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这场争执清楚地表明世界上的图书都将被数字化，而且这一行动可能很快就会展开。有关“谷歌图书搜索”计划的争论与把印刷图书扫描纳入数据库这一行为的明智性毫无关系，争论涉及的是这个数据库的控制权和商业化问题。对于达恩顿所说的那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不管谷歌公司最终能否成为唯一的经营者，这个图书馆都会开工建设。这个图书馆里的数字图书必将通过互联网进入世界上的每一个图书馆，它们迟早会把那些有形图书挤下书架。制造“网上能现身、可检索”的图书将带来巨大的实际利益，很难想象有谁会反对这种努力。古旧书籍的数字化已经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激动人心的新渠道。有人预见将会出现历史发现的“二次复兴”。正如达恩顿所说，“数字化，我们必须做”。
可是，把印刷书籍转变成网上图像的必然性不应该阻止我们去考虑由此带来的副作用。让一本书现身网络，而且能在网上检索，这同时也是对它的肢解。文本的内容凝聚力和论证、叙述的线性全都被抹掉了。古罗马的那位匠人在创制第一部书籍时连缀在一起的东西散落开了。本身就是书籍“含义的一部分”的寂静安宁也牺牲了。在“谷歌图书搜索”提供的服务中，环绕每个网页和片段的是一连串的链接、工具、标签和广告，每一项都在期待着瓜分阅读者的注意力。
对谷歌公司而言，他们始终认为效率就是终极利益，“让用户真正地快进快出”是他们须臾不离的执著愿望，给图书松绑是一桩只赚不赔的买卖。“谷歌图书搜索”业务主管亚当·马西斯（adammathes）承认，“没上网的图书通常会有生机勃勃的生命”。但他又说，它们能“在网上活出更加令人振奋的样子”。对一本书来说，更加令人振奋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呢？能在网上检索只是个开始。谷歌公司希望把网上数字图书的内容“切成薄片，剁成小块”，让我们进行“链接、分享和整合”等在网页内容中司空见惯而“在有形图书上无法做到”的操作。谷歌公司已经引入一种编辑工具，“让你轻而易举地把从公共图书中摘录的章节和段落加到自己的博客或网站上”。谷歌公司还开发了一种他们自己称为“热门段落”的服务，汇集书中被人们频繁引用的精彩部分的简短摘录。据谷歌公司说，有些图书已经开始显示出“文字云”的模样，读者可以“在10秒钟内研究完一本书”。对这样的工具大发牢骚是愚蠢可笑的，这些工具都是有用的。但是，这些工具也清楚地表明：对谷歌公司而言，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是一部独立完整的文学作品，而在于它是一堆有待挖掘的数据。谷歌公司急于建成的伟大图书馆不应该跟我们现在认识的图书馆混为一谈，那不是一个收藏一本本图书的图书馆，而是一个存放一块块碎片的集中地。
谷歌公司为了给阅读带来更大的功效而不遗余力，讽刺的是，这种努力破坏了图书技术曾经给阅读以及我们的思想带来的那种最重要的功效。在羊皮纸上书写的形式把我们从解析连写文本的苦差事中解放出来，使我们可以变成深入的阅读者，把自己的心思和脑力用于对文本含义的解释。有了屏幕显示的书面内容，我们仍然能够快速解析文本，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我们读得比以往更快了。可是，这样的阅读不再引导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文本内涵个人化的深刻理解。相反，我们总是急匆匆地寻找另一条相关信息，然后又是另一条，另一条。对“相关内容”的剥离开采取代了对文本含义的缓慢发掘。
那是1884年一个暖洋洋的夏日清晨，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上，一位具有远大抱负的名叫霍桑的小说家正坐在树林中的一小块空地上，这是郊外一个以沉睡谷闻名的异常安宁的所在。霍桑陷入了沉思，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考那些转瞬即逝的感想和印象，他正在把自己变成“超验主义”运动领袖爱默生在8年前所说的“透明的眼球”。据霍桑当天所做的笔记记载，他看到“阳光是怎样穿过树影而不停地闪烁，树影又是怎样把阳光抹掉，他一直在想象那种愉悦和沉思相伴而生的欢快心情”。他感觉有一阵微风吹过，“微风似乎发出最最轻微的叹息，然而这声叹息却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似乎竟能以其轻柔、空灵的凉爽穿透肌肤，沁人心脾，让灵魂感受到微风的吹拂，带着温柔的喜悦微微震颤”。他从微风中嗅到一丝“白松的芬芳气味”。他听到“村子里的钟声正在敲响”，“远处的割草人正在磨镰刀”，“隔着适当的距离听上去，尽管会有这些劳作的声响，可是却平添了悠然自得者感受到的安宁，所有这一切全都融入了他本身的沉思冥想之中”。
