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的政治理想
刘伯温1359年回青田时，江南已彻底乱成一锅粥。刘伯温在书桌前说：“我要写本书。”刘伯温写的这本书就是享誉中国寓言史发展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郁离子》。“子”是集的意思，“郁离”是文明的意思，合到一起就是：盛世文明指南集。就是说，将来有领导看了我的书，如果能读懂并且可以实践，那就可以把国家领到天堂一样的境地。其实，这是刘伯温后来策划出来的书名，他准备写书的本意并没有这么高大。他只是因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人间，见到了无数龌龊小人，这些人寡廉鲜耻、荒唐可笑、奸诈凶险、贪婪可恶，思来想去，就说：“我应该把这些鸟人的事情都记下来，但不能对号入座，还是采用寓言的方式。”这和几百年后蒲松龄写《聊斋》是一样的思想。
不过，刘伯温的策划很见功底，里面虽然有很多为人处世的指南和一些看不出到底是何用意的趣味故事，但却有几篇主旨是针对领导人和国家的。我们知道，策划一本书的书名时，找准它的卖点很关键，而卖点就是书中最让人感触的内容。所以，刘伯温用了“盛世文明指南集”这样的广告语。这本书还可以看成是刘伯温对祖国混到这步田地的分析与总结，还有警告、呼吁以及扭转乾坤的建议。
在分析元王朝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地步时，刘伯温用了老虎和麋鹿的故事。一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老虎看到一只麋鹿，拼命追击。麋鹿回头对老虎说：“你这畜生，昨天刚咬掉我一块肉，今天又来。”老虎说：“别废话，我今天还要吃了你全身的肉。”麋鹿一路奔逃，到一山崖边，看到老虎信心百倍地冲了过来，麋鹿一个猛子扎下山崖。老虎的眼里只有麋鹿，没有悬崖，所以也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结果，麋鹿没有活成，老虎也跟着跳下去死了。
老虎就是元王朝的领导阶层，或者说是官僚阶层。众所周知，元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歧视政策之外，当然就是元王朝的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下必然产生贪污腐化，贪污腐化如影随形地跟着独裁政体。因为任何官员都知道，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级，只要把上级伺候好，就可以高枕无忧。至于那些百姓，元王朝独裁者的走狗们早就给出了定位，就是那只麋鹿，官方术语称为“羊”。略清明点的时候，放牧人为了让羊多出奶、多出毛，为了涮火锅时的羊肉更鲜美，所以对百姓还算客气，但一旦放羊人浑噩，羊就倒霉了。
元王朝的老百姓是宇宙中最悲惨也最顽强的人，他们与权力阶层的贫富差距有天壤之别，这没有关系，权力阶层把他们当草芥，这也没有关系。直到某一天他们忽然认为现存制度对他们百害无一利时，他们才虚弱地拿起武器，但绝望时产生的力量是雷霆万钧的。
回到刘伯温的课堂上来，刘伯温指出，麋鹿跳下悬崖，是迫不得已：前有悬崖，后有猛虎，无论进、退，都是一个死。如果后退，那是必死无疑；跳下去，当然是九死一生，但万一绝处逢生，也比等着被老虎吃掉强。而老虎是个蠢货，它的前进和后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它却跟着麋鹿跳了下去。
最后，刘伯温点明主题：如果统治者逼民太甚，老百姓就会革命，与统治者同归于尽。正如当年革命祖师爷陈胜说的那样，革命是死，不革命也是死，但革命的话，如果运气好还可能生存下来。
鲁迅说，没有女人未结婚之前会有妻子的天性，妻性都是逼成的。老子也说，当百姓的神经被统治者压迫得痛不欲生时，就会极端地走向反面，不会害怕统治者的威力，进而发生不祥的事情。所以，人民幸福指数直线下降之时，就是革命指数飙升之日。
“因为民众最终是能醒悟的，”刘伯温说，“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请看下面这个故事：多年以前，在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称他为“猴公”。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庭院中给猕猴分派工作，让老猴率领其他猴到山里去，摘取植物的果实，取十分之一的果实来供养自己。有的猴不给，猴公就用鞭子狠揍它们。老猴们都认为这种生活很苦，却不敢违背，因为它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有一天，有只比较伶俐的小猴问众多老猴说：“山上的果子是猴公种的树结出的吗？”老猴们说：“胡说，果实是天生的。”小猴又问：“没有猴公的同意我们就不能去采吗？”老猴们说：“这怎么可能，就是没有他的吩咐，我们也能去采摘。”小猴又问：“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听从他还要被他差使呢？”老猴们一拍脑袋，说：“呜哩哇啦，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就在那天晚上，猴子们等猴公熟睡以后，打破栅栏毁坏仓房，拿走猴公存放的粮食，相互拉着手，蹦跳着进入森林，不再回来。猴公的结局是：因为没有猴子供应他食物，只好活活饿死了。
刘伯温在故事的最后点评说：“世上那种凭借权术奴役人民却不依正道来规范事物的人，不像猴公吗？只因人民昏昧尚未觉醒，才能让他得逞，一旦有人开启民智，那他的权术就穷尽了。”
猴公肯定不知道这样的大道理，因为他马上就要饿死了。估计他饿死之前，肯定会对那些猴子们深恶痛绝，认为平时的惩罚不够!
