民满汉回居民男女老幼万余人，悉数屠杀。然经沧州一战，太平军于10月底进占青县、静海、独流、杨柳青，迫近天津城郊时，本身实力也就走到极限，而这时清军马步齐来，势如潮涌，很快就攻守易势了。
这时时令已进入冬季，北国大雪苦寒。孤军久战无功，北方附义者及沿途裹胁者，见势无可为，早作鸟兽散。所余死党，只是些南国同来的“长毛老干部”，在风雪之下，局处津郊三城，逐渐就陷入重围了。
由苦守到覆灭
上节所述的是1853年太平军北伐，历时半载这阵旋风的大略经过。当他们于冬季在津郊被围时，最后被迫放弃杨柳青，只苦守独流、静海二据点。这年秋冬之季适值漳河泛滥，运河外溢，津郊各城镇都被淹成孤岛，攻守两方都可以相互掘堤灌水，淹没对方。隔水为战，两方遂打成个胶着状态，经冬相持，难有进展。
但是华北平原毕竟是清军的老家，粮饷充裕，胜保可以调度自如。胡马依北风，僧王的蒙古精骑，更是日行数百里，从心所欲；而被困重围的长毛壮士，就只有死守孤城、弹械两缺、坐吃山空了。
1854年2月初李、林残部（可能尚有万余人），乃一面向南京秘密乞援，一面试图突围南归。但是他们要以两条腿的流窜，来摆脱四条腿（骑兵）的追击，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了。——笔者见闻有限，然亦尝目睹蒙古族骑术表演，叹为观止！冯玉祥在其自传《我的生活》中亦有描述。中西古人记载，更是车载斗量。蒙古族友人告诉我，蒙古妇女甚至可以于马匹飞奔中，在马背上生孩子、接孩子……信不信由你！
朋友，在这一情况之下，李、林两位司令员，要全军各背个炒米粮袋，来逃避蒙骑的追逼，如何逃得了？果然他们在1854年2月开始南逃，3月便被围于阜城，5月份再窜入连镇，便无法全师突围了。二将乃分成一前一后——林率全军殿后，在原地与僧王拉锯攻守；李则率少数精骑突围，入山东据高唐州筑寨，最后窜至冯官屯，苦守待援。——二将再分别苦守一年而南援不至，直至人相食的程度，才被清军于1855年3月、5月分别突破，全军覆没。
历史名将的可悲下场
据官私各家记述，李、林二虎将的最后下场是惨绝人寰的。林侯所守的连镇是在1855年3月7日第一个被攻破的，其中所余残卒存者仅两千余人。将士悉数被俘之后，独缺统帅林凤祥，僧王乃遍询俘虏中之“幼童”。
[附注]所有革命造反的团体，其中都以幼童组织最为激烈、最为忠心、最为厉害，也最为残酷。——长毛中的“小长毛”也是最厉害的和最残酷的。天王自武汉出征南京时，那座九江名城便是由一群十余个十五六岁的“小长毛”打下的。太平军中的将领，尤其是丞相级的将领最喜欢小长毛。据《盾鼻随闻录》（简又文藏钞本）所载，太平北伐军中“伪丞相三人，各有美童三四十人随身伺候，绣衣扎额，宛如娇女”（简书第597页）。证诸有关太平朝的其他官私记录，此条显为事实。这种军中携带幼童的行为，除军事作用之外，极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行为在内。清朝官场原本是同性爱的避难所。盖清初诸帝为整饬官箴，乃严禁官吏“挟妓上任”。谁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显宦高官乃改蓄“男宠”。至清末民初几成无耻士大夫（包括贿选当国的大总统曹锟）的时尚。——今日美国竟至泛滥成灾。洪、杨革命之初有宗教狂，男女分馆，夫妻不许同床，厉行节欲。但是长毛阶级森严。一旦身跻“王”位，则“王娘”就可以定额分配了。位虽不至王侯，而官拜极品的“丞相”，却正在男女分居和“配给制”的边缘，他们动辄以“宛如娇女”的“美童”伺候，就居心可诛了。——朋友，这也是性心理学上的一个有力的旁证吧！
