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希特勒决策方面的失误，会遇到两个障碍。一个是我们在观察希特勒的错误思想时已经遇到的那个。与将希特勒的所有思想——仅仅因为是希特勒想过的——统统称为谬论的倾向相对应的是，将所有希特勒干过的那些事情——仅仅因为是希特勒干的——全部都称为错误的。这完全可以理解，但这种成见当然不利于获得正确的认识与判断。
另一障碍存在于当今历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史学潮流。这一潮流试图将历史写作尽量接近准确的科学，也就是要寻找规律，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上，因为那里最可能发现规律；而相应地低估本质的政治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尤其是对决定政治的单个人物的影响几乎给予否定。希特勒当然不适合这种潮流，谁要是追随这一潮流，就会觉得，去研究一个前后总共十五年起过政治作用的单个人物什么做对了、什么做错了的问题，其间或许还要研究该人物的个性，而且还是希特勒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个性，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无理的要求。这些都是老一套了！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认为，恰恰希特勒这样一个现象证明了，上述历史研究的整个方向是一条歧途，列宁等人的现象也同样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影响局限于他们本国，而希特勒却把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不过不是他自己所希望的方向；这是他这个个案复杂而耐人寻味之处。
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可能会认为，没有希特勒，20世纪世界历史的发展也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没有希特勒，完全有可能不会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肯定的是，即便发生，过程与结局也会不一样，或许会有完全不同的联盟、战线与结局。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当今（1978年）的世界是希特勒的产物。没有希特勒，便没有德国与欧洲的分裂；没有希特勒，美国人与俄国人就不会驻兵柏林；没有希特勒，就不会有以色列；没有希特勒，便没有非殖民化，起码没有如此迅速的非殖民化，没有亚洲、阿拉伯、黑色非洲的解放与欧洲世界地位的下降。更确切地说，没有希特勒的决策错误，就不会有这一切。因为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
我们必须追溯到很远的历史阶段（或许一直要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才能找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在较短促的生命时间内根本地与长远地改变了世界的先例。但我们在全部世界历史上，也找不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以独一无二的暴力成就引发了与其愿望恰恰相反的结果的例子。
希特勒所追求的，是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以及对俄罗斯的直接统治；另外维持欧洲对非洲与亚太大部分地区的统治。他想建立一个权力金字塔，处于这个金字塔底层的是传统欧洲的海外殖民地与德国的新殖民地俄罗斯，中层是其他欧洲国家，又分层为德国的邻国、协助民族、卫星国与伪独立或半独立的同盟国，而德国则处在金字塔的顶峰。这个庞大的由德国统治的权力结构，应该在未来很有把握地进行与美国和日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
而希特勒所造成的，却是美国在西欧的、苏联在东欧的霸主地位，是德国的分裂以及所有欧洲殖民帝国的瓦解，是一个拥有两个权力顶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原来的欧洲殖民地突然获得了狂欢节式的自由，欧洲（各国又有不同的等级）附属于两个超级大国。德国先是完全失去了其国家主权，跌落到了地窖的地位，被分裂与被占领，用了几年、几十年时间，也只是为了向上努力，获得美国与苏联的盟友地位；欧洲的其他部分也停滞在这一地位上。
换句话说，希特勒没有什么建树，而是（b不过如此/b）捅了个大娄子。几乎没有一个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的“大人物”像他那样以惊人的猛劲打偏了，但他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否认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曾经两次——1938年秋与1939年夏——非常接近他的真正目标。所以，找出他所犯的、使胜利在望变为满盘皆输的错误，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游戏，同时对希特勒的个性进行研究，也不是病态的好奇心：因为他所犯的决策错误的根源，绝大部分在于他的性格缺陷。
