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苏联的（真正的或所谓的）上层级阶是共产党人（而波兰的上层绝大部分是天主教徒与保守派），这消除了在对他们进行系统性灭绝行动中的最后顾忌。其次，不管自愿与否，国防军参与了在苏联的罪行。
在波兰，被占领区的第一个军事司令布拉斯科维茨，在战争的第一个冬天，在一个意见书中还说（他因此被撤职），在德前线的后面，“动物般的与病态的本能正在发泄着”，而海德里希在前面已经提及的1940年7月2日的报告中指出，那个“非常极端的”元首命令当然不能通知全陆军指挥部门，“因此对外界来说，警察与党卫队的行动被视为任意的、血腥的独立行动”。在苏联，希特勒认为不能允许德军有这种单纯性。早在1941年3月30日，也就是在开战前几个月，他在高级军官前作了一个演讲，他对他们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必须告别战友情怀。共产党人在以前不是战友，以后也不是战友。这是一场灭绝性战争……我们打仗，不是为了保留敌人……在东方，强硬就是对未来的温和。”
国防军将领们在多大程度上服从了这些警告，特别是希特勒那个臭名昭著的屠杀被俘红军政委的命令，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执行，这些直到今天都有争议。没有争议的是德国手中的苏联战俘的命运。按国防军最高指挥部一般德国国防军局的统计，直到1944年5月1日，德军共俘虏了516万苏联人，绝大多数是在1941年被俘的。至此，还存活187.1万人，被登记为“枪决”的有47.3万人，6.7万人逃脱了。其余的近三百万人死在了俘虏营里，绝大部分是饿死的。当然，后来也有许多德国战俘死在了苏联的俘虏营里。
这里，那些最好被忘记的战争罪行，与希特勒的大屠杀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当然，要在几个月内解决几百万俘虏的粮食，确实存在困难，这能解释一部分问题。但是，它不能解释一切。关于在希特勒的俘虏营里饿死人与人吃人现象是故意造成的这一事实，有一个来自意外出处的直接承认。在1942年12月12日的“午间聚餐”中，希特勒说明了他拒绝允许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的第六军突围的一个理由，就是用马拉的炮兵部队必须留下来，因为饥饿的马没有力气拉炮了。然后他继续说，“如果这些马是苏联人的话，我可以说，一个苏联人可以吃掉另一个苏联人，但是我不能让一匹马吃掉另一匹马。”
对属于苏联平民的领导阶层的大屠杀，不是国防军而是四个突击部队的任务，他们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前线的后面，高度紧张地进行屠杀。直到1942年4月，也就是在这场近四年的战争的最初十个月，a组突击部队（北线）报告已处决了25万人，b组突击队（中线）处决7万人，c组突击队（南线）处决15万人，d组（最南线）处决9万人。因为后来的数据没有被保存下来，而且这些成果报告没有把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分子”区分开来，很难准确估计被屠杀的非犹太苏联平民的数量。但它不可能比在波兰少，只会更多。至于希特勒通过这些大屠杀没有改善而是葬送了其获胜的机会，这一点我们已经讲到了。
5.众所周知，希特勒最大规模的大屠杀是针对犹太人进行的，而且先是（自1941年中期开始）针对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然后（自1942年初起）针对德国以及全欧洲的犹太人。为此目的，他把欧洲“自西向东篦了一遍”，目的是（希特勒在1939年1月30日预先宣布了）“消灭欧洲的犹太种族”，尽管竭尽全力，但这一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但是，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按最少的估计有四百万，按最多的估计有六百万。直到1942年，大屠杀以在（受害者死前自己挖掘的）万人坑前的集体枪杀的方式进行；后来，在特雷布林卡、索比波、麦达内克（卢布林）、贝尔泽克、切尔姆诺（库姆霍夫）与奥斯维辛等灭绝营里通过放毒气的方式进行，为此纳粹建造了专门的毒气室，毒气室隔壁是巨大的焚化炉。
