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祥
一
希特勒比萨达姆“高明”。
七十年前，当他的末日来临的时候，希特勒选择的不是东躲西藏与屈辱投降，而是在帝国首都柏林就地自杀。这样，他不仅逃脱了人世正义的惩罚，而且拯救了自己身后的“光辉形象”。他留给后世的不是一个蓬头垢面、可怜巴巴的“脏老头”样，而是一个“完美无损”的人世邪恶的经典象征。在历史现实中，希特勒被征服了；但他那邪恶的思想与精神却像幽灵一样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任意翱翔。
要征服希特勒的幽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他虽然被打败了、消灭了，但他毕竟曾经节节胜利、所向披靡，这使得他的失败与消失显得有点“偶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后人看到的他的最后镜头是在1945年4月20日，即在他五十六岁生日那天接见为他卖命的德国孩子的场景，虽然已经灰头土脸，但仍然令人毛骨悚然。而他十天后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十米深的地下室的自杀，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并公之于众。人们在相关历史纪录片中看到的几乎都是一个如日中天的希特勒。在那里，他仍然在咆哮着、得意着、凯旋着；德国人仍然在为他欢呼着、战斗着。希特勒似乎还“活着”。与此相比，他最终的失败与自杀的事实只是一条抽象的，似乎可以被忽略的信息。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思想受到了大力讨伐，他的滔天罪行受到了彻底的揭露与谴责。但正因为他失败与消失了，他已经不能为其思想与行为进行辩护。正如针对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判决，只有在一个公正法律与审判程序之内才能使人心服口服，对希特勒的思想与罪行的评判，也只有在坚持公正与逻辑原则的前提下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在这里，为希特勒作“辩护”的不是对他的赞成、宽容或同情，而是我们思想中的公正与逻辑意识。只有当我们能够在不扭曲我们日常的公正与逻辑意识的前提下，颠覆希特勒的思想建筑、动摇他的道德基点的时候，我们才能为针对希特勒所作出的严厉评判感到心安理得，才能算是在真正意义上征服了希特勒的幽灵。
能做到这一点的历史著作屈指可数。我们一般接触到的有关希特勒的读物，或属于“远距离扫射”，或属于“近距离感染”。前者对希特勒的打击效果犹如向银幕上的希特勒开枪，而后者则已经被希特勒的幽灵所迷惑与俘虏。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是一部敢于接近希特勒的幽灵，而又不被它所俘虏，以平和的心态、依据公正的标准、凭借丰富的知识与严密的逻辑征服希特勒幽灵的力作，是一面让这一“魔鬼”原形毕露的“照妖镜”。
二
塞巴斯蒂安·哈夫纳（sebastianhaffner，1907-1999）是德国著名政治评论家与历史学家。他于1907年12月27日出生在柏林，原名莱蒙特·普雷策尔（raimundpretzel）。大学期间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国家司法机关工作。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因不愿意与纳粹同流合污，他主动辞去公职，从事新闻记者工作。1938年，因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愈演愈烈，他与有犹太血统的未婚妻一同离开德国，移居英国，并任英国《观察家报》德国方面的记者。为了保护其在德国的亲友，他选择了“塞巴斯蒂安·哈夫纳”这个笔名。据其女儿萨拉回忆，这是因为他喜欢德国著名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与莫扎特（尤其是其《哈夫纳交响曲》）。1940年，哈夫纳在英国出版了《德国：杰克尔与海特》（igermany：gekyll&hyde/i）一书，向英国民众解析德意志民族——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民族”——追随恶魔希特勒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夫纳于1956年以《观察家报》驻德记者的身份返回到当时的联邦德国。在向英国报道德国时事的同时，哈夫纳也经常参加联邦德国电视台每周一次的著名国际记者讨论会“国际早餐会”，逐渐介入德国新闻与舆论界。1961年8月13日，即在民主德国建造“柏林墙”的当天，当德国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焦点的时候，哈夫纳向《观察家报》辞职，改任联邦德国《世界报》记者，次年又改任《明星》周刊的专栏作家，由此完全回到了故乡的环境之中。