突然，他的沉思被打断了：
可是，你听！火车汽笛鸣响了，是那种长长的尖叫声，比所有刺耳的声音更刺耳，即使隔着一英里的距离，也无法让声音变得柔和。汽笛讲述的是忙人们的故事，他们是来自繁华大街的城里人，要在乡间待上一天——他们都是生意人，简言之，他们都是躁动不安的。火车发出如此惊人的尖叫实在不足为奇，因为它把那个喧嚣的世界带进了我们这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安宁世界。
利奥·马克斯（leomarx）在研究技术对美国文明造成的影响这一主题的经典著作《花园里的机器》（themachineinthegarden）中，开篇讲述的就是霍桑在沉睡谷中经历的那个早晨。马克斯认为，作者的真正主旨是“心灵深处的风景”，尤其是“两种意识状态之间的对比”。树林中的空地为这位孤独的思想家提供了“一块独一无二的免受打扰的绝缘地”，一处用于沉思冥想的保护区。喧闹的火车来了，满载着那些“忙人们”，它带来了“与工业主义的发端密切相关的心灵上的不和谐音符”。沉思冥想的头脑完全被喧闹世界中机械式的忙碌压倒了。
谷歌公司和其他互联网公司都强调信息交流的效率，将其作为智力进步的关键，这种想法一点也不新鲜。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它一直都是智力发展史上共同的主题。美国超验主义学派以及之前的英国浪漫主义学派提出，真正的启迪和领悟只能通过沉思和自省获得。对于这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效率至上的思想就是一个异常强大而又从未中断的对照。两种观点长期对立，这是马克斯所说的“机器”和“花园”——工业理想和田园理想——之间更广泛冲突的表现。在现代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工业理想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按照霍桑的理解，效率至上的工业理想一旦搬到精神领域，就会对崇尚沉思冥想的田园理想构成潜在的致命威胁。这并不意味着促进信息的快速发现和快速检索不好，那并不是坏事。大脑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既能准确找到并迅速解析各种信息，又能无拘无束地沉思冥想。既要有高效率地收集数据的时间，也要有低效率地沉思冥想的时间；既要有操作机器的时间，也要有闲坐田园的时间。我们既要能在谷歌那个“数字世界”中积极工作，也要能退隐到沉睡谷中静思遐想。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正在丧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从精神上说，我们处于永恒的运动当中。
文学精神如今面临威胁，似乎势必要变成陈腐过时的东西。其实就在活字印刷把文学精神逐步变成大众精神的过程中，上述进程就已经开始了。在图书、期刊大量涌向市场的时候，人们第一次感到像是要被信息淹没了。罗伯特·伯顿（robertburton）在他1628年出版的经典名著《忧郁的剖析》（ananatomyofmelancholy）中描述了17世纪的读者面临的“图书带来的极大混乱”：“我们深受书籍的折磨，眼睛看得发痛，手指翻得发痛。”在更早之前的1600年，另一位英国作家巴纳比·里奇（barnabyrich）抱怨道：“当今时代有一个最大的毛病，那么多的书充斥着世界，让这个世界不堪重负，以至于根本无法感受领悟世界上每天发生的那些闲情逸事。”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一直都在迫不及待地寻求新途径，让我们每天面对的混乱信息变得更有秩序。几百年来，个人信息管理方法的发展趋势就是简单易行、人工操作、各不相同——登记上架，按序排列，注解评点，分门别类，建立索引，按图索骥。在图书馆、大学、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对于信息的排序和存储还有更加周密详细的制度性安排，不过，这些制度仍然主要由人工实施。到了20世纪，随着信息洪流的加大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进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机构，管理信息的方法变得更加精细化、系统化，并且自动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开始指望导致信息超载问题进一步恶化的那些机器来缓解这个问题。