最近，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大卫·欧文，否定了希特勒对屠杀犹太人的责任；他认为，这一大屠杀是希姆莱在希特勒背后擅自进行的。
欧文的论点站不住脚，不仅因为它缺乏任何的内在可能性。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完全不可能在希特勒不知情或在违背希特勒意志的前提下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行动，而恰恰是希特勒在事先就宣布，如果发生战争就意味着“犹太种族的灭绝”。而且，有希特勒与希姆莱的明确证言证明，希特勒是命令者，希姆莱是命令的执行者。在1942年（“最后解决”的第一年），希特勒不少于五次，即在1月1日、1月30日、2月24日、9月30日与11月8日，在公开场合就其诺言的实现而自我标榜。我们这里逐字逐句地引用他最后一次的言论：
你们肯定还记得那个国会会议，在那里我曾经宣告：如果犹太人幻想可以挑起一场消灭欧洲种族的国际间世界战争的话，那么结果不会是欧洲种族的灭绝，而是欧洲犹太人的灭绝。人们总是讥笑我这个预言家。当年那些讥笑我的人，他们今天有无数个已经不再笑了，而今天还在笑的人，或许不久也不会再笑了。
希姆莱也曾多次提及他参与试图灭绝犹太人的行动，但是完全以另一种语调，不是以幸灾乐祸的自我吹嘘而是自我怜悯的语调。例如在1940年5月5日他说：“你们会理解，执行这一下发给我的军令（我出于服从与完全的信仰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命令），对我来说有多难。”在1944年6月22日他又说：“这是一个组织所得到的最可怕的任务与最可怕的委托——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任务。”但是，除了希特勒谁也不可能给希姆莱“委托”或下“军令”。我们几乎不再需要另外的戈培尔的证词。戈培尔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提到“一种不很显眼的技术程序”（是指第一批于1942年初在卢布林安装的毒气室）：“这里使用的是一种相当野蛮的、不便详述的技术程序，犹太人自身所剩无几……元首在这里也是极端解决办法的坚定不渝的先行者与主张者。”
欧文试图证实其论点的唯一证据，是希姆莱与希特勒通话后在1941年11月30日的一个记录：“来自柏林的犹太人运输车，不消灭。”这一次，希特勒似乎命令了一个例外。而它本身证明了，“消灭”是正常情况，而且它还证明了，希特勒在实施这种屠杀行动时甚至关注具体细节。而且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从柏林运来的犹太人来得过早了——还没有轮到德国的犹太人。1941年11月，纳粹德国还忙于“消灭”波兰与苏联的犹太人，对全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1942年的万湖会议上才决定，而办事必须按顺序来。毒气室与焚化炉也没有准备好。它们自1942年才逐渐投入使用。
不过，被欧文挑出来的这一段小插曲却曝光了两个值得仔细观察的奇怪细节。其一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德国公共舆论中的处理；其二是，希特勒实施其从数量上来看最巨大罪行的时间计划。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1942年曾五次就这一罪行自我标榜，但用的只是笼统的说法。他尽可能让手下在德国保密这方面的细节，很显然是因为，他不可能得到赞成，反而会得到他不愿意看到的骚动，或许甚至引发像阻碍“恩赐死亡行动”那样的抵抗。
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两次试探德国民众针对犹太人的公开暴力行为会如何反应：第一次是1933年4月1日，由“冲锋队”进行的全德规模的对犹太人商店的封锁；第二次是1938年11月9-10日，也是全德规模的，同样是自上而下的，直到今天仍然以“帝国水晶之夜”闻名的暴行。从他的角度来看，两次试验的结果都是否定的。德国民众没有参加，相反，他们表现出许多对犹太人的同情、愤怒与惭愧，但他们的反应也不过如此。公开的抵抗没有出现，而“帝国水晶之夜”的说法，不知道为什么很快就传播开了，它恰恰表现了普通德国人鉴于1938年11月的恶行所处的尴尬境地：一方面是讽刺与拒绝，另一方面则表达了恐惧地不愿意正视根本的罪行，把整个事情降低到被打碎的玻璃窗级别的愿望。
