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的计划中，英国被设计为一个盟友，至少是一个善意的中立国。希特勒没有作出侵犯英国或一场海上战争或封锁的准备。冒失地登陆他不敢，鉴于英国的海军与空军优势，也不无道理。恐怖轰炸，被证实为一个让英国放弃战争的劣等工具；它造成了适得其反的结果。这样，自1940年起，希特勒拖上了一场不情愿的、无法终结的与英国的战争，这是他1938年至1939年决策错误的一个征兆。
但是，他战胜了法国，这在全欧洲赋予了他不可抵御的光环，而且他占领了从挪威的北角到比利牛斯山脉的整个西部大陆。《慕尼黑协定》给予了他一个针对东欧的机会，而现在他又获得了一个针对全欧洲的机会：赋予欧洲一个“新秩序”与长期巩固德国在欧洲霸权地位的机会。这个机会不仅出现在他眼前，而且几乎不可回避：因为现在已经打了仗，一场胜利的战争，如果不是白打的话，就要缔结和约。而且，法国不仅愿意缔结和约，它的有些现在执政的政治家甚至愿意建立盟友关系。他们明确提供的是所谓的“合作”，这是一个完全有伸缩性的概念。如果希特勒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在1940年的任何时候与法国缔结和约，如果这一和约缔结得比较宽容的话，它无疑也会使所有那些被希特勒侵犯的西欧小国渴望和约。先与法国缔结和约，然后与法国一起召集欧洲和平会议，或许可以在此会上建立一种欧洲国家联盟，至少一种防卫与经济共同体：所有这一切对于一个处在希特勒位置上的德国国家巨匠来说，是举手之劳。另外，它可能是将英国在心理上解除武装，终结与英国的战争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如果那些让英国为它们向希特勒宣战的国家已经与希特勒缔结了和约，那么英国还应为谁而战呢？它又能拿一个统一的、团结在德国周围的欧洲怎样呢？
值得注意的是，有证据证明，这些可能性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的十二个月内，在希特勒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不是先考虑一下，然后否定它们；这种策略的想法完全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提出和平的对象，不是被战胜的法国，而是未被战胜的英国，想起来，这是一个完全自相矛盾的行为。英国刚刚宣战，正在调动其力量与预备力量，它可以完全悠然而为之。因为它的海军与空军可以抵御入侵，它没有看到它参战的原因已被取消；相反，因为希特勒的新的进攻战争，以及对挪威与丹麦、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占领增加了，为什么它要缔结和约呢？愿意缔结和约的是战败者，而不是未战败者。
战争的目的，在于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使对手签订和约，如果胜方不利用败方签订和约的愿望，那么它就扔掉了其胜利。希特勒扔掉了其对被战胜的、愿意签订和约的法国的胜利，反而转向未被战胜的、不愿签约的英国，而且也不示意自己会在造成与英作战的争议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这是一个不可理喻的、重大的政治错误。他在扔掉对法国胜利的同时，还扔掉了统一欧洲的、使得欧洲愿意接受德国霸权地位的机会，这把他的失策扩大到大错特错的地步。奇怪的是，这一巨大失策在希特勒的研究中至今没有被看到。
不过，我们也难以想象希特勒会是一个宽容的胜利者，以及有远见的、有耐心的和平使者。在1945年1月30日的最后一次广播讲话里，他称自己是一个只知道一件事情的人，即只知道打、打、打。这一自我描述，原意本是自我夸耀，但实际上是一种或许有些过分的自我指责。希特勒不仅只会使用暴力，而且也很狡猾。但是，他从未理解克伦威尔关于“一个人并不真正占有他仅仅通过武力占有的东西”这一名言中的哲理；他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这或许是绝大多数有关希特勒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研究中，没有充分提到他1940年夏天失去的巨大机会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将“影片”恰恰停在1940年的一个理由，如果我们要正确判断希特勒的强点与弱点的话，只有在此时，我们才能同时而完全地看到这些强点与弱点。