僧王俘获林侯左右之幼童，据其报告，果得凤祥于隧道之中。据《粤氛纪事》所记，这种隧道“深数十里，纡回曲折，皆有暗门……其上皆瓦砾榛莽，踪之不可得”云云。凤祥原已负重伤，至是已奄奄一息。清方恐其因伤致死，乃不等他断气，便凌迟处决之。
至于李开芳，他在冯官屯被僧军重重包围，最后只剩百余人，乃于5月31日（阴历四月十六日）率众出降。开芳被捕受鞫情况，目击者写有很生动的报道：
（僧王）单令开芳进见。[开芳]戴黄绸绣花帽，穿月白袖短袄，红裤红鞋，约三十二三岁。伺候两童约十六七岁，穿大红绣花衣裤，红鞋，美如女子；左右挥扇，随开芳直入帐中。开芳仅向王、贝子，及各大人屈一膝，盘腿坐地下。总兵以下持刀环立，怒目而视。开芳与二童仰面四观，毫无惧色，但云罚能宽贷，愿说金陵伙党来降，并求赐饭。遂开怀大嚼，说笑如常。僧邸知其叵测，饭毕遣去。又令八人[皆开芳麾下同时被俘的高级将领]进见，皆跪而乞赦，当即遣出。于是红旗报捷……以马队数百，将九人押解进京，限六日解到，明正典刑。（见《李开芳在冯官屯被擒始末》，载《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第一辑。上段转引自简著前书第654页。）
开芳在北京被凌迟处死。目击者亦有报道，不忍多录。
为着活捉李开芳，一举除掉清室近在京畿的心腹大患，这位威风显赫的蒙古郡王僧格林沁，乃因功加封“亲王”“世袭罔替”。但是这位大王爷又哪里知道，十年之后他自己也全军覆没，一人躲在麦田之内，被捻军里面的一个十几岁的小鬼张皮绠找到了，被小鬼一刀两断呢！——一说是张皮绠五更起来“拾粪”，在高粱地里碰到了躲藏的僧王，他就把僧王打死了。（见罗著前书，第2268—2270页，《张皮绠传》。）
北伐援军五将四殉
李、林北伐的全军覆没，也是太平革命必然失败的几个关键因素之一。盖李、林既诛，则清室的根本重地华北大平原遂安如磐石，叛党便永远无法染指了。根本既安，则远在长江流域的内战，就变成单方面的“围剿”与“反围剿”了。被围剿与反围剿的太平军，便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太阿倒持，就只有挨打和招架之功了。
当李、林二将自天津前线南溃时，洪、杨在南京也曾调兵援救——是所谓“北伐援军”。
这批北伐援军虽非太平劲旅，人数也有四万人，由五位丞相级的将领黄生才（夏官正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曾立昌（夏官又正丞相）、黄益芸（一说黄随李、林北伐半途死于火，北伐援军中并无黄某。另说其未死，被复派入北伐援军）等率领，于1854年春季从安庆分批北上。最初也很顺利，竟能北渡黄河，于4月中攻占漕运咽喉山东临清，再北上即有与李、林会师的可能。
这时清军僧格林沁和胜保正在阜城、连镇一带与李、林纠缠，得报，乃使僧军留后，而胜保则南下抵御北伐援军。此时胜保清军甚为完整，而北上太平军则挟有土著捻党，难免乌合，时有内讧，加以全军缺粮，与胜保交锋，终于不战自溃。清军于4月底收复临清时，据报“埋尸二十七万”，纵是虚报，亦见内战之可怕也。——太平援军自临清一败，迅即溃不成军，主帅黄生才化装成乞丐潜逃被俘，据说黄益芸亦阵前被捕，曾立昌溺毙，陈仕保战死，四万大军片甲无存。五帅之中，唯许宗扬只身逃回南京。东王追究战败责任，把许监于“东牢”。
