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生涯曲线一样，希特勒的成功曲线也是一个谜。我们记得，在生涯曲线那里需要解释的，是前三十年完全的无所作为、默默无闻，与后三十年最大规模的公共活动之间的显而易见的转折。这里（在其成功曲线上）甚至存在两个转折。希特勒的所有成功是在1930年至1940年之间获得的。在此之前长达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事无成。他1923年的暴动失败了。他1925年新建的政党直到1929年还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党。1941年以后，甚至自1941年秋天起，他再也没有成功过。他的军事行动失败了，而且失败越来越多，结盟者离去了，而敌对同盟却坚不可摧。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但让世界惊讶的是，从1930年至1941年间，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与军事方面，希特勒的所有行动都是成功的。
请看一下这段编年史：1930年国会大选，纳粹党选票猛增八倍；1932年再翻一番；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总理，7月所有竞争政党解散；1934年希特勒兼任总统与国防军最高统帅，获得全部权力。内政方面，此后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赢得了，而外交方面的成功则刚开始：1935年撕毁《凡尔赛和约》，实行普遍兵役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1936年触犯《洛迦诺公约》，进军莱茵区——什么也没有发生；1938年兼并奥地利——还是什么也没有发生；9月兼并苏台德地区——甚至受到英法赞同；1939年3月，建立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保护区，占领梅梅尔地区。至此，其外交成功系列告终，从现在开始希特勒遭到了抵抗。而现在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战胜波兰，1940年战胜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与卢森堡、法国，1941年战胜南斯拉夫、希腊。希特勒控制了欧洲大陆。
总的来说：先是十年的失败；然后是长达十二年的不间断的、令人目眩的系列成功；然后又是四年失败，以灭顶之灾而告终；而每段之间都有一个明显的转折。
任凭你翻遍史册，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先兴后衰，历史上是有的；成果与失败相互交替，历史上也是有的；但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区别的三个由纯粹失败、纯粹成功，然后又是纯粹的失败组成的阶段。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一个长时段内似乎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外行，然后在一样长的时段内似乎是个天才，然后又被证实为（不仅是表面的）外行。这需要解释。我们会本能地利用常见的例子来解释，但得不到答案。
当然，没有政治家在所有阶段都干得一样好，几乎所有人都时不时犯错误——他们会尽其所能地进行纠正。这些我们都见过。我们也都见过，许多政治家在他们达到顶峰前需要一段学习、起跑时间；在顶峰上一段时间以后，便开始疲倦、衰退，或者相反，狂妄自大，肆无忌惮。但是，所有这些可想而知的解释尝试都不适合希特勒。它们不能解释在长期成功与长期失败之间的两次转折。而且，它们不能通过希特勒性格的变化或他能力的增减来解释。希特勒一直都没变。
他不属于那些多见的、在成功之后就失去其成功性格的历史人物。也不能说，他贪图舒适，放松或失去了对局面的控制。他的精力与意志力自始至终是惊人的，其统治的力量即使在其总理办公室的地下室里（其统治区域最终缩小到那里）也是绝对的。在1945年4月28日，当地下室的一位居住者、爱娃·布劳恩的妹夫费格莱因试图逃跑时，希特勒命令将其抓回枪毙，他就被抓回枪毙了。这一命令及其立即执行一样具有典型意义。战争最后四年的希特勒，与以前成功的希特勒，是同一个人。尽管他吃药、失眠，有时双手颤抖，但这些对他的坚定意志与魄力毫无影响。将战争末年的希特勒描绘成其本人的阴影，成为一个可怜的废人的说法，都是极度夸张的。希特勒1941年至1945年间的灾难性失败，是不能用其身体或精神的衰弱来解释的。