不过，部分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错误。起码在他的b一个/b思想错误（也是他的第一个思想错误，它自1933年起就开始起作用）中，“纲领家”希特勒就勾画出了政治家希特勒的轮廓。我们已经在前一章看到，在希特勒的世界现象理论中，存在着两条十分不同的行动线索。
一方面是各民族（更确切地说是白种人之间的，对希特勒来说，有色人种不算）永恒的争夺生存空间与统治地位的斗争，胜利的最高奖励是由一个民族统治世界；另一方面是所有白种民族针对犹太人的共同斗争。与此相应，政治家希特勒从一开始就追随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一个是德国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一个是“去除犹太人”，即消灭犹太人。前一个目的与后一个完全没有关系；两个目标甚至相互阻碍。
在政治界，同时追求两个目标，总是一个失策；当第一个目标如此高远，以至在集聚所有力量且在很幸运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的时候，更是如此。每一个曾树立统治欧洲目标的人（查理五世、菲力普二世与路易十四）都失败了。这或许不是一开始就把每一个尝试都当作毫无希望而不作出的理由；还是可以设想，德国能够在20世纪实现西班牙在16世纪、法国在17与19世纪未能实现的目标。不过，鉴于可预见的、事情本身将带来的巨大阻力，这是一个（如无必要）不再附加上一个与本目标无关的另一目标的理由。谁要征服欧洲，就不应该在欧洲将会制造敌人的基础上，再附加上分散在全世界的（也在自己国内）影响巨大的敌人。这是一个失策，特别是当这些额外的、自己人为制造的敌人原来是自己最好朋友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失策。在希特勒把他们当作敌人之前，犹太人就是德国的最好的朋友。
关键之处不在于人们如何估计犹太人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希特勒可能过高估计了这种影响，那他就更应该把他们拉到他的一边去，而不是毫无道理地推向敌对的一边。因为直到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绝大多数完全是一个对德友好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敌对国对此深有体会。在美国，这种影响长期而明显地推迟了美国加盟协约国。在俄罗斯，它在由德国成功策动的沙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朋友成为了敌人，把本来处在德国一边的砝码推到了敌人的一边，其效应是双重的。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给他自己在德国设立了巨大的障碍（尽管这种反犹主义先是表现为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侮辱、诬蔑与歧视，还未让人看出其恐怖的最后表现方式），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侮辱，就足以把朋友变为敌人；而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简直是热恋着德国。令人感动的是，一小部分犹太人甚至在希特勒之后，尽管有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仍然是这样。
自他们获得解放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都成为了优秀的爱国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像在德国那样达到了如此灼热的、深情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犹太人对德国人的恋爱事件（约格·乌特曼在其著作《面貌酷似的人，你这个苍白的伙计》中探讨了这种特别的犹太人与德国人亲和性的根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是施爱的一方；而德国人，如果没有把这种感情当作犹太人的纠缠而加以拒绝的话，他们最多只是（感到受了恭维，也有点儿不舒服）接受了其同国犹太人的崇拜。不管怎样，犹太人与德国人的恋爱关系在文化领域引发了灿烂的奇葩：譬如（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及其作家群，又如马克斯·莱茵哈特及其演员。而且，德国犹太人还为德国在20世纪初期在思想与文化、科学与经济领域第一次明显地超越英国与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些在1933年立刻成为了历史。希特勒使绝大多数犹太人受侮辱而由爱情变成了仇恨；除了德国犹太人以外，他还让那些继续忠诚于他们犹太人朋友的德国人（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德国人）变成了敌人。德国消极抵御希特勒潮流的一大部分，是由他的反犹主义造成的。这种少数（还不能说是完全微乎其微的少数）默默的不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希特勒，当然难以计算。譬如尽管德国文学界有地位与名望的作家几乎都流亡他国的事实希特勒能够承受，但这还是成为了从一开始就促成希特勒德国在世界上名声败坏的不确定因素。比这影响更大的是，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给德国科学界造成了大失血。不仅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犹太科学家流亡他国；重要的非犹太科学家也跟着他们的犹太人同事与老师出走了，而以前大批闻名而来德国的外国人不再前来。直到希特勒上台，世界核研究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1933年则移往了美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
