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做之前不要想太多，先做再说
来自哈佛的录取通知
决定留学已经过去半年，在临近申请书提交期限的十二月上旬，我备齐了所有资料，通过网络发送给了包括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在内的四所研究生院。
其他需要邮寄的资料，就投到信箱里。用鼠标点击的一瞬间，我不由感慨万千，想着：“就等着学校的录取结果了。”
然后，三月份。从我报考的两所大学先后寄来了两封薄薄的信。
都是不通过。我一下子变得灰心丧气，然而，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寄来的第三封信，却意外地有一定的厚度！
信封里装的是录取通知书、新生教育资料和入学费（入学时向学校缴纳的学费以外的费用）的通知单。
诶？录取了？！
我和丈夫不由得相互对视。本想着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是最难考的，一时之间简直不敢相信。
太棒了！我被录取了！留学之梦终于要实现了！
这样一来，我的人生打开了新的一扇门！想到这，我不由得心潮澎湃。
就这样，我实现了留学的心愿。不过回想当时，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根本没有考虑带着孩子去留学将面临多么辛苦的生活，只想着去美国学习就没错了。
留学的事情定下来后，丈夫说：“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不久要出生的宝宝去留学。”于是，他就决定申请停职陪我去留学。
因此，录取通知书是三月上旬寄到的，开学典礼是九月上旬，离到美国大约还有半年的准备时间，然而这段时间里，我们夫妻双方都要继续工作，要寻找我丈夫的留学地点，去美国之前还要写好论文，做搬家的准备，办理签证，等等，必须做的事情堆积如山。再加上，三月份，我怀孕六个月，七月份三女儿出生在即。
为了保证带着孩子的学生生活，还需要办理如住宿地点、医疗保险的手续，做好可以托付孩子的地方等学校之外的，生活方面的各种准备。
我先在网上查找了有关托付孩子的地方和医疗保险的相关信息，但用不习惯的英语查找信息相当花费时间。我也试着咨询了有留学经验的朋友，可对于自己的情况将会怎样，依旧不太清楚。
结果，这些事情还是悬而未决，只有等我去了美国以后，直接去政府部门咨询了。
等一下！在波士顿每个月的保育费要五十万日元？！
我是八月八日到达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所在地波士顿的。开学典礼是九月十五日，所以在这之前需要把可以托付孩子的地方定下来。
在日本，人们主要把孩子托付给托儿所和幼儿园。在美国，有与日本相近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另外，还有家庭式幼儿园（在日本是指叫做“保育妈妈”的制度，即某个家庭提供照料孩子的服务形式），还有很多人雇佣照看小孩的保姆。
我家的女儿们，在日本，是送到公立托儿所。公立托儿所一般由地方政府制定统一的收费制度。
当时，我们家一个孩子每月花费五万日元（两个孩子一共十万日元）的保育费。三女儿出生后，留学期间就要负担三个孩子的保育费。
我想着可能在美国也是每个人五万日元吧，三个孩子就是每月十五万日元。不，等一下。我觉得因为是很多女性活跃在职场（女性特别是母亲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在快速增长）的美国，支持职场父母育儿的制度应该会很完备，也许保育费能控制在十五万日元以下。
我这样想着，可这样的想法却太简单了……
在美国，基本上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公立托儿所。即使有，也是面向贫困层的特别的托儿所。要进那里，有严格的入托条件，比如，父母的收入、职业、居住地点等。绝大多数人都上的是私立的托儿所，每个托儿所的费用和运营准则都不尽相同。
而且，美国的托儿所的保育费贵得令人咋舌。特别是纽约和波士顿等美国东海岸的托儿所非常昂贵。
哈佛大学研究生院所在的马萨诸塞州的大型托儿所的平均保育费每个月最低也要十一万日元。婴儿平均要二十五万日元，婴幼儿整体全年平均竟然要二百三十万日元。
高昂的保育费令人咋舌，再加上“空缺名额”很少。我只得多报几个托儿所，最终确定能让三个孩子上同一个托儿所是已经到了开学典礼的几天前。
那个托儿所的保育费每周为一千一百六十八美元（婴幼儿为四百三十美元，两岁幼儿为四百二十一美元，四岁幼儿为三百一十七美元），总计每月四千六百七十二美元。
