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在哪里
刘伯温五十岁时出山辅佐三十三岁的朱元璋，流年似水，1364年时，刘伯温已五十四岁。在这四年时间里，他让一个并不起眼的割据政权脱胎换骨，一跃成为南中国第一霸主。后人说他能化腐朽为神奇，太过于夸张，但说他能点石成金，却是事实。
当朱元璋于1364年正月自称吴王时，他心中早把自己当成了皇帝。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年正月，他的同乡，也是他最信赖的战友李善长和徐达要求他登基称帝。他内心抑制不住地兴奋，可他虽然是个冒险家，但极有政治头脑，这个时候称帝，虽没有弊，但也没有任何利。所以他假惺惺地推辞说：“战马还在战场上驰骋，人们还在呼号中奔走，天下未定，天命未必在我，不可冒昧行事。”
他似乎忘记了他在鄱阳湖上写给陈友谅的信，但刘伯温未忘。他在那封信字里行间把自己置于天命所归之处，而把陈友谅放在逆天而行的火炉之中：“你不要做欺人之事，马上取消你那皇帝的称号，等待真命天子的到来。否则，家破人亡，后悔晚矣。”
那时，鄱阳湖之战才进行到第二天，朱元璋明显居于劣势。能在如此形势下有这种猖狂的口吻，刘伯温很是吃了一惊。但刘伯温吃惊过后，就看透了朱元璋的肺腑——这是个想做皇帝想疯了的人。当他在鄱阳湖之战胜利的三个月后，在众人的拥护声中冷静地拒绝称帝之时，刘伯温又很是吃了一大惊——这人的理性和自制力如此强大，真是世间，至少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人啊!
站在刘伯温那超自然智慧的圣坛上，就能明白朱元璋为何不称帝而只称王——因为小明王还在滁州活着。天下的人，包括草木鱼虫都知道他朱元璋是小明王的部下，如果他朱元璋称帝，那他的领导小明王该称什么？也就是说，有小明王在，至少在名声上，他就无法称帝。
不过，这件事在1364年的朱元璋看来，并不是什么事。让他真正挂怀的是，陈友谅虽然不在了，但他还有敌人。他说：“我们不能忽视任何敌人。”
据朱元璋的叙述，他有四个敌人。第一个就是那位多年前被方国珍活捉，后来又和王保保势不两立的孛罗帖木儿，1364年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对元政府阳奉阴违；第二个则是王保保，这个人非比寻常，几年后，他让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寝食难安；第三个则是李思齐和张良弼，两人占据关中；最后一个，也是离朱元璋最近的敌人，就是张士诚。
据刘伯温看来，这四个敌人的前三个不足惧，至少在短时间内，他们不会威胁到朱元璋。孛罗帖木儿占据河北，虽然有一支数量可观的兵团，但军纪太差，打不了硬仗；王保保在河南，军纪严明，可士兵太少；至于李思齐和张良弼，更不足以忧虑，因为他们占据的关中严重缺粮，自保都成问题。
刘伯温最后说：“我们最大的敌人自然就是张士诚，这人要军队有军队，要粮食有粮食。想要消灭他，必须要审时度势，在最好的时机给他最致命的一击。”
朱元璋问：“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机？”
刘伯温朝天空望去，那时，应天城中阴雨绵绵，房檐挂着一道雨帘。刘伯温和朱元璋并肩站在檐下看雨。刘伯温没有给朱元璋答案，朱元璋也没有继续问。几年来，两人似乎已形成一种默契，朱元璋知道，刘伯温该说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不说的时候，证明时机还未成熟，所以，不必问。
几年后，刘伯温在朱元璋的许可下参与法律制定，他提出一个影响朱元璋多年的思维定势：执法要严，要灭绝人性的严厉。他说：“元王朝的覆灭就是太宽纵，所以，真正的法律应该是这样的：它一旦被制定出，如果不是在非常时刻，它就不该被变动；任何人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对法律顶礼膜拜，执法者要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包括君王自己也没有资格修改、意淫法律。”
中国古代的这种法制精神并非是刘伯温的启蒙。千百年来，中国一些拥有良知的执法者都在千方百计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但是，当他们面对有实力的犯罪嫌疑人时，纵然口若悬河，也无法维护法律的尊严。
