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是对的。把自己的思想写下来，同时通过读书获得别人的思想，人们逐渐对这样的读写行为习以为常，他们对自身记忆内容的依赖性也随之降低。过去必须存放在脑袋中的东西，逐渐可以存放在陶片、纸卷上，后来又可以存放在书本中了。正如那位伟大的演说家所预言的一样，人们开始把并非“来自本身，而是通过外在标记”获得的内容叫做思想。随着活字印刷术的不断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出版物和文学作品的日渐增多，人们对个人记忆的依赖进一步减弱。图书馆里和个人家中的图书报刊成了大脑生物学仓库的有效补充。人们不必再事无巨细地记住所有内容。他们可以查资料。
不过，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印刷图书的蓬勃发展还有另一重效应，苏格拉底没有预见到这种效应，不过他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在事实、观点、思想和故事方面，图书为人们提供了数量和种类都比以前丰富得多的供应来源，而且深度阅读的方法和文化都鼓励人们努力把书本上的内容记在脑海中。17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地区主教伊西多尔注意到，阅读思想家写在书中的“话语”，“使它们更不容易从记忆中消失”。由于人人都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读书进程，人人都可以自由制定自己的读书纲要，个体记忆这个概念的社会决定属性减弱了，而它作为与众不同的个人观点和个性特质基础的私人化属性加强了。在书籍的启发激励下，人们开始把自己视为自身记忆的作者。莎士比亚就让哈姆雷特把他的记忆称为“自己大脑的书卷”。
写作会让记忆衰退，苏格拉底为此忧心忡忡。按照意大利学者和小说家翁贝托·艾柯的说法，苏格拉底表达了“一种永恒的担忧：新的技术成就总是会废除或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珍贵、有益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价值，而且它们还具有深层的精神价值”。事实证明，对记忆丧失的担忧完全是杞人忧天。书籍的确为我们的记忆提供了补充，不过，正如艾柯所说，书籍也“挑战并改进了记忆，它们并没有弱化记忆”。
荷兰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在他1512年出版的教科书中，重点强调了记忆和读书之间的联系。他敦促学生在书上写评注，看到“感人肺腑的词语，古雅或新奇的措辞，精彩的文体、格言和范例，还有值得记住的评论”，都要用“适当的符号”加以标记。他还主张，所有师生都要随身携带笔记本，笔记内容可以按不同主题排列，“一旦发现值得记下的内容，随时都可以将其写在适当的位置上”。抄写摘录精彩内容，然后定期进行背诵，有助于牢记不忘。摘录引用的段落可以看做从书页当中采撷的“各种花朵”，它们可以在记忆的页面中保存下来。
伊拉斯谟的倡议跟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主张遥相呼应，塞内加也以植物作比喻，以此描述记忆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塞内加写道：“我们应该效仿蜜蜂。通过各种阅读采集而来的不管是什么东西，我们都应该分别收藏在不同的空间内，因为东西分别存放会更好。然后，我们应该勤勤恳恳地运用所有的聪明才智，把我们品尝过的各种各样的花粉混合起来，将其酿成甜美的蜂蜜。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即使外观表象还跟原来一样，其内在本质已经迥然不同于初始状态。”在伊拉斯谟和塞内加看来，记忆是一个大熔炉，它要高于我们记住的所有事情的总和。记忆是经过重新加工的东西，它本身是独一无二的。
伊拉斯谟劝告每个读者随身携带笔记本，摘抄那些值得铭记在心的精彩段落，这个建议得到了人们的热情支持，遵照执行者众多。这样的笔记本后来被称为“备忘录”。在文艺复兴时期，备忘录变成了学校里的固定配备，所有学生人手一本。到17世纪时，备忘录的使用范围已经不限于学校。要培养一个有教养的人，备忘录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工具。1623年，英国哲学家培根评论说，“一本精彩而内容广泛的备忘录摘要”可以为“大脑记忆提供非常有效的帮助”，“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会比它更有用”。他写道，备忘录是把书面作品铭记在心的辅助手段，一本保存完好的备忘录可以“为发明创造提供素材”。根据美利坚大学语言学教授内奥米·巴伦（naomibaron）的说法，在整个18世纪，一位“绅士的备忘录”既是“他智力发展的媒介”，又是“他智力发展的编年史”。
到了19世纪，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备忘录的普及性降低了。及至20世纪中叶，人们对记忆本身的偏爱也开始减弱。进步教育家把做笔记当做不文明时代的历史残余，将这个习惯逐出了教室。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个人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激发因素的备忘录，逐渐被看成了想象力的障碍物，后来干脆被认为是对智力的浪费。整个20世纪，都在不断引进新型存储介质——录音带、录像带、缩微胶卷、复印机、计算器、电脑磁盘，这些存储介质极大地拓展了“人工记忆”的范围和可用程度。把信息装进自己脑袋的重要性似乎越来越低。在互联网上，无穷无尽的数据可以轻松检索，这项技术的出现不仅引起了我们对记诵的看法进一步的改变，也引起了我们对记忆本身看法的进一步改变。互联网很快就被看成个人记忆的替代物，而不仅仅是补充品。今天，人们谈到人工记忆时已经习以为常，仿佛人工记忆已经和生物记忆没有任何区别一样。