什么是正道的权术？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应该遵从什么原则呢？刘伯温有着极为精深的论述。
他说：“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医生，经过把脉才能了解症候，明确了症候才能开出处方。医生要针对病人的病因来开处方，开得正确，病人的病就能治愈，开得不当病人有可能死去。因此，一个知道症候、脉息但却不会开处方的人就不是个好医生，即使是今天，一些中医都能用自己的知识知晓病人的症候，但医生之间的高下之别就在于，有的医生能拿出好方子，而有的医生明知道病人是什么病，却拿不出好方子。”
刘伯温说：“不懂症候，又不懂脉息，靠道听途说来开药方，却对人说我会治病，这样的人就是危害百姓的盗贼。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宁和动乱是症候，制度和管理是脉息，道德和法律是处方与治疗方法，人才则是药材。只要处方开得符合于症候，用药就不会出错，天下的病得不到治愈的事就少了。”
当然，刘伯温也不忘提醒治国者，“德”才是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力”虽然暂时奏效，但长久下去，必然会失去效力。
我们都知道，元王朝的统治是“力”的，不是“德”的。甚至偏激一点而言，元王朝从建国开始，就是把人民当成奴隶的，而它自己就是奴隶总管。元王朝是个只重视军事却不重视农业的王朝。刘伯温对这样浅薄的认识，哭笑不得。他用下面这个寓言来说明：
有个叫瓠里子的人到了艾地，对那里的大夫说：“往日国君的左服马病倒了，人们说用了活马的血喝了就可以治好。国君就派人要杀我的骖马，我拒斥，没有给。”大夫说：“用杀马来救马，这不合乎人情啊。”瓠里子说：“是啊，这真让我疑惑不解。但我现在已经了解国君的心了，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执掌国政的人须依靠农耕和兵战，农夫和兵士哪个不是国君的百姓呢？兵力不足，那么农夫就没有安全保障；农耕不足，那么士兵就没有粮食吃了。士兵和农夫相比就像脚和手一样，不可缺少一个。如今国君的士兵对农夫施暴行，而国君却不禁止，农夫和士兵发生诉讼案件，而农夫必定失败，耕田的人困窘了，这是只见手而不见脚啊。现在国君的圉人，只见国君不可没有左服马，却不见我不可没有骖马。从前有个富豪的原配夫人喜欢舞蹈，于是当地的人们都拔了那里的桑树植上了柳树，我内心担忧，生怕国君也会这样去做。”
刘伯温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在于均衡，而元王朝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初想把江南开发成草场就是例证。一个在农业国家立足的人却不重视农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郁离子》来谈一下刘伯温的政治思想。
儒家认为，老天生养了万民，所以要树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万民。但刘伯温解释说，老天生养的那群民，不懂得自治，所以就要立个君王。这个君王的主要工作就是抑制顽恶而扶助弱善。但是，有时候老天会抽风，突然让一个疯子坐在君王的位置上，比如桀纣。这就需要有圣贤出来，把他赶下去，比如商汤赶走了夏桀，周武王赶走了商纣。但是，像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人，并非是良医，而是名捕。天下其实就是个监狱，这里有好多坏人，也有好多恶行。圣贤身处此地，不能学良医一心救人，而要学捕快，一心要捉奸惩恶，只要把奸恶祛除，天下就太平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一个特别吊诡的论点，那就是天人感应。古代知识分子对帝王说，小心别做坏事，否则老天会惩罚。不仅仅是老天对帝王有感应，对普通人也是如此。谁要是做了坏事，就会被雷劈。比如《易经》中就说，有个农夫在田里耕地，被雷劈死，这是做了缺德事得罪了老天，老天惩罚了他。刘伯温评论道，这是胡说八道。老天生民，立了君王，又立了很多父母官，这些人手中都有权力，他们就能惩罚做坏事的人，何以要老天出手？老天如果真要这样做，那不是狗拿耗子吗？