而中国古代，触犯法律、玷污法律的人有时候是皇帝本人，而有时候则是皇帝一手培养起来的那些坐在尊贵位置上的人。其实也不是他们自己触犯了法律，而是他们下面那些狗仗人势的奴才。这些人不仅是皇帝的敌人，还是国家的敌人。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我的敌人在哪里？”刘伯温告诉他：“人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朱元璋当时并没有理解，直到1364年那个阴雨连绵的农历四月，朱元璋才知道他的敌人在哪里。
功勋盖世的徐达是第一个被朱元璋叫来训话的人，因为他的那些家人仗着他的势力在应天城中为非作歹。他们根本不知道主人创建下这些功勋背后的艰辛，他们认为主人能有今天的辉煌，必须要惠泽于他们。所以，他们骄傲了、跋扈了，在菜市场买菜不给钱，出门乘坐超过规格的车队，看到不顺眼的人就拳脚相加，搞得应天城乌烟瘴气。
朱元璋对徐达说：“你是跟着我一路披荆斩棘过来的，好不容易混到这个地步，不要被那些狗奴才毁了你。你要好好管束他们，否则，不但他们后悔，你也有后悔的一天。”
徐达听了这些话，惊出一身冷汗来。回到家中，他官服都不脱，就把下人们集合起来训话，而且还杀了几只鸡儆猴。
刘伯温早就说过，帝国的敌人就是触犯法律的那些人，而敢于触犯法律的人必然是自以为有实力的人，这种人一旦放纵之，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这种警告对当时的朱元璋来说，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朱元璋不是哲学家，他理解不了深层的问题，他只是知道他的敌人是那些有兵有地盘的军阀。他虽然经常和他的将军们谈到纪律问题，但只是例行发言。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把这样的敌人放在心上，直到他统一中国后，文武大臣们的放荡不羁才让他重拾刘伯温的警告。可惜，为时已晚，例行发言已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用屠刀。
刘伯温五十四岁那年在应天城。应天城阴雨连绵，三个月不见阳光，空气中飘荡着青灰色的雨丝，打湿了他的脸。他伸出手去，手很快湿了，他于是想到了法律之网，后来又想到朱元璋的敌人。再后来，他站在雨中，进入与雨水合二为一的境界，什么都不想了。
刘伯温就在那最佳状态中站了好久，突然有人来拍他，他这才从梦幻跳回了现实。扭身回头时，他向南昌(1363年，朱元璋设洪都府为南昌府)看了一眼，心里暗叫一声：“不好，南昌有变!”
吴王，请速去南昌
1364年年末，刘伯温对朱元璋说：“注意南昌。”朱元璋一愣，说：“朱文正在南昌啊。”刘伯温又说了一句：“那就注意朱文正。”
在刘伯温说出那句话之前，朱元璋从来没有注意过朱文正，注意这个“注意”，在政治圈中，谁要是被“注意”上了，谁就要倒霉。朱元璋心中，朱文正是绝不会倒霉的，这位曾把陈友谅钉死在南昌城下达三个月之久的守城奇才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一颗耀眼的恒星。不过对于那场“洪都保卫战”，很多人都高估了它。我们在前面谈过，南昌城被朱元璋重修之后，陈友谅威力无比的攻城武器——战舰——无用武之地。陈友谅在南中国的崛起，很多时候靠的是海军，他是个典型的偏执狂，过度地重视海军的优势。朱文正守南昌城时，只有两万人，陈友谅六十万，但这六十万人攻城的能力很差。朱文正之所以能守住南昌城，一是他的确有一定的调度能力——南昌城比较大，他却能把两万人分配合理，能在危机时刻拆东墙补西墙；二是，陈友谅这个对手的攻击力很一般。
朱元璋回想关于朱文正的往事，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洪都保卫战，这场保卫战在他战略上的价值有多大，他心知肚明。可如果站在陈友谅的角度来看，南昌城的得失如浮云，因为他去攻南昌的目的就是引朱元璋前来决战。所以，攻南昌城时是否用了全力，只有成了鬼的他知道。这也同时说明，朱文正在守城上固然有天分，可远没有如后人说的那样高。
朱元璋那天在刘伯温的提示下，脸向西南，看向南昌城。他眼前就浮现了一张轻佻的脸，这张脸的主人就是朱文正。
朱文正是朱元璋哥哥朱兴隆的儿子，朱兴隆早死，他老婆领着朱文正四处流浪。朱元璋革命大业稍有起色后，朱文正和他母亲一起来投奔朱元璋。在后来的战争中，朱元璋发现这个侄子虽然任性轻佻，但却骁勇善战。在攻陷应天的战役中，朱文正一马当先，最先冲进应天城，给朱元璋争了很大的面子。朱元璋论功行赏时曾问他想要个什么官，朱文正很懂事地回答：“叔父您真成大业，何患不富贵。先给亲戚封官赏赐，何以服众？”