希特勒以反犹主义给他的权力追求从一开始就加上了一个难以估计的障碍，这无疑是他的第一个严重失策，一个一直被低估的失策。不过，还必须有其他失策，才会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尽管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从一开始就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但希特勒曾有两次离他的目标很近的事实仍然毋容置疑：先是在1938年，当在英国与法国完全同意赋予他东欧霸权地位的时候；后又在1940年夏天，当对法国的胜利以及对许多其他国家的占领，几乎将苏联以西的整个大陆放到了他的脚下的时候。这迫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或在欧洲的霸权，是不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个乌托邦，希特勒的这一目标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在今天（1978年），这一问题只要被提出，一般就不加讨论地被肯定了，今天的联邦德国人也这样认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会像看疯子那样瞪眼看着他们的父亲与爷爷，因为他们竟会树立如此一个目标。不过，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父亲与爷爷们，也就是两代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一目标是合理的与可实现的，他们曾为此欢欣鼓舞，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生命。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目标可以实现或值得追求。今天只会有少数人肯定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1938年秋天与1940年夏天的欧洲局面，而且将欧洲在希特勒之后的可怜地位与希特勒以前欧洲的世界地位相比较，那么我们会陷入沉思。欧洲如果要维护这一世界地位，不是必须统一吗？如果能在不借助于暴力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统一，它是否至少在初期阶段需要其最强国家的霸权地位？而德国不就是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吗？总之，不仅仅德国人（他们的两代人）是以“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1938年与1940年所显现的是，许多非德国的欧洲人尽管或许有所保留，但也随时准备说出一个犹犹豫豫的“是”。1945年以后的结果表明，他们的态度还不算完全错误——或者说，可能还不算完全错误——如果他们所面对的德国不是希特勒德国的话。
与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在许多方面（如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宪法上的混乱、法制的瓦解与被迫的文化狭隘性）是一个噩梦一样，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欧洲无疑也会是一个噩梦。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另外的东西：19世纪欧洲的均衡体制在20世纪已无法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和平秩序摧毁了它的核心，而1939年英、法在长期犹豫后半心半意作出的重建尝试，在1940年就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验证明，欧洲要么接受德国的霸权，要么接受美苏霸权。无疑，就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霸权的样子，美国的霸权远远比它好，甚至可以说苏联的霸权（尽管有人会否定这一点）也比它好些。但是，德国的霸权地位或许能统一欧洲，而一个美苏霸权则必然分裂欧洲。一个由德国霸权统一的欧洲能保住其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一个被美、苏分割的欧洲必然仓皇地失去它们。
这一点让人能够理解，希特勒1938年在欧洲与1940年在战胜法国以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可以感到一点和解与服从的愿望，当然这在当时还不能算是与19世纪中期德国统一期望一样强烈的对欧洲统一的期望。这在1945年以后才有，而那时孩子已经掉到井里去了（太晚了）。但是，一种屈从暴力，从对不可抵抗暴力的屈从中获得最好结果的愿望，在1938年与1940年完全是存在的，它至少在某些地方是与认为欧洲或许完全需要较高程度统一的预感有关联，哪怕是以德国的（或许只是初期的）霸权地位为代价。人们仍然记得，1866年俾斯麦的普鲁士是如何通过战争统一了被战胜的德意志诸邦，然后又逐步融入了如此统一的德国。一个胜利的德国也将如此逐步融入统一的欧洲，逐渐磨损其可恶的棱角，这难道不可思议吗？或许甚至可以通过迎合行为加快这一值得追求的进程。这些想法在几乎所有国家（尤其在法国）都很普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人愿意回忆起它们。如果当时德国有一个俾斯麦，而不是希特勒的话……