希特勒毕竟自己造就了那个被他扔掉的机会。他无疑证实了自己是意志、精力与成就力量的一个化身。他展示了他所拥有的不容忽视的政治才能，尤其是那确实可靠的、对一个对手潜在弱点的嗅觉，以及一种“冰冷地”利用这些弱点并“闪电般地”作出反应的能力（“冰冷地”与“闪电般地”是希特勒最喜欢的词语）。另外，正如他在这一历史时刻证明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完全是罕见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的结合；但他完全不拥有的是国家巨匠的想象力、建设持久事业的能力。因此，与他在此前不能在国内建立一个宪法秩序一样，他不能达成一个和平条约（和约对于国家共同体来说的意义，与一部宪法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一样）。他对于确定状态的恐惧与他的急躁，也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两者又与他的自我欣赏有关：因为他认为自己不会犯错误，完全信任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不能建立束缚他的机构；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替代，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纲领，所以他不能培植一种需要时间成长的事业，不能把任何事情留给后任去做，连接班人都不安排（关于接班人的想法一直使他感到不舒服）。
关于他那些造成严重疏忽性错误的性格缺陷与天赋的不足，就讲这些。除此以外，对1940年的严重疏忽的原因，也在于“纲领家”希特勒的思想错误，我们已经在“错误”一章中讲过。
对于“政治思想家”希特勒来说，战争是正常状态，而和平是非常状态。他看到，和平往往可以用于备战。他没有看到的是，战争总是必须应该用来缔结和约。对于希特勒来说，所有政治的最终目的是胜利的战争，而不是赢得的和平。他自己曾经在（口头上一再保证和平的）六年里准备了战争：而现在，他有了战争，就不能让它这么快地走了。有时他干脆直接说出来：如果他在对波兰与对法国战争胜利后让一段间断性和平状态出现的话，那么就不那么容易让德国“振作起来”发动一场对苏联的新战争。
希特勒尤其不愿意与法国缔结和约，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讲到，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强者的胜利总是意味着“弱者的消灭或无条件地屈从”。恰恰在《我的奋斗》中涉及到法国的地方，“消灭”一词似乎理所当然地出现了。他在那里写道，“我们与法国之间永久的本身无结果的搏斗”，只有在“德国只是把消灭法国看成随后能给予我们民族在另一个地方扩张可能的前提下”才会有意义。在1940年的条件下，当希特勒还希望英国回心转意的时候，希特勒不能在法国推行已在波兰推行的、下一年行将在苏联开始的消灭政策。但除了消灭以外，希特勒不能想象另一个涉及法国的战争目标，因此他的思想更不能允许与法国缔结和约，而为了起到有益的作用，它还必须是一个和解的和约，甚至是一个统一的和约。消灭的思想没有被取消；只是其实现被推迟了，或者至少是未作出决定。至少希特勒不愿在这方面给自己制造障碍。
在这里，希特勒的两个初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个性，即他对确定的恐惧与他的纲领方面的固执，以奇怪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两者融合，使他变得有些无视现实。他既看不到不希望得到的、不在计划内的机会，也看不到与纲领不吻合的危险。在这里，他有别于与他有许多共同特征（包括残酷性，对此我们将在下一章讲到）的斯大林：斯大林一直对他周围的现实保持着警惕的目光；而希特勒则自以为能够移山倒海。
