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有句话很可恨，叫“以德报怨”，连孔子都看不下去了，说：“如果以德报怨，那拿什么报德？”这足以说明，以德报怨不是白痴的想法，就是狡狯的诈术，有人用这种方式其实是做给人看，落下个圣人的名声，名声一成，利益就来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刘伯温就在官场中，他不能融入那个圈子，就只能退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按洪应明的意思，别标榜节义，也别标榜道德，君子不做招别人讨厌的恶事，也别立什么善名，居身之宝就是在人群中装成是一个俗人，但内心保持纯洁的气质。
也许这种要求还可以做到，只要假装一下就可以了。但下面的话“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就很难做到了。怎么才能不与俗同，又不与俗异？怎么做事才能不让人喜，又不让人恨？
这种在文字上笼罩烟雾、故意弄不清楚的中国式哲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刘伯温在三十岁左右时还没有这种理解的能力，所以，他在南昌很快就被人攻击了。
有人说，这人故作清高，请他吃饭他不来；有人说，这人太自以为是，不就是个南人嘛；还有人说，这人外表忠厚，内心奸诈，用他们汉人的话说就是——假道学。
刘伯温的领导可就找到了他，摆出一副对外面的传言深信不疑的姿态来，说：“你呀，还是年轻，不知道什么叫官场体统，怎么可以这样做人呢？”
刘伯温说：“我给您讲个故事吧。战国时魏国大臣庞恭要陪太子到赵国去做人质。临走前，庞恭问魏王，‘假如现在有人告诉您，说闹市上有一只老虎，大王您相信吗？’魏王说，‘你当我是猪啊，闹市哪里来的老虎？’庞恭又问，‘假如又有人说闹市有老虎，大王你相信吗？’魏王想了想，摇头。庞恭再问，‘如果再有第三个人说闹市有老虎，您相信吗？’魏王痛快地回答，‘我当然相信了啊。’庞恭于是总结说，‘闹市没有老虎，这本是常识。但是，因为三个人都说有老虎，听的人就相信了。现在，我离魏国如此远，所以说我坏话的人超过三人，希望大王您要相信的时候，记得这个故事。’”
刘伯温的领导说：“这个就是‘三人成虎’的典故吧？”
刘伯温说：“是的。它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假消息，说的人一多，也就成真的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你这人恐怕有受虐狂倾向。你认为所有人都敌对你，所以把所有人都当成敌人，这样如何幸福呢？”
刘伯温说：“我没有这种倾向，但现在诋毁我的人实在太多，而且您也相信了。”
刘伯温的领导说：“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诋毁你。”
刘伯温说：“请让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有座叫女几的山，喜鹊喜欢在那里建造巢穴。有一天，山中来了只老虎，喜鹊连忙飞集起来，乱叫起来。八哥听见了，也飞集起来，乱叫起来。狐狸过来看到，问它们，‘老虎是陆地行走的动物，它能把你们怎样？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喜鹊回答，‘你没有听过虎啸生风吗？我们担心风把我们的巢穴吹翻，所以在这里担心得狂叫。’狐狸又问八哥，八哥无话可答。狐狸就笑了起来对八哥说，‘喜鹊的窝在树梢，怕风，所以担心老虎。你们住在洞穴里，并不怕风，干吗也跟着乱叫？’”
这是个寓言，刘伯温的领导没有听懂，所以刘伯温还要解释给他听：“一条狗对着人狂叫，其他的狗就会跟着它对着人的影子狂叫。因为众口铄金，众口一词，就能混淆是非。大人您现在可能就被混淆了是非。”
刘伯温的领导正色道：“胡说，我是个是非明辨的人。”
刘伯温就问：“那您现在认为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领导思考了很久，清了清嗓子说：“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个不合群的人，你不适合在官场啊。”
刘伯温长叹一声，说：“那我再给你讲个故事吧。”
他的领导制止了他，说：“我不喜欢听故事，直接说道理。”
刘伯温就问：“政府用人，是仅为了充数，还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靠他们管理好国家？”
他的领导说：“从理论上来讲，是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发挥他们的作用。”
刘伯温笑道：“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实践理论。你看看你下面的那群人，除了贪赃枉法外，一无是处。”
他的领导很不高兴，因为下梁不正，上梁肯定也直不到哪里去。
刘伯温不等他还口，马上说道：“农夫种田，不用羊拉犁；商人运货，不用猪拉车。这是因为它们不能胜任这种事，怕把事情弄砸了。现在您用人，还不如农夫和商人。”
领导这次太不高兴了，眼睛通红，头发隐约冒出小火星，刘伯温见势不妙，转身就走。
在回去的路上，他掐指一算，自己已经在南昌待了一年。他不必用八卦五行，只凭五官就搞明白了一件事：这个王朝官场的腐朽已经是从内到外，无药可救了。贞洁女子和妓女们共处一室，妓女们是瞧不起贞女的。所以很快，刘伯温就被一些官员联手弹劾出了南昌。
屈原说：“众人都喝多了，我却清醒。”其实，别人都喝多了而你却醒着，并不是幸福的事。当你面对一堆酒鬼，吆五喝六，滔滔不绝，你却因为酒精不起作用而难以融入这种癫狂的氛围里，自然少了很多情趣。
有这样一个故事，天降陨石砸了一个深坑，里面还有火星，但好多人认为是上帝来接人去天堂，想一起跳进去。有一人不跳，认为是送死，结果这群人先把他推了进去。这人在里面被大火烧灼，发出凄惨的叫声，上面的人才知道，原来真是送死。结果都庆幸自己没有跳，却咒骂那火中人乌鸦嘴，如果不是他那样说，可能就真是上帝来接人。