在20世纪50年代，哈夫纳还是一位保守的“冷战分子”。人们可以经常听到他对民主德国的猛力抨击。自1962年10月联邦德国发生阿登纳政府打击新闻自由的“明镜事件”起，哈夫纳的思想开始向左转。1964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与联邦德国史学界关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责任的辩论，哈夫纳推出了历史著作《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idiesiebentodsuendendesdeutschenreichesimerstenweltkrieg/i）。在揭露德意志帝国外交失策的同时，哈夫纳要求联邦德国社会吸取德意志帝国的教训，放弃复仇主义的幻想，改善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后来他甚至提出了承认民主德国为外国，放弃德国统一的主张。保守的哈夫纳成为了后来勃兰特政府的“东方政策”的开路人。（他还认为，两德的统一“连理论上的可能性都没有”。当1990年德国统一成为事实的时候，哈夫纳坦然认错：“这是我一辈子出的最大的洋相！”）1967年，哈夫纳又推出了《丘吉尔传》（ichurchill/i），受到了广泛的赞赏，进一步奠定了其历史散文作家的地位。联邦德国爆发学生运动时，哈夫纳已经年逾花甲，但他却十分理解与支持年轻一代的抗议运动，成为青年学生难得的“忘年交”。不仅如此，哈夫纳的思想“左化”到了让社会民主党人难以忍受的地步。1968年，在德国1918年革命五十周年之际，哈夫纳又出版了相关著作《背叛》（iderverrat/i），谴责当年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艾伯特“背叛”了社会主义革命理想。
1978年，年逾古稀的哈夫纳推出了他一生最著名的著作，即这本《解读希特勒》。该书出版不久，便在联邦德国引起轰动，连续几个月稳居畅销书榜首。哈夫纳因此在当年获得杜塞多夫市的海涅奖。尽管在此之前（1972年），德国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fest）已经出版了巨著《希特勒传》（ibiographie/i），但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则以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的特色长期与费斯特的千页巨著平起平坐。费斯特赞誉哈夫纳的“小书”“毫不费力地”把许多篇幅巨大的著作“撂在了后面”，不知他是否也指自己的《希特勒传》。总之，哈夫纳的《解读希特勒》是德国最为畅销的希特勒读物，至今已经再版二十多次，而且被翻译成二十三种文字。
《解读希特勒》中的某些观点也受到了一些专业历史学家的质疑，他们对哈夫纳的历史专业水平还是有所保留。但当一年后哈夫纳的图文并茂的《不含传说的普鲁士》（ipreussenohnelegende/i）问世时，专业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对他的专业知识与判断力表示钦佩。哈夫纳对普鲁士，特别是其早期历史与文化的高度评价，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普鲁士的偏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哈夫纳虽然年老体弱，但仍然用口授的方式不停著述，1987年，八十岁的哈夫纳又出版了德国历史评论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ivonbismarckzuhitler/i）。该书被视为哈夫纳对德国近现代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最后总结。
1999年1月2日，在度过了九十一岁生日的几天后，哈夫纳在柏林去世。2000年，他于1940年前后创作的叙述自己青少年时代的遗著《一个德国人的故事》（igeschichteeinesdeutschen/i）由其子女整理出版，很快也成为畅销书。德国再次兴起“哈夫纳热”。
哈夫纳虽然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专业研究，但他对德国公众历史意识的影响却大于任何一个德国专业历史学家。哈夫纳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他是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来观察历史，用普通人的语言来写作历史，用日常的逻辑与尺度来解释与评价历史。正因为他避开了专业历史研究的视角，他看到了专业历史学家所看不到的历史的面目。也正因为他面对普通读者写作历史，他比专业历史学家们更多地解答了同代人的历史疑惑。《解读希特勒》在各方面都是哈夫纳写作特色的经典代表，也是他自己的得意之作。
三
回顾哈夫纳20世纪60年代的创作历程，可以想象，到了70年代初，对于哈夫纳来说，写一部有关希特勒的书，一定是一件技痒难忍，但又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方面，如前所述，他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五十周年之际推出了《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七大致命过失》，三年后他又出版了《丘吉尔传》，显示了自己对历史题材的浓厚兴趣以及在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才能。在1968年，他又出版了纪念1918年革命的《背叛》一书。人们可以预料，哈夫纳将在1975年前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三十周年之际，推出一部有关纳粹德国或希特勒的著作。
而另一方面，哈夫纳又遇到了两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其一是当时在联邦德国史学界迅速崛起的社会史学派。在该学派的影响下，联邦德国历史科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国家政治向社会经济结构与进程转移，对历史人物的专注研究已经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老一套”。他们认为，研究纳粹德国历史不能以希特勒为中心，而为希特勒这样一位德国历史的罪魁祸首写传记，则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揭示造成希特勒上台的历史、政治、社会与经济原因。