所有这一切在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之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年里，希特勒不自觉地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对于欧洲大陆和约必然让英国的战争意志瘫痪的可能性，他不感兴趣。实际上，他对整个与英国的战争都不感兴趣：这场战争不在计划之中，它不能被纳入希特勒的世界观。至于在英国的后面，美国正在危险地接近，希特勒不把它当回事。他深信，美国的军备还落后，内部干涉主义者与孤立主义者之间矛盾重重，在最严重的时候，还有日本在牵制美国。在他自己的行动纲领中，没有美国的位置。这一纲领要求，在针对法国的准备性战争以后（这场战争已经过去了，尽管没有一个和约终结它）发动一场主要战争，即针对苏联的“生存空间战争”。在一些反复以后，希特勒最终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尽管在他的纲领中，英国本来在这场德苏战争中不是被设计为敌对国，而是作为盟友或者善意与中立的旁观者；尽管在这场进行着的、违背纲领的对英战争中，苏联本来作为原料与粮食供应者起着不可或缺的、突破封锁的作用，而且表现得忠实可靠。对于第二点，希特勒不以为然地认为，一个被占领的苏联，比一个善意与中立的苏联，将是一个更为可靠的原料与粮食提供者。至于英国，他自我说服地认为，如果其对苏联作为未来盟友的希望落了空，英国将绝望地放弃对德战争。他没有看到，苏联没有给英国的这种希望任何养料，而英国显然没有希望苏联，而是希望美国成为未来的盟友。
我们不应过于认真地对待希特勒的这些合理化想法。希特勒进攻苏联，不是因为对英战争仍在进行；也不是因为1940年下半年与苏联的矛盾，这些矛盾到1941年夏天已经消除了；而是因为苏联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图上一直被设计为德国的生存空间，是因为在希特勒的时间表中，在战胜法国以后，现在上演全部征服剧目中主要节目的时刻到来了。早在1940年7月，希特勒就已经向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的意图，12月18日就此作出了决议，1941年6月22日，决议付诸实施了。
希特勒对苏联的（未受挑衅的）进攻是一个失策，而且是一个单独就决定战争结局的失策，这一点今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最多可以提问的是，是否当时也能被看出是一个失策。1941年苏联被普遍低估了（英国与美国总参谋部都预期苏联会快速战败），而苏联在其1939年与芬兰的冬季战争中也为此提供了一些依据。1941年令人鼓舞的初期战果似乎在证实希特勒对苏联抵抗力量的低估是正确的。他如果用另一种战略是否会拿下莫斯科，直到今天还有争议。总之，他差一点拿下。
但是，鉴于苏联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与1812年一样——1941年攻克莫斯科也未必能够终结战争。鉴于如此巨大的人口与空间潜力，怎么能结束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呢？很奇怪，这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与以前对待法国一样，他不想军事胜利以外的事情。他的战争计划设想的也只是在军事胜利后，一直进军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线；这意味着，即使在那时，他还将有一个漫长的东方战线，而与英国的战争还在进行，还可能与美国交战。
现在与英国的战争，以及对被占领但未和平化的欧洲大陆的控制，已经牵制了德国四分之一的陆军、三分之一的空军以及全部海军，包括相关的供应工业。这一没有结束的西线战争，也给了东线战争严格的时间约束。英国在开战时，在军备上落后德国好几年，但越来越强大，美国就更不用说了；在两年，最迟在三年之内，这两国将在欧洲转向攻势。所有这一切理由，都足以让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袖再三考虑，是否在1941年的背景下发动一场无人强迫的对苏战争。但希特勒只为自己负责，在《我的奋斗》中写下这一判断后的十五年里，他那未加核实的直觉一直在告诉他，“东方的巨大帝国”“行将崩溃”。他盲目相信这一直觉，以至于他连一套过冬装备都不为德国陆军准备。他深信，6月22日开始的那场战争，一定会在冬天到来之前胜利告终。众所周知，冬天的突然降临，给兵临莫斯科城下的德军带来的却是第一场失败。德军指挥部的作战日记中对此写道：“当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的灾难降临时，元首……明白了，自这一转折点起……不能再取得任何胜利了。”这天是1941年12月6日。12月11日，希特勒又向美国宣战。
