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被设计成一个中断系统，这是一种旨在分散人的注意力的机制。这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同时显示多种媒体形式的能力，同时还因为它便于编制收发信息程序。仅以最显而易见的电子邮件为例，在大多数邮件程序中，都有每隔5分钟或10分钟自动检查有无新邮件到达的功能设置，而人们点击“收邮件”按钮的频率甚至比这个设置还要高。针对办公室里使用计算机的工作人员的研究结果表明，每当有电子邮件到达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停下手头的工作，转而阅读并回复新邮件。对他们来说，一小时检查收件箱三四十次的情形屡见不鲜（尽管被问到查看收件箱的频率时，他们经常会回答一个低得多的数值）。既然每次检查都代表了思维过程的一个小小中断，也就是脑力资源的一次瞬间切换，那么认知成本自然就会提高。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了我们大部分人的一种经验：频频被打断会分散我们的思维，削弱我们的记忆力，导致我们紧张、焦虑。我们的连贯思路越复杂，分神造成的损害就越大。
除了个人信息的不断涌入——不光是电子邮件，还有即时信息和手机信息，网络给我们提供的其他种类的自动通知信息也越来越多。在你喜爱的新闻网站和博客上，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新内容出现，马上就会自动通知你。朋友正在做什么，社交网络会告知我们，而且经常是片刻不停地随时更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关注的网友一发布新消息，twitter或其他微博服务网站就会告诉我们。我们的投资市值发生变化，有关特定人物或事件的新闻报道，所用软件需要更新，youtube网站上传新的视频等等，都可以设置自动提示。根据订阅信息数量的多少以及这些信息发送更新提示的频率高低，我们每小时收到的提示信息可以有十几条，而对那些联系广泛的人来说，这个数字还要高得多。每个提示都是让人分神的事件，是对思维过程的外来侵扰，也是占用工作记忆宝贵空间的零散信息。
在网上漫游需要具备一种强度极大的并发处理多重任务的脑力。除了会导致工作记忆区信息泛滥，多任务还会给我们的认知过程增加脑科学家所说的“切换成本”。每次转移注意力，我们的大脑都得进行自我调适，从而进一步加大了脑力资源的消耗。玛姬·杰克逊（maggiejackson）在其有关多任务处理的著作《走神》（distracted）一书中解释说：“改变思考目标，记起新任务需要用到的规律和法则，从前一项任务依然活跃的认知干扰中理出头绪，这些都需要时间。”很多研究结果表明，仅仅在两项任务之间来回切换，就会显著加重我们的认知负荷，阻碍我们的正常思考，我们忽视或曲解重要信息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加大。在一项简单实验中，向一组成年人展示一连串彩色图形，然后要他们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在他们完成这一任务要求的同时，还得戴着耳机，耳机中发出一连串的嘟嘟声。第一次实验时，要求他们别管耳机里的嘟嘟声，一心关注看到的图形。第二次实验时，用了另一套视觉信号，要求他们记下嘟嘟声重复的次数。每次完成上述过程之后，都对他们进行测验，要他们对刚才所做的事情加以说明。在两次实验中，参与者所作预测的准确率相当。不过，经历多任务实验之后，总结刚才发生的事情要困难得多。在两个任务之间来回切换，会导致理解短路。他们完成了工作，但是失去了工作的意义。“我们的研究结果说明，如果在精力分散的情况下学习事实和概念，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负责这一研究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拉塞尔·波尔德瑞克（russellpoldrack）说。在互联网上，人们不是在两个任务而是在多个脑力任务之间跳来跳去，这是上网时的家常便饭。这个时候的切换成本会更高。
互联网能够监测事件的发生，并能自动发出信息和通知，作为通信技术，这是它最伟大的功效之一，强调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依靠这种能力，我们可以让计算机系统的工作方式实现个人化，可以为规模庞大的数据库编写程序，使之满足我们独特的需要、兴趣和愿望。我们愿意被中断，因为每次中断都会给我们带来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关掉这些警告和提示，就要承担感觉自己跟他人失去联系，甚至是被社会孤立的风险。联合学院心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柴伯里斯（christopherchabris）解释说，网上的新信息所形成的洪流也跟我们“极大地高估刚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的自然趋向相吻合。即便明明知道“新东西经常是一文不值的”，可是我们还是对它充满渴望。
