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耐人寻味但很奇怪且很少被注意到的事实：希特勒并未给那些他对它们犯下最大罪行的民族带来最大的损害。
苏联因希特勒丧失了至少一千二百万人，苏联自己说丧失了两千万人口；但是希特勒迫使它作出的巨大努力，使它成为了超级大国。在波兰，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人，如果不包括波兰犹太人，是三百万人；但是，希特勒战争的结果是一个比战前在地理上更健康、民族更为团结的波兰。希特勒企图消灭犹太人，在他的权力范围内，他几乎得逞；但是，希特勒吞噬了四百万至六百万犹太人的灭绝政策，赋予了他们建立国家所必需的拼搏力量。希特勒以后，犹太人自近两千年来第一次又拥有了自己的国家，一个自豪与光荣的国家。没有希特勒就没有以色列。
希特勒给英国在客观上造成了更为巨大的损失，尽管他根本不愿意与英国打仗，而一直只是半心半力地与英国作战。英国因希特勒战争失去了其帝国，并且不再是世界大国；由于希特勒的战争，法国与其他绝大多数西欧国家与民族的地位都同样地降低了。
完全客观地看，希特勒对德国造成了比其他国家更大的、可以说是最大的损失。德国人也因希特勒蒙受了可怕的人口损失，有七百多万人，比犹太人与波兰人还多，只有苏联人的损失更大；其他参战国的损失远远不能与上述四国相比。但是，苏联与波兰在付出可怕代价以后更为强大，以色列因犹太人的牺牲才得以存在，而德意志帝国则从地图上消失了。
德国的地位不仅与所有其他西欧大国一样降低了，它还失去了以前国土（它的“生存空间”）的四分之一，其余部分分裂了，两个分裂的国家因被纳入两个对立的权力阵营而被迫处于不自然的敌对关系。至于至少在其中较大国家中的人们今天又可以舒心生活的事实，不是希特勒的功劳。1945年希特勒在德国留下了一片焦土，不仅是一片物质上的，而且（这很容易被忘记）也是一片政治的焦土：他不仅留下了死尸、废墟与残垣断壁，以及千百万饥饿的、流离失所的人们，而且留下了一个崩溃的管理机构与一个被消灭的国家。而且这两点——人们的惨状与国家的灭亡——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有意造成的。他甚至试图作出更为严重的事情：他针对德国的最后计划是民族的灭亡。最迟在他的最后阶段，希特勒成为了一个自觉的德国的叛国者。
这一点，对于年轻一代来说，不能像亲身经历的那代人那样容易感受得到。希特勒的最后几个月恰恰形成了一个传说——尽管不是一个光彩的传说，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希特勒开脱，不必对1945年德国的垂死状态负责任。按照这一传说，战争末期的希特勒只是其本人的一个影子，已经病入膏肓，一个废人，失去了决策力，只能瘫痪似的坐视周围发生的灾难。按照关于1945年1月至4月所流行的叙述，他失去了对事态的任何控制，在他的地堡里指挥着已经不存在的军队，一会儿暴跳如雷，一会儿万念俱灰，直到最后一刻还在幻想在柏林的废墟中获得最后的胜利，简言之，他对现实如同一个盲人，可以说已经不正常了。
这一图像无关宏旨。当然，希特勒1945年的身体已经不是最佳状态；当然他老了，而且在五年的战争以后，他的神经大受创伤（丘吉尔与罗斯福也一样）。当然，他越来越阴沉，越来越经常地大发雷霆，让身边的人感到恐惧。但这种把一切描画得黑上加黑，在末日的场景中陶醉的诱惑，常常使人们忽视了一点：恰恰在最后几个月的希特勒，就果断与意志而言，再次达到了他的顶峰。意志的相对瘫痪，固守无想象力的常规，可以在此之前的一个阶段里看到。如在1943年，戈培尔在其日记中担忧地确认了一个“元首危机”，又如在1944年上半年也是如此。但是，面对战败，希特勒又回来了，就像被电击了一样。他的手现在虽然在颤抖，但是它抓起来仍然（或者说又是）迅猛且致命。1944年8月至1945年4月间，身体上衰落的希特勒，表现出来的咬牙切齿的坚忍不拔与急促行动是惊人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佩服的；但是，这些行动越来越清楚地（直到最后毫无疑问地）指向今天听起来对某些人难以置信的目标：全面摧毁德国。
这一目标开始还不能被清楚地看出，但到了最后清楚无疑。希特勒在最后时期的政策可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1944年8月至10月），他成功地阻碍了中止输掉的战争，让最后决战成为可能。在第二阶段（1944年11月至1945年1月），他作出了出乎意料的最后出击——向西方的出击。在第三阶段（1945年2月至4月），他以在1941年以前用来征服、自1942年至1944年用来消灭犹太人的精力来全面摧毁德国。为了看到希特勒这一最后目标是如何逐渐显现的，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希特勒在战争最后九个月的行为。
