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着，盼望着，冬天来了
刘伯温二十三岁那年到元大都进行科考。据他说，元大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商铺林立，人山人海，繁华盖世。当然，刘伯温是元朝人，肯定对元朝的首都有溢美之处。这就正如唐王朝的人说长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北宋的人说开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南宋的人也想说开封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但开封已成了敌人的城市，所以就说临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至于到底哪个城市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刘伯温后来说，大都里虽然有穷人，可都能找到临时工作，所以都能吃饱喝足，绝不像后世史学家信口开河说的那样，元王朝即使是大都也饿殍遍地。
刘伯温还说，大都唯一不好的就是气候，四月份的天气，仍然有使人不能抵抗的寒气。所以在中了进士，等待吏部的任命时，刘伯温每天都躲在驿馆里，呵着手读书。
那段时间，揭傒斯经常和一群大都城里的半吊子文人来找刘伯温，大家谈论诗词歌赋，谈论为政之术，谈得不亦乐乎。揭傒斯有一天拿着吏部的任命书兴奋地来找刘伯温，说：“你被任命为江西高安县长助理(县丞)啦!”
刘伯温大喜，虽然内心澎湃，但表情平静，只是一个劲儿地谢揭傒斯。揭傒斯说：“你这样的定力，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还是那句话，你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刘伯温的手因为激动而剧烈地颤抖，赶紧去握住揭傒斯的手，颤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上任？”
揭傒斯说：“哎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按程序，高安县丞的位子空出来，你才能去，不空出来，你就只好等着。”
刘伯温险些叫出声来。这就如同内急，跑到厕所前，别人给了纸，但不能马上进去。因为厕所里还有人，只有人家爽完了，才能轮到你。
揭傒斯见刘伯温怅然若失，急忙安慰道：“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那个位置总会空出来的。你倒不如趁着这段空闲时间，在大都积攒下人脉，将来到官场上，在中央没有点人脉，怎么可以啊？”
刘伯温说：“我有自知之明，在人际上，我是弱者。我不善和人交往，尤其是不善和我不喜欢的人交往。而且，我回老家有事要办。”
揭傒斯问：“什么事？”
刘伯温回答：“我要成亲了。”
刘伯温一生共有三位老婆，第一位是他的表妹富女士。当然这是父母之命，他的母亲认为刘家的子女就该和他们富家的子女成婚。而他的父亲也认为，刘家的男人就该和富家的女人结婚。刘家和富家的婚配已经持续了九代，刘伯温没有理由拒绝，按照来大都前的约定，他必须要在中进士后回老家迎娶自己的表妹富小姐。
婚礼的第二天，处州全境开始下起了毛毛雨，这雨一下，就是一年。刘伯温经常站在窗前，看着昏暗的天空发呆。据知情人透露说，刘伯温很爱他的妻子，他的妻子也特别爱他，每当刘伯温站在窗前时，他的妻子就会贴到他身边，两人一起看那昏暗的天空，刘伯温想要上班的心于是就越发强烈。
1333年的冬天，刘伯温从京城的朋友那里得到消息，高安县丞仍未空缺。也就是说，他必须还要等下去。