在一篇引起广泛讨论的文章中，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为现代化信息管理方法确定了基调，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诚如所思”（aswemaythink），文章发表在1945年的《大西洋月刊》上。布什是一位电气工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很担心科学家无法跟上与自己工作有关的信息的发展，从而阻碍科技进步。他写道，不断发表的新资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利用这些资料的现有能力。人类经验的总结正在以极高的速度扩展，而我们在随之出现的知识迷宫中穿行，寻找重要知识条目的手段还跟帆船时代所用的方法一样”。
不过布什提出，从技术上解决信息超载问题的方案已经喷薄欲出：“这个世界已经进展到廉价而又复杂的机器设备具有高度可靠性的时代，有些结果注定会由此产生。”他提出了一种个人使用的新型资料分类机的设想，这种叫做“麦麦克斯存储器”的机器不光对科学家有用，而且对任何需要进行“逻辑思维”的人都很有用。布什写道，机器装在桌子里，“是一个把个人全部（缩微形式的）藏书、报告和函件存入其中的装置，而且由于是机械化设备，能以极高的速度和极大的灵活性提供参考资料”。桌面上是“半透明的显示屏”，可以在上面投映机器中存储的资料，同时还可以显示“键盘”和“按钮组合”，这些工具可以帮助人们浏览数据库。这种机器的“本质特征”就是能把不同信息联系起来的“关联索引”功能：“通过任何一个条目，都可以马上自动选择另一个条目。”布什强调，“把两样东西联系起来”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布什根据自己设想的麦麦克斯存储器，预见到个人电脑和万维网上超媒体系统的出现。他那篇文章给许许多多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研发人员带来了灵感，受此启发的包括早期投身超文本研究的著名计算机工程师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engelbart）和苹果公司hypercard系统发明人比尔·阿特金森。不过，即使布什的先见之明已经实现，而且效果远远超过他终其一生所能想象的情况——我们被麦麦克斯存储器的子孙后代们重重包围，可信息过载这个他希望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事实上，情况比以前更糟了。戴维·利维观察评论说：“至于布什提出的那个问题，个人数字信息系统和全球超文本技术的发展非但没能解决，反而使问题更加恶化了。”
回顾过去，问题没能解决的原因显而易见。计算机网络极大地降低了创建、存储及分享信息的成本，网络呈现给我们的可用信息远远超过以往人们能够得到的信息。诸如谷歌之类企业开发的搜索信息、过滤信息以及发布信息的计算机工具功能强大，确保我们随时都会淹没于即时信息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信息数量远远超出大脑的处理能力。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搜索工具和过滤工具的日趋精确，相关信息汇成的洪流只会继续加强。越来越多能给我们带来利益的信息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信息过载已经成了一个永恒的痛苦折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只会弄巧成拙，雪上加霜。我们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加大扫描和略读的比重，越来越依赖那些奇妙的机器，而这些机器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利维写道，今天我们“可利用的信息规模空前，可是使用信息的时间变少了——特指通过深入思考使用信息的那种方式”。明天，情况会更加糟糕。