1944年8月的战局，在军事上与1918年9月颇为相似，当年的德国军事独裁者鲁登道夫撒手不干了。这就是说，战败按正常人的估计已经不可避免，结局可以预见到。但是结局还没有到来，败局还没有被确定，前后两次都没有。敌军还没有踏上德国的领土；与1944年与1945年所发生的一样，1918年也同样可以把战争拖到下一年。
众所周知，鲁登道夫在这一局势中得出了如下结论：“战争该结束了。”他促成了停战请求，而且把他的政敌推进了政府，让德国的停战要求显得更为可信，给予了德国一个负担较少的、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他后来控告这些他自己委任的破产管理者（“让他们来收拾残局”），从后面给了未被打败的军队背后一刀，这使他1918年9月的行为失去了原有的光泽。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行为方式是一个负责任的爱国者的行为，他在战败的情况下确立了一个目标，即为自己的国家避免最严重的损失，挽救一切可以挽救的东西。
希特勒在1944年8月22日，做了与鲁登道夫1918年9月29日的行为截然相反的事情：在一次“雷雨行动”中，他命令立刻逮捕与监禁约五千名魏玛共和国的前部长、市长、议员、政党骨干以及政治官员，其中包括后来联邦德国建国时期的领导人康拉德·阿登纳与库尔特·舒马赫。这正是当年鲁登道夫在相应的局势下，把政府交接给他们，让他们结束战争的那群人，可以说是德国的政治后备力量。鲁登道夫在战败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让他们来掌舵；而希特勒在相同的处境下却把他们监禁了。这一行动，在当时没有公开，很奇怪，在以后的历史书籍中也没有被提到；一般情况下，它被与对1944年7月20日密谋者的迫害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它与后者没有关系。它是希特勒要预防任何可能再次发生1918年那样的在他们看来过早中断战争的第一个征兆：他决意在没有可预见机会的前提下也要继续战斗到底，用他的话来说：“直到十二点零五分”，而且不受任何人的干扰。
关于这一时刻的这一决定，可以有不同的想法。在所有历史上，在战败时有两个思维方向与行为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务实的与英勇的。第一种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拯救老本；另一行为的目标是，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激动人心的传奇。关于这两个目标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有个说法，对于第二种行为方式甚至还可以说，未来从来不能完全预见到，似乎不可逆转的事情有时还可以得到逆转。在德国历史上有腓特烈大帝的著名例子，1760年他的处境，与1918年鲁登道夫以及1944年希特勒的处境一样，但是通过“勃兰登堡奇迹”（即出乎意料的俄国皇位更迭与同盟的改变）得救了。如果他放弃的话，那个挽救他的偶然机会就来得太晚了。但是，奇迹在历史上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有谁把希望寄托在奇迹之上，那就等于在玩中奖率极低的彩票。
腓特烈大帝的先例，在战争最后一年的德国宣传中被大肆渲染，但这是否在希特勒的动机中真的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值得怀疑。一场现代的民族战争，在根本上与18世纪的内阁战争有所不同。把希特勒动机中决定性的角色归根于1918年的反面例子，则更为确切。我们还记得，1918年是希特勒的觉醒经历，对于（那场在他看来过早结束的）战争失败的激愤，是他不可遗忘的青年时代的经历，而他的决心——决不允许一个“1918年11月（革命）”再次发生——是他决定当政治家的主要动机。而现在这一时刻就要到了，现在希特勒可以说已经到达目标了：一个类似1918年11月的局势又在眼前，希特勒这一次能够阻止它，就此他下定了决心。
不可以被完全忽视的是，他在1918年强烈的，而此时又复活的对德国“十一月罪犯”及其同胞的仇恨。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以十分赞赏的语气引用了据说是一位英国记者1918年以后所说的话：“每三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叛徒。”现在，如果有个德国人说出那个可想到的与正确的想法，即认为战争失败了，而且透露出他想活下来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德国人绞死或斩首。希特勒从来就是一个大仇恨者，对于杀人，他内心充满乐趣。希特勒的仇恨力，他那多年来发泄在犹太人、波兰人与苏联人身上的屠杀欲，现在公开转向了德国人。