如上所述，刘伯温的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民本思想。刘伯温认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立君以养民，而养民之要务就是“聚欲去其恶”，如果损害民而供奉君主，那作为君主的，必定要失败。
唐朝魏徵给老板唐太宗说过，人民就好比是水，统治者就好比是船，水可以载着船走，但水要是发了脾气，船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讲究保民、安民、养民。元朝却完全违背了这个观点，横征暴敛，想霸占妇女就霸占妇女，想抢粮食就抢粮食。
刘伯温说，灵丘那个地方有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蜂蜜和蜂蜡常常丰收，不久他就成了巨富。老人死了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养蜂事业，不满一个月，蜜蜂就一窝一窝飞走了，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现象感到忧虑不安。过了一年多，逃走的蜜蜂将近一半，又过了一年多，剩余的蜜蜂全飞走了，他的家自此开始败落下来。陶朱公问原因，他邻居的老翁说：“从前灵丘老人饲养蜜蜂时，园内有房舍，房舍里有人看守。挖空树木来作为蜜蜂的居处，不透风，不漏雨。安置蜂房时，很有秩序。现在他的儿子就不是这样了，蜂园中的芦舍不修补，肮脏了也不清理，干燥或潮湿不加以调节，蜂房的开闭不按时节，蜜蜂的居处危殆不安，进出蜂房有所阻碍，因此蜜蜂也就不喜欢它们所居住的地方了。”陶朱公听后发感叹说：“唉!弟子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啊，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人，应该以此为戒。”
刘伯温总结说，天下百姓犹如一盘细沙，谁能把他们团聚起来，谁就能获取天下，而聚合细沙最好的黏合剂就是关心他们的痛痒，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关注民生。
另外一个就是不讲华夷之辨。刘伯温没有华夷大防的观念，他虽然认为，百姓觉醒后肯定要革命，但从来没有提倡要驱逐蒙元、恢复中华。刘伯温虽然屡屡痛恨蒙古政府的腐败，但只是痛恨这个政府是无道的政府，而从来没有针对它是异族的政府这一点。这种思想，让他成为真正的先知，领先了许多政治家几百年。
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
民众之所以会觉醒，都是因为元王朝的残酷统治。但民众觉醒后，元王朝本还有挽救余地的，可惜，因为元王朝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它最终走到了土崩瓦解、束手待毙的境地。
刘伯温在青田，就为元王朝何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而作了总结。
首先就是内讧。元王朝前期就内讧不断，但因为没有外力的介入，所以只是他们自己家关起门来打架。他们关门打架的时候，就专心致志地打，因为门外没有趁火打劫的人，打完后，再开门，仍然是绝对安全。但后来，遍地烽火，他们还是互相咬，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最大的一场内讧发生于刘伯温在青田写《郁离子》的第二年(1360年)。本年，不知谁出的馊主意，要元顺帝调北方军区司令阿鲁辉帖木儿南下平叛。之所以说这是个馊主意，是因为阿鲁辉帖木儿一向野心勃勃，而且还是状元，打心眼儿里瞧不起元顺帝，但多年以来，他都没有机会进大都，就一直在隐忍。在得到去南方的命令后，阿鲁辉帖木儿心花怒放，立即以皇帝的名义招兵买马，当他确认自己有实力后，就给元顺帝写了一封使其目瞪口呆的信：“祖宗把天下交付给你，瞧你现在搞的，一锅粥。你把国玺交给我吧，我让你看看怎么做皇帝。”
