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已经有很长的篇幅不使用第一人称了，现在是该“我”再次短暂现身的时候了。我在前面几章中已经拖着你穿越了很大的时空范围，我对你能跟着我坚持到现在的坚韧精神十分欣赏。你刚才所经过的道路，与我在试图搞清楚自己头脑内部所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所走的正是同一条路。在神经可塑性科学和智力技术进步这两个领域钻研得越深入，我就越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智力发展史的全面背景下来观察，才能对互联网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作出正确判断。互联网是一项革命性的技术，在众多影响人类思维模式的工具当中，互联网是最新出现的一种工具，这是对它的最佳理解。
现在，我们面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使用互联网会对我们大脑的工作方式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影响这个问题上，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将会是未来大量科学研究的主题。不过，我们已经了解或者说可以总结的内容也有很多。新的研究结论甚至比我猜想的结果更加令人不安。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专家以及网站设计人员进行了很多不同研究，这些研究都指向同一个结论：当我们上网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鼓励粗略阅读、三心二意、肤浅学习的环境。上网时也存在深入思考的可能，就像读书时也存在浅层思考的可能性一样，不过，互联网这种技术鼓励的可不是那种深层的思考。
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在了解我们今天对大脑可塑性的认识之后，假如你打算发明一种传媒技术，并希望这种传媒尽可能迅速、彻底地重新排列我们的神经回路，你最终设计出来的东西，无论外观还是工作方式，可能都会跟互联网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不仅仅是我们将会习惯甚至痴迷于使用互联网的问题。问题在于，互联网精确地释放出某种类型的感官刺激和认知刺激——反复的、高强度的、交互式的、使人上瘾的，这种刺激已经导致大脑神经回路和大脑功能发生了强烈而迅速的改变。除了字母和数字之外，互联网可能是引起大脑改变的唯一一项最有力的通用技术。最起码是自有书籍以来最有力的一项技术。
一天当中，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花在网上的时间不少于两个小时，有时候还要长得多。上网期间，我们通常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相同或类似的动作，动作的速度一般都很快，这些动作通常是对通过显示屏或扬声器发出的提示性信息所作出的反应。有些动作是肢体行为：敲击电脑键盘；拖着鼠标点击右键或左键，要不就是旋转鼠标转轮；用指尖在写字板上划过；用拇指在黑莓手机的实际键盘或虚拟键盘上点击一篇文章；点击iphone、ipod、ipad等设备触摸屏上的一个个图标，在“场景”模式和“肖像”模式之间来回切换。
在我们做出这些动作的过程中，互联网会向我们大脑中的视觉皮层、触觉皮层和听觉皮层发送稳定的刺激输入流。我们点击鼠标、滚动转轮、敲击键盘、触摸屏幕的时候，会有通过手和指尖传来的感觉产生。同样，新邮件到达、即时消息传来、手机振铃等发出的声音会通过耳朵发出听觉信号以提醒我们这些事件的发生。当然，在我们畅游网络世界的时候，会有无穷无尽的视觉信号从我们的视网膜上闪过：除了变化不停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内容，还有画线或彩色文字标出的超链接、随不同功能变换形状的光标符号、以粗黑字体显示的新到电子邮件的标题、等着你去点击的虚拟按钮、敬候你去拖动的各式图标及其他屏幕元素、需要一一填写的网络表格、等待阅读或删除的弹出式广告和窗口。到目前为止，除嗅觉和味觉外，互联网动员我们所有的感官参与进来，而且是让这些感官同时参与活动。
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高速传递响应和回报的系统，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就是“正强化”，这个系统鼓励肢体行为和精神行为的重复进行。我们点击一个链接，就获得了一些可用来查看和评价的新内容。我们在谷歌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个关键词，眨眼之间就得到了一个有趣信息的列表，可以让我们加以评判。我们发送一篇文档、一条信息或者一封电子邮件，经常是分秒之间就能收到回复。我们使用facebook之类的社交网站，可以吸引结交新朋友，也可以跟老朋友加强联系。我们通过twitter发送信息，可以赢得新的追捧者。我们写博文，可以吸引来自读者的评论，也可以被别的博主加为链接。互联网具有交互性，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强大的新型工具，可以用来查找信息、表达自我，也可以跟别人交谈、结识。与此同时，互联网也把我们变成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为了得到社会营养或智力营养的小药丸，坚持不懈地压动杠杆。
