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朱元璋
刘伯温1359年回老家写《郁离子》时，他的老家还未遭战火，人人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稳快乐日子，如果非要在青田县找出一个不快乐的人，那这个人肯定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不快乐的原因很简单，壮志难酬，国家不保。但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多年以来的不得志，他的志向已被消磨殆尽。一个人心中没有光芒，就如身在漆黑的旷野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种迷茫空虚的感觉是一种旷日持久的心灵虚脱。没有任何理想，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后都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就是他在专心撰写《郁离子》时，那种不能自已的内心苦楚也如蟒蛇般，把他缠得越来越紧。每当他愣神时，他的弟弟刘陛就会摸到他耳边，突然大吼一声，把他从空虚烦躁的苦海中拯救出来。但很快，刘伯温又不由自主地沉浸到心灵的苦海中了。在1359年，他唯一的寄托恐怕只有两件事，或者说，只有两件事才能让他提起一丁点兴趣来：第一件事是《郁离子》，第二件事则是他的几百人武装。
他对这支武装偶尔会很用心，因为他的老乡们会偶尔看到他在练兵，不过这种情况很少见。所以，这支武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过的不是军旅岁月，而是农夫生活。刘伯温家并不富裕，即便是他弟弟也要亲自下地劳作，让这样的家庭养活一支小军队，实在是太为难了。所以，这支军队的士兵们就在青田担起了短工的职责，目的当然很直接：先不要被饿死，然后……其实，就没有然后了。他们和刘伯温一样，也没有目标，更没有理想，走一步算一步，活一天是一天。
乱世时，如果真能有一支忠心耿耿的军队，那就是发家致富的本钱。但刘伯温对这个本钱视而不见，有一位从处州来的朋友看他如枯木死灰般的活着，就指点他说：“以您这横溢的才华，又有这样一支像样的武装，完全可以走出青田，大展拳脚。恐怕到那时，方国珍那厮都要让你三分呢!”
刘伯温瞥了朋友一眼，极端严肃地说：“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方国珍、张士诚、徐寿辉这些混账，你让我效仿他们，和让我去死有什么分别？”
朋友轻忽地一笑，说：“你呀，消息太闭塞。现在的南中国，方国珍、张士诚、徐寿辉固然名声在外，但还有个后起之秀，极为耀眼。”
刘伯温对这个后起之秀没有兴趣，但正如百无聊赖的人想要找点谈资一样，就随口问道：“谁？”
朋友回答：“朱元璋。”
刘伯温懒懒地又问：“朱元璋是谁？”
朋友回答：“刘福通手下的一位元帅，如今正在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称吴国公，运筹帷幄呢。”
刘伯温“哦”了一声。
朋友说：“这个人非比寻常，从各处得来的消息说，他和其他叛乱者截然不同，每攻下一城，都先进行安抚政策，从不滥杀。他的部队军纪严明，手下谋略之士车载斗量，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刘伯温又“哦”了一声，忽然就问：“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冒出来的？”
刘伯温不知道朱元璋，并不是刘伯温消息闭塞。在他离开处州回老家之前，南中国的革命家们已全部登场。他之所以不知道朱元璋，是因为朱元璋的发迹速度太快，甚至跑在了光阴的前面。
刘伯温在石门洞偶得天书的1328年，朱元璋降生于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孤庄村。他睁开眼的刹那，便看到几个脑袋正在端详他。三个极为年轻的男孩的脑袋，那是他三个哥哥；两张清秀幼稚的脸，那是他两个姐姐；还有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沧桑凄苦，正对着他唉声叹气。这就是他的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还有他老爹。
