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记忆的时候，我们通常所指的是外显记忆，这是我们对人物、事件、事实、观点、情感以及印象的回忆，这种记忆内容能够被有意识的思维调动到工作记忆区，在那里进入活跃状态。外显记忆的内容包括我们说自己“记得”的所有事情。坎德尔把外显记忆称为“复杂记忆”，这是有道理的。外显记忆内容长期保持的时候，存储内隐记忆时的“突触巩固”阶段发生的所有生化过程和分子过程都会出现。不过，前者还需要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巩固过程，这种巩固叫“系统巩固”，这个过程涉及在大脑广泛区域内发生的一致性交互作用。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开始报告系统巩固的工作机理，他们的很多研究发现都还停留在实验阶段。即便如此，有一点是明确的：外显记忆的巩固需要在大脑皮层和大脑海马状突起之间进行一次长时间的相关“对话”。
海马状突起是大脑中的一小块组成部分，它位于大脑皮层之下，深深地叠放在大脑内侧颞叶之中。海马状突起是我们产生方位感的场所，也就是伦敦出租车司机在大脑中存放城市地图的地方，同时也在外显记忆的形成和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海马状突起和记忆存储之间存在联系，这个发现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一位名叫亨利·摩莱森的不幸病人。摩莱森出生于1926年，年轻时头部受过重创，之后患有癫痫症。成年以后，摩莱森的癫痫症越发严重，让他受到越来越痛苦的折磨。摩莱森的病痛根源最终追溯到大脑中的海马状突起，医生在1953年为他切除了大部分海马状突起，一并切除的还有大脑内侧颞叶的其他部分。手术治好了摩莱森的癫痫症，可是却给他的记忆带来了十分奇怪的影响。摩莱森的内隐记忆完好无损，时间久远的外显记忆也没有问题，他能十分详细地回忆起童年往事。但是，时间更近的很多外显记忆——手术之前几年发生的事情——反而消失了。眼前发生的事情更是转眼就忘。
英国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milner）在科学文献上发表报告，认为摩莱森的经历说明海马状突起对巩固新的外显记忆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很多外显记忆就可以不依赖海马状突起而独立存在。人们在过去半个世纪进行了大量实验，实验结果已经帮助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团。以往经历形成的记忆最初不仅存放在负责记录经历体验的大脑皮层——听觉皮层负责记忆声音，视觉皮层负责记忆景物等等，而且也会存放在海马状突起区。海马状突起为新的记忆内容提供了一个理想的保存场所，因为其中的神经突触能够非常迅速地发生变化。海马状突起通过一个历时几天且迄今仍未探明的信号处理过程，帮助大脑皮层中的记忆内容稳定下来，随之开始把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一旦记忆内容得到彻底巩固，它们就会从海马状突起中消失，大脑皮层随即成了唯一的存放场所。把外显记忆从海马状突起中完全转移到大脑皮层，这是一个逐步处理的缓慢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花上好多年。摩莱森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记忆内容随着海马状突起的切除一道丢失，原因就在这里。
海马状突起在有意识记忆中的作用方式，似乎跟乐队指挥在指挥乐队演奏交响乐时的情形相似。海马状突起不仅帮助把特定的记忆内容固定在大脑皮层上，而且在把同一时期出现的多种记忆——视觉记忆、空间记忆、听觉记忆、触觉记忆、情感记忆——交织在一起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记忆内容在大脑中是分开存放的，不过它们可以组合在一起，天衣无缝地形成对某一事件的完整回忆。科学家还提出一种理论：海马状突起可以帮助建立新记忆和老记忆之间的联系，从而形成丰富的神经连接网络，这种网络使记忆有了弹性和深度。不同记忆之间的很多神经连接很可能是在我们睡觉时形成的，此时海马状突起也会从一些其他认知杂务中获得解脱，得以放松。精神病理学家丹尼尔·西格尔（danielsiegel）在《不断发展的大脑》（thedevelopingmind）一书中解释说：“尽管梦中满是白天经历的看似杂乱无章的活动、表象与过去的一些要素的混合，不过，做梦可能是大脑巩固不可胜数的外显记忆，把它们组合成永久而牢固的连贯性完整记忆的基本方式。”研究显示，睡眠不好的时候，记忆力也不好。
