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人脑的基本形态在过去4万年中没有多大变化。基因水平的进化极其缓慢，起码就人类的时间概念来说是这样。不过我们也知道，千万年来人类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早已变得面目全非。韦尔斯在其1938年出版的《大脑世界》（worldbrain）一书中评论说：“自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他的社会生活和日常习惯完全改变了，甚至发生了根本的逆转，然而他的遗传特征看起来毫无变化。”关于神经可塑性的新知识解开了这个谜团。在基因密码为我们设置的智力护栏和行为护栏之间，道路很宽广，掌握方向盘的是我们自己。我们通过我们的行为和行为方式——时时刻刻，日复一日，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改变着神经突触之间化学物质的流动，从而改变着我们的大脑。我们通过树立榜样、创办学校、使用传媒等方式，把自己的思维习惯传给我们的子孙，一并传承的还有我们大脑结构的改变。
尽管考古学家还无法探明大脑灰质的工作方式，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智力技术的运用塑造并重塑了我们大脑中的神经回路，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任何重复性的经验都会影响神经突触，连续使用能够扩展或补充神经系统的工具会造成神经系统的改变，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尽管我们无法在物理水平上证明发生在远古时代的思维变化，但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变化的现代形式来寻找证据。例如，在盲人学习阅读盲文的时候，他的大脑会发生变化，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智力重建和智力退化过程的直接证据。盲文毕竟是一项技术，是一种信息媒体。
了解伦敦出租车司机大脑发生的变化之后，我们可以假定：在定位和通行过程中，由于人们越来越依赖地图而不是自己的记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的海马状突起及其他涉及空间建模和位置记忆的大脑部位发生了解剖上的和功能上的双重变化。负责维持空间表征的神经回路很可能会萎缩，而用来解析复杂而抽象的视觉信息的区域很可能会扩张或加强。我们还知道，由使用地图引起的大脑变化也可以用于其他目的，这也有助于解释制图工艺的发展如何推动一般性抽象思维的发展。
我们对新的智力技术不断作出心智性和社会性适应，这个过程既反映在我们用来描述自然、解释自然的各种比喻中，同时也因为这些比喻而得到加强。一旦地图得到普遍应用，人们就开始在真实空间或模拟空间中，以绘图的方式描述各种各样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我们开始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甚至我们的思想“映射成图”。机械钟出现后，人们开始认为他们的大脑和他们的身体甚至整个宇宙都“像钟表”那样运行。在钟表内部紧密咬合的齿轮结构中，表针的转动符合物理定律，形成了一个可以追本溯源的因果长链，我们由此发现了一个机械式隐喻，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一切事物的工作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帝变成了“伟大的造钟人”，他的创造不再是难以接受的神秘事物，而是一个已经揭晓的谜底。笛卡尔在1646年写道：“春天到了，燕子肯定会飞来，它们就像钟表一样运行。”
地图和钟表为描述自然现象提供了新的隐喻，从而间接地改变了我们的语言。还有一些智力技术可以实际改变我们的听说读写方式，因而对我们语言的改变更加直接、更加深刻。这些技术可以扩大或压缩我们的词汇，可以修改措辞规范和词序，可以支持或简单或复杂的语法规则。因为对人类而言，语言是意识思维的第一容器，是思维的更高形式，所以能够改变语言结构的技术往往会对我们的智力生活发挥最强的影响。古典学者沃尔特·翁（walterj.ong）指出：“技术不只是外在的辅助手段，也是内在的意识转化，它们对语言的影响更是无与伦比。”语言发展史也是头脑变迁史。
语言本身不是技术，它是我们这个物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已经进化到能听能说。小孩不用专门教导就能学会说话，就像羽翼渐丰的小鸟能学会飞翔一样。读和写在我们的身份和文化中变得至关重要，我们很容易把读写能力当成内在的天赋。但是，这种能力不是天生的。读和写是非自然的行为，只有通过有目的地开发字母符号以及其他多种技术，才有可能学会读写。我们的大脑必须经过教导，才能学会把看到的系统化的符号转换成能理解的语言。读写能力的获得需要我们接受学校教育和实践练习，那是一个有意识的大脑塑造过程。
在很多神经学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大脑塑造过程的证据。实验显示，学者和文盲的大脑在很多方面都有区别，不仅表现在如何理解语言上，还表现在如何处理视觉信号、如何进行推理、如何形成记忆等方面。墨西哥心理学家菲戈·奥斯托斯基–索雷斯称，研究显示“学习阅读的过程对成年人的神经心理系统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大脑扫描结果也显示，使用像中文那样的表意文字的人形成的阅读神经通路，与使用表音文字的人的相应神经通路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美国塔夫斯大学发展心理学家玛丽安·沃尔夫（maryannewolf）在她有关阅读神经学的著作《普鲁斯特与鱿鱼》（proustandthesquid）中解释说：“虽然在所有的阅读活动中，都要用到大脑额叶和颞叶的某些部分来组织和分析字词的发音与含义，但是表意文字会激活那些区域中极为特别的部分，尤其是与运动记忆有关的部分。”在使用不同表音文字的读者当中，大脑活动的差异也已得到证明。例如，比较英语读者和意大利语读者可以发现，前者的大脑活动区更侧重于与可视化形象解析功能相关的部位。人们相信，这种差异源自这样一个事实：英语单词的拼写和发音经常大相径庭，而意大利语单词往往是严格按照发音拼写。
