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忆起早年生活的情景时，那些景象就像大卫·林奇导演的老少皆宜的大众电影一样，令人欣慰而又格格不入。深黄色的笨重电话机挂在厨房的墙上，上面有个旋转拨号盘，拖着一圈圈卷曲的长线。爸爸正在摆弄电视机上方那两根像兔子耳朵似的天线，试图去掉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结果徒劳无功。被露水打湿的早报卷成一卷，躺在碎石铺成的车道上。客厅里摆着高保真音响操作台，周围的地毯上散落着一些唱片套（有些是从哥哥姐姐们收藏的甲壳虫乐队唱片集中拿来的）。楼下，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书架上摆着很多书，五颜六色的书脊上印着书名和作者。
1977年，电影《星球大战》上演，苹果电脑公司成立，而我则到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上大学。在申请这所学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该校计算机专业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学校师生能够轻松地利用数据处理机的计算能力。校长约翰·凯默尼是一位很受尊敬的计算机科学家，他在1972年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书名叫做《人与计算机》（manandthecomputer）。在此之前10年，他还是第一个使用常用单词和日常语法的编程语言basic的发明人之一。在校园中心附近，是新佐治亚风格的贝克图书馆，图书馆的钟楼直入云霄。就在图书馆的背后，蹲伏着单层的基威特计算机中心，这是一座单调而模糊的混凝土建筑，充满未来派的风格，里面放着全校仅有的一对巨型计算机，是通用电气公司制造的ge-635型计算机。巨型机上运行的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达特茅斯分时系统，那是一种早期的网络系统，可以允许很多人同时使用计算机。计算机分时工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人计算的最早表现形式，正如凯默尼在书中所说，“它使得人与计算机之间真正的共生关系”成为可能。
我学的是英文专业，对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课程避之唯恐不及，但是基威特计算中心占据了校园里的“战略要冲”，位于从我们宿舍到“兄弟会”的路上。每到周末的晚上，在等待啤酒狂饮晚会开始的时候，我经常会在公共机房里的计算机终端上花上一两个小时。我打发时间的办法通常是玩一个原始愚蠢的多人游戏，那是学习程序设计的在校学生——他们自称为“系统程序员”——一起鼓捣出来的东西。不过，我也设法学会了使用复杂的文字处理程序，甚至还学了一些basic编程命令。
那不过是数字式的嬉戏。在计算中心每待上一个小时，我一定会在紧邻的图书馆里花上二十几个小时。我在图书馆庞大的阅览室里紧张地准备考试，我在汗牛充栋的参考书库中搜寻论据，我还在借书处做兼职工作。尽管我在图书馆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徜徉于狭长的书架过道上，被千千万万册图书环绕包围，但是我从未有过今天所谓的“信息过载”的感觉。在那些图书的静默不语中，有一种沉稳宁静的东西，为了等待合适的读者出现，把它们取走，它们愿意一等数年，甚至数十年。那些书用它们布满灰尘的模糊声音跟我窃窃私语：“不要着急，我们哪里也不去。”
1986年，在我离开达特茅斯学院5年之后，电脑真正进入了我的生活。我拿出我们几乎全部的积蓄，花了大约2000美元，买了一台苹果公司最早的麦金托什电脑，我的妻子为此曾抱怨不已。那是一台macplus电脑，配置了1兆的内存，20兆的硬盘，还有一个很小的黑白显示器。打开这台小小的浅褐色机器的包装时那种激动心情，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把它放在桌子上，插上键盘和鼠标，打开电源开关。电脑开始启动，在执行那些让它醒来的神秘程序时，它冲着我微笑，发出欢迎我的悦耳声音。我一下子就迷上了它。
这台苹果机身兼家用与商用双重职责。那时我在一家管理咨询公司担任编辑，每天都会把它带到办公室。我使用微软公司的word软件修改建议书、报告书及演讲稿，有时候也会打开excel软件，在咨询人员的电子表格中输入修改意见。每天晚上，我再把电脑带回家，用它来记账、写信、玩游戏（游戏还是很愚蠢，不过不那么原始了）。其中最有趣的事是用灵巧的hypercard应用程序拼凑简单的数据库，那时候每台苹果机都带有这套程序。hypercard程序是由比尔·阿特金森（billatkinson）开发的，他是苹果公司最富有创新能力的程序员之一，这套程序集成了超文本系统，预示了万维网的样子和感觉。现在的网页上点击链接的地方，在hypercard中相对应的是点击卡片上的按钮——不过二者的设计思想和魅力如出一辙。
我开始感觉到，电脑绝不只是一个对你言听计从的简单工具，它是一种能以微妙而又确定的方式对你施加影响的机器。电脑用得越多，它对你的工作方式的改变就越大。一开始，我无法在屏幕上修改任何东西。我会先把文件打印出来，用铅笔在纸上改好，随后再输入电脑，形成数字版。然后再次打印出来，再用铅笔改一遍。这样的过程有时候一天会重复十几遍。但是，我例行的编审流程突然在某个时候发生了变化。我发现自己再也不会在纸上写东西、改东西了。没有删除键，没有滚动条，没有剪切和粘贴功能，没有恢复命令，我感觉茫然若失，不知所措。我的所有编辑工作，全都要在屏幕上完成了。在使用文字处理软件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多多少少地变成了一个文字处理器。
