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在1934年以后他那完全掌权的年代也是如此。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他们还是忠于其信仰的话，几乎都退回到对于希特勒来说无害的被动状态，要么回归内心，要么流亡国外，至于那些小规模的、建了被抓、抓了又建的共产党小组的纯象征性抵抗与地下组织，他们视死如归的绝望斗争尽管很值得敬佩，但对于希特勒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用警察就可以对付的问题。但是，那些保守派拥有着军队、外交与机关中很保险的位置，对于希特勒来说，一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问题。因为他们对于日常工作不可缺少，他们一半是结盟者，但一直也是半个反对派，有时，至少局部人，是全面的反对派。巴本与施莱歇尔在1934年夏天的危机中有所行动（施莱歇尔为此付出了他的性命，巴本被推到了一个外交的驻外职位），1938年与1939年保守的国防军将军策划政变，保守派政治家如戈德勒与波皮茨在整个战争时期，与军队、国家与经济的各种伙伴一起密谋对付希特勒，而1944年甚至最终形成了一种政界与军界保守的希特勒反对者大联盟，其高峰是7月20日的刺杀行动。“7月20日事件”本质上是一次高度保守派的行动——正如有人说过的那样，其牺牲者名单读起来有点像“哥达贵族谱系”中的一段，尽管出于修饰目的在计划的政变政府中给几位年轻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安排了几个部长位置。它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想实现的浪漫保守国家思想与巴本及施莱歇尔的国家思想一样，不成熟，不符合时代，远离现实。
保守反对派对希特勒从未能构成真正的威胁，他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对保守派一个又一个胜利。不过，这是唯一的一个直到最后都使他头疼的反对派，而且是唯一的拥有一个尽管是微小的推翻他的机会的，并且至少作出了一次尝试的反对派。而这一反对派来自右翼，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希特勒处于左翼。
这值得思考。希特勒并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容易被划入极右翼。他当然不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是一个民众主义者：他的权力基础是群众，而不是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他是一位获得绝对权力的民众领袖。他最重要的统治工具是鼓动，他的统治工具不是界线分明的等级阶层，而是一个相互没有协调的、只通过处于顶峰上的他个人集中在一起的群众组织的混乱聚集。所有这些更多的是“左”的，而不是“右”的特征。
很显然，在20世纪的独裁者行列中，希特勒的位置在墨索里尼与斯大林之间的某处，而且更仔细地看，更接近斯大林。而把希特勒称为法西斯分子就更加错误了。法西斯主义是上层阶级的统治，以人为制造的大众狂热为支撑。希特勒确实使大众狂热，但他的目的从来不是以此来支撑一个上层阶级。他不是一个阶级政治家，他的纳粹主义完全不是法西斯主义。我们已经在前一章提到，他的“人的社会化”在今天（1978年）的苏联与民主德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完全一样的对照物，而这些对照物在法西斯国家最多只处于发育不良的状态，而且有时完全缺乏。但与斯大林的“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区别是，在希特勒的“民族社会主义”（请注意概念上的相同点！）里私有财产继续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在一个希特勒式的极权命令国家是否那样重要，这里先不下结论。但其与墨索里尼的经典法西斯主义的区别则更大：没有君主，因而独裁不能被罢免与替代，在纳粹党或国家里没有固定的等级，没有宪法（也没有一部法西斯式的宪法！），没有真正的与传统上层阶级的联盟，更没有为它们服务什么。有一个外在特征对许多本质性东西有着象征意义：墨索里尼穿燕尾服的次数与穿党服的时候一样多，而希特勒只是在1933年至1934年间总统兴登堡还在，必须维持与巴本的表面联盟的时候，有时穿过燕尾服，此后他与斯大林一样，只穿制服。
在我们从希特勒1930年至1934年间的内政成功，转向其1935年至1938年间同样容易从当代历史解释的外交成功以前，还有必要作一个最后的简短总结。人们经常问：如果希特勒在今天的联邦德国在经济危机与失业达到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的规模时再次出现，他还会像1930年那样有上台的机会吗？如果我们对希特勒夺权过程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回答是令人安心的：不，希特勒不会获得同样的机会；因为联邦德国不存在一个拒绝（民主）国家、摧毁国家、为他上台作准备的右翼。
