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惹纤尘的孤傲
荼蘼复归凋落，百转千回是历史的暮鼓晨钟。
青烟几许阑珊，千丝百缕藏朱颜的半世惊鸿。
彼年，已是不复和暖之时。上个世纪20年代，几近没落却不甘沉寂的大上海，依旧着它的燕舞莺歌，如故着它的酒绿灯红。在那一片寒凉秋意中，再瞥不见一川烟草，也散去了满城风絮。
恰在此时此地，一九二零年九月三十日的上海张家公馆，她在繁华兼济萧条中如期降生。带着秋的寒凉冷清，也带着月的暂满还盈。这个被唤为“小煐”的女童，便是日后那个倾人倾城的民国才女——张爱玲。
她从出生那刻起便注定了一生的卓殊。她是簪缨世族，又为名门之后，那骨血里的高贵也让她毕生为其所累。以致如今，再提张爱玲，也都还是会从她那显赫家世开始道起。她的光环着实太过耀眼，耀眼到年华想再添几分刺眼；她的生活着实太过优渥，优渥到宿命都不愿再将她眷顾。
如今所忆还不算遥远，若真要追溯，还需再度倒回数载时光。且在那纵马河山的残破旧年里，窥探几番因果。自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那辈起，张家便有史可查。其为同治年间安徽按察使，并且与李鸿章为石友世交。
再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字幼樵。从小便才思敏捷，文采斐然。年仅二十二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又在随后的朝廷大考中，获取第一名，被授翰林院侍讲，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伴随光绪左右。仕途之顺畅，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位张大才子，在为官处世上也有自己的道理原则。哪怕身居高位，他仍是洁己奉公，清风两袖。而对于那些碧屋金堂、轻裘肥马的所谓达官显贵，但凡有劣迹由他手握，都会被参上一本，其笔锋犀利，有理有据，深得皇帝嘉许。
但官场之事并非能事事皆如他愿。到了一八八四年，法国殖民军觊觎台湾，并将军舰停靠在福建马尾，以示挑衅。此时，张佩纶奉光绪之意，亲往福建主持战事。本以为这会是其大展经纶，肆耀雄才的良机。可他实非武将，再多的学识也仅为纸上谈兵。只在一夜间，便被法军大败。身为主帅的张佩纶自乱了阵脚，只得临阵脱逃。也在那一刻才深谙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道理。
再归朝廷，他已是戴罪之臣，没了往日的激昂慷慨，也再无从把江上挥毫指点。张佩纶被革了职，流放到边疆充军，大势已去，盛年不再。关外的凄楚寒凉，也让他添了几分感慨。于是写下了《居庸》一诗。“落日黄沙古堠台，清时词客几人来？八陉列戍风雨阔，重驿通商锁钥开。暮禽晓兽吹旅梦，长枪大戟论边才。从今咫尺天都远，疲马当关首屡回。”足见其斐然文采，还有其凄然无奈。
再来，已是四年荏苒。张佩纶刑满入关，此时他正处丧妻离殇之痛，又是尘面鬓霜落魄之态。好在有一人始终将他关切牵挂，那人便是清朝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时任中堂的李鸿章。究其缘由，首先，李鸿章十分惜才，而张佩纶正是经纶满腹且一身正气；其次，李鸿章很是重感情，张佩纶是其故交之后，自然要多加赐顾。
所以，没过多久，张佩纶就被李鸿章招致幕下，坐了西席。不单如此，李鸿章还将自己年仅二十二岁的长女李菊耦许给了已年逾四十的张佩纶，全然不在意其曾娶两房妻子，独带一双幼子的境况。他还对张佩纶赞赏有加：“幼樵天性真挚，囊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
可惜的是张佩纶并未如李鸿章所想，能够东山再起。而是在某次与岳父意见向左时，带着妻儿，告老还乡，归彼了素净。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数间茅舍，藏书万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不过张佩纶纵使有此般心境，李鸿章也不会让他落得如此贫瘠之境。于是，他带走的还有李家所赠的数亩田地、数座洋房，还有那数不清的古董金银。