在疯人院里，不疯的人才被认为是疯子。刘伯温不是疯子，但在元朝南昌官场，他就是疯子。
《银河棹》
妥懽帖睦尔在位的前几年，刘伯温在江西高安做县丞。据刘伯温说，那三年高安生活谈不上压抑，但也谈不上开心。也许换作其他人，看到高安官场的灰暗色调，早已痛不欲生。刘伯温也有过悲愤，可他是个意志力顽强的人，与其抱怨社会，不如去改变社会。这是刘伯温一个典型的性格。孔子说，如果没有我用武之地，我就乘船去扶桑。刘伯温却说，事是人做的，用武之地是靠自己找出来的，不是别人给你搭建的。只有庸人才四处找戏台，伟大人物向来都是亲自搭戏台，然后唱戏。
刘伯温在江西高安的三年，一切都那么平静如古井水，没有波澜。因为酱缸里起不了波澜，酱缸里只有阴郁沉重的屎黄，很难有让刘伯温兴奋的事发生。
不过，也不是没有，《银河棹》事件就是。
《银河棹》是《周易》的衍生书，全名《六壬银河棹》，有人说是诸葛亮的著作，也有人说是九天玄女的著作，还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本书。棹指的是船桨；银河，天汉也，也称为六壬学。所以《银河棹》即“六壬学”之船桨也。
“六壬学”是一门预断吉凶的学问。天干有十，而六壬学独取壬，因为壬水属阳，天一生水，为数之始，壬又寄宫于亥，亥属乾宫，乾是易卦之首，所以取壬。六壬是指干支相配成六十花甲，每干配六支，以壬配六支则为“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故称六壬；另说壬有王形，为诸易之王，故称壬学。
“六壬学”比起中国其他占卜术还算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来源于《周易》。首先由“占时”至“月将”，是无极生太极；再由月将至干支，是太极生两仪；由干支而产生四课，是两仪生四象；再发三传，即发三才，然后再布各天将及神煞，用五行生克预测吉凶进退。
其实，中国古代预断吉凶的学说，论说起来艰涩难懂，但如果入门了，也并不那么难。东西方预断吉凶的所谓巫术其实是原始科学，仅以“六壬学”为例，它就是根据严格规定的方式来获得一些特定成果的尝试。它承认因果律，也就是说，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随即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比如它的《掌图·分野》说的就是手相，哪条纹路说的是什么，都有固定的规定，你不能信口胡诌。纹路交叉有很多处，任何一处，书上都给了解释，你必须要按照这种解释去理会，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做。
古老的预断吉凶的学说，其实并不能算是迷信。只要它能言之成理，就要认为它是对的。科学诞生不过短短的几百年，如果古代的一切都是迷信，那科学诞生前，人类是怎么活着的呢？
《六壬银河棹》事件是这样开始的：1337年，也就是刘伯温在高安第二年的农历二月，一个绰号叫“棒胡”的江湖卖艺人发动了一场武装暴乱。“棒胡”可能姓胡，耍得一手好棒，能把一根百斤重的粗棒运之如飞。但如你所知，这是武术花样表演，真到搏击场上，未必成事。当无人欣赏他的表演后，他就凭在江湖闯荡多年积累的人气，振臂一呼，聚集了万人，宣称起义。
在起义之前，棒胡听说江西高安某个村里有个叫曾义山的神算子，此人曾偶得《六壬银河棹》，料事如神。
棒胡派人去请这位曾大仙，可去了多次，曾大仙都不在。有时候是去山中采药了，有时候去镇里喝喜酒了，有时候去田里工作，有时候去亲戚家串门。
棒胡摸着自己的大棒说：“真是无缘啊。”但突然一想，这家伙未卜先知，大概是怕担个私通盗贼的罪名，所以对我避而不见。棒胡想到这里，可就怒了起来，说：“等我先拉起队伍，然后再去找你算账。”
造反之后，棒胡屡战屡胜，就忘了曾大仙这个人。可又一次打了败仗，情绪低沉，胡思乱想，就想到了曾大仙。他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嘱咐他们，如果那老鬼还不在家，就把他的家人给我砍了。
武装小分队一脸豪迈，提着刀就奔高安曾大仙家。路上就准备好了杀人计划，哪个先杀，哪个先奸后杀，哪个再奸再杀。可当他们到了曾家后，难以置信的是，曾义山正在门口摆好了茶水等着他们呢。曾义山对这些因不能奸杀而失望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老大，丁丑年四月一柱擎天。”
这些人能听明白这句话，悻悻地走了。回去后跟棒胡一说，棒胡皱眉想了很久，说：“这他娘的什么意思？”有伶俐的人说：“明年就是丁丑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头。可能是告诉您，明年四月，您能当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
但他理解错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时，棒子是立在墙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农历四月，棒胡一败涂地，被活捉到大都处决。
曾义山在棒胡的武装小分队走后不久就对家人说：“我要归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个叫刘伯温的人路过这里，你们去葫芦石洞把那本《六壬银河棹》拿给他，什么都不要说。因为这是天意。”
说完这些话，曾义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会儿工夫就挺尸了。
第二年，刘伯温被调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走到曾义山家了。曾义山的家人就把书给了他，刘伯温认为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银河棹》，说：“这真是本好书，但我有公务在身，不能专心研习。”
曾义山的儿子说：“父亲还说了，一年之后，您就有时间研习了。”