唯其如此，我们要求互联网以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不同的方式打断我们。聚精会神的状态丢失了，注意力被分散了，思维过程碎片化了，这些损失我们都心甘情愿地接受，换来的回报是接收各种引人注目，起码是饶有趣味的信息。很多人不会考虑关掉信息这个选项。
1879年，法国一位名叫路易斯·埃米尔·惹瓦尔的眼科医生发现，人们看书的时候，视线并不是平滑地扫视文字。他们的视觉焦点小幅跳跃前进，目光会在一行文字的不同落点短暂停顿。此后不久，惹瓦尔在巴黎大学的一位同事又有另外一个发现：目光停顿，即眼注视的模式可以有很大的变化，变化情况取决于阅读内容和阅读主体。随着这些规律的相继发现，大脑研究专家开始利用眼跟踪实验来了解关于我们如何阅读以及大脑如何工作的更多知识。在进一步洞悉互联网对注意力和认知过程的影响方面，这类研究也被证明是很有价值的。
雅各布·尼尔森（jakobnielsen）是一位资深网页设计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在从事网络阅读研究。2006年，尼尔森开展了一项针对上网用户的眼跟踪研究。他让232位实验对象戴上小型摄像头，以此跟踪他们阅读文章或浏览其他内容时的眼睛活动情况。尼尔森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实验对象会像阅读印在纸上的文章那样有系统地、一行一行地阅读网页上的文章。绝大部分实验对象都是对文本内容迅速地匆匆扫视一下，他们的目光在页面上跳跃形成的图形跟字母f相似。一开始，网页文本的前两三行内容，他们会逐字看过。随后，目光会下移，视线会越过几行内容，停留在半路上。最后，他们的目光会继续下移，主要停留在页面的左下方。随后在美国威奇塔州立大学软件可用性研究实验室进行的眼跟踪研究证实了网上阅读表现出来的这种模式。
尼尔森在向他的客户总结这一发现时写道：“快速，这就是用户阅读网上内容的方式。就是几秒钟的时间，他们的目光会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往下移动，快速越过网站上的文字，这种阅读模式与你在学校里学会的那种方式截然不同。”作为眼跟踪研究的补充内容，尼尔森对记录网络用户行为特点的庞大数据库进行分析。这个数据库是由德国一个研究团队编辑完成的，他们对25个网络用户使用的计算机进行跟踪监测，每个用户的跟踪时间平均约为100天，记录下了实验对象浏览大约5万个网页所花的时间。尼尔森在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后发现，随着网页字数的增加，访问者用于查看网页的时间也会增加，不过增加幅度很小。每增加100个单词，浏览者阅读网页增加的时间只有4.4秒。即便是最娴熟的读者，在4.4秒之内能够阅读的单词大约也只有18个。尼尔森告诉他的客户，既然如此，“当你在网页上增加文字的时候，你可以假定消费者将会阅读18%的新增内容”。他又告诫客户，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比例要小于这个数字。研究涉及的那些人不可能把全部时间都用于阅读文字，他们也会扫视图片、视频、广告以及其他类型的内容。
尼尔森的分析支持了德国研究人员的结论。据他们报告，人们查看大部分网页的时间不超过10秒钟。浏览时间超过2分钟的网页不到1/10，相当比例的网页“在电脑桌面的后台程序中打开了……兀自待在无人理会的浏览器窗口中”。研究人员观察发现，“即便是那些包含大量信息和许多链接的新网页，人们浏览的时间通常也很短”。他们说，这样的结果“证实浏览网页是一项快速交互的行为”。在完成了对网上阅读的首次研究之后，尼尔森于1997年提出一个问题：“网络用户在网上怎样阅读？”他的答案十分简洁：“他们不阅读。”上述研究结果同时也支持了尼尔森当时所写的这些观点。
网站会例行地采集访问者上网行为的详细数据，这些统计数据恰好反映了我们上网时在网页之间跳转的速度有多快。以色列有一家名叫“点击报告”的公司，他们提供的软件可以分析人们是如何使用公司网页的。2008年，这家公司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收集汇总了他们的全球客户所维护的100万名网站访问者的行为数据。数据分析发现，在大部分国家，人们在转入下一个网页之前浏览当前网页的平均时间为19~27秒，其中包括网页内容载入浏览器窗口所需的时间。德国和加拿大网民在每个网页上花费的时间大约是20秒，美国和英国网民花的时间约为21秒，印度和澳大利亚网民大约是24秒，法国网民大约是25秒。在网上，不存在气定神闲地从容浏览这回事。我们想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搜集信息。