一个国家不会仅仅因为经济危机与大众失业而崩溃，否则，大萧条期间在1930年至1933年间有着1300万失业人口的美国也该崩溃了。魏玛共和国不是被经济危机与失业问题摧毁的——它们当然加剧了灭亡的气氛——而是被魏玛德国右翼在此之前已经作出的以一个（没有明确设计的）专制国家取代这个议会国家的决定所摧毁的。它也不是由希特勒摧毁的：他出任总理的时候，它已经被摧毁了，他只是剥夺了那些摧毁它的人的权力。
波恩共和国（联邦德国）与魏玛共和国的巨大区别却在于，那股曾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在联邦德国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其与希特勒竞争的失败，以及其多年无效的反抗希特勒的痛苦、流血的经历，使德国的右翼返回了共和国、议会主义与民主制度。总之，它在希特勒之后认识到，与其试图和一位煽动民意的独裁者竞争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权，不如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与其他左翼的议会政党，在一个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游戏中去较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天主教中央党与其他以前的右翼政党的合并）的建立，是右翼这一根本性思想转折的标志，它与社会民主党三十年前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议会党的转变一样，是德国政治的百年大事件。
联邦德国具有魏玛共和国所没有的，即一个民主的右翼。作为国家，它不仅受到中左翼联盟的支持，而且受到了全部政党的支持（极端的边缘组织除外）。这样，按常情判断，类似于1930年为希特勒开路的态势不可能出现。波恩共和国，仅就其政治结构而言——不仅仅是因为波恩基本法比魏玛宪法有着某些优点——是一个比魏玛德国更为稳固、更为强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就该专题的最后一句话是，即便有一天，与其前十七年一样，又有一个右翼政府，或者，譬如在恐怖主义的压力下，强化其法律，它仍将是这样。那些因此把联邦德国与希特勒帝国相提并论的人们（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经历过希特勒统治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到此为止，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的内政成功，我们现在转向其外交成功，这些成功也更多应该归功于其对手的软弱，而不是归功于他自身的强大。与他1930年在内政方面遇到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共和国一样，他1935年在外交方面遇到的是1919年欧洲和平体系的全面崩溃。与当时在国内一样，他在国外遇到的现状捍卫者已经失去了信心，而在那些想以另一种秩序代替现有秩序的人当中，他找到了他的非自愿的助手。要理解为什么如此，我们就必须像前面涉及到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那样，简短回顾一下1919年在巴黎建立的欧洲和平体系的历史。
这是一段同样不幸的历史，而且有着同样的结构。巴黎和平秩序有着与魏玛共和国一样的先天缺陷。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它一开始既没有永久地剥夺内政方面最强大的、对于国家运转不可缺少的权力集团，即德国的右翼权贵（1918年革命本给予了它这个机会），又没有将其长远地融入新的共和国；而巴黎和平秩序的失败也在于，既没有永久地消灭同样仍是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对于欧洲的稳定不可缺少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力，也没有长期地把它融入欧洲。巴黎和平体系的缔造者甚至在这两点上作出了相反的举动。他们没有像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后对待法国那样，将德国作为共同缔造者纳入和平秩序的构建，而是侮辱与蔑视德国。他们没有分裂或占领德国（这样做倒是彻底的），使之长远不能捣乱。他们不仅保持了德国的在1871年至1918年间成为欧洲最强国的国家统一与独立地位，而且扩大了德国的国力，因为他们取缔了大部分以前存在的与德国抗衡的力量。
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1919年巴黎和平秩序直接有关德国的部分），首先看成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一点在心理上可以理解，它确实也是个侮辱，而侮辱之处尤其在于该和约形成的方式。这个和约，确实如受侮辱的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道命令。在此前，欧洲的和约，都是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谈判达成，当然，其间战胜国的谈判地位更强，但战败国形式上的参与是平等的，这样所达成协议的恪守就有了道德的基础。但这一次，德国是在同盟国的战争威胁下，在没有参与谈判与达成的和约上签字的。这样，从一开始就使德国人感到不必受被迫签字的和约的约束。甚至不需要该和约里比比皆是的侮辱他们尊严的、歧视性的条款来坚定他们“挣脱凡尔赛的锁链”的决心。这一决心决定了1919至1939年间的德国外交政策，在魏玛时期与希特勒时期都一样。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都取得了成就。希特勒上台时，1919年的欧洲和平秩序——“凡尔赛的锁链”是其一部分——已经开始全面瓦解。
