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其他变化将会是很微妙的，并且这些变化发展得很慢。譬如，由于越来越多的读者通过网上搜索来寻找要读的书，书的作者必将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他们需要斟酌词句以适应搜索引擎，而这正是当今博主及其他网络写手习以为常的写作方式。史蒂文·约翰逊大致勾画出了一些可能出现的结果：“作家和出版商会开始考虑单独的页面或章节在谷歌搜索结果列表中如何排名，有些片段经过精心设计，显然是希望吸引搜索访客。面向潜在搜索者，给每个段落加上描述性标签。为了使排名靠前，章节标题经过反复调整。”
观察人士相信，社交网络功能融入电子阅读器只是个时间问题。一旦融入这种功能，读书就会转变为一种类似于团体活动的行为。在浏览电子文本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交谈，也可以传递虚拟笔记。我们将会订购新型服务，自动对我们的电子书进行更新，添加其他读者的评论意见和修改内容。图书未来研究所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堡传播中心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该研究所的本·弗什波夫（benvershbow）说：“书中很快就会出现关于本书的讨论，这些讨论既有现场交谈，也有通过批注形式进行的非同步交流。你将可以看到还有谁在读这本书，并且可以向他们发起对话。”科普作家凯文·凯利（kevinkelly）在一篇引发广泛讨论的文章中甚至提出，我们将会在网上举行剪贴聚会。我们会对旧书进行一些零碎的修补，使之成为新书。他写道，“图书一旦实现了数字化，就可以分拆成单独的页面，或者进一步缩减为一页当中的许多片段。这些片段可以重新组合，成为重新编排的新书”，而这些新书随后又可以“出版发行，在公众之间相互交换”。
上述这种场景可能会出现，也可能不会出现。但是，网络把所有传媒都转变为社会化传媒的趋势看来是无法避免的，这种趋势将会对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进而也会对语言本身产生深远影响。与默读习惯相适应，书的形式也会发生转变，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私人化写作的发展。作者可以假定全神贯注的读者在理智和情感上都能深深地沉浸在书中，这样的读者“最终一定会来的，而且会对他们心存感激”，他们很快就摆脱了社会性语言的固有限制，开始探索独特的文学形式，其中一些形式只能存在于书页之中。我们已经看到，私人作家获得的新自由带来了写作试验的大爆发，这些试验扩大了词汇量，拓展了语法边界，并且在一般意义上提高了语言的灵活性和表现力。既然阅读背景又一次面临转变，要从私人化的书页转移到公共性的屏幕，作者必将再一次作出适应性改变。他们会越来越刻意地加工自己的作品，使之适应评论家凯莱布·克雷恩（calebcrain）所说的“群体化”阅读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读书主要是“为了寻求归属感”，而不是为了获得启迪和乐趣。随着人们对阅读活动社会性的关注全面超越对文学性的兴趣，作家必定会舍弃文学创作的艺术鉴赏要求和大胆试验做法，转而钟情于四平八稳、通俗易懂的写作风格。写作将会变成一种记录聊天内容的手段。
电子文本具有临时性的本质属性，这种性质必然也会对写作风格造成影响。印刷图书是一件已经完工的精美物品，油墨一旦印到纸上，书中的词句就无法抹掉了。对那些最优秀、最负责的作家和编辑而言，以尽善尽美的作品作为出版活动的最终结果，这是长期渗透于他们内心的热切愿望，甚至是焦急渴望——以追求传世不朽的眼光和态度写作。电子文本是暂时性的。因此在数字化市场上，出版发行变成了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断断续续的事件，电子书的修订可以无限制地进行。即便是在把一本电子书下载到联网设备之后，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动更新——就像今天软件程序的自动更新一样，这早已成了家常便饭。写作过程宣告结束的感觉没有了，这很快就会改变作者对待自己作品的态度。力求完美的压力即将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这种压力带来的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严苛要求。作家设想情境和写作态度发生的小小变化，最终怎么会对作品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只要看一下书信发展史就会明白。比如，19世纪的私人信函跟我们今天所写的私人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迥然不同。我们习惯于非正式的直白表达，从而造成了表达方式的日趋萎缩，也导致了修辞技巧的不断丧失。