关于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工作机理，还有很多内容有待了解。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现在了解的很多知识必将得到修正和提炼。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表明：我们大脑当中的记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自然处理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极其巧妙地跟我们每一个人所生活的独一无二的环境以及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独一无二的体验协调一致。在以植物比拟记忆的古老比喻中，重点强调的是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连续性和模糊性。事实证明，这样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事实上，它们似乎比我们那些时髦的高科技比喻更贴切，我们把生物记忆等同于存储在数据库中由计算机芯片处理的可以精确定义的二进制数据。人类记忆由种类极为丰富的生物信号支配管理，包括化学特性、电气特性、记忆特性——记忆形成、保持、连接以及记起的方式——在内的每一个方面都有几乎无限的渐变状态。计算机存储器所谓的记忆是以0和1这种简单的二进制数字形式存在的，这种信号由固定电路负责处理，电路状态非开即关，绝不会是二者之间的某种状态。
科比·罗森布鲁姆（kobirosenblum）是以色列海法大学神经生物学与动物行为学系主任，他和坎德尔一样，在记忆巩固领域开展了广泛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次重要发现，那就是生物记忆究竟是如何不同于计算机记忆的。罗森布鲁姆说：“人脑中创建长期记忆的过程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过程，这个过程明显不同于计算机存储器之类‘人工大脑’执行的过程。人工大脑接收信息之后，马上就把信息保存在存储器上，而人脑在接收信息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还在继续处理这些信息，并且人脑记忆的质量取决于信息处理的方式。”生物记忆是有生命的，而计算机存储器的记忆是没有生命的。
那些极力鼓吹把记忆“外包”给网络的人被一个比喻误导了。他们忽视了生物记忆根本的有机性质。暂且不说真正记忆的神秘性和脆弱性，赋予生物记忆丰富特性及其他特征的是它的不确定性。生物记忆无时不在，它随人体变化而变化。事实上，对记忆内容的每次回忆都会重新启动巩固记忆的完整过程，其中包括为形成新的突触终端而进行的蛋白质生成过程。一旦我们把显性存储的长期记忆送回工作记忆区，记忆内容就会再次变成短期记忆。当我们再次巩固这些记忆的时候，它又会获得一些新的神经连接——这是一种新环境。约瑟夫·勒杜克斯解释说：“恢复记忆的大脑不是那个形成初始记忆的大脑。为了让老记忆能在当前大脑中生效，记忆必须及时更新。”生物记忆一直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相形之下，存储在计算机中的记忆内容是静态的比特形式，你可以把这些比特数据从一个磁盘转移到另一个磁盘上，只要你愿意，转移多少次都可以，这些内容永远都会跟以前一样无比精确。
提出记忆外包这个想法的那些人也把工作记忆和长期记忆混为一谈了。当一个人无法在长期记忆区巩固一个事实、一个想法或者一次经验的时候，他是不会“释放”大脑空间，用来执行其他功能的。工作记忆区容量有限，而长期记忆区则具有不受限制的伸缩弹性，因为大脑具有生发、去除突触终端，不断调整神经连接强度的能力。二者因此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密苏里大学记忆研究专家纳尔逊·考恩（nelsoncowan）写道：“正常的人脑不会像计算机那样，永远不会出现个人经历再也装不进记忆中的情况，人脑不会被塞满。”托克尔·科林博格表示：“长期记忆区能够存储的信息量实质上是无限的。”此外，也有证据表明，随着我们个人记忆内容的不断增加，我们的大脑也会变得更加敏锐。临床心理学家希拉·克罗威尔（sheilacrowell）在《学习的神经生物学》（theneurobiologyoflearning）中解释说：“记忆这项行为可以按照某种方式调整大脑，让大脑今后更容易学会观念和技能。”