此时，他还不叫朱元璋，而是叫朱重八。关于朱重八和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张士诚的原名张九四，有一点需要补充：
如果你穿越回元朝，找个乡间问大家的名字，你会发现你来到了数字的天堂，因为大家的名字都是数字。这是因为元朝有制度：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而以行第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也就是说，普通老百姓不许取正式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按排行或者父母的年龄编个号。举个例子来说明：丈夫二十四岁，老婆二十二岁，合为四十六岁，生的孩子就叫四六；如果丈夫六十四岁，老婆二十四岁，合为八十八岁，生的孩子就应该叫八八，但这样叫起来奇怪，所以就改成“重八”。
从这个制度上，我们可以推断出，张士诚的老爹老妈未必晚婚，但绝对算得上是晚育。
回到朱元璋他老爹那声哀叹上来，他老爹之所以哀叹，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家太穷了，现在又多了一张嘴；二是，朱元璋这孩子长得太丑。
刘伯温曾在梦中见过朱元璋，但那是成年后的朱元璋。小时候的朱元璋其实就已经具备了丑陋无比的相貌潜质。
朱元璋的脸漆黑，下巴比上颚长出一寸多，颧骨出其不意的高，鼻子像经过精心栽培过的大蒜一样饱满，耳朵大而肥，眉毛粗黑，眼睛奇大，眼珠凸出，像是要夺眶而出。在黄昏时分，如果猛地和他打一个照面，肯定会吓出一身冷汗。
但丑陋并不影响他的交友。据说，朱元璋经常和一大群孩子玩“皇帝大臣”的游戏，他充当皇帝，要那些“大臣”跪拜他。当他成为皇帝后，有些知识分子就针对这件事说，朱元璋从小就有宏图大志，做皇帝是命中注定的。其实，这是事后诸葛式的扯淡。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自命不凡的一面，大多数人也都玩过“皇帝大臣”的游戏，总不至于，所有玩过的人都有宏图大志、都能成为皇帝吧。
实际上，朱元璋小时候是最没有宏图大志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不想有，而是生存问题。当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冲到人生第一线时，唯一的理想就是活下去，活一天就高兴一天。朱元璋一家在当地是典型的穷苦农民，靠给地主打工维持基本生活。朱元璋能跑能跳后，就给地主家放羊，所得的薪水连他自己的吃喝都不够，他当时的宏图大志可能就是：如果一年能啃上一块骨头就好啦。
不过，这种宏图大志并不是没有实现过。他在给地主家放羊时，每次看吃草的羊都会产生幻觉，他觉得那是一群游动的烤全羊。终于有一天，他无法遏制这种幻觉，宰了一只羊，和他的那些“大臣”们吃个精光，几乎连骨头都没有剩下。但朱元璋咀嚼着最后一根羊骨时，一个还算清醒的伙伴突然大哭起来，他认定朱元璋难收残局，必定会被地主打死。但朱元璋那要夺眶而出的眼珠转了几圈，就有了主意。他把割下来还未来得及烧烤的羊尾巴插进石头缝里，回去对地主说，羊钻进了石头里，他无论如何都拉不出来，只剩了尾巴在外面。地主虽然不相信这样的鬼话，但也不会想到这个小孩会把羊吃了，于是暴揍他一顿，放他回了家。
这件事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朱元璋从小就具备狡狯的性格，这种与生俱来的性格在他后来的发迹路上帮了他很大的忙。
极不容易，朱元璋强活到了十七岁，但就在这一年(1344年)，他家遭到了灭顶之灾。早在去年，淮河流域就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旱灾。旱灾之后必然是蝗灾，紧逼而来的一定是瘟疫。先是朱元璋的二嫂、三嫂在旱灾未完时死掉了，然后是大姐满门饿死，紧接着是他二姐也死于饥饿。他三哥早就被卖给了别人做儿子，出外逃荒不知生死。
而朱元璋自出生以来最大的灾难和痛苦也接连来到，先是老爹死于瘟疫，然后是大哥，接着就是老娘。一家子只剩下他和二哥朱重六。两个人号啕大哭，因为连给老爹老娘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尸体停放在家多日，已经发臭，兄弟俩只好用一些破烂衣服裹了尸体，抬到了坟地。想不到的是，正当他们把尸体抬到半山坡时，多日不见的倾盆大雨突然来了，两兄弟急忙到一棵大树下躲雨。当雨住云收后，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尸体，因为尸体已被山洪冲下的泥土掩埋了。多年以后，朱元璋坐在龙椅上，每次想到死无葬身之地的父母，都会悲痛万分，眼泪就如那场冲走他父母尸体的大雨一样，倾盆而下。