按照人们过去的理解，对人类思想最有效的过滤器是时间。1858年，爱默生在题为“书”（books）的文章中写道：“最好的读书方法是师法自然，而不是机械的阅读方法。”所有作家都得“把自己的作品提交到时间老人面前，他坐在那里评判高下。10年之后再看，值得再版重印的作品九牛一毛。再版作品继续交由时间评判，所有的舆论之风都会对其吹刮扬弃，不等到20年之后，甚至100年之后再版重印，就不能说经过了精挑细选”。我们不再有静待时间之风吹刮扬弃的耐心了。时时刻刻淹没在与直接利益挂钩的信息洪流之中，我们除了求助于自动化的过滤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这种自动化的过滤器毫不犹豫地把过滤特权授予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在互联网上，舆论之风变成了强力旋风。
等到火车卸下那些忙人，冒着滚滚蒸汽开出康科德火车站，霍桑极力想要回到刚才那种沉思状态，可是徒劳无功。他瞥了一眼脚下的蚁丘，“像个坏蛋天才一样”，他抓起一把沙粒，狠狠地扔过去，堵上了蚂蚁进穴的入口。他看到一只蚂蚁从“公事或私事”中脱身返回，正在苦苦思索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变故：“它的动作表达出怎样的惊讶、怎样的匆促、怎样的困惑啊！对它而言，引发这出恶作剧的那种力量必定是不可理喻的！”不过，霍桑的注意力很快就从对蚂蚁痛楚的关注中移开了。他发觉树影和阳光摇曳闪烁的样子有了变化，于是就抬头仰望“散布天空当中”的云朵，通过它们变动不居的形式看清了“乌托邦梦想留下的一地碎片”。
200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邀请拉里·佩奇在他们的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这一会议是美国声望最高的科学大会。佩奇的演讲漫无主题，即兴而发。不过，这次演讲引人入胜，让我们有机会一窥这位年轻企业家的内心世界。佩奇的灵感还是来自类比，他跟听众分享了自己对人类生命和人类智力的认识。他说：“我的看法是，假如你看看自己的程序，也就是你的dna，其中压缩存储的信息大约是600兆。这个数字比任何一种现代操作系统都要小，比linux系统小，比windows系统小……其中当然包括了大脑启动功能。因此可以说，你的程序算法并不是那么复杂，（智力）或许更像是全面计算。”
数字计算机早就取代钟表、喷泉和工厂机器，成为我们解释大脑组成结构和工作方式时的首选比喻。我们对使用计算机术语描述大脑的做法早已习以为常，有时甚至都不认为那是在打比方。（我在本书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通路”、“布线”、“输入”及“编程”等术语用于大脑。）但是，佩奇的观点走向了极端。在他看来，人脑不仅跟电脑相似，而且本身就是电脑。谷歌公司为什么会把智力等同于数据处理效率？佩奇的假设费了半天唇舌，为的就是解释个中原因。如果说我们的大脑是计算机，那么智力就可以简化为生产效率问题——通过颅腔内的芯片，以更快的速度处理更多的数据。人的智力变得跟机器的智力没有区别。
佩奇从一开始就把谷歌搜索引擎看做人工智能的雏形。他在2000年接受采访时谈道：“人工智能是谷歌搜索引擎的最终形态，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与这个目标相去甚远。然而，我们会逐步接近这一目标，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在那个时候，离谷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还早得很。2003年，佩奇在斯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对公司雄心壮志的描述往前推进了一步：“终极版本的搜索引擎就是像人一样聪明的东西——甚至比人还要聪明。”谢尔盖·布林说自己上中学时就开始编写人工智能程序，他跟自己的伙伴一样热衷于创造一台真正会思考的机器。2004年，布林告诉《新闻周刊》记者：“如果你能把世界上的所有信息都直接放进自己的大脑，或者说放进比你的大脑更聪明的人工大脑，那肯定会比现在好得多。”就在那个时间前后，布林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提出，“最终的搜索引擎”会跟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中的超级计算机哈尔非常相似。他说：“哈尔把飞船的控制者置于死地，我们现在有希望彻底杜绝这种程序漏洞，让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不过，这正是我们现在努力奋斗的目标，而且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