在我们存储新的长期记忆内容时，并不会抑制我们的脑力，相反还会提高脑力。记忆每增加一次，智力就会加强一些。网络为个人记忆提供了一个非常便利的补充，这种便利让人难以抗拒。但是，当我们开始利用网络代替个人记忆，从而绕过巩固记忆的内部过程时，我们就会面临掏空大脑宝藏的风险。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学校开始允许学生使用便携计算器，很多家长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对机器的依赖会削弱孩子对数学概念的掌握。随后开展的研究表明，学生家长的担心基本上是杞人忧天。学生不再被迫花费大量时间进行重复性数学计算，很多人对数学原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如今，计算器的故事经常被人作为论据，以此证明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数据库是有利的，甚至是对大脑的解放。他们说，网络把我们从记忆任务中解放出来，让我们得以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创造性思维活动中。不过，这样的类比是站不住脚的。便携计算器减轻的是我们工作记忆的压力，从而允许我们把这种万分重要的短期记忆用于更多的抽象推理。正如学生的数学学习经历所表明的那样：有了计算器，大脑可以更容易地把想法从工作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并以概念图式的形式对其编码。对知识的建立而言，概念图式非常重要。网络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它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不仅从高级推理功能中挤占资源，而且对长期记忆的巩固和概念图式的发展形成阻碍。计算器是一个功能很强但却高度专门化的工具，事实证明，它是对人类记忆的一种辅助。网络则是一项让人健忘的技术。
是什么决定我们记住什么而忘记什么呢？巩固记忆的关键就是专注。存储外显记忆，以及在记忆内容之间建立联系，二者同等重要，都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不断重复记忆过程，或者有强烈的智力参与或情感参与，记忆效果会随之增强。关注程度越高，记忆效果越好。坎德尔写道：“对需要长期保持的记忆而言，输入的信息必须经过彻底而深入的处理。要完成这样的处理过程，就得留意这些信息，并把这些信息跟记忆中已有的知识有意义地、系统化地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在工作记忆中对信息予以关注，那些信息能维持的时间最多只有几秒钟。然后，信息就会消失，不会在大脑当中留下任何痕迹。
注意力看似虚无缥缈，按照发展心理学家布鲁斯·麦克康德利斯（brucemccandliss）的说法，那是一个“大脑中的幽灵”，但它是一种真正的物理状态，它可以产生贯穿整个大脑的物质效应。近年来在老鼠身上所做的实验揭示，对一个想法或者一种经历予以关注，会引起遍布大脑的连锁反应。有意识的关注活动以大脑皮层颞叶区域发生的对关注焦点彻底而全面的强行控制为开端。专注状态建立以后，会引导大脑皮层上的神经元向中脑区负责产生强有力的神经递质多巴胺的神经元发送信号。这些神经元的轴突一直延伸至海马状突起，为神经递质提供分配渠道。多巴胺一旦注入海马状突起上的神经连接，就会启动外显记忆的巩固过程。多巴胺对记忆巩固过程的启动可能是通过激活负责刺激合成新的蛋白质的基因实现的。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一上网，信息流就会奔涌而来，这不仅会给我们的工作记忆带来过重的负荷，而且还会导致大脑颞叶难以聚精会神地关注任何一件事。巩固记忆的过程也因此而难以启动。而且，因为神经通路具有可塑性，我们上网越多，对大脑适应精力分散状态的训练就越多——非常迅速、高效地处理信息，可是注意力不会持续太久。之所以有那么多人觉得即便远离计算机，我们也难以全神贯注，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的大脑变得善于遗忘而不善于记忆了。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信息存储，实际上这可能是一个追求自我永存、实现自我放大的循环的产物。由于对网络的使用导致我们在生物记忆中保存信息的难度加大，我们被迫越来越依赖互联网上那个容量巨大、易于检索的人工记忆，哪怕它把我们变成了肤浅的思考者。
我们大脑中的各种变化是自动发生的，根本不在我们意识的范围内。但是，这一点并不能免除我们对自己作出的选择应该承担的责任。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点就是我们早已被赋予了控制自己注意力的能力。长篇小说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美国肯尼恩学院2005年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学会如何思考’的真正含义就是要学会训练对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加以控制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对于你选择关注的对象以及你如何从经验当中构建意义，你要有足够的意识和了解。”放弃这种控制，就会陷入“无穷无尽的得而复失造成的永恒痛苦”之中。华莱士在发表那次演说两年之后自缢身亡。作为一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他以其特有的迫切性了解到：在全神贯注地集中注意力这个问题上，我们怎样选择，抑或未能选择，实在是利害攸关。我们主动放弃对自己注意力的控制，会让我们面临极大的危险。神经学家对人脑细胞级和分子级工作机理的所有研究发现无不着重指出了这一点。