因为“凡尔赛的锁链”，正如在希特勒毫不费力地撕毁它以前就被证实的那样，是纸做的。在纸面上，德奥双方都希望实现的德奥合并，与德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一样，都是被禁止的；在纸面上，德国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下；在纸面上，德国人必须一代代地赔款。但是，强迫实行这些纸面上的限制与义务的权力却不存在。1919年巴黎和会使得它不存在；而且（德国在饱受侮辱的惊讶之中，起初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是后来才发现的）它实现了德国在四年战争以后都未能实现的格局：让德国成为一个绝对的、不可阻挡的欧洲强国。割让德国领土也不能对此有任何改变。
1871年至1914年间，阻碍德国从欧洲最强国发展为一个绝对霸权地位的因素，是其与四个其他欧洲大国，即英、法、奥匈、俄国的近邻关系。德国必须顾及到这些大国，因为它虽然比其中每一个都强大，但当然比它们的总和弱小。1914年至1918年间打掉其“向世界霸权伸出的手”的年是英、法与俄国，然后是它们又与美国结成的大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个大国中的一个，即奥匈帝国，1919年在巴黎被摧毁了；而第二个，即俄国，被拒绝参与任何欧洲事务。这样，俄国当然也被排除在战胜国联盟之外；而同时，1917年为替代俄国而参战的美国，退出了战胜国联盟，拒绝共同保障其原盟友的和平秩序。这就是说，和平秩序从一开始就只有英、法在支撑，与魏玛共和国只有三个政党支撑着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基础都太小，难以起到支撑的作用。因为从长远来看，元气未伤的德意志帝国（只要注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太强大，英、法两国单独难以将它限制在《凡尔赛和约》文件设立的栅栏里。而在原奥匈帝国领土，以及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地带上新建的小国，只要德国从战争的过度疲惫与战败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似乎注定要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在巴黎，人们不仅通过侮辱性对待将德国推上了修改（和约）主义与复仇主义的道路，而且同时着魔般地用一切工具铺平了这条道路。
那两个对此负责的国家，即英国与法国，也马上隐约感到，它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但它们从渐渐清醒的认识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英国认为，必须通过和约条件的逐渐改善使德国满意（“绥靖”），把一个不妥协的对手改造成一个心甘情愿的、修改后的和平秩序的共同维护者；而法国则认为，恰恰相反，必须补上在巴黎被耽误的对德国真正的打击。当法国1923年占领鲁尔区，将其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英、法的矛盾公开化了。英国不配合，法国被迫妥协，之后它有点忍气吞声地跟随着英国的“绥靖”政策。这一绥靖政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开始于1938年的慕尼黑（在内维尔·张伯伦的主持下），而是终结在那里。它开始于1925年的洛迦诺，在其兄弟奥斯丁·张伯伦的主持之下。
在随后的阶段（在德国，它主要与施特雷泽曼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的情况与国内在兴登堡当选以后的阶段出奇地相似，而且在时段上相吻合（但它比后者更长，因为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也在英国绥靖政策的拖缆后边航行，甚至希特勒在前五年至少表面上也是如此）：与在德国的共和国的反对者一时勉强接受共和国（前提是他们可以执政）一样，德国也暂时勉强尊重巴黎的和平秩序，前提是可以一步步拆除它。
它确实被一步步拆除了。施特雷泽曼、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的成功（《洛迦诺公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前从莱茵区撤军、取消赔款、原则上承认德国有同等的军备权利），并不弱于希特勒的成功（再次武装与普遍兵役制、与英国签订《舰艇条约》、莱茵区的再军事化、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地区）。但区别在于，希特勒的前任主要强调每次获得成功的和解特征，让英国一直感到愉悦，继续推行其绥靖政策；而希特勒则相反，他极力让他的成功表现为是从一个敌对世界里强行夺取的；他也得逞了，不仅因为他全部控制了德国的舆论，而且也因为德国民众的情绪有着某些倾向，他们一直渴望着取得针对被憎恨的凡尔赛体制的强力胜利，而对于在和解名义下取得的外交成果只感到一半的高兴。
