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致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一、论晚清周期性内乱与洪杨悲剧
从中国传统史学（包括“二十五史”和《通鉴》）的观点来看，清朝268年实在是中国史上最值得称颂的一个朝代。
论武功，它开疆拓土、四向扩张，幅员之广阔在中华民族史上是没有前例的。乾隆时代东南亚“香料群岛”一带（今印尼东端）有些小国如苏禄（sulu）等，被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等海盗吓惨了，乃向北京上表“求内附”做藩属，乾隆爷还下诏以“险远不许”呢！这与西方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风，如何能比？
论文治，则清初康雍乾三朝130余年（1662—1795）的国泰民安，制度上轨道、政治有效率，真是“三代以下无斯盛”！——清朝也是我国历史上（包括国共两党的政府在内），唯一没有全国性“徭役制”（corvée或forcedlabor）的一个朝代（见《皇清通考》）。若论政府对人民的剥削，清朝实在是最少的啊！
论经济，康雍乾三朝，人丁剧增、民丰物阜也不在同时的欧洲之下。纵迟至鸦片战争（1839—1842）前夕，我们的一个资本家浩官伍敦元（1769—1843，广州十三行主东之一），他个人的财富，据美商估计也比与他同时最富有，也是第一位搞垄断贸易的美国财阀约翰·亚斯特（johnjacobastor，1763—1848），可能还要富上好几倍。
[附注]亚斯特财团也是纽约市最早、最大、最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hotelastorwalldorf）的拥有者。李鸿章于1896年访问纽约时，即下榻该饭店。亚斯特本人也是靠对华皮货贸易（furtrade）起家的。
再说说学术文化吧！中国那时更是独步全球。乾隆皇帝于美国革命时期在北京开馆修《四库全书》。这一部被他陛下一“毁”再“毁”的丛书所剩下的卷帙，其分量还大于当时全世界其他各国现存书籍之总和！举一反三，其他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
所以我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朝的清朝，实在是不可小视的。可是近百年来它却为中外史学家糟蹋得不成个样子，实在是很不公平的。其主要原因便是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国之将亡，一切典章制度都瘫痪到底，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因之内忧外患，一时俱来。大风吹倒前朝树，我们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
前文曾略叙晚清外患的始末。本篇再谈谈晚清带有浓厚周期性的内忧。
玉石俱焚的周期性内乱
在我国冗长的历史里，“外患”往往都是偶发的；而“内乱”则多为历史的“必然”。盖我国传统的外患多半来自边疆少数民族。边疆少数民族之能否问鼎中原，则决定于两种因素：第一要看它本身有无入侵的能力；第二要看中原上国有否给它问鼎的机会。二者的凑合是难得的，也是偶然的。这一难得与偶然事实上也适用于现代西方帝国主义之入侵。
至于内乱呢？那它就往往有其周而复始的必然性了，而这个必然性，也往往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历史家，甚至阴阳家、术数家，都可以预测的、逆料的。
[附注]阴阳学、术数学不是中国和印度所专有的“迷信”。它在犹太、古希腊和伊斯兰等文明里都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它在当今世界上的信徒显然包括绝大多数台港的资本家和大陆上的高低干部。我国近代史上所有的军阀、政客，几可说无人不信。美国前总统雷根和他的夫人南茜笃信之诚，尤其是世界闻名的。今日美国第一夫人希拉蕊，居然也可以“通灵”。迷信之深也出乎吾人之想象。
“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作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前507）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慧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post-modern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势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清朝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他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61年，死后还有18名皇子——18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在一个具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著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20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就要克服这种周期性的变乱。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清朝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作“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地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他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的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的“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的，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等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体制下，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前提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行政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最大的一族，有1000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chinesemelting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间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捷径。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语”（广东话），而住于桂江两岸的则说“桂林官话”。说这两种不同语言的也难免有其不同的畛域观念。
上述种种也都为有能力、有魄力的野心家提供了条件，使他们能因时、因地而掌握其特性，组织群众，揭竿而起。
