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等级、阶级、机构与政党的生命，也远远长于服务于它们的个人的生命。结果是，绝大多数政治家（而且有意思的是，右翼居多）会务实地行动；他们不可能知道、也不想知道自己在其中短暂登台的剧目的全部内容，而只是干眼下该干的事情；他们这样比那些追求远大目标而试图（绝大多数是徒劳地）看透“整体”意义的人们更成功。甚至还有政治不可知论者（而他们往往是最成功的政治家），他们完全不相信所谓“整体”的意义。譬如俾斯麦就说过，“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国家、权力与尊严，与一只公牛一脚就踩烂的蚂蚁窝，或者一个遭遇一个蜂农的蜂窝有什么区别呢？”
另一种政治家类型，试图将某种理论付诸实施，以服务于其国家或政党，同时为天命、历史或进步服务，绝大多数属于左翼，而一般更少成功；失败的政治理想主义者与乌托邦分子，多如海边的沙粒。不过，一些伟人也以此类政治获得了成功，尤其是那些伟大的革命家，例如克伦威尔、杰斐逊，20世纪有列宁等人。尽管他们现实中的成功总是比所期待的要丑陋，但这并不影响其成功本身。
希特勒很显然属于第二种类型，这也是我们不能随便把他归类为右翼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不仅想当一个政治实干家，而且想成为一位政治思想家与目标树立者，（正如他以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所说的那样）一个“纲领家”；可以说，他不仅要当一个“希特勒主义”的“列宁”，而且要当一个该主义的“马克思”；他特别自豪地认为，自己既是“纲领家”又是政治家，这在“人类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才会出现一次。不过，他很正确地认识到，一个按照某种理论、一个“纲领”行事的政治家，一般要比纯实干家碰到更多的困难：“因为一个人的未来事业越伟大，为此的斗争也越艰巨，其成功也越罕见。但如果在几百年中有人获得成功，那么他或许可以在晚年得到即将到来的荣誉的一丝光辉之照耀。”
众所周知，希特勒没有得到它。“照耀”其末日的可不是未来荣誉的光辉。但完全正确的是，他是按照自己设计的纲领从政的，而且给自己的政治行动增加了困难。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地说，他几乎是设计了他的失败。因为他自造的世界观，他的纲领的基础，是错误的；就像一个使用一张错误地图的旅行者无法达到其目标一样，以此世界观为向导的政治不可能实现其目标。
所以，值得更近距离地看一看希特勒的政治世界观，把其中错误的与正确的，至少说得过去的部分区分开来。奇怪的是，这一工作几乎到现在还没有人做过。在1969年艾伯哈特·耶克尔把希特勒分散在书籍与演说中的思想梳理出“希特勒的世界观”之前，有关希特勒的研究甚至都不愿意承认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种世界观；相反，可以用英国的希特勒传记作家的话来总结在此以前的主流观点：“纳粹主义的唯一原则只是为权力而权力，为统治而统治。”这一点与罗伯斯庇尔和列宁是截然相反的，在他们那里，“夺取权力的意志……是与主义的胜利一致的”。甚至直到今天，对于许多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人来说，希特勒还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个本能政治家。
但希特勒恰恰不是机会主义者或本能政治家。尽管希特勒在策略与时机问题上很相信他的本能（他的“直觉”），但是在政治战略问题上他却是以固定的甚至固执的基本思想为指导的。而且，他把其基本思想编织成了一个边缘松散但差不多能够自圆其说的体系，一套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论”。耶克尔可以说是从希特勒政治著作中的许多支离破碎、东拉西扯的段落中重新合成了这套理论，但是，耶克尔也就此止步了。他认为，对此进行批判是多余的：“对于文明的人们来说，不言而喻，这一实现世界观的途径，从一开始而且毫不遮掩地就是战争，在野蛮性与残忍性上大概从未被另外一种世界观超越。”太对了。批判性研究需要进入到希特勒政治思想的深处，而这确实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这仍是必要的，出于以下相互对立的理由。
一方面是因为，只要不对希特勒思想进行批评，那么希特勒的思想（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多），不仅只在德国人中，而且在自觉的希特勒追随者中，将继续阴魂不散。另一方面是因为，只要这些思想中的错误部分不与或多或少是正确的部分区分开来，正确的部分就有被禁止的危险，只是因为希特勒也曾经这样想过；但二加二仍然是四，希特勒无疑也会赞同。
第二种危险更大，因为希特勒思想的出发点几乎全是非原创性的。其原创部分（几乎全部可以被证实为错误的）是他演绎的，与他的建筑设计一样，传统的古典建筑风格是其设计的基础，这本身无可非议，但被他夸张、炫耀与挑衅式的比例糟蹋了。他的基本设想，他的出发点，与其绝大多数同代人相同；有些甚至是属于“二加二等于四”这类人所共知的道理。
譬如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而且（这一点自希特勒以后几乎无人再敢说）也存在着各种种族。一个在他的时代几乎被普遍接受的、今天仍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国家与民族应该尽量相互吻合，即国家应该是民族国家；认为在国家生活中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也只是在希特勒之后才变得值得怀疑；而如何消灭战争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这只是个例子，它警告我们，不要把希特勒所想过、说过的一切，只是因为希特勒如此想过、说过就都一概否定；不要对每一个把民族与种族当作现实的人，或者为民族国家说话并且正视战争可能性的人，用致命的恶名“希特勒”让他闭嘴。我们总不能因为希特勒算错了账就废除数目字吧。
