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觉醒经历，还没有给他带来一套外交方面的纲领。这套纲领是他在以后的六七年内得出的。不过，我们可以在这里顺便交代一下。首先是无论如何要再次发动那场（在希特勒看来过早中断的）战争的决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这场新战争仅仅当作旧战争的重复，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结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之后使敌对联盟破裂的矛盾来进行设计。这一想法形成的各个阶段，以及1920年至1925年间希特勒考虑的各种可能性，我们这里省略不谈——读者可以在其他书籍中看到。最终的结论（写在《我的奋斗》中）是一个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把英国与意大利当作同盟国或者善意的中立国，奥匈帝国的后继国家与波兰被视为协助民族，法国是首先应该被打败的次要敌国，俄罗斯是一个应被占领而且长期被征服的主要敌人，应该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间，一个“德意志印度”。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本计划。但它从一开始就不能奏效，因为英国与波兰不接受希特勒为它们设想的角色。我们在下文还要多次涉及这一点。这里，我们要讲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过长时间地停留在这一点上。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希特勒进入政界与公众视野的时刻，即1919年秋冬与1920年初。这是在1918年11月之后他的突破性经历。而且，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党（他不久之后将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很快成为了领袖人物——这不需要多大本事。这个党，当他加入的时候，还是一个乱糟糟的无名小党，有几百个无足轻重的党员。他的突破性经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演说魅力。这发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个大众集会上做了第一次演讲，他获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众所周知，希特勒能够将各种不同人群（人越多越杂越好）组成的集会转化为一个同质的可塑群体，先把这一群体引入一种近乎梦幻的状态，然后给予其一种近乎集体性高潮的感受。这一能力的基础并不是演说艺术（希特勒的演说进展缓慢而疙疙瘩瘩，没有多少逻辑结构，而且有时几乎没有明确的内容，而且希特勒的声音沙哑，喉音很重），而是一种催眠能力，一种能随时控制所存在的集体潜意识的能力。这一对大众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项政治资本，在很长时间内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至于这一影响如何强大，亲身经历者能提供无数的证据。
比对大众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希特勒自己的影响。只要想象一下，一个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阳痿的男人突然发现自己能够创造性能力奇迹时会是何等感受，我们就能理解这对于希特勒来说是何等巨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当他与他的战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当讲到让他激动的话题，即涉及到政治与犹太人的时候，有时他会从对他来说正常的沉默状态中觉醒，突然开始胡言乱语、慷慨激昂。当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诧异，被看成是个“疯子”。现在这个“疯子”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众控制者，一个“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涩的高傲，转变为一个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现在知道，他能做一件无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经知道，至少在内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干什么；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为名人的右翼圈子中，暂时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两者加起来应该赋予他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作为一个失败者与被低估者，他本来就有着此类感觉的基础。由此逐渐酝酿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与革命性的决定，即当领袖的决定。
我们无法确定他何时作出了这一决定，它也不是由一个具体的事件激发产生的。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决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几年中还不存在。那时，希特勒对成为一位宣传演讲者，一位民族觉醒运动的“鼓手”，已经心满意足了。他还尊敬那些当时集中在慕尼黑策划各种政变的帝国遗老，特别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两年担任德国作战首脑的、现在被公认为所有进行颠覆活动的右翼运动中心人物的鲁登道夫将军。