后来，张佩纶与李菊耦也有了自己的一双子女，男孩便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女孩则是与张爱玲共同生活十余年的姑姑张茂渊。到了一九零三年，张佩纶因心绪不佳郁郁而终。李菊耦也因过度怀恋亡夫，在一九一二年病殁了。那时，张廷重年仅十六岁，张茂渊也才十一岁。两个孩童失去了依靠，无从过活，便投奔了同父异母的大哥张志潜。
此时，已是清朝覆灭，山河更改。无人再看那流景闲草，也无心再爱那月影灯摇。时事为光阴刻下了一纸荒年，时局让故人沾染了一身流离。似一场断肠风景，诉一腔断肠心事，谁又将做断肠之人孤苦而去？
张廷重便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他被前朝愚弄，又被后世抛弃。他自小便熟读八股，终日举头吟哦，只等那科考之日，同父亲一样，一举中的，衣锦还乡。可偏偏历史的激流毫不留情便将那迂腐颠覆，也将张廷重的后半生自此倾覆。
清朝亡后，再无用武之地的张廷重自此一蹶不振。他带着父母所留的万贯家财，还有弥散周身的没落贵族的陈腐之气，开始了游手好闲、肆意挥霍的奢靡生活。抽大烟、逛窑院，久而久之，斑斑劣行已经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剂，所以，纵使张廷重娶妻生子也再无力将那劣迹弃置更改。
而那个不幸嫁其为妻的女人，便是张爱玲之母——黄逸梵。那时讲求门当户对，黄逸梵自然也为名门之后。她是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广西盐发道黄宗炎的女儿，还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由于接受过新式教育，黄逸梵身上洋溢的蓬勃朝气与张廷重的陈腐老气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新式女性的黄逸梵，自然不会满意包办婚姻的方式，更何况与自己所许之人又是这般扞格不入。可她终究身单力薄，无力反抗那家族赋予她的使命，也无力顽抗那血统赋予她的职司。就这样，一纸婚书，捆绑了貌合神离的两颗灵魂。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生得寡淡清冽。发色并非黝黑，皮肤也不是粉白，眼窝深陷，鼻根高挺，好似拉丁人的后裔。她的表情里也尽是清高孤傲，眉目侧有一种不屑世俗的轻蔑，举止间更加一份不与世同的冷冽。
她与张廷重向来话不投机，又讨厌与其争斗，便常常沉默寡言。哪怕再看不惯丈夫所为，她也克制自己不予理睬。所以这段不幸福的婚姻，却也在安静中走过几许时光。再到后来，张廷重托人为自己觅得了一份在京浦铁路局任英文秘书的职位，随后便与其大哥张志潜分了家，携妻女从上海迁至天津。
婚后的生活让黄逸梵深感无望失落，她便开始为自己寻找其他的精神寄托。让指尖在钢琴上跳跃，将心绪跟着乐音一起飞扬；拾起一块绸料，精裁细剪，继而缝出一件件华服，以便在满足感里寻到一丝存在感；翻出被堆置在书箱底侧，落满了尘土的外文读物，轻声念起，好似再度魂归那无忧的习语时光。
就这样，她为自己觅得了另一番天地，在那里也只有她自己，没有旁人能够约束打扰，也无需顾及现世的遍体哀伤。好似不惹纤尘的孤傲，又有惊世脱俗的萧条。一身背影，一痕憔悴，更一场泪雨双行。
此时张廷重与黄逸梵已育有一女一子，女孩便是张爱玲，男童就是她的胞弟张子静。张家所居宅院是其祖母留下的房产。碧瓦朱甍、层台累榭，其间有正房、偏房数十居。屋内所置，尽是稀世之珍的名画古董，还有镶金嵌银的豪华陈设。
年幼的张爱玲便在这穷奢极侈中成长，满目尽是豪华富庶，她自然看不懂那份雍容背后的渐趋没落，也自然不会知晓所谓宁静里暗涌着的是怎样的挣扎与渴望。唯一能被她读懂的便是母亲的与世异同，黄逸梵的清冷与高傲，将张爱玲深深吸引。她爱极了母亲的性格，爱她的冷眼睥睨，更爱她的傲视尘寰。
古今多少旧事，有豪情满腔，或曾提马纵剑，几经绿舞飞红，终归复孤风叶凋，看尽朝霞尽染，再至回西风照晚。走过了半世悲喜，无人能终生落得逍遥，看尽了晴空万里，却望不见那秋水天长。她自古贯今的高傲，还有那遗世独立的飘摇，也将素弦声断，锦瑟声消。
迷离在烟雨中的往事
氤氲着破发的渴望，不愿再睹疮痍满目，无力复看遍野哀鸿。
追逐着远方的迷离，不再留恋深亭广苑，决绝割舍母子亲情。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事事斗转变换自有它的道理，人间因果轮回也定有它的原委。自上古到如今，唯一不会改变的便是改变本身，唯一不会叛逃的便是叛逃自身。