换算成当时的日元后，竟然每月要五十万日元之多。
我是以留学生的身份去美国的，所以不是工作签证，不能工作。我完全没有收入，另一方面，停职的丈夫能从日本的公司领取一些工资，实在是难能可贵。可即便如此还是难以维持。我用留学的补助金支付了一部分学费，而生活费就只有靠存款了。
以为保育费也是每月花费五十万日元，是我的重大失算，虽然让三个孩子上了托儿所，但真是令我很苦恼：“这样继续下去，留学也许要半途而废了……”每个月，大额的存款都在不断减少。我即使去上课，好像也能听到钱币哗啦哗啦掉落的声音。
为了节约饭费，即使是不感兴趣的题目，我也会参加中午在大学举办的各种读书会，因为能吃到为参会者准备的比萨和饼干。
边跑边思考“怎么走下去”
如果留学前事先知晓那些情况的话，我真是没有自信，自己是否真得还会去美国留学。我多半会推迟几年再去留学，考虑在那几年里先增加存款。
我很庆幸自己在不知道美国的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情况下就去了美国，也因为陷入面对诸多难题并只得想办法解决的窘境，我才能取得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硕士学位。
回国后，我常常给人一些留学的建议，一定会告诉他们的是：“还没去做时不要过多考虑，开始做了再考虑吧！”
任何事情，如果都等做好一切准备后再开始的话，往往难以迈开步伐。但是，如果不管怎样先开始跑起来，然后再修正轨道，再考虑其他的路线，就总能找到到达目的地的方法。
我们用大脑思考，用大脑烦恼，用大脑踩刹车。然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先动起来，用身体去接触，感受风之后才会明白的。
向某人求助，试着在纸上写下铭刻在心的格言，都是了不起的“行动”，并非完成大事才算行动。即使稍有行动，就能学到或注意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其中的一个行动成为契机，事情就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
巨大的挑战才要乘“势”前进
不管是谁，都有过乘势做某事的经历吧，就像乘势买了大件的东西，乘势换了工作，乘势结婚等。“乘势”，容易给人一种缺乏冷静的判断，轻率的印象。可我认为，如果不乘着一定的“势头”，是无法挑战重要的事情的。
前面我写了，由于对留学的憧憬和对现状的不满和饥饿感，我加速投身到留学的准备中，而我的留学生活就是保持着加速，并乘势不断前进的。如果这个势头不存在加速的话，那我肯定会半途而废了。
球撞到墙壁上也不会有损伤，然而如果是加速的球，有时会具有将墙壁砸出个洞的力量。这种突破般的势头，只要有加速，就能闯过难关，开辟人生。
在本章，我将给大家介绍自己的留学生活的深刻体会。
27只要不放弃，就能发现道路，即便是羊肠小道
想方设法降低高额的保育费
在我留学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亲身感受到，只要不放弃，就能发现“道路”。
我暂且先把三个孩子送进了每个月花费五十万日元保育费的托儿所，可每个月要五十万日元实在太昂贵。这样下去的话，很快会花光所有的积蓄而必须回国了。
我找研究生院的学生处、朋友和丈夫的留学地点的熟人等，利用各种关系四处打听获得保育费补助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也向送孩子到那个托儿所的家长们打听，怎样做才能支付高额的保育费。
于是，在我各方面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在留学生活已经过了三个月左右的时候，我得知了医学部的福利保健团体所属的托儿所，对该团体的职员提供一定的保育费补助。且这一规定只针对获得工资的职员，只要每年能获得至少六千美元（当时约合六十五万日元）的工资，就给该职员的孩子每人每月补贴约十二万日元到十九万日元的保育费。
也许我能利用这个规定！我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
可是，我作为留学生没有收入。我丈夫虽然在那个团体下属的医院，但他是作为研究生来留学的，也没有工资。我们不能算接受那项补助的对象。
我们不满足条件啊，如果就这样放弃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但我们没有那样轻易地放弃。不管怎么说，每个月五十万日元保育费的负担实在过于巨大。
于是，我和丈夫一起，去他留学所在的医院，和他的上司以及那个单位的负责管理财务的秘书进行了交涉。