《连线》杂志观察家克莱夫·汤普森（clivethompson）把互联网称为“体外大脑”，说它正在接替以前由体内记忆扮演的角色。他说：“我们几乎已经放弃记住任何东西的努力，因为我们可以立刻在网上找到这些信息。”汤普森提出：“把数据任务交给硅晶体，我们可以解放自己的大脑，让其执行急中生智、奇思妙想之类更加‘人性化’的任务。”戴维·布鲁克斯（davidbrooks）是《纽约时报》一位很受欢迎的专栏作家，他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写道：“我过去认为信息时代的魅力就是允许我们知道得更多，可是后来我认识到，信息时代的魅力是允许我们知道得更少。它为我们提供了‘外部认知奴仆’——半导体存储系统，网上协作过滤功能，消费者偏好分析算法，联网知识系统。我们可以让这些奴仆挑起重担，而把自己解放出来。”
彼得·苏德尔曼（petersuderman）经常在《美国风景》（americanscene）杂志上发表文章。他认为，由于我们或多或少地跟互联网建立了永久联系，“利用大脑存储信息不再是高效的办法了”。他说，记忆功能现在应该像个简单的索引，只需为我们指出网上的位置，让我们在需要信息的时候能够找到信息就够了。“当你可以用大脑装下通向整座图书馆的快捷指南的时候，何必还要记住一本书的内容呢？我们现在不是要记住信息，而是要实现信息的数字化存储，只需记住我们存储了什么即可。”苏德尔曼说，由于网络一直“教导我们像它那样思考”，我们最终只会在自己的头脑中保存“相当少的深层知识”。技术作家唐·泰普史考特说得更直白。他说，既然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轻松一点”就可以查找任何内容，那么，“记诵长篇段落和历史事实”就是陈腐过时的做法。记诵就是“浪费时间”。
计算机数据库为个人记忆提供了一个有效甚至更好的替代品，我们信奉这样的观念实在不足为奇。有关大脑认识的流行观点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变迁，这一变迁随着上述观念的出现而达到高潮。由于我们用来存储数据的机器容量更大、灵活性更强、响应更及时，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人工记忆和生物记忆混为一谈了。虽然如此，那种观念还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发展。此前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认为记忆可以“外包”的观点都是无法想象的。对古希腊人而言，记忆是一位女神：摩涅莫辛涅，她是缪斯的母亲。在奥古斯丁看来，记忆是“宏大而无尽的奥秘”，是上帝之力在人身上的反映。自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启蒙运动时期，事实上，一直到19世纪末，有关记忆的古典观念一直没有改变。1892年，威廉·詹姆斯在给一些教师讲课时宣称：“记忆的艺术就是思考的艺术。”当时，他是在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如今，他的说法看来已经过时了。记忆不仅丧失了神性，而且正在丧失人性。记忆女神变成了一台机器。
把人脑描述成电脑，我们接受了这样的隐喻。我们对记忆的看法发生变化，这是那个隐喻深入人心的又一个明证。如果说生物记忆像计算机硬盘那样工作，把以比特为单位的数据存放在固定位置上，以这些数据作为大脑计算的输入内容，那么，卸下存储负担，把这个任务交给网络，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就像汤普森和布朗克斯所说的一样，这是对人的解放。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容量大得多的记忆体（存储器），同时也清空了我们的大脑空间，以便执行更有价值甚至“更加人性化”的计算任务。这个比喻简单明了，很有说服力，而且比起把记忆比做花朵标本册和蜂巢中的蜂蜜的说法，似乎更“科学”。但是，我们在后互联网时代关于人类记忆的新观念存在问题。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20世纪70年代早期，埃里克·坎德尔以实验证明了“神经突触会随经验改变”。在此之后的很多年里，他继续致力于海参神经系统的研究。不过，他研究工作的焦点改变了。触摸海参时，它的鳃会退缩，坎德尔的研究开始超越这样简单的反射反应，转向大脑如何保存记忆信息之类复杂得多的问题。坎德尔特别想搞清楚神经科学领域一个最让人困惑的重要问题：我们清醒的时候，工作记忆的内容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大脑究竟是怎样把这类转瞬即逝的短期记忆准确无误地转变成可以终生不忘的长期记忆的呢？