即使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上述结论也是成立的。作为2008年年初结束的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伦敦大学学院一个研究小组对两个很受欢迎的网站的访问者数据加以分析。这两个网站分别是英国图书馆网站和英国教育协会网站，它们都为用户提供学术性的期刊文章、电子著作及其他书面信息来源。研究者发现，这些网站的使用者表现出极为鲜明的“浮光掠影般草草浏览”的特征，他们会从一个信息来源迅速跳到另一个，返回已经访问过的内容的情况很少见。在“跳出”当前页面，转向下一个站点之前，通常情况下他们最多会阅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中的一两页内容。研究报告指出：“显然网络用户不是在传统意义上阅读网上内容。实际上，随着用户开始一目十行地‘强力浏览’争先恐后纷至沓来的标题、页面和摘要，新型‘阅读’应运而生的迹象已经出现。几乎可以说，他们上网就是要避开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阅读。”
梅尔则尼奇认为，我们日常阅读和学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发生转变，这是我们依赖互联网技术导致的一个难以避免的结果，而且这种转变预示着我们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他说：“现代化的搜索引擎和交叉引用的网络站点功能强大，使得调查研究和通信交流有了极高的效率，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我们使用追求‘效率至上’、依靠‘二手参考资料（而且脱离上下文）’而且‘浅尝辄止’的调查研究策略的时候，大脑在综合处理信息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会更间接、更肤浅，这同样也是毫无疑问的。”
从传统阅读转变为强力浏览，这个过程发生得非常快。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学教授刘子明（音）指出：“数字传媒的到来和数字文献数量的不断增加已经对阅读产生了深远影响。”2003年，刘教授调查了113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主要是年龄介于30~45岁之间的工程师、科学家、会计师、教师、企业经理及研究生，目的在于研究过去10年来他们的阅读习惯是怎样变化的。将近8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阅读电子文献的时间增多了。当被要求总结自己阅读习惯的变化特点时，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用更多的时间来“浏览和扫描”，8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进行了更多的“非线性阅读”。只有27%的受访者说他们投入“深度阅读”的时间有所增加，而表示这种时间在减少的受访者则占45%。仅有16%的受访者说他们在阅读过程中会投入更多“持续不断的注意力”，表示阅读过程中“持续不断的注意力”在减少的受访者比例为50%。
刘教授说，这一发现表明，“数字环境倾向于鼓励人们广泛探究许多主题，不过是在较肤浅的层次上探究”。而且，“超链接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无法深入地阅读和思考”。参与这个研究项目的一位受访者告诉刘教授：“我发现自己阅读长篇文献的耐心在减少。我总想着快点跳到文章的末尾。”另一位受访者说：“跟阅读印刷材料相比，我在阅读超文本网页时匆匆扫过的内容要多得多。”刘教授总结说，电子文本的洪流通过电脑和手机奔涌而来，跟以前相比，“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更多了”，这是非常明确的。不过，那是一种迥然不同的阅读，这一点同样也是非常明确的。他写道，“基于屏幕的阅读行为正在蓬勃兴起，”这种阅读的特点是“匆匆地浏览和扫描、只看关键词、一次性，以及非线性”。另一方面，“用于深度阅读和专注阅读”的时间正在稳步减少。
浏览和扫描没有什么错，甚至强力阅读和强力扫描也没有什么错。我们看报纸时通常都是匆匆扫过。为了了解一篇文章的主旨，从而决定是否应该仔细通读，我们的目光会习惯性地在书籍杂志上跳来跳去。略读能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精读能力。不同之处在于略读成了我们的主导性阅读模式，这也是令人担忧的问题。略读以前是我们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是为了深入研究而辨别信息的一种方式，如今却正在变成目的本身，成为我们收集并理解各种信息的首选方式。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像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乔·奥什亚这样的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居然还是哲学专业——都扬扬自得地承认，自己不光不读书，而且也不认为读书有什么必要。只需要一秒钟，你就可以用谷歌搜索引擎找到自己所需内容的片段，何苦还要自寻烦恼呢？我们现在经历的这种变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轨迹中的一次倒退：我们正在从私人知识的耕种者发展为电子数据丛林中的狩猎者。