那场旱灾过后，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商量了一下，他二哥决定入赘还能吃上饭的人家，朱元璋再次号啕大哭。他唯一的亲人，即将和他分离，他的容貌决定了他无法复制他二哥的成功。就在他走投无路时，他的邻居提醒他，可以到家乡的于皇寺——朱元璋当了皇帝后改为皇觉寺——去生存。
朱元璋擦了眼泪，说：“恐怕人家不收我。”
邻居就告诉他：“你和那寺庙有缘。你出生不久，什么都不吃，险些死掉。你母亲曾到于皇寺许愿，说如果你活下来，将来有一天就把你送到里面当和尚，结果你就活了。你现在去，一来可以兑现承诺，二来可以混口饭吃。”
朱元璋从悲苦中醒过来就跑进了于皇寺，但结果让他大失所望。因为佛祖并未显示力量，于皇寺在那场旱灾、蝗灾和瘟疫中也受到了重创，连寺里的和尚吃喝都成问题。住持认为朱元璋来混饭是真，兑现承诺是假。但朱元璋说：“这个必须是真的，否则，佛祖的慈悲何在？”
住持只好留下他，佛祖总算普度了他一年，第二年，佛祖和住持都无能为力了。住持对朱元璋说：“你也看到了，寺庙里的东西不够吃了，你还是到外面去化缘吧。”
“化缘”是佛家用语，世俗的讲法就是要饭。朱元璋看了看破败的寺庙和可怜兮兮的米粒，叹息着离开了于皇寺。
1346年，朱元璋穿着破烂的僧袍，托着钵盂四处流浪。在一年多的流浪生活中，朱元璋遇到过菩萨心肠的施主，遇到过强盗，更遇到过正在烧杀奸淫的小股叛乱武装，当然也遇到过以马蹄离地的速度飞奔的蒙古军队。尤其使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和他一样，吃不饱穿不暖的流浪汉，突然有一天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中国古人说，读万卷书，但那只是书本知识，真正的知识是要行万里路才能得到的。这样才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才能成事。
朱元璋于1347年回到于皇寺后，他的精神世界固然丰富了，但对饥饿的肚子仍无法慰藉。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没有一点革命思想，刘福通的红巾兵团还要两年后才能横空出世，表面上看，元王朝的天下还处在太平中。如果非要说朱元璋这时候有革命思想，那就是他对肚子的革命。
在于皇寺待了一个月，朱元璋再次离开了这个鬼地方，因为这里和他当初走的时候一样的穷。他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时间里，他在路上看到了势力庞大的红巾军，看到了疲惫不堪的蒙古军队，看到了整座整座被焚烧的村庄，看到了死尸狼藉的战场。他觉得佛祖一点都不慈悲，无法拯救众生，至少，仍然不能拯救他的肚子。
1352年，他再次回到于皇寺，还未来得及卸掉身上的疲惫，元军和红巾军的战火便蔓延到了这里，于皇寺被一场大火烧了个干净。朱元璋四顾茫然，内心和多年后在青田的刘伯温一样，空虚孤独，前景黯淡。
但本年，刘伯温的内心并不空虚，反而意气风发，因为他正在浙东元帅府工作，而且是在研究如何剿灭他最痛恨的方国珍。
当刘伯温轻摇羽扇聚精会神地看军情报告时，朱元璋穿着破烂僧袍也在聚精会神地看一封信，信是他儿时的朋友汤和写来的。信上说，我现在已是红巾军的一名中下级军官，如今天下大乱，想要住得安稳、吃得舒服，必须要靠拳头和武器来争取，你赶紧参加红巾军吧。
朱元璋看完信后，激动得手直抖。他在外面要饭多年，看到过无数死尸，有的死尸头上裹着一块头巾，浸在从他们自己身上流出的血汇成的血泊中。这是高风险的工作，人如果没有好运气，恐怕还没有向肚子贡献一点东西，就已经死了。
一想到肚子，他就极为惭愧，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让自己的肚子满意过。即使是为了自己的肚子，他也应该铤而走险一回。他下了很大的决心要去做冒险家，可看到歪倒在瓦砾中的佛像，他又觉得生命诚可贵。
于是，他跪在倒在地上的佛像面前开始占卜，他先问避乱，占出的结果很遗憾，不吉；再问守故，又是不吉；又想问问造反，但怕仍然是不吉，所以，他猛地站起来，寻思道：“站在三岔口，有两条不能走，那就只能走第三条路了，老子革命去!”