互联网以远超过电视、广播和报纸的强迫性，牢牢掌控着我们的注意力。观察一下这样的情景：小孩子给他的朋友发送手机短信，大学生在facebook网站页面上查找新消息和新请求，商务人士在黑莓手机上浏览电子邮件。或者你也可以现身说法，考虑一下你在谷歌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然后点击各个链接查看的情形。你所看到的是一个被传媒深深吸引的头脑。我们上网的时候，常常会把身边的其他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就在我们忙于处理通过电脑传送过来的各种符号和感官刺激的过程中，现实世界不断向后退却。
互联网具有的交互性同样也放大了这种效应。由于我们通常是在一种社会环境中使用电脑，比如用来跟朋友和同事交谈，或者用来制作自己的“个人简历”，或者通过博文和个人主页更新发布自己的思想，因此我们的社会地位总是处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展开的竞赛之中，从而也就总是充满风险。结果就是个人的自我意识——有时候甚至是恐惧意识——加剧了我们沉溺于网络的强烈程度。这对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千真万确的，对年轻人尤其如此，他们往往更多地使用手机和电脑发送信息。今天的青少年在不睡觉的时候，平均每隔几分钟就会发送或接收一条信息。心理医学家迈克尔·哈斯乌尔（michaelhausauer）发现，青少年和年龄更大一些的成年人“对同龄人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具有令人震惊的强烈兴趣，同时，他们对远离这个圈子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焦虑”。
对互联网的使用涉及许多似是而非的悖论。其中，必将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长远影响的一个最大的悖论是：互联网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全神贯注于传媒本身，专心致志地盯着忽明忽暗的屏幕，可是通过屏幕快速传来的各种信息和刺激让我们眼花缭乱，心神不宁。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我们一上网，互联网就会对我们产生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诱惑。人类“想获取更多的信息，想留下更多的印象，想拥有更复杂的特性”，瑞典神经学家托克尔·科林博格（torkelklingberg）如是说。我们倾向于“寻找那种需要多种功能同时运行的情形，或者是被信息完全淹没的场景”。对于我们渴望被淹没于精神刺激的强烈愿望，如果说印刷书籍的缓慢进展令人沮丧，那么互联网则满足了这个心愿。较之历史上所有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技术，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让人分神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就在互联网向我们呈上信息盛宴的同时，它也把我们带回了彻头彻尾的精力分散的天然状态。
精力分散并不一定都是坏事。大部分人从自身经验中了解到，如果我们过分专注于一个棘手的问题，可能会陷入一种思维定势。如此一来，我们的思路就会变窄，徒劳无功地苦苦思索，结果总是提不出新想法。可是如果把问题暂时放下，“留待明天解决”，等我们回头拾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新的视角，创造性随之迸发。荷兰心理学家艾普·迪克特赫斯是内梅亨大学潜意识实验室主任，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注意力出现中断，可以让我们在潜意识层面思考问题，从而获取有意识地考虑问题时难以获得的信息和无法开展的认知过程。他的研究揭示出，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一个极其困难的思想挑战上转移开一段时间，通常可以作出更好的决定。可是迪克特赫斯的研究同时也表明：在我们对问题进行有意识的明确定义之前，潜意识的思考过程并不会涉及这个问题。迪克特赫斯写道，如果我们头脑中没有一个特定的智力活动目标，“潜意识的思考就不会出现”。
互联网所鼓励的持续不断的精力分散，借用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中的说法，就是“一次接一次的走神造成的分神”状态，与暂时性的分神截然不同，后者是我们在权衡利弊从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有目的地分散精力，它可以让我们的思维重新恢复活力。互联网发出的各种刺激性杂音，既造成了有意识思维的短路，也造成了潜意识思维的短路，因而既阻碍我们进行深入思考，也阻碍我们进行创造性思考。我们的大脑变成了简单的信号处理器，不断地把信息迅速转变成意识。