朱元璋大为惊喜，深为侄子的见解感到欣慰。一定要注意朱文正的这句话，他不是说不要封赏，而是想要最大的封赏。
1363年，朱元璋从陈友谅手中重新夺回南昌后，他心目中守卫南昌的唯一人选正是朱文正。陈友谅未攻南昌城之前，朱元璋就曾收到南昌城一些官员的密信，说朱文正在南昌城不理政事、花天酒地，他们很担心南昌城在这样一个浪荡子手中会不会再次丢失。使人惊骇的是，当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兵临南昌城下时，朱文正来了个超级大变身，推开酒杯，踢开怀抱里的女人，梳洗打扮一番，然后调兵遣将，聚精会神地守起了南昌城。
如你所知，他守得很好，洪都保卫战几近于完美。
陈友谅从南昌城刚撤军，朱文正就脱掉了战袍，穿起当时世界上最精致的丝绸长袍，用他那双还有血腥味的手端起酒杯、搂起美女，载歌载舞起来。
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生死相搏时，他在南昌城中醉生梦死。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都看不懂他，在平常时期，他是个花花大少，而一旦到危机时刻，他马上就能进入救世主的角色。如果说朱元璋是深不可测，那么他的这个侄子朱文正就是变化无常，你能按朱元璋的逻辑猜出他下一步要做什么，但你永远猜不出朱文正的下一步。
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厚重的赏赐，他从未想过朱文正会质疑他的这一行为。因为在他心目中，朱文正很识大体，他当初那句拒绝封赏的话就是明证。
刘伯温在鄱阳湖之战后曾提醒过朱元璋，让他注意一下在这场战争中的无名英雄。这些无名英雄当然不是漂浮在鄱阳湖上的士兵，而是未参加鄱阳湖之战，却对鄱阳湖之战有着卓越贡献的人。比如在武阳渡驻扎的部队，他们未发一枪一弹，却震慑了陈友谅不能南逃；再比如朱文正，如果不是朱文正拖住陈友谅，朱元璋就不可能有充分的时间准备。
朱元璋却说：“陈友谅来攻南昌城，就是要和我决战的。即使他攻陷南昌城，也会到鄱阳湖中来，而我们在长江到鄱阳湖的沿线都布置了重兵。也就是说，朱文正的功勋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这成了他在鄱阳湖之战后未对朱文正封赏的心理依据，他一厢情愿地认为朱文正能理解这件事，朱文正对这件事是超然度外的。
朱文正不能超然度外。鄱阳湖之战的后期，陈友谅派人来南昌城劫粮，他在击退敌人后，曾洋洋得意地问他的部下：“你们说这场战争功勋最大的是谁？”
他们的部下知道主子要的答案是什么，异口同声地说：“是您。”
朱文正很不客气地接受了这个答案，说：“我拖了陈友谅三个月，叔父才有时间作充足的准备，我现在又断了陈友谅的粮道，他成了无本之木。你们瞧，这种功勋，光芒可与日月争辉。”
在他意识中，他认为自己说得没有错，他希望朱元璋也认可这种说法。因为几年来，他的确没有升迁过，这一次，就是击鼓传花的封赏，也该轮到他了。但他很快就滑进失望的深渊中，朱元璋对他未作任何振奋其心的封赏。
他先是在房间里来回转悠，自言自语，后来就像中了魔一样的大喊大叫。最后，他把自己放进极乐世界，这个世界里，有美女、美酒、最赏心悦目的歌舞和男人们的淫笑。
他的部下也跟着他神魂颠倒起来，居然有人劝他投靠张士诚。朱文正初听到这个建议时惊骇万分，后来在没完没了的纵欲狂欢中，他惊骇的心情居然奇迹般的平静下来。他认为，这种提议有它一定的道理，乱世中太多人的效忠心理没有被培养起来，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
正当他准备发挥这一本能时，刘伯温提醒了朱元璋要注意南昌城。朱元璋半信半疑，可还是派了使者去南昌城。使者回来报告说，朱文正的确有点不对头，依他的观察，朱文正心灰意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朱元璋在那时就已经表现出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恐惧特质，他再派使者到南昌城，特意嘱咐使者：一定要查出朱文正到底是在玩物丧志，还是别有用心。
现存的史料已无法证明当时朱文正是否真有背叛朱元璋的行为，也无法判断他是否存在背叛朱元璋的心。但多次的使者往返后的报告都指出，朱文正的确有怨气，而且这股气很浓。