等待，是一种煎熬，尤其是等待渴望之物时，那是一种使人无法忍受的煎熬。等待的时候，感觉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时间，因为一切都凝固了，但时间却在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流走。
涵养极为深厚的刘伯温也无法忍受这种等待，每天早上睁开眼，射入脑海的就是那个高安县丞的官职。当他百无聊赖时，他的老婆就劝他：“我们还有正经的事没有做呢。”
刘伯温就问是什么事，富女士腼腆地一笑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
刘伯温“哦”了一声。结婚两年，富女士的肚子不见动静，刘伯温突然发现自己正身处情绪的烂泥塘里，如果再不抽身，可能就死在里面了。
他拿着一根棍子，走到院子里。一场大雨马上就要来了，但他没有注意到，而是专心致志地在地上画起八卦图来。
他先画了个小八卦，然后围着小八卦画大八卦，正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院子里全是八卦图，像个蜘蛛网，刘伯温现在就站在网的正中央，手里拎着棍子，有点失魂落魄的样子。
但刘伯温画八卦的心思和大都那个妓院旁边的书店老板画八卦截然不同，那位老板画八卦是为了解题，就像我们今天的理科生解方程式一样。而刘伯温画八卦是推算，想卜算一下，自己为什么没有孩子，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他站在院子里茫然无知时，大雨已来，雨点打在芭蕉叶上“啪”的一声，芭蕉叶马上弯了下去，雨点从芭蕉叶上滑落，芭蕉叶又猛地弹了起来。又是几滴大雨点打在刘伯温头上，然后是一群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得他直皱眉。他这才从八卦阵中醒悟过来，急忙跑进房里。坐到椅子上，沉思许久，他发现，自己和富女士此生没有儿女。
不过，他没有把这结果告诉老婆和老娘，因为老婆很希望有个孩子，而老娘更是希望赶紧抱孙子。刘伯温很爱他的老婆，爱一个人，就不能让她伤心，对自己的爱人，就要报喜不报忧。所以，他对老婆和老娘说：“根据卦象显示，我们很快就有孩子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是1335年的六月份。他盼望着，盼望着，冬天又来了，富女士的肚子仍然不见动静。不过，元大都宫廷里却有了动静，而且是个大动静。
妥懽帖睦尔终身最喜爱的权臣伯颜初期干政时，并不顺利。因为还有个左丞相腾吉斯，腾吉斯又有个弟弟塔剌海，这二人有个妹妹，就是妥懽帖睦尔的皇后答纳失里。兄弟三人对伯颜熏天的权势早就看不惯，塔剌海就和腾吉斯商量说：“干掉伯颜，咱们兄弟当伯颜。”答纳失里是个女流之辈，听到两位哥哥的计划后，掩耳而跑。塔剌海说：“妇道人家只可与其共富贵，不可与其共患难，还是咱哥俩干吧。”腾吉斯应道：“说干就干。”
于是，两人准备造反，但计划泄露，伯颜重兵剿杀。腾吉斯先被杀，塔剌海跑到皇后宫中，躲在皇后座下，伯颜搜了出来，当着皇后的面，砍了塔剌海的脑袋，兄弟的血溅了皇后一身。皇后面无人色，颤声向自己的男人求情，妥懽帖睦尔早就想换个皇后了，斥责她：“你兄弟谋逆，你也不是好东西，我不杀你，但肯定要废了你。”
这件事的影响虽然只局限于宫廷斗争，但传到刘伯温耳中时，他还是懊痛不已。庆幸的是，春节过后不久，大都就来了通知书：高安县丞那个茅坑腾出来了，刘伯温赶紧上任去。
刘伯温热泪盈眶，无法自已。在那一刻，他忘记了皇后被杀事件的阴霾，忘记了自己两年多来在老婆身上付出的辛苦没有得到回报的不快，忘记了已病入膏肓的元王朝。他把手放到通知书上，就像是虔诚的基督徒把手放到《圣经》上作证一样，说：“这是伟大的祖国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高安，难以高安