他就在卧倒的佛像面前，脱下僧袍，拿起一根棍子，走上了战场。
朱元璋投奔的是离他很近的濠州郭子兴兵团。郭子兴本是位乐善好施的财主，衣食无忧，内心幸福，突然有一天，他召集家人，向他们描述了一个美丽的愿景。在这幅美丽的愿景之中，人人都是主人，不必再受政府的欺负和暴乱者的骚扰。在征得无数人同意的情况下，郭子兴打着红巾军的名号起义了。他并不是红巾军的分部，而是红巾军的加盟店，因为他有自己的军队。
朱元璋参加革命的开头并不美好，当他来到郭子兴军营门口时，被站岗的几个士兵拦下了。士兵们看到朱元璋这副尊荣，不约而同地断定他是政府军派来的奸细。
朱元璋就在门口咆哮起来，说：“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貌相，你们这是狗眼看人低!”
士兵们“哇呀”叫了起来，撸胳膊挽袖子就准备让朱元璋尝尝拳头的滋味。正当朱元璋摆好姿势准备挨揍时，郭子兴走了出来，喝止住众兵，用眼睛对朱元璋进行了一次全身扫描，然后就盯在他脸上，这张脸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抽象的脸。恍恍惚惚中，突然天老爷把一个信息塞进他脑子里，于是，他向朱元璋伸出了欣赏和友情之手，说：“加入我们吧。”
就这样，朱元璋成为了郭子兴兵团的一个小兵。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多次走上战场。在战场上，死神带走了他无数个战友，当然，死神也总是嗅着他的气味，紧追不舍，想要在最后一刻给他致命一击。但是，死神不敢下手，因为朱元璋头上顶着个幸运之神。一个冲锋陷阵的小兵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能多次活下来，除了勇气、机警和善战之外，运气绝对必不可少。
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呕心沥血无法成就功业，命运之神不肯照顾他们是一个重要原因。
朱元璋很快就脱颖而出，从小步兵到小队长，再从小队长到下级军官，再从下级军官到中级军官，最后成为郭子兴的臂膀。这一路走来，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
在一次庆功宴上，郭子兴对朱元璋说：“有两件事，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朱元璋说：“二十件也可以。”
郭子兴就说：“我的干女儿小马女士，你和她很相配，你们就成婚吧。这样一来咱们就是亲戚了。”
朱元璋说：“好。”
郭子兴又说第二件事：“你现在也是个人物了，你那名字要改一下。我琢磨了好多天，你的新名字就叫朱元璋吧。”
朱元璋说：“这个名字很好，但有什么微言大义吗？”
郭子兴说：“元，就是元王朝，璋是一种玉器。你姓朱，可当诛杀的诛，我是要你成为诛灭元朝的一枚玉器!”
朱元璋鼓掌叫好，但他内心里从没有想过要做一枚诛灭元朝的玉器。他那个时候的想法和多年前流浪江湖的时候没有分别：过一天算一天，吃饱了不饿。
多年以后，他对刘伯温真情实意地说：“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是想打家劫舍，混口饭吃，想不到弄假成真，当上了皇帝，这真让我恐惧啊!”