人总是习惯挣扎，哪怕是从起始便能预料终尾的定局，她们不甘沉寂、她们屡次反抗，她们赌上自己、她们输了终生。于是，那连波秋色里，再寻不得那柔情绰态；那晓风残月下，再觅不出那双瞳剪水；那弥天烟雨中，再见不到那婉转峨眉。
那些日子，总是宁静，宁静得连呼吸都显得太喧嚣。张廷重极少归家，黄逸梵自作自事，张爱玲与张子静姐弟二人在各自佣人的照顾下安逸成长。那时，小小的张爱玲总是喜欢跟在一个男底下人身边，不为其他，只因这个被她取名为“毛物”的下人，精通文墨，且踌躇满志。他常给张爱玲绘声绘色地讲《三国演义》，或者提笔蘸水给张爱玲表演在青石砧上书字挥毫。
张爱玲与母亲极少温存，母亲的个性太过冷清寡薄。每每母女二人相处之时，黄逸梵便只是教张爱玲习字背诗，再无他话。到四岁时，张爱玲时常跟着家中长辈去拜访一位老者，即祖父张佩纶的侄子张人骏，曾任两广总督，最终被辛亥革命革去了官职。从万人之上到亡国之臣，起落之间，判若云泥。张爱玲只记得每当向他背起“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时，这位苍凉老人总会泪眼迷蒙。
张爱玲哪会理解个中滋味，彼时的她还属于那份纯粹的惨白。可那副白叟哀哭的画面，却在她的脑海就此定格，她被感染了那不可名状的哀伤，被刻下了那无有归期的荒凉。她感受到了诗文的震慑，还有历史的沧桑。在那一瞬间，她不似孩童，却有着孩童对这世界最深邃的认知与诉求。
那份近似病态的静谧，终究还是被时光之刃，切肤割损。张廷重由于始终生活在自由之中，不顾伦常约束，没有妻子管束，他便越发的肆无忌惮，恣意妄为。他终日豪赌、吸烟，甚至还在外娶了另一房姨太太。
黄逸梵终于忍无可忍，张爱玲四岁那年，她的姑姑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逸梵便趁此时机借口照顾陪同，与小姑共同离了家。若非到了极境，想必她也不会做出此般抉择。对于那时的她来讲，再未知可怖的远方也好过勉强称之为家的张宅。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彼岸的等待但愿不似此地的哀愁。
上船那天，直面别离，黄逸梵还是哭出了声音。她几度将自己保护隐藏，用一身孤傲包裹了遍体鳞伤。可真正需要割舍时，所有的坚毅外壳分崩离析得连她自己也未曾预料。佣人几次催促到了开船时间，黄逸梵却仍是不肯离去。最后，佣人叫张爱玲上前劝说，尚未明世事的她只道说：“婶婶，时候不早了。”黄逸梵又哭得愈发悲怆。那时张爱玲是被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在黄逸梵临行之前，也未听见张爱玲叫起一声母亲。她应该还是恨极了张家，恨极了迂腐的道德伦常。
黄逸梵离开后，姨太太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张家。这位姨太太初期还算收敛，只是偶尔办办舞会，宴请宾客，对张爱玲也还算爱护照顾。可到了后期，本性便开始一览无余，她的脾气极坏，甚至几近暴力，她常常将自己的侄儿打得鼻青脸肿，就连家中仆人每日也都要承受她的数度责骂，甚至连张廷重也曾被她掷来的痰盂砸破过额头。终于，族人在无从旁观，他们无法忍受一个外姓人在张家作威作福。最后，姨太太被逼走了，两辆塌车乘着她来时的银器家什，载着她去后的狼狈一身。
浑然不觉间，经年已过。张家也几度更改，几度物是人非。张廷重因整日醉生梦死、吃喝嫖赌落得声名狼藉，丢掉了英文秘书的官差；他的身体也因吸食大烟而每况愈下，再加上姨太太的蛮横无理，更让他甚是头疼。他开始怀恋起从前那份安然平静，好似衣不如新，人不如旧，已在远方的妻子黄逸梵，成了他此时的最大牵挂。
张廷重终于决意悔改，赶走了姨太太后，他便给远在彼岸的妻子邮寄了一封书信，答应戒掉鸦片，不再纳妾，为了不让妻子再忆往事，他又决定迁居，把家移至上海。
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道：
“我八岁那年到上海来，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快乐的，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在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殊红的快乐。”