江西行省瑞州路高安县(今江西高安)在江西中部偏北，在元王朝时是个不起眼的地方。其实，终元一朝，蒙古人对江南的政治兴趣始终提不起来。忽必烈对南宋发动总攻前，曾计划灭掉南宋后，把江南的人统统杀光，然后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移植草种，把江南变成蒙古人的养马场。只是因为南宋灭亡后，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又因为江南地区的财富，忽必烈才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如此，江南地区仍只是蒙古人的物资供应处，政治地位上不了台面，这可能也是后来江南爆发大规模农民造反后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
或许有人会说，蒙古人真够奇思妙想的，居然想把江南开辟成养马场。关于奇思妙想，北宋时有个更神乎其神的。王安石变法时，千方百计要增加财政收入，有人就建议王安石，应该把山东梁山泊的水抽光，八百里肥沃的土地种上庄稼，亩产必能达到十万斤。王安石兴奋异常，还特意派人去梁山泊考察，发现果然如此。但他有个疑问，梁山泊的水抽干后，放到哪里？有个极有幽默精神的人说，简单啊，再挖个和梁山泊一样大小的湖泊，把水放那里。
无疑，这是给那种奇思妙想的人的一记闷棍。刘伯温虽然满腹八卦象术，可就没有这种放浪的想象力。
他从青田县出发，过括城，一直向西北，进入高安地界时，秋意浓浓。一路上，刘伯温的心情是极舒畅的，他在《放歌行》中把自己比喻成展翅翱翔的大鸟，又把自己比作西汉的张良和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说，这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而且是行政编制，他内心发誓就是把心掏出来，也要做好这份工作。然后“叱咤倒江河”，让“玄阴变白昼”。
白天，他仰头看天，“秋云旷无际”；晚上，他又仰头看天，“马首挂高月”；傍晚，他的脖子受不了了，所以就平视，“夕阳满洲红叶明”。想到从家乡出来的情景，更是喜上眉梢，说：“哇啦，‘西风吹客上马去’。”
不过，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放松的心态很不好。他是要去做官的，做官就要秉公执法，为民做主，所以必须要坚持原则。而原则来自哪里呢？有人说，来自通行的规则，人人都在遵守的；也有人说，来自圣人的教导。刘伯温说，其实原则来自吾心。一个人如果凭良心去做事，那就是遵守着做人的原则。也就是说，我的良心就是原则。
一个人如果能在官场上有良心，他未必能混得下去，但不会提心吊胆。向上看看天，向下看看地，都会骄傲地说，我没有对不起你们!
刘伯温正是这样的心思，所以在他制作的《官箴》里，他信念坚定地说：“弱不可凌，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不可随。”
我就做我有良知的自己，不害怕任何人，不欺负任何人，不取悦任何人。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让任何从我手中出去的事都有它应该具有的道理。
刘伯温骑在马上，看秋风吹起，听云彩飘动，昂首道：这就是我，一个读书人的自白。
当他昂首阔步踏入高安县衙时，有人撕碎了他的自白书。
前面我们谈到过一个令人遗憾的现实，元王朝的行政结构是，汉族人纵然是尧舜复生，如果仍然坚持自己是汉族人，那也只能屈居二把手的位置。问题还不在位置上，刘伯温当然知道自己这个县长助理头上有个非汉族人的县长，可他不知道，县长上头还有个达鲁花赤(地方最高监治长官)。这个官职由蒙古人和高贵的色目人担任，大权在握，但他是虚无缥缈的，平时见不到他，一旦县长或者是县长助理要作决定时，他就出现了。达鲁花赤，蒙文读音“荷包压口”，“荷包”就是这样来的。
官场中人的印象中，跳出来的“荷包”的确很像“荷包”，大多时候是个胖墩子，满脸横肉，仅凭肉眼，你看不出他的智商，但略用几句话就能测试出他和白痴非常接近。可是，他说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违背。稍有质疑，他就会对你动武，有的胖墩子已经行动迟缓，无法动武，就指着你的鼻子，警告你不要误判形势，言外之意是，他是这里的老大。