我们大脑中的记忆类型不止一种，这是自19世纪末以来神经学家和心理学家公认的事实。1885年，德国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hermannebbinghaus）以自己作为唯一的实验对象，开展了一系列让他精疲力竭的实验。在实验中，他让自己记住2000个毫无意义的单词。艾宾浩斯发现：记忆单词的能力会随学习单词次数的增加而增强，而且一口气记住6个单词要比同时记住12个单词容易得多。另外他还发现，人的遗忘过程有两个阶段。背完单词一个小时之后，大部分单词很快就从记忆中消失了，不过一小部分单词保留在记忆中的时间会长得多——这些单词会逐渐消失。艾宾浩斯的实验结果让威廉·詹姆斯在1890年得出了记忆有两种的结论：在事件激发之后很快就会从头脑中消失的“初级记忆”，以及在大脑中留存时间不确定的“次级记忆”。
大体与此同时，针对拳击手的研究揭示：头部所受的震荡性打击会导致逆行性遗忘，它会把此前几分钟或数小时内存在大脑中的所有记忆抹掉，而更早之前的记忆则完好无损。癫痫病患者病情发作之后，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现象。这类观察结果暗示我们，记忆在形成之后的一小段时间内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甚至那些很牢固的记忆也是一样。初级记忆或说短期记忆要转化为次级记忆或说长期记忆，看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19世纪90年代末，德国的另外两位心理学家格奥尔格·缪勒（georgmüller）和阿尔方斯·匹尔捷克（alfonspilzecker）开展了很多心理学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为上述假说提供了支持。他们对艾宾浩斯的实验加以改变，让一些人记诵一列没有意义的单词。一天后，对这组实验对象进行测验，结果发现他们都记住了那些单词。两位研究者随后对另一组实验对象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不过这次要求他们学完第一列单词之后，马上开始学习第二列单词。在第二天的测验中，这组实验对象记不起第一列单词。缪勒和匹尔捷克后来又进行了一次总结实验，这次又对实验安排作了调整。第三组实验对象跟前面两组一样，首先被要求记住第一列单词。间隔两个小时之后，再让他们学习第二列单词。这组实验对象跟第一组一样，在第二天回忆第一列单词时几乎没有什么问题。缪勒和匹尔捷克得出结论：记忆在大脑中固定下来，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短期记忆不会立即变成长期记忆，而且记忆的巩固过程是很脆弱的。只要有任何中断，不管是大脑要做的工作，还是简单的分神，都会把萌芽状态的记忆内容从头脑中清除。
后续研究证实了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两种记忆形式的存在，并且为前者转变为后者的巩固阶段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学家路易斯·弗莱克斯纳（louisflexner）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他给老鼠注射抗生素，阻止细胞产生蛋白质，之后他发现这些小动物无法形成长期记忆（记住在迷宫中行走时如何避免遭受电击），但是能继续存储短期记忆。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清楚：长期记忆并不只是短期记忆的强化形式。这两类记忆的生物过程是不同的。存储长期记忆需要合成新的蛋白质，而存储短期记忆不需要。
坎德尔深受自己前期奠基性海参研究结果的启发，他把一组优秀的研究者招至麾下，包括生理心理学家和细胞生物学家，帮他研究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在物质层面的运作方式。在海参学习适应刺戳和电击等刺激的过程中，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跟踪海参神经信号的传导路线，“一次关注一个细胞”。他们很快就证实了艾宾浩斯观察得出的结论：一种经验重复的次数越多，对这种经验的记忆维持时间就越长。重复可以促进记忆。在研究重复对单个神经细胞和神经突触造成的影响时，他们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异的东西：突触内神经递质的浓度改变了，从而引起神经细胞之间已有连接强度的改变。不仅如此，在神经细胞上还长出了全新的突触终端。换言之，长期记忆的形成不仅涉及生物化学变化，而且涉及解剖学上的变化。坎德尔认识到，这一发现解释了巩固记忆需要新的蛋白质的原因。在细胞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中，蛋白质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海参相对简单的记忆通路当中，解剖学上的变化是很广泛的。研究人员在一次实验中发现，在长期记忆巩固之前，某个感觉神经元大约有
1300个突触连接，分别连接到其他25个神经元上。其中只有40%的突触连接处于活跃状态，也就是说正在产生神经递质，以此发送神经信号。长期记忆形成之后，神经连接的数量翻了一番还多，达到2700个，而且处于活跃状态的比例也从40%增加到60%。只要长期记忆存在，新的神经连接就会保持。当记忆衰退的时候——不再继续重复相关经验，神经连接的数量最终又减少到大约1300个。即使在记忆内容被忘掉之后，神经连接的数量仍然会比原来多一点，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第二次学东西比第一次更容易。