元顺帝一向脾气都很好，可看到这封信后，气得如炮仗一样爆了起来。因为人人有理由造反，可就是你阿鲁辉帖木儿没有理由。阿鲁辉帖木儿你不仅是皇族，还是状元，也就是说，你是蒙古族的骄傲，想不到连你都造反，这真是太没有天理了。
国防部部长秃坚帖木儿强烈要求亲自出马讨伐要国玺的这位王爷，元顺帝表示最大的支持，给钱给兵给粮。但秃坚帖木儿是个正义感远高于能力的人，很快就被阿鲁辉帖木儿打得大败。秃坚帖木儿逃回大都，后面只跟了个伙夫。1361年，元顺帝怒气难消，从各地抽调十万人分两路讨伐阿鲁辉帖木儿，这一次，十万大军势如破竹，成功地将阿鲁辉帖木儿活捉，送到大都处决。
元顺帝为这场胜利兴奋了好久，认为他的大元王朝已恢复活力，蒙古人的太阳正重新从地平线上升起。但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一嘴巴，把他打醒了。
众所周知，元王朝在北中国平叛红巾军的主力有两支，一支是孛罗帖木儿兵团，一支是察罕帖木儿兵团。孛罗帖木儿出身将军世家，所以没有察罕帖木儿那样传奇的崛起，但他是个出色的军事家，在镇压红巾军的军事行动中，屡创奇迹，刘福通斩首行动中的东路军兵团就是被他扫平的。察罕帖木儿死后，养子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继承了他那庞大的遗产——骁勇善战的兵团和超级强大的影响力。
一山不能容二虎，这话早就有人提醒过元顺帝。但元顺帝偶尔会迸发出政治家智慧的火花，他说：“这叫平衡，不能让一人独大。”不过，懂得平衡艺术的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那就根本无法控制平衡。
孛罗帖木儿和王保保几乎是同时发力，他们也想打破平衡，让自己独大。1363年，孛罗帖木儿派精锐兵团进入王保保的势力区域。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攻击，但王保保毫不客气，集结重兵对孛罗帖木儿兵团进行了一次灭绝性打击。孛罗帖木儿见王保保不是好捏的柿子，就从老巢大同亲自领兵南下，这一次不是试探性攻击，而是真打，所以他的兵团很快就控制了王保保拥有的真定路境。
让孛罗帖木儿意想不到的是，王保保这次居然没有和他在战场上见面，而是跑到大都向元顺帝告状。1364年，元顺帝见平衡已被打破，而且从他那可怜的智慧库中搜寻出了王保保比孛罗帖木儿更可靠的信息后，就下旨削夺孛罗帖木儿的所有官职。其实他已没有了这样的能力，意料之中的，孛罗帖木儿抗命，王保保趁机毛遂自荐，讨伐孛罗帖木儿。
元顺帝对王保保的主动请缨深为感动，还未等王保保动手，孛罗帖木儿已联合那位出去平叛却只带了一个伙夫回来的秃坚帖木儿挥师大都，攻破居庸关，要求元顺帝交出一直蛊惑军心的宦官朴不花。据王保保说，他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不能出兵。元顺帝只好忍泪将朴不花交给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就在阵前将这位无辜的宦官杀掉，但还不肯撤兵。元顺帝又只好对孛罗帖木儿加官晋爵。
关于朴不花这个宦官，有一点需要补充。朴不花其实是元顺帝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的忠实支持者，爱猷识理达腊和他老爹是两种人，他果敢坚毅，看上去是个英明的人。元顺帝一直不处理政事，所以许多政务都交给爱猷识理达腊，这就让他身边聚集了很多人，朴不花就是其中之一。而爱猷识理达腊对孛罗帖木儿印象极不佳，曾多次密谋铲除孛罗帖木儿的计划。所以说，孛罗帖木儿阵前处决朴不花，看着是清君侧，实际是杀鸡儆猴。
孛罗帖木儿杀了朴不花，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后，就撤回老巢。元顺帝再一次邀请王保保平定孛罗帖木儿。王保保当时正被残余红巾军的游击战困扰，所以不能马上接受命令。孛罗帖木儿得知这件事后，第二次领兵攻破居庸关，爱猷识理达腊这次冲冠大怒，领兵接战。但他的兵团远逊于孛罗帖木儿兵团，所以大败。元顺帝无奈之下，再次给孛罗帖木儿加官晋爵，还让他做了天下兵马大元帅。当然，这是虚职，至少王保保兵团，他就无法管理。