北宋初年，开国皇帝赵匡胤担心地方长官权力过大，所以总会派一个通判(行政长官的副手)去监督行政长官。这个通判名义上是二把手，实际上是一把手，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跟一把手较劲。所以，当时北宋官员到地方去做长官时，烧香拜佛，保佑自己遇到的通判能讲道理，有些胆大的会祝福：上任的地方没有通判。
现在，元王朝也有个通判似的达鲁花赤，和北宋的通判相同的是，他总给一把手找麻烦，和北宋的通判不同的是，他的行政级别和一把手一样高。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找麻烦不足以让一把手死去活来时，他会拿出行政级别来让一把手必须死去活来。
刘伯温在高安县衙里待了才一个月，就清醒地意识到，这个地方太操蛋了，应该办成的事永远都办不成，能办成的事就是达鲁花赤要办的事。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刘伯温受到了辩证法的困扰。辩证法认为，你越是以为什么，就越不是什么，你越是想办成事，就越是办不成。辩证法为什么发挥如此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有个白痴般的达鲁花赤。
多年以后，刘伯温用一个寓言对元朝的这一用人法则进行过嘲讽。
某一天，主人公得到了一匹马。伯乐的后人告诉他，这是匹千里马，赶紧送去政府，政府肯定给你好处。主人公屁颠屁颠地把马牵到政府，一位肥佬出来，观察了几个小时，最后确定说：“像是千里马，是吧？”主人公正等着拿赏赐，这些钱可以让他买个几平方米的房子。政府肥佬却说：“不过，这马的户口不在冀地(北方，意指蒙古人所在地)，所以，不能进入皇宫马圈。”主人公不但没有得到赏赐，那匹千里马还被扔到皇宫外的马圈，每天拉京城里的粪桶。
刘伯温回想往事，认为在高安的那段时间，自己就是一匹货真价实的拉粪桶的千里马。但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他当着县长大人的面感叹世事多艰、怀才难遇。县长大人也当着他的面抱怨起来，说自己其实也是怀才不遇。刘伯温看到脑满肠肥的县长都敢感叹怀才不遇，心里顿时就翻江倒海起来。
县长大人对他说：“混吧，人生在世，不能跟自己为难。你混，时间在流逝，但想通了就没有烦恼伴随。如果你不想混，光阴还是如箭，但有太多的烦恼。人有太多的烦恼，就会生病。”
刘伯温想起了自己的《官箴》，既然把它写出来了，不去实践，那对《官箴》太不公平了。他决定做几件事，证明给自己看。至于给别人看，这不是他的风格，而且，他也明白，别人根本没有闲情雅趣看他做事。
别人虽然没有兴趣看他做事，但却有心情让他做不成事。刘伯温每次都按照法律办事，所以当地的官贼勾结者警告他：“水太清了鱼都不来，人太苛刻了就没有好朋友，你想孤独到死吗？做事要给人留后路，薪水不必政府发，我们也可以给你。”
刘伯温冷笑，因为他是个从不惧怕威胁的人，人家越对他警告，他越是把别人的话当成屁。很快，高安衙门里有个铁面无私的刘伯温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其实，刘伯温初入官场，仅凭一腔热血做事，处处受到其他人的不待见，此时的他心智并未完全成熟，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
几年后，他回想在高安的岁月时悲痛地说：“世路如何？险恶实多。昨夜灯前相笑语，岂意今朝化为虎。”
他初到高安，虽然官职卑微，但毕竟是个小官。是官，自然就有人对他献媚，自然就有人拍他马屁。平时，大家坐在一起，张三哥、李四哥、王二麻子哥的互相恭维，刘伯温也认为这些人不错，但一提出要办几件老百姓赞赏的事或者是提高工作效率时，刘伯温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大堆乱麻似的借口、托词和障碍之中，最后他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一种十足天真的幻想。