读写活动的最早例证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早在公元前8000年，人们使用刻有简单记号的小泥块来表示牲畜及其他货物的数量。即便是解析如此原始的记号，也需要人脑内部新的神经回路出现重大发展，从而把大脑视觉皮层与附近的感觉形成区连接起来。现代研究表明，当我们看到有意义的符号时，沿着这些通路进行的神经活动两倍或三倍于看到毫无意义的涂鸦时的情况。正如沃尔夫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读懂那些记号，是因为他们的大脑能够把基本视觉区和负责更加复杂的视觉处理与概念处理的邻近区域连接起来。”人们在教导孩子使用那些记号的时候，相应的神经连接就会由孩子传承下去，从而形成用于阅读的基本通路。
大约在公元前40世纪末，书写技术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是在那个时候，居住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即今天伊拉克地区的苏美尔人开始使用楔形文字，而在其以西数百英里的地方，埃及人用以代表物体和思想的抽象的象形文字也日益发达。因为楔形文字系统和象形文字系统把很多音形兼顾的字符结合到一起，不仅表形而且表音，所以较之简单的计数符号，它们对大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阅读者要想搞清楚字符的含义，必须分析这个字符，领会其用法。按照沃尔夫的说法，苏美尔人和埃及人需要发展形成的神经通路简直就像在大脑皮层中“画十字”，连接起来的区域不仅涉及视觉和感觉形成区，而且还涉及听觉区、决策区及空间分析区。随着这些音形兼顾的文字系统不断发展，字符量逐渐增大，记忆理解这些文字开始变得困难，因此文字的使用只能局限于拥有充裕时间和过人脑力的智力精英。为了让书写技术继续进步，超越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使用模式，从而成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使用的工具，这一技术必须进行大幅简化。
一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人首先发明了完整的拼音字母，人类语言才得以大幅简化。在希腊字母出现之前也有很多字母系统，尤为重要的是腓尼基人在此前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字母系统。不过，语言学家普遍认为，希腊字母是第一个囊括了元音字母和辅音字母的文字系统。希腊人对口语中的所有音素加以分析，仅用24个字母就代表了这些音素，使得希腊字母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有效读写系统。沃尔夫写道，“字符的经济性”减少了文字符号“快速识别所需的时间和精力”，从而使读写所需的“感知和记忆资源更少”。最近的大脑研究表明，阅读由表音字母组成的字词时，大脑活跃区显著小于理解速记符号或其他图形符号时的情形。
希腊字母成了后来大多数西方字母的模板，其中包括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罗马字母。希腊字母的出现标志着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革命的开始：从主要依靠口头交流知识的口头文化转变到书写成为表达思想的主要媒介的书面文化。这是一场革命，最终将会改变地球上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头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欢迎这一转变，起码一开始不是。
公元前4世纪初，写作在希腊仍然很新奇，而且充满争议，柏拉图在那时写下了关于爱情、美景和雄辩的对话体著作《斐德罗篇》（phaedrus）。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雅典市民斐德罗，他和伟大的雄辩大师苏格拉底一起散步，二人在乡间小河边的一棵树下展开了一场迂回曲折的漫长谈话。他们讨论了讲话的要点、欲望的本性、疯狂的种类，还有不朽灵魂的旅行，最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书面文字。苏格拉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说道：“写作中的恰当与不当一直成问题。”斐德罗对此深表赞同，苏格拉底接着讲了一个故事，故事讲的是多才多艺的埃及神明特泰和国王赛穆斯之间的一次会面。在特泰的众多发明当中，就包括埃及字母。
特泰向赛穆斯描述了书写的艺术，并提出应该允许埃及人分享这一福祉。他说，写字将会“让埃及人更有智慧，并能增强他们的记忆力”，因为写字“为记忆和智慧提供了诀窍”。赛穆斯不以为然。他提醒特泰，一项发明的价值大小，发明者本人不是最可靠的裁判：“噢，多才多艺的人呀，让一个人去发明创造，让别人去评判发明为其使用者带来的利弊得失吧。对你也是一样，由于你的子孙后代会对写字更加关注，其真实效应将与你所说的截然相反。”埃及人应该学习写字吗？赛穆斯继续说：“那样会把健忘注入他们的灵魂，他们的记忆训练必将就此止步，因为他们过于依赖书面记录，不再依靠自身记忆而是依靠外部符号去想事情。”书写出来的字词“不是记忆的诀窍，而是提醒的妙法。你为自己的弟子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智慧的伪装”。靠阅读获取知识的人“貌似知识渊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无所知”。他们的头脑将会“装满对智慧的自负狂妄，而不是装满智慧”。