洪秀全是一位科场失意、能说粤语的客家人。他在花县是一位被歧视的汉族中的少数民族。所以在花县他是不会有太多的群众的。加以花县地邻广州，居民的文化和经济水平都相当高。所以洪先生想搞点“妖言惑众”也是不太容易的。可是他如跑到地瘠民贫、客家聚居的广西西江两岸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那洪先生就可称圣称贤、称王称霸，如鱼得水了。
“一口通商”和“五口通商”的经纬
洪秀全造反还有一个那时代所特有的经济背景。
洪氏起义金田是在鸦片战争结束的八年之后。在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缔结之前，中国所搞的“外贸”制度，原是“一口通商”。全国货物——如苏杭宁的丝绸，江西的瓷器，福建的红茶、漆器，安徽的绿茶，长江下游的棉纺织品等——销行欧美海外，都是要翻山越岭，通过广州“一口”去漂洋过海的。欧美南洋商品——如美洲的金银，英国的呢绒、钟表（且看北京故宫的“钟表馆”）和后来的鸦片，美商所运入的檀香、人参（所谓“西洋参”，有别于东北产的“朝鲜参”）、皮货等，乃至南洋产的珍禽异兽、犀角象牙……也都是通过广州逆流而行畅销于内地的。中外商家要搞“外贸”都要到广州一口去参加变相的“广交会”。中方出口贸易则由专搞出口的“公行”（有十二三个独立商号，如上述浩官）加以垄断，《广州竹枝词》所谓“银钱堆满十三行”是也。
来华贸易的外商则各有“夷馆”，长期划界居留，各营其利。中国管制外贸的关卡，则有所谓“粤海关”，年人正税在80万两上下（税收略次于长江中游的“九江关”）。粤海关不属于“户部”（类今之财政部），而直辖于“内务府”，是皇帝的私产。关税收入作为北京禁城的“维修费”。
[附注]清朝皇帝是不能乱花钱的。他是个“制度”（institution）。国家为维持这个institution是有其一定预算的。中国的皇帝是“中央集权文官制”中最高级的“官僚”。他不是个“寡头独裁者”。清末女主当权，叶赫那拉氏破坏了这个制度。她因此亡了夫家，也报了娘家的世仇，才成为亡国之后的。
我国当年“广交会”的贸易额是可惊的。在伦敦、纽约等现代港口兴起之前，广州可能是独步世界的大都市，和中世纪的泉州不相上下。
泉州在中世纪欧洲和伊斯兰史上号称“四桐市”（zayton），以其四周有巨桐四株也。余年前访古四桐，瞻拜郑和行香遗迹，登临唐代古塔，觅四桐而不见，然其海天形势迫人，固古今无殊也。嗣趋番禺，偕内子投宿于白天鹅宾馆之最高层，俯视香江，见粤海之胜，想中国近代史上多少英雄人物：林则徐、伍敦元、孙逸仙、蒋介石、李宗仁……均逝于足下。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能不感慨系之？
其中浩官伍氏一家于上一世纪40年代之破产衰败，即关乎本文阐述之主旨。盖《南京条约》（1842）签订之后，通商扩及五口，上海乃扶摇直上，顿成五口之王。全国外贸进出口中心移往长江下游。广州十三行垄断结束，生意一泻如注，改业乏术，便沦于破产。
十三行破产不打紧，要紧的是广州的衰落；广州衰落不打紧，要紧的是靠它生意吃饭养家的千千万万翻山越岭、摆渡撑船的搬夫船夫。他们因广州之衰落而失业，则妻儿哓哓，如何是好？
广州“腹地”居民，尤其高居南岭深山的客家同胞和东西江的船民，由于广州衰落而失业的严重情况，我国近代经济史家和专攻太平天国的专业史家，至今还没有统计出精确数据（data）。但是也没有史家可以否认其时失业问题之严重，盖失业问题可于相关都市贸易量之起落而推算之也。吾人试想：今日熙熙攘攘之台北，股市如一旦崩溃，泡沫瞬息消失，则本市靠计程之车、左举之手（餐厅服务员）为生者，将如何得了？类推之，可揣其大略也。广州当年那宗“泡沫经济”（bubbleeconomy），就是这样衰败下去了。一旦衰败下去，则众口哓哓，怨气冲天，就替我们“洪先生”制造造反的基本队伍了。事实上洪氏于1851年1月11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在金田起义时的六位开国元勋——洪氏之外，有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虽出身各有不同，其为失业农民领袖则一。
他们都是一批“苟富贵、毋相忘”的陈胜、吴广。有的（如洪如杨）或许更是具有“特异功能”，能与“上帝”通话的土宗教组织家如张角者流。一旦信徒蚁附，法号严明，面对着一个瘫痪无能的政府，恶贯满盈的社会，他们就密谋造反了。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具体背景。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前例也是找不完的。至于他们的“蓄发易服”号称“长毛”，也不过是一种传统形式而已。盖清朝入关之初，颁剃发易服之令，曾遭到汉民族的激烈抵抗。但是在“留发不留头”的严令之下镇反肃反搞了两百年，我们也就阿q一下，“男降女不降”了。“男降”者留头不留发也；“女不降”者，管你满虏大脚，我仍爱其“三寸金莲”也。
可是中国毕竟太大。尽管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吓不倒我们那躲在南岭深山里的客家同胞。他们反其道而行，偏要搞个女降男不降。女降者，客家妇女与满洲姐妹认同，大家都保留了“天足”（客家不裹小脚）；男不降者，男子保留了明代衣冠——蓄发道袍。蒙上帝恩召时，亦无须像一般“生降死不降”的汉族弟兄去“翘辫子”也。
这便是我们“太平天国”君臣的“长毛”佳名之所以然，也是太平宫廷“满朝朱紫”服式的来源。
曾国藩兄弟打垮了“长毛”，他们也毁弃了“上国衣冠”。马君武诗人说：“百看不厌古时装。”“太平”之后，这种“古时装”就只有让一些京戏伶人和票友仕女，穿着到舞台上去过瘾了。
“太平天国”兴亡年表
“太平天国”是个大题目，剪裁不易。但是洪秀全究竟是一朝天子。太史公如复生今日，洪传亦应以“本纪”出之。拙著只拟略述之。在评其得失之前，本篇且列个简单的年表，以志其兴亡岁月如后：
1814年1月1日（清嘉庆十八年癸酉，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生于广东花县，属鸡，家境贫寒。
1829年：秀全16岁，赴广州应试落第。
1836年：秀全23岁，广州再落第。在街头收到宣传基督教小册子梁发著《劝世良言》，未读、藏之。
1837年：秀全24岁。洪老童生在广州三度落第。返家沮丧。卧病、“升天”、见“上帝”和“耶稣”。始读《劝世良言》。
1844年：秀全31岁。与冯云山往广西贵县传教。
1847年：秀全34岁，赴广州投美教士罗孝全（i.j.roberts）受教义，为同门教徒排挤，未受洗而归。再往广西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组织“拜上帝会”，有信徒3000人。开始与清军冲突。
1851年：秀全38岁。1月11日纠合伙伴起义于桂平县之金田村。3月建“太平天国”，秀全自称天王。9月克永安州。12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东王总其成。
1852年：太平军克全州。南王战死。入湖南克郴州，攻长沙不利，西王战死。克岳阳练水师。
1853年：1月克武昌。2月弃武昌，顺流克安庆、芜湖。3月20日陷南京，改名天京。遣林凤祥、李开芳北伐不利。清军建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1854年：曾国藩始练“湘军”有成。颁《讨粤匪檄》。全军出击，与太平军形成拉锯战。
1856年：秋，太平诸王腐化、内讧。北王杀东王，天王诛北王，株连甚众。
1857年：翼王避祸出走，后死于蜀。太平开国元勋一时俱尽，朝政沦入洪氏家族“四人帮”之手，危亡立见，距建国不过六年耳。
1858—1864年：太平朝政窳劣不堪，封“王”2000余人。由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领与清室湘军、新建淮军及英美雇佣兵（常胜军）作殊死战，终不敌。
1864年：6月1日，秀全自杀，年始50。7月19日天京为清军攻破。太平天国亡，前后14年。如何短命若此？下篇再详论之。
【1990年8月24日脱稿于台北“中央”新村】
二、太平开国故事再检讨
“改朝换代”与“改朝换制”
首先吾人如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分析太平天国的历史，便知洪、杨革命实绝无成功之可能。理由是“时代设限”，非人力所可强求也。
