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私语》中记录了这段时光：
“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那时的后母只是刻薄，真正将这场矛盾愈演激化的是在那年夏天。淞沪会战爆发，因张家紧临苏州河，轰鸣的炮声让张爱玲难以入眠，她便在父亲的允许下搬去母亲家中住了两周。
这次后母终于可以借题发挥了，天知道她已克制了多久，又有多少次想要将张爱玲欺辱打骂，却因找不到恰当的缘由只得讪讪作罢。在张爱玲回家那天，后母咄咄质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之后一个巴掌落在了张爱玲的脸上。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闻声赶来女佣拉了下来。
再之后这后母的举动便更加荒唐。
“我后母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蹬着拖鞋，啪嗒啪嗒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爱玲此时早已感受不到疼痛，极致的心灰意冷让她失去了最原始的感知。她没再做任何抵抗，也没有辩解，只是转头走回了房间。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被打得血红，高高肿起，早就失了原来的模样。
她委屈、愤怒，她想将这一切报到巡捕房去。让父亲和后母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也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代价。可刚走到门口，张爱玲就被看门的巡警拦下，只冷声地告诉她，门已上锁，钥匙在张父那。她哪肯就此作罢，于是便在门口一直撒泼哭闹。可无论她怎样挣扎，终究无济于事。此时，张家的一切都是那般冷血、凶恶、霸道得不容反抗，卑劣得无从拒绝。
回到屋内，把一切都看在眼底的张父，又再次被激怒。一只花瓶径直就朝张爱玲飞来，她倾身躲过，刹那间，只见那飞了一房的碎片。后来她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走回的房间，只觉得脚步沉重，呼吸沉重，心情也是沉重。那天她把自己关在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夜，却仍是哭不去那满腔委屈。
第二天，姑姑张茂渊前来说情，可不等她开口，就被张廷重劈头打了下去，她受伤进了医院。张父的无名之火在后母的煽动下愈烧愈烈。后来他竟扬言，要用手枪将张爱玲打死。好在他还尚有几分理智，只是将张爱玲监禁在了一间空房里。
这一关就是数个星期，也让张爱玲渐渐接近崩溃。在她眼里，那月光下的粉墙都是活物是癫狂的、片面的。那倾泻在楼板上的柔软月光，不是温柔明快，而是遍藏杀机。她双手紧握栏杆，她想嘶吼，想破发，想将所有桎梏挣脱，让所有囚牢崩坏。
就在谋划着出路之时，张爱玲突然生了严重的痢疾，她每天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没人为她请医生，也没人敢将她惦记。这场大病一生便是半年，再望向窗外已是深秋，本就心忧，放眼又尽是苍凉，张爱玲想到了死亡。自说着埋在这所园子里也是不错的归宿，风景总是无辜，有它们相伴长眠或许也就不会寂寥。她就这样想着……想着……继而冷笑着自己也能将死生看淡，不明境况者或许还会赞她豁达，殊不知她曾有过怎样的挣扎。
上苍自然不会如此决绝，她还没肆意盛放，定不会就此凋零。终于，在某个隆冬的夜晚，趁着两个巡警换班之时，张爱玲扶墙悄声摸出了门去。当真正走在人行道上时，她竟又乱了步伐，张爱玲努力尝试着不慌不忙的前行，让每一步都踏出声响与铿锵，原来一切可以这般真实，声声脚步便是与大地的深深亲吻。此刻的冷风也是亲近，虽然刺痛了她的每个毛孔，却也胜似一寸寸真切的抚慰。张爱玲上了不远处的一个黄包车，她要黄包车载着她永远逃离……
一路欣喜、一路胆战心惊，张爱玲逃到了母亲家，而她在张家留下的一切，都被后母拿去送了人，这一场无烟之战，无论赢得漂亮或卑鄙她都大获全胜。接下来，她的对手便是另一个更好对付的张子静。终究没挨过多少时日，张爱玲的弟弟也逃到了母亲家，陪同逃难的还有一双篮球鞋。