现在我们尝试着简述一下希特勒的历史政治世界观，即“希特勒主义”的理论。它的基本内容大致如下：
所有历史事件的载体，既不是阶级也不是宗教，严格地讲也不是国家，而是民族或者种族。历史“是一个关于一个民族生存斗争过程的叙述”；或者换另一种说法，“b所有世界历史事件只是种族自我生存本能的表现/b”。国家“原则上只是实现目标的一个工具，它把人们的种族生存视为其目的”；或者，不那么防守性的，“它的目的在于b维护与促进/b”一个物质上与心灵上同类人的共同体，“内政的目的在于保障一个民族对外自卫的内在力量”。
这一对外自卫的内容就是战斗：“b谁要生存，就该战斗，谁在这个永恒搏斗的世界里不愿意斗争，那就没有生存的资格/b”，而民族（或种族）之间斗争的方式，是而且当然是战争。如果观察正确，“战争就失去了其单个的或多或少暴力的非常特征，而是可以列入一个民族彻底的、有良好基础的、长久发展的自然甚至理所当然的体制。”政治是一个民族为其尘世生存进行生存斗争的艺术。b外交是维护一个民族所必需的生存空间的大小与质量的艺术。内政是维持一个民族为斗争所必需的、以其种族价值与人数为方式的力量投入的艺术/b。简言之，政治是战争与战争准备，这种战争的目标首先是生存空间。这具有普遍意义，对于所有民族，甚至所有生物都有效，因为“它们的自我生存本能及其繁衍的欲望（是）……无限的，而整个生命进程展开的空间是有限的。生存空间的这种局限造成了生存斗争的必然性”。对于德意志民族来说尤其如此，它“（必须）为其在那条从今天局限的生存空间通向新领土的道路上进军积聚力量”。它的主要目的必须是，“消除……我们的人口与我们的领土面积——既作为粮食来源地，又作为权力政治的根据地——之间的不相称”。
战争的第二个目的在于统治与征服。“自然的贵族主义式基本思想所希望的，是强者的胜利与弱者的灭绝或者其无条件的服从。”这就是“力量的自由游戏”的内涵，“它必然导致持续的互动进化”。
而民族之间持久战争的第三个目的，即最根本的目的，是统治世界。这一点，在希特勒1930年11月13日的演讲中得到了最简要、最明确的表达：“每一个生命都在努力扩张，每一个民族都在向世界霸权努力。”而且这也本应该如此，因为“我们都预感到，在遥远的未来人类将遇到问题，只有一个最高种族的、拥有全球财产与可能性的统治民族才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与资格”。在《我的奋斗》的最后写道，它（无疑是指德国）“必须赢得这个地球上属于它的地位”：“一个在种族毒化的时代保护其最佳种族成分的国家，必然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之主。”
直到这里，所有这一切想得尽管有些狭隘、突兀与冒失，但还能自圆其说。看到希特勒如何玩弄“种族”概念的时候，我们才感到有些不舒服了。这个概念是希特勒思想世界的一个关键概念（“种族问题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但希特勒从未作出定义，它常被视为与“民族”概念相同。按希特勒的思想，“一个最高级的种族作为主宰民族”应该在某一天统治世界，但到底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是德国人还是“雅利安人”？这点在希特勒那里从未得到澄清，谁在他眼里是雅利安人，也不清楚。只包括那些多多少少属于日耳曼民族群的民族吗？或许还包括除了犹太人以外的白种人？就此，我们在希特勒那里找不到任何答案。
“种族”概念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同时在希特勒那里，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义，一种是质量性的，一种是中性的区别意义。“良好种族（品种）”、“改善种族（品种）”，这些是家畜培育者使用的质量性概念，他们在培育某个品种的时候将价值低劣的排除在外，想通过培育突出某个品种的某些特征。当希特勒提及可以通过弱智者的绝育与精神不正常者的处死提高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的时候，就经常这样使用这个概念。但除此以外，在一般的语言使用中还存在着价值中性的、用来区别统一类别的各种不同群体的概念，当然这种概念也存在于人类、马与狗。人们把各种不同肤色的人群，完全不加褒贬地称之为各种不同种族。如果在希特勒之后人们不愿再使用这一概念的话，就必须发明另一个相同意义的概念。除此以外，在希特勒时代也通常把白色种族的各种分支（如日耳曼人、罗曼人、斯拉夫人）或者各种体形与头型（北方的、东方的、西方的，或者“迪纳拉式的”）称之为“种族”，这制造了混乱，其中夹杂着偏见与专断的评价；对于某些人来说，“日耳曼的”或“北方的”要比“斯拉夫的”或“东方的”好听点。
在希特勒那里，这一切都乱了套。耶克尔（直到这里，我们基本上跟随他那本贡献卓越的关于希特勒世界观的叙述）还试图把希特勒的种族学说指定在总画面中的一个固定的、逻辑上无可挑剔的位置，这或许有点牵强了。只有去掉一些东西，而且对于希特勒来说主要的东西，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只要人们使用家畜养殖者的“种族”概念（希特勒有时如此使用这个概念），也就是只讲能够与应该通过“培育”改善一个民族的“种族价值”，这样的解释可以说得通。按照这种解释，历史的主体是民族，历史的内容是他们为生存空间与世界霸权所进行的战争与竞争，为了这场战斗，它们当然必须不断加强武装，不仅在军事上与思想意识上，而且在生物学意义上，也就是通过“种族价值”的提高，即消灭弱者，以及有意识地培育他们有利于作战的特征。这一切虽然不正确——我们还会讲到这点——但能够自圆其说。但这不是希特勒世界观的全部，而只是其一半。其另一半是反犹主义，而为了它的论证与合理化，他需要另一个“种族”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为了它，他需要一个全新的、与第一种解释在许多方面矛盾的理论。