对大多数人而言，建造一个像哈尔那样的人工智能系统，这个愿望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可是，对腰缠万贯且有众多程序员和工程师集结麾下的两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计算机科学家来说，那是一种十分自然甚至令人敬佩的雄心。谷歌公司是一家以科技为立足点的企业，用施密特的话说，激励谷歌公司前进的是一种“用技术解决那些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的愿望，而人工智能就是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布林和佩奇怎么会不想成为破解这一难题的人呢？
如果我们的大脑由人工智能加以补充甚至取而代之，我们都会“比现在好得多”，他们这个轻描淡写的假设引发的不安丝毫不亚于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谷歌公司坚定不移地秉持泰勒主义信仰，他们认为智力就是一个机械过程的结果，就是一连串可以分离、测量和优化的步骤，上述假设突出强调了这一事实的确定性和必然性。20世纪的哲学家京特·安德斯曾经说过：“人是生出来的而不是造出来的，他们为此感到羞愧。”我们可以从谷歌公司创始人的声明当中感受到那种羞愧以及由羞愧引发的雄心。谷歌公司的世界就是我们上网时进入的那个世界，深度阅读对应的寂然凝虑，冥思遐想对应的天马行空，在这个世界都找不到落脚之地。模糊不是通向真知灼见的入口，而是一个有待修补的缺陷。人脑只不过是一台陈旧过时的电脑，需要更换速度更快的处理器和容量更大的硬盘——还需要采用更好的算法来掌控它的思考过程。
“人类为了让计算机网络更易于操纵而做的所有事情，同时也会出于不同的原因，让计算机网络更容易操纵人类。”乔治·戴森（georgedyson）在1997年出版的人工智能发展史研究专著《机器中的进化论》（darwinamongthemachines）中如是写道。该书出版8年之后，戴森应邀来到谷歌公司总部，在纪念约翰·冯·诺伊曼伟大成就的会议上发表演讲。冯·诺伊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家，他以阿兰·图灵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1945年为第一台现代计算机的诞生拟订出了详细计划。戴森人生中的很多时间都用来思考计算机的内在生命，对他来说，谷歌之行肯定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毕竟那是一个热切盼望动员包括很多世界一流计算机科学家在内的庞大资源，力图创造一个人工大脑的企业。
可是，谷歌之行给戴森留下了诸多烦恼。他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提到了那次经历，他记起了图灵在《计算机器与智能》那篇论文中发出的警告。我们创造智能机器的企图百折不挠，而那位天才数学家写道：“我们不应该不知敬畏地篡夺上天创造灵魂的权利，我们的权利不能超越繁衍后代。”戴森随后提到了“一位异常敏锐的朋友”在他之前访问谷歌总部后所作的评论：“我觉得那种欢快愉悦简直难以言表。欢乐的金毛犬在草坪上的喷水器之间慢慢地跑来跑去。人们面带微笑，挥手致意，到处都能看到玩具。谁要说不可思议的邪恶之事正在某处阴暗角落里发生，我会毫不犹豫地表示怀疑。如果恶魔要来，藏在什么地方好呢？”尽管这种反应有些极端，不过也是可以理解的。谷歌公司有万丈雄心，有雄厚资金，有在知识世界中一统天下的帝国计划，它是一个盛放我们的忧惧和希望的天然容器。布林坦承：“有些人说谷歌是上帝，另一些人说谷歌是恶魔。”
那么，谷歌总部大楼的阴暗角落里潜藏着什么呢？人工智能马上就要到来吗？硅霸王已经兵临城下了吗？大概不是。1956年夏天，人工智能领域的首次专题学术会议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计算机很快就能复制人的思想，在那个时候，这似乎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根据会议报告的描述，出席那次为期一个月的学术会议的数学家和工程师认为，“原则上来说，学习的所有方面和智能的任何特征都可以描述得极其精确，因此完全能够制造出一台机器，对此进行模拟”。那不过是编写正确的计算机程序，把大脑思考的意识过程翻译成算法步骤的问题。可是，尽管有此后多年的不懈努力，人类智能的工作方式还是一直无法精确描述。在达特茅斯会议召开以来的半个世纪里，计算机技术一直都在飞速进步。然而，以人的标准衡量，计算机还是呆若木鸡。我们这种“会思考”的机器还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考虑什么。时至今日，刘易斯·芒福德在1967年所说的“没有一台计算机能凭自己的智谋创造出一个新符号”的论断还是像当年一样千真万确。