我们并不是强调自己如何的困窘，而是诉说原本是我们的巨大喜悦和爱的源泉的孩子们，现在却成了我们的巨大负担，这使得我们再也无法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了。并且，恳请他们能支付给我们每年哪怕是最低的工资六千美元也可以。
可是对方坚决地说：“不行！”。
“不行”就麻烦了。虽然麻烦，但对方说“不行”，说起来也是理所当然。国际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不景气，研究室也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这是个留学生都慕名而来的研究室，有很多人“即使白工作也可以，都想能在这个研究室学习”。
话虽如此，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退缩。
于是我继续想办法，我觉得对方是不想支付任何不必要的工资。而我们也不是想要从医院获得报酬，只是想得到“获得工资的职员”的身份。
因此，我们再次预约和秘书见面，这次改变了交涉的角度：
“不妨我们采取这样的形式如何？我们每年给医院的研究室捐款六千美元。请你们再将这笔钱以工资的形式发给我们，我们以职员的身份接受它。当然，这中间产生的手续费或差额等都由我们来负担。”
不知道那位秘书是觉得哪怕微小的金额，研究室能获得捐款也还不错呢，还是只要研究室没有任何损失就愿意帮助我们呢？来到美国过了八个月之后，这件事情总算解决了，我们支付了含手续费和差额在内的八千五百五十四美元。
这样一来，担忧消失，我丈夫享受到了作为该医院的职员的待遇。而且，在新的托儿所，每个月三个孩子一共得到了约四十五万日元的补助。这样三个孩子的保育费就变为每个月约十二万日元了。
我正想说一件事情总算顺利解决了，可实际上高额的保育费问题，只不过是留学生活中诸多问题中的一个罢了。我还会遇到其他的“沉重的打击”。
如何筹措一年约一百二十万日元的医疗保险费？
这里有在日本无法想象的医疗保险费的问题。
女儿们的年龄，来美国时大女儿三岁，二女儿一岁，三女儿刚出生两个月。因为特别小的孩子容易生病，所以必须加入医疗保险。
来美国之前我查询过关于医疗保险的政策，那时我只知道“哈佛大学规定，学生必须加入哈佛大学的保险，且该保险比社会上的保险便宜很多”。说起来，我并没有美国与日本医疗保险的比较的相关信息。
然后，在开学典礼的新生教育上，我才第一次得知。所谓“便宜很多”，是相对于美国每个家庭每年平均缴纳的医疗保险为一百二十万日元而言的。
哈佛大学的面向学生的医疗保险费，就我一个人的话，一年约为三十万日元。全家的话，一年约为一百二十万日元（当时）。
这是我难以支付的……我面临着意料之外的严峻的经济问题。
我四处打听节省医疗保险费的办法。可是，即使向学生处咨询，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前面提到的保育费的问题也同时存在，且未能得到解决，再加上（之后详细叙述）还发生了住宿问题，面临三重难题的生活令我心烦意乱。
然而，我突然想起留学前曾在波士顿留学的医生朋友说的话。好像那个朋友说过：“我们家保险费和医疗费都全免。”这是真的吗？但我记不清她们利用了什么服务就能免去这些费用了。想到这，我马上和那个朋友联系，得知她们是利用了马萨诸塞州的面向贫困人群的，一项叫做“masshealth（麻省健康）”的医疗服务，并了解到了报名窗口的信息。
我马上给报名窗口打了电话，但总是没人接，始终打不通。于是第二天的午休时间，我和丈夫干脆直接去了窗口。
朋友推荐的窗口负责人金先生是位非常亲切的亚洲人，他积极热情地帮助了我们。我们读不懂主页上的手续说明，他耐心地解释给我们，还教我们网上登录的方法，当场给我们办好了登录手续。
这时，我再次感到：“为了获得重要的信息，直接与人见面并交谈是最有效的。”
即使登录了，如果不能通过申请手续，就不能算真正地加入成功。申请手续的内容极其严格，而且，面试官是位看上去挺可怕的女性。不过，在办理申请手续的过程中，金先生始终陪在我们身旁，并为了我们能申请成功而向负责人进行解释说明。
多亏了金先生的帮助，我们一家顺利加入该医疗服务，孩子们的健康检查、预防接种、还有我怀孕生产的费用全部都纳入了保险。
顺便说一下，在留学期间，大女儿得了新型流感，在集中治疗室住了六天院。那时候的住院费用竟然有约二百六十万日元，不过这笔医疗费都由“masshealth（麻省健康）”负担了。
如果我们没有直接去窗口，没有遇到金先生的话，也许就无法参加“masshealth（麻省健康）”了。我觉得，直接与人见面，也许是得到超越信息的“巨大力量”的机会。
28厚脸皮喊“救命”，就能绝处逢生