就德国而言，希特勒以此为鉴。他没有宽恕德国犹太人一丝一毫，但是他十分细心地给予了德国大众可以故作不知，或者自欺欺人地认为一切没有那么严重的可能性。灭绝行动发生在远离德国的地方，在偏远的欧洲东部。在那里，希特勒可以得到更多的当地支持，而且自战争开始以来，屠杀反正已经是口号了。对于德国人，官方的说法是，犹太人只是被“迁居了”；希特勒甚至还让德国的犹太人尽量不直接运往灭绝营，而是先把他们运到波希米亚的大犹太居住区特雷西亚市，他们可以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给他们的德国熟人写些明信片，然后还是被继续运往奥斯维辛。
尽管如此，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是点点滴滴地传到了德国。但是，只要愿意，他可以继续不知情，或者故作不知道，也这样说服自己；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这样的，与犹太人被“篦出来”的其他欧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国民一样。针对此事做些什么，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都会带来生命危险，而且他们还拖着一场战争，人们都有足够的忧虑。个人可以冒险作出的最极端的行为，是帮助自己的犹太朋友隐藏起来，这样的行动在德国也出现过，尽管没有像荷兰与丹麦那么多。在整体上阻止大屠杀这一罪行需要一次起义，但是在战争与独裁的前提下，人们怎么可能做到呢？不管怎样，希特勒的大屠杀曾促使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者采取行动，扮演了一个拯救尊严的角色。施韦林·冯·施瓦恩费尔德伯爵在针对7月20日密谋者的审判上被问到其动机的时候，在弗赖斯勒用吼叫打断他以前，还有时间说出“我想到了那么多的屠杀”。
针对德国人对大屠杀袖手旁观的指责，将还要长久地落在德国人身上，但这不是我们这里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希特勒。以下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断定：他没有完全告知德国人他最大的罪行，因为他不信任他们。尽管进行了近十年的反犹宣传，希特勒还是不相信他们会愿意参与到对他们犹太同胞的大屠杀。他未能把他们打造成为他所想象的“主子民族”。这可能是他在战争的最后岁月越来越蔑视他们，不再寻找与他们的接触，对他们的命运越来越无所谓，最后甚至将他的灭绝意志转向他们的原因。我们将在下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讲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再次回到欧文为希特勒开脱的证据上，即希特勒1941年11月30日给希姆莱的不杀害当天从柏林运出的犹太人的电话指令。其日期很耐人寻味。它发生在苏联于莫斯科城前发动的让希特勒相信战争无法取胜的反攻的前五天，在他向美国宣战的前十天（这一宣战奠定了他的败局），在作出“最后解决”的、在死亡工厂屠杀包括德国与全欧洲犹太人的万湖会议召开的前五十天（至此，对犹太人的系统屠杀局限于波兰与苏联，其繁琐的方法是集体枪杀）。
在上述三个日期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联系。只要希特勒还能像一年前在法国那样希望在苏联获得迅速胜利，他还可以希望英国的回心转意，因为英国将随之失去其“大陆宝剑”。他曾经多次说到这一点。因此，他必须保持自己与英国的谈判资格。他不能在那些国家（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会传到英国）以大屠杀者的形象出现。至于他在波兰与苏联干的事情，他希望只要战争在继续，就能够对外保密；而在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挪威，包括在德国的大屠杀，则会马上在英国传开，使希特勒在那里完全失去谈判资格，正如发生的那样：“惩罚这些罪行”的新战争目标是在1942年1月宣布的。
