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认为，希特勒的主要动机已经不再是外交方面而是内政方面的，他实际上是在针对着自己的民族，那么希特勒的想法就不那么复杂了。因为在1944年秋季，德国民众与希特勒之间已经发生了分裂。德国民众不愿意进行希特勒所要的绝望的最后战斗；他们希望有一个结局，而且是一个损失尽量小的结局，也就是在西线结束战争。把俄国人挡在国门之外，而把西方国家放进来；这已经成为1944年底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的战争目标。而对于这个目标，希特勒用他的阿登进攻摧毁了。他不能把所有持这种想法的人砍头，因为人太多了，绝大多数人三缄其口，不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可以做到，他们如果不愿意与他一起赴汤蹈火，那么就把他们交给复仇心切的苏联人。他还可以消灭他们希望得到解脱般的美国人与英国人占领的愿望，他就此下定了决心。如此看来，阿登进攻战——在军事上是纯粹的疯狂，外交上最多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空想——突然获得了一个明确的意义；因此这样看应该是正确的。但这就意味着，希特勒已经开始对德国与德国人动手了。
希特勒的阿登进攻战明显偏离了他1944年8月的防卫方案，这也说明了上述观点。原有防卫方案的目标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恐怖：在所有战线上僵硬地、招架性地抵抗，而在军队必须后退的即将失去的地区，实行全面的人民战争。而阿登进攻战的目标则是一个恐怖的结局，在一场毫无希望的进攻战役中消耗最后的军事力量。如果我们提问，为什么希特勒突然改变了主意，那么答案便会扑面而来；因为他看到，全面的人民战争没有可能了，德国民众不愿进行人民战争。他们不再像希特勒那样思想与感受。好吧，那么他们就应该因此受到惩罚，而且是判以死刑：这是希特勒的最后决策。
我们可以争论，这一决定是否在阿登进攻战中已经默默地表现出来了。在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元首命令中，它反正得到了明确而不可否定的形式，希特勒以此判处了德意志民族的死刑。
此时，苏联人站在奥德河的东岸，美国人已经跨过了莱茵河。想要顶住已经不再可能，西方与东方同盟国在德国中部的会师只是几个星期的事情。但是，民众在东线与西线的战斗与后退地区的行为却截然不同：在东线，他们大批逃逸，在西线他们却原地不动，把桌布与床单作为投降的标志挂在窗口，并且哀求德国军官不要再保卫他们的村庄或城市，以避免在最后一刻遭到毁灭。
对西线民众的这种行为，希特勒在其第一个3月18日的元首命令中给予了答复。他命令，德国西部的被进犯区，“从主要战场后面开始，立刻撤出全部居民”。这一命令是在当天的局势会议作出的，有人一反常态地提出异议。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以前的建筑师和当时的军火部长，今天是（1978年）希特勒最后阶段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此报道：
在场将领中的一位对希特勒说，无法实行几十万人的转移。已经没有火车可供使用，交通早已完全瘫痪了。希特勒无动于衷。他回答道：“那么他们就应该徒步行军！”这也无法办到，那位将军插话道，为了行军必须有供养，人群必须经过人烟稀少的地区，人们也没有必要的鞋具。他未能说完。希特勒不为所动地转过身去。
如果说，那个让德国西部的全部居民在没有供养的前提下进行无目标的行军（我们只能称之为死亡行军），近乎于一个试图进行的针对德国人的大屠杀的话，那么第二个3月19日的元首命令，即所谓的“尼禄命令”，就完全暴露了要剥夺德国人的、而且现在是所有德国人的任何生存可能性。其关键的段落是：
所有帝国区域内的军事交通、通讯、工业与供给设施，以及敌人可以立刻或在可预见的时段内用来继续其战斗的物资，都必须被摧毁。
按施佩尔的证词，希特勒对提出抗议的施佩尔用“冷冰冰的语调”解释道：
如果战争失败了，那么民族也就完了，不必顾及德意志民族为最基本的继续生存所需的基础。相反，最好自己摧毁这些东西。因为民族证明自己是弱小的，未来将完全属于更为强大的东方民族。这场战斗遗留下来的，已经是低劣的，因为优秀的已经阵亡了。