刘伯温惊了一下，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如果有时间研习，不就证明他可能无时间做官了吗？
他的预料非常准确。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和同僚的意见永远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恶，却被同僚们左说右说，于是成了正义。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许他有任何意见，只希望他是一台录音机。
刘伯温站在南昌城门上，向下望去，什么都望不见。他说：“我必须要离开，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边的他唯一的朋友钱士能说：“你说得对，我也有如此想法。”
钱士能在“进退”上的反应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诸行动。说完这话的第二天，钱士能就离开了南昌。但刘伯温没有这样迅疾的反应，有责任心的人在绝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为他们希望有回转的余地。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后，刘伯温长叹一声，说：“我真该走了。”
于是，刘伯温离开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立点言吧
刘伯温离开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时，正是天高云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词后，睁眼再看天空，就发现数道狼烟直冲云霄——那是五花八门的造反者正在全国各地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理想。
刘伯温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还是流下几滴眼泪来。这和一千多年前荆轲在风萧萧兮的易水边大有不同。荆轲阁下离开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刘伯温离开却如浮萍败叶，心中无根脚，不知下一站将是何方。
鬼使神差地，刘伯温绕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刘伯温只留下了几句空洞无味的诗歌。走到鹅湖时，想到南宋两位理学宗师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此讨论过理学真谛，又想想自己的理学造诣，不禁惭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发誓说：“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儒家的祖师爷们早就给门徒们立下严谨而崇高的追求标准，那就是三不朽。所谓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们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尽的历史中去。当一个人确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无其匹的功业，留下内容与形式绝伦的言论与文字，德、行、言影响时人和后人深远悠长，这个人就会经久而名不失，有如万有引力，永恒而在。真能达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学宗师张载所叫嚣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伯温当然有这样的追求，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自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被认可的“三不朽”人物只有两个半：两个是王阳明与曾国藩，半个是诸葛亮。
我们注意一点，刘伯温这年恰好三十岁，正是孔夫子说的三十而立志向的年纪。刘伯温的志向很灵动，没有按部就班，因为他是先立言，再想办法立德，然后立功。
儒家门徒说，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是有顺序的。个人道德无懈可击后才能立下盖世功勋，只有立下盖世功勋后，你才有资格立下言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言”才能被别人认可。不过，这明显是儒家门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们说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只立了个德。你非要说孔子诛杀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没有办法。但孔子没立什么言，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只叙述别人的正确言论而不原创(述而不作)。
刘伯温很显然意识到这点，所以他说：“我原创几本书吧，算是个立言。”所谓立言，无非是提出点儿自己的主张不人云亦云罢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思想。当初，他在石门书院读书时，就苦思过军事战略问题，但自那之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战场上发挥才智，那就在纸上发挥吧。