2005年，迈克尔·梅尔则尼奇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表达了自己对互联网强大威力的反思，这种威力给我们的神经结构带来的不是轻微变化，而是根本性改变。他注意到“每次学会一项新技能或者练就一种新能力，我们的大脑在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都会发生相当程度的改变”，因此他把互联网描述为一系列“现代文化专业化进程”的最新发展，“可以重复‘练习’数百万次的事件，1000年前的人是绝对没有机会接触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影响对我们的大脑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梅尔则尼奇在2008年的一篇博文中又谈到这个主题，他再次强调了他的观点。他发现我们的头脑会“强化那些经过大量练习的特殊过程”，进而写道，“当文化驱动我们的用脑方式发生变化的时候，这种变化就会造就‘不同’的大脑”。尽管他承认现在很难想象没有互联网、没有搜索引擎的生活情形，但他强调说：“互联网的大量应用造成了神经学后果。”
我们因为上网而不再做的事也会产生神经学结果。正如同步放电的神经元会连接在一起，不同步放电的神经元就不会连接在一起。由于浏览网页挤占了我们用来读书的时间，由于收发短信挤占了我们用来遣词造句的时间，由于在网络链接中不断跳转挤占了我们用来沉思冥想的时间，原本用来支持旧有智力功能和精神追求的神经回路逐渐弱化，并且开始分崩离析。大脑会回收那些闲置不用的神经细胞和神经突触，将其用于其他更迫切的工作。我们会获得新的技能和新的视角，可是旧的技能和视角也会因此而丧失。
盖瑞·斯默尔（garysmall）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兼任该校记忆与退化中心主任。斯默尔一直从事数字传媒带来的生理学效应和神经学效应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为梅尔则尼奇认为互联网造成大脑广泛变化的观点提供了支持依据。他说：“当前出现了数字技术的大爆炸，这不仅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方式，而且还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大脑。”计算机、智能手机、搜索引擎以及其他类似工具的日常使用“刺激了大脑细胞的改变和神经递质的释放，在逐步强化大脑当中新的神经通路的同时，也在弱化那些旧的神经通路”。
2008年，斯默尔与两位同事一道开展了针对互联网应用造成影响的首次实验，该实验结果表明，为适应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脑正在发生变化。研究人员征集了24个志愿者，其中12个是经验丰富的网民，另外12个是网络新手，在他们利用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搜索的时候，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进行扫描。（由于核磁共振成像仪内部无法容纳计算机设备，他们为实验对象配备了一副专门的眼镜，把网页内容投映到眼镜上，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手持式触摸板，用来浏览网页。）扫描结果显示，谷歌搜索经验丰富的实验对象的大脑活动要比网络新手的大脑活动广泛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熟悉上网的实验对象使用了大脑左前区域（就是生理学上所说的左前额叶皮层背外侧区）中的一个特定神经网络，而网络新手在这个区域表现出的大脑活动微乎其微，如果说不是完全没有的话”。为了检验实验结果，研究人员还让实验对象在模拟读书环节阅读线性文本，在这个时候，两组实验对象的大脑扫描结果没有表现出大脑活动的显著差异。显然，经验丰富的网民通过大量使用互联网，建立起了与众不同的神经通路。
6天之后再次重复这项实验的时候，实验结果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出现了。在实验间隔期间，研究者让网络新手每天上网一小时，在互联网上搜索内容。新的扫描结果显示，他们原来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的前额叶大脑皮层现在表现出广泛的活跃性，就像上网老手大脑活动的情况一样。斯默尔写道：“刚刚经过5天练习，网络新手大脑前部区域同样的神经通路就变得活跃起来。上网5小时后，网络新手已经完成了大脑内部的重新布线。”接下来他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大脑对每天短短一小时的电脑使用如此敏感，当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用来上网的时候，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另外一项研究发现让阅读网页和阅读图书之间的差异显露无遗。