进一步认识鲁登道夫以后，希特勒对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独有的能控制大众的感觉以外，希特勒又逐渐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与思维上战胜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在某一个时刻，希特勒可能又认识到（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竞争的目标不仅仅是未来政府中职位的分配与地位的高低，而实际上是史无前例的东西，即一个集权的、不受宪法或分权限制的、不受集体领导限制的长期独裁。
这里显现出了君主政体及其复辟可能性在德国消失以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缺。魏玛共和国不能填补这一空缺，因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对者所接受，这个空缺是（按当时的口号）一个“b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b”。在20年代初期，产生了一种氛围，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话说，即“对于一个与以前的政权相似的东西的渴望”，这种渴望已不可阻挡，而且在“为那唯一的人准备着”。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着“那唯一的人”，不仅仅是为了找到逊位的德皇的替代，而且是出于另一个原因，即出于对战败的不满，以及对被感受为侮辱的、强加的和约的无助与愤慨。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表达了一种普遍的心声，他预言一个时代即将到来，在那个时代将会
诞生那个唯一拯救的人
并且已经为他设计好应该做些什么：
他砸毁锁链，把秩序扫进垃圾堆，
把迷路的赶回永恒法理，
伟大的再次成为伟大
主人再次成为主人，
规矩再次成为规矩，
他把真正的象征别在民族的旗帜上，
他领导其忠诚的群众
经过晨曦的风暴与危险的信号
于日出之后辛苦建立崭新的帝国。
这似乎是针对希特勒说的！甚至“那个真正的象征”——勾形十字架，几十年来就装潢着斯特凡·格奥尔格的书籍（不过没有反犹的含义）。格奥尔格1907年的一首旧诗听起来似乎是对希特勒的预见：
那个人！那个壮举！人民与高级委员会在渴望
不要指望与你们同桌吃饭的某个人！
或许是那个长年坐在你们的凶手中的，
睡在你们的监狱里的人：他站起来，采取了行动。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奥尔格的这首诗，但是他感受到了这首诗所表达的心声，这种心声影响了他。尽管如此，作出自己当“那个人”，当那个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带来奇迹的人的决定，无疑还是需要一定勇气的，这种勇气在当时及后来除了希特勒没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奋斗》的第一册，记录了这一完全成熟的决定，在1925年新建政党时，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诸实施了。在新建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中，自始至终只存在b一个/b意志，即领袖的意志。后来充当领袖的决定，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但这与其起初的决定相比，在希特勒内心的政治成长过程中只是一个较小的飞跃。
按照不同的算法，到达那一步希特勒还要度过六年、九年，甚至十年，因为希特勒获得不必向任何人负责的全面权力的时间不是1933年，而是兴登堡去世的1934年，当他成为“元首”时，希特勒已经四十五岁了。然后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内政与外交纲领能够实现多少。他以其政治生涯中——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第一个完全保密的不寻常的决定回答了这一问题。他的答复是：全部！这一回答包含着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他让其政治与政治时间计划服从于他自我估计的寿命长度。
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试想一下：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国家与民族的生命是漫长的。对此，不仅是所有的国家制度——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就是那些要“创造历史”的“伟人”（或出于理智，或出于本能），都理所当然地基于此种认识来作出相应的安排。我们在前面与希特勒比较过的几个人中，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将这一观点付诸实施的。俾斯麦在一个长远规划的宪法制度内，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权力巨大但权限清楚的职位，而当他必须离开这一职位时，他离开了，尽管很不情愿，但还是服从了。拿破仑试图建立一个王朝。列宁创建了党，同时也把党作为接班人的培养基地，而且这个党确实产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并排除了无能的接班人，尽管有时要渡过流血的危机。
所有这些在希特勒那里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个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么我，要么混乱”的基础之上，几乎可以说，是建立在“我以后可以是洪水滔天”的基础之上。没有宪法，没有王朝（撇开希特勒对婚姻的恐惧以及没有子女不谈，这也不合时宜），也没有一个真正能担负国家重任的、推出领袖的、长久的政党。纳粹党只是希特勒个人夺权的工具；它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他不让接班人在党内出现。他拒绝考虑其死后的事情，并作出生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须通过他本人实现。