1990年前后，我买了一个调制解调器，更大的变化随之而来。在此之前，我的苹果电脑一直都是一台自给自足的机器，其功能限于我在硬盘上安装的全部软件。通过调制解调器与其他计算机连接起来之后，它又有了新的身份，开始扮演新的角色。我的苹果机不再只是一把高科技的“瑞士军刀”，它成了一个通信传媒，一个发现信息、组织信息、分享信息的设备。我尝试过所有的在线服务——compuserve，prodigy，甚至还有苹果公司推出的短命的eworld。不过，最让我不离不弃的还是“美国在线”。最初开始使用美国在线的时候，上网时间限制为每周5小时。为了跟少数几个也有美国在线账号的朋友互发邮件，为了参与几个bbs论坛上的交谈，为了阅读报纸杂志的电子版文章，我得精打细算地安排好宝贵的每一分钟。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连接到美国在线服务器上时发出的声音了。听着那种吱吱呀呀的声音，就像是在偷听一对机器人之间的友好争论。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已经不幸地陷入了“升级循环”。1994年，我那台有些年岁的苹果电脑退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台麦金托什performa550型电脑，这台电脑配有彩色显示器、光盘驱动器、容量为500兆的硬盘，还有一个当时看来堪称奇迹的主频高达33兆赫的处理器。我以前使用的大部分软件，在新电脑上都需要运行升级版，于是我的电脑装上了各种各样的新程序，这些程序具有最新的多媒体特征。到那时，我已经安装了所有的新软件，电脑硬盘装得满满的。我不得不再买一块硬盘，作为补充。我还添置了zip驱动器，后来又买了一个光盘刻录机。几年之内，我又买了一台屏幕更大、芯片速度更快的台式机，还有一台可以在旅行时使用的手提电脑。与此同时，我的老板抛弃了苹果电脑，转而青睐运行windows系统的个人电脑，因而我同时用着两套不同的系统，一套上班用，一套在家用。
就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我开始听到有人谈论互联网的话题，据说那是一个神秘的“网络的网络”。听懂行的人说，互联网许诺要“改变一切”。《连线》杂志199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宣告我所深爱的美国在线“突然之间成了陈腐落后的东西”。“图形浏览器”作为一项新发明应运而生，它允诺带来一种更加激动人心的数字体验：“鼠标一点，链接文档就会出现，跟着链接走，你可以信马由缰地周游整个网络世界。”这激发了我的强烈好奇心，随后就让我沉迷上瘾了。到1995年年底，我已经在自己的工作电脑上安装了网景浏览器，以探索万维网上无穷无尽的网页。很快我在家里也有了一个isp账号，并且换了一个速度更快的调制解调器。随后我取消了美国在线提供的服务。
接下来的故事你应该知道，因为那大概也是你的故事。芯片运行速度不断加快，调制解调器传输速率不断提高。dvd光驱、dvd刻录机先后出现。容量过g的硬盘推向市场。雅虎、亚马逊、ebay等网站纷纷建立。mp3，视频流，宽带网，谷歌搜索，黑莓手机，ipod，wi-fi网络，youtube，维基百科，博客，微博，智能手机，u盘，上网本纷至沓来，层出不穷。谁能抵挡得住？我肯定不行。
2005年前后，web2.0出现，我也随之进入2.0时代。我变成了一个爱交际的网民，我还是一个内容制造者，我注册了一个域名，开通了自己的博客。那真是太爽了，起码一开始那两年是这样。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一直都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主要写技术方面的文章。我知道，发表一篇文章、出版一本书是件很缓慢、很棘手而且经常还会让人灰心丧气的事。你辛辛苦苦地完成了手稿，寄给出版社，假设没有被贴上退稿条寄回来，那就要经过一轮轮的润色编辑、审核及文字校对。直到几周或者数月之后，作品才会最终问世。如果是图书，你可能得等待一年以上才能看到著作付印。博客舍弃了传统的出版印刷设备，你通过键盘输入些文字，设置几个链接，点击一下“发表”按钮，你的作品马上就会发表出来，全世界都能看到。你还可以得到在正式写作中极少获得的体验：来自读者的直接回应，回应可能是以评论的形式出现，假如读者有自己的博客，也可能是以链接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有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感觉。
在线阅读也会让你有一种新的无拘无束的感觉。超链接和搜索引擎为我提供了无边无际的文字、图片、声音以及视频。随着网络提供者推倒了收费阅读的围墙，自由评论掀起了一阵浪潮。我所设置的雅虎主页上的焦点新闻24小时川流不息，我的rss阅读器也在不停地发送信息。点击一个链接，可能会导向十几个甚至上百个链接。每隔一两分钟，新邮件就会弹进我的收件箱。我在myspace、facebook、digg和twitter上都注册了账号。我已经不订阅报纸杂志了。谁还需要它们呢？等到印刷版送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因为被晨雾弄得湿漉漉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总感觉好像已经看过了全部内容。
2007年的某个时候，怀疑的“蛇”溜进了我的信息伊甸园。我开始注意到，比起我以前那台茕茕孑立的个人电脑，互联网对我施加的影响要强大得多，广泛得多。这不仅表现在我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紧盯着电脑屏幕，也不仅表现在我越来越习惯并依赖于互联网上的信息和服务，而且越来越多的行为习惯和做法也在改变。更重要的问题是我的大脑运作方式发生了改变。我开始对自己在一件事上的注意力无法超过几分钟的现象担忧不已。起初我认为这是人到中年出现的心绪紊乱症状。但是，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大脑并不仅仅是游移不定，而是如饥似渴，它渴求以互联网喂食它的方式来给它喂食——吃得越多，它就越饥饿。即便在我离开电脑的时候，我也渴望着去收邮件，点击链接，搜索网页。我渴望连接。正如微软的word软件曾经把我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字处理器一样，我感觉互联网正在把我变成一个像高速数据处理机一样的东西，我成了一个活人版的哈尔。
我失去了以前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