1365年，王保保终于腾出手来，打出了讨伐孛罗帖木儿的大旗。孛罗帖木儿以为好运气会永远跟随他，又领着他的兵团冲向居庸关。这一次，他心里暗暗发誓，顺便攻陷大都。
但是，好运气不可能永远跟随他，况且他遇到的是王保保兵团，双方就在平原上展开残酷的冲锋和反冲锋。结果，孛罗帖木儿的人越打越少，最后，他的部下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要他亲自去见元顺帝，说明自己的忠心，保存实力要紧。孛罗帖木儿说谎话很不在行，所以他去见元顺帝时，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说的一番话。结局就是，元顺帝根本不相信他，趁机拿下他，处决。
元王朝最有实力的两支军队，现在只剩下王保保一支。王保保在大都做宰相才两个月，就要南下继续平叛。元王朝现在处于无相无将的境地，它能支撑多久，刘伯温早就看出来了。
但内讧还有续集。
王保保兵团内部早有矛盾，就是他和李思齐的矛盾。只是因为当时大家一致对付孛罗帖木儿，所以矛盾被逼到了墙角。现在，孛罗帖木儿归西，王保保和李思齐的矛盾立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李思齐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和王保保闹翻，当初他和王保保的老爹察罕帖木儿并肩战斗，大家是平等关系，可察罕帖木儿死后，王保保继承老爹的职务，就把李思齐当成了下级。李思齐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和王保保抗衡，就联合了另一位汉人将领张良弼，手挽手和王保保作对。
双方的争斗结果是，你打我来我打你，就是不打那些革命家。王保保本来是专心要去东南平叛的，可总被自己的人掣肘，于是掉头回到中原，专心致志地“先安内再攘外”。
元王朝最后的精锐部队都消耗在内斗中，元王朝的灭亡自然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刘伯温说，孽摇山中有一种鸟，一个身子九个头。平时九个脑袋亲如姐妹，但一得到食物，九个脑袋就不共戴天，拼命地抢夺，直到鲜血淋淋、羽毛乱飞。有只长了一个头的鸟看到后说：“你们这群蠢头，九张嘴吃食，都是到同一个肚子里去，抢什么呢？”
人人都希望有九头鸟这样的对手，因为可以等他们争得头晕目眩时，上前踩着他们的脖子，然后吃了他们的肉。世界上最好的对手，就是那些你没有动手、他自己先乱了阵脚的对手。
这使我们想到一个成语故事，叫卞庄刺虎。卞庄是个功夫高手，有一次发现两只老虎，立即拔出宝剑，准备吃虎肉。他的跟班说：“先不要动手，你看见没有，那两只老虎正在吃牛排午餐呢，它们一定会因为肉味甘美而争斗起来。两虎相斗，大者伤，小者死。到那时候，将伤虎杀掉，可谓一举两得。”卞庄认为说得很有道理，就在一旁观看。果然如他的跟班所言，两只老虎互相斗了起来，力量小的最后被咬死，但活着的也伤痕累累，卞庄上去不费吹灰之力就干掉了那只老虎，扛着两只老虎回家了。
现在，刘伯温说，元王朝的内讧就是两虎争肉，就等着出一位卞庄式的人物来收拾他们了。其实这个寓言说的不是卞庄，而是卞庄那个跟班的。刘伯温是否认为自己就是那个跟班的呢？
传统智慧中的“主一”
什么是“主一”？用理学宗师程颐的话来说就是“主敬”，也就是专心致志，做一件事就专心地做，换作别的事也一样如此。这叫干一行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一旦爱上一个行业，你就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也就能由此找到天理了。
不过，理学的分支心学宗师王阳明却说，“主一”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他说，如果专心致志是干一行钻一行，那专心致志地好色可以吗，专心致志地追逐财富可以吗？
显然，这是反问句，答案是否定的。