怎样叫作“时代设限”呢？盖我国历史上的草莽英雄，在天下大乱之时逐鹿中原，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只是个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要打倒一个腐败的朝廷，摧毁一个腐烂的社会。然后在一片玉石俱焚的废墟上，改朝而不换制，依样画葫芦，再画它两三百年，然后再让别人去打倒。
不幸自鸦片战后（1842年），西风东渐，人类的历史已经由“中古”进入“现代”。我国原有那一套政治、经济、社会、伦理等的“传统制度”，在西洋的“现代制度”挑战之下，都无法原封不动地延续下去了。因此，“时代”和“历史”对我们这新一辈逐鹿中原的豪杰的要求，就不止于“改朝换代”，他们还得有点“改朝换制”的见识和能力——“换制”，不是只在名称上把“皇帝”换成“主席”或“总统”，把“司令官”换成“司令员”，它们还需要有点“质变”。搞“质变”，不特洪、杨无此知识和能力，比他们晚了数十年的“总统”和“主席”们，还照样变不了呢！
再者，搞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质变”——尤其是像咱们中国这个有两三千年未变的古老大帝国——也非一人一代，便可“毕其功于一役”的“突变”。它是“缓慢”的，经验“累积”的，分“阶段”前进的“渐变”。穷则变，变则通。其程序是迂回曲折的，有得有失，流血流汗，最后才能摸索出一个长治久安的新制度，然后才能在世界政坛上和“先进国家”轮流坐庄，创造出一个“超西方”（post-western）、“超现代”（post-modern）的局面来。
所以在19世纪中期来替天行道的洪杨诸贤，都只是具有“改朝”之才，而缺“换制”之识。恕我再重复一句，纵使他们具有（如后来孙中山先生那样的换制之识），他们也没有搞“换制”的机运。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联合产儿也。”二者缺一不可。
有“智慧”无“机运”，则哲学家之幻想也，纸上谈兵也。“机运”未到，便“躐等”而行之，那往往就变成“先知先觉”的烈士。我国近代史上的“烈士”何止万千。台湾的雷震先生便是最近的一位。他的“智慧”和他应该有的“机运”，时间差距，不过二十年耳。
再从另一方向看：如有“机运”而无“智慧”，身在其位，而识见不能谋其政，则误国误民，问题就大了。
以今鉴古，言归正传，我们再去看看洪杨之变：
我们读史者，如把太平天国14年中所已经发现的史料和史书，摊开来心平气和地去审查审查，我们便觉得他们在“智慧”与“机运”两方面都欠完善。“智慧”对他们所起的只是些负作用，而“机运”对他们也只有半个是正面的——洪、杨那个时代，他们只具有个极大的“改朝”的机运，而无“换制”的机运。洪秀全搞了14年，所靠的就是这半个“机运”。搞得好，他或者可以建立个短命的朝廷。但是，他是不能解决中国近代史上的“换制”问题的。“换制”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那他的朝廷也就不可能太长久。后来的孙、袁、蒋诸公，对这个“换制”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况洪、杨乎？此笔者所谓之“时代设限”也。
但是话说回头，洪、杨如真是英雄，他们应能掌握那半个“改朝”的机会，学学闯王李自成，一鼓作气把北京打下，登基太和殿，号令全国，过几天几月甚至几年几十年的皇帝瘾。并此而不能，终至尸填沟壑，及身而败，那就太窝囊了。
笔者于此短篇拙作中，无意效颦贾生，来写篇《过洪论》，只想就其荦荦大者，略举数端，以见太平兴亡之由而已耳。
洪天王就是恺撒琼斯
据笔者的一家之见，太平天国运动最大的致命伤，实在是他们那一知半解，却十分自信，而万般狂热的宗教。兴也由它，败也由它。
洪秀全本人实在不是一个如一般史家所称颂的，什么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封建制度的革命领袖。相反，他从头到尾只是基督教中一个狂热教派（afanaticalchristiansect）的“教父”（cultleader）。巧合的是：当他这个狂热教门形成之时，却正赶上发自广西的清末改朝换代的机运。洪氏及其一些狂热信徒乃被卷入了这个有时代性的政治旋涡里去，从而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一旦造起反来，也就一不做、二不休地变成“逐鹿中原”豪杰中之一股了。终致酿成死人数千万的太平天国大悲剧。
宗教原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由于许多特殊原因，虽然它在我国历史上还没闯过太多的祸乱，但是在所有其他民族的历史里，那些死人如麻的所谓“宗教战争”，已不知发生过几百十次呢！大的史例如伊斯兰教之兴起、十字军之东征、圣女贞德之奇迹，固不必提。且举一两桩近在目前的小例子，来比较一下，便可概其余。
近在1978年，美国三藩市有一名叫吉姆·琼斯（jimjones，1931—1978）的基督教牧师。他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生了神灵感应，使他变成了一位有奇异疗效的医生。他能为病人医治一些奇病杂症，包括肺癌，因此一时声名大噪，信徒四集。群众增多了，琼斯竟自称是“耶稣转世”（reincarnationofjesus）；甚至说他自己便是“上帝”（god），并自封为“恺撒大帝”（caesar）。号称是苦难人民的救世主、社会主义之大护法。他组织了一个人民公社，叫作“人民庙”（people’stemple）。庙内废除私产。全体信徒同吃、同住、同劳动。琼斯视其全体信徒为上帝的儿女，全体“儿女”亦齐呼琼斯为“爸爸”（dad）。大家毁家纾难，捐献相从。三藩市附近一时被这群活上帝的信徒弄得河翻鱼乱。居民与政府吃它不消，乃群起加以驱逐。琼斯终于在美国无地存身，乃率其信徒流窜至南美洲之盖亚那（guyana）南部，人迹罕至之热带丛林中，自建其“琼斯堂”（jonestown），划地称王，不受美国之法律约束。然琼斯本人及其绝大多数之信徒究系美国公民，美政府不能任其胡来，不加闻问。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国家广播公司”（nbc）亦想抢此奇特新闻，前去一探虚实。1978年11月中旬，乃由国会议员里奥·阮（leoj.ryan）氏率队乘小飞机前往视察。孰知打草惊蛇，“人民庙”中的狂热叛逆分子竟认为阮氏一行四人为政府特务，乃一举将其枪杀。
人民庙徒既闯下大祸，琼斯深知政府围剿之不可免。同时他也认为他和他的全体信徒的大限已至，乃决定集体殉道——全庙成员自“爸爸”而下凡911人（亦说913人），竟于11月18日一夕之间，全体服毒自杀。一时消息传来，举世震惊。电视上男女老幼，尸体横陈——有举家相拥而亡者，有少妇怀抱婴儿而死者……情况之惨绝人寰，真令人不忍卒睹。
笔者亲眼目击之余，关掉电视，唏嘘太息，不禁试问：胡为乎而然欤？
亲爱的读者，这就是“宗教”嘛！我民族何幸，有了个“不语怪力乱神”的文化传统。因此这种在世界各地史不绝书的“宗教狂”，在我国历史上却并不多见。偶亦有之，它也不能为我们知识分子（包括古今的历史家）所能了解、接受。而有些野心家、宗教家、革命家要想利用宗教力量来登大宝、夺政权，在中国历史上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因此我国传统历史家，对这一类史籍秉笔直书之时，不是咒骂他们“妖言惑众”（如赤眉、黄巾、白莲教和天地会），就歌颂他们只是单纯的“农民大起义”“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如今日大陆上对太平天国的研究）。搞宗教只是“伪装”或“假托”而已。