显然，苏格拉底和赛穆斯持有相同的观点。他告诉斐德罗，只有“头脑简单之人”才会认为书面记录“胜过同样内容的见闻和回忆”。通过口头演说“铭刻在学习者灵魂中的智慧词句”远远胜过用墨水写下的字词。苏格拉底承认，书写“作为抵抗老年健忘的助记手段”，具有捕捉人的思想的实际益处，但是他也提出，对字母这一技术的依赖会改变人的头脑，而且不是让头脑变得更好。他说，书写以外部符号替代内部记忆，让我们面临变成浅薄的思想者的危险，阻碍我们达到能够带来真正的智慧和幸福的智力深度。
与雄辩的苏格拉底不同，柏拉图是一位写作者。阅读能够取代记忆，从而导致思想深度的丧失，虽然我们可以假定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对这个问题心怀忧虑，但是，柏拉图显然已经认识到书面记录的词句具有胜过口语的优点。人们相信柏拉图的对话体著作《理想国》成书时间跟《斐德罗篇》大致相同，在该书结尾处极具启迪意义的著名章节中，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宣称禁止诗人进入他的理想国，并对“诗歌”极尽猛烈抨击之能事。今天我们认为诗歌是文学的一部分，是一种写作形式，但在柏拉图时代不是这样。高声朗诵而不是默默写下，侧耳倾听而不是静静阅读，诗歌代表了口头表达的远古传统，这一传统一直居于希腊教育制度以及希腊文化的中心地位。在精神生活中，诗歌和文学代表了两种相反的理想。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对于诗人的主张，这一主张不是反对诗歌，而是反对口头文学传统——既是游吟诗人荷马的传统，也是苏格拉底本人的传统——以及为这一传统所反映和鼓励的思维方式。英国学者埃里克·哈弗洛克（erichavelock）在《柏拉图导论》（prefacetoplato）一书中写道，“思想的口头状态”是柏拉图的“主要敌人”。
正如哈弗洛克、沃尔特·翁及其他古典主义者所揭示的那样，柏拉图对诗歌的批评隐含着对书面写作这项新技术以及它所鼓励的阅读者思维状态——逻辑的、严格的、自立的——保护。柏拉图看到了书写能够在人类智能方面为文明带来的巨大好处——这种好处已经体现在他自己的写作当中。沃尔特·翁写道：“柏拉图那入木三分的哲学思维之所以有可能出现，唯一原因就在于书面写作对思维过程产生的影响。”通过《斐德罗篇》与《理想国》表达出来的有关书写价值的彼此冲突的微妙观点，我们可以看到从口头文化向书面文化转型而造成紧张局面的证据。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各自以其不同的方式体会到，那是由字母这一工具的发明而引发的转变，这个转变将会给我们的语言和思维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纯口头文化中，思维受制于人类的记忆能力，知识就是你能记住的内容，而你能记住的内容又受到头脑存储容量的限制。在人类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的千万年间，语言不断进化，成为个体记忆复杂信息的辅助手段，并且使彼此之间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讲话交流信息。沃尔特·翁认为，“严肃的思考”必然要与“记忆系统纠缠在一起”。措辞和语法使语言变得极富韵律、悦耳动听，为了辅助记忆，信息被编成常见的词组，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成语。知识体现在柏拉图所定义的“诗歌”中，诗人学者这样一个专门阶层成了一种有血有肉的装置，用于信息的存储、使用和传承。用哈弗洛克的话说，口头文化中的法律、档案、公报、决议、传统，即今天会被“存档”的所有文本，只能“作成套话连篇的诗歌”，“以高声吟唱的形式”传播。
我们远古祖先的口头世界在情感和直觉方面应该有足够的深度，而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欣赏这样的深度。麦克卢汉相信，文字出现以前的人们肯定特别享受那种“天人合一”的美感。他认为，学会阅读以后，我们会遭受“那种感觉的失落，失去了没有文字的社会所经历的那种情感介入”。但从智力上讲，我们先人的口头文化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现在的书面文化浅薄。书写下来的文字把知识从个体记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得语言不再受到记忆和背诵所要求的诗歌韵律及公式化结构的约束，思维和表达的广阔疆域随之向大脑开放。麦克卢汉写道：“西方世界所取得的成就，正是读写能力带来巨大价值的有力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
沃尔特·翁在1982年出版的影响巨大的研究著作《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oralityandliteracy）中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评论说，“口头文化”能够“产生强大而优美的口头表现能力，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人文价值。一旦书写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口头文化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但是，书面文化“是绝对必要的，不光对于科学的发展是必要的，对历史、对哲学、对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艺术都是绝对必要的。实际上，就连对语言本身（包括口头语言）的解释，也是绝对必要的”。沃尔特·翁得出结论，书写能力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对人类更加完整的潜能的充分实现是必不可少的。书写提高了人们的意识”。
在柏拉图时代以及此后很多个世纪，因书写而提高的意识为社会精英所独占。在字母带来的认知好处扩散到社会大众以前，不得不发明另一套智力技术——这套技术涉及文字作品的抄写、生产和发行。
盖革计数器，一种仪器，可以用来观察和测量射线的密度，比如放射性物质的粒子，通常包括一个盖革试管和其他相关的电子设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