王阳明总结说，这种专心致志不是专心致志，而是“逐物”。真正的主一不是专心于事物，而是专心于天理。“主一”是心中有定见，其实就是去做事中磨炼反炼内心。在良知指引下，做任何事都能专心，而这种专心反过来会验证天理。也就是说，“主一”是心役物，但“逐物”却是心随物动，就成了物役心。谁是谁非，一目了然。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曾举了个佛家的例子来说明“主一”：一只小笨狗被主人耍得团团转，原因是，主人向远方扔东西，小笨狗只盯着东西，主人扔什么、扔多远，它虽然能叼回来，可累个半死。其实，小笨狗应该盯着主人，主人扔什么，都不管，主人跑，它跟着就是了。
现在看来，芸芸众生里很少有人不是那只小笨狗。
刘伯温的《郁离子》中有篇文章叫《主一不乱》，关于“主一”的看法和程颐、王阳明大相径庭。不过，刘伯温比王阳明好的一点是，他喜欢用故事来说明主旨：屠龙子和都黎下棋，后者一直输，旁边有人来帮他，也是输。旁观者们很吃惊，认为屠龙子有高深的智慧，于是纷纷跑来帮助都黎。他们信奉一点，“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屠龙子的随从见这么多“多嘴驴”助阵主人的对手，就劝主人说：“俗话说‘寡不敌众’，他集中了众人的智慧，我担心您赢不了。”屠龙子不为所动，照旧下棋。都黎这次输得更惨，助战者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却面面相觑，脸色从红到青。屠龙子摆好棋后，没有人敢来助战了。
从上面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刘伯温所谓的“主一”和聚精会神有关，但不大。他所谓的“主一”其实是说，人的智慧问题不是数学问题，比如一个人的智商是70，另外一个人是100，那么，两个人在一起做事的智商就是170。可能恰恰相反，两个人在一起后，智商会变成30。其实，三个臭皮匠从智商上根本顶不了一个诸葛亮。我们经常说，“集合众人的智慧”，但其实一大堆人在一起，根本就没有智慧可言，有的只是争吵。大家开始谁都不妥协，最终可能在外力压迫下妥协，但妥协的那部分肯定是智慧中最一般的。这很容易理解，有的人智慧高，但高的那块，不被别人理解，所以被放弃；有的人智慧低，低的那块更不会被人接受，所以也被放弃了。剩下来的是什么？当然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块，而那块恰好是低智商的人搞不明白、高智商的人不屑于搞的。
刘伯温讲述的下棋的故事恰好说明了这点。都黎可能和屠龙子的棋艺一样水平，但突然冒出个棋艺不怎么样的，他按他的智商来指点都黎，就把都黎的智商从高处拉了下来，所以都黎输了。后来智商不怎样的人都参与进来，谁都认为自己是最高明的，可谁都不认为对方比自己高明，所以吵来吵去，最终的结果肯定是，都黎采用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的智力方式，显而易见，他必输无疑。
刘伯温最后总结说，老虎之间打架，三只老虎肯定能咬死一只老虎，因为大家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可要是一千只狐狸和一只老虎打，前者永远打不过后者，原因很简单，狐狸太多，人多嘴杂，狐狸多了就会乱。一乱，就形不成统一的正向能量，所以必输无疑。
在青田山中漫步时，刘伯温曾遇到过一只两头蛇，其中一个头要向左，一个头非要向右，结果，一天下来，这条蛇未挪动半步。
最后，刘伯温总结说，众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独决。
《郁离子》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有所指，那么，刘伯温想通过这个下棋的故事说明什么呢？
也许他说的是大都宫廷里的事。当时的元顺帝处境极为尴尬，他身边有两股势力，一股是皇太子势力，一股则是皇后势力。元顺帝做的每一项决策——如果他还有智慧做决策——都会受到这两股势力的牵绊。
也许他说的是江浙行省做官多年的所见所闻，比如泰不华，就是因为总受到朝廷乱哄哄的杂音攻讦，所以才被方国珍杀掉的。再比如石抹宜孙，一方面要对付叛贼，一方面还要拿出更大的精力来对付各路上级的“指导方针”。一个人如果处在杂音中，就会左右为难，正如一个人有两块手表，但时间却不一样，那他就不知道正确的时间了。
从这个论点，刘伯温又引申出另外一个论点：团结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