我国传统和现代两派执笔人都把这极其重要的“宗教狂”的一面，给完全忽略了，因为这宗史实在其他民族史中（包括奉行犹太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全部）虽然司空见惯，而在我们中华民族史中却发生得太少了——我国史家没有对这项史实执笔的经验，所以一碰到宗教难题，往往就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不幸的是，我们“洪天王”所搞的却正是“恺撒琼斯”那一套宗教狂。高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洪秀全也是我国史上最成功的一位了。
再举个小例子：目前在美国还存在，并且活动频繁而怨恨猬集的另一个狂热的基督教支派，“统一教会”（unificationchurch）的教主文鲜明牧师（rev.sunmyungmoon），不也是说他见过摩西、耶稣、释迦牟尼和穆罕默德，并且分别和他们谈过话吗？
您说他在胡扯？而文牧师这位朝鲜佬却能指定数以万计的美国男女青年，在纽约市的“麦迪逊广场花园”（madisonsquaregarden），集体“盲婚”。他后来又去韩国的汉城搞集体盲婚，规模更大。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和韩国啊！这个时代的青年人，可以说是人类万年历史上，最桀骜不驯，最不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一代啊！文牧师有啥魔术，能把他们数万人，指定盲婚？据最近消息，文鲜明已打入苏联，看样子他又要在莫斯科搞其盲婚了。
这就是“宗教”啊！希特勒、史达林也斗它不过的“宗教”啊！
明乎此，我们对100多年以前，洪秀全、杨秀清这两位所搞的那一套，就可思过半矣。
文才不足，宗教层次也不高
洪秀全天王是有他一套的。但其人毕竟只是个专制时代“三家村”的土塾师，没学问，更没有文采，所以他在广州屡试不第，考不了秀才。
广州一向是我国华南人文荟萃之区，在那儿考个秀才举人是极度困难的。那位才气纵横的文士，后来做了汉奸的汪精卫，便是当年广州科考、院考出身的秀才。我们要读读那些脍炙人口“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双照楼诗词稿》中的诗词，再去看看洪秀全的什么“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吟剑诗》），什么“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龙潜》）等鄙俗的诗句，就可以知道洪秀全为什么可以做“天王”而不能做“秀才”了。
洪秀全虽没文才，但显然具有极深厚的“宗教感”，甚或具有如今日甚嚣尘上的所谓“特异功能”。因此当他25岁那一年，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他在广州应试又一次落第之后，受了过度的刺激，他那隐伏的宗教感和潜存的特异功能便被激发了。
我国帝制时代的贫家子弟想侥幸科名，原是全家乃至阖族的投资事业。往往阖家把微薄的资产和集体的希望都投在一个聪明男孩的身上。一旦他榜上有名，连科及第，则阖家也就鸡犬升天。可是相反地，如在科场上一再失意，名落孙山，则其打击之沉重，也是出人想象的。因此秀全在又一次落第之后，回到花县家中，其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一病40余日，在昏迷中便产生了神灵感应（vision）。——他拜见那黑袍、金须、庄严肃穆的“上帝”。上帝说秀全是他的“次子”，并把他介绍给其“胞兄”耶稣，并嘱咐秀全仗剑“下凡除妖”。
洪秀全这种病中经验，在我们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士大夫笔下，简直是胡言乱语、荒谬绝伦。同样的，在现代派的革命史家书里，也被认为是不可相信的。在他们看来，秀全只是“假托”迷信，来争取工农群众参加革命罢了。其实，这殊途同归的新旧两派史家对洪秀全的解释，都是因为浸染于一个无神的文化传统，而无治宗教史和神学之经验的结果——把一个有神的宗教史，当成无神的思想史处理了。
其实秀全这项vision，在任何有宗教传统的社会里，都是司空见惯的。治宗教史或神学的作家，并把这灵异分成数种。一般于昏迷中受神灵之“诏”，清醒后记忆犹新，能遵“诏”办事或传言者，往往都被列入“先知”（prophet）的一类。至于一些于昏迷状态中，能为神鬼传语（多用韵文、诗歌），而醒后自己本人却一无所知者，西人叫作“巫师”（shaman）。其实“先知”与“巫师”之别，只是替鬼神传语的方式之不同罢了。当然先知与巫师亦各有真假之别。货真价实的亦确有其“灵异”（miracle）之处；假的则是一些“魔术师”（magician）了。
根据上述分类，洪秀全（如所言属实）则应属于“先知”之列。先知之巨子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皆是也。
至于摩西的“十诫”和耶稣的《圣经》（theholyscriptures）当然是直接出自上帝之口了。上述三位都是西方宗教史和神学上替上帝传言的超级“弥赛亚”（messiah）。等而下之，则有各教的“圣徒”（saints）和有走火入魔之嫌的“教主”（cultleaders）了。我们这位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衔命下凡、救世除妖的“弥赛亚”“天王洪秀全”和最近的“自称上帝”“耶稣化身”，下凡打倒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弥赛亚”“恺撒琼斯”，实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教主”。他二人在宗教史中，都属于走火入魔的那个低等级。
杨秀清和萧朝贵二人，可能是属于后一形态的shaman（巫师、乩童）。他二人都在“昏迷状态”（ecstatictrance）中，失去本性（ego）。杨则有“天父（上帝）附体”，萧则由“天兄（耶稣）附体”，各自替上帝和耶稣“下凡”传语，发号施令。如此一来，他二人托天父、天兄传旨，则位居父兄之下第三把交椅的“天王”，也得俯首听诏了。
杨和萧原都是洪秀全的弟子，在那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下，可能都变成了“乩童”。此事都发生在1848年春天和秋季，也就是都在他们联合造反之前。洪秀全既然相信他自己的“灵异”，他对杨、萧二位“神灵附体”，也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而“神灵附体”这一套，在中国农村原极盛行，其情况之神秘，往往使人不得不信。杨萧两位的神迹，可能在早期也不是魔术表演。可是在他们打到南京之后，“天父”还要借秀清之口，向天王为东王“逼封万岁”，并借辞笞挞天王，打天王屁股，那一大段故事是否是“假托”，那就是另一问题了。
“邪术惑众”和“聚众滋事”
洪秀全之具有若干“特异功能”，似乎也是事实。他和能治怪病的琼斯牧师，甚或《圣经·新约全书》里的耶稣医师，都确有其相似之处。据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则秀全确实有“能令哑者开口，疯瘫怪疾，信而即愈”（见《洪仁玕自述》）的本领。清方的资料也有记载说“韦[昌辉]妻病危，医药罔效，洪逆治之立愈”（见半窝居士著《粤寇起事纪实》）。
洪氏这些法术，证之以今日风行海峡两岸的“气功师”“针灸师”，以及一度风行美国的印度“瑜伽师”的治病表演，可能都是事实。前些年有位瑜伽师在纽约表演喝硝镪水、嚼玻璃瓶等绝招时，观众之中竟有诺贝尔物理奖金得主承认他是“对科学的公开挑战”（anopenchallengetoscience）。20世纪第一流的世界科学家尚且如此，何况19世纪僻居乡曲的大清帝国农村中之贫下中农乎。
既有此绝技随身，因此秀全于30岁（1843）于广州第四次落第之后，就舍弃功名而专心地去搞其宗教了。果然科场失意，却在教场得意。他和冯云山在广西桂平紫荆山组织“拜上帝会”之后，不期年便从者如云，远近来归了。
本来在农村中搞群众组织，在中国任何朝代里都是官家所不许的，因为“聚众”必然要“滋事”。滋事之小者，则不免集体械斗、打家劫舍、铲富济贫、吃大户、抢仓库、杀官绅……乃至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官家为防患于未然，也就对聚众滋事严申禁令。文禁不了，便用武力镇压，杀他一条血路，则滋事者便作鸟兽散，俟机再聚。没武力镇压，又招安无方，那群众组织就揭竿而起，杀官吏、占城池，称王称霸了。