朱元璋气得发抖，任何人都可以背叛，只有他朱文正没有理由背叛。朱元璋派使者前去责骂朱文正，朱文正恐惧万分，可能就在此时，他真的想准备背叛朱元璋了。
朱元璋不可能给他这样的机会。1365年正月，朱元璋亲自来到南昌城下，并不上岸，召朱文正来见。朱文正扔了酒杯，踢开美女，仓促穿起官服，一路小跑来到朱元璋面前。朱元璋站在船头，朱文正左摇右晃，好不容易跪了下去，前仰后合，像个不倒翁。
一股浓烈的酒气冲到朱元璋鼻中，朱元璋皱了皱眉，问：“你想干什么？”
朱文正浑身发抖，不说话。
朱元璋连续问了三遍“你想干什么”，朱文正始终没有给出一句回答。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回答。他如果说我是冤枉的，朱元璋就会说，我都没有说你干了什么，你为何说冤枉？你说自己清白，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如果他说，我什么都不想干啊，朱元璋就会说，你干的还少吗？
朱文正被押回应天后，朱元璋对刘伯温说：“先生真是料事如神，这小子真要谋反。”刘伯温却说：“我没有要你注意他谋反啊，我是要你注意他这个花花公子会把南昌弄丢了。”
朱元璋很吃了一惊，他理解错了。可他不能承认，他说：“先生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无从得知刘伯温是否说的是真心话，不过就是这句话，让朱文正讨了个死罪，被囚禁直到死去。
刘伯温就在朱元璋吃惊时，又冒出了一句话：“东南必失一良将。”
这句话非同凡响，若干年后，就是这句话，催生出了刘伯温最神话的一幕——《烧饼歌》的诞生。
东南必失一良将
1365年正月的那天，刘伯温意味深长地看了朱元璋一眼，朱元璋如坠五里雾中。刘伯温说：“东南必失一良将。”朱元璋不以为然，如今是战争时期，每天都有人死，每天也都有将军死。但刘伯温却说：“我暂时还不知道是谁，但现在他正走在通往阴界的路上。”
1365年农历六月，朱元璋吴王府的参军胡深在福建行省牺牲。刘伯温一语成谶。
胡深是名将，而且是良将，很少有他那样的将军，不把别人的生命视同儿戏。胡深早年和刘伯温在石抹宜孙帐下共事过，刘伯温对他的评价是：文武全才，知道慈悲是何物，能用谈判解决的事，决不动用武力；一旦动用武力，就是全力以赴，不分胜负，决不回头。
胡深是个神童，先天优势和后天努力使他年纪轻轻就蜚声其家乡处州。他熟悉经史子集，并能从书本中汲取智慧，同时还和刘伯温一样，在占卜星相学上有很深的造诣。东南大乱后，他夜观天象，说：“浙东地气尽白，大祸将来临。”于是变卖家产，召集精壮汉子组成一支部队，投奔石抹宜孙。
刘伯温在石抹宜孙帐下时，正是他和胡深伟大友谊的开端。这一伟大友谊还未升温，刘伯温就离开处州，回了老家青田。1359年，朱元璋兵团攻处州，胡深统领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兵，准备闭关顽强抵抗，可四县士民纷纷向他请愿，要他投降朱元璋兵团，以保存百姓性命。
胡深仰天长叹，说：“大元待我不薄，我怎忍心做下这等丑事？”
四县士民的代表对他说：“您带兵数年，勤勤恳恳，朝廷却没有一点封赏，是国家有负于你，你哪里有对不住国家的地方？”
胡深头脑中电光一闪，想到唐王朝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战至最后一刻，城中人相食，张巡把自己的小老婆拿出来给将士们吃掉，就是不投降。
张巡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让后人对其评价分为两种：一种认为，他是个对政府忠贞不贰的人，应该大力宣传；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张巡如果投降，那睢阳城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惨剧，搞得人吃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张巡用别人的生命来表现自己的忠贞，根本不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简直就是人渣。
胡深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后，他和张巡背道而驰，开门迎接朱元璋兵团进城，四县百姓安然无恙，他也摇身一变，成为朱元璋的将军。