黄逸梵离家之时，张爱玲尚未谙世事，自然不懂其间悲恸与伤情，不知为何要哭，为何要恋恋舍不得。而黄逸梵归家之后，张爱玲却感受到了一份久违的亲情，她知道此时应该欣喜，此后会增加欢愉。
张廷重被送到了医院戒毒，张家再无争吵，而是生出了真正的温馨、真正的平静。全家搬到了一所花园洋房，惬意得似默片里才有的浪漫轻松。肆意荼蘼的鲜花，四蹄生风的大狗，还有张爱玲最爱的童话书。
她在《私语》中这样描述：
“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项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那样轻松的环境自然也会让她任意轻松地想象。她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也在阑珊温暖里翻来覆去。
黄逸梵时刻都是高傲唯美的，美得纤尘不染，美得无有瑕疵。“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坠的姿势。”母亲的锦衣华服让那时的张爱玲心生向往。她也想拥有那般姿态，还有那些衣衫。也从那时起，她对美的渴求便与日俱增，她的世界里任何色彩的碰撞都不会荒唐，没有标新立异也便没了遗世独立。
黄逸梵还喜欢教女儿绘画、弹钢琴、学英文。在她心里，女性就该如此优雅、自立、甚至深赋才华。那时母女二人最快乐的时光，便是黄逸梵坐在抽水马桶上，一面笑，一面读着在《小说月报》上刊载的老舍的文章《二马》，而张爱玲则靠在门框上几番插科打诨，再换来一阵捧腹开怀。
后来，张廷重治愈归家，可是本性难移，好景不长，他又开始了恶少的做派。起初是因为黄逸梵想将女儿送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而张廷重则固执于旧式的思想，认为没有必要将钱浪费于此。二人几番争吵，后来黄逸梵索性不理，直接将张爱玲送进了教会创办的黄氏小学。
那时的张爱玲还叫“张煐”，在填写入学证时，母亲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响亮，便将其英文名字eileen译成了中文的“爱玲”，随手填上。黄逸梵想着，日后可再细做琢磨更改。但她万万没有料到，此时的挥笔一改，也改出了日后叱咤上海文坛的民国才女响当当的名号。
张廷重的另一劣事便是不出生活费，而是想叫黄逸梵出钱贴补家用，从而将她的钱全部败光，到时哪怕她再想远走也无力脱身。如此不算高明的阴谋，自然被黄逸梵一眼看透，他们又开始了激烈的争吵，两个幼子被仆人拉至室外。那时正值晚春，阳光和煦，微风轻柔，张家却难归肃静。
最后，双方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张爱玲的父母选择了协议离婚，她的姑姑向来与张廷重意见不合，便跟着黄逸梵一起搬出了张家。张廷重又再度吸起了鸦片。好像有什么又在重演，故事不曾更改，人物不曾更改，甚至连言语都不曾更改。对于父母的离婚，张爱玲并未有一丝异议，并非她绝情，只不过是她太清楚，有些坚持是最无用的执着。当断则断，无需优柔寡断。
恢复自由的黄逸梵又想到了远走，她的血液里流淌的也尽是漂泊。或许她注定属于远方，那些世俗的囚禁也是为她的独行找着更加冠冕堂皇的借口，好让她抛下彷徨，放心飞扬。
她曾在《私语》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不久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那时的张爱玲和母亲一样，她们都善于逞强，善于隐藏。即便再彻骨的哀伤，也总要明晃一笑，然后再昭告天下，自己是这般坚强。这对强作欢笑的母女要有多努力才会将离别之苦紧紧埋藏，好在她们足够默契，都选择了在转身后一刻泪流成殇。
彼时年少，却阅尽了无数的世故与苍凉；竹西佳处，却不见那祥和里的烂漫与清明。一场泪雨，一帘幽梦，一段深情难赋。谁在伤春悲秋？谁在欲说还休？谁在欲语泪先流？且在潇洒里放歌，歌尽繁华，歌尽落寞，歌尽一世漂泊。
哭给自己看
看遍岁月里的幽暗，却望不见年华里的悠远。
听闻生命总是柔情，却未拥有时光赐的柔软。
当生活只是为了求生与苟活，那将会是怎样身不由己的悲哀，又该怎样心酸过活？当梦想只是黄粱一梦和臆断妄想，那所谓远方与彼时境况，又有哪个所处所依才能叫做临时天堂？
人都说生命是条长河，那些终能流归赴海的，才是最成功的执着。但蝴蝶终究飞不过沧海，就像溪水穿不透雄山。那些渐趋干涸的存在，无非是不曾被幸运眷顾过的落败。没人可以责怪，就更无人忍心责难。那些生命里的伤害，也会酿成后半世的悲哀。