于是，《百战奇略》出炉，在这本书中，作者把如何打赢一场战役的问题做了充分的发挥。从作战来看，世界上的交战双方没有实力优劣之分，只有谋略之好坏。仅以众寡来说，你人多，对方人少时，尽量要在开阔之地与对方决战。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军事统帅一定要有“进止”的本事。所谓“进止”，就是攻击时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时要有秩序。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进止”，前秦几十万人向后一退，刹不住了。春秋的晋文公与楚国精锐兵团打架，晋文公一直喊叫着“退避三舍”，楚国一直追击，但就是找不到机会发动决定性攻击，就是因为晋文公的兵团在后退时“井然有序”，简直就是步步为营。《百战奇略》里还说，你人少，对方人多的时候，你就该把对方引到场地不开阔的地方，让他的人数发挥不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主客场作战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同等实力下，主场作战未必就能赢。如果你是客场，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主人的腹地。因为主人在本地作战，家人都在身边，会经常挂念，只要深入内地，就能使他们对亲人的挂念放大一百倍，对方会不攻自破。
作者虽然列举了无数个打赢一场战役的技巧和奥秘，但最后却说，打赢一场战争的最大诀窍就是，不打。
任何纠纷和恩怨尽量不要到战场上来解决，非要到战场上来解决，也要尽量做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搞来搞去，又回到了儒家套路上来：打架是不好的!要以德服人!可如果对方不认识德为何物呢？那就只好打。
中国的军事著作大都有这个毛病：全部内容都是战争技巧，但在开篇肯定有个说明：打架不好，要以德服人。这个牌坊立得很大、很艺术，让人一看，仿佛中国人真的不喜欢打架一样。其实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打架，而且喜欢窝里打，翻开历史，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老百姓有句俏皮话，和平只能维持到明年。也就是说，牌坊立着，婊子继续当着，二者泾渭分明。
刘伯温生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也会犯这样的毛病。但这时他还年轻，难免不受传统熏染。
多年以后，他意识到，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手保存自己。为了保存自己，在消灭对手时应不择手段。这可能是冷血，但绝不是假惺惺。
当然，中国古代每个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就是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外一套。
刘伯温说，这很不好，做人嘛，短短几十年，干吗那么虚伪？说的一套和干的一套不能吻合，你的心一面要做事，一面又要小心别被人发现你真心要做的事，多累啊!
刘伯温一生中都坚持身心合一、表里如一。这是他在撰写《百战奇略》时的主导思想。
当他在专心致志写书时，他弟弟刘陛有情绪了。
刘陛拄着锄头站在窗外，盯着刘伯温说：“二哥，出来晒晒太阳。”
刘伯温头都不抬，说：“我没空。”
刘陛说：“您别没空，出来看看吧。你看那田间，有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再看那山间小路上拎着饭盆的妇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再看我，脸上是黑乎乎的油汗，手上是一寸厚的老茧。你再看看自己，细皮嫩肉，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老天为何如此不公平，让你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让我面朝黄土背朝天？”
刘伯温此时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扔了笔，走出门，和弟弟一起走进了田间。不过，他很快就辜负了自己和弟弟的期望。刘伯温从小就以读书为主要责任，身体状况很差，三十岁的人，五十岁的心脏。只弯了几下腰，他就对弟弟说：“我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啦。”
他弟弟摇头叹气，说：“还是写你的书去吧。”
刘伯温就重新回到书房，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冒出个想法，为何不能给他们编辑一本日常生活一本通呢？
心动就要行动，刘伯温很快就确定书名《多能鄙事》，这个书名灵感来源于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对学生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底层劳动人民，所以对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事都有了解(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分为十二卷，内容包括饮食、服饰、百药、种花草、放牧养殖多方面制作技能和占卜知识等，凡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全部囊括其中，总之，一一切合民生实用。
我们仅在此举几个例子。比如饮食，刘伯温注重的是养生，而且是物美价廉的养生。比如“鸡子线”：把鸡蛋开个孔，加点盐，用筷子搅匀，立即倒出，使之成线状，就白酒配着吃。养生健体大大的好!