洪秀全的“老三篇”
再者洪秀全在1837年“升天”时所看到的那一位穿黑色长袍、留齐胸金须的大王爷和他的儿子，可能是我国小说《乌盆记》里的包公，或《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和他的儿子关平或关兴，亦未可知——洪落第秀才，当时也不知道他是老几。等到他再度翻阅一年前所收藏的梁发著的《劝世良言》时，才豁然大悟，原来这位大神便是梁发书里的“上帝”，那位大神的儿子原来就是耶稣。可怜我们这位洪塾师那时还未读过《圣经》，不知道上帝是“无形无体”的，也不知道耶稣是上帝的“独子”。可是洪氏显然有充分的自信，他上过“天堂”、见过“上帝”，上帝并且介绍他见过自己的“长子”耶稣。因此洪氏在读过新旧《遗诏书》（新旧约）之后，认为《圣经》记载有误，乃以上帝次子的身分，把《圣经》窜改了70余条。当欧美在华传教士，闻风大哗之时，洪二太子还下诏亲征，和他们舌战笔战一通。他认为这群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汝等均未上过天堂，焉知天堂内之事乎？真应闭起鸟嘴……此是后话，下篇再详叙之。
总之，洪氏在“升天”悟道之后，就变成一位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殆无疑问。等到他与好友，也是他第一位信徒冯云山组织了“拜上帝会”之后，乃决心做个终身的职业传教士，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
不过洪、冯二人传教之初，他们在广西所传的大致也只是个很原始的“一神教”（monotheism）——只拜“唯一真神”，不拜“邪神”。可是当洪氏于1844年底东归花县继续其塾师生涯时，他的宗教思想和理论乃日趋精密。据说在其后两年（1845—1846），他居然写了“五十余帙”的劝世诗歌。其三篇精品，我们也或可称之为“洪秀全的老三篇”吧！它们是：《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虽然写了这许多，秀全显然还认为自己悟道不深。因此他于1847年再去广州，向美国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处又学习了三个月。不幸的是罗氏是位头脑僵硬的莽夫，他所雇用的华裔教徒对洪又大为嫉视，致使秀全未能如愿“受洗”便重返广西，以他的原道老三篇去继续传教。
笔者细读秀全此时的宗教作品，尤其是上列的老三篇，颇觉其不可小视。相反，我倒觉得它们是中国宗教史上一个大大的里程碑。——三篇振聋发聩之作。理由是这样的：
我们这已有3000余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的倡导之后，我们是个号称无宗教的民族。其实不然，我们自“殷人好鬼”，到秦皇汉武好“方士”，到后来在社会上搞求神拜佛的和尚道士，我们世俗的宗教信仰沉入一个很低级的“泛神论”（pantheism）中；也可以说，低级的迷信却实际主宰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中下级的社会生活。（超然物外的佛学，自当别论。但佛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在没有太大的关系。）
没有一个高级的一神论的宗教做主宰，我们的社会里因而也就遍地鬼神了。儒家的士大夫“敬鬼神而远之”，可是鬼神既不放过他们，他们也“远”不了鬼神。原本是个“无神”的佛教，在社会作用上，也被拖下水，和道教一样，弄得遍地皆鬼，分身不得。
可是现在好了，作为世界万物唯一主宰的“天父上主皇上帝”，忽然派了他的“次子”下凡做个东方的弥赛亚。他要禁绝一切“邪神”，独崇“上帝”——把中华民族自一个泛神论的迷信火坑里“救”出来。这就是洪秀全的老三篇的精义所在了。
在洪天王治下，全国老百姓只许拜一个“真神”上帝，其他的什么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释迦牟尼、骊山老母、城隍土地、岳王关王、灶神门神、龙王阎罗、牛头马面、送子观音、财神菩萨、狐仙水鬼、山精河伯……乃至一般看相算命、堪舆风水、阴阳五行……总之，“上帝”之外，一切牛鬼蛇神，均在禁绝之列！
洪氏这个“老三篇”虽未跳出摩西“十诫”（见《旧约·出埃及记》）的范畴，但是它是“十诫”的“中国化”。他这个“天条”之中有其宗教的“原始性”，但它所具有的丰富的“宗教感”，也是掷地有声的。
我国传统的儒宗史家（如去世的钱穆教授）对它嗤之以鼻（见钱著《国史大纲》第634页），和左翼的革命史家认为它是“假托宗教”以鼓动群众，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见。——洪氏的“老三篇”，事实上是中国宗教史中，从泛神到一神的里程碑。既是一种宗教改革的革命宣言，也是一种道德规范，因为它把烟酒嫖赌，也都一体禁绝。
“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
有些太平史家认为秀全在1847年向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道之前，未读过“新旧约”。此点笔者亦难苟同。不用说上述老三篇（秀全1845、1846年的作品），非有新旧约根底不能写出。犹忆笔者于五十年代之初，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所编之“中国文化史精义”计划翻译太平天国史料。在太平《幼学诗》中便碰到“有割与无割，谁非上帝生”的诗句，不知何解。再查另版《幼学诗》（载于《太平天国诗文钞》，该书有《蒋中正序》），书中则改为“有知与无知”。我当时翻译，本可舍难就易，但自觉“割”字是原文，“知”字是擅改。几经周折，才把“割”字译成“circumcies”。circumcise者，割男性生殖器之包皮也。
盖在古犹太民族之社会习俗中，男性在“幼儿期”或“婚前”，割除生殖器官尖端之包皮，实在是一桩极其隆重的宗教大典。因此在犹太教（judaism）里，“有割”与“无割”，盖为两种不同之人类，未经“摩西十五律”所规定之“圈割大典”（circumcision）之男性，殊难成为“上帝之选民”也。
《幼学诗》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文献。诗中呈现着浓厚的儒家道德观。如所咏“妻道”一节说：“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它所强调的还是儒家的“三从四德”和大男人主义。但是《幼学诗》对于基督教的教义，却已相当深入了——基督教教义对“无割之民”并不歧视。所以秀全在晤罗孝全之前，便早已学到了西方宗教中很多古怪的教义了。
“太平天国”是宗教名词
所以笔者不揣浅薄，认为太平诸领导，尤其是洪秀全，基本上是个发宗教狂的狂热教主，和吉姆·琼斯是同一类的人物。琼斯所追求的也是一个“天国”——一个不受世俗权威干扰的，任由他和信徒们去过那自由自在的“共产主义”的宗教生活即“琼斯堂”生活的“天国”。
洪秀全、冯云山早期所追求的显然也只是个“琼斯堂”或“秀全堂”。所以他两人一到紫荆山便写了“奏章”，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选择险固所在栖身焉”（见《太平天日》）。他们并没有与满洲皇帝争天下的大志。
后来杨秀清等一伙加入拜上帝会，想建立一个“小天堂”，可能还是这个意思。不过古语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提到在人间建一个“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的“小天堂”，他们可能就开始羡慕苏杭宁这个金三角了。——“小天堂”究非“大帝国”。他们所想象的只是一个“琼斯堂”式的，太平的“天国”罢了。
所以“太平天国”这国号，原来实在只是梦想中的“小天堂”，一个宗教名词而已。这一名词可能在天王登基之前早就出现了。
金田“团营”是怎么回事？