遇到麻烦要善于求助
曾经，我和朋友们一起思考过：“希望自己的孩子们到了十八岁具备怎样的能力呢？”
当孩子们十八岁时，不知道她们是住在日本还是国外，不知道经济上是富有还是贫穷。我们曾思考过，她们不依靠父母独立生活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希望她们成为怎样的人。
思考的结果，我举出了以下三条。
1能自己做出选择
2能珍视对方的心情
3自己遇到困难了，能向周围的人求助
虽然我也没有信心，自己在十八岁的时候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但至少从我自己走过的路来看，这三个能力对今天的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在这三点里，最希望孩子们获得的是第三个。
比如下面的情况，要去学校，刚想乘火车时，发现忘带月票和钱包了，也没有手机。当天早上有重要的考试，没有时间回家。
我希望孩子们能去尝试，去思考各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找找车站上有没有同一个学校的朋友或老师，试着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或者尝试请岗亭的警察帮忙等。
遇到困难时，陷入窘境时，仅仅自己默默承受，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人生中，总有单凭自己的力量却无法解决困难的时候，那时，就要向某人求助。你要说：“我现在有困难，请帮帮我。”“因为我现在是这样的情况，请帮个忙。”可能这样做需要勇气，可是我认为这是生存所需的重要能力。
而且，实际说出“请帮个忙”的话，周围一定有人伸出援手，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好心人的，而且，这个世界还没有丧失这些美好的东西。
而令我深切感受到这一点的是，到了美国后，当我遇到住宿问题的时候。
租房意外遇到大麻烦
到美国后，我们一家人租住在每月一千九百美元（当时约合十七万日元）的一居室里（顺便说一下，考试前我参观了哈佛大学的学生宿舍，一家人住的二居室每月要二千二百美元，我们实在负担不起）。
哈佛大学所在的波士顿的冬天，和北海道的雉内（北海道最北端的城市）一样寒冷。到美国约有一个月，风骤然变冷的九月末，暖气施工突然开始了。白天，有五六名施工人员进入房间，凿开墙壁，卸下供暖装置，开始更换通风口。因为签约时对方没有告知此事，我们非常吃惊。如果施工几天就结束，那我们还可以忍耐一下，可据说施工全部结束要到明年五月。
十月，因为施工，客厅的暖气停了，即使是白天，室内温度也只有五度以下。施工的负责人借给我们电暖器，但一个根本不够用，三个一起用的话又会跳闸。家里的电费成倍上涨。
再加上施工过程中凿开了和隔壁相邻的那面墙壁，作为应急措施，拆开的墙壁处贴上了塑料的薄膜。结果，仅靠一张薄膜，完全保护不了隐私，声音也好、臭味也罢都暴露无遗。虽说是白天施工，但傍晚回到家，满地都是施工产生的垃圾和粉尘，工具也堆在原地。另外，也许是凿开了墙壁的缘故，老鼠在走廊到处跑。
虽然我向房东提出想马上搬家，但得到的回复是，施工是签约前就定下来的，所以既不降低租金也不认可退租。即使继续和房东交涉，事情也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拍下房间内的悲惨景象，拿着施工说明的资料，去了保健中心。保健中心向公寓方发出了一份“因担心室内施工对健康会产生不利影响，应当让该住户搬至别处”的通知。可是，公寓方虽然让施工人员进入室内时带上了鞋套，在施工地点的地板上铺上薄膜，但还是不理睬保健中心的通知继续施工。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就去哈佛大学的学生处咨询。学生处的工作人员帮我一起考虑写给房东的交涉信（交涉信的内容既没有谴责也没有威胁，只是明确地表明我方的想法）。并且，工作人员和我一起通过书信与房东进行了几次交涉，但事态依旧没有改善。
托儿所的问题，医疗保险的问题，还有住宿问题，麻烦接踵而至。为了我的留学，家人陪我来到美国，我却让她们身处如此恶劣的境遇，想到这里，我真是感到可悲可叹。
再加上，研究生院每天会布置大量的作业。不仅要上课，如果不花成倍的时间复习和预习，就跟不上学习的进度。而我完全处于无法专心学习的精神状态，结果，三个月来体重减少了十斤，由于压力过大导致突然停经。