也不能（有人尝试过这种解释，有时与关于他所谓的身体衰弱的论点一起）用希特勒的狂妄，一个节节胜利者狂妄地挑战命运的傲慢来解释。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决定（他的衰落由此开始），不是来自于后来因胜利而激发的灵感——它多年以来就作为希特勒处心积虑的主要目标被确定下来了，早在1926年就在《我的奋斗》中被写下与论证过。希特勒1941年的另一后果惨重的决定，即向美国的宣战，与其说是来源于狂妄，不如说是产生于绝望的时刻（我们将在“错误”一章中更详细地论及这点）。希特勒在失败中坚持其原有路线的固执，是那种他在1925年至1929年间的失败中已经表现出来的固执，那时，他的政党虽然曾多年竭尽全力地努力过，但未能向“合法夺权”靠近一步。
如果说希特勒是狂妄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可以这样说他），那么他一开始就是狂妄的。有什么还能比一个无名小卒、早年的失败者要当政治家的决定“更狂妄”呢？希特勒自己就一再说过，与他早年的勇气相比，后来的事情都不过一场儿戏而已；我们可以相信他这句话。另外，如果我们可以说他还有过学徒岁月的话，那么他作为政治家的“学徒岁月”异常地短促。实际上他1923年暴动的失败，是他唯一吸取教训的一次。除此以外，他一成不变，简直让人毛骨悚然。他的政治决策起码从1925年到1945年完全一致。在这二十年有变化的，是他碰到的抵抗力量的强度。
这样，我们手中突然有了解释希特勒胜利弧线之谜的钥匙。这把钥匙不在于希特勒本身的某种变化，而在于希特勒所遇到的对手的变化与更换。
我们将成就与成功区分开，不是没有考虑的。成就属于个人；而讲到成功，则总有两方参与。一方的成功则是另一方的失败。一个人可以同样的力量取胜于一个较为弱小的对手，但会失败于一个较强的对手，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但恰恰是人所共知的道理往往被忽视。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忽视它，一切就豁然开朗了。当我们把视线离开希特勒而转向他各个阶段的对手时，希特勒的成功与失败马上就变得容易解释了。
因为希特勒的成功从来都不是来自一个强大的或者哪怕一个仅是坚韧的对手，即使是20年代晚期的魏玛共和国，以及1940年的英国都表明对他来说太强大了。他更不拥有一个弱者有时可以智胜与战胜一个强者所具有的丰富想象力与灵活性：在1942年至1945年间与同盟国的作战中，他没有哪怕一丁点儿如何利用同盟国之间的矛盾而瓦解这一同盟的想法；恰恰相反，希特勒为这个从许多方面来说都不自然的东西方战争同盟的形成做了比任何人都多的事情，而他却以盲目的固执做出了一切让这个有时已经接近崩溃的同盟团结一致的事情。
他的所有成功都是来自不能或不愿作出真正抵抗的对手。在内政方面，他给魏玛共和国以致命打击时，后者已经千疮百孔，实际上被放弃了。外交方面，他终结了1919年的和平体系，而这一体系那时已经在内部动摇了，已证实为不可维持。对内与对外，希特勒只是把摇摇欲坠的东西推倒了。
在30年代，与20年代和40年代不同，希特勒遇到的都是软弱的对手。一度与其争夺魏玛共和国继承权的德国保守派，没有具体的方案，内部矛盾重重，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30年代后期，希特勒从他们那里获得外交胜利的英法领导人，也在抵抗或联合希特勒之间摇摆不定。当我们更仔细地看一看1930年德国的状态、1935年欧洲的状态以及1930年法国的状态时，希特勒的胜利就失去了对于同代人所具有的神奇色彩。我们必须费这点劲，尽管我们的观察似乎在远离希特勒。不涉及一点当时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希特勒的成功。