我们会想起前面已经引用的，希特勒于1941年11月27日当失败的可能性第一次出现时所说的那句话。让我们再次回忆这句话。希特勒当时说：“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现在是时候了，现在他将其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与19日的两个命令没有被完全执行。否则，德国人就会像戈培尔两年前就犹太人所说的那样，确实不会遗留多少了。施佩尔尽其可能地阻碍了摧毁命令的执行。还有一些纳粹党干部，不敢作出最极端的事情；经常也有直接相关的人员（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目的），拒绝摧毁他们的生存基础；最后，同盟国快速的、很少被认真抵抗阻碍的进军，也使德国人免于落入希特勒为他们设计的悲惨命运。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希特勒的最后命令毫无影响。1945年3月中旬，德国还有部分领土未被占领。在那里，元首命令仍是最高法律，而在纳粹党与党卫队干部中仍有狂热分子，他们与其领袖一样思考与感受。在长达六个星期的时段内，他们与敌对的空军与炮兵在竞赛进行对德国的最终摧毁。许多报道表明，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德国绝大部分城市与乡村的民众陷入了敌我双方的炮火之中，他们更害怕自己的摧毁突击队与党卫军巡逻队。
他们执行的希特勒的计划，实际上比敌方的计划更为残酷。敌方军队的目的不在于“摧毁德意志民族赖以继续最原始生存的基础”，起码西方国家的军队不是这样。结果是，快速向前挺进的敌军的占领，至少在西部被当作一种解脱而受到欢迎，美国人、英国人与法国人本以为会遇到一个全是纳粹分子的民族，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失去幻想的、不愿与希特勒有什么关系的民族。他们当时常认为这是一种假装的屈从，但这只是极少数。人们真的感到被他们的元首出卖了，而且他们的感觉是正确的。在其最后的几个星期内，希特勒自己以极端方式进行了同盟国打算进行的“再教育”。在这几周里，德国人的经历犹如一个女人，其情人突然变为其谋杀者，她不得不向她的邻居呼救，来对付那个与她交往的男人。
让我们彻底明确事实：希特勒1945年3月18日至19日的命令的目的，已经不再是像在1944年秋天，是为了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要进行一场英勇的决战，就不能让几十万德国人向内地进行死亡行军，而又在那里摧毁他们继续最基本生存所需的一切。相反，希特勒的这些最后的针对德国的大屠杀行为的目的，只可能是惩罚德国人，因为他们没有全身心地投入一场英勇的决战，也就是拒绝了希特勒为他们决定的角色。这在希特勒眼里是一个应该判以死刑的罪行（以前也一直是如此）。不愿意接受命令的角色，它的人民就必须死去：希特勒一直是这样想的，由此看来，希特勒在战争末期针对德国的屠杀行动，与其在战争初期针对波兰的屠杀行为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应。
希特勒本来并不打算像对犹太人与苏联人那样，对波兰人进行大屠杀。他对他们设想的角色与罗马尼亚相似，即在一场早已计划好的针对苏联的征服战争中充当一个服从的盟友与协助民族。他们对这一角色的拒绝，而不是但泽问题，才是希特勒发动侵波战争的真正原因。多年来，但泽已经在波兰的完全同意下，由一个纳粹市政府按照希特勒的愿望执政；但泽只是一个借口。耐人寻味的是，希特勒在取得侵波战争的军事胜利后，并没有用它来实现他原先的目的，即把被波兰人拒绝的盟友关系强加给他们。这样做在政治上符合逻辑，就当时的局面而言也不是不可能做到；相反，他现在把波兰人当作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愤怒的、长达五年的疯狂惩罚与报复行动的对象。在这场行动中，他的灭绝欲望第一次在放弃其政治理智的前提下得到了发泄。希特勒既是一位天赋很高的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屠杀者。尽管他的屠杀欲望最初只是把犹太人与苏联人当作牺牲品，但当他的意志被拒绝的时候，他的屠杀欲望就占了政治谋略的上风。战争初期在波兰是这样，战争末期在德国也是这样。
不过，希特勒赋予德国人的角色，要比当年给波兰人的角色更为重要：先是一个征服世界的“主子民族”的角色；然后至少是一个与整个世界相对抗的英雄民族的角色。但是，不管是出于软弱，还是出于（该受到惩罚的）抵抗，到最后德国人也不服从了。这样他们也得到希特勒的死亡判决：再引用他的话来说，他们应该“灭亡与被消灭”。