朱元璋数请刘伯温时，胡深就给刘伯温写过信，恳请他能为天下苍生着想，出山辅佐朱元璋。刘伯温很理解胡深的投降行为，因为胡深是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的人。在给胡深的回信中，刘伯温指出：“我和你胡深不同，你投降朱元璋才是真为苍生，而我手中没有四县百姓的生命，所以投靠朱元璋，我有选择的余地，你却没有。从这一点而言，你比我要崇高。”
一个人的崇高是由纯洁的灵魂所决定的，纯洁的灵魂就是一个人的良知，良知就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便是懂得区分善恶。知道什么是善，去做；知道什么是恶，不去做，这就能使一个人进入崇高的殿堂。
胡深投靠朱元璋后，始终在处州从事军事征伐和行政管理。在他的管理下，处州很快从战争废墟中恢复了元气。当朱元璋看到生机勃勃的处州时，不禁问宋濂：“胡深这人怎样？”宋濂回答：“文武全才。”朱元璋说：“是!他就是我浙东的一面屏障。”
元政府福建军区司令陈友定不相信胡深这面屏障，1364年农历二月，陈友定率领主力兵团进攻处州，浙东震荡。
陈友定和陈友谅没有一毛钱关系，陈友定是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沉勇有智谋，为人讲义气，社会交际能力强，所以人脉极广。小时候他曾给地主家放鹤，仙鹤的高洁品行深深打动了他。当他驱赶仙鹤，让它们飞起时，就在心中暗暗发誓，将来要如这些大鸟一样，翱翔天际。二十多岁后，他到元政府在福建行省的驿站工作，很快升为站长。1352年，一股千余人的农民武装在当地纵横驰骋，官军毫无办法。陈友定主动请缨，在这支农民武装的小部队前来驿站索要战马时设宴款待，暗地里偷偷把他们的武器收取，在他们喝得酩酊大醉时，将他们全部杀掉。那支农民武装的头子得知消息后，领人来复仇。陈友定在他们来的路上设下埋伏，一举将其歼灭。元政府对他的表现非常满意，给了他一个行政编制。1352年，陈友定这只仙鹤开始了飞翔之梦；1358年，他被升为延平路军区司令，他翱翔天际，成为元政府在福建的一只仙鹤。
1359年，陈友定大败前来攻击福建城镇的陈友谅大将邓克明；1363年，陈友定再次大败邓克明。这两次战役使他名扬福建，成为福建不折不扣的实力派军阀，但他和方国珍、张士诚截然不同，他忠诚于元政府如忠诚于自己的灵魂一样。
1365年，朱元璋看上了福建，可他深知这不是一块好啃的肉，陈友谅两次惨败就是明证。左思右想，朱元璋把胡深从处州调出来，同时又调遣一员猛将朱亮祖，把两人投到了福建战场。
朱亮祖本是一支土匪武装的大当家的，匪气十足、我行我素，后被朱元璋收服，成为朱元璋的马前卒之一。朱元璋要他和胡深一起到福建战场，可能是看中了他的蛮劲可以激发胡深谨慎性格中的冲力，但正是这种安排，断送了胡深的性命。
在行政设置上，朱亮祖和胡深平级，谁都无法指挥谁，到了必须有一个指挥的时候，谁脾气大，谁就是总指挥。
1365年农历六月，二人来到建宁城下，面对城高墙厚的建宁城，朱亮祖要胡深发动总攻。当时大雨，胡深眼皮直跳，掐指一算，对朱亮祖说：“天时对我等不利，恐怕有灾祸。”朱亮祖嗤之以鼻，说：“天道幽远，云电风雨，变化无常，却是平常之事，这能证明什么？”
这个时候，正是刘伯温对朱元璋说“东南必失一良将”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朱亮祖扯着嗓门要胡深出兵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胡深在雨中神情忧伤、浑身散发死亡气息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正是陈友定全身心投入准备歼灭这支朱元璋兵团的时候。
在大雨倾盆时，胡深架不住朱亮祖的催促，跨上战马，按自己最理想的攻击方式，主攻建宁城正门。建宁城守军顽强抵抗，陈友定得知这支朱元璋兵团的主力正在全身心地攻建宁城后，命令守将阮德柔抓住机会反攻，而派另一支部队去攻击胡深的后面，把胡深引到锦江附近，在那里，陈友定已设下天罗地网。
胡深明知那支攻击他的部队是诱饵，但他不得不追击，因为建宁城的守军已经发动了反攻，他不想被夹成包子。就在他追击到锦江并求老天保佑陈友定没有埋伏的时候，一声锣响，四面八方冲出了陈友定那支强悍善战的福建兵团。胡深陷在包围圈中，多次突围，多次失败。最后，胡深的战马跌倒，人被活捉。
见到陈友定时，胡深还想发挥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对陈友定大肆渲染朱元璋的伟大。陈友定冷冷一笑，用一句话就堵住了他的嘴：“你背主不忠!”