坎德尔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追寻记忆的痕迹》（insearchofmemory）中写道，通过新一轮海参实验，“我们第一次看到，大脑当中神经突触连接的数量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学习而改变！而且，只要解剖学上的变化能够维持，长期记忆就能继续保持”。这一研究还揭示了两种类型的记忆在生理学上存在的根本差异：“短期记忆会加强或弱化先前存在的神经连接，从而引起突触功能的改变；长期记忆则需要发生解剖学变化。”坎德尔的研究发现跟梅尔则尼奇及其他科学家在神经可塑性方面的研究结果吻合得天衣无缝。巩固记忆会引起生物化学变化和结构变化，这个规律并不限于海参，进一步的实验结果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变化也会发生在包括灵长类动物在内的其他动物身上。
坎德尔和他的同事在细胞水平上解开了有关记忆的一些谜团。现在，他们还要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细胞内部的分子活动过程。正如坎德尔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些研究人员“正在进入完全未知的领域”。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短期记忆形成过程中神经突触发生的分子变化。他们发现，这个过程涉及的变化远远超出神经递质——在这种情况下是谷氨酸——从一个神经元到另一个神经元的传递，被称为中间神经元的其他细胞也会参与其中。中间神经元产生神经递质血清素，血清素可以调整突触连接，调节释放到神经突触的谷氨酸量。坎德尔与詹姆斯·施瓦茨（jamesschwartz）和保罗·格林加德（paulgreengard）两位生物化学家携手合作，他们发现突触调整是通过一连串的分子信号发生的。中间神经元释放的血清素与神经元突触前膜上的受体结合，从而启动一个化学反应，该化学反应引导神经元产生环腺苷酸。环腺苷酸又会激活蛋白激酶a，这是一种催化酶，可以刺激细胞向神经突触释放更多的谷氨酸，从而加强突触连接，延长神经元链条上的电活性，并让大脑能够在几秒钟或几分钟的时间内维持短期记忆不丢失。
持续时间如此短暂的短期记忆是怎样转变成长期记忆的？弄明白这个问题是坎德尔面临的下一个挑战。记忆巩固过程的分子基础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进入遗传学领域。
1983年，声名卓著而又财力雄厚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邀请坎德尔与施瓦茨及哥伦比亚大学神经学家理查德·阿克塞尔（richardaxel）一道，牵头成立分子认知研究小组，研究基地设在哥伦比亚大学。这个研究小组很快就从海参幼体上成功获取神经元，然后利用这些神经元作为实验室里的组织培养基，让它们生发出包含突触前神经元、突触后神经元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神经突触在内的基本神经通路。为了模拟具有调节功能的中间神经元的行为，科学家把血清素注入培养基。不出所料，注入一次血清素，就会触发释放一次谷氨酸，从而引起突触连接的轻微加强，而这正是短期记忆的特征。相形之下，分别注入5次血清素，已有突触的强化效果会持续数天，并且还能刺激形成新的突触终端——这是长期记忆对应的变化特征。
重复注入血清素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蛋白激酶a和另外一种叫做map的酶一起，从神经元的细胞质进入细胞核。蛋白激酶a在那里激活一种被称为creb-1的蛋白质，而这种蛋白质又会开启一组基因，这些基因负责合成生发新的突触终端所需要的蛋白质。与此同时，map会激活另外一种蛋白质creb-2，这种蛋白质会关闭一组抑制新的突触终端生长的基因。经过一个细胞“标记”的复杂化学过程，最终发生的突触改变集中表现在神经元表面的特定区域，而且这种变化结果可以经久不衰。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涉及化学性、基因性信号传输和相应变化的复杂过程，神经突触才能够把记忆内容保持若干天甚至若干年。坎德尔写道：“新的突触终端的生长和维持让记忆持久。”由于大脑具有可塑性，我们的经验是怎样持续不断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个性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上述过程也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为了形成长期记忆，必须开启一个基因。这个事实清楚地说明，基因不只是简单地决定着行为，而且会对学习之类的环境刺激作出反应。”
可以说，海参的智力生活并不是特别令人激动。坎德尔和他的团队所研究的记忆通路十分简单。海参身上发生的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内隐记忆，这是一种对以往经验的无意识记忆，在完成反射活动或者复习已经学会的技能时，这种记忆内容会自动回忆起来。海参收缩鳃的时候，会调动内隐记忆。人在打篮球或骑自行车的时候，也会调用内隐记忆。坎德尔解释说，内隐记忆“是直接通过行为回忆起来的，不需要有意识的努力，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调动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