毫无疑问，电子书具有的连通性及其他特点必将给人们带来新的乐趣。就像凯利所说的那样，我们甚至可以把数字化看成一场解放运动，这是一种把文本从书页中解放出来的方式。不过，这种解放的代价是孤独的作者和孤独的读者之间私密的智力联系的进一步弱化——如果这种联系不是彻底终结的话。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唤醒了人们，深度阅读随之成为普遍流行的阅读习惯，在这种阅读活动中，“寂静是书中含义的一部分，寂静是读者思想的一部分”。今后，深度阅读将会持续式微，完全有可能变成规模越来越小的少数知识精英群体的专属活动。换言之，我们将要回归历史的常态。2005年，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在《社会学年鉴》（annualreviewofsoci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些教授写道，我们的阅读习惯最近发生的变化表明，在人类智力发展史上，“大规模深入读书的时代”是一个短暂的“例外”，“我们看到，这种性质的阅读正在回归以前的社会基础，即所谓读书人阶级这个可以让自己流传后世的少数群体”。随着这种情形的出现，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读书人阶级是会拥有“与日渐稀缺的文化资本相伴而生的权力和威望”，还是会被视为“有着神秘嗜好”的古怪人群。
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在介绍他们的电子书kindle的时候，以扬扬得意的语调宣称：“能将像书一样先进的东西加以改进，这是多么雄心勃勃的目标啊！这甚至有可能改变人们的阅读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模棱两可”。人们阅读以及写作的方式已经被互联网改变了。而且，随着书本中的词句被从印刷书页当中提取出来，嵌入计算机“中断技术系统”中，这种变化还将缓慢但肯定地继续下去。
很长时间以来，批评人士一直在致力于埋葬图书。19世纪早期，报纸开始蓬勃发展，仅伦敦出版的报纸就超过100种，很多观察家认为，图书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处于被抛弃的边缘。它们怎么能竞争得过天天发行的报纸与生俱来的即时性呢？1831年，法国诗人政治家拉马丁宣称：“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报纸杂志将会成为出版业的全部内容，也是人类思考的全部内容。人们可以立即构思，立即写作，立即领会，这些思想将会以光速传遍全世界。从地球的这一极到那一极，都将为这样的思考所覆盖——这种思想突如其来，是从心灵深处爆发出的激情之火。那将是一个人类的字词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王国。没有时间等待思考成熟，没有时间将其编纂成书——等到书印出来，那就太晚了。从今往后，唯一可能存在的图书就是报纸了。”
拉马丁错了。到19世纪结束的时候，图书依然悠然自得地活在报纸之外。但是，一个危及它们存在的新威胁已然出现：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起码在当时的知识阶层看来，人们很快就会转向收听而不是阅读文学作品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大势所趋。菲利普·休伯特（philiphubert）在1889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预言：“很多图书和故事根本不会印刷出版，它们会以唱片的形式进入读者，更准确地说是听众的手中。”在当时，留声机可以记录并播放声音。他写道，作为创作文章的一种工具，留声机肯定也会“远远超越打字机”。就在同一年，未来主义者爱德华·贝拉米（edwardbellamy）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人们以后将会“闭着眼睛”阅读。他们会随身携带一个小小的语音播放器，这个东西叫做“必不可少”，可以囊括他们的全部藏书、报纸和杂志。贝拉米写道，妈妈们再也不用“为了防止孩子下雨天在家里调皮捣蛋，给他们讲故事讲到嗓子都哑了”。孩子们全都会有自己的“必不可少”。