研究人员发现，跟阅读纸质图书相比，当人们在互联网上进行搜索时，他们表现出一种极为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在跟语言、记忆和视觉处理相关的大脑区域，读书人的大脑表现出很大的活跃性，而在大脑前额叶区域，他们大脑的活跃程度不高，这个区域与制定决策和解决问题的功能密切相关。相形之下，当有经验的网民搜索网页的时候，在上述各部分大脑区域都表现出广泛的活跃性。这一结果令人高兴的方面在于，因为上网可以调动如此之多的大脑功能，所以上网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敏锐的思维。斯默尔说，在网上搜索和浏览网页类似于填字游戏，可以“锻炼”人的大脑。
至于上网时深度阅读以及其他需要长时间聚精会神的行为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困难，网民大脑中广泛的活动情况也指明了个中原因。上网的时候，大脑需要评估网页链接，需要作出相关的浏览选择，同时还得处理目不暇接的感官刺激，这都要求持续不断地进行精神协调和决策，从而把大脑注意力从解释文本及其他信息的工作中转移开来。作为阅读者，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候遇到一个网页链接，都得稍作停顿，至少也会停顿一瞬间，让前额叶大脑皮层评估一下是否应该打开这个链接。智力资源改变方向，从阅读文字转向作判断，对我们而言是无法察觉的——大脑的运行速度很快。但是，研究已经表明这种活动会阻碍我们对所阅读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停顿动作频繁重复的时候，阻碍作用尤其明显。由于前额叶大脑皮层需要承担执行功能，因而我们的大脑不光得到了锻炼，还会变得负担过重。互联网把我们真真切切地送回了单词连写的时代，在那个时候，读书是一项劳心费神的认知行为。玛丽安·沃尔夫说，选择网上阅读，我们牺牲了实现深度阅读所需要的条件。我们回到了“单纯的信息解码”状态。在全神贯注地深度阅读时，我们形成了建立丰富的神经连接的能力，现在这种能力基本上被闲置了。
史蒂文·约翰逊在2005年出版的《一切坏事对你都有好处》（every-thingbadisgoodforyou）一书中，对从计算机使用者大脑中观察到的丰富而广泛的神经活动与图书阅读者大脑中表现出来的较轻微的神经活动作了对比。二者比较的结果让他提出这样的论点：使用计算机比阅读图书产生了更加剧烈的神经刺激。他写道，神经学证据甚至可以让人得出“读书会习惯性地不产生感官刺激”的结论。不过，尽管约翰逊的论断是对的，但他对大脑活动不同模式的解释却会误导他人。恰恰是读书“不产生感官刺激”这一事实使得这项活动在智力方面具有极大的好处。深度阅读让我们得以过滤掉那些分散精力的刺激，保证大脑额叶平静安宁地发挥解决问题的功能，从而使深度阅读变成了一种深思的形式。博览群书的读者拥有一个平和而非喧闹的头脑。在神经元的相互连接问题上，认为越多越好的想法是错误的。
澳大利亚教育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sweller）30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大脑如何处理信息，尤其是我们如何学习。他的研究结果阐明了互联网及其他传媒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思维风格和思维深度的。他解释说，两种迥然不同的记忆功能并存于我们的大脑当中：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我们把即时的印象、感觉和思考作为短期记忆存放，这些记忆内容通常只能维持几秒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所有认识，无论是有意识学到的还是无意识学到的，都会以长期记忆的形式保存，这种记忆可以在我们的大脑中保持几天、几年，甚至一辈子。有一种特殊类型的短期记忆叫做工作记忆，它在把信息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创建个人的知识存储方面发挥着十分有益的作用。工作记忆是我们在任一特定时刻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内容。“我们对处于工作记忆中的内容都有意识，而对在此之外的其他内容没有意识。”斯威勒说道。
如果说工作记忆是大脑当中的便笺本，那么长期记忆就是大脑中的文件柜。长期记忆的内容基本上都在意识之外。为了想起以前学习或经历过的事情，大脑必须把相关内容从长期记忆转变成工作记忆。斯威勒解释说：“只有将其转为工作记忆后，我们才会知道长期记忆中存放着什么信息。”人们过去一度认为，长期记忆的作用仅仅相当于一个大仓库，用来存放事实、印象及事件，“在大脑思考和解决问题等复杂的认知过程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不过，脑科学家已经认识到，长期记忆实际上是人们理解领悟的场所，存放其中的不只是事实，还有复杂的概念，或者说“图式”。这些图式把零散信息组织排列起来，形成知识模式，从而使得我们可以进行深入而丰富的思维活动。斯威勒说：“我们高超的智力主要来自长期获得的各种图式。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自己专业领域里的相关概念，是因为我们拥有与这些概念密切相关的图式。”