希特勒与德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有些奇怪。在战争期间，一些英国历史学家试图证明，希特勒可以说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必然产物：有一条从路德，经过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直通希特勒的线索。相反的结论才是正确的。希特勒没有继承什么德意志传统，更不用说新教与普鲁士传统，后者是一种（包括腓特烈大帝与俾斯麦在内的）理智而无私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传统。理智而无私地为国家服务，这是最难以承认给希特勒（哪怕是战前那个硕果累累的希特勒）的品德。为了实现其对民族力量的全面动员——而且不该忘记的是他的不可罢免性与不可替代性，他一开始就牺牲了德意志国家，不仅是其法制国家的部分，而且是其秩序国家的部分。这一点我们在前几章里早就讲到了。他有计划地用大众疯狂取代了理智；可以说，他在六年里把自己当作一种毒品灌输给了德国人（但在战争期间突然又中断了灌输）。至于无私精神，希特勒是一个政治家的极端例子，他把自己个人的使命意识凌驾于一切之上，他按照其个人生涯的标准来安排其政策；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一一重复。如果我们回忆起关于他的政治世界观的叙述，我们就可以发现，他完全不以国家的范畴，而是以民族与种族的范畴来思考，这附带解释了其政治行动的粗鲁性，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能将军事胜利转变为政治成就的原因：自民族大迁徙以来，欧洲的、当然也包括德国的政治文明的基础是，把战争与战争后果限制在国际制度之内，对民族与种族不加伤害。
希特勒不是一个国家巨匠，仅此一点他就是德国历史的一个例外。我们实际上也不能把他称为一个类似于路德的人民领袖。他与路德只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是空前绝后的，既没有先驱，也没有后继。但是，路德在其许多方面几乎是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化身，而希特勒的个性与德意志民族特性的关系，与他的纽伦堡党代会会场建筑与纽伦堡市容的关系一样，几乎是格格不入的。即便在他们对领袖最崇拜的时候，德国人也就此保留了这种感觉。在他们的崇拜中，总还有一点惊讶，惊讶于他们得到了希特勒这样一个意外的、另类的人物。对于他们来说，希特勒是一个“奇迹”，是“上帝的特使”，用富有诗意的话来说，这也意味着，他是一位外边漂来的不速之客。在这里，从外边来的不仅是指来自奥地利。对于德国人来说，希特勒来自更远的地方；先是从天上来的，后来是——上帝保佑——来自地狱的最底处。
他爱德国人吗？在不了解德国的前提下，他选择了德国；实际上，他从没有认识德国。德国人是他所选择的民族，因为他天生的权力本能就像一根磁针一样指向了他们，指向了当时欧洲最大的权力潜能民族。他们只是作为权力工具使他真正感兴趣。他为德国抱有巨大的雄心，在这一点上，他与同代的德国人达成了一致；当时的德国人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民族，雄心勃勃但同时政治上无所适从；这两点给予了希特勒机会。但是，德国人的雄心与希特勒为德国抱有的雄心并不一致（哪个德国人想定居苏联？），希特勒缺乏辨别细微差别的听觉器官。总之，他一上台就不再听了。他为德国所抱的雄心，越来越像一个养马人与一个赛马场主对其马匹的雄心。最后，希特勒犹如一个恼羞成怒的、失望的赛马场主，他要打死他的最好的一匹马，因为它未能赢得比赛。
消灭德国，是希特勒的最后目标。与他的其他灭绝目标一样，他未能完全实现。他所达到的，只是德国最终向他告别了，这比他想象得更快，也更彻底。在拿破仑最后下台三十三年后的法国，又一位拿破仑被选为共和国的总统。在希特勒自杀三十三年后的德国，如果有人想以希特勒为先驱，继承希特勒的衣钵的话，那么他连哪怕是最小的边缘者机会都别想得到。也应该是这样。不应该的是，对希特勒的记忆在年长的德国人那里被压抑，而绝大多数年轻的德国人则对希特勒一无所知。更不应该的是，自希特勒以后，许多德国人不再敢当爱国者。因为，德国的历史没有随希特勒而终结。如果有谁相信相反的观点，而且或许因此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正好圆了希特勒的最后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