5年后，《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magazine）做出了一个看起来有些离经叛道的举动，发表了一篇题为“书的末路”（theendofbooks）的文章，作者是赫赫有名的法国作家兼出版商奥克塔夫·于扎纳。他写道：“书是我的亲密朋友，我关于书的命运的观点是什么呢？书是我们当前用来阐释精神产品的一种手段，早晚会沦落到被人抛弃的境地。除了这个结局，我不相信（电气技术和现代化机器设备的不断进步不允许我相信）古腾堡发明的印刷术还能有什么前途。”印刷术“对人类的思想实施了”几个世纪的“专制统治”，这种“多少有些陈旧过时”的技术将会被“留声机”取而代之，图书馆必将转变成“唱片库”。随着解说员取代作者，我们将会看到“口头表达艺术”的回归。于扎纳断言：“女士们谈到功成名就的创作人时不会再说‘多有魅力的作家啊’，在无比激动的时候，她们会感叹‘啊，这位解说员的声音是多么让人震颤、让人着迷、让人感动呀’。”
面对留声机带来的威胁，图书活了下来，就像它曾经躲过了报纸的倾轧而幸免于难一样。听没有取代读。爱迪生的发明后来主要用于播放音乐，而不是朗读诗词文章。到20世纪，读书行为又经受了一场看似致命的新威胁：看电影、听广播、看电视。时至今日，图书还是一如既往的随处可见。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印刷作品今后还会继续大量出版，还会继续被人们捧着阅读。纸质图书或许正走在被淘汰的路上，不过，可以肯定，这将是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手抄本尽管会让藏书家欣喜若狂，却无法改变书籍及读书已经逐渐没落的事实，起码按照过去的定义来看是这样。就整个社会而言，我们用于阅读印刷文字的时间空前减少。即便读印刷文字，也是在上网的间隙匆匆扫过。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在1997年写道：“清净的环境，充裕的时间，全神贯注地默默记诵，这些都是‘高级阅读’赖以进行的条件，现在基本上已经难觅踪影了。”他接着说，不过“比起电子技术开创的新天地，这些侵蚀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50年前，要说我们仍然生活在印刷技术时代，还有可能为这种说法找到理由。如今，是没有这种可能了。
有些思想家对图书以及由读书培育而成的文学思想的衰落表示欢迎。不久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教育研究专家马克·费德曼（markfederman）在对教师们演讲时提出，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那种学问“只是一个古雅的概念，现在可以说一无是处。这种审美形式就像是历代传诵的诗词歌赋一样，与当今教育领域的现实问题毫无关系。文学素养当然不是毫无价值，但是显然已经不再是当今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他继续说道，对教师和学生而言，已经到了彻底摒弃书本中那个“线性的、等级分明的”世界，转而进入“随时随地可以相互连通、靠近的”网络世界的时候了——在这个世界中，“最伟大的技能”是“能对不断变化的上下文加以整合以发现其整体意义”。
纽约大学数字传媒研究学者克莱·舍基（clayshirky）在2008年的博文中提出，我们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哀悼深度阅读的消亡——它的价值自始至终都被高估了。他写道，“没人读《战争与和平》”，尽管那是托尔斯泰最高文学成就的经典代表作。因为“这部小说太长了，而且也不是那么有趣”。人们已经“越来越确信，托尔斯泰的经典作品实际上并不值得花那么多时间阅读”。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是一样。按照克莱言辞犀利的说法，这些小说迄今为止一直都被“稀里糊涂地奉为极其重要”的作品，“过去这些年来”，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在“空洞虚无地赞美”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之类的作家。我们古老的文学习惯“不过是在缺乏求知途径的环境中生活的一种副产品”。舍基总结说，由于互联网赋予了我们无比丰富的“求知途径”，我们终于可以把那些陈腐的旧习惯抛到一边了。
这样的宣言看上去多少有点表演的成分，因而不能太当真。这是某个学术界派别的最新主张，反智面孔是这个派别一以贯之的特点。不过，对于他们的荒诞表演，这次可以给予更宽容的解释。费德曼、舍基等人可能是后文学时代思想的早期典范，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而言，首要的信息来源一直都是屏幕而非书本。阿尔贝托·曼古埃尔（albertomanguel）写道：“在传统上公认的经典著作和我们通过自己的本能、情感及领悟而认可的经典著作（同一部著作）之间，存在着一条极难逾越的鸿沟：通读经典时经受痛苦折磨，领悟经典时获得欢欣愉悦，最终把经典转化为自身体验，并且在实质上成为经典著作的一流读者（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把书捧在手上阅读的层面）。”如果你没有时间或缺乏兴趣，或者不具备接纳文学作品的条件——按照曼古埃尔的说法，就是让它成为自己认可的经典著作，那么，你当然会认为托尔斯泰的不朽名著“太长了，而且也不是那么有趣”。