补偿也有。研究表明，由于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我们的某些认知技能得到了加强，有些是大大加强了。这些技能通常涉及手眼协调、反射反应、视觉信号处理等低层次的或者较原始的大脑功能。2003年，《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一项针对视频游戏的研究结果。这项被人们大量引用的研究揭示，一组年轻人在计算机上玩了10天动作游戏之后，他们在不同的图像和任务之间转移视觉焦点的速度就有了显著提高。同时也发现，跟新手相比，熟练的游戏玩家具有在自己的视野之内识别出更多项目的能力。这一研究报告的作者总结说：“尽管玩视频游戏的时候看似不需要动脑，但是却能根本改变视觉注意力的处理过程。”
使用网上搜索和网页浏览功能，跟某些快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关的大脑功能也会得到加强，特别是在一堆杂乱的数据当中进行模式识别所涉及的大脑功能。尽管实验证据并不充分，但这样的推断是合乎逻辑的。在争先恐后纷至沓来的信息线索中快速地去粗取精，随即分析它们的突出特征，进而判断这些内容对我们正在执行的任务或正在追求的目标有无特别的益处。通过对网页上链接、标题、图像以及文章中只言片语的反复评估，我们会在上述过程中变得越发娴熟。英国的一项研究对妇女在网上搜索医疗信息的方式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她们评估网页价值的速度随着使用互联网熟练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网页上是否会有值得信赖的信息，一个经验丰富的网民只需几秒钟就能作出准确判断。
其他一些研究结论指出，上网涉及的大脑活动可能会导致我们工作记忆容量的小幅扩大。这也有助于我们在处理杂乱数据时变得更加娴熟。盖瑞·斯默尔说，这类研究“表明我们的大脑学会了迅速集中注意力、迅速分析信息，几乎在刹那之间就能作出是去是留的决定”。他认为，随着我们用于浏览网上海量信息的时间日渐增多，“我们很多人正在发展出专门应对迅速迸发的注意定向的神经通路”。随着我们逐渐习惯于浏览、上网、扫描以及多任务并行处理等行为模式，我们具有可塑性的大脑在处理那些任务的时候完全可以变得更加轻而易举。
这类技能的重要性不容小觑。随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越来越以电子传媒为中心，我们对这些传媒的应用越熟练，注意力在网上任务之间转移得越敏捷，我们作为雇员，甚至作为朋友和同事的价值就会越高。作家萨姆·安德森（samanderson）2009年在《纽约》（newyork）杂志上一篇题为“抵御分神”（indefenseofdistraction）的文章中指出，“我们的工作离不开连通性”，而且“我们的乐趣周期——可不是区区小事——和连通性的联系也越发紧密”。使用网络带来的实际好处有很多，这是我们花那么多时间上网的一个主要原因。安德森提出：“要想完全退回清静安宁的时代，现在已经太迟了。”
他是对的。但是，如果只看到互联网带来的好处，并且进而断定这项技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了，那将是大错而特错。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神经疾病及中风研究所认知神经学部门主任乔丹·格拉夫曼（jordangrafman）解释说，上网时我们的注意力持续不断地转移，这会让我们的大脑在遇到多重任务的时候更加敏捷，但是，多任务处理能力的改进实际上会损害深入思考和创新思考的能力。格拉夫曼说：“多任务处理的最优化是否会带来更好的机能——更确切地说就是创造力、独创性、赢利性？答案是绝不可能。同时处理的任务越多，你就越轻率，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差。”他指出，你会变得更容易依赖常规思想和传统办法，而不是以原创性思维解决问题。密歇根大学神经学家大卫·梅耶（davidmeyer）是多任务处理研究领域的一位卓越专家，他也持有类似的观点。梅耶说，随着我们在迅速转移注意力方面获得更多经验，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决”多任务处理固有的“低效率”问题，“但是，除了极为罕见的个别情况，你就是把自己训练得脸色发青，也不会像专注于一件事情那样”。我们在执行多重任务时所做的工作“就是尽量在肤浅的水平上驾轻就熟”。还是2000年前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得最好：“无处不在就是无处可在。”