心烦意乱的我向入学时关照过我的，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负责学生工作的萝贝塔哭诉：“这样的情况下，我根本没有心情支付每个月的房租。”“这样下去我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了。”
找律师商量，以破例低价请其写劝告书
然后，萝贝塔严肃地批评了我为什么能忍气吞声到现在，她说：“应该起诉和你签了租赁合同的房东。如果我们不先起诉房东违约在先，对方会告我们拖欠房租的。”并且，她给我介绍了认识的律师。
可是，我们无法负担高额的律师费用，也从来没有起诉过，老实说心里有点害怕起来。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战战兢兢地去见了律师，向律师说明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我们是穷留学生，支付不起高额的律师费，如果他不先讲明咨询费用的话，我们无法聘请他。
然后，那个叫做杰克的律师像亲人般地认真仔细地听我们讲完事情的经过，并很快以一百美元（当时约九千日元）的破例低价，为我们给房东写了劝告书。
劝告书里面写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家人承受了怎样的痛苦，健康遭受了怎样的伤害，因此，我们想尽快退租，并且要求全额返还截至目前所支付的租金。
我感觉劝告书的内容非常强硬，一直提心吊胆，害怕房东发怒拿着劝告书上法院了怎么办。然而，律师的一纸公文效果显著。房东马上就发来了示弱的邮件：“能不能请你们继续住在现在的房间里呢？”也许房东觉得，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租房者中途退房的话，就很难找到下家了吧。
我们把与房东的交涉都委托给了杰克。最后，签约期内剩下的四个月我们还住在该房子内，作为补偿，由于施工还是继续进行，租金就减半，且受其危害最大的十月末到二月的租金和押金都返还给我们。
虽说是不想再次经历的，费心劳神的事情，但也因为这样一件事，我知道了说出“请帮个忙”的重要性，学到了宝贵的交涉术。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件事，我变得更加大胆了。
而且，这个经历，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如果说出：“想请您帮帮忙！”很多人都会伸出温暖的援手。即使是现在，我也会每年都给萝贝塔和杰克寄去圣诞贺卡，表达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感谢心情。
不论是谁，都会有陷入窘境的时候。如果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无论如何也没办法解决时，你能说出“想请您帮帮忙”吗？说出“请帮个忙”，将有助于你摆脱困境。
把困难说出来，就会有帮助我们的人。而且，获得帮助的人将再去帮助其他人。
我相信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将来，我想让女儿也加入其中。
29最应该投资的是人际关系
你高兴我就快乐是人的本性
当受到他人的帮助，从心里涌现出感谢之情时，自己也想帮助其他人。而且，当自己帮助了其他人并获得感谢，会深切感受到帮助他人所带来的喜悦。
这样一来，借助某人的力量，请某人帮忙，就意味着促使对方发觉那种喜悦之情，对方会越发想要帮助他人。而请求的一方也将变得更加没有顾虑地想要说“请帮助我”，这一点前面我也提到过。我觉得能为让他人高兴而感到喜悦，这就是人的本性吧。
我也很喜欢让他人高兴，在临床工作时，我和患者之间的交谈不仅很开心，而且这其中产生的信赖感和“一起朝着好的方向努力”的同心合力的感觉确实是很愉快的。它是我的能量之源。
负责研究工作后，当促成双方建立某种关系而获得感谢时，或是完成论文想到“也许这将让很多人受益吧”等，我就感到一种巨大的喜悦充满了全身。
工作之外也是一样的，我很喜欢邀请女儿的朋友和家人来家里做客。前些时候我们就办了一个简单的家庭聚会，邀请女儿的朋友及其父母来家里做客，一共有二十人参加。在并不宽敞的租住房间的客厅里，挤满了大人和孩子，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而参加聚会的人们都很高兴，这实在是一段欢乐的时光。
而且，去托儿所接孩子的时候，有时我会邀请一起走在回家路上的家长和孩子：“去我们家吃晚饭好吗？”（但是，这只限于白天家里有家政人员的日子。除此以外的日子里，房间乱七八糟，晚餐也极其简单，根本无法招待客人。）
爸妈援手竟然买下了小学生托管中心的土地
有时我也在想，我很喜欢让人高兴“莫非是遗传”？