苏格拉底对书写产生效应的预测可能错了，但他警告我们，不要认为人的宝贵记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十分英明的。苏格拉底预言将会出现一种能把健忘性“植入”大脑的工具，因而开了一个“不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提醒的处方”。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事实可能会证明，他的这个预言尽管不太成熟，却不是错误的。当我们把互联网作为自己的万能传媒，全身心投入其中的时候，在我们作出的所有牺牲当中，最大的牺牲可能就是专注能力的丧失。互联网本身是一个彼此连接的网络，这是不错的。可是，网络上把在线数据对应的一个个比特连成一体的超链接完全不同于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突触。网络链接只是个地址，只是些简单的软件标签，它只能引导浏览器载入另一个离散的信息页面。它们根本不具备我们的神经突触所具有的有机性和灵敏性。艾瑞·舒尔曼写道，大脑中的神经连接“并非仅仅提供对记忆的访问路径，从很多方面来讲，它们构成记忆”。网络链接不是我们的神经连接，不管我们在网上花多少时间，网络链接永远不会变成我们的神经连接。当我们把自己的记忆外包给机器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把自己智力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包了出去，一道外包出去的甚至还有我们的身份。1892年，威廉·詹姆斯在总结有关记忆的授课内容时说道：“连接就是思考。”可以补充的一点是：“连接就是记忆本身。”
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在《草叶集》（leavesofgrass）的卷首题诗中写道：“我在设计将来的历史。”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会影响他记忆的背景和特征，这是人们早就知道的事实。譬如，生在崇尚个人成就的社会，比起生在强调集体成就的社会，人们往往更能记住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现在发现，正如惠特曼凭直觉感受到的一样，成长环境对记忆的影响是双向的。个人记忆形成并支持着作为文化支撑的“集体记忆”。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博耶（pascalboyer）写道，存储在个体头脑中的内容——事件、事实、概念、技能——不只是构成自我的“与众不同的人格表现”。它还是“文化传播的关键所在”。我们每个人都在表现和设计将来的历史。文化在我们的神经突触中得到支持和延续。
把记忆任务推卸给外部数据库，并不仅仅危及个体的深度和独特个性，还会危及我们共享的社会文化的深度和独特个性。剧作家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eman）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种危险。他写道：“我出身于西方文化传统，在这一文化中的理想（我的理想）就是构建极富教养的、能言善辩的人格，这样的人格构造应该是错综复杂的、密不透风的、‘像教堂那样雄伟的’，也就是以西方文化的全部遗产为模板，在自身内化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人格。”现在可好，福尔曼继续写道：“我在我们全体当中（包括我自己）看到，一种新型的自我取代了错综复杂的内在身份，这是在信息过载和‘唾手可得’的压力之下不断演化的结果。”福尔曼最后总结说，随着我们“深厚文化遗产的内部库存”日趋枯竭，我们面临着变成“扁平人的危险，我们访问那个规模庞大的信息网络时，仅需点击按钮即可，可谓广阔延伸但极其稀薄”。
人类文明不只是互联网所表现出来的“全世界信息”的总和，也不只是可以简化为二进制代码并上传到互联网的所有内容。人类文明要保持勃勃生机，就必须在每一代人所有成员的头脑当中重建。记忆外包，文明消亡。