且看在我国近代史书上赫赫有名的“金田起义”。据忠王李秀成就义前的亲笔“供状”：太平军举事之初，在洪秀全之外，只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昌等“六人”深知“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干部与一般会众均丝毫不知也。
既然数千会众奉教主之命齐集金田村来“团营”，而又不知团营的目的何在，则团营在会众心目中，实在只是一种宗教活动罢了。其实李秀成的话是事后说的。在“金田团营”的当时，纵使他们七位开国元勋，也未必就有此乘势造反打天下的大志。团营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团营以后的发展是顺水推舟一步步逼上梁山的。
但是团营以后，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造起反来的呢？
原来广西省在19世纪40年代的末季，贫农、教门（如“天地会”“三合会”）聚众滋事，械斗成习，早已弄得全省骚然。清代广西省的政治区划原分“十一府”及若干“州”“厅”。在洪、杨金田起义之前，据清方官书报道，这种打家劫舍、杀官绅、占城池的暴乱已遍及“五府一州”甚或“七府一州”。（见《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地方官吏如巡抚郑祖琛等无力应付，只得隐瞒“贼情”，设法招抚。孰知愈招愈炽——这时武装暴动的群众，也早已目无官府。
清廷得报，不得已乃起用干吏林则徐，并自各省调兵。笔者的母省安徽也被调去了1000名。精兵四集，官方乃决心用武力镇压。林则徐不幸道死之后，清廷乃另检大员接替，始有李星沅，继有赛尚阿，以“钦差大臣”头衔赴桂。其后并提升布政使劳崇光，以替郑祖琛为广西巡抚，协同提督向荣，认真督剿。他们最初的目标原是“三合会”“天地会”一类更严重的“教匪”，尤其是已经占领县城的天地会首领陈亚溃（贵）、杨捞家、徐亚明诸大股。据王定安著《湘军记》所载，“时粤匪二十余股，多为劳崇光所殄，惟秀全等独存”云云，也确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官方，原没有把洪秀全这位落第秀才的“聚众滋事”看得太严重。可是等到其他各股一一散灭，四方“零星散匪”无枝可栖，乃纷纷投向洪氏。其著者如平南一带的天地会领袖罗大纲之投洪，即其一例。各方豪杰来归，秀全坐大，官军对洪乃开始弹压，孰知在金田、江口一带数度接战，官军一再挫败之后，才知道他们有眼不识泰山——秀全这一股之凶狠，实远非陈亚贵等所能望其项背。官军之畏葸无用和会党临阵之英勇，也大大地鼓励了秀全的党羽，他们益发不把官军看在眼里，而企图大举了。
[附注]陈亚溃的原名是“亚贵”，官书故意写成“亚溃”。正如孙中山原名孙文，清廷官书多写成“孙汶”，以示贬斥。
因此所谓“金田起义”者，事实上只是由于客观形势积渐而成。一方面是大群贫苦人民在搞一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人多势大了，难免就有些铲富济贫、吃大户、抗官军的激烈行为。另一面则是一个腐化专制的政府。它认为这群人民，误信邪教，聚众滋事，目无官府，需调军警弹压。双方冲突已久。只是在1850年（道光三十年）12月初，在一次重大的反弹压行动中，革命群众打死了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并伤毙官军300人。这一下革命群众信心大增，乃借教主38岁生辰（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西元1851年1月11日），来个“恭祝万寿起义”（洪仁玕语），庆祝一番。——所谓“万寿起义”，事实上也是事后追封的。
作为教主的洪秀全也就乘兴写了“五条纪律”，什么遵条令、别男女、秋毫莫犯、公心和傩（粤语和睦）、同心合力，作为与官军再度接战的准备，如此而已。
洪秀全是位多产作家，也是位欢喜写“诏谕”的教主。但在这段所谓“金田起义”时期，却没有留下任何像《北伐誓师辞》或《讨武曌檄》《讨粤匪檄》一类的文字。所以所谓“金田起义”这个荣衔实在是洪、杨诸人在打下半壁江山之后才回头追封的。其情况盖如今日中共之“八一建军节”。——1927年8月1日贺龙、叶挺在南昌“暴动”，叛离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谁又想到20余年之后，那一天竟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呢？
“金田起义”既没个确切地点，也没个确切日期，更没一张正式文告，因此它不像是个有计划的革命发难的行动。洪仁玕事后追述说：“本不欲反，无奈官兵侵害，不得已而相抗也。”我想这句话，大致是可信的。
总之，金田团营，乃至后来的男女分行、财产归公的“圣库”制，都与在美洲发生的吉姆·琼斯型的宗教狂有极其类似之处。只是客观环境不同，使他们各走各路罢了。
“永安封王”也是宗教性的
1851年春，洪、杨在金田起义之后，和清室官军在桂平、武宣、象县一带，纠缠了几个月。这一时期官军的表现实在太窝囊，而此时又民心思乱，太平军的裹挟则愈来愈大，也越战越勇。宗教热愈沸腾，“越寒天、越退衣”，简直到了疯狂的境界。3月23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竟在武宣县东乡镇，与天兄耶稣同时“登基”，自封为“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天王则称“主”。
同年9月25日，天王乃率众窜占永安州城（蒙山县治），一占数月。永安之失，足使北京朝廷震动。朝廷在痛惩疆吏失职之余，更增调大军围剿。
洪、杨既占永安，也自知“骑虎难下”（杨秀清语）。一不做二不休，乃逐渐化宗教为政治，改组军队，重编会众，以应付此一不能自了之局，遂有“永安封王”之举。
太平军于1851年9月（本文均用阳历）窜入永安至翌年4月突围，在永安共驻了八个月。这八个月中最大的举动便是1851年12月17日的分封诸王了。史学界朋友们总把这“永安封王”视为洪、杨军政组织的起步，笔者却不以为然。“永安封王”还是一群狂热教门的宗教行为。且看洪秀全的《封五王诏》。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权威大于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一切但听命上帝可也（这是洪氏自称）。分封五王者实只是“姑从凡间歪例”才勉行之也。原文是：
今特褒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管治东方各国；褒封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管治西方各国；褒封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管治南方各国；褒封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管治北方各国；又褒封达胞（石达开）为翼王，羽翼天朝。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另诏（天王）后宫称娘娘；（诸王）贵妃称王娘。
其实太平军窜入永安州时，男女老幼不过两三千人（笔者另有考据），史传三四万人皆非也。在两三千的乌合之众中，封出五位二十来岁的王爷（达胞那时可能还不足20），来管治四方“各国”，岂非形同儿戏！但是我辈生长于传统中国农村之中，看惯佛道二教的什么“设坛”、什么“打醮”等，就知道没啥奇怪之可言。且看那些奇装异服的道士和尚，扛着招展的旌旗，什么“十方大菩萨”“十殿阎王”等，就知道这些狂热的“拜上帝”教徒，所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不幸的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清朝的气数将尽，全国，尤其是广西，那些久经“土、客”械斗磨练的客家农民，正蠢蠢欲动。经过洪、杨这一有组织的狂热的宗教活动，聚众滋事、弄假成真，就造起反来了。