还有一个小孩“百日关”的问题。刘伯温说，小孩生下来一百天内不要出门，因为此时小孩的阳气非常重，没有阴气，所以一些老妖怪特别喜欢吸收小孩的阳气。到了一百天后，小孩的阴气渐渐附体，老妖怪们对这样的小孩就没有兴趣了。
或许正是这种琐碎、荒诞不经的内容，使很多研究刘伯温的人都认为，《多能鄙事》并非是刘伯温的作品。但也有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认为，《多能鄙事》里面的内容的确琐碎庸俗，但人生在世，哪一件不是琐碎庸俗的？吃喝拉撒，就是庸俗。如刘伯温那样的圣人也必须要吃喝拉撒，他能编著《多能鄙事》这样的作品，更证明他的伟大，因为他能接地气。
接了三年地气后，刘伯温从现实中醒来，进入梦想。他唉声叹气，他老婆就说：“既然这里现实太重，何不出去走走，看看山川大河，陶冶一下已土得掉渣的情操？”
刘伯温说：“明天就上路。”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任何一本书，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别人的思想。即使可以从别人的思想中总结出自己的思想，但没有作者本身的经历，这种思想仍然是隔靴搔痒。有真思想的人，必须要有经历，不但要做宅男，更要做驴友。中国历史上超级驴友非明朝的徐霞客莫属，这哥们儿使用国家的“驿站”四处游玩，写下了《徐霞客游记》。司马迁能把《史记》写成别人望尘莫及的历史著作，不是因为他被阉割过，是因为他善于四处旅游，手拿纸笔，对景而写。
1344年，当刘伯温离开家乡北上时，北边有个十七岁的奇丑无比的少年正在埋葬他的父母和兄弟，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朱元璋。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跑到寺庙里脱下乞丐服，穿上了袈裟。
在那时，刘伯温根本不知道有朱元璋这样一个和尚，正如他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何处一样。他突然掉了头，向东进发，游览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到丹徒(在今江苏镇江)后，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索性就在丹徒定居了。这一定居就是三年，其间风花雪月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刘伯温的心里仍然是荆棘一片。
1346年，刘伯温突然有了去大都的想法，这一想法才萌生，第二天，他就北上了。北上之路，映入他眼帘的则是遍地的饥民和强盗，他不无感叹，从他中进士到现在不过十年时间，山河大地破碎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政府正在破罐子破摔，没有人对这些现状发出一句质问和解决方案，元朝的贵族们似乎已经做好了重新回到草原的准备。
刘伯温用各种文学体裁忧国愁思，他那孤独的神情配合上那沉郁的诗词歌赋，使人心都碎了。当他在那年年底从大都回南方时，他在心里发誓，从此不会再来北方，因为这个地方使他伤心、使他难过。
不过，在无业漂流了这么多年后，他最诚挚地希望政府起用他的心始终没有变，那团火越烧越旺，烧得他每天辗转难眠。
多年来，他觉得立言容易，他的诗歌散文已经传遍南中国，很多盗版商都在盗版他的著作。“立德”也并不难，只要怀抱天下，用仁义和悲悯武装自己，这就是德。只有立功最难，没有人给他搭建立功的舞台，他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但他还是想。诗歌《武陵深行》就是表态书：
武陵溪，一何深。水有射工射人影，陆有丹蛇长百寻，嗟哉武溪不可临。
溪之水，深且阔。鸟不敢飞，龙不敢越。海气连天日月昏，露着人肌肉裂。
呜呼!丈夫宁能沙场百战死，有骨莫葬武溪水。
武陵是东晋陶渊明隐居的地方，刘伯温的意思是，老子决不学那没有志气的陶渊明跑到武陵去隐居，老死在那里。
这封表态信仿佛被老天感知，第二年，当他在江浙最美丽的杭州游玩时，组织找上了他。
组织上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杭州举行第二次婚礼。他那位表妹老婆迟迟不能生育，因此他的老娘下了命令，刘伯温必须要重新再娶。
史书说，刘伯温的二任老婆和他是青梅竹马，姓陈。二人在杭州结婚后就回到了青田，在那里，争气的陈氏为刘伯温生下了儿子，叫刘琏。
刘琏出生前一天，刘伯温的弟弟在地里挖出个熟铜制作的头盔来，敲起来，里面发出闷葫芦的声音。刘伯温夜观天象，突然叫了一声：“双喜临门!”
儿子才出生，上面就有人给他送喜来了，说要他到杭州做官。
不用卜算，刘伯温就知道生儿子是一喜，但他不知道另外一喜是什么，是做官，还是他弟弟挖出来的那个熟铜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