换句话说，只有在他完全放弃与英国签订和解和约（以及与此相关的避免美国参战）希望的时候，他才能实现其多年的消灭全欧洲犹太人的愿望。他是在1941年12月5日以后才放弃了这一希望，当时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进攻把他从战胜苏联的美梦中惊醒了。这对他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撼，因为两个月前他还在公开场合宣布：“这个对手已经倒在地上，他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这一震撼的影响下，他“冰冷地”、“闪电般地”改换了念头：如果他在苏联不能取胜，那么（这是希特勒的结论）也就没有与英国和解的可能了。那他也可以马上对美国宣战，这显然让他（他好久未回击罗斯福的挑衅）感到了满足。于是，他还可以干一件让自己更舒心的事情，下命令在全欧洲完成“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因为他不必顾忌这一罪行在英国与美国的影响。
但是，他这样把德国的败局变得不可避免，而且在战败以后必然会举行惩罚性审判。但是他对此无所谓，他已经在前一章提及的11月27日与丹麦及克罗地亚外长的谈话中说过。他大致的意思是，如果德国不能战胜，那么它就应该灭亡，他不会为它流泪。
简言之，在1941年12月，在几天之内，希特勒在那两个不可结合的、他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即德国的世界霸权与犹太人的灭绝之间作出了最终抉择：他放弃了第一个目标，集中力量实现第二个目标（在11月30日，这还早了几天）。而且，为了消灭全欧洲的犹太人，这是他一直垂涎三尺的目标，他也愿意让德国承受全面战败及其一切后果。
由此，我们也可以解析在前一章不能从任何政治角度解释的他对美国的宣战：政治家希特勒在1941年12月让位给了大屠杀者希特勒。
与其以前在政治上的敏锐与果断形成鲜明对比的，希特勒在战争后期（我们在前一章因此感到困惑的）在政治上的被动与冷漠现在也可以得到解释了。他对政治（他对此曾如此富有天赋）已经不再感兴趣；对于他现在唯一追求的目标，他不需要政治。“政治？我不搞政治了。这让我好恶心。”这段（对里宾特洛甫在“元首总部”的通讯员黑韦尔说的）话虽然出自后一个时段，即1945年初；但他完全可以在1942年说出同样的话。自1941年底起，希特勒不再搞德国政治了，他只进行了屠杀与毁灭。
希特勒现在还关心的，甚至比以前更关心的，是军事作战事务。他还需要军事作战：为了赢得时间，以实施他的大屠杀，并且为了控制他找到受害者的地区。1942年以后，他的战略只是争取时间与防守空间。至迟从1943年初，希特勒再也没有作出会获得惊人的（或许能给予希特勒以外的某个人一个谈判和约机会的）单个军事胜利的建议，当他的某个将领作出此类主动行动的时候（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曼施泰因1943年初在乌克兰），他不予支持，相反他起到了阻碍作用。他对这些也不再感兴趣了。
所有迹象表明，他自1941年与1942年之交起，内心已经默认了最后的败局。不过，他在1942年11月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因其双重意义而透露了许多含义的话：“我从来只在十二点零五分时才罢休。”至于他在那些年里，当指向德国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的时候，在他的桌边谈话中还常常表现出来的坚定的自满，有时甚至是底气十足的愉快心情，只能以他下面的想法来解释：在那段时间里，在同盟国军队向被包围与被轰炸的德国挺进的时候，他现在唯一的目标离实现也一天天接近了。在长达三年之久的每一天里，全欧洲的犹太人从他们的居室或藏身地被抓走，被运往东欧，赤身裸体地被赶进死亡工厂，在那里，焚化炉的烟囱在夜以继日地冒烟。他享受不到前十一年里的成就，不过他也容易放弃，因为他比以前更能享受一个凶手的快乐，这个凶手已经放弃了最后的顾忌，受害者就在他手中，他可以为所欲为。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半的希特勒来说，战争是一场竞赛，他一直希望赢得这场竞赛。谁会最先到达目标：希特勒消灭犹太人，还是同盟国在军事上征服德国？同盟国需要三年半才到达目标；此时的希特勒，离他的目标却已经非常接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