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的父母非常重视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比如，我父亲在爱知县的大学教书，每年上他的课的学生有两百到三百人左右，他很努力地记住每个学生的名字，并和他们保持着联系。
母亲和我小时候上的托儿所的老师成了好朋友，现在还保持了这样的关系。
最好的证明就是父母买下了我和两个弟弟曾经上过的小学生托管中心（负责看护管理父母均工作的放学后的小学生的机构）的土地，并对建筑物进行了翻修。
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的三年，两个弟弟分别是六年，我们都多亏了有这个小学生托管中心的照顾。从内心深处感谢这个托管中心的母亲，在小弟弟小学毕业后，还关注着这个机构，有时会协助那里的活动等，与该中心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小学生托管中心的土地所有者希望该中心买下这块土地，如果不答应就要求该中心搬走。
对于每个月勉强能支付土地租金的托管中心来说，是不可能有买下这块土地的资金的。当时，这个中心里大约有四十名小学生。如果该中心搬走，就意味着该机构将关门歇业。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父母就提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家买下这块土地吧。”然后，他们就想尽办法筹措资金，买下了这块土地，还顺便翻修了旧的建筑物。
对于外人来说，听上去也许这是令人敬佩的高尚行为的话题，可对于作为女儿的我，心情却有些许复杂：“你们还有钱养老吗？”
“总会有办法的！”母亲微笑着说道，一定是父母想竭尽全力地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表达感谢之情，并从心底感谢那个中心的帮助。正是这种生活态度让他们那样去做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一定想看到那个托管中心的老师、孩子和家长们那喜悦的脸庞。
在美国超市领低收入粮食补助的悲惨回忆
本来觉得也许热心肠是遗传吧，但留学之后，我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种不分国籍和人种的社会本能。
因为在美国留学的我和丈夫都没有收入，想着也许能有点帮助，就参加了叫做wic的项目（women，infantsandchildren妇女、婴儿与儿童特别营养补充项目）。这是为孕妇、哺乳期妇女及五岁以下儿童提供的食品补助项目。收入限额由家庭人数决定。比如，四口之家年收入在四万两千六百四十三美元（当时约合四百六十万日元）以下才能接受该项目的补助。
wic项目提供的营养食品主要包括：牛奶、奶酪、鸡蛋、花生酱、干豆、豆类罐头、果汁、谷类食品、水果、新鲜蔬菜、冷冻蔬菜、蔬菜罐头、面包、墨西哥薄饼、糙米、豆腐等。不仅为幼儿提供奶粉、幼儿谷类食品、婴儿食品，还会为母乳喂养的妇女提供金枪鱼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
这个项目并不直接配给食品，而是发放食品券。自己拿着食品券去超市，选择食品，在收银台用食品券代替现金支付。当然不能兑换高价的商品，比如，谷类食品，就规定了只能兑换a厂家的b商品或者c厂家的d商品。
能接受该项目的补助当然是值得感激的，但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在接受社会的施舍。
最可怜的是在超市排队等候的时候。
为了使用wic的食品券在收银台排队，结果不熟悉wic项目的收银员耗费了很长时间，我身后排起了长队。因为该店员手拿说明手册将我选择的商品一个一个地仔细核对，看是否属于wic的指定商品，所以相当花费时间。
我和似乎带着蔑视的表情的收银员常常会重复诸如此类的对话：“这个品牌是不能用wic的食品券买的。”“不，在wic的手册里写着可以买的。”
我感觉受到收银员的怀疑，而且排在后面的顾客们也是一副“哎呀，真花时间啊”的表情纷纷去了别的收银台……这真是很可怜的经历。
美国是个收入差距巨大的社会。像这样亲身体会到收入差距巨大的社会的同时，我在研究生院选修了社会流行病学的课程。这个课程的内容，有和我现在所处的情况重合，或是感同身受的地方。这是一个当我在日本生活时不会当做与自己有关的事情去思考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