在2009年出版的《科学》杂志上，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杰出发展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patriciagreenfield）发表了一篇论文，围绕不同类型的传媒给人的智力和学习能力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她在论文中对50多项相关研究加以综合评述。她总结说，“所有传媒开发出某些认知技能，都是以其他方面的损失为代价”。我们对互联网和其他基于屏幕显示的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已经导致了“视觉空间能力出现广泛而复杂的发展”。例如，我们在头脑当中对图形进行旋转的能力要好于以前。不过，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深入处理”能力的弱化，而我们“获取永记不忘的知识，进行归纳性分析，开展批判性思考，展开丰富的想象和作出深思熟虑的决定”都要以这种能力为基础。换句话说，互联网让我们更聪明了，但这只有在以互联网的标准定义“聪明”的情况下才成立。如果采用更广泛、更传统的智力定义，即我们要考虑思考的深度，而不是只关心思维的速度，我们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相当悲观的不同结论。
鉴于大脑具有可塑性，我们知道，上网形成的习惯在我们不上网的时候还是会继续反映在神经突触的工作方式上。我们可以认为，用于扫描、略读和多任务处理的神经通路正在扩展和加强，而用于全神贯注地仔细阅读和深入思考的那些神经通路正在弱化或消失。2009年，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这种变化的征兆。他们对两组多任务传媒处理程序进行了一连串的认知测试，一组程序频繁执行多重任务，而另一组程序的多任务负担相对较轻。他们发现，在多任务负担繁重的程序中，“不相关的环境刺激”更容易导致其出现精力分散的情况，它们对工作记忆区中存放内容的控制程度明显较低，一般而言，它们集中精力执行一项特定任务的能力也低得多。然而，在多任务出现频率较低的情况下，程序表现出较强的“严格控制注意力”能力。习惯于多任务处理的程序表现出“不容易控制注意力的趋势”，这说明“为了允许其他信息源进入，它们会牺牲执行主要任务的性能”。斯坦福大学的克利福德·纳斯（cliffordnass）教授评论说，频繁执行多重任务的处理程序就是一个“来者不拒的吸盘，什么东西都能让它分神”。梅尔则尼奇的估计更加悲观。他说，我们在网上执行多任务的时候，就是在“训练我们的大脑去关注无用的废物”，事实最终可以证明，这种后果对我们的智力而言是“致命的”。
在“忙者生存”的脑细胞大战中，支持安静思考、线性思考的大脑功能失败了。在仔细研读长篇大论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在分析论证观点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在深入反思自身经历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在苦苦思索身心现象的时候，我们要用到这些功能。战争的胜利者是这样一些大脑功能：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能帮助我们快速地定位目标、区分类别、评估价值；在各种刺激的轰炸下，能让我们扛起脑力重担。人们为计算机编写程序，让它从存储器上对数据高速地输入输出。上述功能和计算机执行的功能极为相似，这可不是偶然的巧合。看起来，一项广为流行的新兴智力技术所具备的特征正在我们身上再次呈现出来。
1775年4月18日傍晚，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陪同他的朋友詹姆士·波斯威尔（jamesboswell）和乔舒亚·雷诺兹（joshuareynolds）参观理查德·欧文·坎布里奇（richardowencambridge）位于伦敦郊外泰晤士河畔的豪华别墅。他们被带进藏书室，坎布里奇正在那里等着跟他们会面。在简单的寒暄之后，约翰逊一头扎进书架中，开始静静地阅读排列在书架上一卷卷图书的书脊。坎布里奇说道：“约翰逊先生，一个人如此热爱看书脊，看起来有些奇怪啊。”波斯威尔后来回忆说，约翰逊马上从忘我的沉思中惊醒，转过身来回答道：“先生，原因非常简单。知识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自己知道某个主题，一种是我们知道从哪里能找到关于某个主题的信息。”