把信息从工作记忆转为长期记忆，进而形成概念性的图式，这种能力决定了我们的智力深度。不过，从工作记忆到长期记忆的传输通路也形成了大脑当中的主要瓶颈。工作记忆不同于具有很大存储容量的长期记忆，它能保存的信息非常之少。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1956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神奇的数字7，加减2”（themagicalnumberseven,plusorminustwo）的著名论文，他在论文中提到，大脑的工作记忆一般只能存放7条信息，或说7个“元素”。现在看来，连这个数字也有夸大之嫌。根据斯威勒的说法，当前证据表明，“在任一特定时刻，我们能够处理的元素不会超过2~4个，而实际数值大都偏于这个范围的下限而非上限”。此外，我们在工作记忆中保存的元素转瞬即逝，“除非通过反复记诵不断更新这些内容”。
想象一下用水管往浴缸里加水的情形。把工作记忆中的信息转入长期记忆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媒体通过调节信息流的速度和强度，对上述过程施加着强大的影响。读书的时候，流出信息的龙头提供了稳定的水流，而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阅读节奏来控制这股水流。当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书本时，我们能够把所有的或大部分信息一点一滴地转入长期记忆，进而形成创建图式所必不可少的联系。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我们面对着许许多多个信息龙头，每个龙头都开到最大，水流喷涌而出。当我们从一个龙头匆匆转向下一个龙头的时候，小小水管里的水就会溢出来。我们只能把一小部分信息转入长期记忆，而且我们转存的是从不同龙头流出的混合内容，而不是从一个来源不间断地流出的连贯水流。
在任一特定时刻流入大脑工作记忆区的信息称为我们的“认知负荷”。当负荷超出大脑存储、处理信息的能力时，亦即水流溢出水管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保存信息，也不能让这些信息和已经存储在长期记忆中的那些信息建立联系。因而，我们就不能把新信息转变为图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学习能力受到损害，而我们的理解领悟也只能停留在肤浅的层次。由于我们保持注意力的能力也取决于自己的工作记忆，用托克尔·科林博格的话说就是，“我们必须记住要把精力集中在什么上”，因而高强度的认知负荷也会加剧我们的精力分散程度。大脑负担过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分神的事物更容易让人分神”。（有些研究结论把注意力缺失症和工作记忆的负担过重联系起来。）实验表明，工作记忆达到极限的时候，把相关信息从无关信息中区分出来，即把信号从噪音中区分出来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变成了心不在焉的数据消费者。
斯威勒写道，理解领会一个问题或一个概念，面临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记忆的负荷”，我们学习的内容越复杂，大脑负担过重所导致的后果就越严重。按照斯威勒的说法，造成大脑认知负荷过重的因素有很多，“与解决问题无关的外部因素”和“精力分散”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恰好也是互联网这种传媒形式的两个核心特征。盖瑞·斯默尔提出，使用互联网可以像做填字游戏那样锻炼大脑。但是，如此密集的锻炼一旦成了我们的主要思考模式，就会阻碍我们进行深度学习和深入思考。在做填字游戏的同时又试图好好读书，这就是互联网创造的智力环境。
时间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各学校在那个时候开始大力采购计算机，电子图书相对于纸质图书表现出的明显优点赢得了人们的热情追捧。很多教育家坚信，在电子文本中引入超链接，这对学生的学习大有裨益。他们主张，超文本可以让学生在不同的观点之间轻松切换，从而强化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摆脱了印刷书籍所要求的那种古板陈旧的阅读方式，读者可以在五花八门的文本之间建立各式各样的知识联系。超文本可以推翻作者那种家长式的权威，把权利转交到读者手上，这种信念与那个时候颇为时髦的后现代理论十分吻合，为人们对超文本的学术性热情推波助澜。这是一项带来解放的技术。文学理论家乔治·兰道（georgelandow）和保罗·德拉尼（pauldelany）写道，超文本把读者从印刷文本“顽固不化的物质性”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超文本把“书页装订技术带来的压缩感一扫而光”，它“通过改变经验之间的联系，为大脑提供了对它们进行重新排序的能力”。