胡深顿时感觉自己身陷黑暗之中，那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他看到了自己在石抹宜孙帐下的运筹帷幄，听到了那四县士民哭天抢地要他投降的哀号，闻到了家乡山上玉兰花的清香。
他长叹一声，再无一句话，他几年来始终不敢去碰的脆弱的神经，被陈友定无情地拨动了。
胡深被陈友定俘虏的消息传到应天时，应天在下雨，雨打在芭蕉叶上，噼里啪啦地响。朱元璋对刘伯温说：“先生说东南必失一良将，果然应验了。”
刘伯温说：“还未应验。”
朱元璋疑惑不解，瞪着眼等待刘伯温的解释。
刘伯温说：“太阳有黑子，是死一良将，而不是被俘。”
朱元璋嘿嘿一笑：“陈友定不过是个暴发户，我用良马、金银可以赎回胡深。”
刘伯温也笑了，很轻，在嘈杂的雨声中，朱元璋根本没有听到。刘伯温继续说：“陈友定是对元王朝忠贞不贰的人，他决不会和你做交易。”
刘伯温猜对了，陈友定不是暴发户，他是一只元政府眼中最纯洁的仙鹤。当朱元璋向陈友定提出他试图换回胡深的想法时，陈友定冷冷一笑，把信扔到一旁。几天后，在元政府的要求下，胡深被处决。
胡深的死亡，并未让朱元璋抱憾许久，最让朱元璋感到惊讶的是，刘伯温真的可以料事如神。这种超自然的技能，朱元璋知道，自己必须要好好利用。
不可改葬
1366年农历四月一个雨后的下午，在阴郁的吴王宫中，朱元璋忽然就想到了“衣锦还乡”这四个字。他眼前出现一幅水墨画，画上是个粗线条的大汉，穿着漆黑的盔甲，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飞奔在回江东的路上。这个人自然是项羽。项羽那时刚灭秦朝，正准备带兵回老家。有人对他说，关中这地方是帝王基业所在，不可轻易抛弃。项羽说，富贵不还乡，就如穿着锦绣在黑夜里行走一样。后来有人说项羽是戴着帽子的猴子，这种人的智商根本无法理解项羽。
项羽能建下震动天地的灭秦奇功，并非全出于他的好运气，他的头脑不是摆设。在江东革命时，他带着八千老乡杀向中原，多年血战，他的兵团人员构成始终以江东人为主。大功告成后，少年变成了青年，青年变成了中年，中年即将步入老年之境，他们太想念阔别已久的家乡了，项羽所以要回江东，不仅是“衣锦还乡”的虚荣心作怪，还有时势的使然。如果他建都关中，兵团的怨气一定很深，中国人的乡土气息浓厚，如何维护他的权威，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朱元璋就很理解项羽：感情上，他很想回老家；政治上，他在老家淮西一带发迹，他的兵团里也是淮西人居多，他的文臣武将里，淮西人占了十之八九。这些人组成的圈子被称为淮西集团。当1366年，朱元璋和张士诚全面开战后，胜利只是时间问题。朱元璋此时已有了衣锦还乡的资本，但他和项羽当时的想法稍有不同，项羽回老家，纯是欢乐，朱元璋回老家，却有万分的苦楚——他的老爹老娘至今连个坟墓都没有。
那个阴郁的下午，朱元璋对刘伯温讲起父母凄惨的往事，不禁流下几滴泪来。刘伯温马上就明白，朱元璋是想回老家濠州了。
刘伯温望着外面铅灰色的天空，一场雨又将到来。他对朱元璋说：“这个时候回濠州，恐怕不是时候吧。”
朱元璋看了他一眼。刘伯温说：“我们和张士诚的战争正进入关键时刻，您这一走，恐怕影响军心。”
朱元璋这回笑了一下，对刘伯温说：“张士诚已是我掌中之物，不必担心。我必须要回趟老家。”
刘伯温马上就问：“你可是想把新都建到你老家？”
朱元璋大吃一惊，这是他给两年后作的打算，想不到在这时就被刘伯温卜算了出来。这如同在苍茫无边的大海上，正茫然无措时，突然看到了指路的灯塔。朱元璋急忙打消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在这个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有的，它必然要存在，可绝对不是这个时候。他说：“当然不是，我是想改葬我父母的坟墓。”
朱元璋说，此生以来最大的痛，不是经历过永恒的饥饿，也不是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丧失最亲密的战友，更不是在险象环生中的焦虑和恐惧，而是他父母死后连个像样的坟墓都没有。每次想到这件事，他的心就如刀绞，几乎滴出血来。