黄逸梵只说她的经济能力仅能负担起一个人的教养费，无从再将他收留。母亲说的决绝又狠心。弟弟哭了，张爱玲也跟着哭了。后来他还是走了，带着来时的那双球鞋，还有一身的失望，与归后的无数吵嚷。也从那刻起，在张爱玲心里，“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要历经多少哀伤，才会换得半晌宁静；要踏过多少险峰，才能一览眼底壮阔；要穿越多少泥泞，才能终得一片祥和。谁不曾期望毕生坦途，谁会不爱柳绿花红；谁不曾体味人心易冷，谁又在独赏暮色苍茫；谁不曾几度孤标傲世，谁又终落得冷月残妆。多少往事和着哀伤，多少流年被泪水埋藏，世间至明，无非桃李不言、润物无声。
向往天涯的异国梦
寻寻觅觅中失而复得，风雨兼程路也曾藏梦想。
悲悲戚戚里自知冷暖，经年求索凝噎再踏归程。
敢问苍生何辜？此年彼年更改了多少容颜，再叹深情难赋，曾有衷心痴心却终不得甘心。
本以为是一场绝处逢生的逃离，方知晓那只是穷途末路的挣扎。有些美好只适合存留在记忆中，只因那寸温暖是想象才能赋予的神奇。时间总会蹉跎太多，所以那不复从前的不单是母亲的家，也还有几经更改的她自己。
从逃离张家的那刻起，张爱玲就等于自动放弃了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但在张爱玲的心里，虽然母亲的家不似张宅富庶，但也只有在那里才能感受到一丝家庭本该有的温暖，才能恍然，自己不是孑然孤苦，也有人可以任她依靠。所以，她从未后悔过这一决定，她再也承受不起一丝笞心的残忍。
那些游离着的梦想，那些祈盼着的渴望，还有那些心向远方的流浪。也许是美好得太过纯粹决绝，所以它们不懂释怀，它们不愿谦让。不知那暗涌着的他方力量，是怎样猝不及防的膺惩，怎样不可一世的狂妄。
黄逸梵自立独行了多年，面对突然闯入并与自己朝夕同处的张爱玲，偶尔也会生出几分无所适从与不知所措。终究紧系着她们的是深入骨血的惦念与亲情，所以黄逸梵也逼迫自己努力地适应着母亲这个角色。
黄逸梵知书达理，落落大方，十分注重个人的举止与仪态，而恰恰这些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待人接物正是张爱玲所不擅长的，她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总是迷路，还爱露齿而笑，这些让黄逸梵深感头疼无奈。
黄逸梵不相信如此赋灵聪慧的张爱玲竟会短人于此。于是她便开始了对女儿悉心的教育培养，从洗衣、煮饭、到站姿、坐态；从察言观色再到先思后行，黄逸梵的言传身教可谓无微不至。偏偏禀性难移，数月之后，张爱玲还是让黄逸梵大失所望了。
在那期间，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因炒股出现了巨大的亏损，不得不变卖了汽车及家中的珍稀古物，还辞退了不少佣人。就这样母亲的家愈发困顿，而每每伸手要钱之时，张爱玲也愈发胆怯与自责。她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甚至还“恬不知耻”地成了她的负担，那种心里的挣扎与压抑，更让她脆弱、难堪。她在《私语》中说道：
“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再到后来，黄逸梵已不堪家庭的重负，她不得不仔细计算着，为她所剩无几的积蓄寻到更具价值的去处。于是，她将两个选择摆在了张爱玲的面前，要么读书，要么嫁人。看似是两条路出路，实则是两种人生，何去何从由她做主，可前方的风景、境遇却由不得她定夺。
好在那时的张爱玲早就有了自己的渴望与信仰。那个属于远方的异国梦早已在她心底扎根埋藏，甚至从未停止过疯长。唯一不同以往的，便是那个虚无缥缈的目标更加明确，那个囫囵的远方渐趋清晰——她要去英国留学。
黄逸梵喜欢女儿的这个梦想，两个心怀远方的人自然会彼此默契体谅。黄逸梵为张爱玲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为她补习，每小时五美元的报酬对于早已困窘多时的家里又造成了不小的负担。但黄逸梵依旧倾囊支持，她知道为了梦想，哪怕贫瘠也不算卑微。