诡异的扩张
刘伯温在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那年，根本就不知道有朱元璋这个人，甚至连朱元璋的领导郭子兴都闻所未闻。因为郭子兴兵团太小了，只是千千万万个叛乱团伙中的一个，还因为这一年，刘伯温被羁管绍兴，内心正在经历生与死的决斗，没有心情了解外面的世界。
1359年那个夏天的午后，刘伯温和朋友在一起谈论朱元璋，就如同谈论一个古人。但刘伯温对这个古人忽然就产生了兴趣，他问朋友：“依你的讲述，这个人不过是个混得不错的中级军官而已，怎么才几年工夫，就混成了独霸一方的军阀呢？”
关于这个问题，他的朋友无法回答，因为他没在朱元璋身边待过，他不知道朱元璋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军官混成吴国公的。
这件事说来话长。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成功路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朱元璋也是如此。当刘伯温在关于如何对待方国珍的军事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说要对其彻底剿杀时，朱元璋遇到了他事业的瓶颈期。郭子兴兵团的发展速度太慢，又吃了一些败仗，郭子兴是个一挫就馁、才胜就骄的人，所以士气低落。朱元璋不想沉浸在这种气氛中，因为他是个受苦难侵袭多年的人。正如一个恐惧黑暗的人，一旦看到蜡烛将尽时，就会莫名地恐慌起来，他从黑暗中走出来，就不可能再被逼回去。
所以就在刘伯温于绍兴放浪山水第二年(1354年)，朱元璋成功说服郭子兴攻取滁州(今安徽滁州)。为什么要攻取滁州，朱元璋对郭子兴说的是：“滁州的战略地位太重要，金陵锁钥、江淮保障。只要占领它，我们就可以顺势取集庆，南中国半部江山就在我们手中了。”
郭子兴大吃一惊，这种宏图大志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他也不敢想。先不说元政府军在集庆的重兵，就是四周的无数叛乱兵团也够他心惊胆战的了。但朱元璋的热情激发了他的胆量，他对朱元璋说：“我给你点军队，你去打滁州。能打下来，固然好，打不下来就赶紧保存实力，撤回来。”
命运之神降临到朱元璋头上，他制定的奇袭滁州计划在一夜之间大功告成。当他走进滁州城，站到滁州城的城墙上时，内心澎湃不已。这是他自参加革命以来拥有的第一座城池，这是他朱元璋的城池。
正是在这座城池中，朱元璋遇到了他政治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李善长。李善长是濠州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年轻时熟读百科全书，才气逼人，智谋百出，专攻法家哲学，是个谋划高手。朱元璋坐在滁州城办公室里一本正经地问他：“四方战斗，什么时候能消停？”李善长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就是能在快速的察言观色中洞悉对方的内心世界，他知道朱元璋要的是什么答案，朱元璋想要的是一种恭维。虽然这个时候远看不出来朱元璋最终能成什么大气候，但李善长还是用一段精辟的论述让朱元璋满足了虚荣心。他说：“秦末大乱，刘邦从平民中崛起，凭借着豁达大度的性格，知人善任，不乱杀，五年时间成就震动宇宙的大业。现在，元王朝气数已尽，天下正在土崩瓦解中，您的根据地在濠州，离刘邦起兵的沛县不远，山川王气，您身上必定是有的。如果按刘邦的方法去做，您定天下，易如反掌。”
朱元璋被恭维得几乎要跳起来，但郭子兴的到来把他按到了椅子上。郭子兴从濠州跑到滁州，是因为他的大本营里内讧不断，他的几位将军都认为他们自己有超级强大的领导才能。郭子兴认为没有，这几位将军就联合起来排挤他，有一次甚至活捉了他，如果不是朱元璋在中间周旋，郭子兴早就成了刀下之鬼。