但我们不能做白日梦。德国有了希特勒，这一格局是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与强大的、尽管先是被德国统治的欧洲，还是发展成为事实上发生的结果，完全决定于希特勒——不管历史学的社会学派怎么说。希特勒1945年2月在波曼笔录里说：“我是欧洲的最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他说得对。不过，他还应该补充一句：“而我摧毁了这个机会。”他摧毁了这个机会，这是他的第二个重大失策，即让他的欧洲政策受到他的反犹主义的连累。为了理解他是如何与为什么将这个机会摧毁的（而且连续两次），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他1938年秋与1940年夏的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两次得到的机会，两次要么没有看到，要么故意扔掉这种机会，一个两次重复的疏忽性失策，与他1941年更为明显的失策（向苏联与美国的宣战）一样严重。
下面我们先简述一下史实。
1938年3月，希特勒通过兼并奥地利，将德意志帝国扩张为大德意志帝国，同年9月，英、法在《慕尼黑协定》中允许这一大德意志帝国又兼并德意志人居住的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边境地区。《慕尼黑协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分割捷克斯洛伐克（它寄希望于与法国的联盟，但未能如愿）；它实际上意味着英、法在政治上退出东欧，承认直到苏联边界的东欧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慕尼黑协定》遗留下来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便成了希特勒手中的面团。他让波兰与匈牙利参与了对捷克的抢劫，这样它们就成为了他的盟友，而且是一个强者的弱小盟友。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已经与德国经济建立了紧密联系，几乎可以说是依附关系，也必须寻求在政治上建立最紧密的关系：因为它们与法国的盟友关系在《慕尼黑协定》后已经失去了价值。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德国的盟友，它们现在又在向德国靠拢。
这就是说，希特勒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第一个梦想：一个充当原奥地利后继国家，以及在德奥与俄国之间整个区域的领导国家的大德意志国家，而所有这些是在没有经过战争，在英、法完全同意的前提下实现的，而苏联虽然对其西边的这一巨大的权力集聚满腹狐疑，但也无可奈何。现在要做的，只是整理这一新建的大德意志—东欧帝国，将它纳入正轨，给予其所包含的各个民族适应新形势的时间。此时已经不需要战争，而不通过战争达到目标，是英、法同意的潜在条件。它们本来要在慕尼黑“为我们这个时代（购买）和平”。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从慕尼黑回来后（后来证明是过早地）宣布已经实现目标，这是因为，他认为希特勒从现在开始将有好多年处在和平的忙碌之中。因为组织与巩固张伯伦与其法国同事达拉第在慕尼黑给德国提供的辽阔与繁杂的东欧势力范围，除了礼貌分寸与细致入微的政治感觉以外，还需要两个东西：建设性的国家艺术（可以说是国家建设艺术）以及耐心。
但是，希特勒缺少的恰恰是这些素质。我们已经提及他在国家巨匠的建设性天赋方面的缺陷：连自己的已经存在的国家，他都未能或不愿意给予一个新的宪法秩序；更别说一个必须新建的国家共同体了！这里所需要的国家建设方面的想象力，希特勒就是没有。说起来奇怪，他对这些现在放入他手中的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不感兴趣。对他来说，它们只是他下一步行动的协助民族、原料提供者与进军区域。
他也没有组织其新的大帝国所需要的耐心，这确实应该是一个终生任务。他最迟从1925年起就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占领与征服苏联，作为准备，先打败法国。而且，我们已经提及，他要把他所设想的一切在他的有生之年实现。他没有时间了。1939年4月他五十岁了，我们记得他那句话：“我宁愿在五十岁的时候打仗，而不愿意在五十五岁或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另一个地方提及，他本来想在1938年就开战。《慕尼黑协定》被希特勒的朋友与敌人看成是他的一个童话式的胜利，事实确实也是如此，但希特勒自己却几乎把它看成是一个失败：这并不如他的本意，他从英、法手里接过了他本想以暴力夺取的东西，而且他失去了时间。因此，他1939年强行挑起了1938年未能得到的战争：通过完全多余的对毫无抵抗力与软弱的残余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与再次瓜分，他摧毁了《慕尼黑协定》的交易基础，而当英、法随后与波兰建立或重建同盟关系的时候，他几乎以一种“正好”的态度强行开战，由此激发了英、法的宣战。
宣战，还不真正意味着战争。在物质上与精神上，英国与法国在1939年都没有做好对德积极作战的准备；它们让希特勒对自己开战。对法国作战来说，他是有准备的，而对英国作战，却没有。在希特勒的计划中，法国的“消灭”一直是针对苏联的主要战争的前奏。1940年的对法战争也就成了他的最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