互联网允许我们即时使用规模和范围都空前巨大的馆藏信息，也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馆藏资料分门别类，按需查阅——找到的即便不是最恰当的内容，起码也会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参照。互联网减损的是约翰逊所说的居于首位的那种知识：亲自深入了解一个主题的能力；在自己的大脑内建立起丰富而又迥异的神经连接，以此产生与众不同的聪明才智的能力。
题外话智商得分的弹性
30年前，当时担任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的詹姆斯·弗林（jamesflynn）开始研究智商测验的历史记录。随着他对这些数字的深入挖掘，智商得分多年来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逐步浮现出来，他有一些令人吃惊的发现：在一个世纪当中，智商得分一直在稳步提高，而且几乎是各地皆然。这一报告在刚刚发表的时候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弗林效应，后来的很多研究证实了这个结果。智商得分的变化真是这样。
自从弗林发现上述现象以来，谁要是认为我们的智力可能会逐渐衰退，弗林的结论就是回击他的有力武器：你说我们蠢，为什么我们还会越变越聪明呢？电视节目、视频游戏、个人电脑，以及最新出现的互联网纷纷援引弗林效应为自己辩护。《数字化成长》（grownupdigital）是唐·泰普史考特（dontapscott）为第一代“数字化土著”所唱的赞歌，他在书中指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的原始智商得分每10年提高3分”，以此反驳认为数字传媒的大量使用会让孩子变傻的观点，他的这个说法和弗林的发现遥相呼应。
泰普史考特在这些数字上是对的，我们肯定应该为智商得分的提高而振奋，特别是在过去一直落后的人群当中出现智商得分提高的现象，尤其让我们欢欣鼓舞。但是，对于任何宣称弗林效应证明了人们比以前“更聪明”，或者互联网正在提高人类一般智力的论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首先，泰普史考特指出，智商得分长期以来一直在提高，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长时间就开始了，而且提高的速度相当稳定，每10年的增长幅度仅有轻微变化。这种变化模式说明，智商得分的提高可能反映出这个社会在某些方面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而不是对新近出现的事件或技术的反映。互联网开始广泛应用只不过是10年之前的事情，这一事实根本不可能说明互联网是推动智商得分不断提高的重要力量。
其他智力测试结果并未出现综合性智商得分所表现出来的提高趋势。事实上，就连智商测验也发出了混合信号。智商测验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负责测量智力的不同方面，而不同方面的表现差异很大。综合性智商得分不断提高，主要应该归功于人们在以下方面测评表现的提高：在头脑当中旋转几何形体，辨别异质物体之间的相似之处，按照逻辑顺序排列不同造型。而在记忆、词汇、常识，甚至基本算术能力方面，测验成绩的提高微乎其微，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高。
在用来测试智力技能的其他普通测验中，测验分数不是原地踏步，就是有所下降。自1999年到2008年，全美高中低年级学生past考试的成绩完全没有提高，这段时间正是互联网在美国家庭和学校中的应用急剧增加的时期。事实上，尽管他们的数学平均成绩从49.2分变为48.8分，下降幅度不足一分，表现得相当稳定，但是他们在文字表达方面的成绩却出现了明显下降。评论性阅读部分的平均得分从48.3分降到46.7分，下降了3.3%。写作部分的成绩从49.2分下降到45.8分，降幅高达6.9%。无独有偶，在美国高中毕业生据以申请大学奖学金的sat考试中，文字表达部分的得分同样也在下降。美国教育部2007年发布的报告表明，自1992年到2005年，在三种不同类型的阅读测验中——分别针对任务执行、信息收集和文学体验，美国高三学生的得分出现下滑。文学性阅读能力的衰退最明显，得分下降了12%。
还有迹象表明，就在网络应用蓬勃发展的时候，弗林效应可能已经开始消失。挪威和丹麦的研究显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的智力测验分数不断提高的趋势已经开始放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这些数值不是停滞不前，就是轻微下降。英国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3~19岁的青少年人群中，智商得分经过几十年的提高之后，在1980~2008年期间下降了2分。在采用高速互联网业务和使用多媒体手机方面，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人不落人后。如果说数字传媒会提高智商得分，那就应该能在他们的研究结果中看到强有力的证据。