这是希特勒登峰造极的、恰恰因它是如此显而易见而一直最难解释的失策，他以此在1941年自掘了坟墓。他似乎从对苏闪电战的失败中得出了一个希望战败的结论，而且要一个尽量全面、尽量灾难性的失败。因为，如果在没有战胜英国与苏联的前提下，又加上一个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失败将不可避免，这一点希特勒不可能看不到。
直到今天，对希特勒的这一（我们几乎要说是）疯狂行动都没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试想一下：这一宣战实际上是邀请美国对德作战。因为希特勒没有让德国对美积极作战的工具，他连能给美国一点不痛不痒打击的远程轰炸机都没有。而且，希特勒以这一宣战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做了一件最为舒心的事；因为一年多以来，罗斯福一直试图以其对英国越来越公开的支持，挑逗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罗斯福是希特勒的对手中毫无疑虑地愿意打这场战争的唯一一个，因为他认为它不可避免，但他因为国内的反对而不能自己开战。希特勒一年多以来（这也是理智的）尽力不挑衅，相反，他作出一些努力，通过鼓励与加强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势态，让美国转移注意力，不参加欧洲战争。恰恰现在这一转移美国注意力的政策取得了最大的成就：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开始了它的对美战争。如果德国现在保持沉默，罗斯福怎能指挥他那个受到日本严重挑战的国家不向日本作战，而向没有干任何伤害美国事情的德国作战呢？如果他那样做，他如何向美国人民解释呢？希特勒用他的对美宣战为罗斯福代劳了。
这是出于对日本的“尼伯龙根式的忠诚”吗？这不大可能。德国没有责任参加一场日本自己按自己的算盘开始的战争，反过来也一样。1940年9月的德、日、意三国联盟是一个纯防御性同盟。日本因此也没有参加德国的对苏进攻战争。相反，当1941年4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昭然若揭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却签订了一项中立协定，并且也严格恪守；而且，挡住德军对莫斯科进攻的部队，恰恰是从满洲里的苏日边界上撤回来的西伯利亚军队。希特勒不仅在法律上，而且也在道义上，完全有理由把日本对美国的战争当成一个来得正好的、转移美国注意力与减轻德国负担的行动，对于德国来说，它完全可以成为这种意义上的行动。希特勒完全可以像日本坐视德国对苏联的战争那样，冷笑着观看日本对美国的战争，何况他也不能干什么支持日本的事情。他不是一个让感情依赖影响自己决策的人，何况是针对日本的政策，这就更不用说了。
希特勒自己挑起他一直竭力想往后推迟的使美国参战，其原因不是日本对珍珠港的进攻，而是苏联在莫斯科城前的胜利反攻，有证据证明它给了希特勒“再也不可能打胜仗”的直觉。有把握的，只能说这么多；但这样希特勒的决定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释。哪怕当作绝望的举动来观察，对美国的宣战也难以理解。
这一宣战隐藏着求救呼吁吗？1941年12月不仅显露出了在接下来的战争过程中得到证实的事实：拥有两亿多人的苏联，就是要比只有八千万人的德国要强大；而且这一更为强大的国力长远来看必然要获胜。12月的事态似乎也预示着一个（先是由于希特勒的意志力而得以避免的）前景，即一场在苏军进攻与苏联冬天的双重影响下很快会发生的拿破仑式的灾难。鉴于这种可能性可以想象，希特勒几乎盼望着英、美在西线的进攻，以便于至少可以不输给苏联，而是输给西方国家，他们可能会较为宽容地对待德国。但是三年以后，希特勒的决定否定了这种解释法。到了那时，当德国只有选择是从东方还是从西方得到致命打击的时候，希特勒作出了相反的选择，就此我们会在“背叛”一章讲到。另外，希特勒很了解美国的动员与军备方面的落后状况：在1941年与1942年之交的冬天，西方国家无论如何还没有登陆欧洲大陆的能力，美国人没有，英国人更没有。