这样，他给自己施加了必然带来过急且不现实的政治决策的时间压力。因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从具体环境条件与可能性出发，而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寿命长短，都是不现实的。但希特勒的决策就是这个意思。它尤其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大战必须在他活着的时候由他自己进行。当然，他没有就此公开讲话；否则，德国人会感到有点不对。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笔记中，他都坦白地承认了。在抱怨自己开战晚了一年，也就是没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开了战（“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英国人与法国人在慕尼黑答应了我的所有要求”）以后，他继续说道：“b糟糕的是，我必须在一个人的短暂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时间，而我却只有可怜的几年时间。其他人知道他们有接班人……/b”不过，他没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战争爆发前后，他也曾几次（尽管不是在公开场合）隐约表示过，他决心将德国历史纳入并服从其个人生命。1939年初，他对到柏林访问的罗马尼亚外长伽芬库说：“我现在五十岁，我宁愿现在，而不愿意在我五十五岁或六十岁时开战。”同年的8月22日，在他的将军们面前，他以其“个人的地位与独一无二的权威”来论证“他不可动摇的开战决定”，这种权威或许以后不再存在，因为“谁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几个月以后，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们加快实现西线进攻计划时说：“b作为最后一个因素，我必须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没有一位军人也没有一个文职官员能够替代我。刺杀行动可能再次发生……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我将就此行动/b。”
归根结底，是让历史服从于自己的一生，让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服从于自己的生涯：一个真正令人吃惊的、本末倒置的、夸张的思想。希特勒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思想，难以确定。在其20年代已经形成的领袖概念中，它已经萌芽了：从领袖的绝对不向他人负责，到领袖的不可替代，没有多大距离。但有迹象表明，希特勒在30年代晚期才迈出了意味着走向战争的一步。可供佐证的第一文献，是在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中记录的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他让其最高级部长与将领第一次但相当模糊地了解了他的战争计划，当时还让他们吓了一跳。可能还需要他自己没有预想到的其执政初年的惊人成就，他的自信才能发展到迷信的地步，发展到受到上帝特别委任的感觉，不仅让他有理由把自己与德国视为同一，而且（“帝国的命运完全取决于我”）让德国的兴亡服从于自己的生与死，这一点反正他最后是这样做了。
对于他来说，生与死总是离得很近。众所周知，他以自杀告终，而他的自杀不是凭空而来。他以前在失败的时候也倾向于自杀，作为最后的一步，他随时准备抛弃生命，尽管他将德国的命运交给了它。在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那里，他对后者说，他将自我了结，开枪自杀。汉夫施丹格尔费了好大劲才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据戈培尔说，在以后的一个危机中，当1932年12月纳粹党行将分裂的时候，希特勒对戈培尔说：“b如果党分裂，我会在五分钟之内用手枪了结/b。”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杀了。因此，我们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杀言论看成是空话。在对戈培尔的话中的“在五分钟之内”几个字很耐人寻味。在以后的同类言语中，就成了几秒钟，最后甚至是“一刹那”。可见，希特勒一生都在考虑如何迅速自杀，因此自杀如何轻而易举。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他对陆军元帅保卢斯没有自杀而是投降了俄国人很失望，他发泄道：“这个人应该开枪自杀，就像以前的将领面临失败时冲向宝剑一样……如果没有责任让他留在这个痛苦的深渊，一个人怎么能够害怕这能够把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一秒钟呢？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杀以后，他又说道：“b我可以说，如果我的生命告终了，这对我个人来说，只意味着从忧愁、失眠的夜晚以及严重的神经煎熬中解脱出来。这只是一刹那，然后我就解脱了一切，有了安宁与永远的安息/b。”
当希特勒的自杀真正发生时，几乎没有引起惊奇，它被看成几乎是理所当然的，这并不是因为担当责任者在战败后自杀普遍被视为理所当然，相反它恰恰非常罕见。希特勒的自杀显得理所当然，是因为他的一生几乎就孕育着这样的结局。希特勒的个人生活太空虚，以至于在不幸中对他没有保留的价值；而他的政治生活从一开始就是“要么一切，要么什么也没有”。在结论是“什么也没有”时，自杀似乎是顺理成章的。自杀所需要的勇气，希特勒一直有，如果人们自问一下的话，也一直相信他会有。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也没有责怪他自杀，这显得太自然了。
显得不自然且似乎与自我风格背离的是，他把其生前不大在乎的情妇带走了，以一种特别感人的、小市民式的、煞风景的方式，在共同终结前的二十四小时与她结了婚。他很幸运，很久以后才公开的（因为人们当然会对他很不满）是：他还想把德国，被战争残留下来的那部分，一起带向死亡。关于这一点以及他与德国的关系，我们将在本书最后一章“背叛”中详述。
首先，我们要仔细看看希特勒获得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更为惊人的成功，因为两者无疑都曾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