不过，人工智能的鼓吹者一直没有放弃，他们只是转移了焦点。编写软件程序，完全复制人类学习过程和人类智力的其他明确特征，他们基本上抛弃了这一目标，而是试图在计算机的电路中复制人脑内数十亿个神经元之间此起彼伏的电信号，他们相信这样一来智能就会从电脑中“显现”，正如思想会从人脑中显现一样。按照佩奇的说法，如果能彻底搞懂“全面计算”，那么智能算法就可以自我编写。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是美国发明家，也是一位未来学家，他在199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的是库布里克的那部电影《2001太空漫游》。库兹韦尔在文章中认为，一旦我们能够极其详细地扫描大脑，从而“确定大脑不同区域神经元之间彼此联系的体系结构”，我们就能“设计出运作方式跟人脑类似的模拟神经网络”。库兹韦尔总结说，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像哈尔那样的大脑，不过我们能准确描述怎样做到这一点”。
没有多少理由能让我们相信，在酝酿催生智能机器这个问题上，事实会证明这种新方法将比旧方法更有成效。这个新方法同样是建立在简化假设上的。他们想当然地认为，人脑就像电脑那样按照同样刻板的数学规则运作，换句话说，就是人脑和电脑讲同样的语言。但是，这是一个出自我们主观愿望的谬论，目的是用我们理解的道理去解释我们不理解的奥秘。冯·诺伊曼本人就对信奉这一谬论的受害者发出过警告。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写道：“谈论数学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可能是一种次要语言，这种语言是建立在我们中枢神经系统真正使用的主要语言的基础之上的。”无论神经系统使用什么样的语言，“这种语言都必定跟我们在数学上明确而有意识地使用的语言存在显著差异”。
在一个精确设计的“体系结构”中，大脑和思想分别以两个彼此分离的层次存在，这也是一个谬论。神经可塑性领域的研究先驱已经向我们表明，大脑和思想精巧而微妙地彼此缠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009年，艾瑞·舒尔曼（arischulman）在《新亚特兰蒂斯》（newatlanti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思想不像电脑”（whymindsarenotlikecomputers）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所有迹象无不表明，思想不是像电脑那样清楚分明的层次结构，它是一个组织结构和因果关系缠结交织的层次结构。思想的变化会引起大脑的变化，反之亦然。”要想在计算机上创建一个能准确模拟人脑思想的模型，就需要完全复制“既能影响思想，又受思想影响的所有大脑层级”。由于我们根本无法解开大脑层次结构的谜团，更不要说弄清大脑各个层级的行为方式和交互作用了，构建人工思想如果不是永远停留在主观愿望上，至少在今后若干代人的生活中很难实现。
谷歌既不是上帝，也不是恶魔。如果说谷歌总部大楼里有阴影，那也不过是妄自尊大产生的错觉。烦扰谷歌公司创始人的，不是创造一种智谋超过自己创造者的绝佳机器这一孩子气十足的热切愿望，而是对产生这样一种愿望的人类思想的狭隘认识。
巴别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当时人类联合起来兴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名为巴别塔。为了阻止人类的计划，上帝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他们相互之间无法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译者注
“透明的眼球”是爱默生的一个重要隐喻，是一种自我观、世界观和生存境界的艺术表述，是爱默生的哲思和诗情的集中体现。“透明的眼球”有多种功能——灵视功能、环视功能和透视功能，能够“把天赋转换为实际能力”，而这类“实际能力”则主要包括坚守信仰的能力、整合文化资源的能力和进行社会批判的能力。“透明的眼球”有跨越文化的启迪作用，有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有洞察现世的实践功效。——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