到现在为止，就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我们只是短暂地涉及过一次：这是在观察希特勒的生涯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第一个在他那里扎根的思想意识，比他的民族和大德意志民族主义思想还要早。但在以后的每一章里——尽管很恶心——我们都必须讲到他的反犹主义，因为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不仅仅是他所犯错误中后果最为惨重的一个，而且是他实际政治中最早的一个错误；在犹太人身上他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他对德国的背叛行为中，其疯狂的反犹心理也扮演着一个不小的角色。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反犹理论中有哪些错误。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又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与第一个刚刚简述过的理论，我们可以说是民族理论，只能十分牵强地被归为一类。在那边，全部历史的内容只是各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永恒战争。这里，我们突然获悉，这还不是历史的全部内容。除了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外，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历史还有另一个永久的内容，即种族之间的斗争，它并不是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斗争（对白种人、黑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确切的种族区别，希特勒完全不感兴趣），而是白种人内部的斗争，是在“雅利安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即犹太人与其他所有虽然也相互斗争但针对犹太人属于同一战壕的人们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目标不是生存空间，而的的确确是生命，这是一场灭绝性斗争。“犹太人”是所有人的敌人：“他的最终目的是非民族化，降低最高种族的种族质量，通过消灭其他民族的知识阶层并以本民族的人取而代之，来统治这个种族大杂烩。”还有，“如果犹太人借助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战胜了这个世界的民族，那么他的皇冠就是人类的死亡花环，那么这个星球就会像几百万年前那样空无一人地在太空中运行。”这就是说，犹太人不仅要消灭“各民族的知识阶层”，而且显然要消灭全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全人类当然应该团结起来，消灭犹太人，而希特勒的确不仅把自己作为犹太人的灭绝者，不仅仅具体定义为一个德国政治家，而是定义为全人类的先锋：“b我抵抗犹太人，就是在为主的事业而战/b。”在他的政治遗言中，他把“国际犹太人”称之为“所有民族的世界毒害者”，而在他于1945年4月2日给波曼的最后一次口授的结语是：“b人们将永久感谢纳粹主义，因为我灭绝了德国与中欧的犹太人/b。”在这里，他简直把自己当作一位国际主义者与人类的造福者。
眼下我们对此还不作批判（尽管很难不加批判地重述这些杀气腾腾的胡言），我们只是叙述；但一个单纯的叙述也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希特勒的眼里，犹太人到底是什么？是一个宗教、一个民族，还是一个种族？
第二个问题：按希特勒的说法，犹太人在干什么，因而对于所有其他民族来说如此危险，并且必须得到那样一种可怕的命运？
第三个问题：如何将希特勒关于犹太人与其他人的斗争的学说，与他关于同样是永恒的（同样是上帝所欲的）其他人之间的斗争的学说融为一体？
希特勒曾试图给这三个问题一个答复；但他的所有这些答复，都有些含糊不清与牵强附会；这里是希特勒思想世界散脱的边缘。
对于第一个问题，希特勒只能确定一点：犹太人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这一点他不知疲倦地重复着，不作论证，尽管本需要一个论证。因为，众所周知的是，有一个犹太教，而且是这一宗教在长达近一千九百年的犹太人散居期间使其作为犹太人团结在一起。不用多说了，总之，对于希特勒来说，他们不是一个宗教共同体。但至于犹太人是一个种族还是一个民族，希特勒显然从未完全拿定主意。尽管他经常有过犹太种族的说法，而且是在“劣等种族”与“另类种族”的双重意义上；但是在他的第二本书（那里有他反犹主义理论的极为详细的阐述）中，他（应该说更为准确地）称他们为一个民族，而且他甚至还承认犹太人享有他承认所有其他民族所享有的权利：“与每一个民族的全部世俗行为的基本倾向是拥有作为动力的自我生存的欲望一样，犹太人也同样拥有它。”但他马上又补充道：“只是因为雅利安人和犹太人有根本上不同的天性，它们生存斗争的方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