郭子兴来到滁州，朱元璋列队欢迎，并且把积攒的三万人马的指挥权交给郭子兴。这在朱元璋的亲信们看来是愚蠢的举动。但朱元璋说：“我给他兵权，一来他是我的领导兼岳父；二来，我看他在无休止的内斗中心力憔悴，兵权能让他得到一点安慰。”
郭子兴无法被安慰。名义上，他是滁州城里的军政长官，但调动任何一支部队，都必须或明或暗地通过朱元璋。1355年，刘伯温在绍兴被羁管的最后一年，朱元璋因滁州缺粮而偷袭和州(今安徽和县)，马到成功。就在本年，郭子兴突然病逝，刘福通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郭子兴兵团总司令，郭子兴的大舅子张天祐为第二司令，而朱元璋位居第三。
当时郭子兴兵团的所有人都知道，朱元璋绝不肯屈居第三。因为这几年来，跟随朱元璋或者与朱元璋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个暗黑人物，不苟言笑，眼神犀利冷酷，浑身散发着一种嗜血狂魔的味道。又因为他看问题精准，能在情况朦胧不明的时候，快速地捕捉到问题的根本，所以，很多人对他又敬又惧。
关于朱元璋的能力，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攻下和州后，郭子兴兵团总部派来了许多军官，朱元璋担心这些军官不服他，就选了个开会的日子故意迟到。当时的军队里有个规矩，遇到开会这种场合，谁先到场谁就坐右边，最后来的只能坐左边，因为右边的位置比左边的位置尊贵。由于朱元璋迟到了，因此来的时候，右边的位置早就没有了，他就挑了个左边并不起眼的位置坐了上去。大家开始对军事形势畅所欲言，只有朱元璋一声不吭。因会议讨论不出什么定论而要散会时，他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踏步走到正中央，以希特勒演讲的方式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气场是如此的强大，他的分析是如此的精准，他的情绪是如此的激动，在座的所有军官只有目瞪口呆的份儿。这件事后，那些心里和表面不服的人，都彻底服他了。
但郭天叙不服，张天祐也不服，两人在军事会议上经常故意和他唱反调。朱元璋说一，两人必说二；朱元璋不说一，两人绝对说一。
朱元璋的亲信们对两位领导的态度怒发冲冠，朱元璋却老谋深算道：“郭老爷子在时，最厌恶的就是内讧，我们不能对不起他的在天之灵。恶人自有恶人磨，多行不义必自毙，你们瞧着吧。”
这个恶人很快就登场了，他叫陈埜先，是元政府的一员大将，在和朱元璋兵团的一次战斗中被俘，出于“能屈能伸”的思想，他假装投降。但他的虚情假意无论如何都瞒不过朱元璋的眼睛。朱元璋苦心思虑了很久，不但表现得十分信任，还让陈埜先带领一支军队。这就使朱元璋的亲信们大惑不解，朱元璋说：“你们且看着。”
众人就看着。郭天叙也看着呢，不过他看的是集庆，和当初朱元璋那天马行空般的想法一样，郭天叙也决心攻集庆。朱元璋举双手赞成，在集结军队时，他把陈埜先的那支部队偷偷地塞到了郭天叙和张天祐的攻城兵团中。陈埜先那颗火热的爱国心燃烧起来，就在郭天叙和张天祐围攻集庆城的间歇，他请二人到集庆城下的军营中喝酒。在酒桌上，陈埜先提前埋伏下的刀斧手把二人剁成了肉酱。杀掉二人后，陈埜先派人通知集庆城中的元军，开门攻击郭天叙兵团，来个内外夹击。可元政府军出城后一阵冲杀，根本不知道谁是内鬼，陈埜先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在乱军中。
朱元璋这招借刀杀人堪称绝响。在郭天叙和张天祐死后，他彻底成了郭家兵团的实际领导人。他向韩宋帝国要求任命，刘福通当时正在积极筹划针对元帝国的斩首行动，对这种疑案根本无力作精确的调查。于是，朱元璋一跃而升为郭子兴兵团总司令。