刘伯温说，他没有这样的感受，他父母的坟墓都很像模像样，所以他无法理解朱元璋的感受。人的命不同，后来形成的心理状态自然也不同。但他后来说，虽然不能理解朱元璋的这种心理，他还是愿意让朱元璋回老家，只是有个条件。
他的这个条件恰好是朱元璋最不愿意的：不允许改迁父母的坟墓。
朱元璋的父母死时，没有棺材，就是墓地也是随意挑选的。对于轻生重死的中国人而言，谁要是对父母办了这样的事，谁就是大逆不道。
如今，朱元璋这个穷小子一夜暴富，必须要摘掉这顶“大逆不道”的帽子，刘伯温却不让他摘，他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
刘伯温当然有他的理由，他说：“我并未亲见你二位高堂的坟墓所在，但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风水学理论——不能轻易迁坟。否则，破坏了风水，你就和倒霉结下了不解之缘。”
朱元璋最怕的就是倒霉，一个从来没有倒霉过的人永远不理解和霉运共进退的痛苦。见刘伯温说得极为严肃，他就打消了这念头。刘伯温又叮嘱他：“就是装修你父母的坟墓，也要从简。”
朱元璋这次发起火来，但未等他用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刘伯温马上就说：“当然，孝道乃天道，您看着来吧。”
两人的谈话随着那场雨渐渐大起来而结束。就在他们结束谈话时，朱元璋兵团横扫张士诚在淮水各地的驻军，为朱元璋的回乡之路涤荡了尘埃。
朱元璋那次回老家，看着凄凉的父母坟墓，痛哭失声，如重新死了一次爹妈一样。虽然如此伤痛，他还是听从了刘伯温的建议，并没有改葬，只是把他父母的坟重新装修了一下，并且安排坟墓旁边住的居民二十多家守冢。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后，派人又精装了一次父母的坟墓，这就是今天安徽凤阳城南七公里处的明皇陵。
明皇陵规模宏大，森严壮观，在历代开国皇帝的父母陵墓中出类拔萃。明朝二百多年，明皇陵始终受到最体贴的照顾。明朝末年，革命家张献忠攻陷凤阳，对明皇陵进行了剥皮剔骨一样的破坏。这是朱元璋永远都不会想到的，刘伯温是否想过，没有人知道。
朱元璋回老家去探望已成碎骨的老爹老妈时，刘伯温也想起了自己的老爹老妈。不过，他已经五十六岁，这样的年纪，想到的亡人，更多的时候是自己，而不是父母。所以，他眼前一片模糊，后来脑海里也朦胧起来，以至于连父母的模样、甚至是自己是否有过父母都记不起来了。
1366年农历五月的一次滂沱大雨中，朱元璋从濠州回到应天，他一回到南京就找来刘伯温，对他讲述回来路上的艰辛。他说：“尤其是进了应天城后，马上就胸闷气短起来。”刘伯温仰头看了看昏暗的宫殿，又冒雨跑出去，看了看城墙，再跑回来对朱元璋说：“我们必须要有个像样的宫城。”
除非燕子能飞入
在1366年建造新宫城，朱元璋有些心摇神迷，又有些不安。1366年，朱元璋各条战线上都有些吃紧。王保保兵团的快速机动性让前线的徐达有些吃不消，虽然他先后在安丰、徐州击败了王保保兵团，不过他辛苦取得的成果，必须要付出十倍的努力才能保住。对张士诚的战争，前线传来的永远都是千篇一律的战报：一切顺利，一切正常。
可战争这玩意，一旦出现“一切正常”的情况时，说明要么是僵持了，要么就是进展缓慢。如果不是刘伯温的支持，朱元璋在1366年的那种情况下，重建应天城一事，虽有想法，却不可能付诸实践。
1366年农历八月，刘伯温被朱元璋任命为应天城的总设计师，其实，刘伯温只是选址师。应天城在两年后改称南京，南京城的修建持续了多年，我们今天见到的南京城城址，就是刘伯温奠基的。
刘伯温站在应天城城墙上开始对应天城的历史进行了一场严肃的追溯。在这场追溯中，应天城如百变神君，它的形象变幻莫测，使人眼花缭乱。
刘伯温的意识最先流到西周王朝，周武王站在一块用泥土堆起的国家地图前，指着一块他的兵力从未到达过的地方，说：“在这里设周章国。”周章国国王是个只穿了一个茅草制作的丁字裤的矮小汉子，他坐在今天南京城的某个茅草屋中，恭敬地向西北方鞠躬说：“我谢谢您，素未谋面的周大王。”
五百多年，周章国悄无声息，如同被地球吞没一样。直到一个野蛮的楚王国在南方拔地而起，它才以被征服者的身份进入了历史的视野。楚王的右臂前伸，有点像法西斯的直臂礼，说：“在那里设置棠邑。”这一年是公元前571年，南京历史上有了最早的地方建置记录。