或者希特勒想通过建立美、英、苏同盟——它只能是一个很不自然的同盟——来分裂他的敌人？他是否尤其认为，在美国与苏联之间会很快发生争吵，他可以借此脱身？这在“不能够再打胜仗”的局面下，尽管是一个幻想性的，但不完全是一个不现实的考虑？苏、英、美确实在以后的战争进程中多次发生十分严重的争吵，在1942年与1943年是因为“欧洲的第二战线”，1943年与1944年是因为波兰，最后在1945年是因为德国（不过，其中丘吉尔的英国比罗斯福的美国更会争吵）。后来的“冷战”，确实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准备之中，1941年的时候，不需要什么预见能力就能估计到这一发展趋势。但是，当它们出现的时候，希特勒没有作出任何利用它们的努力。在1942年或者甚至在1943年局面的前提下，与苏联单独缔结和约或许还可以得到（那时，苏联可以说是遍体流血，几乎承担了战争的全部负担，无效地呼吁“欧洲的第二战线”），但希特勒一直拒之于千里之外；与西方缔结和约的可能性，他却通过恰恰在1941年以后的巨大罪行给摧毁了。
我们在寻找希特勒不可解释的对美宣战的动机时，必须依赖于猜测，因为他自己没有表露自己的动机。这一宣战不仅仅是最不可解释的失策（因为这一失策，他把一个几乎全面的胜利转换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失败），它也是他最为孤独的决定。他在为此召集的帝国国会会议上宣布它以前，没有与任何人商量过：没有与他身边的、与在对苏战争开始以来与他度过主要时光的将领们说过，没有与他的外交部长，更没有与他的自1938年以来从未召集过的政府内阁说过。
但是，在丹麦外长斯卡维纽斯与克罗地亚外长洛尔科维奇两位外宾面前，他于11月27日，也就是在苏军的反攻还没有进行，只是德国的进攻被顶住的时候，讲了一些奇怪的话，这些话被记录了下来。“我在这里也是冷酷无情的，”他说，“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够强大与愿意牺牲，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么它就应该灭亡，让一个更为强大的力量消灭掉……我不会为德意志民族流泪。”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话。1945年，希特勒确实命令炸掉德国所有还未倒下的建筑，去掉德意志民族任何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是通过灭绝来惩罚德意志民族，因为它被证实无法征服世界。这种背叛念头，在碰到第一场失败的时候，就突然冒出来了。这与我们已经熟悉的他的个性相一致：他喜欢作出最极端的结论，而且是“冰冷地”、“闪电般地”。对美宣战是希特勒内心已经变了主意的征兆吗？他现在是否已经作出了决定，既然他不能作为最伟大的征服者与胜利者被载入史册，那至少应该作为最巨大灾难的制造者？
有一点是肯定的：希特勒对美宣战，使得德国以莫斯科城前决战为预兆的战争败局彻底确定了；而且，他从1942年开始就没有再做任何扭转败局的事情。他再没有提出新的建议，既没有政治上的，也没有军事上的。他在前些年中不可否认的丰富想象力，自1942年起就像被风吹走了一样无影无踪了。从失败的战争中想办法挣脱出来的政治机会，甚至军事上的或者扭转战争命运的机会，如隆美尔1942年夏天在非洲的意外胜利，都没有受到重视。似乎希特勒已经不对胜利而是只对其他事情感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在这些年里越来越深居简出。人们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讲话。他不与民众接触，不访问前线，不视察遭受空袭的城市，几乎不作公开的演讲。希特勒只生活在他的军事大本营。不过，他在那里还掌着权，像以前那样不可一世，像在流水线上工作那样撤换着将领，并亲自作出所有军事决定——常常是奇怪的决定，如把第六军牺牲在斯大林格勒。他在这些年的战略是固执的、毫无想象力的。他唯一的方案就是“以一切代价守住”。代价付出了，但仍未能守住。自1942年底起在东线，自1944年起在西线，占领的地区一块一块地丢失了。希特勒没有反应；他打的是一场延长的阻滞战，很显然不再是为了获得胜利，而是为了获得时间。奇怪，此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现在他为时间而战。
但是，他还在战斗，他还需要时间。为何？希特勒一直有两个目标：德国对欧洲的统治与犹太人的灭绝。第一个目标他实现不了了；现在他集中实现第二个目标。当德国军队进行着长久的、牺牲惨重与徒劳的延缓战的时候，满载人员的火车天天开往集中营。1942年1月，“最后解决”的命令下达了。
在1941年以前的岁月里，希特勒让世界紧张不安的，是他的政治与军事行动——这从此结束了；现在他让世界震惊的，是他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