魏玛共和国在1930年，在希特勒于9月获得其第一轮选举大胜利之前，就终结了。3月份组阁的布吕宁政府，已经是第一届总统内阁。总统内阁应充当通向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与宪法秩序的过渡形式，尽管具体还没有思考成熟与没有准确定义。与其两位后任巴本与施莱歇尔不同，布吕宁还处在宪法的边缘（他依仗紧急法令执政，还受到国会的“容忍”），但是宪法规定的国会多数，布吕宁已经不再拥有。凭借一个永久的、允许他无视国会执政的紧急状态假象，他实际上已经取消了魏玛宪法。所以，认为是希特勒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它广为流传。当希特勒正式登场的时候，魏玛共和国已经岌岌可危，1930年至1934年间内政斗争中的焦点，实际上已经不是捍卫共和国，而是其继承权。唯一的问题是，取代这个已经被放弃的共和国的，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最终皇朝的）复辟，还是希特勒。
如果要理解这一背景的话，就必须短暂地涉及一下魏玛共和国这一段从一开始就不幸的历史。
魏玛共和国在建立的时候，只由一个中间偏左的三党联盟（社会民主党、自由主义派左翼与天主教徒）支撑着，这一联盟在帝国末年已经构成了国会的多数，在帝国的最后一刻实行了帝国的议会化（更确切地说，是别人扔给他们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后，它们构成了国民大会的“魏玛联盟”，创建了基本上模仿议会化帝国制度的魏玛宪法，并上台执政。但只在一年后的第一次国会大选中，它便失去了其国会多数，并且没有再次获得。
其间发生了不合计划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它不符合魏玛共和国的方案，被镇压了。这造就了一个失望与激进的持久的左翼反对派，它从未承认这个魏玛国家，并且决不与其和解。但革命毕竟取得了一个不可取消的成就，它废除了君主制。除了将由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变成自己的以外，魏玛联盟别无选择。但这样它又造就了一个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持久的右翼反对派。它与左翼反对派一样不接受这个魏玛国家，它们称之为“十一月革命的国家”；而且它比左翼反对派更危险，因为仍然掌握着几乎所有国家机关与军队的官位。魏玛共和国在其国家机关中从一开始就有一大批宪法的敌人！自1920年起，共和国的左翼与右翼的敌人还在国会中拥有多数，直到1925年，共和国犹如一艘刚刚入水的航船就在多年的海难中颠簸。几乎没有一年不发生来自左翼或右翼的暴动（1923年希特勒的暴动只是其中的一个）。在这些年里，没有一个人认为共和国会长久地存在。
但它还是获得了一个短期的（表面的）巩固，即所谓的“金色的20年代”（1925年至1929年的几年）；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毫无成就的年代。在这些年里，他那反共和国的叫嚣没有引起一点反响，几乎成为了笑料。发生了什么变化了呢？是什么让“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突然起死回生呢？
其中有几个因素。首先出现了一个能干的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他开始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的和解，给德国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面子上的成就。美国人的贷款促成了一个有限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人数众多、强大的右翼反对派，一直（或者说，仍然）盘踞在那个它们拒绝的国家的各个部门里，但暂时尝试着放弃了它们的反对立场，让他执政；原来的共和国敌人当了几年的“理智共和党人”。
使这个半心半意的思想变成为可能，并给共和国以巩固机会的关键性事件，发生在1925年4月：兴登堡当选为总统。许多人把它看成共和国终结的开端。完全错了。兴登堡的当选，是共和国的一大幸事，给予了共和国唯一的巩固机会。因为对于至此坚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来说，一个以世界大战英雄与帝国陆军元帅为总统的共和国，忽然看起来可以接受，一种近乎和解的气氛开始弥漫开来。只要有天主教徒、自由主义右翼与保守派组成的政府存在（1925年至1929年），这种和解气氛就持续着。这样，支撑国家的政党制度（第一次并且是最后一次）暂时能够扩展到全部左右派别（极端的边缘党派，如共产党与纳粹党除外）；因为现已成为反对派的社会民主党与自由主义左翼，其对国家的忠诚不必受到怀疑。