对于别人的消极抵抗，刘伯温还算能忍受，毕竟这是一种抵抗，而不是对他的进攻。可有时候，刘伯温发现官场中的同僚都长了一张狗脸，说翻就翻。天长日久，刘伯温探析出这些人翻脸都发生在他要凭良知做事的时候。
刘伯温在他的《行路难》中对这种吊诡的人际关系的评价是：政治场和官场中的友谊是绝对靠不住的，因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所以难知心，不仅仅是因为心在体内，使人看不到，还因为它随时在变化。你不是看不到一个人的心，而是看不到心的变化。
西汉武帝时代的窦婴和田蚡都推崇儒术，并且受到窦太后的贬斥，两人可谓是患难之交，应该心心相印才对，两人开始时的确心心相印，田蚡就经常跑到窦婴家里蹭吃蹭喝，恨不得把心掏出来报答窦婴对他的照顾。可后来他掌了大权，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居然把窦婴活活害死了。
但此时的刘伯温有情绪是真，可仍然像个初生牛犊一样，在现实中不惧任何人。他向来是个孤傲到骨子里的人，做事仅凭自己的良知和良知指引下的信念。没有朋友就没有朋友，他不缺朋友，没有理解就没有理解，我心理解我就是了。圣人不是说，天地万物和我心是一体的吗？我心既然能理解我，那天地万物就能理解我，宇宙就能理解我，几个如尘埃的小人是否理解我，有什么关系？
这种对良心的坚守，使刘伯温获得了正直的美名，同时也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胖墩子达鲁花赤从来没有找过他的麻烦。这让刘伯温从乌云中看到阳光，他一厢情愿地认为，人间自有正气在，凭良心为民办事，就得了他们的心，得了他们的心，就得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天下。
其实，他涉世未深，根本不知道得民心者，不可能得天下。因为专制时代，是得“上”心者得高位。专制国家的官不是百姓选出来的，而是被当权者任命的，想要保住官位，不必和百姓套近乎，只要像小老婆一样伺候好长官就稳居其位了。
唐朝武则天的宠臣兼“小老婆”张昌宗有句名言：“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高高在上时，成千的人想推倒我，我就是不倒；失败失势时，上万的人想扶起我，我就是起不来。”这句话的本质就是说：当领导宠幸我的时候，就算天下百姓都骂我、正直的大臣冒死检举我，啥用都没有，我就是不倒；而当领导讨厌我了，就算天下百姓都表扬我、正直的大臣都冒死推举我，啥用都没有，我还是做不了大官。
刘伯温的直属领导、高安县县长老爷看着孤傲的刘伯温，说：“你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样，但你看我现在，还不是混吃等死。儒家总教我们要在官场中修行，官场越是乌烟瘴气，就越认为是修行的最好场所。这就如同去泥塘里洗脚、酱缸里洗菜，岂不是越洗越糟糕？”
刘伯温说：“理学的精神领袖周敦颐说过，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只要一身正气，就是进了魔鬼窟，也仍然是正人。”
县长大人说：“哎哟，人怎么能和莲花比？人就是人，身处社会中，你必须要和别人交往，你现在把人都得罪光啦!”
刘伯温说：“没有啊，我也是个有朋友的人!”
县长大人冷哼，说：“你那些朋友对你的前途没有任何帮助。”
高安县县长大人说的好像没有错，刘伯温在高安时结交的几个好友都是一身正气的文人。其中有个叫李爟的是个画家，但他的画作似乎是意识流，没有人能看懂。至于黄伯善两兄弟，诗歌写得漂亮，曲作得也特别好，可对刘伯温身在官场，却总报以“鄙夷”的眼光。几个人在一起，唯一能谈的就是辞章之学。刘伯温有一次喝了点酒，感叹说：“‘满怀荆棘无人扫’啊!”李画家对刘伯温翻着白眼说：“俗事，这都是俗事。来，喝酒!”