那么，弗林效应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有很多，从家庭规模的缩小到营养状况的改善，再到社会发展延长正规教育时间，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不过，看起来最可信的解释还是来自弗林本人。他在研究之初就认识到，自己的发现提出了几个似是而非的悖论。首先，人类智商在20世纪出现急剧提高的说法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必然是傻瓜，尽管我们对先人的所有认识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弗林在《什么是智力？》（whatisintelligence?）一书中写道：“无论怎么说，假如人类智力真的在不断提高，那么我们必然会得出一个十分荒谬的结论：我们绝大多数祖先都很愚笨。”第二个悖论来自智商测验中不同部分得分的不一致：“人们的智商越来越高，而词汇量没有扩大，普通信息的存储量没有增加，解决算术问题的能力没有提高，怎么会这样呢？”
在对这些悖论深思熟虑了多年之后，弗林终于得出结论：智商得分不断提高，与其说跟人们一般智力水平的提高有关，不如说跟人们对智力的定义发生转变有关。直到19世纪末，在对智力的认识方面，着重强调分类、关联和抽象推理能力的科学观点一直都相当罕见，能够正确认识智力的人群仅限于大学里的师生。大部分人仍然一如既往地认为，智力就是解释自然运行机理，解决农田里、工厂内、家庭中的实际问题。生活在物质而非符号的世界中，他们没有什么理由或机会去思考抽象形式和理论性的分类方法。
可是，弗林认识到，在20世纪一切都变了。出于经济的、技术的和教育的原因，抽象推理变成了主流。弗林风趣地写道，人人开始戴上“科学的眼镜”，这种眼镜跟最初开发智商测验方法的那些人所戴的眼镜一模一样。弗林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回忆说：“我开始觉得自己正在填平我们的大脑和前人的大脑之间存在的鸿沟。我们并不比他们聪明，不过我们已经学会把自己的才智用于解决新问题。我们已经把逻辑从实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还乐意处理假设性问题，我们认为世界是可以科学归类、科学理解的，而不是任人操纵的。”
关于传媒和智力的关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心理学家格林菲尔德在发表于《科学》杂志的那篇论文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注意到智商得分的提高“集中表现在跟语言无关的测验上”，这个部分“主要通过视觉测试进行测验”。她把弗林效应归因于多种因素，从城市化发展到“社会复杂性”加大都是个中原因。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从小规模、低技术、经济发展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社会形态发展到大规模、高技术、以商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这一世界性发展运动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比自己的父母和父母的父母更聪明。我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聪明。这一认识不仅会影响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而且也会影响我们培养教育孩子的方式。在解决更加抽象的问题和应对智商测验中的视觉测试部分时，我们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而在拓展个人知识、提高基本学术技能、增强交流复杂思想的能力方面，却很少或者完全没有什么进步，在认识思维规律方面发生的这场社会革命解释了上述现象的原因。把东西分门别类，对难题孜孜求解，思考时多用空间符号，我们从幼年开始即接受这样的训练。我们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这会增强我们的视觉灵敏度，尤其是会增强我们对出现在电脑屏幕这个抽象领域内的视觉对象和其他刺激的快速评估能力，从而强化某些大脑机能以及与此相应的神经通路。不过，正如弗林所强调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更好的大脑”，它仅仅意味着我们有不同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