但这只是一段短暂的插曲。当1928年政府大选失利，自1920年以来一位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出任总理时，所有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保守派在其新领袖胡根贝格的领导下又走上了坚决反共和国的道路，即便已有了一个新领袖（卡斯）的中央党，也在说什么需要一个专制的政府，而在国防部里，一位涉政的将军（冯·施莱歇尔）开始在策划政变。像1928年那样的选举结果以后永远不应该发生，政府（一个永久的右翼政府）应当独立于国会与大选，与在俾斯麦帝国期间一样；国会的统治应该被取消，应该实行总统内阁制。
到1930年3月时机成熟了。施特雷泽曼已经于1929年10月去世，同月美国股市的暴跌引发了一场世界经济大危机，并且马上殃及德国；政府未能作出及时反应，辞职了，而这次它未被一个受国会支持的政府所代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不很有名的右翼中央党人布吕宁（由施莱歇尔推荐），一位没有国会多数的总理，但拥有近乎独裁的全权，并拥有秘密的委托：实行向一个保守专制、独立于国会的政权过渡。他暂时依据紧急状态条款的紧急法令执政，当国会不顺从的时候，他便解散了国会。这是希特勒的机会。在1925至1929年间运转正常（或看上去运转正常）的共和国，他没有插手的机会。在1930年的国家危机中，他的党一下子就成为了第二大党。
希特勒就要登堂入室了！从现在开始，甚至社会民主党也容忍布吕宁的没有国会多数的紧急状态政府，视其为小祸，布吕宁可以半合法地继续执政近两年。但国难在加剧，希特勒的浪潮也在上涨，而布吕宁未能实行施莱歇尔委托的、从半合法的执政方式向新专制国家的过渡。1932年5月，他因此被推下了台。施莱歇尔的新一位、国会更不支持的总理候选人巴本出任总理，组成了一个“贵族内阁”，宣称要实行“一种全新的国家领导制度”。首先，他又解散了国会，在新的选举中，希特勒党的议席又猛然翻了一番，成为最大党。从现在开始，只存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三者之间的选择。没有人再提及议会制共和国，它已被默默地埋葬了，斗争的焦点是其继承权。
一开始就显而易见，1932年8月至1933年1月间，在巴本、施莱歇尔与希特勒之间的勾心斗角中，希特勒手中的牌更硬。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即他是b一个人/b，而他的对手是b两个人/b。其次，是因为他身后有着一股群众运动，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只有崩溃的帝国被赶下台的精英。尤其是因为希特勒知道他要什么，而巴本与施莱歇尔却不知道，实际上也无法知道。唯一能够支撑其专制国家的是复辟帝制，总之，在已经八十五岁的兴登堡死后是这样；但他们不敢把它作为明确的目标。理由很简单：不存在一个适合的与使人信服的皇位候选人。因此，他们沉迷于不可理喻的设想之中。巴本，身为一个潇洒的贵族骑士，幻想着禁止所有政党，建立一个纯粹的上等阶级独裁，甚至一个贵族独裁，只是以国防军的刺刀为依靠；施莱歇尔认为国防军不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确实也是如此），他也在做他的美梦——分裂纳粹党，建立一个由“温和”的纳粹分子（除去希特勒），工会、青年社团与国防军为基础的等级国家。
二人当然刚开始就失败了，但后果最严重的是，他们因此反目成仇。施莱歇尔把巴本推下台，自己出任总理。而巴本复仇心切，总是想冒险，事后与希特勒结成同盟，说服兴登堡放弃施莱歇尔，并任命希特勒为总理。他一直愿意接受希特勒为小伙伴（可以说是再次充当“鼓手”）；现在他愿意扮演总理希特勒的小伙伴；他还期待着，能与他的贵族出生的保守部长团队把希特勒“包围”起来。
这未能实现。希特勒是如何在以后的几个月内，最终在下一年战胜他的保守小伙伴，直至在1934年8月兴登堡死后将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已经是众所周知了，不需要再仔细讲述。但值得被记住而且并非人所共知的是以下的情节，它或许会使许多人感到惊讶。
1930年至1934年间，希特勒必须认真对付的唯一内政对手或竞争对手，是保守派。自由派、中央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从未给他一点麻烦，共产党人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