只追不堵和“拖死官军”
太平军盘据永安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约14000人在北京的三令五申之下，乃把叛军团团围住。面对“数倍之敌”，洪杨之众便不得不突围以自保了。据参加此次突围的老长毛事后回忆，他们二三千人，置妇孺于全军中段（客家妇女皆天足），青壮前后簇拥，一举冲出重围。既出重围，他们前逃，清军尾追，其情势就变成我国历史上所屡见不鲜的“流寇”了。
传统流寇的作战方式，多为裹胁农民，钻隙流窜，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当。撄其锋者，无不粉身碎骨。因此官军追剿亦有一套不成文法。他们照例是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有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有百利无一弊。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追官军也就养寇自重，呼啸相从，绝不放松。好在中国太大，大家都可无限制地玩其走马灯。所以黄巢、张献忠等起义时，都有“拖死官军”之名言，官军亦乐得被拖死而不疲也。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
我们历史公式里的“洪杨发贼”，在永安突围之后，无人敢堵。他们乃沿途裹胁（李秀成便是被裹胁者之一），直迫省会桂林。围城一月不克，乃窜入全州，长驱入湘。湘人本好武，见新朝崛起，贫农、矿工、船夫、会党赴义如云，一时声威大振。
太平军8月克郴州，9月迫长沙。围城80余日不克，乃舍长沙，渡洞庭北上。12月克汉阳，翌年（1853）1月乃攻克武昌。2月舍武昌、掳民船、挟众75000人（号称50万），顺流而下，克九江、安庆、芜湖，然均不守，3月19日乃破城攻入南京。自此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凡11年零3个月，乃形成太平天国在长江下游的割据之局。更在下游的镇江、扬州则变成时得时失的外围据点。
在“小天堂”中不能自拔
洪、杨自“永安突围”至“定都天京”为时尚不足一年，其行动之快、发展之速，不在70年后国民党北伐之下。然国民党之北伐是先有“革命根据地”的两广，然后才“誓师北伐”进行有计划的政治扩张。洪、杨北窜则是占一城丢一城的流寇行为。所以，国民党于1927年奠都南京时已占有半壁河山；而洪、杨奠都南京时，只有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孤城而已。
洪、杨如真是英雄人物，则应并此三城而舍之，倾巢北上。以他们那时的气势，要一鼓作气打下北京是绝无问题的。因为此时北京已风声鹤唳，贵族重臣家族逃亡一空。咸丰皇帝亦已准备迁都热河，而太平义师，朝气正盛，弱点未露。全国人民与各路英雄均仰望旌麾以解倒悬，神州正可传檄而定。谁知洪秀全基本上只是个“琼斯型”的教主，只管“天情”，不谙“世事”，而太平军实际总指挥杨秀清，则是一只狗熊。富贵对他来得太快了。四年前一个赤贫的烧炭工，如今叱咤风云，锦衣玉食，做了“东王九千岁”，一头栽入“六朝金粉”里去，就不能自拔了。
对这群来自落后地区的贫下中农来说，那个三月江南、六朝金粉的“小天堂”，真是“得此已足”，再也不想离开了。想想那“燕都”是“沙漠”之地，“直隶”是“罪隶之省”（这都是天王诏书上的话），北上争雄的劲头也就完全消失了。
太平流寇既然不想倾巢而出，尾追而来的钦差大臣向荣的官军，也就于南京东郊的孝陵卫，自建其江南大营；另一钦差琦善，也于扬州郊外建其江北大营。两两对峙，彼此慢慢扯皮，就胜负难分了。
【1990年11月25日脱稿于纽约】
三、预言书中的洪、杨
两百年转型的最后关头
前已言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只是近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中的“第一阶段”。
吾人今日在这个走着瞧的程序中，回看这个转型运动，自鸦片战后发轫以来，大致需时180年至200年，始能竟其全功。显然它现在已进入其最后阶段。如无重大意外，下一个“定型”社会，在21世纪初季应可酝酿成熟矣。——国事在社会科学家的电脑里，似乎也是可以预言的呢！
再者这一记“阶段分明”的转型运动，不是勇往直前、有进无退的。它是走三步退两步，甚或是走两步退三步地缓缓地向前移动而至于今日的。这也是辩证论者所强调的“对立——统一”的公式吧！迂回是难免的，前进则是必然的。明乎此，我们对“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的“知其然”，就可以提出社会科学也能够加以诠释的“所以然”了。
“流窜”“割据”“围剿与反围剿”
须知我“汉族中心主义”的武力和文明的向外扩张，自古以来是自北而南的。从“吴越”的归宗，到“南粤（越）”的同化，到“越南”之加盟，是程序分明的。可是洪、杨诸公这次却领导了大批“粤匪”，逆流而行，打出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个“北伐”！（其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只是竟其未竟之功。）
洪、杨这次北伐，其来势之猛，真是世界史上所寡有。吾人如把那14年的历史分段而论之，大致也可分成三大阶段：曰流窜时期（1851—1853），曰割据时期（1853—1856），曰围剿与反围剿时期（1856—1864）。1864以后的捻军和华南一些会党的继续活动，只能算是围剿与反围剿的余波了。
所谓“流窜”者，简言之便是传统的黄巢、张献忠的斗争方式。农民在揭竿而起之后，由小股化大股，与官军你追我赶，不守一城一池，在国内四处流窜。钻隙前进，拖死官军。
洪、杨起义的最初三年，便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没有根据地、没有后勤、没有固定兵源的中国传统历史上所记载的“流寇”——近人所谓农民大起义。这种农民起义所以能愈战愈强、愈滚愈大者，是有其特殊的社会条件的。那就是政治腐化、官逼民反，社会瘫痪、民不聊生。在这个人心思乱的国度里，一般饥民和他们的有政治野心的领袖们，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一旦有人揭竿而起，则星星之火，很快地便可以燎原（《毛选》中以此为题）。
“永安突围”时的人数问题
洪、杨于1852年春自永安州突围北窜时，连妇孺在一起不过两三千人。——读者中的洪杨专家们，且慢……先让在下谈点个人的小考据：
关于永安突围的人数，我的业师郭廷以先生（中国近代治太平史的第一位权威）和后来的简又文、罗尔纲诸先生都说有数万人之众。笔者于50多年前在沙坪坝的大学课堂里，便向郭师质疑。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大。我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是个人经验。那时我也是个形同流寇的流亡青年，与数千流亡伙伴自陷区“突围”到西南山（苗）区去。亲身经验告诉我们，像永安那样的西南小山城是很难容纳像我们自己那样从天而降的“三千小儿女”的。慢说吃喝住，连大小便都无法容纳呢！
第二是历史档案。当时向永安合围的官军总数不过14000人，而被围者其后总说是“被围于数倍之敌”。如此则突围者不过两三千人，实是个合理的数目了。
后来笔者在美国大学里教书，自己和学生一道读洋书，不意竟豁然开朗，原来当时参加永安突围的重要领袖之一的“国舅”赖汉英，便是如此说的。汉英是洪秀全原配赖“娘娘”的弟弟，也是后来捻军杰出领袖赖文光的堂兄弟。他自金田起义、永安突围、进军长江、奠都天京（南京）、到略地江西……可说无役不与。后来进封“夏官丞相”，位至极品，实是太平开国元勋中，仅次于八王的重要首领。历来官书私籍对他的记载都是触手皆是的。晚至1975年，他花县故乡还有他受伤还乡的传说。可是汉英在外交方面的经历，却鲜为人知。他是洪、杨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个与外国使臣接触的天朝外交官。