他可能在其后“天京事变”时被北王释放。因此一说当夜他衔恨直入东王府，手刃东王，“刃出于背”——杀东王的是许宗扬，不是秦日纲。（参见郭、简、罗诸家著述及其他官私文献）
石达开之死
前文已言之，石达开（1831—1863）在天京事变时回师靖难为北王所忌，缒城逃走，全家均为北王所杀。北王乱平后，翼王又奉诏回天京辅政。在1856、1857年之交，偌大的太平天国只有四个“王”爷。天王之下有他兄长二人（洪仁发、洪仁达）分别晋封安王、福王，其下便是翼王了。天王本是个不管朝政的昏君；安、福两王却是两个野心大、气量小的脓包，对翼王忌嫉特甚。而秀全既经天京事变之惊以后，对非内亲外戚的功臣，亦心存疑忌。
在这一可怖的三洪一石对立的情况之下，石达开自觉朝中无立足之地，1857年6月2日他就潜离南京，从陆路逃往安庆。天王发觉后，乃遣将蒙得恩等追之，谁知追兵竟与他一同逃去。
石达开在安庆待了50余日，不知所适。其后他可能想到在江西、福建、浙江一带另成局面或可与南京争雄；是年9月底乃率精兵万人突入江西，经景德镇入赣南抚州、吉安，再掉头东去浙西，经鹰潭、上饶于1858年4月中旬攻入衢州。一路上太平老兄弟从者如云。太平军精锐，一时俱去。
在浙西一待数月，那流窜成性的翼王又掉头西向进入福建。1859年春，又兵分两路进入湘南与粤东，掠郴州、韶州。北克宝庆，南围桂林不下，终于又窜回自己的老家贵县，但是他显然知道老家广西太穷了，养不起他的十万大军。要称王称霸，只有北上四川，在天府成都做个刘先主，然后再慢慢地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石达开会作诗是假的，是南社诗人冒充的；他熟读《三国演义》，倒是真的。因此他在母省广西盘桓了几个月，于1860年秋又率十万健儿回师北上，冲入湘西经靖州、芷江、泸溪、乾州、永绥，进入川东，直迫涪州……
笔者随翼王大军精神长征，神游至此，记忆中简直重入童年，随军西上。因为抗战初期，我自己便是循这条路“步行入川”的。那种峭壁悬崖、巨瀑险滩……与苗民打交道，与猴子抢果子，罗曼蒂克得很呢！
拙作读者中的老兵，可能分享这些讲不完的故事；年轻的少爷兵，幻想也幻想不出了。笔者便是穿着草鞋，从芷江、泸溪、乾州、永绥、秀山、彭水，在涪州乘民生公司小轮船西上重庆的。
可是翼王爷就没民生公司小轮船可坐了。他原先在湘桂一带流窜时，饥民灾黎都知道翼王殿下是要到四川去做皇帝的。——谁没看过《三国》呢？四川这个“天府之国”，谁不想去？大家一哄而来，从龙如云，所以兵临涪州时，据说他的人马，有20多万，可谓盛极一时。但是他并没有打下涪州，乃舍涪而去。沿江西上，经綦江、叙永，又南下攻入贵州遵义。再西窜昭通，这时已是1863年的春季了。
在西南丛山峻岭里流窜，可不像在蒙古草原或华北平原里那样随心所欲。你得循山势、水势和古驿道，转弯抹角，按理出牌呢！深山大壑，狼嗥虎啸，野人猎头，由得你随意进进出出？！
果然石达开的太平军，于1863年5月中旬，兵临大渡河边、铁索桥头！“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地土司王应元拆桥防河，隔河有清朝大军列阵以待，太平军便在河边的紫打地（亦作紫大地）陷入绝境了。
翼王石达开身为全军统帅，不忍见全军饿死，乃只身向清军“请死”“请降”，以救全军。1863年6月13日乃被清军械送成都，“凌迟处死”。长毛老兄弟2000余人、石家“王娘”十余人、翼王五岁幼子石定忠和一个出生才数日的无名幼弟，一时俱殉，惨不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