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种热情开始降温。关于超文本产生的认知效应，科学研究正在描绘出一幅更加全面而又迥然不同的图像。事实证明，评估网络链接并浏览它们指向的内容是一项需要动用大脑解决问题的智力任务，对阅读本身而言，这项任务是与之无关的外部因素。解读超文本实实在在地增加了读者的认知负荷，从而削弱了他们领会、记忆所读内容的能力。1989年所作的一项研究表明，超文本读者到最后经常会心烦意乱地“扫过页面，而不是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1990年的一项实验显示，超文本读者经常“不记得他们读了什么，没读什么”。在同年所作的另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两组实验对象分别查找一组文档，并据此回答一系列问题。一组实验对象在做成超文本形式的电子文档上查找，而另一组则在传统的纸质文档上查找。在完成指定任务方面，使用纸质文档的一组实验对象明显胜过另一组。1996年，有一本关于超文本及认知理论的著作出版，该书编辑在回顾评论上述实验及其他实验的时候写道，既然超文本“给读者增加了更大的认知负荷”，与“纸质呈现方式（人们习以为常的情形）和超文本（认知要求极高的新情形）之间的实验对比结果并不总是有利于超文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他们预言，随着读者获得越来越多的“超文本阅读素养”，这个认知问题可能会随之消失。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虽然万维网已经把超文本变成了司空见惯甚至无处不在的文本形式，研究结果还是表明，比起阅读充满超链接的电子文本的读者，纸质图书读者领会的更多，记住的更多，学会的也更多。两位加拿大学者在2001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他们要求参与实验的70个人阅读现代主义作家伊丽莎白·鲍恩（elizabethbowen）的短篇小说《魔鬼情人》（thedemonlover）。其中一组读的是传统形式的纸质图书，另一组读的是加入了超链接的电子文本，也就是我们在网页上看到的那种形式。结果表明，阅读超文本的读者花了更长的时间，而在随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们对自己读过的内容表现得更加含糊，更加不确定。这一组中有3/4的实验对象表示他们读小说的时候困难重重，而在阅读纸质图书的那一组中，反映这一问题的读者只有1/10。有一位阅读超文本的读者抱怨说：“故事的跳跃性太强了。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超文本造成的，不过总是要去作选择，而且这些选择会冷不丁地冒出，简直就像是突然蹦出来的新想法，而不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往下走。”
同一组研究人员还用肖恩·奥法莱恩（seano’faolain）所写的《鲑鱼》（thetrout）这篇更短小、更简单的故事进行了第二次实验，实验得出了同样的结果。超文本阅读者还是反映阅读的时候会出现混乱，较之阅读纸质图书的读者，他们对故事情节和故事意象的评论都不够详细，不够准确。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使用超文本的时候，“全神贯注的私人化阅读模式受到了阻碍”。读者的注意力“被导向超文本这种技术手段及其相关功能，而不是故事情节”。用来呈现字词的媒体模糊了字词的含义。
在另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实验对象坐在计算机旁边，回顾两篇网络文章，这两篇文章描述了两种对立的学习理论。一篇文章认为“知识是客观的”，另一篇则主张“知识是相对的”。两篇文章的写作套路一样，都有类似的标题，而且彼此链接，允许读者在两篇文章之间快速跳转，以比较二者的异同。研究人员猜测，由于阅读纸质文章需要先看完一篇才能转向另一篇，因而使用链接的那些人对两种理论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会有更好的理解。结果他们错了。在随后进行的理解测验中，以线性方式阅读纸质文章的实验对象得分比在页面之间来回切换的读者高出很多。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链接妨碍了学习。
另一位研究者朱尔平进行了一项不同类型的实验，这个实验的目的也是认识超文本对理解过程的影响。朱女士让几组实验对象阅读同样的网上内容，不过她在网页中包含的链接数量有所不同。然后，她要求实验对象写出所读内容的概要并完成一项多项选择题测试，以此检验读者的理解情况。结果她发现，人们对所读内容的理解程度随链接数量的增多而下降。为了评估链接，以决定是否点击这些链接，读者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和脑力。这样一来，就只能剩下更少的注意力和认知资源，可以用于理解所读的内容了。朱女士写道，这个实验说明“链接数量和定向障碍或认知过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阅读和理解需要建立概念之间的联系，需要进行推论，需要激活已有知识，也需要综合形成思想要点。因此，定向障碍或认知过载可能会干扰阅读、理解的认知活动。”