张爱玲也甚是争气，她本就聪慧，再加上后天的刻苦勤勉。终于，在一九三九年英国伦敦大学举办的远东区招生考试中，张爱玲从来自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众多国家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远东地区第一名。
但逐梦之旅哪会这般轻松，造物弄人，奄奄一息了多少希望。那些似有终无的追逐，或许曾经美好，却不曾将故人青睐。那“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又会是怎样悲情的无奈？
算来算去，算不出光阴的斗转变迁；思前想后，逃不出命理的地网天罗。那一年，她为了梦想倾其所有，百般求索。也在那一年，梦想没有眷顾于她的执着，她能与自己抗争，却无法将苍生主宰。二战爆发，伦敦梦碎。
好在天不绝人，那年伦敦大学的入学成绩同香港大学一样。张爱玲便毅然选择独自离乡，乘船直奔香港。这一路上，她卸下了一身的狼狈与疲惫，前方陌生的一切让她好奇又期待，还有一种名为自由之感呼之欲出。那陌生的风景与情怀将是明媚或是隐痛，她从未有过此般好似期待又好似不安之感，宛然失笑。
当双脚踏上香港土地的刹那，张爱玲恍若隔世。这里是如此张扬的不同，涌入眼底的尽是她不曾想象的新鲜，只一瞥便爱上了那“物欲横流”的烂漫，还有那绝世而立的繁华。香港果真没有让她失望，就在这片土地上，她也要让自己完满似瑶华。
就这样，在港大这座美丽的象牙塔里，张爱玲愈加奋发图强。她将自己隔绝，不去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一有时间便匆匆赶去图书馆，那时在别人眼中，她成了怪胎，成了只会学习不懂娱乐的机器。可没人知道，她只是拿不出来回的路费，更没钱去支付一条体面的新裙子。
有些梦想或许会被击碎，但残存着的那抹信念会再次催生新的理想。因为有了渴望，也便有了执着的方向。她曾几度因贫穷而衍生自卑，于是便更加清楚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辉煌闪耀，背井离乡只是荣归故里的序章前奏，她的骄傲、她的固执，也让她不容被质疑，不会被超越，不能被动摇。
张爱玲的努力很快便得到了回报，她门门功课都是第一名，仅在两年内便获得了两项奖学金，并且得到了一位英国教授的肯定，直说他教了十多年书，从未见过如此高分。
在港大的收获也不单单如此，张爱玲还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挚友——炎樱。炎樱是位美丽的混血，她的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在上海开珠宝店，她的母亲是天津人。炎樱活泼可爱也独一无二，她常常做出一些令人瞠目结舌之事，而一旁的张爱玲却总能表示理解或大声叫好。她们都“孤独”地独特了太久，所以这场相识，在彼此眼里，更像是一场“英雄”相惜。
张爱玲喜欢听炎樱讲故事，或明快或悲伤的故事，那些发生在繁华里的哀伤，还有那些被埋藏在时光里的过往。在那些如真似幻的故事里，张爱玲体验着别人的人生，也多了许多自己的思考。炎樱喜欢带着张爱玲穿街走巷，带她见识那些她未曾耳闻的风土人情，介绍她认识自己的知己故友。那些时光也因为愉快而显得匆忙。
再来已是一九四二年，日本向香港发起了进攻，香港的平静被瞬间打破，一并被击碎的还有张爱玲的读书梦。就在那年夏天，已是一身飘零，一身破碎的张爱玲离开了香港。她没有如愿荣归故里，而是连大学都没能念完。
也许是历经了太多的世情薄、人情恶，她已经习惯了那累累伤痕，早已多了份宠辱不惊的超脱与淡然。此时，抱怨无用、衔恨无补，本就满身风雨，又何苦再为难自己。
有些存在，如胭脂烫、指上砂，他人眼中是轻描淡写的无关痛痒，只有拥有者，才知道那里曾有着怎样竭力焦灼着的铭心刻骨。时光辜负了太多梦想，岁月涣散了多少流年。为何不能让春光将故人温柔以待？为何不能让生命痛舞一场尽态极妍？那场慌不择路的逃跑，又是听信了谁的谗言？
就这样淡淡地来，淡淡地归，潇洒如你，春风不亏。
两炉香醉遍上海滩
提笔千言，执文墨蘸上年轮的万般斗转。
盛才极富，托指尖划过岁月的一剪轻悠。
每个时代会有属于每个时代的使命，那些逐流在历史洪潮里的生灵，纵使有千种不愿，百般无奈，却都阻挡不了那熙来攘往的沧桑更改，还有那滚滚而至的飘摇激荡。