原来洪、杨于1853年3月克复并正式建都南京之后，英国政府便迫不及待地试图与新朝接触并建立外交关系（其行径与1949年秋的英国在沪宁一带的活动，前后如出一辙）。同年4月下旬驻华英使兼香港总督乔治·文翰（samuelgeorgebonham）乃偕译员密迪乐（thomasdows）乘英舰哈尔密斯号（thehermes）直驶南京。由于外交礼节的难以如愿，英使拒见太平官员，而密迪乐则接触广泛。他所见到的印象极佳的新朝官员便是赖汉英，他两人甚为投契。密氏并奉赠赖氏欧制望远镜一架以为纪念。他两人的交往可记者颇多，密迪乐记录弥详，简又文教授亦曾加摘译。在他两人交谈中，赖即谈到当年永安突围的往事，颇富史料价值，而汉籍中则未尝见也。简君译文中竟亦疏于选译。
赖说太平军在永安时陷入重围，弹尽粮绝，但是士气极高。在天公威灵感召之下，“全军二三千人，置妇孺于中军，不但一举冲出重围，且将敌军彻底击溃”。（见thomastaylormeadows,thechineseanddon：smith,elder，1856；reprintedby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53；reprintedinnewyork，1972.p.282。并请参阅westernreportsonthetaiping：aselectionofulu：universityofhawaiipress，1982.p.44n.）密迪乐所记录下来的赖国舅的“口述历史”，显然是可信的，也是合乎事实的。
金粉乡里的开国昏君
太平军自广西永安（今蒙山县城）突围（1852年4月5日）之后，人数虽少，却如猛虎出柙，锐不可当。全军沿途裹挟青壮，实力迅速膨胀。各路英雄好汉、激进工农，更是附义如云。台风横扫、草木皆兵。4、5月间，围攻桂林未克，乃北窜全州屠城而去（6月3日）。入湘以后，长沙之外无坚不摧。会党、矿工、船民参军者数万人。1852、1853年之交遂进据武汉三镇。全师至此带甲凡75000人，号称50万。1853年2月乃尽掳三江一湖（湘江、汉水与洞庭湖）中的民船数万艘，顺流东下。樯橹如林、旌旗蔽天。下九江、克安庆、破芜湖，如入无人之境。3月19日乃攻入南京，斩清廷两江总督陆建瀛及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翌日又攻破南京城内之满城，将清廷之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以下之满族男女老幼四万人，悉数屠杀。同时清查阖城汉族户口。凡曾任清政府公职者皆视之为“妖”，随意捕杀。妖之外的一般男女市民，则勒令分为“男行”“女行”。青壮男子则编入军营；妇女则编入“女馆”，随同劳动。百工技艺亦按职业性质，编入诸“馆”。所有公产均入“圣库”；市民私产则勒令“进贡”，加以没收。家人不得私聚；夫妇不许同床。违令者“斩首不留”。阖城上下除王侯高干之外，同吃同住同劳动，整个南京城遂恍如一大军营。
一切粗具规模，天王洪秀全乃于3月29日自下关江边，舍“龙舟”登陆。这条龙舟是什么样子呢？想读者或与笔者有同样的好奇心。让我们且抄一位当时目击者的报道：
洪秀全坐船上，船首雕一龙头，饰以金彩；舵间装一龙尾，伪称王船。遍插黄旗。两旁排列炮位十余尊，钲鼓各一，朱漆龙棍大小各二。船上点灯三十六盏。（见简又文著《太平天国全史》第513页，引《盾鼻随闻录》。）
至于洪天王初入他的都城天京是怎样一种气派呢？再让我们抄一段当时在场看热闹者的口述：
……其日，东王杨秀清躬率诸王百官及圣兵恭迎天王于江干龙舟中。东王衣红袍，戴貂帽，如宰相服饰。其余各首领或戴官帽，或插竖鸡毛，带兵十数万，簇拥跪迎。是日天色晴明，旌旗蔽空；各官皆骑马，带兵勇前驱。其次则各王皆坐黄轿，轿顶一鹤，后皆有王娘及大脚妇数十人骑马从焉。天王之帽如演剧长生殿唐明皇之帽，黄绣龙袍、黄绣龙鞋、不穿靴，坐一黄色大轿，轿顶五鹤朝天，用十六人舁之。舆夫皆黄马褂、黄帽。前队旗帜兵卫数百对。次锣鼓手若干对，次吹鼓手八人，各穿制服。太子（皇子）二人，一骑马，一抱在乳媪手中。天王轿后，妇人三十六人从，皆大脚短衣长裤，不穿裙，骑马，手执日照伞。最后拥兵卫者，亦不计其数。盖驱策万众，喧嗔数十里，居然万乘之尊。（见同上书第512页，引自《养拙轩笔记》。）
洪秀全这位落第老童生，三家村的私塾老夫子，至此可说是吐尽鸟气。至于他心中究有多少苍生，多少人民，吾不知也。但是大丈夫当如此也。治史者终不应以责备圣贤之笔，以丈量草莽英雄也。
好汉既入深宫，难免纵情声色。据幼主小天王殉国前之回忆：乃父在金田起义时，已有姬妾十五六人。突围永安时“娘娘”已增至36位。天京后宫之内，则同床者多至88人。如此粉阵肉屏之中，大脚小脚应付之不暇，还有什么革命之可言欤？自起宫墙自绕，这位开国昏君，不论生死，就再也不愿全尸离此金粉之乡了。
四、“四不像”的洪杨割据
笔者于20世纪40年代之末，抵美留学时，曾在纽约市动物园看过一些来自中国的珍禽异兽，真不胜感叹。其一便是熊猫，标签上写着中国特产，是否为蒋宋美龄夫人所赠者，已不复记忆矣。它灰溜溜的，看来像是一头花猪，横卧墙角，亦引不起访客的重视；哪像30年后，专机来美的那一对娇娇滴滴的“国宝”，在华盛顿那样风光！愚夫妇好奇，亦曾驰车去华府恭谒。骄阳之下，排队半英里。乍睹芳颜，真疼爱无比。它两位香巢之华丽固无待言矣。而贵伉俪一举手一投足，槛外同谒者，无不鼓掌欢笑，声震树木。然这对贵族夫妇，与30年前鄙所见之“花猪”，究有何不同呢？猪犹一也，而贵贱穷通，悬殊若是！苏秦先生若在此，可能也要感叹而言曰：“猪生富贵，岂可忽略哉？！”
另一头中国特产，标签上是否有拉丁文名字亦忘之矣。只记得其名为威妥玛拼音形式的“四不像”（ssu-pu-hsiang，按今日大陆上的汉语拼音，则应该是si-bu-xiang）。它老人家被放置于一亚洲栏内，与一般亚洲来的牛马同列而嚼其枯草焉。
一般拖儿带女的动物园游客，谁有此耐心和雅兴去分别它们是牛是马呢？大家只有望望而去之，至多品头论足一番而已。谁知竟有个好奇的“打工仔”，为此一汉语拼音所惑，真把那生锈的铜牌读下去。一读，不得了，它老先生本是我国的贵族。原来是锦衣玉食，生于吾皇的御花园“三海”“南苑”之内。不幸八国联军侵华，闯入御园，把它捉去当了俘虏。所幸它未曾参加义和团，既未“扶清”，更未“灭洋”，戴不上“战犯”的帽子。但是帝国主义的洋兵却不管这一套，硬是把它捉了，枷锁至纽约吃枯草已数十年矣。
老贵族为何取个怪名字叫“四不像”呢？同来自中华的青年打工仔历史家，曾为前辈细查之。原来它“角似鹿、尾似驴、蹄似牛、颈似骆驼”，结果弄成个非鹿、非驴、非牛、非骆驼的“四不像”！
如今事隔数十年，它老贵族早已物故。遗骸可能已变成标本，伫立何方。但是老前辈留给我的它那慈祥古怪的四不像，却永志不忘。其实它老人家为何不能名为“四像”呢？它不是既像鹿、又像驴、又像牛、又像骆驼吗？！
近来笔者整理旧稿，翻及太平天国诸卷，因想把洪杨政权按社会科学原则来分分类：基督教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革命？农民大起义？神权国家？反封资修的无产阶级专政？……分来分去，吾分不了也。可是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我的同侨，有忘年之交的老前辈“四不像”来，才豁然大悟。——洪杨政权原来是个“四不像”的政权。思想搞通，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太平史面面观
洪杨政权既然是个“四不像”，历史家、哲学家、政论家、宗教家等，如果硬要以一己专业的兴趣，来加以妄评或妄攀，都是要走火入魔的。
前篇已言之，国学大师钱穆就认定洪杨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他拥戴曾、左、李、胡的卫道行为，而洪、杨则罪该万死。可是洪、杨之后60年，国家最高学府中的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杨之“田亩制度”、解放妇女、禁止缠足，严禁“吹烟”（吸食鸦片）、酗酒，禁娼、禁赌、禁淫，胆敢“奸小弟”（同性恋）者，“斩首不留”……则视孔孟之邦空谈仁义，奴役女性，举国吸毒，虽名士高官，亦以奸小弟为风雅……两两对比又何如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