2005年，加拿大卡尔顿大学应用认知研究中心的两位心理学家戴安娜·德斯特法诺和乔安妮·勒菲弗对以往做过的38个涉及超文本阅读的实验加以综合评述。尽管不是所有的研究都表明超文本会削弱对内容的理解，但是她们发现，“超文本将会带来更加丰富的文本阅读技能”这种一度十分流行的理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与此相反，占优势的证据表明，“超文本中增加的对作出决定和视觉处理的需求削弱了阅读功效”，在跟“传统的线性呈现方式”相比较的时候尤其显著。她们总结说：“超文本的很多特征导致认知负荷加重，从而对工作记忆提出了超出读者能力的容量要求。”
网络将超文本技术和多媒体技术融为一体，用来发送所谓的“超媒体”内容。超媒体不只是以电子方式链接起来的文字，它还包含图像、声音和视频。正如超文本的倡导者一度相信链接会为读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技能一样，很多教育专家也认为多媒体会加深理解程度，强化学习效果。输入越多，效果越好。但是，这一没有多少证据支持却又长期为人们所接受的假设同样也与研究结论相抵触。多媒体所要求的精力分散进一步加剧了认知疲劳，从而削弱了我们的学习能力，降低了我们的理解程度。当我们给大脑供应思考原料的时候，并非越多越好。
《传媒心理学》（mediapsychology）杂志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研究文章，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征集了100多名志愿者，让他们通过网络浏览器观看有关非洲国家马里的介绍。其中一组实验对象观看的演示版本只包含一系列文字页面；另一组实验对象观看的版本除了文字页面之外，还包含一个窗口，窗口中是以流媒体形式播放的相关音像资料。实验对象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停止或开启流媒体播放。
看完讲解内容之后，研究人员对实验对象进行了一个针对所看材料的小测验，测验内容包括10个问题。观看纯文本版本的实验对象的平均得分是7.04，而观看多媒体版本的实验对象的平均得分只有5.98。按照研究人员的说法，这是一个十分显著的差异。针对实验对象对讲解内容的理解，研究人员还问了他们一系列问题。跟观看多媒体版本的实验对象相比，观看纯文本的实验对象认为介绍内容更加有趣、更加具有教育意义，而且看得更加津津有味。对于“我从这个介绍中没有学到什么”的表述，观看多媒体版本的实验对象表示赞同的比例要高出许多。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网络上普遍存在的多媒体技术“会限制而非提高获取信息”的能力。
在另一个实验中，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把一个班上的学生分成两组。允许一组学生边听课边上网。上网日志显示，他们既浏览了与讲课内容有关的网站，也访问了与此无关的站点，这些活动内容包括：查看电子邮箱、逛网络商店、观看视频节目以及其他事情。第二组学生听的是相同的授课内容，不过他们必须把电脑关上。下课之后马上对两组学生进行测验，以考察他们对讲课内容的掌握情况。据研究人员报告，上网学生“在对讲课内容的即时记忆方面，测评表现明显较差”。而且，不管他们上网浏览的信息与讲课内容密切相关还是毫无关联，对结果都没什么影响——上网的学生全都表现糟糕。研究人员在另一个班级重复这一实验的时候，结果一模一样。
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有关学者进行了一项与此类似的现实研究。他们让一组大学生观看美国有线新闻网的一个典型节目，节目中有一个主持人报道了四条新闻，与此同时，信息图片不断闪现在屏幕上，文字新闻也在屏幕底部滚动。第二组大学生观看的是同样的节目，不过去掉了图片信息和滚动文字。研究人员通过随后进行的测验发现，观看多媒体版本新闻节目的学生能够记住的新闻事实明显少于观看简洁版的学生。研究人员写道：“看来这种多类信息同时出现的形式超出了收看者的关注能力范围。”
同时提供多种形式的信息，并不总是妨碍理解。通过阅读附有插图的教科书和操作指南，我们都知道图片有助于加强对文字的解释，使内容更加清晰易懂。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发现，经过精心设计的融合了解释性或指导性音像内容的讲述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当前的相关理论提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大脑使用不同的通道来处理所见和所闻。斯威勒解释说：“听觉和视觉对应的工作记忆是彼此分离的，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分离的。因此同时调用两种而不是一种处理功能，有效运行的工作记忆就会增多。”结果，在某些情况下，“精力分散带来的负面效应可能会被同时调用视觉处理和听觉处理功能产生的积极效果所抵消”。换言之，就是同时处理声音和图像。然而，互联网可不是由追求学习效果最优化的教育家们建设起来的。互联网提供信息的方式不是小心翼翼地寻求平衡，网上信息是以高浓度的碎片化大杂烩的形式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