另一方面，希特勒所获得的外交成功是英国容忍他获得的，甚至是送给他的，但他以炫耀的方式渐渐地破坏了其英国伙伴的兴致。他们无法忽视希特勒越来越不兑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报答——参与巩固欧洲的和平与共同支撑已经为德国修改的和平体制。他们甚至逐渐有了怀疑（这是一个相当有依据的怀疑），他实际上把所有他们为了巩固和平而让他获得的一切，都用来加强进行一场新战争的力量。奥地利的兼并，英国人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兼并苏台德地区时，英国就要参与讨论了。而英国再次同意希特勒“最后一个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在英国就很有争议了。当希特勒半年以后撕毁这一协定，进军布拉格的时候，（英国人的耐心）终结了。绥靖政策已被埋葬，而在英国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愤怒而沮丧的心理准备，必要时就与德国重新作战。
如此看来，几乎要怀疑，是否应该把希特勒的外交成功（恰恰因他善于赋予其使人惊讶的特征，而同时逐渐堵塞了其来源）真的看成纯粹的成功，而是应该把它归类于我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他的错误。至少它们在为一个巨大的错误作准备：希特勒1939年至1941年间所犯的错误。他把不通过战争就重新建立的德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放到赌桌上，把它转变为对欧洲的战争征服与占领，犹如故意强奸一个完全情愿的女人。
不过，这些年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一些多余的、其长远影响甚至有害的成功，但毕竟还算是成功，这次不是政治上的，而是军事上的。这些成功中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只有一个：对法国的迅速而轻易的胜利。德国能够随心所欲地在军事上征服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与希腊这些国家，这不出乎任何人的意料，只会引起恐惧与仇恨，而不会引起仰慕。但是，德国能够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在六个星期内迫使让德国在长达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法征服的法国投降，再一次确立了（这是最后一次）希特勒作为奇迹创造者的名声——而且这一次还加上了军事天才。在其崇拜者眼里，1940年的他，在获得所有内政与外交成功以后，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
他不是“空前绝后的最伟大的统帅”，这一点今天就不用细说了，但我们有必要针对他的军事上的批评家为他作一点辩护。按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军们回忆录的说法，要不是希特勒干扰的话，他们都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希特勒确实懂一点打仗，他反思了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场经历，比对其他任何事情都反思得更透彻，在战后他在军事上继续补习；与他的对手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相比（他们也都是外行战略家，他们不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还经常胡乱指挥他们手下的将领），在军事领域他并不逊色；也不比他自己的将领们差。当然，建立独立的坦克兵种的主意是古德里安提出的，而战略上精彩的对法作战计划（比那个著名的施里芬计划要好得多）源自曼施泰因。但是没有希特勒，古德里安与曼施泰因都不可能克服那些级别更高、固守传统与狭隘的陆军将领们的反对。是希特勒采用了他们的计划，计划的实行必须归功于希特勒。尽管希特勒在对苏战争后期缺乏想象力、固执与死板的防守战略，暴露了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壕（阵地战）性格，我们也必须质问，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固执，对苏战争或许在第一个冬天就灾难性地结束了。希特勒肯定不是他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军事天才，但他也不是许多将军回忆录中描写的替罪羊，对军事一无所知，是个外行。总之，1940年对法战争军事上的意外胜利中，有他一份重要的功劳。