不管怎样，希特勒在1944年夏末秋初，又焕发出一种让人回忆起他最佳时期的精力与能力。在8月末，在西线几乎没有一道防线，在东线也没有，用希特勒的话来说，“与其说是一条防线不如说是一个破洞”。10月底，两条防线被再次建立，同盟国的进攻被顶住了，在后方希特勒发动了“人民风暴”，所有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被动员参加人民战争。希特勒通过竭力传播关于一种他后备的神奇武器的谣言来维持斗志。实际上，当时不是德国而是美国，拥有了原子弹这一1945年的神奇武器。想起来很使人感到诧异，如果那场希特勒所希望的、惨重与血腥的、为此在1944年再次把德国振奋起来的防卫战成为现实的话，那么第一枚原子弹将会落在德国，而不是落在日本。
但是，希特勒本人使得局势未能发展到那一步，他把为这场防卫战所积蓄的、刚刚集聚起来的力量很快就浪费了。在1944年11月，他决定再一次进入攻势，而且是在西线。1944年12月16日，德国人在阿登最后一次发动进攻。
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他所有军事细节不同，我们现在必须较为仔细地叙述阿登攻势。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插曲，他决定了战后德国的占领区且最后成为分裂的界线；而且希特勒随之开始将其矛头转向自己的国家。
阿登进攻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任何行动相比，是希特勒最个人化的行动。从军事上看，它是一个疯狂的行动。要想获得成功，一场进攻战，在当时的技术作战条件下，进攻一方至少需要具有三比一的优势。而1944年12月在西线，德国陆军与同盟国陆军的对比还不到一比一，更不用说同盟国还有空中的压倒性优势。为了在具体的进攻前线建立微弱的暂时优势，希特勒还把东方的防线抽调一空，尽管他当时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绝望地警告他，苏军正在组织一场巨大的进攻。这就是说，希特勒在玩双重的孤注一掷：如果在西线的进攻失败（这就力量对比而言可以预见到），它消耗了为后来保卫德国西部所需要的力量；同时这一进攻使得（如果苏联人进攻，而这也可以预见）东方的防卫毫无希望。
两种情况也都出现了。阿登进攻失败了，而苏联人发动了进攻。尽管起初得到了雾天的帮助，它使得同盟国的空军不能起飞，圣诞节前几天的进攻只取得了不很理想的战果。然后，天空就晴朗了，在圣诞节的几天里，充当进攻主力的两路德国坦克军团被同盟国空军摧毁，1月的第一周内，他们的残余被推回到出发地点；1月12日，俄国人冲破了德国东线所剩余下来的单薄防线，一鼓作气地从维克萨河一直冲到奥德河边。所有这些都是可以预见的，古德里安一而再、再而三地绝望而急迫地给希特勒推算过，但是希特勒什么也不想听。阿登进攻是他最个人化的主意，是他的最后第二个主意（最后一个我们还将认识）；他顽固地将其付诸实施。
为什么？直到今天人们都在猜测。军事方面的原因可以排除。希特勒不像今天常被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军事上的绝对外行。就他的军事知识水准，他不能就其行动的成功希望抱有幻想。他向参战的军官们吹嘘这些幻想，这不能证明他自己也相信这些幻想。
相反，我们有理由猜测他有外交方面的动机。在西线的进攻，哪怕是失败的，尽管（恰恰因为这一点）希特勒为此削弱了他的东线，把德国的东部向苏联的进攻开放，可以作为对西方国家的一个信号，希特勒现在已经把它们而不是把苏联看成主要敌人；他愿意将他的全部剩余力量投向西线，哪怕整个德国因此成为苏联占领区。或许可以说，希特勒要西方国家在一个纳粹主义的德国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之间选择，向他们提问：“你们愿意谁站在莱茵河边——斯大林还是我？”他可能还在相信，他们宁愿选择他。b如果/b他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当然错了。罗斯福在1945年深信可以与斯大林顺利合作。丘吉尔不这么看；但是如果让他选择的话，他也一定会选择斯大林，不会选择希特勒。希特勒因他的大屠杀在西方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人物。但可以设想的是，他自己不这样看，就像希姆莱不这样想一样，后者在4月份还向西方国家提出了单纯的建议：德国在西线投降，在东线与西方国家一起（向苏联）继续战争。b即便/b他这样看，有证据证明，如果他必须选择的话，他宁愿在东线而不在西线战败。这与他的德国人相反，他们十分恐惧俄国人的进攻，许多人已经开始像盼望解脱那样盼望着美军与英军的占领。在战争中，希特勒对斯大林的尊重增长了，而他对罗斯福与丘吉尔则产生了深深的仇恨。可以设想希特勒有着以下的双重思路：或许在西线出乎意料的极高昂斗志的表现，同时坐视东线的失败会震惊西方国家，使它们愿意作出妥协；如果不能，那也很好，就在东线真正失败，西方国家自己看会有什么好结果。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