题外话有关本书写作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本书能够问世，本身似乎就跟书中提出的命题相矛盾。如果说我很难集中精力，无法按照线性思维方式持续关注一个目标，那我是怎样写出这本至少还算连贯的几百页的著作的呢？
这件事做起来确实不容易。2007年年底，在我开始着手写作的时候，我努力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一任务上，结果徒劳无功。互联网一如既往地为我提供了大量的有用信息和搜索工具。可是，网上连续不断的干扰不停打断我的思路和文字组织过程。我的写作过程就像写博文一样，往往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想到哪写到哪，所写内容很不连贯。显然，这种局面应该有个大的改变。次年夏天，我和妻子一道，从波士顿市郊搬到了科罗拉多山区。在我们的新家中，没有手机，上网用的是网速相对较慢的dsl连接业务。我取消了twitter账号，停止使用facebook，关闭了博客。我还关闭了聚合新闻阅读器，减少了对即时通信工具的使用。最重要的是，我减少了电子邮件的使用。长期以来，我几乎每分钟都会去检查一下有无新邮件到达。开始我坚持每小时只检查一次邮箱，可是这样仍然很分散精力，后来我调整了软件设置，在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接收邮件到达提示。
远离原本习以为常的网上生活，带来的可绝不是不痛不痒的感觉。一连几个月，我的神经突触都在为所处的互联网困境而号啕大哭。我有时候会偷偷摸摸地去点击“检查新邮件”按钮，偶尔也会在互联网上“狂欢”一整天。不过，随着上网渴望的逐渐减弱，我发现自己能心无旁骛地坚持打字几个小时了，也能专心致志地通读一篇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了。看起来，一些闲置已久的旧有神经通路正在获得重生，而另一些跟上网有关的新通路正在归于沉寂。我开始有一种更加心平气和、更能掌控自己思路的感觉——越来越不像实验室里按压杠杆的小老鼠，而更像是一个人了。我的大脑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我知道，我的情况没有典型意义。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个性孤僻，因而倾向于选择离群索居的生活。当今时代，绝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网络对他们的日常工作和社会生活极其重要，即使他们想规避网络，肯定也做不到。年轻作家本杰明·昆克尔（benjaminkunkel）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互联网与日俱增的控制力的思考：“互联网倡导者提醒我们说，互联网带来了多样性和便利性，它并没有强迫你做任何事情。事实上，互联网给人的感觉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自由自在地在网上进行自主选择。相反，我们感觉上网行为是被动接受或者历史发展强加于我们的习惯，我们并不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或喜好分配自己的注意力。”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是否还能偶尔读完一本书或写出一本书。他们当然能做到。在开始使用一项智力技术的时候，我们并不会马上就从一种思维模式转向另一种思维模式。人的大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进制形式。智力技术让我们的思维重点发生转移，以此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对那些最早接触某种智力技术的使用者而言，在他们的大脑逐步适应新型传媒的过程中，他们经常能够察觉到自己的关注模式、认知模式和记忆模式所发生的变化。尽管如此，在智力技术变得跟人们的工作、休闲及教育越来越密不可分的过程中，影响最深远的变化发生得较为缓慢，往往会经历几代人的时间。我们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的写作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无论对我们自己，还是对我们的子孙，都应该这样问一问。
就我而言，我已经开始倒退了。本书即将完成的时候，我又让电子邮件的到达提示随时发出，并且重新开始阅读聚合新闻了。我又开始流连于一些新兴网络社交服务，在博客上张贴文章了。最近我还买了一台内置wi-fi联网功能的蓝光播放器，从而可以通过电视机和立体声音响装置，在网站上在线播放音乐、电影或视频。我不得不承认：蓝光播放器太棒了。没有这个东西，我真不知道我能不能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