其实，刘伯温面对的是无以复加的官场腐败，一个真有责任感的爷们儿就该勇敢向前，而不是做缩头乌龟。做缩头乌龟其实也不要紧，但不能洋洋得意于缩头策略。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孔子那样的，在良知的指引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另一种是庄子那样的人，我逃避，我拼命地逃避，然后我把逃避美化成一种人类的高级情操。
刘伯温当然属于孔子那样的人，不过，孔老夫子很惨，有时候连基本温饱都解决不了，当时有一些如李爟那样的所谓隐士就嘲笑孔子是丧家狗。可刘伯温和孔子有个不同之处，刘伯温不靠游说，只靠做实事。孔子是玩嘴巴，刘伯温是玩行动。
他的行动也的确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高安做县长助理的第三年，隔壁的新昌州出了件命案。凶手是蒙古人，案发后，凶手用大量金钱贿赂初审官，初审官本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古老中国式处世原则，就判为误杀，案子草草了结。
——我们在这个案子上就可以发现，元王朝的民族歧视政策，并没有坚持到底。至少到了刘伯温在高安做官时，可能已经瓦解。不然，初审官不会判那个蒙古人是误杀，他完全可以判是故意杀人，不过赔对方一头毛驴的钱。
原告也不是吃素的，他本来是当地的豪族，于是整合各种资源，终于上诉到了上一级政府瑞州路。知府是个官场油条，看到原告和被告都是沾惹不起的人，就想拎出个愣头青充当敢死队，有人马上不怀好意地想到了高安的刘伯温。
刘伯温听到天降大任于身，兴奋异常，在他看来，这俨然是被重视的象征。于是，他风尘仆仆赶到瑞州路，雷厉风行，不出几天就澄清了案情真相，凶手按照法律必须要偿命。初审官只好抱着那笔受贿银回老家养老去了。初审官走时，召集了被告家属和许多蒙古朋友，把刘伯温攻击得体无完肤，并且提醒这些人，刘伯温这人就是个瘟神，在这地方一日，你们就不能有自由，好自为之。
蒙古人一听，就要从腰里抽出蒙古刀。元王朝时代的蒙古刀和现在的蒙古刀大有不同，那玩意如月牙形，长一尺，插进人的肚子里，向上一挑，再抽出来，大肠冒着热气就挂在上面了。肠子在肚外还保温，但人却不死，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大肠热气消散，才死掉。蒙古人的骑兵所以所向披靡，他们的那种弯刀起了很大作用。在和敌人互相冲杀时，他们的弯刀只需下沉三分，刀尖就能碰到对方的马肚子，然后一挑，马肚子就开了，马的五脏六腑全落入尘埃，自然，对手只能从马上摔下来。
蒙古人要把刘伯温开膛破肚的事，刘伯温那位顶头上司最先得到了消息。他并不是个正义的人，只是良知还未泯，所以他把一封推荐信交给刘伯温，要他到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南昌县去。因为在那里有个他的朋友，对刘伯温早有耳闻。
刘伯温面不改色地问：“如果不走呢？”
县长大人用手掌在肚子上横切了一下，说：“剖腹的干活。”
刘伯温说：“我不信。”
县长大人说：“我不管你信不信，总之，我是按良心做事。而且，这是命令，赶紧给我滚出高安!”
刘伯温感叹了一句：“高安，难以高安啊!”感叹完这句话，他骨子里的傲气突然喷涌上来，又愤恨地感叹一句，“贤士无路可走啊!”
关于这句感叹，刘伯温当时只是意气用事，并无例子证明。多年以后，他在其著作《郁离子》中填补了这句感叹的空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三个商人在集市上贩卖药材。商人a专卖好药，根据进价定价，不贱卖，但也不漫天要价；商人b既收上等药也收下等药，有人要买上等药，他就给上等药，有人买下等药，他就给下等药；商人c从不收上等药，只管多收下等药，而且价格便宜，顾客要求添点他就添点，从不计较，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一年多的时间，商人c就成了大富翁，商人b在第二年也富了起来。只有那个商人a生意差得出奇，青天白日的，他药铺门口像墓道一样安静，结果很快破产了。
刘伯温在这个故事最后感叹说：“现在做官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时期楚国边境上有三个县的长官，其中一个很廉洁，但不能博得上司的欢心，离任的时候穷得连头毛驴都雇不起；另一位，常瞅准机会，能捞的时候就捞一点，人们非但不指责他，反而称赞他能干；第三位无所不贪，用聚敛的钱财巴结上司，对待部属像亲儿子般的关怀，对待富家大户像对待宾客一样的热情，不到三年，就升大官啦，百姓还认为他非常好，这真是太阳底下最怪的事了!”