这不仅因为他看到了曼施泰因作战计划的价值，并且克服了陆军指挥官布劳希奇与参谋长哈尔德的疑虑，而且因为是他，只是他，敢于开始这场战争。德国将军们眼前还有着1914年对法战争的可怕画面，这场战争在初期进攻以后便陷入了一场四年阵地战；为了不第二次加入这样一场冒险，他们中有几个在1939年冬天甚至愿意对希特勒发动政变。与德国将军们一样，整个世界都理所当然地期盼着法国能够重复1914年的防卫奇迹；只有希特勒不这么看。恰恰是这种普遍的期待及迅速的失望，使得希特勒的对法胜利像一个真正的奇迹那样耀眼。但它不是奇迹；称得上奇迹的是1914年法国的防卫成就，而1940年的法国不是1914年的法国（提到以下一点或许不是多余：1978年的法国也不再是1940年的法国。他已经是一个年轻化的、物质上与精神上复兴的民族）。在第一批德国坦克跨越马斯河以前，它实质上内心已经被战胜了。
我们在前面简述巴黎和平体系时，在讲到1924年时有点把法国给忽视了。在那一年，其在鲁尔地区的单独行动失败之后，法国被迫附和英国的绥靖政策：先是不情愿，还进行阻碍，以后越来越没有意志，最后几乎带有受虐狂式的顺从。自那一年起，法国实际上在欧洲政治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主角由英国与德国扮演，中心问题是，英国的绥靖政策与德国的修改政策是否能相互和谐。法国只能期盼最好的结果，即德国在不满之处被解除以后，最后会真正感到心满意足。
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法国就要倒霉了，因为每个对德国的让步都有害于法国；随着每一个让步，一个七千万人口的民族，相对于一个四千万人口的民族的（法国自1919年至1923年试图打破而未能打破的）优势又重新出现了；如果绥靖政策（就像法国一直担心的那样）无效的话，而重新强大的德国有一天发动进攻与复仇战争的时候，英国还有一条海峡挡着德国，而法国则连一条莱茵河也没有。法国跟随着英国的政策，尽管它一开始就对之深深怀疑；法国这样做，因为它别无选择。但它的神经在其间渐渐被折断，它的自卫意志瘫痪了，它不敢设想再打一场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自1936年希特勒的军队再次进入其在莱茵区（法国六年前在绥靖政策的过程中提前撤军的同一个莱茵区）的原有进攻位置以后，法国就像一只兔子呆视着一条巨蟒那样盯着希特勒德国；最后在其潜意识里，期待着这一不可避免的可怕结局的到来。“人们必须结束它”，这个1939年伴随法国人走上战场的口号，听起来几乎是在呼吁战败：快点结束吧！
法国1919年至1939年的历史，是一段历尽艰辛取得胜利然后又完全丢失的历史，一段逐步从最骄傲的自豪到近乎完成自我放弃的历史，这是一场悲剧。在德国，人们当然不是这样看的，在他们的记忆中，法国一直是一个在战后初年纠缠不休的国家。而且，这个悲剧完全没有被德国人看到。德国人以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是1919年凯旋的法国，而且是1914年那个英勇善战的法国。德国将军们几乎与法国人一样害怕一场新的马恩河战役和一场凡尔登战役。而且，不仅德国人，整个世界，特别是英国与苏联1939年开战时，理所当然地期待法国时时刻刻将与1914年一样，为捍卫它的领土不惜牺牲其儿子们的鲜血。只有希特勒不这样看。
事后人们容易看到当年只有希特勒所看到的：法国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先是咬牙切齿地，然后越来越失去自我意志），出于放弃与绝望，一直在干违背其生存利益的事情。1925年它签订了实际上放弃其东方小盟友的《洛迦诺公约》；1930年它从莱茵区撤走了军队，本来它还可以在那里逗留五年；1932年夏它放弃了赔款要求，当年深秋它承认了德国军事上的平等权利；1935年，当德国公开宣布其巨大的扩军计划时，当1936年德国国防军进军本应非军事化的莱茵区的时候，当1938年3月德国（在军队的协助下）兼并奥地利时，它都瘫痪似的呆视着；同年9月，它甚至自己把其盟友捷克斯洛伐克的大片领土出卖给了德国，以换得和平；而当一年以后（而且是在英国向德国宣战六个小时后，这很说明问题），它因德国进攻其第二个盟友波兰，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哀地向德国宣战后，它长达三个星期宣而不战。在这三个星期内，整个法国陆军面对的只是一个德国军团，所有德国其他军团都在忙于征服波兰。这样一个国家，当它受到侵略的时候，还能打第二个马恩河战役和第二个凡尔登战役吗？它不会像1806年的普鲁士那样，在第一次冲击下就土崩瓦解？当年的普鲁士也推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懦弱政策，然后在最后、最不合适的时刻，跟早已比它强大得多的拿破仑开始了一场对于拿破仑来说不能完全理解的战争。希特勒胸有成竹；而我们必须承认，他没错。对法战争成了他最大的成功。
但是，前面对希特勒所有成功所说的话，对这次成功也有效。它并不像给世界显现的那样是个奇迹。不管希特勒是给魏玛共和国，还是给巴黎和平体系的致命打击，不管他征服的是德国保守派，还是法国：他推倒的都已行将倒塌，他杀死的都已奄奄一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他有着某种本能，知道什么正行将倒塌，什么已经奄奄一息，只等着仁慈的一枪。他的这一本能比他的对手更灵敏（在旧奥地利时，他作为年轻人就有了这一本能），这让他的同时代人深为佩服，他自己也自鸣得意。但他这一本能（对于一个政治家无疑是一个有用的天赋），与其说像山雕锐利的目光，不如说犹如兀鹫灵敏的嗅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