对于那些认为文学精神的价值一直都被夸大了的人，置之不理是很容易的做法，但那么做是错误的。人类社会对待智力成就的态度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他们的论点正是一种重要迹象。通过这些人的言辞，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种改变的正当合理性，他们可以说服自己，对深度阅读及其他形式的专心致志的思维活动而言，上网是一种适当的甚至是更好的替代做法。在论证书籍已经变得陈旧过时、可有可无的过程中，费德曼和舍基提供了智力上的掩护，让勤于思考的人们舒舒服服地滑入精力分散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网上生活的最好定义。
我们对情节紧凑、扣人心弦、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内容充满渴望，这并非起源于万维网的发明。随着我们的工作、生活节奏不断加快，随着广播电视等传媒不断为我们带来乱七八糟的节目、信息和广告，上述情形已经出现几十年了，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虽然互联网在很多方面标志着对传统媒体的彻底背离，但它也代表着人们在拥抱20世纪的电子传媒的过程中形成的智力趋势和社会趋势的继续发展。自从电子传媒诞生以来，这样的趋势一直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和思维。在我们的生活中，精力分散、心烦意乱的情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从来没有一种媒体像互联网一样，如此广泛而持续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戴维·利维在《卷动向前》一书中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参加施乐公司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会议的情形。在那个时候，高科技实验室的工程师和程序员们正在开发许多我们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计算机功能。一组杰出的的计算机科学家受邀来到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参观一个新型操作系统的现场演示，这个系统让“多任务”运行变得轻而易举。该系统不同于一次只能执行一项任务的传统操作系统，它可以把屏幕划分成许多“窗口”，每个窗口都可以运行一个不同的程序，或者显示一个不同的文档。为了说明新系统的灵活性，施乐公司的演示人员点击鼠标，从一个正在编写软件代码的窗口切换到了另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显示的是刚刚收到的电子邮件。他迅速阅读并回复了邮件，然后返回编程窗口，继续编写程序代码。现场的一些观众为这个新系统鼓掌欢呼。他们发现，多任务系统可以让人们使用计算机的效率提高很多。另一些人则心生畏惧，往后退缩。“当你正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你怎么会愿意被一封电子邮件打断并且搞得心烦意乱呢？”一位现场参观的科学家愤怒地质问道。
放在今天，这个问题会显得很奇怪。窗口界面已经成了所有个人电脑的标准界面，绝大部分其他电脑设备也是一样。在互联网上，窗口之中的窗口之中还有窗口，更别提一长串随时可以打开更多窗口的标签按钮了。我们对多任务已经习以为常，假如不得不回去使用一次只能运行一项任务的计算机，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会无法忍受。可是，尽管前面那位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一直被搁置，但它在今天仍然像30年前一样至关重要。正如利维所说，这个问题指出了“两种不同工作方式之间的冲突，以及对应当如何利用技术来支持工作的两种理解之间的冲突”。尽管施乐公司的研究人员“热衷于耍弄多线程同时工作的花招”，但在质疑者看来，他自己的工作可是“一项孤独宁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活动”。关于如何使用电脑这个问题，在我们有意或无意的选择下，我们已经抛弃了孤独宁静、一心一意、全神贯注的智力传统，而这种智力规范正是书籍赠与我们的。我们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杂耍者的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