其实，刘伯温感叹的无非是贤人，也就是他自己不得志，恶人拔头筹。
这种感慨，其实也有故意呻吟的成分。总览历史，许多英雄人物在未飞黄腾达、深处底层的时候，都有过这样的感慨。注意一点，中国古人喜欢写诗，而且特别喜欢用夸张修辞，所以我们总能看到一群怨妇般的人，站在高冈上，看着万里长的绵绵青山和河水的九曲十八弯，对自己的失败发出哀叹。
刘伯温在二十多岁时会发出这样的哀叹，也在情理之中。但他发出的哀叹并未在高安终结，还有高安续——南昌。
感慨南昌
如果按他“高安难安”的思路，那么南昌对他而言，就是难(南)以“昌”。他到南昌政府后的职务是掾史(省长秘书)，行政级别上有所提高，但权力却不如高安县丞。县丞还能独立办案，掾史只能写写报告。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的印象不错，不过遗憾的是，体制原因决定他不能对刘伯温委以重任。这一体制就是蒙古人对汉人的歧视，汉人在官场，永远是老二，永远是被猜忌和排挤的对象。
江西行省长官对刘伯温说：“你侥幸不被我们蒙古人开膛，应该心存感恩，在这里好好干吧。”刘伯温就皱起了眉头，但还是点了点头。那位长官看他点头并不是很痛快，就又鼓励他说：“好好干吧，你是进士出身，不出人头地，那是没有天理的。”
刘伯温一听到这话，马上就起了奋起之心。但他的长官突然又问了句：“你说进士这玩意有用吗？我们大元废除了那么久，也没见天塌地陷啊!”
刘伯温对这位省级大员的愚昧吃惊不小，他很想用科举的历史来证明长官的愚昧，但随即一想，长官说的也没错。大元王朝没有科举，的确存活了很多年。现在天下有点乱，可不是没有科举惹的祸，而是有些自以为是的人自扰之。
刘伯温如果站在中国专制王朝的末期，就会发现，元王朝对知识分子的不重视，也有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元王朝终其一生没有文字狱，没有文字狱，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就是天堂了。
但在那时候，刘伯温看不到，他也不会因为这点和自己无关的事而沐浴焚香摆灵棋。因为他没有分身术，进入江西不久，刘伯温就正式投入繁重的工作中。他的工作不仅是案牍，还要和官场圈子打交道。
圈子对于官场人而言就是氧气，看着是没有，但一离开它，非死不可。刘伯温虽然懂奇门遁甲、五行八卦，但这些神奇的技术不能自行制造氧气，所以，他必须要跟官场圈子打交道。
然而，他在这方面是个废物。在烂污的政治环境下，官场更是乌烟瘴气，在这里，高级情操是忌讳，气节、道德、名誉都被摈弃在外。刘伯温身上恰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警告他，对它们不要视而不见，这就让刘伯温很痛苦。
明朝有位叫洪应明的隐士说：“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所以呢，君子不近恶事，也不立善名，只要和气浑然，才是居身之宝。”
洪隐士又说：“处世不必与俗同，也不要与俗异；做事不必令人喜，也不可令人憎。”
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有太多洪应明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所谓人生导师了。洪应明早期做官，因为受不了当时的官场文化，所以辞职在家，专心著书，于是有了本《菜根谭》。《菜根谭》里全是人生处世哲理，不过注意一点，这些处世为人方面的哲理，是洪应明从之前的宦途失败中总结出的，总结出来后，就再也没有在官场中实践过。
《菜根谭》乍一看上去，处处机锋，处处使人眼前大亮，可真有人在官场或者在名利场中实践过它吗，实践得又如何呢？
人生经验是最靠不住的，古人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看到一两句哲理就成事的，世界上没有这种人。
当然，不是说洪应明的《菜根谭》不好，只是他在说那些哲理的时候，是置身事外的。置身事外，当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中国历史上那些道教气质浓厚的人，说着些超然度外的话，却不肯把这些话拿到实践中去，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
再来看《菜根谭》这类中国式处世的内容，全是龟缩律令。它让人遇事不要抱怨社会，要反躬自省，要人以德报怨，以保全肉身为第一要务。
中国道家这种“退让”思想正是两千年君主独裁制的温床，因为“退让”就意味着不争，苟且偷安。独裁者最喜欢的就是人民不争，没有争斗，他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