没有母亲的家空落、冷清，张爱玲再寻不到一丝从前的祥和温存。于是，那般强烈的对立也将她的世界分割两立。一面曾有光明，一面彻骨阴暗；一面纯善，一面至恶；一面是神灵的显贵，一面是邪魔的凶恶。所以张家于她，曾为前者，此时或以后将永远归于后者。
但张爱玲始终是善良的，她也会强装无事以保护那座脆弱的“洋房”。她也害怕那些支离破碎的残忍，害怕那些突如其来的伤害。她知道父亲是寂寞的，甚至寂寞甚她，于是父亲的书房里便总是会有她的身影，父女二人一起谈杂事、论诗画。鸦片生出丝丝云雾，雾中似乎也曾有过阳光柔软。
到了一九三四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就读。那时她开始成长，也开始知晓更多。张爱玲时常因为想念，便在脑海勾勒出远方母亲的模样。她也会轻声问起那大洋彼岸究竟有什么值得母亲如此痴迷爱恋，那远方的风景将会是怎样的不同，或是怎样的温柔，或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不过每每那时，回答她的只有落寞，还有那抖不落的寂寞。
也许是疑问了太久，好奇了太久，也憧憬了太久。于是，同母亲一样，张爱玲也勾勒了一场属于自己的远方的异国梦。她有着海阔天空的计划，她要去英国读书；还要学习卡通绘画；要将自己的画风介绍到美国，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她要最别致的衣服，也要尝试浓妆艳抹；她要环游世界，在上海也要有属于她的房子；她要永远的利落干脆，她也要尽情耀眼过活。
不似梦想里的炽烈，那时的张家更多的还是平静，堪称乏味的平静，平静到让人无法安享，无法适从甚至无法立足。终于，父亲张廷重决定将其打破，只因他已寂寞了太久。当姑姑张茂渊将父亲即将再婚的消息告诉张爱玲时，她伏在阳台上，留下了久违的眼泪，这一天还是来了。
新的张太太名叫孙用蕃，她同样出身名门。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曾出任法国大使，同时还兼任西班牙大使。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孙用蕃也十分精明能干，她善于交际且处理事物井井有条。但为张家所不知的是：这位孙家小姐，同张廷重一样，早已吸食鸦片成瘾。
同张爱玲看过的所有关于凶恶后母的小说一样，孙用蕃也没能成为温柔的特例。她的出现，让张爱玲自此的时光再也难得平静。她尖酸刻薄、张扬跋扈、用自己的不可一世掌控着一个家庭，也摧毁了两颗还未懂得反抗便暗自消亡的青涩灵魂。
后母才刚刚进门，便提出了一个过分破线的要求，她嫌洋房不够气派，只有豪宅才衬得上她的身份。于是就这样，一家人搬进了李菊耦在世时所住的别墅。这座仿欧建筑也的确奢华庞大，总共有二十余间卧房，内外装潢都不盛气派。
可张爱玲却并不喜欢这里。她曾在此出生，十余年后，再度归来，心中无有怀念，却只剩灰霾。《私语》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楼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由于长期吸食鸦片，被荼毒了心智的后母，变得神经兮兮，她冷血阴鸷，并且手握张家的经济大权。张爱玲的衣服，永远是她穿剩的几件；甚至学校要求交的每项费用，无论多少，张爱玲都需要小心翼翼，摇尾乞怜般请求，才能勉强获得。自从那时起，张爱玲便极少回家，而是在学校里吃住，就算迫不得已回到家中，也只是与后母客气敷衍几句。她是幸运的，因为有处可逃，可弟弟张子静却无法如此。
某次放假，回到家中的张爱玲着实被吓了一跳，曾经温顺可爱的弟弟不见了。如今的张子静几度逃学、甚是忤逆，终日游手好闲，没了一丝曾经的雄图壮志。张爱玲伤心又气愤，她知道是什么将弟弟堕入此般境况，但她连自己都无从保护，又能拿什么去据理抗争？
当家庭不能再挡风遮雨，所有外界的触碰便能轻而易举衍生出伤害。张爱玲愈发敏感、沉默，她不爱交朋友，不爱参与聚会、活动。总之只要人多的地方总是让她生厌，或是惧怕。她将冷漠视为保护自己的利剑，让孤独成为最衷心的“玩伴”。
到了一九三七年，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因为关心张爱玲的学业，母亲黄逸梵再度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