1355年最后两个月，朱元璋兵团用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手段，以战舰千艘的强大兵力强攻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采石顷刻而下。朱元璋在采石不作片刻休整，兵锋直指太平(今安徽马鞍山当涂县)，太平瞬间陷落。在彻底荡平了集庆外围防御工事后，1356年二月，朱元璋向集庆发动了总攻。三月，集庆陷落，朱元璋高头大马地进入集庆城，将集庆改名应天。本年农历七月，朱元璋在未得到韩宋帝国的许可下，自称吴国公。他成功了，站在应天城上，他放眼四望，脸上挂起了阴冷的笑容。
这个时候，就像是有句咒语一样，突然开启了他脑袋中最隐秘的角落。在那里，他终于有了理想，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理想。“我要坐龙椅!”他吼道。
从一个丑陋无比、曾被人误认为奸细的小和尚，到坐在应天城里最豪华、最光明房间里的吴国公，这条路，朱元璋才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
但将来的路，他走起来就远没有这么容易。因为他日后碰到的敌人要比郭天叙聪明百倍、强悍百倍。
朱元璋一请刘伯温
1357年，当刘伯温在处州小心翼翼地制定围剿反政府武装吴成七时，刘福通也在大张旗鼓地开始了他的斩首行动。而朱元璋则在南方悄无声息地进行着他的扩张历程。1358年到来时，朱元璋和他的兵团以暴风骤雨之势把长兴(今浙江长兴)、常州(今江苏常州)、宁国(今安徽宁国)、江阴(今江苏江阴)、常熟(今江苏常熟)、徽州(今安徽黄山)、池州(今安徽池州)、扬州(今江苏扬州)等地纳入囊中。
在完全消化了这些城市后，1358年冬天，他的兵锋直指婺州(今浙江金华)。婺州城城防坚固，政府军顽强抵抗，朱元璋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把它攻陷。攻陷婺州后，他趁着胜利的余威，马上攻击处州。那位刘伯温心目中的“齐桓公”石抹宜孙不能抵抗，先是逃出城，后来头脑发热，要和祖国共存亡，又转身冲进了城。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壮烈殉国。
这在刘伯温心中是件比天崩地裂还要大的事，但在朱元璋眼中，只是一件芝麻大小的事。他现在最大的事就是攻城略地和招收人才。就在婺州城里，朱元璋遇到了一个人才，这个人正是刘伯温所以出山的关键人物。
他叫宋濂，浦江(今浙江浦江)人。论起来，他和刘伯温还是同学，因为宋濂曾在刘伯温的理学启蒙老师郑复初那里学习过。当时，他不叫宋濂，而叫宋寿。郑复初认为“寿”字不好，就给他改了“濂”字，这个字为什么要比寿字好，郑复初没有说原因。
从仕途的角度来讲，宋濂远逊于刘伯温。宋濂不是进士出身，但他的文章比刘伯温写得好。宋濂年轻时曾在大都居住过，当时的副宰相危素看到他的文章后惊为天人，想方设法把他塞进了政府，担任了皇帝的秘书。但宋濂和刘伯温不同，刘伯温是进士出身，荣誉越大，责任就越大，所以即使面对腐烂的元王朝时，也绝不言退。而宋濂不是进士出身，所以没有刘伯温那样的思想压力，他觉得元王朝的气数要尽了，就转身走了。由于他的文章写得好，因此和刘伯温惺惺相惜，他跑进龙门山当道士时，还给刘伯温写了封信，要刘伯温来和他一起当道士。
刘伯温委婉地拒绝了，但对宋濂一流的文章表示了真诚的钦佩。宋濂后来在龙门山耐不住寂寞，重新回到红尘。朱元璋攻陷婺州城后，他到婺州城为朱元璋献上了攻取处州之策，朱元璋依计行事，果然大功告成。这使得朱元璋对宋濂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夸奖宋濂的谋略天下无二。
宋濂否认，说：“我有个朋友，在谋略上比我厉害十倍。”
朱元璋问：“谁？”
宋濂回答：“刘伯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