春秋末年，楚王国被它背后阴狠的吴王国持续不断地攻击，地盘大量丧失，其中就包括棠邑。吴国的国王夫差说：“我要在这里建城。”于是，今天南京的朝天宫一带旱地拔葱般崛起一座新城。
这座新城沐浴了吴国的春风不到30年，公元前472年，那位以吃屎名留史册的越国国王勾践灭吴。勾践对他的谋士范蠡说：“我要在这里建一座比吴国所建的更大的城，我称它为越城。”范蠡说：“好。”于是，在今天南京城中华门外的长干里，神话般的崛起一座城池。勾践自豪地大笑说：“将来谁在这里建城，都逃不出我所创下的城址。”勾践说得没错，越城就是今天南京城垣之始。公元前333年，楚国重振神威，攻下越城，就在此地建筑金陵邑，“金陵”之名就此确定。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四处巡游。在第五次巡游时，秦始皇沿长江东下，远远望见金陵。他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金陵上空有清气数道，如柱子一样直逼霄汉。他身边的术士趁机说：“金陵乃龙脉地势，虎踞龙盘，地形险峻，王气极旺，五百年后会有天子坐镇。”
秦始皇又吃了一大惊，说：“这是要我的后代迁都吗？”
术士说：“非也，是有人要取代您的子孙。”
秦始皇脸色发青，问：“如何是好？”
术士说：“破坏它的龙脉，改它的名，让它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就是真有人在这里当天子，也不会长久。”
秦始皇当机立断，命令他的卫队把方山凿开，又把淮水贯穿金陵，通达长江，成了秦淮河。做完这一切后，秦始皇远眺，看到金陵城北的狮子山、马鞍山，说：“这两座山，也给我凿了。”
大功告成后，秦始皇对金陵人说：“以后有人问你们是哪里人，你们要说自己是秣陵人，不许说自己是金陵人。”秣陵就是草料厂的意思。
秣陵开始低下刚刚昂起的头颅，默默无闻地度过了秦王朝、西汉王朝、东汉王朝。虽然沉默了几百年，但它有一颗火热的心，这颗心终于在公元229年被三国时期的军阀孙权接纳，它成为孙权所建立的国家吴国的首都。孙权将它改名建业，重新为它装扮，注入生命的活力。
自此，南京就成为光芒四射的明星之城，东晋以及南朝的宋、齐、梁、陈均相继把它当成都城，所以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称。
那时候，南京城是世界的中心，它代表着繁华和壮丽。如果居住在罗马城的古罗马人来到南京，他们会羞愧得要死，因为和南京城一比，罗马城就是个小村庄。
那时南京城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比肩接踵。夜晚来临，家家灯烛亮起，可以和又大又圆的月亮一比高低。南京城里日新月异，就是南京市民，早上出门，晚上回家，在繁华的街道上都容易迷路。还有寺庙道观，极尽繁华之能事，进入这些场所，必须要把耳朵塞起、眼睛蒙起，否则会失去对现实世界的判断，误认为自己在西天极乐世界。寺庙中的香火如火焰山，能把人熏得失去味觉。还有数不清的亭台楼阁，恍如仙境。
六朝时期，是南京城最光辉的时期。就是在刘伯温站在城墙上回首它的往事时，仍然能看到艳绝人寰的妙龄女郎走在清澈的秦淮河上，能在城墙上闻到穿越几百年而来的脂粉味。但流年似水，南京城的光辉终于在公元589年消失在地平线下。这一年，大隋帝国的远征军攻入南京，隋帝国一任帝杨坚警惕着南京城里的纸醉金迷，所以下令将城邑和宫殿“荡平”，改为耕地。
南京城最美丽的往事从此烟消云散，但它那养尊处优多年的绝代风华并未荡然无存，隋、唐、宋、元虽然一直压制着它，可它始终是南中国瞩目的焦点。朱元璋攻下它后，马上就被它的地理优势深深迷住了，他毫不犹豫地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根据地。
现在，刘伯温站在它那饱经沧桑、柔情似水的城墙上，看它的从前，畅想它的将来。当这一切感性的思维过去后，刘伯温走下城墙，开始了他的选址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