哈夫纳的另一个或许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则是前面已经提到的费斯特。这位比哈夫纳年轻近二十岁的政论家与历史作家，于1973年推出了巨著《希特勒传》。这部著作远远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布洛克（a.bullock）的希特勒传记，创造了希特勒研究的新顶峰。在费斯特的《希特勒传》以后，再推出一本更为全面、详尽、透彻的希特勒传记，显得不仅多余，而且几乎不可能。或许，这也是哈夫纳没有直接在1975年前后出版自己的希特勒著作的原因之一。
而当本书在1978年出炉的时候，哈夫纳还给它起了一个过于谦逊的书名：《关于希特勒的几个注解》（ianmerkungenzuhitler/i）。意思似乎是，本书不是又一部希特勒传记，《希特勒传》已经有人完成了，我只能附加几个注解作为补充。该书七个章节的标题也真是“注解”般的简单：生涯、成就、成功、错误、失策、罪行、背叛。
但结果表明，虽然有费斯特的《希特勒传》在先，哈夫纳的几个“注解”却不是多余的。如果说费斯特的《希特勒传》是希特勒这条巨蟒的巨幅油画，那么哈夫纳的希特勒肖像则是一张简明扼要的速写。虽然只有寥寥几笔，却恰到好处、入木三分，比墨浓笔重的油画更为真实。费斯特的著作宏大详尽，但读者很难得其要领，而哈夫纳的“注解”名副其实地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不仅如此，哈夫纳还指出了希特勒这条巨蟒的致命“七寸”。在费斯特的画卷里，希特勒巨蟒般的活灵活现，让读者感到恐惧（甚至“悲壮”）而又入迷；而在哈夫纳那里，希特勒有时是条巨蟒，有时却萎缩成了一条蜥蜴，而且最终被征服了。
哈夫纳没有运用复杂的政治学或社会学理论，不做过度的艺术渲染，也不做过高的道德批判，而是用普通人的平淡眼光来观察，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来叙述，用相对客观公正的标准来评判希特勒的是非功过。甚至可以说，是先把希特勒当作一个普通人、正常人来看待，尔后逐渐显现其畸形、疯狂与罪恶的原形。
四
翻开第一章“生涯”第一页，我们首先读到的开场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一生走的是上坡路……阿道夫·希特勒一开始就走下坡路”。一本以希特勒为主角的著作以如此平淡的语言与视角开头，实在出人意料，而同时又让人眼前一亮，兴趣顿生。在这里，哈夫纳观察希特勒的眼光，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对一位名人进行体检的眼光，更确切地说，是对一具“名尸”进行解剖的眼光。他不让名人的光环阴影、功过是非影响他的工作。“躺”在他眼前的“名尸”，是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级别”失败者的大起大落的人生履历，一个让许多人百思不解的谜：开始是一个默默无闻、古里古怪的失败者，然后是一个遮天蔽日、不可一世的“成功者”，而最后却又是一个一败涂地、恶贯满盈的失败者。在为这具“名尸”填写“一般栏目”的时候，哈夫纳仅仅依据几条众所周知的，但一般人熟视无睹的信息，就揭示了希特勒生命的畸形：这位在政治影响方面近乎“满分”的世界历史顶级“名人”，在友谊、爱情、亲情、文化、职业等方面都是个“零”。这也就基本揭示了希特勒成为一个政治狂的原因，因为政治是他的生活替代品。在对希特勒的个性与个人生活做静态观察后，哈夫纳逐个评述了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七个阶段或重大决定：一、早年便专心政治，把政治当作生活的替代；二、1913年从奥地利移民到德国；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决定当政治家；四、发现自己作为大众演讲者的魅力；五、决定当领袖；六、决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时间计划，也就是决定发动战争；七、决定自杀。读者可以在很短的篇幅里，看到希特勒是如何从一个无业流浪者走向“辉煌”，随后又走向毁灭的。字里行间，希特勒的成败之谜已经隐约可见。
在第二章“成就”里，哈夫纳毫不讳言地承认，希特勒曾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也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获得绝大多数德国民众支持的主要原因。到1936年，在短短三年之内，希特勒解决了德国大众的失业问题，创造了“经济奇迹”。他也创造了德国扩军的“奇迹”。到1938年，德国的军队从仅十万人的陆军发展到欧洲最强大的军队，包括最强大的空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凌辱德国的《凡尔赛和约》变成了一沓废纸。哈夫纳尤其突出了希特勒在建立独立作战的装甲兵种中的关键性作用，这一兵种的建立为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节节胜利奠定了基础。哈夫纳认为，虽然希特勒在创造经济与军事“奇迹”的时候有许多帮手，但他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另外，希特勒还推动了德国社会的变革。希特勒这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促进了德国人的“社会化”，让他们感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哈夫纳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真正区别在于集体主义，在于人的“社会化”。在此意义上，希特勒无疑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一位“很能干的社会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