有多少昔日豪情在残破旧岁里忘记了垂死也该挣扎，有多少清高自持在被蛊惑利诱时就此沉沦入了奢靡。有无数人轻易忘却了那些被时光刻在骨血里的伤害，也还好有人记下了几番耳濡的满目疮痍。
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父辈，张氏家族看似一直都在渐趋衰败没落，但张家人一脉相承下来的，对文学的悟性还有对文字的驾驭，却至今未消，甚至渐趋弥彰。
张爱玲自小就有着惊人的文学天赋，她总能轻易地背会母亲新教的诗歌；并且每每读书，她都能生出不同于人的自己的感悟。在她刚满十二岁那年就在圣玛利亚女校年刊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著作《不幸的她》，这是让许多同龄人都望尘莫及之事。
父亲张廷重是最早发现张爱玲天赋的人，她十分喜欢女儿身上散发的这种灵气，不单如此，他还几度悉心培养。在张爱玲幼时曾写过一篇名为《摩登红楼梦》的长篇小说，其回目就为张父所拟，其间几句：“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遣词造句间足见张廷重的文字功底，以及他为张爱玲所书的认真与支持。
同是在圣玛利亚女校时期，张爱玲的老师汪宏声组织出版了一个名为《国光》的小型刊物。他本人对张爱玲的才学文风也很是欣赏。同期，张爱玲的两篇小说《牛》、《霸王别姬》便都先后登上了杂志《国光》。此时张爱玲的语言风格与意境勾勒便渐趋成型，初具了她日后的大家风范。
张爱玲一直笔耕不辍，她的文章越写便越发深刻，文字在她的驾驭下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哀梨并剪间又现笔底烟花。她的故事愈发饱满深刻，不再注重华而不实的辞藻炫耀，而是将所想所感融入笔尖，刻画出沉甸甸的怨念，不理睬那轻飘飘的流年。
在一九三九年底，张爱玲为参加《西风》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写下了《天才梦》一文。这篇文章是以自叙形式展开的，文笔老练，思想纯熟，主旨清晰，遣词恰切。看似完满，可其所取的成绩却不尽如人意，张爱玲只获得了第十三名，这个名次的取得，也使她耿耿于怀了多年。
好在后来《西风》只刊出了两篇获奖文章，期中一篇便是张爱玲的《天才梦》。她最经典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便是出自于此。她从不认为生命完满，但她却执着于爱着自己的不完美。或许她过太喜欢那些残缺着的窒息，于是她的作品里便多了份更压抑的争执，让人看到了真实。
后来就是张爱玲从港大肄业回了上海之事，虽然让人几度唏嘘惋惜，但她与香港的缘分并未竭尽于此。在香港的三年，她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知识，还收集了许多的创作素材。历经起起伏伏、走走停停，辗转间早让她多了一份深邃，增了几许阅历。颇有“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之态。
所以，在这之后，张爱玲所写作品，便开始以香港或港战为时代的大背景。她的散文《烬余录》就以讲述她的在港生活为主。又如她的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倾城之恋》、《茉莉香片》其间所叙故事的展开、发展，均是在香港。值得一提的是，伴着这“两炉香”的燃起，张爱玲这颗文坛之星也正在冉冉升起。
再到后来，张爱玲的文笔才华引起了很多人的惊叹与关注。其间便包括《万象》杂志的主编柯灵，那时的文坛充斥的尽是风花雪月烂漫清明的肤浅浮躁之气，柯灵早就想挣脱于此，力求创办一刊以新文学为主的进步杂志。而张爱玲的文笔，让他有如沐春风之感，也正是他此时最需招纳的作家。
正在柯灵苦恼于如何联系约稿之时，张爱玲竟不期而至，带着她的小说《心经》敲开了杂志社的大门。于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万象》刊出了《心经》。自此之后，张爱玲的创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她的小说《琉璃瓦》、长篇小说《连环套》也相继连载在了杂志《万象》上。
正如张爱玲所说，出名要趁早。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响亮，她在上海滩的影响愈发扩大。她也体味了一场扶摇直上，上演了一场宛若惊鸿。
在同期，张爱玲还与另一家杂志社进行了合作，也是这本《杂志》让张爱玲更加的名声大噪。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留情》、《创世纪》等名作就都刊出于此。《杂志》还不惜重金，为张爱玲出版了作品集，并召开张爱玲作品座谈会。自此之后，张爱玲再无从沉寂，盛名颇负，也就注定了置身喧嚣。
张爱玲的好友炎樱还曾专门撰文抱怨：
“从前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因为要被认出来，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太古怪或者是这么小气的逃避捐税，所以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
炎樱的字里行间，看似是不愿为名所累的抱怨，但更多的还是一份呼之欲出的骄傲与甜蜜之感。
在一九四三年，张爱玲又结交了一位新朋友——女作家苏青，苏青一手创办了杂志《天地》，而《天地》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名副其实的由女性创办的媒体。苏青与张爱玲的缘分便开始于此。那时张爱玲已颇有名气，苏青为约稿便寄予了张爱玲一纸亲函，上述：“叨于同性，希望赐稿。”
张爱玲欣然作允，将《封锁》、《私语》、《童言无忌》、《我看苏青》等文章都发表在了杂志《天地》上。一来二往间，彼此更加了解，也都钦佩着彼此的才学。苏青曾说：“女作家的作品，我从来不大看，只看张爱玲的文章。”惺惺相惜，张爱玲也直言：“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像她出色独特的文风一样，关于审美，张爱玲也始终有着自己的一套风格，成名之后的她，便更喜“奇装异服”。在某次去印刷所校稿时，她的所衣所着让整个印刷所的工人都不禁停工侧视；她还时常穿起西装，想象着自己从遥远的中世纪而来；她还几度穿起旧式旗袍，甘愿把自己打扮得甚是苍老；在某次去苏青家做客的途中，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更是让整条巷子都为之轰动。
很多人认为张爱玲标新立异，她也说得坦然：“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再到后来她又提及：“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眩人’的‘美名’。”
两相比较，后者更像是她内心的独白，但她本人或许更钟爱前期的解释，因为那里带着骄傲，而后者太过卑微。她习惯了伪装，习惯了自诩高曼，习惯了自我暗示说着从不孤独。或许她那句：“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会原谅现在的我。”才是对张爱玲所为最好的概括与注解。
十七岁那年，她写下了：
“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顶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活的欢悦。”
偏偏多年之后，她在无力重归那片欢愉。她叱咤上海文坛，着遍锦衣华服、也曾沾染一身落魄尘土，也曾遗憾几度望洋兴叹。历尽千辛，洗尽铅华，不知那颗初心是否仍在，那缕宁静是否也跟着浮世漂泊摇摆。
“竹子外面的海，海外面的天，都已经灰的灰，黄的黄，只有那丈来高的象牙红树，在暮色苍茫中，一路上高高下下开着碗口大的红花。”
张爱玲便是那暮色下的花，是最剧烈的盛放，最高傲的鲜艳，她是黑暗里的唯一猩红，是苍茫下的与世异同。
乱世中的书香倩影，浮华里又转瞬成空。归去来兮，唱晚渔舟，弦音再起，浮生未歇。倾城的才学继续着惊艳，满腹的诗书诉说着风流。她高曼着轻狂，不拘着疏狂，不愿准备，不甘逗留，不去预言遥远，不想预览苍茫。是是非非后她是否依旧从容，风风雨雨中，谁又在倾诉愁肠？
曾经是潇洒，之后多寂寥。上阕行云流水，下阕遍野哀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